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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写农民的历史，为农民写历史
夏芗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几个同志，在山西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大队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历史科学为农民群众服务的问题有一点体会。现在把它写出来，请大家指正。
农民迫切需要文化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旧社会里，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但是他们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没有学习文化的权利。解放以后，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也就迫切地要求成为文化的主人。新一代的农村知识青年正在成长起来。十多年来，我们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李家庄只有一个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没有文化室、俱乐部和医疗站。全村的报纸、书籍也不多。近年来加强了农村电影的放映工作，但农民们看到电影的次数仍然极少。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的劲头很大。我们又和农民一起建立了文化室，举办了讲习所、故事会，农民群众非常欢迎。
农民如饥如渴地要求学习政治、学习文化。五亿农民群众意气风发，信心百倍，为彻底铲除历史上遗留的文化落后状况而斗争。在这样的形势和要求面前，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能不能为农村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贡献一分力量？历史科学要不要下乡以及怎样下乡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呢？
农民喜爱学历史
要回答历史科学要不要下乡的问题，可以先看看农民中有多少历史知识以及流行着什么样的历史观点？他们是否需要和喜爱历史科学？历史知识在他们的生活中能够起什么作用？
农村中流传着许多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许多生产队里大多有一些能写、能算、能说的“秀才”，他们往往就是农村的故事员。讲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其中有很大部分讲的是历史故事。
农民们讲的乡土现代革命历史，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和很高的价值。李家庄及其邻村有几位刘胡兰式的和狼牙山壮士式的英雄人物，他们光辉壮烈、可歌可泣的事迹，感人至深，值得历史科学工作者为之立传作赞。但是超过乡土的和现代的范围的历史，农民们就只有些片断的、模糊的、不确切的印象了。除少数农村“秀才”以外，大多数农民的历史知识是很缺乏的。
农民群众缺乏科学的历史知识。在农村中流行的故事和传说，大多掺杂着虚构的成分。有的还比较健康，能够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有的则显然是出自剥削阶级的捏造，包含着严重的毒素。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剥夺了农民群众正确地了解自己历史的权利。农村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要求澄清剥削阶级对历史的歪曲，使农民的历史知识建立在更真实可信的基础上。
农民群众对祖国历史具有深挚的感情，他们爱听历史故事，爱读历史书。但是，他们苦于缺乏指导，缺乏书籍。
为了加强阶级教育，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我们一共举办过十四次故事会，大部分是讲近、现代革命斗争的故事。农民们非常欢迎。每逢故事会的日子，屋子里挤满了人，来迟了的挤不进去，就站在窗外听。群众反映：听革命历史故事，“既受教育，又听着红火（生动热闹的意思）”。
我们还买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借给农民读，征求他们的意见。不料有一个青年借了一本《鸦片战争》（工农通俗文库），当天就读完了。他称赞这本书，一连几天向我们借书读。
看到这些现象，我们既兴奋，又惭愧。我们过去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做得太少了，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要求，甚至以为农民不喜欢学历史，不能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这些错误想法必须彻底纠正。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入到农村中去，把农民口头流传的阶级斗争史集中起来，加以提高，作为阶级教育的教材；同时，也把科学的历史知识送到农村，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自己历史的真面目。
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
现在，各地农村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这是提高农民政治思想水平，促进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最根本最主要的途径。围绕着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文化教育方面的各行各业应当紧紧跟上，满足农民群众广泛的、多方面的需要。在这场农村文化革命中，历史科学作为一个方面军，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历史科学通过事实的陈述来达到规律性的认识，这个特点和农民的认识方法很相近。因此，历史故事和传说曾经是农民智慧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从中学到了待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农民自己在说明一个道理的时候，也往往更多地借助于摆事实的办法，很少作长篇的议论分析。在一次会议上，我们听一个贫农（文盲）讲了一个中山狼的历史寓言，来说明对于假装老实的反革命分子要保持警惕。他讲得虽然不很确切，却很生动。这个发言紧紧扣住了听众的心弦，有很大的说服力。
历史知识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是相当强大的。读历史书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在陶冶自己的品质。革命的历史故事给人以鼓舞和推动，而反动、淫秽、不健康的历史故事则给人以消极恶劣的影响。革命和反动、正确和错误，两种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都在农村中流行，这是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党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如果不去占领农村的阵地，那末，包含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毒素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就仍然要谬种流传，继续腐蚀着农民群众的思想。事实上，农村中确有一小撮反动分子，还在那里嘘其余焰，妄想按照他们的需要和方式来培养他们的接班人。农村青年爱听故事，他们就投其所好，大讲神仙鬼怪、孝子忠臣；农村青年爱读书，他们就拿出荒唐淫秽的旧小说给青年们读。这种现象岂不就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吗？
历史科学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是党在文化战线上向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是生气蓬勃的革命战士，应当写出适合于农民需要的科学的历史，特别是“四史”和近、现代革命史，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历史观点，批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在农村文化革命中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为谁写和写什么
历史科学，也如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只有适应时代的需要，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两个方面的工作都是重要的：既要有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也不可忽略了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解放以来，历史学界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从广大农村的需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李家庄住了半年多，连一本通俗历史读物也没有看见。周围几个村庄，情况也是一样。据我们在县城和几个市镇上进行的了解，历史书籍一般也很少。这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极端重视的问题。
怎样才能写出适合农村需要的历史作品，关键在于历史科学工作者自身的思想革命化。我们必须听毛主席的话，深入农村去蹲点，和贫下中农交知心朋友，学习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农民息息相关。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立场鲜明、思想性强、通俗生动，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欢迎。
为农民写历史，首先应当写农民自己的斗争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是几千年来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历史科学当然要反映和讴歌农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历史学界的确也很重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但是农民战争的史料较少，而且几乎全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充满诬蔑歪曲的记载，如果只是局限在这样的史料堆里，就很难探究到历代农民战争的真相。要深入理解农民战争的历史，很重要的一条是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现状和过去，了解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流不尽的血泪、诉不完的苦难、扑不灭的仇恨，这一切，正是一次又一次地开动了历代农民战争的发条。要抓住这根历史的发条，就只有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命运、共呼吸，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此外别无捷径。
就在李家庄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我们听到了许多极富于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传说。几百年前，有两户农民怎样迁移到这里，他们的汗水滋润了这片土地，辛勤地抚育起附近的山村。清朝初年，爱国志士傅山的朋友张黄楚怎样在这里组织起义，又怎样被清兵击破。若干年前，某村的大恶霸向李家庄勒索银米不遂，怎样一把火把全村化为灰烬。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活在农民记忆里的革命事件和英雄人物更加丰富具体，神采奕奕。农民群众没有读过历史学家的论文，他们从自身最切近的斗争历史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前进的力量，而历史学家却对群众的斗争史知之不深，类似这些可歌可泣的生动史实还没有在史册中得到更多的反映。
目前，各地正在展开群众性的编写“四史”的运动，这是人民群众伟大的自我教育运动，同时也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宽广的新天地。历史科学工作者应该积极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去，认真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心全意地帮助群众续起红色的家谱，让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广泛传布，成为鼓舞全体人民的巨大力量。
当然，写“四史”，写群众近、现代斗争史，并不排斥我们为农民创作其他历史作品。我国人民以自己悠久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而自豪。历史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只要我们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引导农民向前看，那末，古代的和世界的人民革命的历史，也能够成为推进农村文化革命的巨大力量。
历史科学怎样下乡
历史科学工作者有了为农民服务的决心，还需要解决怎样服务的问题。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三七页）这个宣传的对象决定了我们所应采取的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因此对于宣传对象必须下一番调查、研究、分析的工夫。归根到底，仍然是个下乡蹲点的问题。只有下乡蹲点，才有可能熟悉和了解农民，写出内容好、形式好的通俗历史读物。
我们在李家庄分发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表示很欢迎。但是，他们也提出了很多意见。
第一，情节不够生动。不少农民反映通俗历史读物“不红火”，有些书里“没有人”（指史话一类），有些事“写得太简单”，“读着没意思”。这就是说，他们希望的历史读物，人物要有性格，故事要有情节。历史科学不是文艺作品，当然不允许随意虚构，但却应当尽量写得象文艺作品一样生动可读。它不但要说服人，而且要感动人。历史本来是无限生动的，但到我们手里往往把它弄得干巴巴的，这是我们的过错。
第二，语言文字不够群众化。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难字难句、名词术语、人名地名太多，文章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农民不容易懂；另一个问题是有些书带有“学生腔”，表达的方式和农民不一样，他们看不惯。毛主席再三要我们学习人民的语汇。我们听了农民讲的一些故事，他们的语言确是生动、简洁、富有风趣。我们应当认真地向农民学话，这样才能把一件事、把一个思想说到农民的心坎上。
第三，选题缺乏针对性。有些农民反映通俗历史读物里写的人物、事件，他们大多不知道，而他们熟悉的人物事件，书里又没有。譬如，这里距北宋名将杨业的故乡很近，他们自然而然地很关心杨家将。农民希望复习和验证自己已有的历史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知识的领域。如果整本书全是陌生人、陌生事，农民是要摇头的。
此外，还可以采用连环画、故事会、幻灯、科教影片等手段，创造一些普及历史知识的新途径。
历史科学怎样下乡？办法是从实践中来的。如果我们真正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诚恳地向农民学习，诚恳地为农民做事，那末，我们就一定能够积累起普及历史知识的好经验和好办法。
（全文将由《历史研究》今年第五期发表，本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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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汉冶萍工人运动
武汉大学经济系企业史编写组
各厂矿工会组织的成立
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地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近代化工业企业，它的三万多工人所蕴藏的革命潜力，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地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钢铁投机市场的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对汉冶萍的加紧榨取，以及企业本身经营管理的日益腐朽，汉冶萍公司正处于没落的境地。它力图把亏损重担转嫁给工人，因此，工人所受的剥削越来越重。同时，汉冶萍公司还对工人加紧政治压迫。各矿厂都订有许多章程、规则之类的禁令。例如工人须听从工头和管理人员的指挥，若有违抗，轻则扣减工资，重则开除；凡有所谓“不法行为”者，立即开除，或送官惩办，永不录用；管理人员及巡警有随时搜查工人之权；甚至规定工人“非奉差遣，不准自由出外”，等等。
对于这些剥削和压迫，工人们也曾起来反抗。但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汉冶萍公司的工人运动才进入一个迅速开展的崭新阶段。
党成立后即特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这一机关先同株萍铁路安源路局火车房的几个工人取得联系，把各种书报和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随时传到萍乡煤矿的所在地安源，使安源工人开始燃起要求自身解放的火焰。一九二一年秋，党的领导同志来到安源，深入矿井和工人住所，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深得工人欢迎。不久即开办平民小学，次年春又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对工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并利用《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进行宣传，鼓舞工人们的斗争意志。除教课外，他们还经常到各处和工人们联系。工人们接触到真理，很快地觉悟起来。于是，党在安源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团员，吸收一些优秀分子入党，在学校建立了党和团的组织。同年五月一日，由萍矿工人和安源株萍路局工人联合组织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成员达三百余人。俱乐部的成立，标志着备受压迫的路矿工人有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也标志着党有了一所对近代产业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训练工人开展阶级斗争活动、并培养工人运动干部的学校。此后，这个组织成为党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向敌人进行斗争的公开司令部。
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和湖北省其他各厂矿铁路工人组织相继成立等消息的鼓舞下，汉冶萍公司所属汉阳钢铁厂的工人也发起组织工人俱乐部，并决定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举行成立大会。不料反动军队突然于十五日夜间进厂抄查，按俱乐部名册搜捕工人。汉厂当局同时开除担任俱乐部职员的工人七十余人，企图送交军警加以迫害。于是，工人从二十二日起正式罢工，向汉厂提出恢复俱乐部、惩办祸首、恢复被开除工人原职、改善工人待遇等条件。当时，公司想以长期停工威胁工人。但工人们极为齐心，不为所动。武汉各工人团体成立“武汉工团临时联合委员会”作为援助汉厂工人罢工的总机关。在阶级兄弟的支援下，汉厂工人更加坚决，誓言“如不达到目的，誓死不愿入厂作工”，终于迫使厂方接受了成立俱乐部、增加炼铁炉长工工资的条件。不久，这一俱乐部改名为汉阳钢铁厂工会。
汉厂工人为保卫自己的组织而展开英勇斗争的胜利，是汉冶萍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的首战告捷。它显示了工人阶级伟大的团结力量。这次斗争鼓舞了公司其他单位的工人，加强了他们要求组织起来、谋求自身解放的决心，从而为不久以后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同年，党在大冶铁矿工人中也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工矿特别支部。在党的领导下，大冶铁矿所属下陆机厂和大冶铁厂先后成立工人俱乐部，并提议组织总工会。这一提议得到汉冶萍其他单位工人们的赞同。于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铁厂工人俱乐部、大冶铁矿下陆工人俱乐部等五大团体派代表到汉阳，筹备成立汉冶萍总工会。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汉冶萍总工会正式成立。
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使公司三万余工人从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分散的斗争活动，汇成了一股统一的、自觉地进行斗争的阶级力量，从而对全国工人运动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
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间，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罢工高潮。汉冶萍工人也加入了英勇的斗争行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的安源大罢工。
由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经常以实际行动表明其担负着维护工人利益、减除工人所受压迫的任务，俱乐部的威信日益提高，申请加入的每天达几十人之多。与此同时，俱乐部与路矿当局的关系则日见紧张。因此一九二二年九月，路矿当局一面嗾使萍乡县署下令封闭俱乐部，一面恫吓俱乐部负责干部，企图迫使他们出走。但是，干部们表示誓死不离开安源。九日，恰逢粤汉路工人全线大罢工，俱乐部趁机反击，提出三项条件，限二日内答复：一、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二、路矿两局每月津贴俱乐部二百元；三、从前积欠的工资限七日内发清。路矿当局被迫承认一、二两项，而对第三项则拒不接受。工人们大为不满。适值九月十日北洋军阀部队枪杀粤汉路岳州站罢工工人的消息传来，安源工人更加激愤。党看到工人群众觉悟迅速提高，斗争决心很大，遂决定领导工人举行罢工斗争。
九月十三日午夜，俱乐部发出罢工命令。当夜开往株洲的第一列火车停驶。三时，东平巷的电线被切断，运煤电车停驶。这时，窿内工人如潮水般涌出窿外，大呼“罢工”。窿外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也于十四日上午一致罢工。罢工爆发后，路矿当局极为恐慌，一面请商会出面调停，企图诱骗工人先复工，再商谈条件；一面暗中设法破坏罢工，以每人每天两元的代价请来数百名军队，成立戒严司令部，并从十五日起，宣布全矿区戒严。但是，这些手段在组织严密、斗志昂扬的罢工工人面前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路矿当局无计可施，被迫接受条件，于十八日正式同工人代表签订条约。
这次大罢工，共计五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获得全部胜利。工人不仅获得不少经济利益，而且在政治、社会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首先鼓舞了附近汉冶萍公司所属的永和煤矿。该矿工人曾几次要求增加工资，均遭拒绝。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工人终于举行了罢工。罢工历时四日。在工人的坚强斗争下，矿方只得与工人签订了十条协定，内容主要是保障工人政治权利、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
汉阳铁厂自一九二二年七月间罢工胜利后，厂方对工人的剥削仍极严重。因此，工人于当年十月二十三日向厂方提出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等六项条件。厂方置之不理，工人遂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又举行罢工。汉厂当局害怕炼铁炉久停，铁水冷结炉底，损失更大，不得不同意了部分要求。大冶铁矿下陆机厂、大冶铁厂、株洲转运处工人，在一九二三年一月间，也相继展开罢工斗争。
这一时期，汉冶萍工人每次罢工斗争都获得胜利。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全国处在工人运动的高潮中，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通过工会或工人俱乐部的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共同谋求自己的解放。在这样有组织的强大力量面前，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不得不屈服。同时，罢工斗争又进一步教育了工人，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丰富了工人的斗争经验，培养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干部，发展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党、团、工会组织，为以后更进一步的斗争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镇压和屠杀中继续前进
“二七”惨案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对中国工人运动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当时，湖北省所有的工会都被封闭。汉冶萍公司乘势大肆解雇工人。例如一九二三年三月间，汉厂曾两次武力解雇工人近一千一百名，还将月工制改为包工制，利用封建工头箝制工人活动，以图削弱工人力量，防止罢工。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以后，汉冶萍公司的营业状况日益不振。于是，公司当局尽量将经济困难的重担转嫁给工人，企图牺牲工人的利益来保全各矿厂。因此，各厂矿一面缩减生产，解雇工人，置失业者于不顾；一面又长期拖欠工资，使未失业者也陷入极度困苦的境地。
那年十一、十二月间，汉厂三号炼铁炉和冶厂二号炼铁炉先后停闭，使直接、间接依靠炼铁炉为生的数千工人陷于失业。同时，公司各厂矿拖欠工资的情况也极为严重，致使工人不得不借债度日。借债的利息一般是每月一元预扣七分至一角。因此，工人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被高利贷者所攫取。到了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萍矿非但继续拖欠工资，而且由于公司所发的矿票贬值和米价上涨的情况更趋严重，工人所受损失就更大了。
除了这些经济上的剥削外，当时公司的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还正在与地方军阀阴谋勾结，准备向萍矿工人组织进行一次残酷的破坏和屠杀。
当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工人的齐心奋斗，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汉冶各矿厂工会被封闭的情况下巍然独存，继续斗争。萍矿工人在自己的俱乐部领导下，不但没有失去已得的利益，而且还获得了新的胜利。例如上年罢工后未能增加工资的、每日工资在一元以上的工人，其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五；矿局每月津贴俱乐部经费增至一千元；矿局增补工人须尽先由俱乐部介绍；工人补习学校有进一步的发展；工人自己捐款兴建的俱乐部大厦完工；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的劳动节都在安源举行了两万多人的示威游行；在一九二四年萍矿营业不振时期，俱乐部还成立了生产整理委员会负责维持萍矿生产，以击破矿局停工闭矿、瓦解工运的阴谋，等等。这些胜利不但鼓舞了安源的工人，而且也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工人斗争。
因此，汉冶萍公司的官僚买办资本家对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恨之入骨，他们在勾结军阀破坏汉阳和大冶两处的厂矿工人组织后，便日夜伺机向萍矿的工人俱乐部进攻。到了一九二五年八、九月间，在日本帝国主义嗾使下，路矿的官僚买办资本家勾结湘、赣两地军阀，共同密谋，玩弄阴险的两面手法。一面声称将由公司总经理携款赴矿，发清欠饷，以麻痹工人和俱乐部干部；一面却突然于九月二十日清晨，出动大批军警，封闭了工人俱乐部，逮捕了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和其他工作人员、工人代表、工人夜校教员等十余人，抢劫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包围了工人餐宿处。
事件发生后，工人们个个义愤填胸。住在餐宿处的四五千工人不顾敌人层层包围，奋勇冲出，前去保卫俱乐部。反动军警对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当场打死三人，打伤三十余人。工人们忍无可忍，纷纷拿起岩尖、斧头、铁棒抵抗。并将当晚未出窿的二十几个监工和工头囚禁在窿中，作为抵押，要求释放黄静源，从而在窿下与窿口同反动军队展开了搏斗。敌人在窿口架起机枪扫射，又打死工人三人，伤数十人。
路矿当局在封闭俱乐部、血腥屠杀工人以后，为了防止工人运动再起，下令除电机、锅炉、抽风、打水等处外，其余一律停工。开除工人五六千人，由军队押上火车，强迫离开安源。事后，并派出矿警大举清查户口。又成立考验工役所，规定以后雇佣工人必须先经此所“考验”，具备铺保、互保各项手续，才准录用。同时，更勾结萍乡军队，加派兵士驻矿，借以镇压工人。
面对着敌人的突然袭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党的领导下迅速转入地下活动。同时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向全国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血腥暴行。接着，汉冶萍总工会也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并发表告全国工友书，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桩屠杀工人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和其他许多人民团体，都纷纷发电声援萍矿工人，要求启封俱乐部，释放代表，并抚死惩凶。各大城市的进步报刊，也将敌人的阴谋罪行公诸于世，同声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买办资本家的野蛮残暴。
敌人的残暴手段并没有使萍矿工人屈服。黄静源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牺牲，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工人们不顾生命危险，抢出黄静源遗体，运往长沙安葬，沿途受到各地工人的哀悼致敬。安葬时曾由长沙各界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会后并举行了示威游行。在安源，工人们也冲破敌人的森严戒备，在黄静源烈士就义的地点，举行了千余人的追悼大会。
安源党组织，在俱乐部被破坏后，先后派了两千多名优秀工人到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学习。被开除的工人有的参加了革命军，有的在各地领导农民运动。留在安源的工人，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革命的种子，广泛地散播在湘赣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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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山东大学讨论历史科学面向农村问题
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最近对历史科学面向农村问题，就下列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要不要面向农村？
大家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有五亿农民参加的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显示了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巨大威力，创造了许多推动社会发展的经验，也提出了不少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切文化科学工作者应该去学习、去研究的最好的新课题，历史科学工作者当然不能例外。譬如，实现农业合作化，就是一个既有阶级斗争、又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过程。历史工作者应该和农民一道，去总结这些经验，去检验自己所学习的理论。
大家谈到，目前老一代农民的历史知识中，掺杂有封建的教义、宗教的毒素，亦即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思想阵地，需要有正确的历史知识去占领。同时，新的一代农民也迫切地需要科学的历史知识，以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从历史科学本身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它的生命力，就要看能否很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前几年，大家曾联系实际做了一些工作，编写了一些公社史、厂矿史、铁路史，眼界开阔了，道路也宽广了。后来由于没有认真地坚持这个方向，他们重又回到书本、古人的老路上去，虽也辛辛苦苦，却冷冷清清，天地也越来越小了。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历史科学本身，还是对历史科学工作者，面向农村、面向实际，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能不能面向农村？
许多同志指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有一部分师生认为学历史没有用处。在他们看来，目前农村工作需要的是党的方针、政策，农民需要的是医疗队、农业机械、优良品种和化肥农药等，而我们这一行在农村里则挨不上号。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是对农村工作和农民需要作了狭隘的理解。这种看法的产生，正说明目前我们的历史科学，有很大一部分还幽禁在书斋里和课堂上，还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事实上，不是历史科学本身对农村没有用处，而是我们目前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还很少对农村有用。只要我们走出书斋，联系实际，历史科学是完全能够为农民服务的。
讨论中也有人提出“间接服务”的看法。他们认为，过去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虽然心里没有五亿农民，但所教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学生毕业后要下基层工作，因此，只要我们正确说明了历史，把知识传授给他们，他们再普及到农民，这就间接地做到了为农民服务。这种看法在讨论中遭到反对。多数同志认为，固然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对为农村服务也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但无论是直接也好，间接也好，都必须具有一种自觉性，心里要有五亿农民。否则，纵使身在农民之中，也可以心存象牙之塔，更何况是远离农村的“间接服务”。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我们直接为农民服务得多了，而是服务不足或根本没有去服务。
与此相关的普及与提高问题，也在讨论中进行了争辩。多数同志认为，普及与提高并不冲突。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做好面向农村的工作，即认识不认识为农村服务的必要性，着手不着手改变自己的主要服务方向，下不下决心使自己的工作来一个革命化。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首先更多、更快、更好地从事普及工作。也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提高。
如何面向农村？
大家一致认为，编写村史、社史、家史，是为农村服务的最好方式之一。历史工作者应该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写出劳动农民在旧社会的血泪史和斗争史，在新社会的改天换地的创业史来。
除了为农村、农民写史立传以外，大家还谈到，可以用各种各样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演义、平话等，写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传记等，以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为了做好上述工作，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深入农村，和农民交知心朋友，学习他们先进的思想品德，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要求。这样才能提高思想认识，培养阶级感情，使自己先来一番改造和革命。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真正能为农民服务的工作来。
（山东大学历史系通讯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