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
——山西农村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
陶鲁笳
自从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学大寨、“一带二”的口号,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了。学大寨、一带二运动在全省农村是怎样开展起来的,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呢?
在两年半的运动实践中,最大的收获是,全省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在农业生产上都有了象大寨那样稳产高产的先进典型,特别是有了在一个县范围内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红的成功经验,也就是有了由点到面地推广先进经验的办法。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只要把学大寨、一带二运动认真地坚持下去,全省农村的面貌,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学大寨、一带二的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
大寨,是昔阳县委和晋中地委十多年前就开始发现并且一直培养的一个先进典型。早在一九五九年,晋中地委为了在全专区推广大寨党支部工作的先进经验,就在大寨开过现场会议。一九六二年,晋中地委为了推广大寨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经验,又向全专区农村提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大寨经验引起省委的重视,最早是在一九六○年。这一年的二月,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指示,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一个学习陈永贵同志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但是,这个号召并没有引起各地同志普遍重视。直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在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陈永贵同志生动地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才给了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并且又一次引起了省委的重视。
大寨的自然条件很不好,但是,由于党支部自从一九五二年冬实现了合作化以来,一直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特别是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一直高举总路线红旗,因而集体经济越办越好。到一九六二年,就提前实现了一九五三年秋制订的“十年造地规划”,粮食单位亩产量由一九五二年的二百三十七斤逐步跃进到七百七十四斤。这就使人们看到了实现稳产高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道路,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活榜样。
在大寨的经验中,还有一点特别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他们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政治、经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帮助它南面的井沟大队追赶自己。到一九六二年,井沟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一九五九年的二百七十多斤提高到五百零五斤,成了省的先进集体单位。起初,大寨有些社员对于帮助井沟思想不通。陈永贵同志和党支部就教育社员说:“咱们爱集体,要爱自己的集体,也要爱别人的集体,更要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这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一个大队算不了什么,国家是大海,自己不过是一滴水。一个大寨生产再先进,卖的余粮再多,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全省、全国的生产大队都办得比大寨好,国家还怕不富足,我们还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捣乱!所以,我们诚心诚意希望各兄弟队,都能赶上大寨,都能超过大寨,赶得越快越好,超得越多越好。”“支援别人也就是支援自己。”果然不错,井沟大队社员的革命干劲,一天天高涨起来,他们的革命干劲,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寨人先进更先进的鞭策力量。
陈永贵同志说得好:“一个先进大队,在周围的大队都比你落后的情况下,就可能停滞不前。因为,屁股后边没人赶嘛!”他还说:“一个先进单位要能带自己周围的一两个后进单位,别人能先进,自己就能更先进。”从这里,我们得到启示:不树立榜样,不能说服人;单有榜样,不能带动后进单位赶先进、超先进,先进单位就不能巩固提高。所以,在这次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我们总结了大寨的经验,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提出了学大寨的口号;也总结了大寨带井沟的经验,提出了一带二的口号;要求所有的先进单位,都来学大寨、一带二。当然,一带三、一带四更好。总之,要把自己周围的队带动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一九六三年八月,大寨大队遭到了特大洪灾,百分之七十的房窑塌了,庄稼都倒伏了,百分之二十三的耕地连土层都冲光了。灾后,他们提出了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的“三不要”口号。秋收后还斤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疾风知劲草。事实一再证明,大寨是一株社会主义的劲草。当年十一月省委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同时,我们又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大寨十多年来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这样,大寨就成为令人更加信服的一面旗帜,全省的学大寨运动也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大寨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学大寨的经验,就得看一看大寨的历史,看一看大寨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有对大寨的经验作历史的了解,才能了解它的本质。
解放前,在大寨,全村七十五户,八百亩土地。百分之五十的耕地为四户地主、富农所占有。贫农下中农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耕地。
解放后,在这里,土地改革很彻底,群众发动很充分,党的基础很牢靠,社会主义革命关也过得很好。他们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的各个时期,从没有放松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在刚办初级社的时候,阶级敌人讥笑他们,不是说办不起来,就是煽动说“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头,那里能办好呢?”“农业社生产点东西,也养活不起这么多干部呀!”阶级敌人的破坏,使陈永贵、贾进才等大寨干部的革命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们横着一条心,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坚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决当为群众服务的“长工”,不当靠群众养活的老爷,勤勤恳恳地工作,用穷棒子的革命精神把合作社越办越好。敌人又三番四复地用软化的办法来收买干部,大寨的干部不仅没有被软化,相反地把敌人每次耍的花招都拿到群众中去批判,揭穿敌人的阴谋,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一九五三年冬季的粮食统购统销大辩论,一九五七年冬季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在大寨都有着激烈的斗争。党支部在这些有决定意义的斗争中,善于抓住典型事例,发动群众,批判了少数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思想,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特别是一九五八这一年,大寨人在党的总路线红旗的指引下,思想大解放,产量大跃进,粮食的单位亩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三百四十九斤一下跳跃到五百四十三斤。从此以后,总路线红旗越举越高,社员的革命干劲越来越大,任何歪风邪气在大寨都成不了势。同时,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每年都有新发现、新创造。用陈永贵同志的话来说,就是“集体生产每年都要有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变产量。”正因为如此,他们一直保持了连续大跃进的局面,集体经济越办越巩固。一九六四年粮食单位亩产量超过了八百斤,并且自一九六三年遭灾以来,新建了大批房窑。在大寨,如果有人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坏话,就会立刻遭到广大群众,甚至少年儿童的有力的驳斥。
当然,大寨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是在农业、林业、畜牧业或者副业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特别是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还比较缓慢。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农林牧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作用。他们认识到,为了克服和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最好的办法是虚心学习本省和外省的先进兄弟队的长处,针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生产中的潜力,及时地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现在,他们正信心百倍地为实现全面发展农林牧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十年远景规划而奋斗。
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大寨党支部是经得起考验的,是一个真正的坚强的战斗堡垒。现在的十九个党员,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密切联系群众,都能在一切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陈永贵同志等七个支部委员,都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群众拥护的坚强骨干。在最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广大群众对他们的一致评论是:全心全意搞社会主义,时时为群众为集体为国家打算;一贯依靠贫农下中农,敌我界限分得很清楚;一贯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个个都是劳动能手;大公无私,办事公道。
大寨的贫农、下中农,土改以来,有着强烈的改变一穷二白的愿望。他们要干,要革命。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形成了强大的阶级队伍。这个队伍中的积极分子,紧紧地团结在党的领导核心的周围,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突击队。这就是陈永贵同志所说的那七十条好汉。
大寨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有这样一个好的领导核心,又有这样一支有觉悟的阶级队伍,就有了改天换地的保证。
大寨党支部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一贯重视做人的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他们学习了解放军的“四个第一”,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更活跃了。他们不是只依靠少数党员干部做政治工作,而是注意依靠大家,时时、事事、处处做政治工作。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很认真的,用活人活事活思想来向干部、党员、群众进行活的教育,也是比较及时的、经常的。
在他们的政治工作经验中,值得着重提出的有以下三点:
一、他们一贯重视党支部的建设,对每个党员特别是对党员干部要求很严格。他们在党内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注意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他们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在学习、劳动以及其他一切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个党员都要联系几户社员群众,经常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们要求每个党支部委员,真正是党员中最优秀的分子,不仅会做政治工作,而且是生产劳动的行家。陈永贵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好榜样。
二、他们从合作化以来一直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且一直坚持在劳动中做思想政治工作。陈永贵同志说得好,“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见人,见人就得下地劳动。” “干部离开了集体劳动,就和群众隔了一层皮,眼睛和鼻子也就不灵了,不通了。”“越是刮风下雨,或者发生意外灾害的紧急关头,干部越要往地里跑,越要到最艰苦的第一线去。因为牛鬼蛇神要活动,就瞅这个时机;每个社员的觉悟程度,这个时候也看得最清楚。”他还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象一条红线,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串连在一起了。”
三、他们遵循着毛泽东同志关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教导,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革命化,由只顾个人利益到热爱集体,由只爱自己的集体到热爱别人的集体,由热爱集体到热爱国家,由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例如,党支部花了十多年的功夫,对贫农出身的社员赵小和,耐心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终于把赵小和由一个自私自利思想比较严重的人改造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风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九六四年,赵小和同志为集体事业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赵小和的革命精神已成为全体社员学习的榜样。陈永贵同志说得好,“人是可以改变的。思想落后的人可能变好,思想先进的人,也可能变坏。在我们人民内部,对于思想落后的人只能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他变成先进;对于思想先进的人,也要抓紧教育,使他先进更先进。”正因为他们能这样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人,所以他们的政治工作能够做得又深又细。
由于他们政治工作抓得紧,做得好,所以广大社员的觉悟一年比一年高,干劲一年比一年大,生产建设一年比一年好。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又促进了社员觉悟的提高。大寨十多年来,就是这样由物质变精神、由精神变物质的反复的过程。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这样逐步地成长起来的。
那末,什么是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
一条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总路线挂帅。
五个要点,就是: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有大胆踏实、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有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的高尚风格。
“一颗红心为革命,两只铁手换天地。”大寨人的这种精神世界,光去大寨走一走,看一看,而不研究大寨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也不研究大寨党支部是怎样做政治工作的,那就不可能有深刻的体会。不能把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学到手,学大寨就必定学不好。两年半的实践证明,学大寨的运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才能又好又快地推广大寨的先进经验。
学大寨必须批判形而上学的观点
从一九六三年以来,全省有组织地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县、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已经近二十万人了。这对于推广大寨经验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人们经过实地参观,就对大寨有了感性知识,就便于找到自己和大寨之间的差距,就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学大寨的运动。但是两年半的实践表明,有的县、社、队学大寨学得很好,有的县、社、队就学得不好。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结果呢?事实证明,不批判形而上学的观点,学大寨是不可能学好的。
阻碍学大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借口条件特殊,不承认大寨经验的普遍意义;一种是缺乏雄心壮志,自甘落后,不敢学大寨的革命精神。
借口条件特殊的人,他们到大寨看了之后,不是说大寨的条件特殊,就是说自己那里的条件特殊,总觉得大寨的经验对自己那个地方是不适用的。他们的所谓条件特殊,无非指的是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农作物种植条件等等。应当承认,这些条件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是有所不同的。在这里,承认条件的不同,也就是承认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①。所以,不顾这些不同的条件,机械搬用大寨在生产斗争方面的具体经验,是一定会碰壁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除了有不同的特殊性的条件外,还有相同的普遍性的条件。我们学大寨,就是要学大寨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他们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②,“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③。他们心目中的大寨经验,无非是治山治沟、修梯田、筑坝等等具体经验,而看不到最有普遍意义的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即使在生产斗争方面,大寨的经验也有不少是有普遍意义的。例如,在耕作过程中,采取一整套种地养地的办法,增厚活土层,增加土壤团粒结构,不断提高地力,建设稳产高产田,也就是人们所称颂的“大寨田”。借口条件特殊的人,对于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看不到的。总之,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一种经验主义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思想实质是骄傲自满,故步自封。
李顺达同志所领导的金星公社西沟大队的干部所采取的态度和观点完全相反。他们在一九六四年春季曾经到大寨参观过。在参观之前,组织干部、党员、社员学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检查了盲目自满、故步自封的思想,大破“生产到顶”和“条件不好”的论调。在参观之后,又开展了一次大讨论,促进了干部、社员思想革命化,提出了“革命精神学大寨,粮食产量赶大寨”的战斗口号。实践的结果,一九六四年粮食单位亩产量达到了六百斤,改变了一九五六年以来单位亩产量一直在四百五十斤左右打圈子的停滞不前的状态。
缺乏雄心壮志、自甘落后的人,他们到大寨看了之后,总觉得自己那个地方,和大寨比起来差距太大了。“大寨太好了,就是高不可攀。”这就是他们的结论。他们认为大寨的经验在自己那里用不上。他们不承认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变化,并且会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也就是不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的集体经济单位会变为先进的集体经济单位。他们也不承认,由落后变为先进的条件,主要的要在集体经济内部去寻找,而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支援等外部条件。他们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④,“……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⑤因而他们不能从大寨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活样板中,看到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看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无比优越性,看到觉悟了的群众的无比创造力。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寨人有那样冲天的革命干劲,为什么大寨依靠自力更生能取得那样改天换地的大变化。由此可见,这种观点是懒汉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一种缺乏革命精神的右倾保守的观点。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雁北专区平鲁县有个小庄窝大队,在一九六三年以前的四年时间内,共向国家要了十万斤供应粮、两万多元贷款,还欠了一年农业税。一九六四年春,这个大队的干部在参观大寨之后,用大寨的革命精神,发动群众,大破悲观论调,大立雄心壮志,大鼓革命干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革。果然,一九六四年来了一个大跃进,粮食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三,破天荒地交售了余粮四万一千斤,归还了国家贷款二千四百元,补交了一年的农业税。
把学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摆在首要地位
有了大寨人,才能有大寨田,才能有大寨式的新农村。这是许多地方在学大寨运动中得到的共同结论。这也就是说,要象大寨那样建设稳产高产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把学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摆在首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学大寨的具体实践中收到预期的效果,才能在生产建设的具体经验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盂县学大寨的过程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盂县县委一九六二年就响应晋中地委的号召,在全县开展了学大寨运动。这一年,由于从上到下只注意学习大寨治山治水的具体经验,结果并没有学出什么名堂来。直到一九六三年,他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强调了学大寨先学大寨精神,情况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们从总结盂县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用大寨的历史经验对比盂县的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大寨经验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以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藐视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大寨也经历过曲折和失败,但是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迷失了方向,而是不断从失败中找到教训,继续高举总路线红旗大踏步地前进。而盂县在一九五六、一九五八两年也搞过大规模的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都没有成功。由于没有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以致在困难面前缺乏革命的坚定性,迷失了方向。由此他们认识到,大寨是贯彻执行总路线的活样板,学不学大寨,是敢不敢更高地举起总路线红旗的大问题。
盂县县委找到了这条根本的经验教训,思想豁然开朗了。于是,他们重整旗鼓,先后组织了县、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八千多人到大寨参观学习。同时,从上到下,结合初步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搞思想革命化。县、社领导干部首先走出办公室,带头下乡蹲点,帮助生产大队进行思想革命。各生产大队都以大寨为榜样,照镜子,找差距,并且开展了比革命精神、比依靠贫农下中农、比干部参加劳动、比自力更生、比对国家贡献的“五比”活动。开展“五比”活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经过反复检查比较,有些基层干部说:“这几年思想睡了觉,前进方向不明确了,农村要建成啥样子,眼里缺样板,心里没谱谱。有了大寨,心里有了灯,身上有了劲。”被称为盂县的“大寨”——白藏大队的干部把学大寨的经验归结为五句话:革了一场命(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扎了一条根(依靠贫农下中农,扎阶级路线之根);死了一条心(死了搞自发资本主义之心,立了共同富裕之心);取了一本经(学到了大寨真经);戴了个望远镜(有了国家观念,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些基层干部,缺乏革命精神,经过教育,学大寨仍然表现消极,甚至阻碍学大寨运动的开展,社员群众就愤起指责,以致不得不作必要的组织调整。这样,盂县学大寨的运动一浪高一浪,真正成了最广泛的群众性的行动,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一九六三年以来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全县五十五万亩耕地普遍进行了整修,近百分之四十的耕地基本上建成了大寨式农田,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两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今年全县的小麦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盂县在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具体经验,有不少新的创造和新的发展,有些工程的质量和艰巨程度还超过了大寨。
一带二是普及大寨经验的好方法
一个口号,在开始提出来的时候,总是比较抽象的。但是,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且见之于行动之后,它的内容就逐步地具体化起来、丰富起来了。学大寨、一带二的口号,正是这样的。经过两年半的实践,我们体会到学大寨、一带二运动,具体地确切地说,就是“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红的比学赶帮超运动”。这里所谓一带二,一就是点,二就是面。采取一带二的方法,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教导我们的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工作方法。突破一点,就是要树立学大寨的标兵。推动全局,就是要用一带二的方法在面上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这样做,就能达到一片红的目的。盂县、曲沃、太谷等一批比较先进的县,都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你追我赶、落后超先进、先进更先进的跃进局面,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树标兵的问题上,过去,有的地方培养标兵,一味依靠外力,即使取得些成绩,也好象盆景一样,根本不能推广。学大寨运动以来,许多县、社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强调用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培养标兵,强调以点带面,以面促点,点面结合,共同发展。盂县县委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就在全县采取了梅花式的撒网布点的办法,分批分期培养学大寨的标兵。这种办法,他们叫做给后进队“搭梯子”。这一年,县委在五类不同地区选择了十二个生产大队,由县级领导干部亲自蹲点。各个公社的领导干部也搞了七十七个点。县委搞的十二个点都很成功,粮食增产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公社搞的点大多数也是成功的。从而使县、社领导干部取得了学大寨的第一手经验。第二年,作为标兵的生产大队就扩大到了一百零九个。今年第三年,又扩大到一百四十九个。每个标兵队一般带周围的三至五个队,形成一个先进经验推广网。这样,就星罗棋布地把全县的五百三十一个大队都“网”起来了。曲沃、太谷等县大体上也是如此。
由一带二到以一个先进队为中心组成先进经验推广网,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先进经验推广网,不是一级行政组织,而是领导干部、劳动模范、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群众性组织。推广的先进经验的内容,包括政治工作、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三个方面,而以政治工作为主。在网的范围内,先进队经常派人到其他队传授经验,一般队、后进队也经常派人到先进队去学习。有的地方,在一个网之内或者在网与网之间,还联合起来种样板田,探索大面积高产经验。有些地方,网与网之间或者县与县之间也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学习和传播某一项先进经验。在一个生产大队或者一个生产队内部学习解放军的“一帮一、一对红”的经验,开展干部学陈永贵、社员学大寨人的运动。这样,就使学大寨、一带二运动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学大寨、一带二运动中,如何解决点和面之间的矛盾呢?盂县县委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盂县的县、社干部,经常有二、三百人分头到全县所有的先进经验推广网,采取既蹲点又跑面的方法,具体组织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同时,县委还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了流动检查组,在县委负责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组织队与队、网与网、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相互检查。通过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传播好的经验。
在点和面的矛盾中,包括着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带二的方法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在这里,“超”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落后敢于超过先进,正是反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的精神。落后敢于超过先进,对先进是个压力,是个推动力,推动它先进更先进。现在,由落后一跃而超过先进的例子是很多的。平定县立壁大队赵三虎同志领导的第一生产队,就是一个敢于超大寨的范例。赵三虎同志说得好:“学大寨,光跟着陈永贵同志的脚印走路,不是好学生。我们要敢于当探险家。”由于他们创造性地学大寨,一九六四年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一九六○年的一百五十七斤提高到了六百三十斤。用了四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大寨十年的路程。不仅如此,一九六四年这个队的谷子的单位亩产量达到六百九十六斤,超过了大寨。今年,大寨就去向他们学习种谷子的经验了。
敢不敢选择落后队作为标兵的培养对象?许多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但是,实践证明,只要工作得法,落后队不仅能够很快地培养成学大寨的标兵,而且一经由落后变成先进之后,对面上的影响就更大,说服力就更强。曲沃县高村公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九六二年前,高村是全县最落后、产量最低的一个公社。一九六二年公社先后选择了两个生产大队培养标兵,都失败了。这年冬天,县委书记来到这个公社蹲点,他和公社干部一起,选择了全公社最大最落后的?祁大队,要把这个大队培养成为外学大寨、内学本县杨谈大队的标兵。蹲了一年点,果然蹲出了样子,落后队一年变成了先进队,震动了全公社。一九六四年,全公社的十个大队自愿组成了三个先进经验推广网,内学?祁,外学杨谈、大寨。这一年,全公社棉花单位亩产量由一九六一年的三十多斤上升到一百零五斤,小麦单位亩产量由一九六一年的八十多斤上升到二百六十一斤,一举脱掉了落后帽子,成为全省的先进公社。这一年?祁大队的粮食和棉花的单位亩产量也都超过了杨谈大队。这又是一个学生胜过先生的例子。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红的运动搞好了,就可以在大面积上较快地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一九六二年,曲沃县委提出了在三、五年内全县粮食单位亩产量赶上杨谈一九六二年水平的口号。实践的结果,不是三、五年,而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杨谈大队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全县近三十万亩小麦,单位亩产量三百二十斤,比一九六二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三;全县十五个人民公社,有十四个公社单位亩产量在三百斤以上,产量最低的一个公社单位亩产量也达到了二百九十二斤;全县二百一十三个大队,单位亩产量不到二百斤的只有一个大队。这样,就相当平衡地把杨谈的先进生产水平变为全县的生产水平了。
当然,平衡只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先进、中间、落后的三种状态。曲沃全县一九六五年的小麦单位亩产量赶上了一九六四年的杨谈,可是杨谈一九六五年又增长到四百多斤了,有些生产大队还超过了杨谈而达到五百斤以上。这就是说,在全县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先进、中间、落后的三种状态也和原来的不同了。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开展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红的比学赶帮超运动,解决新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如此循环往复地由不平衡到相对的平衡,再到不平衡,就可以把农业生产不断地引向新的更高的水平。
结束语
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把大寨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提出来了。现在全国各地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声浪越来越高,真是一派大好形势。这种形势鞭策着山西人民,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开展学大寨的运动,要更加注意学习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否则,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就必然会掉队的。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还指出,“我们所有机关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⑥这一点,我们从两年半的实践中体会得很深刻。那里机关革命化搞得好,那里学大寨运动就开展得好。盂县县一级的工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系统各部门,正是由于他们自己学大寨学得好,机关革命化搞得好,所以他们能够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扭成一股劲,通过自己的业务,为全县学大寨运动服务,而且都有所贡献。过去,盂县许多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向国家要了投资,却没有搞好。一九六三年以来,学习了大寨精神,上下一股劲,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没有向国家要钱,反而搞好、搞快了。有些人认为,既然所有农村基层单位都要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国家支援农业便无事可做了。这是不对的。盂县的经验证明,工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等部门,以大寨精神支援农业战线学大寨运动,真正从思想上、工作上都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不是无事可做,而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
大寨是稳产高产地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活样板。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了自己的大寨,又有了多种多样普及大寨经验的方法,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万千大寨遍神州”。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开足马力,走我们自己的路,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
第二九七、三○六、二九七页。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八九——二九○、二九一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
件》,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二九页。
(原载《红旗》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黑体字是本报改排的)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几本介绍大寨的书
一九六四年以来,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书籍,介绍了大寨人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具体经验。
这些书籍有:《大寨之路》、《大寨精神大寨人》(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大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山区的旗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寨》(农业出版社出版),《大寨英雄谱》(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等等。
以上这些书,都通过具体生动的事实,详细介绍了大寨人民把穷山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雄事迹,详细介绍了大寨人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同穷山恶水作斗争的顽强意志;藐视困难,战胜困难,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热爱国家,热爱集体,顾全大局,相互协作的高尚风格,以及他们在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具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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