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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大庆精神的赞歌
——话剧《石油凯歌》观后 冯其庸
一九六四年的春天,我国英勇的石油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在大庆油田上进行大会战取得胜利的消息,象春雷一样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从此,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此,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妄想利用石油来扼杀中国人民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了。
大庆,原是个荒凉的旷野。现在,大庆油田已变成人人向往的宝地,大庆精神已成为我国人民的巨大的精神财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话剧《石油凯歌》,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去过大庆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满足。它使我们从舞台上看到了这一场具有创世气概的大会战的一斑。剧作者们通过对以快速钻井闻名的钢铁八号钻井队英雄们的描写,突出地歌颂了大庆人的精神面貌,大庆人的战斗作风。
话剧一开始,为我们展示了一片茫茫的雪原。这是一个多么荒凉的地方啊!虽然已经是阳春二月,在祖国的南方早就花开似锦、燕语如诉了,在这里却依旧是积雪没胫,朔风似刀,人们即使跨出一步,也要付出不少力气。然而,就在这无边无际的雪原底下,却蕴藏着一座大海——石油的海洋。
摆在英雄们面前的是重重的困难,不仅是雪压冰封,气候严寒,而且是没有房子住,生活艰苦,设备旧,地层不熟悉,汽车、吊车不够用,钻机运不上去。……如何对待困难,这是对大庆人的第一个考验,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剧作者抓住这一点,为我们有力地展示了大庆人的精神风貌,——那种开天辟地的毅力,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干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庆人,想的不是自己的困难,在他们的心目里,“国家缺石油是第一个大困难!”他们深深认识到:“在这里打的不光是一场夺油的仗,还是一场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政治仗、志气仗。这一仗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条件再困难,也要打上去!”
他们为着解决国家缺石油的大困难,就在这茫茫的雪原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们把大地当床,把星月当被。没有吊车,没有汽车、拖拉机,钻机运不上去,他们就用手搬,用肩扛,用人拉,终于把七十多吨重的钻机运到了目的地。
在这样艰巨的困难面前,并不是所有的人的思想都一下就过硬的,剧作者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学徒工田家茂由于缺少革命的锻炼,一开始有点被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怕严寒,也不习惯于这样艰苦的劳动,不时的发些牢骚,说些怪话。然而,正如人们所说的:“困难就象个大学校”,它能给人们以最好的锻炼。剧中的另一个大学生于国英,就是在这样的困难大学里磨炼成长的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她向小田说:“咱们从学校出来的,都得经过这一关”。她说:手上“缴获的‘大炮’越多,战斗力就越强,‘大炮’磨成了老茧就什么也不怕了。”她说:“光有一双手还不行啊!咱们要好好向老师傅们学习,要锻炼我们的双肩,炼出一副铁肩膀才能挑起千斤革命重担,炼出一副铁脚板,在革命的道路上才能永远向前。”看,这就是在这个困难大学里锻炼出来的新中国大学生的豪言壮语,自然也就是田家茂的未来。
对于大庆人来说,克服这些自然条件的困难,仅仅只是闯过了第一关;接踵而来的是如何利用这台旧钻机对付这个复杂的地层,并使它作出出色的成绩来。这里展开了新的思想斗争。副队长刘永太,出于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烈愤恨,恨不得一镐就挖出一个油井来,他心急莽撞,急于开钻,所以对钻机的安装和维修,没有作严细的检查。他觉得“对老钻机不能苛求,一星半点的,能开钻就凑合吧!”队长郭洪则不然,对工作要求严格,连一个螺丝钉也不放过,他发现了学徒工田家茂安错了一个螺丝钉,就马上动员大家彻底检查钻机。他说:“一颗螺丝见作风,没有严格的要求,就出不来高标准”,“思想松螺丝就会松,思想紧螺丝就会紧。”这前后两种思想是鲜明的对照。前者是主观主义,盲目的热情;后者则是把革命的热情和科学求实的精神结合起来。刘永太在郭洪的帮助下,提高了思想。全队统一了认识以后,投入了紧张的战斗。经过三天三夜的苦干,终于把一台旧钻机维修好了。这是表现大庆人精神面貌的一个很突出的方面。
但是,一个矛盾解决了,另一个矛盾又产生了。在经过了两个月的苦战以后,他们连创了快速进尺的新纪录,打出的油井口口质量合格,于是有些人不知不觉地骄傲自满起来了。副队长刘永太觉得“这已经是站井架子上放风筝,够高的了。”在这种自满情绪的支配下,当他听到兄弟队的速度已超过他们的时候,就沉不住气了,他放松了质量,光顾追求速度。在进入二百五十米以下的疑难地层的时候,他不顾技术员于国英和老工人徐松山等的反对,违反了技术措施的规定,加快了钻机的速度。老工人徐松山眼看制止无效,为了挽救油井,当机立断,断然将柴油机关掉。然而已经迟了,测量的结果,井的斜度已经达到五度三,超过了规定指标将近一倍,油井只能作废了。这个严重的事故狠狠地教育了大家,更教育了刘永太。他们沉痛地认识到不顾客观规律,盲目蛮干,不尊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作风的害处,归根结蒂,他们认识到“千错万错,还是错在没有抓紧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照主席著作办事。”于是他们进行了整训,结合工作,清理思想,学习主席著作,学习辩证法。经过这一场整训,人们的认识提高了,思想更加统一了。最后,他们终于冒着暴风雨的袭击,打出了第一个战役的最后一口高质量的笔直的井。
剧作者在戏剧冲突里突出地塑造了队长郭洪的形象。郭洪与刘永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对照,前者既充满着革命的热情,同时又有冷静的头脑,对工作严格得一丝不苟,这是大庆工人阶级典型的精神面貌;后者则是热情有余,冷静不足,在具体工作上则又是踏实严细的作风不够,不过他同样在这座困难的大学里经受教育锻炼,他后来的提高也是很明显的。
于国英和田家茂,似乎也是互相映衬的人物。作者对于于国英着墨虽然不算很多,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比较深刻的,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新的一代人的成长。剧中写田家茂的不断进步也是相当成功的,通过这个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困难是个学校,人们只有在困难中锻炼,才能迅速地前进。
老工人徐松山给人的印象也是较深的,他关心青年学徒工,工作认真负责,特别是第四场当他说服不了刘永太时,断然关了柴油机,有力地刻划了他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
《石油凯歌》正是由于成功地塑造了这些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才把大庆人这支无产阶级化、战斗化、革命化的钢铁队伍的精神面貌比较丰富地再现了出来。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大庆人那种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大胆创造和严格的科学求实精神,也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精神。因此,我们说《石油凯歌》,就是大庆精神的赞歌,毛泽东思想的赞歌。
《石油凯歌》创作和演出的成功,是同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长时期地深入生活分不开的。为了学习大庆人的革命精神,为了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深入大庆工地有一年多的时间,与大庆的英雄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为大庆精神所鼓舞,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些石油英雄,所以演起来那么传神,感情那么充沛,整个舞台上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尤其四五两场,是相当动人的。
当然,这个戏无论剧本和演出,都还有加工的余地。第一场戏的介绍性情节似乎多了一些,第二场戏也拖得较长,可以做必要的精炼。同时,这两场戏,给说怪话的田家茂的戏也嫌稍多了一些,以致在场面上和性格上他都表现得过分突出,反而冲淡了其他人物的性格光彩。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队长郭洪和指导员的个性化还需要加强,特别是指导员,只是分担了郭洪的一部分台词和动作,没有给他充分展示性格的机会,因而,他的性格不够鲜明。
目前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们正在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力求使这个反映大庆、歌颂大庆的戏在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上,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第6版()
专栏:

歌剧战线上的新收获
——看甘肃省歌剧团演出的《向阳川》
王传伟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这里,一方有灾、八方支援的精神已经蔚然成风;为公忘私、舍己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正在普遍发扬。甘肃省歌剧团创作和演出的五场大型歌剧《向阳川》,就是这个英雄的时代的一曲动人的赞歌。它的创作和演出,是歌剧战线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
《向阳川》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陇河人民公社向阳生产大队的社员们,在高举三面红旗,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之后,又高歌猛进,赢得了第一个夏季大增产,由穷变富,由落后队一跃而成为全县的红旗。正当他们庆丰收、办电站、建设稳产高产田的时候,传来了陇河上游古牛湾泛洪遭灾的消息。歌剧以要不要拿出准备换取发电机器的一万五千斤粮食支援兄弟社队,以及送粮途中的重重困难为线索,展开了戏剧冲突。
“丰收歌掀起陇河浪,黄金垛堆满向阳川”,舞台上是一片欢乐。可是,古牛湾遭灾的消息却象巨石落水一样,立刻在每个人心里掀起激动的波涛:是拿出准备换取机器的一万五千斤粮食支援被洪水包围的阶级弟兄,还是袖手旁观,照原来计划建设自己的水电站?歌剧一下子就把观众引进大队党支部书记常翠林和大队长宁永禄两种思想斗争的漩涡之中,这是戏剧冲突的第一个高点。
常翠林主张缓办水电站,用换取机器的粮食去解救阶级兄弟的危难,体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心愿;宁永禄的思想不通,只是暂时由于小集体的“门槛”遮住了视线,他并不是那种自私自利、忘本变质的人。所以支援与不支援的矛盾并不难解决。第二场就把矛盾的焦点转移到送粮上。从“向阳川到古牛湾,八十里水路三道关”,要渡过那“黑浪滚滚卷上天”的“黑浪滩”、“浪飞三尺吞行船”的“虎张嘴”和“乱石出水把路拦”的“铁门坎”,是不容易的。领水的老行家——常大伯这时偏又病倒了,由谁来领水,能不能把粮食安全地送到古牛湾?新的矛盾象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住观众。第三场尾处,翠华的落水,又掀起了新的波澜,由此又生发出四、五两场戏:永禄的思想发生了新的矛盾,是迎着困难前进,还是半道撤兵回村?刚刚缓和下来的思想冲突又尖锐起来,使全剧情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高点。通过陇河下游桃李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不畏险阻,从“鹰愁鱼怕不敢近”的“喇嘛站石”上抢救翠华这场戏,不仅突出了人物的英雄性格,同时也深化了全剧的主题。
重大的题材,好的主题,需要借助于好的情节来表达;但情节的安排,是由人物性格决定的。好的主题是否揭示得深刻,归根到底要看能否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来。歌剧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值得重视的。
作者是怀着强烈的感情来描绘和歌颂他的主人公的,把最崇高的感情,最美好的诗句都集中在大队支部书记常翠林身上。她既有“身居茅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胸襟,又有踏实肯干,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把党的领导形象和英雄人物和谐地统一在常翠林身上,是这个歌剧塑造英雄人物的一个特色。常翠林始终居于矛盾的尖端,占据矛盾的主导方面,推动着矛盾的发展和深入。无论是跟洪水搏斗,还是和宁永禄的思想交锋,她都是那样的神态自若,充满必胜的信心,表现出果断、稳健、勇敢、热情的风格。
通过第一次和宁永禄思想交锋,已经把她那舍己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勾勒出来,而后又随着剧情的展开对常翠林的精神世界作了更细致的挖掘。如果说第一场中我们已经开始尊敬这位顾大局、识大体的支部书记,那么,常大伯的病倒,翠林挺身承担掌头把桨的行动,一下子就从感情上把我们与这位英雄拉近了。特别是在抢渡“虎张嘴”的严重时刻,一些社员滋长了急躁情绪,急于闯“虎张嘴”;而有畏难情绪的宁永禄又匆忙赶来,主张等着雨停后常大伯好了再说。这对翠林这个掌舵人来说,确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但是,凶恶的洪水可以“把山冲垮,把海搅混”,却“挡不住乘风破浪的众英雄”。我们的翠林,既有“不到灾区不回程”的决心,又不是“闭着眼睛闯险关”的莽汉,表现出她那深如海的阶级感情、高如山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坚如钢的斗争意志。
翠华的落水,又把主人公推向了一个新的更严格的天平上,这才真要量一量她的份量了。这时悲剧的气氛蒙罩了每个社员的心头,有的人几乎被眼泪冲跑了前进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翠林呢,却非常清醒:“不能把亲人看得泰山重,不能把集体看的鹅毛轻”,而是鼓舞社员“擦干眼泪再前进”。英雄的社员们,在翠林的崇高精神的鼓舞下,决心“把悲痛收起,把勇气鼓起,挑起重担,继续前进”。在这里水乳交融地插入了一段她童年的往事,作者企图从纵深方面挖掘人物的心灵,显然这一目的是达到了,使得人物更加丰满起来。翠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若不来了共产党,向阳川还不是死人坑,我们全家早饿死,有十个妹妹也活不成”。正因为她心里不光有自己的妹妹、自己的家、自己的队;她心里还有遭灾遇难的阶级弟兄,有党、有“飘扬在天安门上的五星红旗”,所以她挺得住。翠华是她的妹妹,又是她的战友,既有骨肉亲,更有阶级情,她并不是不为妹妹落水而痛苦,然而她很快把悲痛化为前进的力量。
向阳川有了翠林这样好的支部书记,在她的领导教育和直接影响带动下,群众的精神面貌也都象阳光一样莹莹闪光。歌剧围绕翠林还刻划出一群听党的话,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人物。翠华这个形象是可爱的,就连着墨不多的常大伯、常大妈也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另外,作为翠林对立面的大队长宁永禄这个形象,也是塑造得成功的。我们说这个人物刻划得好,一是分寸适度;二是写出了性格的发展;三是转变合理,令人信服。作者没有为了激化矛盾,衬托英雄人物而夸大他的缺点和错误。在这出戏里,宁永禄是个勤劳朴实、忠心耿耿,热心为社员服务的好队长,向阳川由穷变富、由落后变成全县的红旗队,也有着他的心血和功劳;只是由于他还站的不高,看的不远,一时被本位主义束缚住了手脚,被小集体的“门槛”遮住了自己的视线。她的性格的这两方面比较起来,无疑前者是基本的主导的,后者虽是次要的,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些次要的东西,往往成为支配他行动的决定因素。正因为这样,才和翠林构成尖锐的矛盾。象宁永禄这样的队长,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存在的,因此,这个形象的塑造有着普遍的意义。
在我们估价一个歌剧成就的时候,歌词和音乐的好坏得失,无疑是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向阳川》的歌词是美的,作者在个性化、形象化、群众化方面都作了可贵的努力。歌剧的音乐,是根据普遍流行于甘肃、青海一带的民歌——“花儿”加工创造出来的。格调清新优美,壮柔相溶,突出了“花儿”高亢和抒情的特色,赋予了歌剧以浓郁的地方色彩。
如果苛求的话,我觉得《向阳川》情节还比较单薄,前两场的结构还有些松散;时代背景揭示得还不够广阔;常翠华落水以后的群众悼念场面,气氛渲染得有些过分。在音乐上,有时不能很好地随着人物情感的变化和紧张的情势作出有力的呼应。这些意见,只供甘肃歌剧团在今后不断加工和艺术实践的时候作参考。(附图片)
《向阳川》剧照之一
《向阳川》剧照之二
《石油凯歌》剧照之一
《石油凯歌》剧照之二


第6版()
专栏:文艺随笔

“小戏”要大做
艺兵
目前小戏大有风起云涌之势,今年各地戏剧观摩演出中,小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质量也有所提高。最近中南区戏剧观摩下乡节目汇报演出团和兰州部队某部业余九人话剧组来京演出,引起了广大观众和文艺界的很大兴趣。许多专业和业余剧团争相排演,在农村广泛演出,许多地方剧团希望得到这类剧本。《剧本》第四期选登的四个小京剧、第五期八个小话剧和第三期增刊:小型现代戏曲专号,正反映了这一迫切的要求。
小戏的繁荣,是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要求和反映;是广大戏剧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思想革命化的结果。革命斗争的现实要求革命的戏剧迅速地反映、提出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戏剧工作者在树立了为基层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后,真正认识到小戏就是满足这一要求的轻武器。因此,他们就爱上了小戏,大写、大演。由于这些小戏直接反映了群众的斗争生活,提出和解决了他们急需回答的问题,所以他们特别欢迎;反转过来,这又大大鼓舞了戏剧工作者。
目前出现的这些小戏,可以说是戏剧战线上的尖刀。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大量的题材)和敌我矛盾。热情地歌颂了在斗争中成长的新人;深刻地批判了旧思想、旧习惯和一切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旧事物。无论是反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游乡》(河南曲剧)、《枫林渡》(京剧)、《斗书场》(越调),反映新旧两种思想斗争的《补锅》(湖南花鼓)、《借牛》(汉剧)、《扒瓜园》(越调)、《球衣问题》(话剧)、《一路平安》、《让马》(京剧),还是反映敌我斗争的《东海小哨兵》(瓯剧)、《越海拔旗》(京剧);或者是取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送粮》(祁剧)和《风雷渡》(京剧),鲜明泼辣的战斗风格是它们的共同特色。它们大多采取了喜剧手法,就是在有些正剧中也充满了喜剧因素,使读者和观众在笑声中受到了教育,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喜剧作了可贵的探索。
一般地说,小戏剧型小、人物少,情节比较单纯,道具简单,容易搬上舞台,轻装易行,便于上山下乡,这是事实。但要真正把小戏写好、演好,达到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的统一,还是需要下一番苦功的。这些小戏所以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产生这么大的艺术效果,也不是一举而得的,而是经过多次修改,反复加工,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当然,如果从更高的标准要求它,也还不是没有加工提高的余地的。那种认为小戏简单,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写好、演好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你想,要在一个小戏里反映出丰富的生活内容,在普通的事件中挖掘出深刻的思想意义,在单纯的情节中刻划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就需要有尖锐的政治眼光、深厚的生活积累、高度概括的能力和精炼生动的语言。所以,虽是“小戏”,却应大做、精做、深做,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戏来。这些小戏,使人感到分量不轻,情节单纯却不简单,而是波澜起伏,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有“戏”,潜台词丰富,发人深思。
现在各地都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小戏,随着上山下乡的乌兰牧骑式的演出队的增加、生活的深入和丰富,无疑将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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