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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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
“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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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群众承认错误并不丢面子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为什么担任了县的领导干部,有的同志便把承认错误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可以向自己的上级领导承认错误,而对下级、对群众就不敢承认错误呢?为什么私下承认错误可以,公开承认错误就“不光彩”呢?领导干部是不是因为要实现领导,要进行指挥,因此,就比群众高了一等呢?这篇文章从根本观点上提供了一个答案
从工作实践中,我深刻的体会到,要想实现县委领导思想革命化,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就要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按照主席的教导研究问题,按照主席的教导对待成绩,按照主席的教导对待缺点错误,随时随地清除自己头脑中那些肮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认识这点,是付出了代价的。
今年五月下旬,我听了县农业办公室关于当前生产情况的汇报,谈到全县植棉模范单位、出席省劳模会的先进集体——燕郊公社交界庄大队,对学习吴吉昌棉花芽苗移栽经验抵触情绪很大。说他们为了成全公社在他们大队召开现场会,勉强搞了几亩芽苗移栽,公社开完现场会以后,干部领着群众把移栽的棉花苗全拔了,又重新浇水点种。我问材料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根据?回答是包片工作组长汇报的,错不了。我觉得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县委便召开了广播大会,我在会上点名批评了燕郊公社党委和交界庄大队,并要全县引为教训。
不久,燕郊公社党委书记向我表示,县委的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他说人家棉花芽苗移栽搞得很好,根本没有栽完了又拔掉的事儿,浇水点种是他们在另一块地里搞的试验,与芽苗移栽没牵扯。经过再三调查,真相弄明白了,原来县农业办公室的材料是不真实的,我对人家确实是批评错了。该怎么解决?当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日记,把这事当做严重的教训,下决心纠正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日记写完了,还是睡不着觉,总觉得还有个沉重的包袱压在身上,那就是交界庄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怎样调动起来呢?党在群众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如何挽回?想来想去,只有去赔礼道歉这一条道。但是又一想,自己是个县委书记,给公社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去道歉,太不光彩了。思想斗争最尖锐的时候,也就正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温习着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才意识到自己头脑里还残存着与真正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错误思想。于是便下定决心,一定到公社和交界庄大队去赔礼道歉,挽回不良影响。第二天早晨,我首先到公社管委会,向公社领导承认了错误;又到交界庄大队,找齐了全体生产队以上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当场作了检讨,赔礼道歉,并让群众对县委的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进行批评。
由交界庄大队道歉回来,我不但没有感到丢掉面子,反而如释重负,觉得我与交界庄的干部群众的关系越发密切了。
这件事过去好几个月了,但我总不能忘掉。因为它不但使我和县委其他同志进一步认识了工作中怎样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问题,同时,也帮助我们有效纠正了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有利于促进县委领导思想革命化。今后一定进一步加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当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河北三河县代理书记 曲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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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时一刻不能离开阶级斗争
依靠不依靠贫下中农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是革命不革命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的诸暨县,最近召开的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到会的二千多名代表,在畅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伟大成就的同时,发扬了敢说、敢管、敢斗争的革命风格,向县委提出了五千一百零三条意见和要求。这些意见集中反映三个方面的问题:
(1)要求县委继续支持贫下中农开展农村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有二千多条,占一半以上);(2)批评各级干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够严肃认真;(3)批评县委和县级机关有的部门和干部,心目中没有农民,缺乏阶级观点,要求提高思想水平,改变作风。
这真是诸暨县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件大事。五千条意见,使我们耳聪目明,五千条意见,许多击中我们的要害,这是对县委领导革命化很好的促进。它充分说明,经过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诸暨广大贫下中农已经捏成一个拳头,可以随时伸出去,作有力的斗争。县委只要紧紧依靠这支革命的阶级队伍,就能够取得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就能够在革命化的大道上不断前进。
诸暨县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仅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了,干部、社员关心集体的人也更加多了,团结互助精神发扬起来了,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人越来越多。革命精神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今年,全县春花和早稻产量,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当前晚稻的长势良好。畜牧、林业、土特产、副业等都有了发展。三都公社的贫下中农代表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出现了“五个大、四个超”的大好形势,即:贫下中农的优势大树立,广大社员的觉悟大提高,队干部的作风大转变,人民公社的积累大增加,科学实验的风气大形成;早稻产量增长幅度超历史,征购任务完成之快超历史,队里储备粮食之多超历史,社员用粮水平提高超历史。牌头公社马家弄贫农老社员马保安说:“种田种到老,今年最有味道!”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我们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战线上打了漂亮的胜仗,这一仗也促进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两大战线的胜利。
同时,贫下中农代表的五千条意见,也使我们头脑保持清醒,警惕到诸暨农村中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运动后,不甘心灭亡的阶级敌人和一些企图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利用种种场合,采取种种手段,攻击贫农下中农,企图搞垮这支阶级队伍,这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作为战斗司令部的县委会,当然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要依靠可靠的阶级力量来继续进行这场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实践证明:打天下要靠贫下中农,管天下也要靠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斗争要靠贫下中农,从事生产和建设同样要靠贫下中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依靠贫下中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仍然要依靠贫下中农。依靠不依靠贫下中农,是真依靠还是假依靠,是长依靠还是短依靠,这对每一个革命干部来说,是屁股坐在那一边的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县委会,要明确认识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贫下中农协会,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支柱。高高举起贫协这面革命旗帜,紧紧依靠这支主力军,团结好同盟军,我们在农村进行三大革命运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就有了可靠的阶级保证。
这五千条意见,也启发了我们,首先要把县委、公社到大队、生产队等各级干部,置于全县三十五万贫农下中农的直接监督之下,不断帮助我们整党整风,提高思想和改进作风。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的监督,摆正主人翁和勤务员的位置。这是县委革命化的首要问题。
为此,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规定一切重大事情,都和贫下中农商量。公社每年开四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县每年开两次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实行政治、经济、军事、财务四大民主,把各级干部接受贫农下中农的监督,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经常接受贫农下中农的批评,来整顿县委、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领导的立场观点,正确处理大队党支部、管委会和贫协组织的关系。县委同分布在全县各生产队的三十多名贫协委员,建立了一月一次联系制度,经常倾听贫下中农的声音。县委机关搬下乡,组织县委和县级机关干部蹲点,和贫农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做到屁股坐在贫下中农这一边。
现在,诸暨县级机关已经做到三个大部分:大部分机关干部在农村,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大部分问题在农村解决。在县委领导革命化的道路上跨出了一步。
浙江诸暨县委书记 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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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者不甘居“中游”
有中游思想的人,人家未走过的路自己是不敢走的,甚至人家已经走过的路,自己也是怕走的
实现县委领导的革命化,从我们县来讲,要狠破“甘居中游”论。
中游思想,不仅在县委同志中有,在中层和基层干部中也相当普遍的存在。其特征就是所谓的“不在人前也不落人后”。为什么我们县长期工作没有很大的起色,我们的书记同志检查他自己的思想是:要争在人前吧,自己对自己就没有信心,不敢闯;要落在人后吧,也怕,就是所谓的“上游冒险,下游危险,中游保险”。这是中游论的最基本的思想实质。凡有这种中游论思想的人,人家未走过的路自己是不敢走的,人家已经走过的路自己也是怕走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所谓“上游冒险”,实质是个敢不敢革命的问题。革命事业就是冒险的事业。要打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要付出严重的代价,每一个革命者都要随时准备冒一切风险,甚至生命的危险。怕冒险,这不是革命者的风格。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力争上游,就不能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既没有争上游的思想,当然也就不能有争上游的行动措施。县委都没有争上游的思想,当然也就不能动员全县的干部和群众去争上游。
所谓“下游危险”,也的确是危险。不过,这是说的革命的危险。如果人们都经常处于下游的思想状态,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外阶级斗争还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必须从这个角度,打这个算盘,才能真正认识到“下游”的危险性。真正认识到了这个危险,也才可能转化为去敢于冒上游的险。所谓“下游危险”的人,实质是在考虑个人的危险罢了。
中游保不保险呢?一点也不保险。事物总是在不停顿的向前发展的。你不去力争上游,就连中游也保不住,会落到下游去。所谓上游、中游、下游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相对的。上游进一步上了,你那个中游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中游了,而实质已是下游了。甘居中游实际上不可能永远居于中游。这种“中游论”者,实质是革命精神不振的表现。
怕上游冒险也好,怕下游危险也好,其思想实质都是个人主义,他们考虑的不是革命的得失,而是个人的得失。不管是谁,要实现思想上的革命化,首先就要破这个个人主义。没有思想上的革命化,其他革命化都不过是白说而已。
贵州贞丰县委副书记 刘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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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症结不在这儿
我认为现在“为谁服务”的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而关键问题是“怎样服务”,也就是方法问题。别说经历过“刀山火海”的老革命同志,就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同志,经过党这些年的培养教育,也知道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为革命而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现在问题的症结不在这儿,而在“怎样服务”的问题。
拿我们县来说吧。我们县的领导同志,多半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刀山火海”里钻出来的也不少。他们工作积极,作风朴实,不怕下乡,不怕吃苦,一心想把革命工作搞好。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县几年来都有较重的灾情,县里的负责同志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同全县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工作上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我认为搞得还不算出色。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领导方法问题。就是这方法问题,固然有许多是县委本身的问题,但有好多方面也牵扯到县以上的领导机关。因此,我认为县委领导当前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而是“怎样服务”,怎样才算革命化的问题。
河南商丘县委宣传部 吕健
对本栏讨论的“为谁服务”问题,吕健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欢迎这种认真思索问题的态度。当前讨论革命化,最迫切的问题究竟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还是“怎样服务”的问题?那些是思想认识问题,而那些表现虽是方法问题,实质上却是思想问题?希望同志们根据自己的体会,认真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深入进行讨论。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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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倾听阶级的声音
诸暨县周林同志的来稿,读了令人兴奋。五千多条来自贫农下中农的意见,提给县委,提给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这些意见,有严肃的批评,有殷切的期望。这不只是二千多贫农下中农的声音,这是阶级的声音!
这不只对诸暨县委领导革命化是个有力的促进,对其他正在探讨革命化问题的地方,也将有所启发,有所促进。
诸暨的贫农下中农,要求县委继续领导他们搞阶级斗争,要求革命要彻底;他们批评县里有的机关和干部,缺乏阶级观点,心目中没有农民……。这些意见确是语重心长,正中要害。实际情况不正是这样么?有些同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主要就是搞生产了,还有什么阶级斗争?有些同志道理上也知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到实际工作中却什么也看不到,抓不着;有些同志满足于生产数字有所增长,认为现状已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命好革了;有些农村领导同志只是作一般的“革命工作”,心目中的“农民”已经有些淡漠了……。所有这些归结起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这在县委领导革命化的讨论中,确是一个重要问题。
听听诸暨县贫下中农的声音,可以使人头脑清醒。党和毛泽东同志虽然一再教导我们,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贫下中农,可是,实际上有些同志却是有些忘掉了!
说是忘掉,可能不大确切。因为从现有的县委领导成员和思想状况来看,具体情况确实有所不同:有些同志曾经同自己的阶级弟兄——贫农下中农一起,打敌人、斗地主,患难与共,一起走向胜利;而今天,革命任务变了,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也变了,有些人就把自己的阶级弟兄慢慢忘了!也有些同志,虽然担负着领导农民的工作,可能他对农民本来就不甚了解,或是本来就缺少深厚的阶级感情……。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只要大家要求革命化,就非解决这个问题不可。可以这样说,不解决县委领导同贫农下中农的关系问题,就谈不上什么革命化。离开基本的阶级队伍,谈革命化就是空谈。
听听诸暨这些贫农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想想自己地区的情况,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依靠谁建设社会主义?心目中有没有贫农下中农?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声音?希望大家在探讨革命化的过程中,认真想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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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各界人民隆重集会
热烈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
新华社七日讯 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分别在今天和昨天隆重举行集会,热烈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
上海各界人民一千多人今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了庆祝集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金仲华、张承宗等负责人出席了庆祝大会,张承宗在会上讲了话。
广州、武汉、沈阳三城市分别在六日举行了一千人左右的庆祝集会。在广州市举行的庆祝集会上,广东省副省长、广东省中苏友协副会长曾生讲了话。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田夫,广东省副省长黄洁,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驻军负责人汪贤玉,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中苏友协副会长林西,广州市副市长陈秋安,以及广东省、广州市各有关方面负责人蚁美厚、饶玉华、廖立民、李杰、赖诗逸等出席了大会。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姜一,湖北省副省长赵修,武汉市市长刘惠农、副市长魏延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部队负责人韩东山等负责人出席了武汉市的庆祝大会。湖北省和武汉市中苏友协副会长余英在会上讲了话。在沈阳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辽宁省总工会主席、辽宁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金直夫讲了话。出席大会的负责人有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白潜,辽宁省副省长车向忱,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副主席陈先舟,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吴铁鸣,沈阳市副市长、沈阳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张盘新等。
在会上讲话的人向苏联人民、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热烈祝贺这个世界进步人类的共同节日。他们还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们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在这些城市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人员也应邀参加了庆祝集会。
节日里,这些城市还展出了有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图片和放映了有关十月革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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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方百计节约工业用电
东北节约四亿六千万度,上海节约近两亿度
据新华社沈阳七日电 东北地区一些耗电比较大的工业产品,今年的耗电量普遍下降。原煤、钢材、原油、生铁、水泥、电石、合成氨、纯碱等十六种产品,单位耗电量前三个季度比去年同期分别降低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六。由于耗电量普遍下降,今年一到九月份东北区各企业共节约电力四亿六千万度。这些电力可以满足十个年产两万五千吨合成氨厂的全年需要。
东北地区工矿企业单位多,用电量很大。在今年生产高潮中,不少企业的生产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部门都十分重视节约用电的工作。不少企业制定了省电计划,并且开展了群众性的节电技术革新活动。许多企业还合理调整设备,加强管理,千方百计节约电力。吉林省通化砟子矿有些设备低负荷运转,用电量比较大。今年这个矿的职工合理调整了负荷,停开不必要的设备,上半年就节约了电力五百一十三万度,每产一吨原煤的耗电量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二点九三。
东北地区电力部门的广大职工今年在保证安全供电的同时,还加强了线路维修和电网安全运行管理工作,为节约用电做出了贡献。据调查,由于加强线路维修的结果,今年电力在线路上的损失,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零点三六,单这一项就节约电力二千七百六十六万度。
据新华社上海七日电 上海工厂企业今年前三个季度节约了将近两亿度电。这些电,相当于一套五万瓩发电设备四千小时发的电量。
上海有二十多种耗用电力较多的工业品,随着工厂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年以来的电力消耗又进一步降低。这些包括电炉钢、生铁、电解铜、硫酸、水泥、合成氨、氧气、抗菌素和合成纤维等在内的产品,有的用电比去年降低百分之十到二十,有的甚至节省了一半左右。节约电等于节约煤。按目前一般火力发电厂平均每度电的耗煤水平计算,上海工厂这九个月内因为节约电力而节约的煤炭达十多万吨。
上海市许多工业领导部门今年在组织各工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时,就预见到随着工农业生产高潮的到来,各方面对电力供应必然会提出更高要求这一趋势,因此,很多部门眼睛朝下,从企业内部挖掘电力的潜力。许多工厂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积极改进生产设备,并且从改革企业的管理工作着手,力争用同样的电力,做出更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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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农业的大跃进》
一部歌颂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即将上映
据新华社六日讯一部歌颂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大型彩色新闻纪录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已经拍摄完成,即将在北京及各地城乡陆续上映。
这部影片许多生动有力的场面,反映出北京郊区人民公社社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高举三面红旗,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坚决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创造了五年来粮食平均每年增长幅度在百分之十六以上的成绩,实现了农业大跃进。今年,十年九旱的北京郊区,虽然又遭到几十年罕有的严重干旱,可是京郊的农民,依靠着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从山区到平原,到处创造出天旱地不旱的奇迹。
拍摄这部影片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仅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摄制工作。在拍摄和洗印过程中,许多编辑、摄影师及其他工作人员深受广大农民群众大跃进的革命干劲所激励,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移山造海的珍贵镜头抢拍下来。
这部影片在艺术创造上也有不少新的尝试。编辑、摄影师等工作人员多方设法,力求主题鲜明,结构紧凑,解说词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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