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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宫本显治同志的讲话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指出，苏共宣告把二十六国党的会议推迟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举行，对于片面地和毫无根据地召开这个会议的作法毫无改变，因此，日共认为没有必要根本改变它主张停止召开这个会议的立场。
他是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京都举行的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集会上说这番话的。《赤旗报》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这次讲话的摘要。
宫本显治说：“我们党主张停止召开苏共原订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筹备会议，而建议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分别开会，会上将强调立即采取一致行动，以便有效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苏共这一次的公告只是说，原订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会议推迟到明年三月一日举行。对于片面地和毫无根据地召开二十六国党的会议的作法没有作出任何改变。虽然苏共里逐渐有人出面说，他们重视我们党所主张的立即一致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然而，苏共毫无任何正当理由地试图片面召开这次会议，好象它是站在各兄弟党之上的党。苏共事先没有就召开会议的程序和其它问题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充分求得意见一致，苏共正继续执行它过去的政策。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党对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根本改变我们过去的立场。”他还说：“我们再次强调，正如我们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所表明的，我们将满怀信心地斗争到底，直到实现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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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普罗霍罗夫及其他人
对我们党进行的一系列新的攻击
日共《赤旗报》评论员的文章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第三版发表了题为《关于普罗霍罗夫及其他人对我们党进行的一系列新的攻击》的评论员文章，全文如下：一
现在，在我们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上，产生了两党之间四十年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复杂的局面。
众所周知，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下述事实引起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一直在走着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与团结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他们违反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对我们党也一再进行非法的攻击和干涉，终于采取了令人不能容许的行动来公开支持和帮助志贺、神山一伙进行破坏党的活动。正如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八月二十六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中所明确指出以及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肯定的那样，为了改善今天已经恶化的两党关系、恢复两党之间的团结，首先必须做的事情是“苏联共产党领导完全停止一切破坏我们党的活动”。
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在国内外一系列的问题上正遭到重大的破产和困难。它的最清楚的一个表现是，作为这一潮流的最大支柱而一直带头推行机会主义、分裂主义路线的赫鲁晓夫，已被从苏联共产党及苏联政府的领导地位上赶下了台。自从十月十六日公布了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时候起，我们就在极其密切地注视着批判和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新的苏联共产党领导，对于在赫鲁晓夫领导下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对于扩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以至犯下甚至会引起不可挽回的分裂危险的分裂主义的错误，采取什么态度。
但是，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已经过去两个月了，直到今天苏联共产党新的领导并没有表示出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分裂主义路线、从原则上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团结问题这样一种积极态度。特别是，没有采取任何一个积极措施以改变由于在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以前对我们党进行非法的破坏活动而引起的局面。不仅如此，正如下述的一连串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就是在苏联共产党新领导的领导之下，对我们党的公开攻击和内部干涉，仍旧以各种形式继续在进行，甚至更加猖狂地利用志贺和神山等卖党分子恶劣地对我们党进行捣乱活动。这种活动是为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所不能容许的分裂主义行动。就象我们党已经再三表明的那样，对于这些非法的攻击和捣乱活动决不能含含糊糊、置之不理，而将采取应该采取的措施。二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机关报《劳动报》，十月三十日以第三版整版篇幅刊载了关于日本工人斗争的专辑。在这个专辑中，刊登了代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出席了今年七月召开的总评第二十六次定期大会的维·普罗霍罗夫书记的回国报告。令人惊异的是，普罗霍罗夫在他的题为《无产阶级团结的伟大力量》的报告中，借着报告总评大会开会情况的名义，而把力量完全用于谴责和攻击日本共产党，力图在苏联的工人和人民面前把我们党描绘成为一个反工人的、反人民的政党。
普罗霍罗夫首先提出春季斗争中的四·一七罢工问题，把我们党在这个斗争的开展过程中在领导上犯了错误的情况，说成好象是我们党同政府和垄断资本串通起来采取了背叛阶级的
行为。他甚至特意引用志贺和神山一伙反党分子攻击我们党的
文章，对我们党进行了严重的谴责，说什么日本共产党的立场
“是违反日本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事实上同日本垄断资本的立场是一致的”，还说什么“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同压迫和剥削日本工人阶级的家伙属于一个阵营”。
我们党曾经在今年的春季斗争中，围绕四·一七罢工问题，在领导上犯了重大错误。但是，关于这件事情，自从政治局在七月召开的九中全会上提出文件以来，我们党进行了坦率的自我批评，同时指出了积极的前进方向，全党正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努力纠正这个错误。我们丝毫不想掩盖这一点，如果是从真心希望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进展的立场出发，进行认真的批评的话，那么不管对我们党的错误进行什么样的批评，我们都不会不听的。普罗霍罗夫在这里进行的“批评”，是具有同这种善意批评完全不同的性质的。这只要看一下他的做法也是很清楚的。他竟不顾在四·一七罢工问题所犯的错误是“我们党在实践纲领和政治报告的整个活动的前进道路上发生的暂时的、局部的错误”这一事实，而攻击了我们党的整个政治立场。此外，尽管政治局在九中全会上所作的总结已经发表了三个月，但是普罗霍罗夫在他的文章中却一句也没有提到这个总结，而且完全闭着眼睛不看这个领导上的错误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总的说来党的活动已经恢复正常，党同群众的正确联系已经重新恢复这一事实，而只是原封不动地、没有批判地重复《日本之声》一伙攻击党的论调。这就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真正意图。普罗霍罗夫只不过是站在和志贺、神山一伙相同的立场上，利用四·一七罢工问题，把它当做攻击和诬蔑我们党的材料而已。
其次，普罗霍罗夫集中谴责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的
“分裂主义者”，一再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说什么“这伙人同要求加强和平的活动相对抗，呼吁今后也不要支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他们的行动是更加丑恶的”，“分裂主义者对各国人民的崇高的人道要求进行的谴责和攻击，是粗暴而冒凟的”。
他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个谴责是对着什么人的。但是，正如他的整篇文章所明确表明的那样，他在这里称作“各国人民的人道要求”而加以赞扬的，是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路线，更清楚地说，就是向美国屈膝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从这种立场出发，无条件地赞扬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分裂主义活动，说这种活动是对和平事业的贡献。这种分裂活动是，企图把“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强加给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破坏这个运动的统一，终于以“三县联”为中心组织了对抗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另一个集会。普罗霍罗夫所谓“分裂主义者”和“对人道要求的冒凟”等等谴责，显然是针对着这样的人们，即拒绝追随赫鲁晓夫式的“美苏合作”路线，坚持正确的和平共处的斗争的路线，反对一切分裂倾向，维护在阻止核战争、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下把整个反帝和平力量团结起来的统一的方针，使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获得成功的所有人们，而首先是对着我们日本共产党的。但是，自从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到今天已经一年半，世界形势的发展以无数的事实证明，正是赞扬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路线，并拼命要把它强加给世界和日本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人们，才是违背阻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各国人民的人道要求”，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美国核战争政策的作用的最坏的分裂主义者。普罗霍罗夫对我们的谴责，在这里也完全破产了。
最后，普罗霍罗夫竟把背叛了党和人民而被驱逐出党的反党分子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称作“共产党人”，详尽地介绍他们给总评大会的贺词（这个贺词甚至在总评的大会上也未宣读过），再次攻击我们党，同时颂扬志贺和铃木等人，好象说他们才是真正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的“共产党人”，是给日本工人阶级指出斗争方向的真正的领导人。普罗霍罗夫的报告说：
“共产党人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两位国会议员，代表报纸
《日本之声》同志会，向总评第二十六次大会送致了贺词。他们在贺词中声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莫斯科条约和四·一七工人罢工的方针是错误的。……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指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对莫斯科条约的立场具有反人民的特点。……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向劳动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巩固自己队伍的统一，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将来不再重犯这种错误，听取工人的意见，相信自己的力量。”
这就最明显地暴露了普罗霍罗夫的真正意图。普罗霍罗夫的回国报告，目的并不是要向苏联工人报告日本工人斗争的真实情况，而最大的目的在于：（1）诽谤日本共产党现任领导，说他们已经陷于难以救药的“反人民的”立场；（2）宣传说以志贺和铃木等为中心的“日本之声同志会”是为纠正现任领导人的错误而勇敢地斗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集团；（3）赞扬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及其他运动中出现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主义活动。普罗霍罗夫给他的报告标上了《无产阶级团结的伟大力量》这样一个题目。但是普罗霍罗夫究竟和谁“团结”在一起，这是任何人都看得清楚的。
难道普罗霍罗夫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借口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进行交流和团结，而公然地攻击这个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进而公然支持反党分子的破坏党的活动，是符合“无产阶级团结”的精神的吗？完全不容置辩，这是最粗暴地践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同争取日本和苏联的工人阶级的真正阶级团结的道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里不能不使我们重视的是，不能认为普罗霍罗夫对我们党的攻击仅仅是普罗霍罗夫个人的行为，而且也决不是仅仅应该由《劳动报》编辑部负责的事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正如它的章程所明确写明的那样，是处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的、组织的领导之下的，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中央理事会的领导干部，在这个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中央机关报上，从公开支持志贺和铃木一伙的反党集团的立场出发，无理地谴责和攻击我们党这一事实，仅仅这一点也已经用具体事实证明，苏联共产党的新领导，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丝毫不想对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路线的错误进行反省，并且继续策划和进行着破坏我们党的活动。三
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对我们党所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不仅仅是普罗霍罗夫的一篇文章。
例如，在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以后的第二天的十月十八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登载了一则题为《日本文化活动家的声明》的消息，详尽地介绍了渡边义通等人为与志贺和神山一伙相呼应而发表的攻击我们党的声明。而且，《真理报》对于我们党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的消息却只字不提。在这以前，每当志贺、铃木、神山和中野等人发表反党声明时，《真理报》都不遗余力地详细加以介绍，并且明目张胆地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反党活动。而这家报纸十月十八日刊登的这则消息，就是公然地向国内外表明，《真理报》编辑部在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以后仍然继续采取支持反党分子的立场。
还有，“莫斯科对日本广播”，今天仍然继续把志贺和神山等人称做什么“日本的爱国者、共产主义者”、“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莫斯科对日本广播”不仅把被我们党开除出去的反对工人阶级的叛徒仍然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支持志贺和神山等人提出的、似乎开除自己的处分是一种无视党章的无理处分的说法，竟然完全忽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所决定、并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所同意的给予这些叛徒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些事实说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所指出的下述论断是极为正确的：“苏联共产党的新领导批判赫鲁晓夫，并不意味着仅仅进行这样的批判就表明了他们要从根本上消除由他们的一些行为所造成的情况。这种情况是由于这样一些问题造成的：例如他们签订了给我国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及其他方面带来很大困难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强迫别人支持这个条约，或者对我们党进行非法的破坏活动，从而使日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等等。”就是在赫鲁晓夫解除职务以后，苏联共产党的这些人也丝毫不想改变这样一种分裂主义立场：不仅没有停止破坏我们党的活动，以便为改善日苏两党的关系并使其正常化开辟道路，相反地却公开支持志贺、神山等反党分子同我们党相对抗。
不仅如此。最近的事态表明，这些人不只限于利用报纸和广播对我们党进行攻击，而且还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计划，有组织地援助志贺、神山等人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企图打击我们党，进而在我国的民主运动与和平运动方面，重新加紧同那些妄图破坏运动统一和团结的反共分裂主义者的勾结。
在这方面，首先必须指出，这显然是反党和卖党分子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同意和指挥下所策划的谋求“大团结”的阴谋活动。
大家都知道，志贺、铃木、神山和中野等人在十月初发表声明，要争取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即公开站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立场上的“新组织”打出了反党卖党分子“大团结”的旗号。但是，由于此后不久发生的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而受到的打击，这个“大团结”的计划遭到了严重的破产，名副其实地陷于“丧失了方向”的状态。可是，就在这种混乱一团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委员会附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波斯别洛夫同志，向志贺发出了请柬，而志贺接受邀请，在十一月四
日访问了苏联。
毋须赘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是直属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这一机关邀请了志贺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希望继续同志贺、神山一伙破坏党的分子进行接触和合作。而且，在“会见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据《日本之声》二十一期报道）的志贺回国以后，志贺、铃木、神山和中野四人，又一次联名发表“声明”，恬不知耻地自称为“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并且打算把一切反党卖党分子“都团结起来”，以“有组织地”与我们党相对抗。从这一经过来看，无可置疑，他们的这个新阴谋活动是在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的允许下，更正确地说，是在他们的指示和援助下开始进行的。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事实：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驻日记者竟在协助增加《日本之声》的读者。就象这样，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又一次提出了赫鲁晓夫制订的、业已破了产的以志贺和神山等人为娄罗而进行扰乱我们党的活动的计划。
其次，在和平运动与民主运动中，最近有几个方面已经重新加强了分裂倾向。显然，这是在一定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
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最近明目张胆地进行的分裂日苏友好运动的阴谋活动。苏日协会的领导人及有关人员历来一贯在同日苏协会内部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及其它右派势力勾结的情况下，企图“改进组织”，对日苏协会内部问题横加无理干涉，进一步积极进行分裂阴谋活动。十一月访日的苏日协会会长理事会主席涅斯捷罗夫的行动和由苏日协会个别邀请访苏的社会党代表团的归国报告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仅丝毫无意改变态度，甚至妄图进一步加强分裂阴谋活动。现在日苏协会内的一部分分裂主义者公然开始了一种阴谋活动，要在明年二月成立一个名叫“日苏友好新团体”、与日苏协会相对抗的分裂组织。他们在外国势力的指挥下，同外国的驻外机关密切联系，进行了这项准备工作，这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在禁止原氢弹运动方面，最近，下述动向也明显起来了。这就是，仍然要以明年二月为目标，成立一个“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国民会议”，以便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相对抗，把分裂状态固定下来。这种分裂阴谋活动，也是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各种合作和支持下，进行策划和准备的。
很明显，对我国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这种无理干涉，是由苏联和平团体有关人员直接进行的，至少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一部分人应该对这种事态负责。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也是以赫鲁晓夫分裂主义路线的忠实继承人的姿态出现的。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路线为了打击我们党，进行分裂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阴谋活动，公然违反了我国整个和平、民主力量的利益。四
我们绝不能饶恕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进行的这种分裂活动。正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所表明那样，对于旨在破坏和搅乱日本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日本共产党的一切阴谋和干涉，我们党有坚定的决心同它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并且粉碎它。而且我们再一次要求，目前仍然企图对我们党继续进行无理攻击和干涉的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立即停止破坏我们党的活动，并且严重地警告他们，这种分裂主义的阴谋诡计必然不能不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划时代的成功，首先雄辩地证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和与它串通一气的志贺和神山等人所进行的搅乱党的活动，没有能够使我们党遭到任何打击，相反地，在反对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更加得到加强，我们党的威信更加提高，影响更加扩大。
虽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志贺、神山等人提供了一切援助，但是他们所进行的搅乱党的阴谋活动，却到处遭到失败，越来越破产。志贺和神山一伙虽然卑鄙无耻地自称为“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但是他们所能纠集的，只不过是一小撮原来就与他们串通一气的反党卖党分子而已。这个事实彻底地暴露了志贺和神山反党集团是一个在日本的党和人民中间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基础的、国际分裂主义的悲惨的工具。
另外，在人民进行的阻止美国核潜艇“停泊”、反对修改宪法和保卫人民生活等斗争的发展过程中，要求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等民主力量加强和发展统一行动的呼声，已经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的呼声，并且对策划分裂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阴谋的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加紧进行批判。在十二月举行的社会党大会上，同国内外修正主义潮流相勾结、支持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路线和“结构改革论”、加紧进行反共和分裂的右翼势力，已经大为后退，就是它的表现之一。
即使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人不顾这种现实，而把希望寄托在志贺和神山等叛徒及其他分裂主义分子身上，企图继续对我们党进行搅乱和破坏、对民主运动进行干涉，那也只会使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在日本人民群众中丧失威信，只能使他们自己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党有信心坚持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原则性方针，并且斗争到底，以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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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
新华社十九日讯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付印）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的
“革命主义”》为题，以《弗·伊·列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史片断》为副标题，发表了克·瓦尔拉莫夫和恩·斯拉米欣的一篇文章，摘译如下：
我们共产党一向为自己的队伍的团结，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弗·伊·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仔细探讨了真正的革命政党的战略战术的根本问题，他揭示出，必须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实际活动中的宗派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或者象列宁讽刺地称呼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强调指出，我们党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为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极丰富的经验，应当成为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党反对“左派共产主义”的斗争对革命的命运、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左派共产主义”继承了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派（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等）的思想和策略，对党是一个巨大危险。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的复杂情况下，“左派共产党人”集团（布哈林、奥辛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起来反对列宁的政治路线。党同这个集团深刻的原则性分歧的实质在于：对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性质和前景以及——相应地——对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对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兄弟团结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策略的估价完全不同。
对分析帝国主义本质、评价它的历史作用的反科学态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追随者们对发展国际解放运动的观点的基础。他们简单化地对待帝国主义的矛盾，忽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在各国中革命不是同时成熟的客观规律的作用。“左派”看不到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复杂矛盾和各种性质的对抗程度绞在一起，因而不能理解辩证的发展过程，滚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左派”的折衷主义公式是以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典型的这样一种错误预想为基础的：似乎历史的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完全取决于某些政治家和党的主观愿望和想象。“左派”不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号召立即在其他国家中发动革命，而不考虑斗争的具体条件。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实质，使“左派”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托洛茨基的关于必须依靠“革命战争”来“推进”解放的、反帝的进程的论点。他们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国际主义先锋作用就在这里。
左倾词句的信徒不能够科学地、马克思主义地评价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忽视或者不正确地解释由于胜利的十月革命而发生的根本的社会变化，看不到十月革命为世界解放过程的深化和发展打开的广阔前景。左倾学究们的错误的根源不仅在于他们弄不清楚具体的历史环境，而且分析新时代的任务和性质的态度本身也不正确。左倾概念的毛病和致命害处在于，“左派”使已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陷于消极等待或者采取冒险主义行动的状态，这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原则根本矛盾的。
“左派共产党人”以及托洛茨基分子也开始攻击列宁的和平与和平共处政策。“左派”所谓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主要策略口号和托洛茨基“不和不战”的公式，其目的不仅是反对缔结布列斯特条约，而且从整个来说，反对列宁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左派”断言，“一般地说，无论什么样的和平，其中包括基于民族自决权的和平，不仅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是不允许的。”
“左派共产党人”不了解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列宁的关于单独媾和与兼并媾和问题的提法。同时，“左派共产党人”的首领们（布哈林、奥辛斯基等人）利用群众对德国向苏维埃俄国提出的掠夺性条件的愤慨进行投机，指望以“革命战争”的口号吸引普通党员、工人、士兵和农民。他们叫喊不容许对帝国主义作任何让步，断然摒弃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硬说，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就意味着背叛国际主义事业，“放弃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甚至“毁掉工农共和国的成果”。
“左派共产党人”曾经叫喊说，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左派”和托洛茨基的行动却使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得到了好处。
斯大林在同“左派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的论战中犯了严重的动摇和错误。在同反对列宁路线的人的激烈搏斗的时期，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二月一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斯大林说：“对媾和问题还不明确、不肯定，因为有着各种各样的派别。这种状况必须结束……中间派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给我们指出了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在那个时期，滑向托洛茨基的“中间派观点”是特别危险的。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委员会的群情激昂的会议上，在党和国家非常困难的时刻，斯大林再次动摇。他建议不签订和约，但是开始和谈，即实际上是赞同托洛茨基的招致毁灭的策略。弗·伊·列宁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立场，后来，斯大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赞成列宁的建议。
弗·伊·列宁教导说，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的活动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发展生产力。
“左派共产党人”的主张完全相反。他们说，在一个国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无产阶级，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巩固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有机的建设”，而是“对全世界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武装起义、阶级战争”。他们歪曲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实质，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的意义不在于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在于使他们参加革命战争，把农民阶级只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军事同盟者。在“左派共产党人”看来，“只有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下”，才能保住农民由于十月革命而获得的土地。
按照“左派”的逻辑，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来说，解决经济任务是次要事情。例如，奥辛斯基曾写道：“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后，物质生活建设才将成为头等任务”。托洛茨基也这样主张。左倾空谈家曾攻击党的“有机的内部工作”，指责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措施。同时，他们使政治脱离经济，把政治作用绝对化，他们认为，通过政治措施，即展开宣传鼓动工作，立即把所有生产手段公有化等等，就能“施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左倾“社会主义”方案的拟订者同样是以农业生产手段立即公有化的可能性为出发点的。而这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条件下！“左派词句”的信徒洛鲍夫在第八次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曾建议宣布私有制已不存在，建议组织农村国民经济委员会来领导农村生产。按照“左派”的计划，当时农民应当被卷入把农业、手工业组织和普遍武装结合在一起的公社内。空洞计划是奥辛斯基的特点。他在许多文章中描绘了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分散管理的社会方案。由武装劳动者组成的“大型的（州的）和较小型的生产消费公社”是他的方案的基础。在斯米尔诺夫、奥辛斯基等人的文章中宣传取消货币，实行直接的以物易物，立刻废除税收制度和银行信贷制度。
“左派”在国内政策上的冒险方针，是同他们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布哈林反对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的论据，例如，他声称，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不是“俄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德国工人的高”，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按照他的论断，没有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必要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要发布指令和等待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到来就足够了。布哈林及其追随者攻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的所有基本论点。他们大肆反对与外国缔结经济条约、反对为了工人阶级利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反对租让、反对列宁关于农民阶级逐步自愿地进行合作化的思想和列宁的普遍核算和监督的原则。
“左派共产党人”猛烈攻击列宁关于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思想，反对吸收旧专家和科学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左倾蛊惑宣传的影响下，有些地方出现了轻视专家的态度，反对民主集中制、一长制和经济核算等原则。“左派”认为社会主义竞赛是资产阶级竞争的残余。他们到处辱骂物质利益原则，反对按劳付酬的原则，建议改为平均分配。奥辛斯基说过，从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观点看，计件工资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他称计件工资是对工人的“资本主义诱饵”。
弗·伊·列宁同“左派共产党人”斗争时，曾警告说，歪曲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是修正主义、也是教条主义的根源之一。列宁指出，他们玩弄科学性，提到从恩格斯著作中读到的关于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这个片断，而“庄重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放上“跃进”一词。但是他们并不懂得它的意思。列宁强调说，大跃进时代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摧毁旧的和建立新的过程中看到、找到，并突出最本质的和最根本的东西，而且在党的战略和战术中考虑到它。（《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三十六卷第二○四——二○五页）
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出版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和政治意义。读了列宁的这一著作后党员们明确了，“左派共产党人”已把马克思关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置诸脑后了。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作用的思想成了党的武器。但是“左派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进攻。布哈林对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作了评论。他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的实质，把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任务仅仅归结为破坏和强制行动。
列宁指出，“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原因之一是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作用。
争取革命理论的纯洁、反对“左派共产党人”的斗争是特别艰巨的。列宁当时谈到左倾分裂主义者在我们党内制造的最大危机，这不是偶然的。在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上的论战中，“革命词句”的信徒不考虑起码的党的道德，不惜选择各种言词和政治标签，运用肆无忌惮的斗争手法。“左派共产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国家内外政策的许多问题上的思想立场是吻合的。他们的立场有着共同的社会根源。用列宁的比喻来说，“左派共产党人”是“早产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滚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去了，开始表现出“疯狂的小资产者的心理”。“左派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并不新奇的，也远非独创的意识形态。“左派共产主义”也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一样，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
列宁和党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经验是十分有教益的。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一切背叛列宁主义的行为——不管它用什么革命词句来掩饰——的不调和精神，是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进一步成绩的必要条件。历史狠狠地嘲笑了那些喜欢作出脱离实际的仓卒结论和醉心于行政命令、主观主义的人。
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驳斥了背叛列宁主义的形形色色叛徒的虚假观念。我们党执行列宁遗训，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懈地为革命理论的纯洁而斗争。党的政策的力量就在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