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发扬农场职工的革命精神
国营农场主要产品较大幅度增长
目前，各农场正在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总结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加紧备耕，争取今年获得更好收成
新华社八日讯 一九六四年我国国营农业的各项生产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好，粮食、棉花等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据农垦系统所属各国营农场统计，一九六四年粮食和大豆的总产量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十四左右。上交商品粮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增产较多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农场和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粮、豆总产量都比一九六三年增长一亿斤以上。
一九六四年国营农场棉花和亚热带作物的生产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年。全国八个重点产棉区的国营农场全面增产，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一九六四年，国营农场的棉花播种面积比一九六三年扩大了百分之四十，棉花总产量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其中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湖北、江苏、湖南、安徽等地农场增产较多。华南亚热带作物垦区的香料油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四十八，橡胶和剑麻纤维的产量都超过一九六三年。
畜牧业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可以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一九六四年各种牲畜增殖较快，成活率也较高，增殖多的是猪和羊，大牲畜头数净增了百分之四点五。
一九六四年国营农业在生产上取得的成功，是同广大农场职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学解放军和大庆、大寨的革命精神分不开的。一九六四年农场职工的增产热情和信心很高，各级干部又普遍深入第一线参加了劳动。因而多数农场适期完成了播种任务，整地和播种质量、施用有机肥料的数量、掌握标准作业和机械化综合灭草措施等，都达到了以前没有过的水平。不少农场坚持标准作业，实现了精耕细作，从而取得了大面积的高产。各地农场职工对兴修水利，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热情也很高。据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统计，一九六三年新扩大的排灌面积就达一百三十七万亩。
一九六四年国营农场的生产建设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就是，部分农场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单产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少部分农场还有亏损；在同一地区和同等条件下，先进与后进单位之间差距很大，即使一些办得比较好的农场，也存在低产的生产队和地块。目前，各地国营农场正在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总结一九六四年生产经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加紧冬季备耕生产，争取一九六五年获得更好的收成。
（附图片）
三江平原上的东北农垦局所属国营农场正把粮食运往粮库。 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第2版()
专栏：
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了农业生产革命
卢王庄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贫农下中农鼓起革命干劲，带头创造必要条件，把一千多亩旱地改成水田，水稻获得好收成
本报讯 记者伊心恬、周志清、王焴长报道：一九六四年第四季度，记者来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看到这个靠近万里长城的地方，出现了江南景象。
记者在打谷场上和社员一起脱粒时，问一位贫农社员：“你们今年水稻增产多少？”
“增产？咱今年是第一次种水稻呢！”他笑着回答，接着又兴奋地补充了一句：“咱第一年种水稻，产量就过了黄河。”
历史上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卢王庄公社，在一九六三年冬天一九六四年春天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广大社员自力更生地创造条件，把一千三百多亩旱地改为水田，第一次种上了水稻，就获得了好收成。据公社党委统计，一九六四年水稻总产量达到六十多万斤，平均亩产达到五百斤左右。
卢王庄公社一九六四年是怎样开始试种水稻的？种了以后又怎样夺得好收成的？他们对一九六五年种水稻有什么新的打算？记者就这些问题访问了这个公社几个大队的贫农下中农社员，下面是他们分别向记者发表的谈话。
有条件就干，没条件就创造
桃园大队老贫农刘玉森：
种水稻在咱庄也是斗争，也是一场革命。
从解放以后，咱庄就有人想种水稻。贫农赵树芬在参加互助组的时候，曾经种过一块田的水稻。但那时没有水没有电，栽秧不久，晒了几天，土干地裂，他天天挑水浇地也不中，秧苗还是死了，辛苦半年一场空。从此，大伙谁也不种水稻。
办人民公社以后，大伙打机井，修水利，大片旱地变成了水浇地，高粱、玉米、小麦，产量都提高了；但是要种水稻还缺水，没有条件。
有条件就干，没条件就创造！一九六三年冬季，咱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贫农下中农社员觉悟提高了，干劲更大了，心情舒畅了，提出多修渠、多打井，把水浇地改为水田种水稻。有些旧脑筋的人，不相信水稻能种好，说啥“种了也是白搭”。大伙说：人家大寨能把坏地变为好地，咱就不能自力更生种水稻？大伙决定多修水利。咱村边有个大水坑，解放前咱村有一个老贫农的妻子是哑吧，她受尽压迫，活不下去，在这里跳水自杀了，大家就叫它“哑吧坑”，闲空多少年了。大伙破冰下坑，挖深几尺，又开了一条几里长的渠道，把洋河水引入深水坑，坑旁建立了电力扬水站。不久，电动机一转，水就哗啦啦流入地里，啥时候要水啥时候有水。大伙把一百多亩低产地平整加工，变成了稻田，栽上了秧苗。
有了水，没有技术也不行。打春上，咱几个贫农社员就上外边去学经验，还请了种水稻有经验的朝鲜族社员当师傅，碰到难题，大伙一起商量。就这样，没有技术的困难也克服了。
思想工作一年到头都不能放松
第一年种水稻，产量不算高。往后，一年年种下去，产量就会越来越高。
从第一年种水稻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还要一年到头经常做思想工作，才能使大伙齐心搞好生产。咱村开始种水稻的时候，有的人不相信能种好，有的人还怕辛苦半年落得一场空；水稻种下去了，又有人怕发生水灾旱灾，不愿多用工本；水稻收回家了，又有人不注意节约细粮。无论哪一件生产，大伙的看法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咱们贫农下中农代表平时多了解大伙的思想，多听大伙的意见，在串门的时候，在同大伙一起劳动的时候，多说说道理给大伙听。有人怕水稻种不好，咱们就讲清楚如今的许多有利条件，讲别人能种好咱也能种好的道理，这样，原先有些对种水稻思想不通的人，思想也通了。思想工作，一年到头都不能放松，放松了事情就办不好。思想工作大队干部要做，咱贫农下中农也要做。思想工作做好了，生产就容易搞得好。
贫农下中农在生产上也要带头革命
蒲蓝大队老贫农张克祥：
咱大队有一片三百多亩的水洼地，早先大家把它叫做“白扔地”，是蒲蓝有名的“北大荒”。过去，好年景，一亩收百来斤；坏年景，收五六十斤就不少。可今年咋的？这片地种了水稻，一亩打粮六百斤以上。咱们今年头一回种水稻，是一炮打响，开门发势啦！咱一个生产队一百二十多亩水洼地改种水稻，今年收了七万多斤粮，比往年收一万多斤粮增产好几倍！
今年种水稻，是咱贫农下中农带头闯出来的。去年冬天，咱村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咱贫农下中农的气势壮起来啦！社员的干劲上来啦！大伙看到生产队收支账、工分账样样一清二楚，对集体对干部更加信任了，心也更齐了。咱穷苦庄稼人在阶级斗争里搞革命，在生产上也要搞革命。在贫农下中农大会上，我提出：“咱动手修好渠，把那片‘白扔地’种上水稻，就能多打粮。这水稻咱有信心种不？”大伙说：“有信心！”
寒冬腊月，大伙就干上啦！拉石头，刨冻土，开沟修渠，雪铺两尺厚，谁也不停工。稻子种下了，大伙管理更细心。有一回，天才麻麻亮，队长赵绪明就起床敲钟，召集社员出工。哪知，敲了半晌不见人来。他正觉得奇怪，一个赶早车的社员说：“大伙早下地啦！”队长下地一看，果然大伙跟贫农社员赵玉泉一道，正在干得起劲。你说，大伙的思想革命了，干活是啥阵仗！水稻生产咋不上去？
决心把产量再往上提
卢王庄大队第八生产队贫农李玉发：
咱队今年第一年种的六十八亩水稻，平均一亩产粮接近七百斤。贫农下中农社员真乐了，决心把产量再往上提。现在咱队水稻种子已选好留足，全是良种。稻田也已翻耕过半数。肥料正在准备，下底肥、追细肥，都要比以前多。咱贫农下中农完全有信心实现一九六五年的水稻增产计划。
咱队水稻产量高，队长陈芝祥还上大队去介绍过经验呢！听说，咱公社一九六五年种水稻要提高一倍。咱大队水稻面积也要扩大很多。还没种水稻的生产队，也提出以后要种水稻，增产粮食。
八十岁的老贫农郭顺说得好：一吃大米饭，就想到共产党，想到人民公社。早先几个朝代都吃不到自己种的大米，现在吃到了。
据记者了解：卢王庄公社一九六四年第一次种水稻获得了好收成，成绩很大，但是由于过去没有种过，缺乏经验，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成本比较高，用于机电灌溉、增施肥料和调换良种的开支比较大。此外，有部分稻田因沙多发生漏水现象，使稻禾生长受到很大影响。最近，许多生产队在总结第一年种水稻的经验中，已研究出克服这些缺点的有效办法。如通过节省用水、多积土肥和自留良种等办法降低成本；选择土质好的地改稻田，同时做好平整土地工作，以防漏水。很多社员说：有了第一年的经验，第二年种水稻一定会比第一年好，往后，一年更比一年有经验了。
第2版()
专栏：
黑色冶金设计总院设计车轮轮箍厂实践证明
深入现场结合实际是设计革命化的道路
提高了设计质量，加快了设计进度，节约了资金，促进了设计人员的思想革命
据新华社八日讯 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设计我国第一个车轮轮箍厂的实践证明，深入现场、结合实际的设计方法，提高了设计质量，加快了设计进度，节约了国家资金，促进了设计人员的思想革命。
车轮轮箍厂是我国第一次自己设计和制造设备建成的现代化大型工程之一。担负这一巨大工程设计任务的黑色冶金设计总院的一百多个设计人员，百分之九十是解放以后从大学或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青年。设计开始以前，部分设计人员认为，现在一无设计经验，二无设计资料，三无高超技术，自己设计是不可能的。他们主张向外国订购设备或者等待搜集大量国外资料以后，再模仿设计。有人还认为，如果真要自己设计，至少得从外国聘请专家担任顾问。绝大多数设计人员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新中国的设计人员应该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志气，表示一定要用自己双手完成这项工程的设计。可是，究竟如何进行设计？他们没有摆脱老一套设计方法的束缚，仍然认为坐在办公室里翻翻文献，找找资料，就能做出设计。
设计总院党委便组织大家学习《实践论》等文章，以毛主席的著作为武器，解剖以往的几项工程设计，探求正确的设计道路。被解剖的几项工程设计，都是照抄外国的。这些设计一不能创造性地采用先进技术，二不能合理地使用建筑面积，三不能正确地选择工艺流程，其最后结果是使生产遭受很大损失。
从工程设计解剖中揭发出的这些事实，使设计人员们初步认识到，正确的设计只能来源于实践，以往采取的闭门设计的方法，非彻底革命不可。要革命，必须先革教条主义的命，走出办公室，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设计。
在新的思想的指导下，他们除留下一小部分人在机关内广泛搜集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作为设计的参考外，八十多个设计人员分别到工厂、建设工地、兄弟设计院和科学研究部门进行现场考察，大抓第一性资料。考察回来，他们就将外地工厂供给的技术资料，连同从其它地方收集来的有关图纸、照片、杂志和书本，综合起来对比分析，把精华部分集中运用到设计上去。这样，设计所选择的工艺流程就比较正确，建筑面积的使用也比较合理，图纸返工率显著下降，从准备到发完施工图纸，实际工作日只花了半年时间，设计速度比起闭门设计的做法快一倍以上。
施工图纸发到工地以后，一部分设计人员按照常规，认为图纸一出设计院大门，就是施工部门的事了，设计人员无需再下施工现场，必要的时候可以派几名设计人员到工地作为“设计监督”，监督施工部门是否按图施工。一些在前一阶段尝到现场调查甜头的设计人员，则主张大部分设计人员应该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深入施工现场，结合施工和生产实际，对设计进行调整、修改和补充。他们的理由是：施工现场是设计的延续，绝不是设计的结束。前一阶段所作的设计是否真正先进合理，还必须在施工、生产实践中进行验证。辩论结果，大多数人赞成继续革命，对建设工程负责到底。设计院领导上支持这种意见，于是派出现场设计工作组跟随图纸到达车轮轮箍厂建设工地。
在整个施工和设备安装过程中，设计人员先后在现场审查十次设计。他们主动邀请工人和技术人员提意见，把设计上脱离实际的大小问题，消灭在施工、试轧和投入生产之前，保证了工程质量，又加快了建设进度。工厂里原有四座环形加热炉，原设计都是一样的。当第一座环形炉建成后，设计人员在参加施工和试运转中，记录了三千多个数据，采纳了工人的技术革新，改进了第二座环形炉的设计。到第四座环形炉动工兴建，先后已经作了十项改进，仅这一座就比原设计节省投资二十万元。环形炉的通风条件也一座比一座更加先进和合理。
最近，这个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在现场总结车轮轮箍厂的设计工作时，虽然发现某些项目还受到一些旧框框的束缚，但是整个设计是创造性的、质量是好的。这些事实证明，设计人员始终坚持深入现场、结合实际这条革命化的道路是走对了。目前，这种设计方法正在这个设计院推行。
第2版()
专栏：短评
创造力的解放
卢王庄公社第一年种水稻，就得到了好收成。这件事情又一次雄辩地说明：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
过去卢王庄公社的人们为什么不种水稻？不是不想种，而是没条件。条件从哪里来？有的条件是自然界原来就有的，有的条件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人们要创造新的条件，充分利用自然界的力量，先得有这样的前提：认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愿意贡献全部力量。这个前提，只有不断地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更多地创造出来。
在农村里，创造性最多、保守性最少的人，是贫农下中农。贫农下中农的创造力，在一些地方，被新的旧的剥削阶级分子压抑着，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习惯势力阻碍着，只有不断进行革命，才能越来越多地发挥出来。这种创造力被压抑、阻碍着的时候，它似乎是弱小的；一旦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冲破了那些压抑和阻碍，贫农下中农带动广大社员就会显示出征服山河、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
“有条件就干，没条件就创造！”这是卢王庄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当地的贫农下中农的声音。他们懂得办一切事情都得有一定的条件，但是决不屈服于原有的条件。“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咱贫农下中农的气势壮起来啦！社员的干劲上来啦！”于是，原先只能令人想起贫农过去苦难岁月的“哑吧坑”，变成了一座“小水库”；原先只能使人看了就摇头的“白扔地”，变成了每亩产粮六百多斤的“粮食囤”。人革命了，思想革命了，生产也就革命了。种水稻第一年亩产五百斤、六百斤、七百斤，他们还是不自满、不松劲，有决心有信心把产量“再往上提”。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要以彻底革命的精神进一步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正确地区别和处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进一步发挥出来，生产力就能获得进一步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革命，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生产上面来。
第2版()
专栏：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八日讯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百五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任免名单如下：
任命：
谢怀德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褚启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李力为南京农学院院长；
王玉为外交学院副院长；
朱兆雪为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樊恭烋为副校长。
免去：
李哲人、李超伯、谢北一、邓存伦、刘生标、曹普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如龙的财政部副部长职务。
第2版()
专栏：
俱乐部帮了大忙
提起一九六四年我县双桥公社小河大队的晚稻丰收，大队的干部认为是俱乐部帮了个大忙。
原来，这个大队没有种晚稻的习惯。种晚稻虽然有许多好处，可是也有一些实际困难，一部分生产队就不想种。俱乐部针对这种情况，就把前年石咀第五生产队扩种晚稻得到丰收的事实，编成快板到各生产队去演唱，推动了不少生产队扩种晚稻，秋后果然得到了丰收。
这个俱乐部过去因为方向不明，曾经七次成立、七次散夥。一年多以前，他们在党支部领导下，经过争论，明确了办俱乐部不是为演戏而演戏，为娱乐而娱乐，而是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方向明确，俱乐部的活动就和中心工作、群众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但推动了生产和工作，俱乐部本身也受到了干部、群众的欢迎。
在抗旱的日子里，颜家山生产队的部分社员有畏难情绪，认为天旱没有办法。俱乐部抓住这种思想，编写了《擒懒龙》小演唱。颜家山生产队社员看了演出后，队长又组织社员讨论，大大鼓舞了社员的抗旱干劲，保证了稻谷的丰收。
秋收季节，个别生产队的社员认为丰收了，收马虎点不要紧。向家村第八生产队的稻草里面，就有些谷没有打净。俱乐部又编出了《颗粒还家》的快板和黑板报，推动各个生产队精收细打，光向家村第八生产队，就复打稻谷二百多斤。
三房村第二十七生产队评工记分时，总是队长一个人说了算，社员们有意见。俱乐部编写了《全体肃静》的相声，演出后，推动了他们改进评工记分工作，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俱乐部组织了“家史讲座”和忆苦思甜小型图片展览，内容有《刘礼宝的今昔》、《薛家山的巨变》等。薛家山第七生产队长刘统帅，是打长工出身，一度热中于搞自留地、考虑个人的发家致富，社员们说他“丢了紫竹棍，忘了叫街时。”他听了家史讲座，参观了展览会以后，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工作又积极起来。
江西都昌县委宣传部都
昌县文化馆联合工作组
第2版()
专栏：
揭穿了地主的鬼话
在浙江兰溪县赤溪公社姓叶大队，很久以来就有个谣传，说卸溪塘边的一片果树下有个“吊死鬼”，一些妇女和小孩早晚都不敢从塘边走，更不敢去洗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谣传，是解放前地主叶培林为了吓唬群众，使群众不敢去塘边他的果园里摘水果而捏造的。姓叶大队的俱乐部，一边向群众宣传科学知识，一边寻根究底，向群众揭穿这个谣传的真相。底子揭开后，社员们进一步认清了地主的阴谋诡计，消除了怕“吊死鬼”的思想。
姓叶大队俱乐部成立以来，总是针对群众的活思想进行宣传活动。他们不但围绕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开展工作，而且注意宣传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推动移风易俗。
几年来，他们编演了《一贯道害人精》、《张半仙现形记》、《迫嫁》、《婚姻自主》、《新法接生》等三十多个演唱节目，对封建迷信和旧的风俗习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促进了新思想、新风尚的成长。
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在移风易俗中，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如朱连根和郑采香结婚时，一不坐轿，二不请酒，办过登记手续之后，就在俱乐部里举行新式婚礼。社员反映：“这种新式结婚真好，既节约又热闹。”近几年来，有十多对青年结婚都仿效了这种作法。俱乐部副主任叶永南的母亲病死了，叶永南说服了哥哥不闹迷信做道场，采用开追悼会的作法，影响很好。
浙江省兰溪县人委办公室通讯组
第2版()
专栏：来信
社员为什么赞扬这个俱乐部？
山西晋城县金村公社背荫大队的俱乐部，从一九六二年成立起，通过大唱革命歌曲、读红书、演新戏、讲革命故事等活动，团结和吸引了全大队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和社员，占领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阵地。
背荫俱乐部的工作所以做得好，那是因为他们通过各项文娱活动始终坚持了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无论是读书、唱歌、讲故事、演新戏都贯穿着一条对演员进行阶级教育的红线。一九六二年夏天，团支部发现有些回乡知识青年思想不安定，看不起农业劳动，歌咏队就唱了《农业是基础》、《邢燕子》等歌。在讨论歌词的时候，许多青年都表示，要象邢燕子那样，海可枯、石可烂，建设新农村的意志不可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歌咏队又唱了《翻身不忘本》、《新旧社会两个样》等歌。回乡知识青年李先翠在讨论《新旧社会两个样》歌词时，联系了他母亲在旧社会被逼当童养媳的情况，提高了阶级觉悟，主动为集体劳动，积极参加俱乐部活动，被评为五好社员。
俱乐部不仅重视通过看戏让青年受到教育，还注意以剧中人教育演剧人，让演员在演戏中受到教育。回乡知识青年陈冬兰，不想在农村劳动，一心想跟着丈夫出外当家属。俱乐部在排演《返乡》小歌剧的时候，就让她扮演一个返乡后不安心农业生产的干部家属田桂英。当田桂英正要外出找爱人的时候，在县里当水利局长的爱人下放回来了。后来，田桂英的思想转变了，积极参加了劳动。《返乡》一剧演出后，大家都说田桂英演得象。陈冬兰感动得流下泪来，她说：“叫我演这个戏正合适，表面看我是在演田桂英，其实是演的我自己！”从此，陈冬兰也安心了农业生产。
俱乐部的作风好坏，也是它能不能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背荫大队俱乐部逐步形成了一种好作风。起初，有的青年夜晚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第二天早上不起床，影响了出勤。生产队长就说：“黑夜热闹，早上睡觉，不搞生产还能行？”团支部认真研究了这个意见，指出参加俱乐部的人应该树立革命作风，不但要宣传活动好，更要劳动好，只有劳动好，在群众中有了威信，宣传才能有效果。于是，在俱乐部里提出了一个口号：“上台是好演员，下地是好社员。”并且规定：夜晚有活动，早上必须按时下地，保证完成生产任务。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团支部除规定演出活动一般都要在晚十点结束外，还将俱乐部的五好评比和生产队的五好评比统一起来进行。一九六三年秋后，参加俱乐部的六十四名青年，有三十二名被社员评为五好社员，二十名被评为四好社员。
团支部还经常教育青年，搞好俱乐部活动是用文艺武器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因此，自己必须首先有个好作风。两年来，他们给社员群众演出，不要社员的钱，也不吃社员的饭，受到了社员的夸赞。
共青团山西省委宣传部
第2版()
专栏：编后
做得更好些
这个专栏介绍的三个俱乐部，都受到群众的赞扬。群众为什么赞扬它们呢？因为这几个俱乐部的成员，不是为娱乐而娱乐，为演唱而演唱，他们通过各种文艺形式，抓住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活的思想问题，主动地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他们在生产战线上、阶级斗争战线上同群众一起为社会主义战斗，所以群众喜爱他们，赞扬他们。
俱乐部不只是一个娱乐场所，而应该是农村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阵地。要做到这样，俱乐部的每个积极分子首先必须革命化，彻底克服为娱乐而娱乐的观点，作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兴无灭资的战士。背荫大队的共青团支部通过一首首的革命歌曲，一个个的革命故事，教育演唱者，使演唱者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作风随之改进。背荫大队俱乐部的演唱者一般都能做到在台上是好演员，唱革命歌，演革命戏，坚持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在台下是好社员，积极劳动，言行正派，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的作法很好。
春节就要到来了，这正是俱乐部活动的大好时机，希望各地农村俱乐部活动积极分子学习先进经验，在春节期间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戏剧，并且通过演唱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把俱乐部工作做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