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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天津和记洋行对我国蛋品的掠夺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组
“威斯蒂帝国”的一支吸血管
养鸡生蛋，一向是中国农村家庭副业的重要部分。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的农村经济日益变成从属于帝国主义市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鸡蛋也就迅速被卷入国际市场，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英商和记洋行就是对我国蛋品的主要掠夺者。
据我们的调查，这家洋行是英国伦敦“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这家公司是英国食品工业托拉斯巨头，是贵族威斯蒂家族所经营的。它在亚、澳、欧、美各大洲拥有一千一百四十多个食品加工厂、冷藏仓库和批发店，并拥有庞大的具有食品冷藏设备的兰星轮船公司。“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垄断了英国进口肉类百分之四十以上。英国进口的冻蛋约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通过和记从中国掠夺去的。由于这家公司垄断了英国主要副食品，英国人民把它称做“威斯蒂帝国”。
这个“威斯蒂帝国”于清末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先后在我国香港、汉口、南京、上海、哈尔滨和天津等地开设了分公司。仅天津和记洋行，每年加工的冻蛋即约在一万吨左右，加上南京、汉口两个厂三处合计，每年加工冻蛋约在四万吨左右。此外，它还掠夺了大量牛、羊肉和家禽。
和记洋行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收购网，深入长江、黄河中下游广大农村。和记洋行建立以后，我国蛋品的出口量年年激增。例如，蛋品输出额在一九一五年占出口额第十五位，到一九二九年以后即跃居第三位。每年出口数量达五、六十亿枚，出口值从一九一五年的八百多万海关两，到一九三○年达七千九百多万海关两。其中大部分是和记洋行掠夺出口的。这样，和记洋行就成为英帝国主义吮吸中国广大农民血液的管道。
买办剥削网遍布华北
天津和记洋行成立后，立即在华北各地建立了庞大的买办收购网。几年之内，先后建立了一百三十多个分庄、支庄（收购站）。每个分、支庄又控制若干个代买家及数以百计的蛋贩，垄断了华北蛋品市场。仅据一九三六年春季河北的通县、内蒙的丰镇、山东的馆陶等十三个分庄的统计，当时鸡蛋上市量为二亿四千二百九十八万余枚，和记洋行就收购了一亿九千三百多万枚，占鸡蛋上市量的百分之八十。估计整个华北商品鸡蛋，有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为天津和记洋行所垄断。
在和记洋行的垄断下，中国民族蛋业资本迅速被排挤，被迫屈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河北省蛋商中颇有地位的公兴存，就被迫与和记订立合同，规定：丰镇的鸡蛋，个大、质优的归和记收买，个小、质劣的才归公兴存及其它蛋厂收买；保定的鸡蛋，每天须由和记收购二十万枚以后，才由公兴存等厂收购。中国蛋厂中最大的茂昌公司在山东的收购范围，被迫限制在胶济路一线。就是这个范围，也常常被和记洋行所打入。
惊人的垄断超额利润
天津和记洋行是一个农产品收购加工性质的企业。它除了建厂、购置设备等固定资本以外，就是凭借帝国主义的特权和反动政府的支持，用很少的流动资本，甚至不用流动资本，就可以大搞垄断收购活动。根据该行一九二五年向伦敦总行所作的关于建厂投资支出报告，它的全部固定资产不过二百三十七万元，合英镑十九万七千。至于流动资金，据该行自己的报告，主要依靠汇丰、麦加利两家英国殖民地银行的信用透支和以产品抵押的“押汇”来周转。同时，它还凭借帝国主义特权，在各地收购鸡蛋时，一律不带现金，而以“天津和记洋行汇票”，向当地的钱庄、商号以至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兑取现金，作为收购资金。
由于该行总行在伦敦，全部营业额均在伦敦总行落账，所以天津分公司的账目并不反映利润情况。对于该行的利润，我们只能根据它的收购加工量和当时伦敦市场价格进行测算。根据该行一九二八到一九四一年的账册统计，这十四年中，它所加工的冰冻蛋品约为十万吨，收购加工总值达六千一百多万元。以一九二九年为例，企业纯益，据我们的测算，为二百九十七万元。一年的利润就超过了它的原始投资。以此推算，这十四年中，它所攫走的纯利竟高达四千四百万元左右①。
对农民的横暴掠夺
天津和记洋行超额利润的第一个来源，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对华北几千万农民的横暴掠夺。在和记洋行的垄断控制下，华北蛋品价格，逐年下降。根据该行鸡蛋收购价格的统计，从一九三○到一九三五年，华北鸡蛋的价格大约下降百分之七十八以上，而华北地区批发物价总指数不过下降百分之十七点八。这就是说，鸡蛋的实际价格下降达到百分之六十一以上。
鸡蛋价格这样猛烈地下降，主要是和记洋行专横杀价所造成的。例如，一九三六年春季开庄之初，唐山市场的鸡蛋收购价格为每元五十八枚，而和记开庄后却悍然以每元七十六枚挂牌收购。就是这样，蛋价被压低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贫苦农民和本小利微的蛋贩，不得不忍痛出售。
与此同时，和记洋行的收购加工成本却不断下降。一九二九年每磅冻蛋出口成本为二角九分九厘，到一九三五年下降为一角九分四厘。如果以英镑计算，则下降幅度更为突出。一九二九年每磅出口成本为六便士，到一九三四年下降到三点二八便士，降落竟达百分之四十五。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我国广大农民的生计，完全受其操纵和残害。天津一带的农民，原来没有饲养北京填鸭的习惯。一九三三年，和记洋行为了更多地掠夺北京鸭出口，以每磅三角六分的价格向农民订购北京鸭。及至农民被骗停止其他生产，调动资金劳力，专门从事养鸭之后，它又撕毁前约，压低收购价格，每磅最高二角五分，低的只有一角五分。后来，由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利润减少，它更拒绝收购。许多农民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失，有的甚至倾家荡产。
天津和记洋行对蛋品和家禽肉类出口的垄断掠夺，使华北农民生活更加贫困，农村经济更加凋敝。
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天津和记洋行超额利润的另一个来源，是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
和记洋行，平时只有二百多名长期职工（主要是职员、小工头和技工）。每到春夏旺季，就大量雇用临时工，数达一千五、六百人，女工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很多是童工。他们劳动时间每天十小时以上，劳动强度很大，工资却非常低微。在抗日战争以前，每日工资不过二角五分至三角，月工资不过七、八元。和记洋行对临时工，更采取封建把头的包工制。由于大小工头的层层盘剥，实得工资比账面工资还要少得多。这些临时工，少则一、二月，多则半年即被解雇。帝国主义者用这个办法，经常保持一批劳动后备军，作为压低工资的毒辣手段。
在大批使用临时工和拥有众多劳动后备军的情况下，长工工资也被压得很低。抗战以前，长工工资一般为每月十二元。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更是不断下降。这个厂的工人实际工资指数，如以一九三七年为一百，则一九四一年为七十三点二，一九四七年更降至三十八点九。而且英国资本家还不断提高定额，加强劳动强度。以这家工厂的主要工种之一拣蛋为例，一九三五年以前的工价是每拣一筐二分，至一九三六年减为每筐一分，一九三七年更减为每筐零点七五分。
由于竭力压低工资的结果，这家工厂的工资支出所占比重极小。以一九二九年为例，全部中国职工的工资不过十一万六千元，只占当年该行纯利润的百分之三点九，只占当年工人在加工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新价值（四百一十多万元）的百分之二点八。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三千四百四十②。
还必须指出，和记洋行工人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他们所遭受的人身欺凌和侮辱更是擢发难数。冷库工人经常身披麻袋片，在摄氏零下二十度以下的冷库内操作。由于没有安全设备，从一九二四到一九四七年间，仅机器切断手指事故即发生一百三十二起。帝国主义者和工头还经常毒打工人。
不仅如此，英国资本家还常常任意解雇工人。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就接连三次大批解雇。长工人数由原有二百五十余人，最后减至四十八人。
买办阶级和反动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支柱
天津和记洋行培植了上至华账房、正副经理，下至分庄?查、庄首等一批买办阶级分子。它通过这些买办阶级分子，深入内地，调查货源，建立分庄，控制蛋品收购。并通过他们加强同地方政权和地主豪绅的勾结，压榨工人和农民，排挤民族资本。这些买办阶级分子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充当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和压榨我国劳动人民的帮凶。
和记洋行能够在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劫掠，还是因为反动政府执行了卖国政策。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反动政府，无不竭尽全力为它服务。反动政府允许和记在内地遍设分庄，听任它雇用武装欺压农民，命令车站保证和记蛋品随到随运，协助它扒开农民蓄水灌田的河坝行驶运蛋船，甚至派遣军警镇压工人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等等。这一系列罪行证明，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掠夺，是同反动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
①这里所说的纯利，只以企业净利为限，不包括捐税、利息、地
租、佣金等形式分割给国内外反动阶级的剩余价值，也不包括
英国员司和买办的高薪等支出。
②在这个剥削率的计算中，可变资本应当包括和记洋行在英国本
土雇佣的员工工资，但因此数无法测算，故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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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编写“四史”的工作
一个群众性的编写“四史”运动，目前已在全国许多地方蓬勃地开展起来。这是我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历史科学中的一项革命。
村史、家史、公社史和工厂史，是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四史”可以使广大群众重温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进一步地认识到剥削阶级的罪恶，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天下得之不易，必须永远不忘阶级斗争，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特别是我们青少年一代，绝大多数都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他们没有感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痛苦，没有经历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因此在他们的头脑中，新旧社会的对比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是比较抽象的。“四史”可以使他们理解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提高阶级觉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传统，肩负起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任。
“四史”对于历史工作者，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工作的任务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头绪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显现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鼓舞和引导人们奋勇前进。“四史”正是劳动人民的血泪史和斗争史。因此，历史工作者必须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地参加“四史”的编写，并帮助广大群众把“四史”写好。这是历史工作者的一个光荣任务。同时，“四史”还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资料。因为“四史”中蕴藏有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资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劳动人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内容既丰富生动，又详实可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历史工作者只有认真地掌握和研究这些资料，才能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作出重大的成绩，把我们的历史科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不仅如此，历史工作者参加“四史”的编写，可以走出书斋，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结合斗争，从而进一步地树立无产阶级的观点，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意义尤为深远。
总之，这次群众性的编写“四史”运动，是历史科学中的一项革命。通过这个伟大的实践，历史工作者不仅可以大显身手，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广大群众，而且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历史科学的水平。这是一个既教育别人、又教育自己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怎样才能写好“四史”？大家还缺乏成熟的经验，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探索。总的说来，“四史”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既包括阶级斗争，也包括生产斗争。但是在迄今的历史中，阶级斗争是一条根本的线索。因此在编写“四史”的工作中，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挖掘、搜集和整理史料，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同确凿的历史材料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前提下，具体写法可以百花齐放，不必强求一律。既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编写，也可以采用回忆录、报告文学的形式来编写。既可以写一个完整的历史，也可以写它的一个片断。既可以写人物传记，也可以写专题史。如此等等。
我们希望大家更踊跃地投身到这个群众性的编写“四史”运动中来，写出更多更好的“四史”，总结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编写经验。并希望大家把这一方面的文章寄给我们。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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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辑出版“四史”的一些体会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为了配合对广大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帮助青年续上无产阶级“家谱”，我社从一九六二年起到现在为止，先后编辑出版了十本“四史”读物。即：《血和泪的回忆》、《三代人的脚印》、《青山血泪》、《钢人铁马》、《集古村恩仇记》、《深仇记》、《奴隶的新生》、《太行人家》、《劳动模范家谱》和《六十年悲欢》。
这套读物，读者是欢迎的。其原因是：首先，客观形势需要。党的十中全会后，各地都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版这套读物赶上了当前的形势，和读者的需要对上了口径。其次，这套读物本身具有不少特点。第一，真人真事，亲切感人，说服力强。第二，目的性明确，针对性强。第三，形式生动。
但是，由于这个工作开始不久，已经出版的几本书，还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容少。有些文章中，阶级感情不够充沛，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写得不够突出。
经过初步的实践，我们对编写“四史”读物中遇到的几个问题，有以下一些看法。
一，内容和选材。我社编辑出版“四史”的目的是，通过一个人、一个村、一个公社或一个工厂的历史，帮助青年增加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感性知识，培养阶级感情，激发革命意志。因此在编写时，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贯串阶级斗争这条红线、着重地反映两个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三个阶段（旧社会的苦难史，革命斗争史，建设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史）。选择材料，要考虑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不能为史而史，把一个人所有的经历，一个村、社或厂所有的历史都写进去。只有抓住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这条红线来组织材料，选取材料，才能使作品中心突出，内容集中，思想性强，收到良好效果。否则，容易写成个人经历的年谱或一个村、厂的一般大事记、沿革史，不能起应有的阶级教育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文化战线上还有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是主要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四史”读物的编写应该努力突出以下内容：第一，宣扬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第二，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资本主义道路的穷途末路。第三，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第四，继续揭露封建主义的罪恶。总之，编写“四史”读物要从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贯彻“史”为今用的原则，为斗争服务，为群众服务。
二，阶级分析。编写“四史”，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看待历史，使读者透过现象，认识旧社会的本质，不能客观主义地有事必录。特别是编写家史时，有的劳动人民，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对自己经历的苦难历史或者认识得不深刻，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或者有一些消极的认识，因此记录整理时，需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分析，去芜存菁，使作品富有思想性。有一些情节，如劳动人民在旧社会被逼投河上吊，旧社会工人消极怠工、毁坏机械等行为，都是阶级压迫下迸发出来的反抗火花，是劳动人民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具体领导时的斗争手段，我们应有阶级分析，给以重视。有的情节，如旧社会里劳动人民内部的一些矛盾，象婆婆压迫媳妇，师傅亏待徒弟，姑嫂妯娌间的矛盾等，我们不能把它们和阶级压迫同样看待。总之，不能单纯地记录苦情，或者认为越苦越能打动人心，重要的是通过写苦情使读者认清受苦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揭露敌人的凶恶暴虐，反映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和革命品质，做到既有文艺性，又有思想性，从而产生革命的力量。
同时，还要以社会主义思想来观察分析问题。否则，即使讲的是阶级压迫的内容，也达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如有些农民的小康思想、发家致富观念、宿命观念等，就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思想的。又如片面地宣扬家庭美满、生活优厚等，也不利于提高青年的革命精神。
三，真实性。“四史”读物具有文、史相结合的特点，和一般文艺作品的最根本区别是严格的真实性。离开真实性，就不成为“史”了。写人写事必须有根有据，不能虚构，也不能为了追求“典型化”、故事性而采用一般文艺创作常用的想象等手法。有人认为，要增加“四史”的文艺性，“不必拘泥于‘信史’之说”。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妥当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编写“四史”的人没有什么活动的余地，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相反，要使“四史”写得具体生动，必须在真实的前提下，作必要的加工、剪裁。只要笔者熟悉生活，刻苦地进行调查研究，深入挖掘，严格遵守真实性，一般文艺创作常用的表现手法是仍然应该采用的。运用得恰当，可以使文章更加生动，更加形象，更加富有感人的力量。
四，鉴别“四史”作品质量高低的标准应该是：第一，是否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本质，是否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主线。第二，有无充沛的劳动人民感情，是否反映了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第三，内容是否真实。第四，文字是否准确、鲜明、生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力求作品结构完整，人物形象生动。
五，编写方法和作者路线。编写“四史”，必须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发动群众和组织专门编写力量相结合的方法。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发掘出大量素材，从中选择典型材料。特别是编写村史、厂史，需要动员很多人回忆材料，不发动群众，单靠少数人“闭门造车”是写不好的。也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解除有些人的思想顾虑，如认为旧社会穷人的遭遇说出来“丢人”，认为事情都过去了，不说也罢等。
近来，文学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参加写“四史”的已日渐增多，这是一支重要的队伍。但是光靠这一条腿，还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还需要从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员和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农村知识分子中，物色一些人来参加写作。
同时，编辑人员必须深入到基层去，采取领导、群众、编辑三结合的办法，才能保证出版物具有一定的质量。我们在编辑《太行人家》一书时，第一步是和晋东南地委联系，在当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先后发动了广大的在乡知识青年参加访问和记录，共写出了七万多篇家史的初稿。第二步是从大量的初稿中，选择事迹典型的家史九十六篇，进一步组织力量补充。编辑部认真阅读初稿，和作者逐篇交换意见，研究补充提纲。第三步是组织思想水平较高、文字能力较强的同志，进行加工。第四步是核对材料，请支部、县委和晋东南地委逐级审查定稿。经验证明，编写“四史”是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由简单到丰富，由粗糙到精细，逐步提高的过程。编辑人员应该有正确的立场，充沛的热情，到群众中去，虚心学习，耐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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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拆墙的斗争
太行山，千山万壑，巍然高耸。羊井底，是太行山里一个小村庄，坐落在山西省平顺县西南。在旧社会，羊井底人民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过着饥寒交迫、暗无天日的生活。然而，他们并不甘心任人宰割。他们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尽管那些反抗和斗争还是自发的，但是它们正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
一九二七年，地主刘进城是个闾长，他凭着权势，在垒院墙时，硬把刘松花的房基和别家的一些地点，都圈了进去。南边一条五尺多宽的大路，也被占了一多半。群众都愤愤不平。刘松花更恨不得几镢头把墙刨倒，就找了些人一起议论。
有的说：“躺着让人踩，还认为咱是一滩泥呢。非得和这狗杂种干一场不可！”
有的说：“反正活不下去了，咱就火刀对火石，和他硬拼硬！”
外号“红胡子张飞”的刘东掌更抡着拳头说：“官逼民反！再不动刀枪还等甚！”
末了，刘松花沉着地说：“明干还不到时候，硬来要吃亏。咱要打狼，还要不叫狼咬伤。我有个办法，……”
刘松花把他的办法，对穷兄弟们说了说。大伙点头。最后计议说：“打虎要靠亲弟兄，咱虽不是一个娘生的，可是一条秧上的苦瓜，比亲的还亲。大伙愿意这么干，上了战场，都要拧成一股劲！”
的确，穷兄弟们知道，在那豺狼当道的年月里，硬碰是碰不过这些活阎王的，要“暗下镢头”，和他们斗智。但是无论怎样斗，要紧的是靠大伙齐心合力，握紧拳头。
计议已定，立即行动。这天夜里，大伙派王长全去和刘进城闲扯，使他不注意外头的动静。三十多个穷哥儿们悄悄来到刘进城的院外，说声“动手！”拆墙的拆墙，搬坯的搬坯。真是人多心齐，泰山能移，不多一会儿，就把半丈多高的围墙拆了个扫地平。
第二天清早，人们正要下地时，村公所的传人锣“当当当”地满村响了起来，还夹着刘进城粗野的叫骂声。大家不觉暗暗好笑。
全村群众都成了被告。村长刘德春亲自出马办理这件案子，他摆开八字步，边走边问：“谁领头干的？说，快说！”穷人心齐，个个都把嘴封得严严的。
刘德春见大伙不开腔，气得暴跳，破口大骂：“真是无法无天！谁领的头？为什么拆闾长的墙，站出来讲讲是甚道理？”
群众觉得都不开口也不是个办法，渐渐地就冷嘲热讽地说开了：“是嘛，刚垒起来就给拆了，真白费工！”“咱闾长的墙，垒得哪点不合适吗？”……
刘进城站在旁边，贼眉贼眼地寻找开刀的目标。他看见刘东掌坐在西廊房下冷笑，就给刘德春使了个眼色。刘德春会意，把眼睛一瞪，嚷道：“刘东掌！站起来！谁准许你坐着的？好！你说，是谁领头干的？”
“咋？平白无故怀疑到我身上啦？趁早告诉你们，我刘东掌可不领这笔空头账！”
几句话顶得村长喘不过气来，群众也嚷嚷开了。刘进城进退两难，很是尴尬，只得假仁假义地哄骗道：“乡亲们，谁拆墙，谁明白。我垒的院墙到底有甚毛病，应把话说在当面！”说了几遍，没人理睬。刘进城恼羞成怒，厉声吼道：“告诉你们，墙，我还要垒！谁敢再拆，我非打发他去见阎王不可！”
晌午，松花、东掌和穷哥儿们从地里回来，看见那院墙果真又在原来的墙基上重新垒了一截。大伙悄悄地说：“不要急，叫他垒吧。他能垒，咱会拆，瞧谁厉害！”接着，松花故意大声说：“听说土河那边地里的活正紧着，咱去打两天忙工吧！”
松花和东掌给土河村的大地主赵举人干了一下午活。吃罢晚饭，他们问赵举人的大把作：“黑夜睡在哪儿？”大把作说：“就在场棚下睡吧。”
等三星升到半天空时，松花和东掌摸黑回到了羊井底，分头到各家叫人。
原班人马三十多个，又齐集在一起。
大伙在白天察看过现场，见刘进城这次垒墙用的土坯还有些湿，就打下了主意。分成三批，散到东、南、西三面去，用棍子先在墙脚的湿土坯上戳几个窟窿，掏开缺口，把墙脚挖空一大截，擦根火柴当信号。火柴一亮，三十多个人同时用力推墙。只听见：“轰！轰！轰！哗啦啦！”东、南、西三面墙一齐倒啦！穷哥儿们各自回家，松花和东掌又奔回土河。
第二次拆墙，刘进城真是作梦也没料到。第二天，他气得喉咙里象塞了红炭块，也没找村长商量，就敲起锣，召集群众。他发现松花和东掌不在，起了疑心，就怒冲冲地问：
“松花、东掌哪里去了？”
“人家头天就到土河打忙工去了，昨夜根本没有回家。”
刘进城哪里肯信？就带着四个“保卫团”的团丁，恶虎下山般直奔土河。
到土河一打听，松花和东掌果然在赵举人家打忙工。赵家的大把作还说：“这事恐怕与他们没关系吧。昨夜是我亲自领他俩到场棚下睡的，今早又是我亲自叫醒他俩下地的呀！”
这赵举人是方圆九十里的大地主，刘进城怎能惹得起他，只好灰溜溜地返了回来。
刘进城怕花上钱垒起来再给拆掉，所以在第三次垒的时候，就“自动”留出了上两次强占去的地点。
两次拆墙斗争的胜利，使大伙明白了一个真理：只要抱在一起，扭成一股绳，就能扫扫地主恶霸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肆意横行。
山西晋东南区“四史”编委会
山西平顺县“四史”编委会
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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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社会两重天
——曲阜县陈家庄唐友荣大娘家史
三十多年前，俺一家四口人，只有九分地，租种着地主六亩地。一年到头，死拼活挨，交了租子，自己不够吃两个月的。一九三一年来了蚂蚱，庄稼苗被吃得精光。俺家交不上租，只好眼看着地主把地抽走，还把自家那点地卖给他，房子也押了出去。穷人没了地，指望什么活命啊？只好另找出路——丈夫陈绍祥一头挑着家当，一头挑着俺儿炳仁，俺领着闺女，向黄河北去逃荒。
拖儿带女的走起来可不容易啦！路上，要着一点，一家人分开垫垫饥，要不着，就吃野菜。晚上睡在人家屋檐下。那时候俺儿才六岁，闺女九岁，都饿得直哭。一家人连滚带爬地算是到了济南。
俺们满想着省城是个大地方，好人多，就是要口饭也容易。谁想一到济南，又受了大难为。俺那时是个“双身子”，一路上连饿加累，眼看就要生了。绍祥去央求店老板，想找个遮人眼的地方。那些买卖人把头摇得象个货郎鼓似的，连说：“不行，不行！”一个过路的大嫂，也是个穷人，她借了一把剪子，要绍祥扶俺到近旁一个厕所里。那时的厕所，满地屎尿，插足都难啊！还好，一个小子顺顺当当地生了下来。咳！那年月咱穷人多一个孩子还不是多一分累赘！掐死他吧，心里不忍；养着吧，俺瘦得皮包骨头，能有奶吗？要一点糠啊菜啊的，孩子又不能吃。为了不让孩子眼睁睁地饿死，只得忍痛给了人家。
离开济南，俺们到了黄河北济阳县的二太平住下来，租了一家姓董的大地主的五亩地。全家死拉活拖地劳累一年，交了租子，剩下的不够半年喝稀糊涂的。还凑二太平靠近大道的方便，俺又摆了个小摊，卖个花生、纸烟什么的。这是个碰运气的买卖，有时候挣两个，有时候连本也赔去一大半。要是碰上些不讲理的“二尺半”（国民党军警），不光白丢了东西，还得挨揍哩。
到了十冬腊月，全家粮食吃光了。绍祥给董家打杂，好歹还有口吃的，俺只好领着孩子们去要饭。
就这样，俺们在二太平呆了四年。到了第五年，那里也遭了蝗灾。地里没收成，小摊没了本，又欠下了董家一笔债。最后，只好把闺女卖给一家当了童养媳。
卖了孩子还了债，还是没法吃饭，一家人只好又逃荒到沧州。天下老鸹一般黑，沧州的地主也是一样狠毒。俺儿有一次去要饭，叫恶狗把腿咬得稀烂，疼得滚在地上大哭。门里出来个拄着文明棍的老家伙，张口就骂：“那里来的王八羔子，在这里叫唤什么？滚到一边去！”俺看见孩子血淋淋的样子，真想扑上去揍他几巴掌。看的人都劝说：“他家谁也惹不起！”把俺们拉走了。
第二年，俺家又回到二太平。不到一年，日本鬼子来了。二太平紧靠大路，鬼子常来常往，进了村，又杀人，又放火。有一次，绍祥叫鬼子逮住，给打得浑身没块好肉。俺们又逃到了白官庄，要了一年饭。
后来，绍祥回到二太平租地种，俺又领着俺儿到济南去给人家当老妈子。城里的富人也都是狼心狗肺的，他们嫌俺是个乡下佬，往往平白无故把俺打发出来了，俺一年的工钱给三扣两扣只不到半年的。
城里呆不下去了，俺们又回到二太平。三年后，俺们听说老家陈家庄年成好，都想回家去看看，就动身回家。俺一家进了村，那些有钱的都讥笑说：“大要饭的陈四又把个家挑回来了！”老家的庄稼长得倒真不错，可哪一穗一粒是咱穷人的？租地租不着，要饭要不到。大地主派人来看庄稼，丢了先到俺家来翻，把俺家当成贼窝。绍祥连愁加气，得了重病，没多久就死了。俺把抵押的房子卖成死的，找回几个钱，发送了他。一家人又逃到了黄河北。
解放后，俺家在黄河北分了地，翻了身。一九五○年，俺们再回到了老家。这回可和从前大不同了，干部们给找房子，送粮食，乡亲们送用具，喜得俺直流泪。不久，俺家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日子过得更好了。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公社，俺这个将近七十的老太婆第一个报名当上炊事员。大家叫俺“老来红”，还评上个一等模范呢！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咱不能忘掉阶级压迫的苦。解放后十多年，俺看见什么觉着什么好，常编个顺口溜，唱唱咱的好日子。这么一来，县里称俺是“诗奶奶”，北京制电影的同志还来给俺照过电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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