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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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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就是农村医院的道路
——记沁源县人民医院办院的斗争和成就
山西省沁源县是太岳山区的革命老根据地，沁源县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岳北医院。一九四九年，他们从革命前辈手里接过了医院，同时也接过了上山下乡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传统。他们贯彻执行了党关于卫生工作为农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按照农民群众“无病早防、有病早治、就近就医、省工省钱”的要求，深入到山庄窝铺，协同基层医药卫生队伍，一面普查普治地方病和其它疾病，一面培训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指导基层卫生组织采刨和种植中药材，收集和推广民间防治疾病的土办法。他们在医疗制度上和收费标准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大地方便了农民看病和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从一九六四年三月起，他们又创办了一个长年下乡的流动医院，受到广大农民的诚挚欢迎。群众称颂这个医院为“八路军式的好医院”。
坚持为广大农民服务，反对为少数人服务
但是，沁源县人民医院办院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随着医疗设备的充实和规模的扩大，院里展开了资产阶级办院路线同无产阶级办院路线的斗争。一九五五年，医院里出现了反对上山下乡的议论。有人说：“医生就是看病，谁有了病，就为谁服务。”有人说：“走遍世界上也是病人来，医生治，那里有下乡的。”还有人说：“下乡是跑断腿磨烂嘴的苦差事，服务效率并不高。”这些议论曾受到批判。后来，医院又有人羡慕大城市医院的条件，要求实行城市医院的所谓“正规化”，追求看“老大难”疾病。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医生很少下乡，坐在家里设计这个科室，安排那个窗口，订了好多规章制度；有的在研究打开胸腔、进入禁区的“高水平”。这本来不是一个农村县医院的正常状态，但是有的人却高兴地说：“这才象个医院的样子！”谁知正是这时，农民却对医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说：“看病一袋烟，手续跑半天；一天三四块，哪有这些钱？”“医院不象是咱们的医院了”。
针对一些医务人员这种不良的倾向，医院党组织在中共沁源县委的领导下，在医院里讲阶级斗争，讲岳北医院的革命传统，讲农民在旧社会所受的痛苦，讲卫生工作要切切实实地为农民服务。老同志并且带头背上行李下乡去。
院里又组织医务人员认真地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让大家“照镜子”，找问题。同时，还派人深入到城关公社的两个大队和住院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农村病人，贫下中农占到百分之七十，而住院的农民病人中，贫下中农只占百分之二十。学习提高了大家的认识，调查使大家看到了问题。全院医务人员这才猛然醒悟到：医院走的路子不对了，医生服务的方向错了。办什么样的医院？为谁服务？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医疗思想在医院斗争的焦点。为广大农民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医院同资本主义医院的分水岭。经过这些工作，终于把医务人员引导到为农民服务的道路上来。
坚持技术民主，反对个人技术专断
当一九四九年医院成立之初，因为人员缺乏，不得不把一名伪军医和一名私人开业的医生请到医院来。但是，他们不愿意为贫下中农和广大农民好好服务，而是一心想发展资产阶级的个人技术权威。看病，他们说了算；动手术，他们不动手，谁也不能做。这是资产阶级个人“权威”的医疗思想最明显的表现。党组织发动群众批判个人权威思想，引导大家明确认识到：在人民的医院里，只能有集体的权威，不允许闹个人的权威；只能兴技术民主之风，不能兴少数人说了算的技术独裁之风。同时，自力更生培养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人材，并且号召全体医务人员向“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资产阶级的“个人权威”被抛弃了，自己培养的医生成长起来了。他们各科病都会看，需要针灸就会扎针，需要中医就会开中药方，需要作手术一洗手就上了手术台。这样的医生，在医院是大夫，到农村是农民，有病人就看病，没病人就劳动，和群众亲如一家人，同甘共苦。
坚持人的因素第一，反对迷信医疗设备
随着祖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沁源县人民医院人员增加了，设备增多了，技术提高了，条件变好了。这本来给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创造了条件，可是，有一些医务人员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医疗思想又发作了。他们在现代化设备面前，忘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出现了迷信现代化设备的思想，产生了靠机器诊断疾病的理论。一看病就靠“四大常规”（血、尿、粪、康氏反应检验）和“两大眼睛”（爱克斯光机、显微镜），放弃了诊疗基本功的锻炼。这样一来，一方面增加了病人不必要的负担，延长了诊治时间，使病人又费钱又误工；另一方面，这些设备不能随意搬到农村，也就成了少数人不愿意上山下乡的“依据”。这是将人和物的关系倒置了，抹煞了人的因素第一。为了打破这种迷信现代化设备的思想，医院党组织一面反复教育大家：现代化设备有很大作用，但是要靠人来掌握，如果没有很好的基本功，设备再好，也不可能有好的效果；一面在全院开展了人人苦练基本功的运动。经过这一运动，不少人的诊治基本功过硬了，一般病，西医可以凭临床经验，通过视、问、听、触，就确诊了；中医靠切脉、问病，一样能处置准确。持有“唯设备论”观点的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服输，于是也背起药包，带上听诊器，跟着进了山，为农民防病治病了。
可是，人下去了，并不等于思想问题完全解决了。有人认为，在流动医院做手术，容易感染化脓，不干；在农民家里设病房，卫生条件差，影响治疗效率，会丢大夫的“面子”，也不干；有些危重病人向大夫求诊，又因为缺这少那，怕一插手就死人，更不干。总之，容易办的事，不肯干，比较困难的事，就更不敢干。面对这种情况，医院又在医务人员中大讲毛主席的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伟大思想，并且坚决支持医务人员用敢想敢干的大无畏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迎接困难，战胜困难。结果，由于态度严肃，消毒严密，操作严格，在流动医院共做的二百八十一次中小手术（包括开腹手术）中，化脓率仅占百分之一点三，比在县医院还低，没有发生一个事故。在“家庭病房”与“简易病房”里治疗的二百五十二名病人中，由于按计划治疗，按常规护理，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打破陈规，建立适合群众的正规化
人的积极因素发扬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了，医务人员批判了过去追求城市医院“正规化”的倾向，决心建立农村医院自己的正规化。他们对医院的工作方法和规章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为了让贫下中农和广大农民看病方便、治病省钱，他们把挂号、病案、划价、收费、取药五个窗口合并成两个；临床科室除中医科另立外，其它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五官科，合并为内、外、妇产三个科，各科医生啥病也看；实行了随来随诊和不限时间的应诊制度；并在城关附近开展巡回医疗，设立了“家庭病房”，由医生按时上门治疗。
为了帮助边远地区的群众解决当地医生解决不了的治疗问题，并指导基层的卫生保健工作，从一九六四年三月起，他们组成流动医院下乡巡回医疗。流动医院成立临时党、团支部；中西医生、护士、助产士、检验、透视、司药等人员配套；中西药品、医疗器械、检验设备和爱克斯光机等也配套。每到一地，选择适中村庄安营扎寨，借用群众的房屋和公共房屋，设立诊疗室、手术室、检验室、透视室、中西药房、简易病房和家庭病房。流动医院的成员，一部分人协助当地医生，担负门诊、住院、手术等工作，并培训卫生员，夜间给群众举办卫生科学知识讲座，推动当地的爱国卫生运动。一部分人深入驻地周围的山庄窝铺，指导爱国卫生运动，训练卫生人员，把能治的病人就地治好，把不能治的病人送回流动医院。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医疗费用较大幅度地下降。以一九六四年一至六月与一九六五年同期比较，胃、脾、肾、子宫、阑尾炎等切除和肠梗阻、剖腹产等手术费用平均下降百分之二十九；检验、透视等费用平均下降百分之三十八；注射、洗胃、洗肠、导尿等处置费用平均下降百分之六十一。
广大农民群众因为能够就近就医、省钱省工，纷纷赞扬沁源县人民医院，他们歌唱道：“太阳高照满地红，流动医院来俺村，卫生工作抓的紧，技术训练传真经，上门看病真方便，花钱不多病除根，贫下中农心感动，增产报答党恩情。”
人的思想革命化是办好医院的根本
人的思想革命化，是办好医院，是为农民服务的根本。沁源县人民医院已由初创时期的十三人增加到五十一人。他们十几年在为农民服务的过程中，坚持和发扬了革命传统，并且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涌现了许多新人新事。
医院院长马同忠，从部队转业到医院工作，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带进了医院，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苦干实干。劳动他先动手，下乡他就带头。在巡回医疗队里，他当队长；在流动医院里，他当院长；论技术他是各科病都能治疗的多能医生。他成了全院人们最爱戴的领导，成了山区人民最喜欢的医生。
副院长王炯和韩一才的医疗技术在院里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们遇到疑难病症还是常常组织大家会诊，发挥大家的长处。那个同志有专长，他们就虚心当学生。对群众看病有求必应，细心诊治，千方百计抢救。群众称他们是“老百姓医生”。
防疫科长程理唐，十年如一日地上山下乡，爬山越岭，为农民防病治病。群众称他是“咱庄户医生”。
出身贫农家庭的助产士杨桂兰，深知贫下中农的疾苦，九年如一日地为妇女卫生工作奔波，每年平均有十个月活动在农村。全县二百四十五个大队，她就跑了二百四十三个。她一面为群众治病，宣传卫生知识，培养新法助产员，一面同巫婆神汉作斗争。
医生萧林章是广东人，初到沁源，就被山区的艰苦吓住了。可是，在医院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在为农民治病的实践中，转变了，成了广大农民喜爱的“多面手”医生。
工人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刘保尚，一九六三年初到沁源时，不习惯走山路，遇有出诊他总是推故不去。经过党的两年多教育也变了。在流动医院里，有病人，他当医生，没病人，他当社员；回到医院，他不计路途远近，刮风下雨，一叫出诊他就去。他原是内科医师，现在他什么科的病也会治。
一人如此，人人如此。沁源县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在这些先进工作者的带动下，积极为广大农民服务。但是，他们并不自满。他们经常从广大农民的需要进行检查，从党和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进行检查，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以便更好地满足沁源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对医疗工作的要求。
山西省沁源县卫生局长 邓治和（附图片）
沁源县人民医院流动医院的中医带着药柜下乡，看完病就抓药，为病人带来很大方便。新华社记者 周树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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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社会主义农村医院要这样的正规化
社会主义的县医院，应当办成农村医院。农村医院应当直接地更好地为广大农民服务，而不应当模仿某些城市医院不适合农民需要的所谓“正规化”的作法。农村医院怎样更好地为贫下中农和广大农民服务呢？山西省沁源县人民医院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沁源县人民医院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的信任和称赞。他们取得这种农村医院的“合格证”，有过一段曲折，走过一段弯路。正是因为有过曲折和弯路，所以他们总结了成功的经验，也总结了失败的经验，这就使他们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够坚决到十分坚决，在为农民服务的道路上，能够大踏步前进。
沁源县人民医院为什么经历了一段曲折，走了一段弯路呢？这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农村医院的正规化问题，一度产生了错误的理解。有人认为，只有向城市医院看齐，才能算得上“正规化”。这就使这个一度深受农民欢迎的医院走了一段错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县医院的正规化呢？这要从农民群众的需要来看。农民对医院的要求是看病方便，治病省钱。凡是适合农民群众这一要求的医疗作风和规章制度，就是正规的，否则就是不正规的。违背农民要求的所谓“正规化”，农民群众是不接受、不承认的。
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终年劳动，很少休息；他们有点小伤小病，头痛脑热，只要偏方土药能够治疗，是轻易不上医院的。一旦病情严重，非请医生不可了，首先希望医生到自己家里来，或者自己到医院去，要求医生悉心治疗，越快越省越好。沁源县人民医院在建院之初，本是按照农民群众的这种愿望办事的。当时，他们不仅在院内精心工作，尽量方便病人，而且凭着一条扁担，两个药箱，下乡串庄，为太岳山区革命老根据地沁源县农民防病治病，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称赞他们是“八路军式的好医院”。
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盲目地追求城市医院的“正规化”，把某些优良传统丢掉了。表现在医院的经营管理上，科室分细了，窗口增多了，手续烦琐了，医药费用也高了，不合理的时间限制也来了。这些变化受到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批评：“医院不象是咱们的医院了。”
农民群众为什么不接受、不承认城市医院的那一套作法呢？原来，许多城市医院的某些规章制度和医疗作风，固然不适合城市劳动人民的需要，尤其不适合农民群众的需要。过去城市医院的许多做法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文化侵略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医院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它的管理方法和工作制度，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制订的。这一套作法，怎么能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呢？
习惯势力害死人。某些城市医院长期因袭下来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加以彻底的改革，妨碍着它们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这些旧的规章制度的“糟粕”，竟被某些农村医院的领导人员看作“精华”，竟盲目地、甚至自觉地加以搬运和模仿，还认为这就是医院的正规化，如果打乱了这种常规，医疗质量就会下降，医院就不象个样子。这种错误的思想和作法占了上风，沁源县人民医院的好传统好作风就被破坏了。这个教训值得我们牢牢记住。
不破不立，不立也不能彻底地破。被那些外来的“框框”紧紧束缚住的人，如果不去接触实际，不去接触群众，脑子里没有社会主义的农村，不了解广大农民的要求，对于那一套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正规化”，必然是不敢碰、不敢动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勇敢地接受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批评，及时改造主观世界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按照贫下中农的要求，坚决实现医院的革命化。他们适当合并科室，简化手续，实行随到随诊，早午晚和星期日、假日照常应诊；设立流动医院和家庭病房，送医送药上门，等等。这样，医疗效果提高了，农民看病时间缩短了，医药费用降低了。这个医院重新得到了贫下中农和广大农民的赞许。
我们祖国的医药卫生工作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优良的传统，医生习惯到病人家里看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医院和解放军医院，适应游击战争环境，把伤病员分散到农民群众家里，送医送药上门。沁源县人民医院继承和发扬了祖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农村医院作出了好榜样。
我们的农村医院就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把医药送到山庄窝铺，把医院办到农民家门口，为保护广大农民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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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一些企业试用统筹方法组织生产
工期缩短 人力减少 资金节约 效率提高
领导干部和管理计划人员对多快好省地组织生产心中更有底工程技术人员知道了生产关键所在技术革命的目标更加明确工人知道自己在整个生产中的地位加强了全局观点和责任感
据新华社九日讯 数学为生产服务的一种新方法——统筹方法，在北京一些工厂和建筑等部门，试用于工程施工、设备维修、机械安装以及科学研究中，取得了缩短工期、减少人力、节约资金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显著效果。
最近，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召开会议交流了北京有关工业企业在生产管理上试用统筹方法的经验。天津有关试用单位也应邀介绍了经验。会上，许多工业企业的管理、计划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有关方面的数学工作者们怀着很大兴趣，热烈探讨了这一新方法。
一项工程的施工、设备维修或机械安装，总是包含多道工序的。北京一些工业企业所试用的统筹方法，就是经过计算，把工程的整个进展过程、主要的关键、各工序间的衔接关系，以及要完成的时间，通过网状的“箭头图”（又称流线图），一目了然地标示出来。按照这种“箭头图”组织生产建设，既便于群众掌握，使群众了解自己在整个工作中所处的地位，互赶互帮；同时，也便于领导掌握重点，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合理调整，提高工效。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在两幢四个单元的四层宿舍楼的建设施工中，在基础以上按统筹方法进行，结果分别只用了六十一天和六十七天就完成了，比以前用老方法组织施工的两幢同样的宿舍楼，少用了四十来天，总用工量也比过去减少百分之十一，质量完全达到要求。石景山钢铁公司所属迁安铁矿在大修一个大型采矿设备的电铲时，运用了统筹方法，使工期比过去缩短一半以上，人员也由过去的五十八人减少为五十一人。据计算，仅缩短工期，就可以为国家多生产一百八十万吨铁矿石。还有许多单位在生产建设上试用统筹方法后，更好地协调了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克服了忙闲不均和窝工现象。
许多试用这一方法的工业企业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计划人员说，利用统筹方法，对如何多快好省地组织生产感到心中更有底了。工程技术人员知道了关键所在，技术革命的目标更加明确了。工人们了解自己在整个工程中的地位后，加强了全局观点和责任感。
在交流经验中，大家认为，目前一些单位试用统筹方法，基本上还只是在单幢建筑、单项设备检修和安装、单项品种试制或研究中初步取得了好的效果。他们认为，如何在建筑群、多目标、多品种以及连续性生产等更复杂的任务中运用统筹方法，尚待进一步试验和摸索。
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和许多青年数学工作者积极协助许多单位进行统筹方法在生产管理上应用的试点。他们认为，统筹方法在生产管理上的试用，使数学为生产服务，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说明数学工作者为生产服务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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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农民
降低中药售价
辽宁省最近降低了一百八十多种中药成药的售价，降低幅度平均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这次降价的中药成药中，有小活络丹、羚翘解毒丸、香砂养胃丸、舒肝丸和回春丹等等。辽宁各地医药经营部门在降价以后，已为广大农村调运出大批中药成药，以保证供应。
多设售药网点
河北省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卫生部门，已经把成药供应重点转向农村。
全省经营成药的农村供销社门市部和代销店，目前已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个。供销社经营的成药一般有五十种到六十种，代销店有二十种左右。同时，河北省农村医院、保健站和卫生所等医疗单位，也直接向群众出售成药。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许多村庄群众有了小伤小病，不出村就能买到药。
增产常用药品
北京市医药生产部门根据广大农民需要，正在积极增产农村常用药。
著名的同仁堂制药厂，最近已经按照农村的要求，增加了十几种成药的产量，其中有小活络丹、舒肝丸、牛黄解毒丸等等。北京制药厂针对北方农村冬季咳嗽、气喘病较多的情况，最近新生产了一种“哮喘片”，已开始在农村出售。这个厂原来生产的止咳疗效较好的“咳必清”，产量提高了五倍。为了配合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这个厂还增产了黄连素、含碘喉症片等八种片剂和治胃病的氢氧化铝凝胶。
送药下乡上山
四川温江专区商业部门正通过三条渠道送成药下乡上山，传授用药知识。
一条渠道是抽调城镇商业人员组织流动批发组和串乡卖药的货郎担。二是各县医药公司派职工到基层供销社和农村服务商店辅导与传授服用成药的知识，帮助经营成药。第三是委托农村医疗单位和下乡巡回医疗组经销成药。
简化药品说明
贵州省贵阳市德昌祥制药厂，正在利用当地药材，为农村增产常用中药成药。
在增产药品的同时，这个厂还把药品的说明书写得简明易懂，农民一看就知道能治什么病，以及如何服用这些药品。在包装方面，也根据农村需要把大包装改成了小包装。这些小包成药的售价一般都不超过两角钱。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