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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常堵塞自己的耳朵？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饶阳县五公公社社长兼五公生产大队大队长
耿长锁
我这个人，好信不过自己，是个缺点。不过，我的确感觉到，民主好讲，意见难听。谁也知道办事情实行民主、走群众路线好，谁也知道一个人的意见通常是不如大家的意见对。知道是知道，就是碰上问题，常是对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结果，民主、群众路线都实行得不好。
为什么常常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呢？细琢磨琢磨，都有一些“理由”跟着。有主观主义的人，不轻易承认自己不虚心，都是说这理由、那理由，“不是我不听取别人意见，是因为他……”这些“理由”，实际就是听取别人意见的挡头。没听意见以前，可能想着听意见，可是意见来了，理由也来了，堵住耳朵了。这些年来，我体会到要能听进别人意见，非捅开堵塞耳目的挡头不行。什么常堵塞自己的耳朵呢？想想自己，看看别人，不外有这么一些“理由”：少数人意见啦，坏话刺耳啦，态度不好啦……。把各种“理由”找出来，认识它的规律：对什么人、听什么话、在什么节骨眼上听不进意见去。再碰到问题，自觉注意，“理由”一上来，就压下去，耳目就堵塞不住了，别人意见就听进去了。这几天我一直想这个事，我想到了这么几个问题，做为我的体会谈谈，不对了，大家来指教。
“感情不同，语言不通”是妨害听取意见的第一个挡头
语言不通的事是常有的。不说阶级感情不同，语言不通；就是自己人，思想感情也不完全一样，话也有时候说不到一块去，比方有的机关干部长期不下乡，光在上面收汇报，他不了解下情就语言不通。你觉得很重要，引不起他的注意，你觉得不是个问题，他觉着是个问题。该听的不听，不该听的听了，或者红的听成白的。语言不通是个大事。多听一次报告，多读一遍毛主席著作，多出去参观一次，认识都会出现差别，语言就会不同。如果长时间在不同的环境里，参加不同的实践，思想感情就不一样，语言就不同。我自己觉得有些日子不和社员一块下地劳动，隔些日子不在家，思想感情就有出入，再说生产、再说队里的事，就插不进话去，别人的话也听不好。所以，我说，要听别人意见，就不能脱离群众的实践斗争，就得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思想。
听取意见的第二个挡头是“带着框框，未说先知”
有时候意见听不进去，是叫“框框”挡住。这毛病，多出在听一面词、看一面理上，片面性越大犯得就越多。当干部一定要用两只眼睛看，两个耳朵听，要不，脑袋里有了“框框”，真了不得。做什么工作，办什么事情，都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要多听几个方面的意见。村里干部、社员犯了错误，要尽量让他申诉自己的理由，最后他实在无话可说了，把错误承认下来了，才好教育，才能让他服气。不分对象，不分情况，没等张嘴就知道不值得听，好象什么事全知道了，那耳朵就没用了。处理问题，也不能一下定死。我们在支委会、管委会上，对一些工作方法、临时任务、日常制度问题，采取“结活扣”的办法，商量好了以后就按着去办。可是，预先说明特殊情况例外，以后情况变化了再改。该改的就拿到会上来改，该变的就拿到会上来变，不板上钉钉，一个死“框框”套起来没完。
“不面向群众，不眼睛向下”是听取意见的第三个挡头
我认为当干部，不听上级的话是错误的，听上级的话是对的；但是，不眼睛向下，不拿着群众意见当回子事是不对的。就有这样的人，一样的意见，来自上面的就听，来自下面的就不听，只接受上级监督，不接受群众批评。我回想我自己，这些年来多亏了接受群众监督。在五公大队，尤其第一生产队，是老四户“土地合作组”的底子，社员们有个“爱反映”的风气，干部、社员，谁的脚步迈错了，就“反映”，就提意见，谁也不留情。这倒好，把干部管住了，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们乐了，说：“社员们‘爱反映’好，帮助咱少犯错误。”也有的干部自己犯了错误，埋怨群众管的不严，后悔了，这也是一种觉悟，眼睛向下了，群众再提意见就听得进去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上级、下级，干部、群众，是一个辩证关系。谁是上级？公社以上是县，县以上是省，再以上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上级是谁呢？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最根本的上级，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依靠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和上级是一致的。干部平常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是热爱干部的。
“满足多数，忽视少数”是听取意见的第四个挡头
这样的教训也不少，一九六三年种棉花时，总结一九六二年的教训，一九六二年棉花出苗晚，许多人说是机播的过，今年不能再机播了，还有许多人说是地温的过，今年要种晚点。独有技术人员周元久说是种子的毛病，当时多数人乱从机播、地温上考虑，周元久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到技术站上测验地温和机播的情况，证明这两方面都没有毛病。接着，查实是因为一九六二年浸种方法改变，种子浸的不匀，苗子出的晚。从这件事里看，为什么周元久他一个人的意见对了呢？因为别人不知道，都是估计着说的，他对浸种有研究，他的意见就正确。以后，我摸到了这么一条道理：多数人意见里面有时候有的意见不实在，人云亦云，看着怎么说的多就随声附和，实际他不一定有真正的意见。少数人意见敢于和众人意见相反，他就可能觉得有点把握。所以，当着少数人坚持自己意见的时候，一定查明他的意见的来龙去脉。
听取意见的第五个挡头是“刺耳不听，逆耳不听”
一些坏话、错误的话听起来是刺耳的。不过，刺耳的话，不一定都是坏话。常言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人的立场观点不同，人的耳朵也不同，一样的话，这个人听起来刺耳，那个人听起来可能就不刺耳。比如一个干部自己多记了工分，社员提出意见来。要是看不到自己错误，这话就听着刺耳。要是看到自己的错误，或自己根本就不犯这种错误，不光不听着这话刺耳，连自己也得说这话哩！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我在“组里”当干部，兼着村里干部，按说，向“组里”要补助工也行，向村里要代耕补助也行，可是，我想，当干部就当个大家痛快吧，自己吃点亏，大家情绪高，把集体办好点，就什么都有啦。这样一想，个人的算盘就和群众的算盘在一个珠上滚了。“多占工分”的话，群众也不说，说也没有刺耳的感觉。反而听到有人说我吃亏的话不对劲了。我在一个会上说：“我不是吃亏，我是占便宜了。便宜在那？组织起来就是个大便宜，社员积极干就是个大便宜，搞好了生产，大家多分了，我也少分不了多少。”有人说我的算盘反着打，我说是正着打，实情是这么回事。有些刺耳的话，可能是好话；不刺耳的话可能是不对的话。人变就是这样变的，爱听好话，不爱听刺耳话。其实，有些好话都是对个人好，听着好听，越听的多越坏。光用好话就把人害了。所以，我们听到刺耳、逆耳的话，不要忙着关上耳目大门，嗅嗅是人家的话不对头，还是自己耳朵不对头，要真是坏话，分析他为什么说这话，是阶级敌人破坏，还是别的。只要我们自己立场坚定，耳朵听几句坏话，也不吃紧，听听怕什么！？
“怕失尊严，怕丢威信”是听取意见的第六个挡头
去年年底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去找山西省代表团南柳大队的周明山，向他请教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他一见面就喊我耿老师，我说：“你得是老师！”他说：“你年纪大，你是老师。”我说：“老师不能看年纪，谁做的事情好谁是老师，谁知道得多谁是老师，我向你学习来了。”我从他那里、从大寨陈永贵同志那里，学了很多宝贵经验。我们五公办社早，我参加劳模会、人民代表大会也早，每次会上都有我的新老师。
人多是这样，以前者为师容易，以后者为师难。陈永贵、周明山同志这是全国闻名的旗帜，向他们学习好说。要是在本村里，听取年青人的意见，接受新干部的领导，总不好放下架子。别人也照顾你的“威信”，好象我们这些人，只能当先生，不能当学生，只能说人，不能叫人说，好象我听了别人意见，
“老社长”的威信就低了。我在村里，副大队长乔利广常和我争论一些问题。有一次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端对利广说：“老耿年纪大了，尊重他，尽量别和他争论。”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想，怪不得我听到反面意见少，他们抹不开说呀。我自己思量一回，这不行，赶快找到张端同志说：“争论问题不是坏事，不争论不出真理，要是你们都不和我争论，我的耳朵不聋也听不到话了。”
不能老想着自己的资格，自己的威信。后来者居上，自己落后了，打肿脸充胖子也是落后了，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落后，虚心向人家学习，赶上去。向人学习，听取别人意见，不分老少，不分先后，谁说的对就听谁的。当学生不矮，当先生也不高，真正的领导威信，必须建立在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基础上。
听取意见的第七个挡头是“话不投机，惹急闹翻”
这是个作风问题。我过去有这样的事，听话的时候，说话人态度不好，一两句话就说崩了。闹翻了脸，就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也是十几年前，一天晚上，我正在“组里”开会，有一个在这里住着的同志打发人来叫我，我说今天晚上离不开身。那同志误会了，认为我是叫不动，就给我写了一个条来，批评我。我一看火了，让人捎信给他，说：“不光今天叫不动，以后也叫不动。”
这话说了以后，第二天我想，都是为了工作，能因为一句话就不接洽工作了，耍这种脾气有什么用。到了下午，我找到那位同志道了歉。他说：“我说错了一句，你不该发脾气。”我说：
“是不该，今天请你来批评。”他笑了。
以后，随着我端正思想作风，火脾气也不那么大了，别人说不中听的话，也能选择有用的接受了。有一次，我通知各户开会，在街上走，走的挺急，街旁站着几个人正扯闲话儿，没顾得打招呼。其中有和我们“组里”顶眼的人别有用心地说：
“真是官大架子大，见了人连个屁也不放。”这话我听了以后，气顶嗓子眼，可是自己又一想：“工作再忙，说句话也是能办到的，这话对，生气也得采纳。”从那以后，在街上再见了人：“吃饭了么？”“干么去？”有话没话打个招呼，这样显得亲热。从自己经过的大事小事上，都证明说话变脸没好处，堵上了自己的耳目，也等于堵上了别人的嘴。
“听话截短，没有耐心”是听取意见的第八个挡头
听话没有耐心，话长了截短就误事。去年夏天评比“五好”社员的时候，一些人说青年积极分子李长富是假积极，没评上“五好”。可是，人们认识不一样，事后嘟囔。我问：“为什么有意见不早提？”人们说：“话说长了，好象咱拉扯‘老婆舌头’，不说了。”我说：“不怕话长，就怕把话压在心里，是非弄不清，背地也是说。”接着又开会，让大家把话说完。有的人说：“李长富锄地又快又好，自己锄到头里还接别人。”有的人就说：“他接人也不叫你痛快，说‘你锄的真慢，要不是你耽误，咱们早锄完了。’随便批评人。”这样，你一套，我一套，每个人的话说尽了，意见全提出来了，把李长富的优点、缺点摆到桌面上，一分为二，赞成他的人看到他的缺点，不赞成他的人看到他的优点。最后大家都很满意。可见，听取意见，该费时间的就要费些时间。草草收兵，马虎做结论，准有不满意的。一个人说话长，粘糊，有的是因为没说话技术，有的是因为没想好，或者有顾虑。那就让他想一想再说，把顾虑消除了再说。
回想我当干部这些年，对群众也好，对同志也好，万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要不就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了。我就有这样一个感觉，比方一群羊，要是把自己看成是羊群头里走的“羊呼噜”，待人就虚心；要是把自己看成是跟在后边拿着鞭子的赶羊人，待人就不虚心。因为觉得自己比羊高，手里拿着鞭子，不走就打，还听意见干什么？所以，听意见不听意见，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很有关系。高人一等就没办法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我头上一句脚上一句地说了这么一些，依我看，听取意见的挡头还多，多想想，听不进意见去的挡头在什么地方，找到它就好办。我这么想，在生产高潮中，群众的热情这么高，有个好的民主作风，多走群众路线，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商量办事，民主办队，就准能把生产搞得好上加好。
（原载河北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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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编后
耿长锁同志根据自己多年的体验，把听不进群众意见的原因，归纳了八条，对我们很有启发。
有些同志往往在工作成绩不大，或者有了问题的时候，尚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意见，而当工作有了成绩的时候，就常常不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了。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的事业在飞速发展，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大，我们就越要谦虚谨慎。一分为二是客观事物的辩证法，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存在。你工作上有了成绩，也要一分为二，不能只看优点，不看缺点。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忘掉了自己还有缺点，听不进群众的不同意见，这就不是一分为二，这就会停顿不前，以致落后。从思想方法上来讲，自满就是形而上学。事物是永远在发展变化的。人们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是永远前进的。解决了旧的矛盾，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不断地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才能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创造。不承认自己的工作还有缺点，不愿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总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别人是完全不对的，这就是不对自己一分为二，也不对别人一分为二，这就是否认自己还要继续前进。这不是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呢？
我们常提到“聪明”。什么叫聪明？耳朵灵就是“聪”，眼睛亮就是“明”。一个人要耳聪目明，就要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善于观察各种事物，并且加以分析。我们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有这样的聪明。这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虚心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每个意见，集思广益。有了群众的智慧，再加上自己的智慧，才会真正聪明起来。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把自己看成高于别人的人，那你就会永远把自己的耳朵堵住。
耿长锁同志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著名模范，对于领导农业生产，是有丰富经验的。但是，他能注意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民主作风，所以他能不断前进。他的这篇讲话，生动活泼，具体分析了自己的活思想，里面有不少辩证法，我们愿意推荐给大家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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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车如打仗
福建省龙岩运输总站驾驶员 张志伟
我开始读毛主席著作，至今已经九年了。从长期的实践中，我体会到毛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同样可以用在驾驶工作上。
不打无准备的仗
汽车运输如同打仗，做好出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做好准备工作确保行车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同样也是人。毛主席说“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因此，每次出车前，我总是从各方面作好准备。
准备，首先是思想上的准备，其次才是物质上的准备。因为汽车是靠人驾驶的。差不多所有事故的发生，原因都是在人不在车。有时看来是机械事故，但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首先出了事故。有一次，因有紧急任务要我开车往古城。这条路我从未走过，路况很差，加上夜间行车，所以思想上有了充分准备，行车时非常谨慎。车子开到一个下坡急弯时，对面来了一部车，开得急速；我在离它十几米就刹车了。可见人的思想准备是最重要的。
行车时，不但在陡坡、急弯、窄路这些物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在平坦、宽敞道路这些物质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但要有一般情况的思想准备，还要有应付突然事故的思想准备。这就是说，要对突然和不突然的关系有个正确的认识。有时发生的事故，初看起来是意外的，但仔细一分析，就很不意外，偶然性中寓有必然性。例如我过去在涵江附近撞到军车一事，好象是很偶然的，但认真说来，还是我思想上的麻痹，以为路面平坦，对方已让路了，可以放心行驶。可见，当初思想上的大意，已经预伏了有发生事故的可能。在行车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你处在路况条件好的地方，往往缺乏准备，结果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地方。实践证明，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也会有突然情况的发生，都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然，思想准备还必须落实到物质条件的准备上，物质条件准备不充分，反过来正说明思想准备的马虎。因此，我在每次出车前，总是要把各项机件的检查、维修做得妥贴、稳当。我牢记毛主席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教导，对车辆中那怕是一个螺丝钉也不马虎，做到勤检查、勤修理、勤洗刷，坚持做好出车前的例行保养工作，不论出车回来多晚也是如此。因此，近三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在中途抛锚过，而且由于注意了车辆的保养，大中修间隔里程都超额完成了规定的指标。
详细摸清“敌情”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驾驶汽车同样如此。为做到这点，我体会这里有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要解决。
一方面，驾驶员用汽车载客装货，行驶于公路上，因此，驾驶员与车辆、公路之间，就发生了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驾驶员既要熟悉自己汽车的性能、特点和驾驶汽车的技术、经验，又要熟悉公路等各方面的情况，这样才不致于盲动，才能开好车。因此，平时我很重视摸清闽西山区公路的特点，举凡陡坡、窄道、桥梁、急转弯等，我都做到一一心中有数，使自己胸中有一幅闽西山路的“活地图”。
此外，还要掌握有些地区公路上的特殊情况和有关的许多事物。如每个地方的圩期、农事季节、街镇、学校所在地以及气候上的阴雨风晴等等。农忙时，在路旁堆放的稻草中，可能有躲在里面遮荫休息的农民。公路上的行人总是怕汽车过后所扬起的尘埃，因而总是从向风的一边走向对面的路旁，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注意他们可能临时横穿公路。同样，公路上有三、四个人同行时，只要其中的一个在车快要到时跑过对面路边，其余的也可能会跟着跑，这时，就得留心后头的人。
另一方面，作为人民的客车驾驶员，服务的对象是车上的旅客，因此，旅客就成了驾驶员的“彼方”。只有摸清彼方的情况，才能服务周到、安全。旅客中有老人、小孩，孕妇和病人，要特别照顾。
灵活机动的工作方法
汽车客运受客观条件的牵制比较大。例如，春节、寒暑假以及召开大型会议时，车辆的运载量就大些；而平时，车辆的运载量就小些。总之，时紧时松，时多时少，这就是汽车客运的规律。根据这个情况，当任务繁忙时，我采取了“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的办法，除完成正班任务外，作好“加班加点”的准备。车子到达终点，立即检修、加油，待命出发。当旅客不多时，我就破例地沿途多停多靠，遇到车辆放空，沿途没有旅客，或车上旅客很少，可以拨给其他同一目的地的班车时，我就在沿途联系货运，千方百计提高车辆实载率。虽然这要增加自己的许多工作量和具体困难，有时甚至要搞到半夜三更才能回来，但是我觉得这是为国家应尽的力量。几年来我总是超额完成了运输计划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以今年一至五月为例，完成了生产任务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四三，单车成本比计划降低百分之十八点八，共增产节约六千七百八十二元。
当然，机动灵活必须符合党的政策原则和规章制度，因为政策原则是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而规章制度是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离开了它去机动灵活，就是为所欲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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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得失之间
国营八五三农场三分场农业技术员 陈元凯
得与失，是一对矛盾。没有得，就无所谓失；没有失，也就无从得。道理是明显不过的。可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中，这一对矛盾双方的关系，又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得正确，处理得很好的。因此，更深一层去认识这一对矛盾，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使自己的思想，增多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对实践有很重要的意义。
要工作得好，就要休息好。休息，就要失去一些时间；可是，却得到了或恢复了工作的精力。这难道还有谁不明白吗？可是，不然。我们有的生产队的领导同志，却习惯于搞老一套的“疲劳战术”，无论干什么活，工作时间总是“卡丁卡卯”，一再延长；而对职工群众应有的休息，却经常考虑不够，安排不周。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劳动时间长点好，休息时间少点好，任务也就完成得早。谁知往往事与愿违，这样一来，出活真不多，废品倒不少，完成任务并不快，质量还差。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正确掌握劳逸结合，结果，失之者多，得之者少。
现在大家都在学毛主席著作，上级党委也规定了学习时间。有的干部也知道，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可是，脑子里又打开学习时间的算盘了。一人一天一小时，农忙以十小时一个工算，一天就去了十个工。比如割麦吧，一人一天割一亩，一天就少割十亩，十天就少割百亩。于是犹豫得很，决心难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过十天八天又间断了，所谓工作“忙”，又把学习挤掉了。算账，也得会算。既要算经济账，也得算政治账、思想账。既会算小账，更得算大账。如果干部，职工大家都能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思想革命化，工作干劲高，劳动纪律严，质量多又好。那时候，就不是十天少割百亩麦子，而是一天可以多割百亩麦子，而且保质保量。更进一步说，如果不坚持学习，不用主席思想挂帅，不突出政治，不狠抓“四个第一”，那问题就越来越大、越多、越严重，到那时，就不是多干点活少干点活的问题，那也就很可能干部、职工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而掉队，而落后，甚至有变质、变色的危险。利害大小，两相衡量，得呢？失呢？
打仗，就得伤亡。当然，我们力求伤亡愈少愈好。作战的原则是什么？叫做“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你不彻底地消灭敌人，就不能很好地保存自己。有时为了消灭敌人，甚至要有意识地准备丧失一部分“自己”，以求保存大部分“自己”。生产也一样。我们有的干部同志处理生产问题，却不太明白这个道理。譬如割麦吧，麦收初期，总是考虑麦子不太成熟，怕“伤镰”，迟迟不上人；或等待好天晴天，大算机械账，也不投人力。可是，天不作美，几场大雨一下，土壤水分吃饱，地暄陷车，机车进不去，庄稼却已枯熟，勉强投上人力，“落镰”已很厉害，一抓一把糠，一脚一坑泥，勉强投上机械，两台（东方红）拉一台（收割机），浪费极大。又如晒麦场，有的队长或指导员，也老是考虑怕浪费工，粮食运不出去，又不肯入库，就等待装袋上车，结果满场满院都是粮食，大麦占场院，影响小麦不能入场，于是通知收割前线挂上“免战牌”。结果收割进度上不去，后期损失大，不得已又才入库腾场，战机已错过，损失已造成，窝工浪费还不少，工作又被动。再譬如为了保证大秋收成的排水、砍大草吧，排除积水，挖沟起土，你就得毁掉一些庄稼；砍大草，也得踩坏一些作物，可是，这样一来，却救出了大片大片的庄稼，增加了产量，减少了草籽，既对今年有益，又对明年有利。善于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就得之者众，失之者寡，否则，效果就适得其反。
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得与失双方，既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即得转为失，失转为得。因此我们必须要全面地看问题，处理问题不可偏于一方。
世界上有没有只得不失的事物？没有。就说一个同志要取得集体主义的思想，也就要失去那个个人主义。如果老是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放，不与之最后决裂，是不可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革命人生观的。可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只得不失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失去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人们总是希望失去不愿意保留的东西，而力求得到希望获得的东西。或者是尽可能使失去的东西少一些，而得到的东西尽可能多一些而已。既然如此，我们革命者对待得失的态度，与对待其它任何矛盾一样，就应该是积极的、主动的，充满信心的：敢得敢失，善得善失；而决不应该是消极的，被动的，丧失信心的：“患得患失”！
当然，一般说来，我们是无产阶级战士，属于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的行列，我们的工作，是彻底地、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我们的工作即使产生缺点、错误，也是前进中，发展中的缺点、错误，而它们与优点、成绩相较，总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之间的关系而已。只要我们方向对头，方法得当，经过努力，总是得之者多，失之者少的。如果我们的方向不正，方法不当，也会造成工作的损失，甚至变得很严重。而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却站在垂死的、腐朽的、寄生的、反动的阶级立场上，他们的工作和一切盘算、痴心、妄想，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也可能取得某些侥幸和顺利，但从总体来说，从本质来说，从发展和最后结果来说，无论他们如何苦心孤诣、枉费心机，总是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到最后，是要彻底输光，进入坟墓，前途是注定不会美妙的。
总之，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多变的，我们对待得与失也象对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要从实际出发，都要一分为二，作实事求是的观察，恰如其分的分析，当机立断的处理，力求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样，问题才能看得准，矛盾方能揭得开，工作就能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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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说才算数
河北省束鹿县和睦井公社大队党支部书记 杨增良
领导抗旱种麦也和打仗一样，必须有正确的指挥，方能取得胜利。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领导者说话怎样才能算数的问题。
以前，自己总觉得当支书，说什么都得算数，要是说了不算数，岂不降低了自己的威信吗？结果，有时犯了瞎指挥的错误。
这次在领导抗旱种麦斗争中，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注意了这个问题。我一方面广泛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力求克服主观、片面，争取做到指挥正确，说话算数。同时我也认识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二五○页）加之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很低，观察、分析和判断问题不可能全面无误，滴水不漏。因此，指导生产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一些偏差乃至错误也是难免的。碰到这种情况，自己就应该一方面认真检查，接受教训；同时当众更正自己的意见。例如：我在四队参加劳动中听说，一个安装五吋水泵的机井，一昼夜可浇地十四亩。我在向各队分配使水时间时，统统按这个基数推算的。别的队都没啥意见，唯独三队干部向我反映说他们一昼夜连十亩地也浇不了。我没有多问，就拿起铁锨到了三队。原来，三队使用的这条渠道是浇地的前一天才修起的，渠帮土质松软，跑水严重。一条二百多米长的渠道，十个人看水还看不过来，当然影响浇地进度。我一面帮助三队社员浇地修渠，一面修改了原来的意见。
再如，担水浇地时，我在四队一小时担了七挑水。一天按八小时计算，应该担五十六挑。而四队只规定每人每天担四十挑。晚上，我找到四队队长，硬要他提高了劳动定额。可是第二天傍晚我到四队一打听，没有一个人达到规定的数。我大吃一惊。第三天，我就担起水桶和四队的社员们一起再去挑水。当我担过头一挑，再去担第二挑时问题发现了。原来几个队合用一井水，排队的时间相当于担水时间的四分之一。四队定额低并不是思想问题。我马上向四队队长检查了自己的主观片面，并向社员宣布自己昨天说的提高劳动定额的话不算数了。
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我懂得了说话算数和说话不算数的界限。说了算数，是因为说得符合客观实际；说了不算数，是因为说得不符合客观实际。
当然，从认识上来说，一下子说准是困难的，这就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修正自己的错误。这样做不但不会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能使自己和群众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反过来，明明知道自己的指挥错了，还硬要打肿脸充胖子，不肯改正，那就会脱离群众，那就会说了话，永远也不能算数。 （景通文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