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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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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吗？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组 王中均
文学艺术是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斗争和理想的武器，是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在我们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在革命斗争日益深化的今天，革命的文艺更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这样，革命的作家就更应该在描写现实生活和创造艺术形象的同时，指出革命方向，表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站在矛盾斗争的革命的方面，对反动势力，反动思想，残余的旧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可是，“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邵荃麟同志，却要作家走相反的路子。他说：在描写身上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时，可以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又说：“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从表面上来看，好象是号召作家在写作时要给读者留有“思索方向”的余地，使文章有“踏花归去马蹄香”的妙处。如果我们剥开这层皮来看看，就会发现，这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剩货，是反对革命现实主义的货色，是一剂毒药。至于我们的人民身上是不是“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已经有很多文章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反驳了。这里，想对“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和“指出方向”两个问题作些分析、批判。
大家都知道，当前的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又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反映在各式各样的矛盾之中。在这样的斗争面前，作家在作品中对所反映的矛盾，所描写的生活，所塑造的人物，往往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表现了他是站在阶级斗争中的哪一面，表现了他的爱憎感情。在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当中，在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我们每一个戏剧、文艺工作者以至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都不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邵荃麟同志提出的“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要人们不去注意阶级斗争，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假装看不见，消磨人们阶级意识。不去反对反动的东西，革命的力量就要受到压抑，不站在革命的人民的一边，必然要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一边。“不表示鲜明的态度”的理论后边，其实已经表示了鲜明的态度，那就是：反对革命，支持反动势力。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文艺作品中，作家要写人物，写矛盾。作家所以要写矛盾应该是为了用革命的办法去解决矛盾，让人们认识矛盾的本质，得到克服矛盾的积极办法，达到消灭敌人，团结人民的目的。我们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里，都描写了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作者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从而帮助了读者认清了前进的方向。以柳青同志的《创业史》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作者在写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矛盾时，明确地表示出梁生宝所走的道路才是方向：
“你看生宝的神气，象过日子的神气吗？”
“他是过大日子的神气。你老人家要过小日
子。我知道：你父子俩就为这个矛盾着哩。……”
“看看看！”老汉摊开了两只树根手“我说你
们在党的是一家人，一点没说错！一家人看见一家
人亲嘛！你们说话一个调调。你们全姓共，是不是？”
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了在过“大日子”和“小日子”的矛盾上梁生宝是站在多么高尚的立场上。梁生宝的思想在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彩，梁生宝以为人民，为集体，为党的事业的忠心来处理这个矛盾。当然，作者写梁生宝和梁三老汉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写的，可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新与旧的斗争，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在两条道路面前走上了一条霞光灿烂的共产主义大道。作者满腔热忱地赞扬着梁生宝说：“被事业心迷了心窍的小伙子啊！我们承认：你处理父子关系，处理和王瞎子一家人的关系，处理和郭振山的关系，处理白占魁的问题，都是相当出色的！”这是作者的评价，也是我们读者的评价。这样来处理矛盾，不是使人在矛盾中没着没落，不是使人陷在矛盾中拔不出脚来，更不是让人在矛盾的面前唉声叹气；而是让人们去迎接矛盾，战胜矛盾，以革命的精神解决矛盾，走上大路，奔向光明。
可是，邵荃麟同志说：“有的矛盾可以解决，有的矛盾当时不能解决，那怎么办？”我们以为，能不能在作品中正确处理解决矛盾的问题，是作家对生活的本质如何认识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在生活中看到的只是“阴暗心理”，是“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对共产主义的前途毫无信心，对英雄人物没有感情，那么，他是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本质的，更谈不上怎样去解决矛盾了。革命的作家，他们都是以饱满的热情来看我们的新社会，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无数英雄人物，和他们感情相通，息息相连。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定的阶级主张一定阶级的文艺，一定阶级的文艺也为一定的阶级所欢迎。资产阶级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无产阶级主张无产阶级的文艺，这是一场革命文艺与反动文艺的思想争夺战。邵荃麟同志极力为小说《赖大嫂》吹牛捧场，并不止一次地拉出它来“闯牌子”，这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主张写这样的东西呢？原因是这篇小说“模范”地遵守他的“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和“指出方向”的理论。可是，我们看完了这篇小说，却不禁要大声地向他问一句：究竟要向何处去？！
在《赖大嫂》这篇小说里，邵荃麟说作者没表示
“鲜明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作者的态度，作者企图引导人们走进一条黑咕隆咚的死胡同，一条根本走不得的“方向”。赖大嫂三次养猪，前两次是“三心二意”的，认为“卖了钱要交公，还不是白操劳一场！”直到第三次，赖大嫂看到了立柱妈卖了猪，买了许多“震动”全村妇女的“好东西”（洋瓷脸盆，花头巾……）才使她动了心，才流着涎水的意识到：“人家卖了猪，发了财，”所以，抢着养猪。如果说赖大嫂的第三次养猪是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只能是一种回到资本主义老路去的方向。
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往往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世界观的局限，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却看不见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动力，找不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所以也就不可能给他笔下的人物安排真正的出路。高尔基曾经说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在脑满肠肥的小市民所造成的肮脏的无政府状态中指出一条出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呵夫自己也说过：“我们既没有切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灵魂里简直空空如也。”这几句话，正尖锐地指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的作家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分析和反映社会生活，在作品中体现出伟大的革命理想，因此，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没有理由不表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理由不指出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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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多写社会主义的新人
陕西省兴平县西吴公社北马大队贫农代表 牛志才
现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出现了很多英雄模范，作家正应该到农村来，把这些英雄人物写在文艺小说和电影戏剧里，教育群众。可是，邵荃麟等同志却搬出个“写中间人物”的怪点点子，要作家写“中间人物”。我看这不光是文艺写作问题，而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问题。
去年，我们北马大队评选“五好”社员。在评比中，贫农、下中农社员在先进里头找先进、英雄群里挑英雄，比过来、比过去，看谁思想好、劳动好、最爱集体，就选谁。都说
“五好”社员是咱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样子”，要是选出来的“五好”社员不象样子，就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带头作用。可是有个别富裕中农，不选热爱集体、大公无私的先进社员，却要选一个自私自利、对集体劳动不上心的富裕中农当“五好”社员。当然咱贫农、下中农是不能同意这号意见的，因此，在选“五好”社员的当口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贫农、下中农要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富裕中农却要选不热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阶级立场不同，主张也就不一样。我们要带领群众往社会主义奔，他们却要把群众往资本主义拉。
小说、戏剧、电影，都有个阶级性。咱社会主义革命文艺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的。在作品里究竟写什么样的人物好，究竟应该叫群众学什么样的人物，也就和我们队上评选“五好”社员一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看法各有不同，两种不同看法，就是两条对立的文艺路线。一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毛主席一贯地指示作家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农业合作化初期，他就说过河北省三户贫农所走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五亿农民的方向，还说这三户贫农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他说，农村的英雄人物到处都有，就是作家没有去找他们，所以写出的贫农、下中农英雄人物太少了。到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号召我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要作家写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人样子”。可是，邵荃麟等同志却嫌工农兵英雄人物写多了，“中间人物”写少了，他们主张作家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拿小说《创业史》来说，邵荃麟把有自私自利思想的梁三老汉捧上天，把大公无私的梁生宝拉下地，就象我们队上的富裕中农一样，把工农兵当中真正的英雄模范不放在眼里，却对几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物十分欣赏。邵荃麟等同志提倡写“中间人物”的目的，也和我们队上那些富裕中农一样，他们认为在文艺书里写出有自私自利思想、盼望资本主义的人物才“合情合理”，才“有血有肉”。他们这些人根本不懂咱社会主义的新英雄，还暗地里打算取消社会主义新人物在文学上的地位，用“中间人物”来挤掉我们工农兵英雄。邵荃麟提倡这套歪理论，实际上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来反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向。如果作家真的听了他的话，不深入生活写工农兵英雄形象，尽写些富裕中农、落后分子，那就等于通过文艺宣传，表扬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和城乡一切资本主义势力，把我们往后拉，不要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我说：邵荃麟等同志“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是很恶毒的，必须把它批判倒。
我们贫下中农都爱看歌颂新英雄人物的小说、戏剧、电影，象《李双双》、《槐树庄》。大家看了都说李双双和郭大娘好，要学习她们。可没有人说喜旺好，都说喜旺拉住了李双双的腿，太不应该。咱农村里，象李双双、郭大娘这样的人多得很，还有模范饲养员、会计、仓库保管员、农业技术员，都在为咱社会主义立功，可在文艺书、电影、戏剧里还见得很少。我们贫下中农希望作家们不要听邵荃麟那一套资产阶级怪点点子，听毛主席的话，长期住到农村来，写出更多更好的英雄人物，教育、鼓舞大家，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原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陕西日报》，转载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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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皱着眉头看生活”呢？
广东制药厂工人 张荣基
今年第八、九期《文艺报》刊登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一文，介绍了邵荃麟同志提倡大写“中间人物”的言论。其中邵荃麟同志说到：作家们“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风格。”“让各人发展自己的风格，从平常中见伟大也好，含着微笑看生活也好，皱着眉头看生活也好，我们都不必生气，也不必干涉。”我不懂文艺理论，不知有没有一种这样的风格，但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有问题，我认为“含着微笑看生活”和“皱着眉头看生活”，这不是作家的什么风格问题，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活态度，是个立场、观点问题。
“皱着眉头看生活”是什么意思呢？据我的理解就是抱着旁观者的态度看社会主义生活，或是抱怀疑的态度看待今天的生活。
解放十五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赶走了帝国主义，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生活；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为什么要“皱着眉头看”这样壮丽而丰富多彩的生活呢？问题很清楚：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是站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看今天的生活；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改造好，还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今天豪迈壮丽的生活不满意、看不顺眼。这样“皱着眉头看生活”，而不是满怀热情地或是“含着微笑看生活”的作家，他们写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作品呢？我想，他们的作品一定会使读者“皱着眉头”或简直不愿意看。只有本身也是“皱着眉头看生活”的人才会欢迎它们。
提倡“写中间人物”和“皱着眉头看生活”是有密切联系的。正因为是“皱着眉头看生活”，所以看到的就只是生活的“阴暗面”，就只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有“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所谓“中间人物”。正因为他们“皱着眉头看生活”，他们就看不见或不愿看我们伟大时代中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因而就认为写英雄人物的“路子窄了”，不够“现实主义”了，因之要提倡大写“中间人物”了。当然，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是有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写。但是必须写出他们在英雄人物的教育下的质的变化，而对其落后、消极的东西则应该批判。要做到这点，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不能让“皱着眉头看生活”的作家来写。何况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伟大时代中的光辉的英雄形象，只有这些崇高的形象才能作为我们的榜样，教育群众不断前进。
邵荃麟同志说：“含着微笑看生活也好，皱着眉头看生活也好，我们都不必生气，也不必干涉”。老实说：我们是会生气的。因为你们“皱着眉头看生活”写出来的作品，只能是对我们的诋毁和诽谤。把我们说成是有严重缺点的，立场不坚定的，甚至是自私自利的，浑浑噩噩的所谓“中间人物”，实质是落后人物，这怎么叫人不生气呢！
总之，“皱着眉头看生活”的作家是断然不能正确反映我们的生活的，是不会热情赞美、歌颂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的。这样的作品我们不欢迎，而且坚决反对。
（原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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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群众喜爱英雄人物还是“中间人物”？
——南庄大队社员阅读文艺作品的调查
陈守钦 谢德忠
广大农民群众喜爱革命英雄人物，还是“中间人物”？鼓舞群众前进的是革命英雄人物，还是“中间人物”？我们在榆次县东阳公社南庄大队作了一次实际调查。调查结果证明：实际生活中，完全不是象邵荃麟同志所说的那样，什么文艺作品多写英雄人物，“人家就不爱看了”，事实是恰恰相反。
南庄大队能识字看书的有六百多人，其中看革命文艺作品的有五百多人，经常看的有一百五十余人，还有四十多个“书迷”。这些“书迷”口袋里经常带着书，见缝插针地阅读红书。革命文艺作品的种类和数量都是供不应求。图书室有一千五百二十一册书籍，其中文艺书有七百一十三册。描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优秀革命文艺作品，传播得很广泛。象《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红岩》、《林海雪原》、《红旗谱》、《晋阳秋》、《连心锁》、《苦菜花》、《迎春花》、《创业史》、《铁道游击队》、《刘胡兰》、《向秀丽》、《王若飞在狱中》、《大寨人》等二十余种文艺作品，都是农村青年爱不释手的好读物。图书室排队预约的办法不起作用了，有时这个人还没看完，就被另一人抢走。书传破了，群众就自己裱糊好，又继续传读。
群众热爱英雄人物，赞赏英雄人物的斗争事迹。他们看过革命文艺作品，最深刻的印象、最急于要告诉别人的便是英雄人物和英雄的斗争事迹，并且念念不忘。象雷锋、许云峰、江姐、杨子荣、朱老忠、梁生宝、刘胡兰、向秀丽、董加耕、邢燕子等，都是为农村青年们所熟知的。这里群众有一句赞叹英雄人物的惯用语“好样儿的”。群众每看完一本书、听罢一个故事，都要这样称赞几句。全省劳动模范王爱英最喜爱读描写女英雄的革命书，她每看完一本书，就急忙地向本队女青年讲述和传看。她的日记里记着许多革命英雄的话语，并表示向他们学习。她写道：“我要象刘胡兰那样坚强，象向秀丽那样勇敢，象李双双那样热爱集体。”
群众每当看了一本优秀革命文艺作品，受到感动，受到鼓舞，总是要情不自禁地讲给别人听，英雄人物咋样有本事，咋样领导群众打垮敌人。象《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怎样智取威虎山，《红岩》中许云峰怎样舌战毛人凤，双枪老太婆怎样救江姐，不少群众都能讲得有声有色。这样使群众自然而然地形成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向没有看过书的人进行着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在饲养院、记工房、冬学、地头、炕头，群众讲革命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并且涌现出十二个优秀的革命故事员。
在讲革命故事的活动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故事。
八队的冀文达，能讲全本《苦菜花》。每当劳动歇下，地头就热闹了，群众都围拢到冀文达跟前来，抢先告诉他上次讲到的地方，要求他快接着讲。去年春天，有一次，五队和八队被分派在一块场地劳动。五队有个白兴印，是个文盲，有很好的记忆力和口才，好说“义侠”书。这次劳动时，他说旧书，冀文达说新书。结果，群众都来听冀文达说《苦菜花》。听了以后，群众说：“人家娟子真是好样儿的，那么大的困难，还坚持闹革命！”白兴印瞧见这个情景，心想：“这新书可就是好，招引着那么多的人！”于是，他也开始羡慕了。他到处听故事，听过不忘，说的时候，能把雷锋、杨子荣、江姐都讲得活龙活现。只剩下一个乔玉堂还说旧书。这一天，乔玉堂在供销社过道里说《粉妆楼》，书刚开头，白兴印来了，他对大伙说：“咱来讲段杨子荣舌战小炉匠吧！”几个孩子就说：“快听杨子荣抓特务呀！”二十多个人一哄而来，把白兴印围了个严，连乔玉堂也当了听众。不久，乔玉堂就叫他的女儿乔万玉经常到图书室去借小说来看。后来，他看新书、说新书也受到了教育。
群众读了写英雄的书，都争着当英雄，当模范，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今年一月到五月、七月到八月，光在青年当中就涌现出好人好事一千三百六十二件，许多青年响应大队号召，利用午间、月光下为集体开荒地，扩大耕种面积。贫农郭茂林见队里没有饲草，把攒下做新袄的四十块钱交给队里，他说：“人家雷锋把一百二十元钱送给公社，咱这算个甚！”在他的带动下，十六户凑了一百七十多元借给队里买饲料。村里有二十三户烈军属、七户五保户，青年、儿童都抢先帮他们担水、推磨，帮着干家务事。
群众特别喜爱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更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学习了李双双，村里出现了赵二娃、赵占恒等二十多个“管得宽”。副大队长乔爱全、会计吴有龙，读了《大寨人》，学习陈永贵怎样参加劳动。吴有龙说：“人家陈永贵经常开会，时间安排得还是那么好！”从此，他白天劳动，晚上及时处理账目，不拖延。乔爱全和吴有龙两个人，今年都做下三百八十多个劳动日。上个月，棉田被雨水淹了，王爱英就急忙带领贾改来、吕桂花、冀明仙等六个女青年，冒着寒冷去抢收棉花。可是一到棉田，见水有膝盖深，这些小姑娘就犹豫了。王爱英跟她们说：“人家秀丽姐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咱遇到这点困难就怕啦？”姑娘们忽然想起向秀丽被火烧的英雄形象，一鼓劲跟着爱英下了水，一天就抢收回一百多斤棉花，高高兴兴地交回队里。
在南庄的时候，我们曾召集部分贫下中农，就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问题进行了座谈，他们认为，“书里面那些好样儿的人是火车头。”贫农郭茂林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李双双能教人学个‘管得宽’，爱集体，‘中间人物’能起个甚作用，都学喜旺夹起铺盖卷就走了，今天俺们这渠谁来挖？”王爱英说：“我看赖大嫂就是个典型的旧脑袋，太自私自利了，写这样的作品，对俺们农民有甚帮助？”许多青年都谈到“革命英雄人物不是写得多了，而是太少了，好书根本就不够我们看”。他们要求作家们多写些好书，多写革命英雄人物。要求作家多到农村跑跑，把生活中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写出来。
（原载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山西日报》，转载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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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那么，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才是工农兵喜爱的呢，当然就得听听他们自己的意见。广大群众对一部文艺作品所持的态度，首先是看这部作品是否对他们有利，是否能鼓舞他们的斗争，是否能引导他们向前看。对于那些能够“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作品，他们是欢迎的、热爱的。而对于那些无助于甚至妨碍他们团结前进的作品，即使有某种艺术性，他们也是排斥的。这里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值得一读，虽然只是一个农村生产大队的情况，但却有力地驳斥了“写中间人物”的提倡者所说的“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这种荒谬论调。群众的评论意见，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倾听和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