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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历史上若干治理黄河流派的探讨余
  学干
编者按 黄河同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解放以前,它的下游决口十分频繁。在历代治理黄河的过程中,劳动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治黄见解和主张。本文论述了历史上若干主要的治黄流派及其措施。历代的治黄经验,对目前治黄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河以含沙特多、暴涨猛落等特性著称于世。两千多年以来,它的下游(由孟津至海口)安流与否,对当时的国计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历史时期,有记载可考的决口泛滥计达一千五百多次,绝大多数发生在下游;其中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也全在下游。黄河下游决口所以如此频繁,除了它的自然特性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旧中国在长期封建统治和近百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对它治理不善或长期失治的缘故。
历代劳动人民在和黄河水害斗争中一直是主力军,担负了最艰巨的劳动。他们不仅保证了当时的具体工程得以完成,而且在工程技术方面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如堤防工程一直是和洪水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历代劳动人民在治黄实践中曾经因时因地制宜,创造和兴建了多种多样的“遥堤、缕堤、格堤、月堤”等工程,在防洪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并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在治黄实践中,也出现过一些杰出的治水人物,如东汉的王景、清代的陈潢等。他们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曾为治黄贡献出一定的力量,并取得较好的成绩。
治黄问题历来是个大问题。尤其在决口或改道以后,必须谋求对策,因而提出各种各样的治理见解和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几乎是全部针对下游的,极少涉及孟津以上地区,这反映了古人治黄认识的局限性,没有形成为上下统筹的全局观点。本文拟对历史上若干影响较大的治黄主张和方法,试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主张恢复古黄河
在治黄的主张中,较早的是禹河派,也可说是复古派。
禹河,是黄河的古称。它是人们把它和大禹治水传说联系一起并加以理想化的,曾引起许多古人的憧憬和崇拜。它的河线,首见于战国时代的著作——《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其中对孟津以下的河线记述得十分含糊,引起后人许多推论引申,异议纷纭,迄难定论。
就治理河道言,禹河被古人当作最完美、最理想的河道。恢复禹河论,在治黄史上一直占着重要的位置。
汉鸿嘉四年(公元前十七年),勃海、清河、信都三郡的黄河决口,造成淹浸三十一县的严重灾害。禹河派为此发表了很多议论,并对一些不合禹河原则的治河方案,断然加以否定。
当决口初期,孙禁曾提出由笃马河入海的改河方案,立即遭到许商的反对。许商认为,当时黄河泛滥离不开“古说九河”区域,而孙禁建议的笃马河不合于禹河旧迹,不可采用。但是,许商并未提出一个代替的办法。与此同时,李寻和解光也认为,可乘黄河决口的趋势,让河道自己找寻禹河故迹。这个主张适应了当权派的胃口,“于是遂止不塞”。
稍后,以研究《禹贡》著称的平当,再一次提出了治河应按禹河原则的主张。他说,九河现今都湮没了,按《禹贡》的办法来治水,只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阻塞,因此应该广泛征求擅长疏浚的人来治河。但是,无人应征。
再后,出现了黄河史上颇为著名的贾让三策,其中的“上策”就是:遵大禹之法,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河从黎阳(今河南浚县)遮害亭北流入海。这个以大改道、大移民来实现禹河的主张,和许商、李寻等人的见解相比,可算稍胜一筹。可是,这个计划必须毁坏大量城镇、田地、房屋,是根本行不通的。执意复古,脱离实际,可算是禹河派的典型。
贾让以后,这种向往禹河、醉心复古的,历代都有。如宋代的李垂、张商英,明代的江良材、黄绾,以及清代的胡渭等人,在他们的言论里都留下不同程度的反映。
恢复禹河论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历史上从未能实行。这种盲目崇古的议论,往往打搅了其他较为正确方案的讨论和实施,对治河工作十分有害。
复归原道与改行新道
历史上每当黄河下游决口急谋对策时,主张改行新道与坚持堵口复故,常常争论不休。
北宋时“北流、东流”的争论,曾吵嚷了四十多年,并曾进行过三次大举“回河”工程,企图复归故道。由于这些做法违背了地形、水势的客观规律,结果都失败了。
在这一时期中,黄河由澶州(今河南濮阳)大吴决口,夺流北趋,出现了通顺就下的形势。经过了八年冲刷的结果,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迅快非常。当时范百禄等认为,这是一百多年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①。但是,当时朝廷当权派并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仍然迷恋“回河东流”,终于错过了因势利导、及时整治的时机。
元代贾鲁治河在堵口技术方面有所创造,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主张也是经过反复争论才得实施的。
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河决白茅堤(山东曹县)后,访求治河方略,一时议论纷纭。有以贾鲁为代表的必复故道的意见,有以成遵为代表的故道不可得复的意见。宰相脱脱支持了贾鲁,终于实现了疏南河,塞北河,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可是几年之后,黄河还是冲向东北,东平等地仍然经常被灾。
到了明清两代,由于力求确保漕粮北上,避免黄流妨运,所以对于黄河逢决必堵,原道必复,成为当时唯一不二的方针。
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黄河从河南兰仪(今兰考)铜瓦厢决口,东北流向山东,袭夺了大清河,由利津入海。其后逐渐形成为现行河道。在决口初期,清王朝按照决了就堵的方针,曾命令努力堵合。但是,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正在高潮,清王朝处于军费庞大、财政拮据的困境,又害怕一旦兴工聚集数十万民夫可能引起起义。因此,这个工程没有实施。
在这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回复故道的建议仍经常有人提起,也迭有争论。而当时的黄河,舍高就下,改行新道,已属形势所必然。某些人还想复回故道,这只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想法。
分道行洪,多途归海
黄河下游,历史上通常是两道或数道分流入海,有的是自然形成(包括决口后的新道),有的则是人工开辟,有的自成系统,有的则汇入别的河流同归于海。
这种异道分流的作用是,汛期泄洪,避免暴涨决口,减轻水害;在一定条件下,泄洪即以排沙,减少主槽堆积。
西汉时屯氏河的通塞,生动地说明分流与否的利害。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瓠子河堵口后,黄河复于馆陶决口,分流为屯氏河,宽深与黄河相等,东北流向章武(今河北沧县)入海。屯氏河分流后,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无水忧达七十年。永光五年(前三十九年),河决清河郡灵县(今山东高唐)鸣犊口,而屯氏河绝流。其后数年,冯逡指出,清河郡处于黄河下游,地势低洼,土质松散,难以御水。其所以长久未遭大害,就是因为屯氏河畅通,两川分流之故。后屯氏河淤塞,黄河—川兼受数河之任,即使高增堤防,亦难排泄。因此,他建议复开屯氏河分洪,以备非常。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不到三年,黄河果然在馆陶等处大决,造成淹浸三十二县的严重灾害。
黄河的部分水量从河南荥阳经汴水、济水分流,由来已久。汉平帝时(公元一至五年),河、汴决坏,未加修治,遂侵入济河,泛滥数十县,汴、济流域多被水患。
后来,王景等治河,其主要设施之一是使河、汴分流,复其旧迹。将黄河全流决入汴、济的局势加以改善,即部分地分入汴、济二水,减轻主流负担。
由此可见,历代治黄效果虽各不同,但分道入海则是通常存在的客观事实,也是治黄的重要方法之一。
洼地滞蓄,堤内放淤,滾坝溢洪
东汉以前,黄河下游有不少滞洪洼区。如《禹贡》有“荥波既猪”的记载,表明荥泽曾经是潴滞洪水的洼区。又如内黄县有泽,周围数十里。这些洼区后来都淤成陆地。但是,人们对于洼区滞蓄足以减轻汛期洪水灾害,记忆犹新,仍然提出设置滞洪区的建议。西汉时贾让主张,治理河道,必定要留下一些卑下的地区,“以为汙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②。稍后,关并说得更为明确:“河决率常于平原(郡)、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水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约在今河南滑县境),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③
贾让、关并的主张,都未实现。其后,有关洼区滞洪的记载不多。沿河有些洼区往往为地主豪绅掠夺占垦,影响河工。
东汉以前的河堤,一般是近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人民在堤内耕垦,“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逐渐形成堤内筑堤的重堤局面。民间熟知淤地的利益,不惜与水为邻。王景从实地勘查,采取了规格化的措施:重堤放淤兼以滞洪,“十里立一水门”,汛涨时沙随洪出,汛平时沙停水流,外堤拦水,回注主槽。这项堤内放淤的措施,后世也曾采用。如明朝万历年间曾在江苏邳县实行。
明朝中叶以后,在黄河下游又采取堤上修建滾水坝泄洪的办法。它是反掉分道入海,确定单线独流、筑堤束水新形势下的产物。潘季驯在《河防一览》中“议创建滾水坝以固堤岸”说,夏秋雨水较多,河水暴涨,奔溃之患有所不免。他建议在今江苏泗阳县选择几处土性坚实的堤段一侧,建筑滾水坝,比大堤稍低二三尺,宽三十余丈。“万一水与堤平,任其从坝滾出,则归槽者常盈而无淤塞之患,出槽者得泄而无他溃之虞,全河不分而堤自固矣”。他又举决口夺流和滾坝溢洪相对比说,“决口虚沙,水冲则深,故掣全河之水以夺河。(滾水)坝面有石,水不能汕,故止减盈溢之水,水落则河身如故”。
从万历直至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之前,二百七十多年中,由于基本形势未变,治理方法也大略相同,滾坝泄洪一直是河工的必要措施。清康熙时又大加推广,上起砀山,下迄淮阴,或坝或闸,广事兴修。可是,就记载来看,由于奉行治河服从于保运的方针,所以坝、闸尽管泄洪,决口仍未少减。
总的说来,洼区滞蓄、堤内放淤和滾坝泄洪,做法不同,效果各异,但其有助于削减汛期洪涨,减少主槽淤积,则是共同的。如果结合其他一些措施,灵活运用,这些历史经验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治黄服从保运,治河变成防河
南北大运河在元朝即已全线沟通,但当时的南粮北运大都依赖海道,并不依赖运河。明初永乐定都北京后,对南粮的需求日形重要。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成为当时唯一的运输线。确保漕运畅通,是当时的头等任务。
运河为人工河道,航运所需水量,常患不足。黄河从西向东,必须穿运归海。在明万历三十二年(一六○四年)运河改道泇河之前,徐州至邳县直河口之间的黄河,曾长期兼作运道。在清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中运河建成以前,直河口至淮阴的黄河,同时也是运道。
在上述历史时期中,徐州以上的黄河经常决口,一经夺流,徐州以下的河槽即行断流。封建王朝恃为生命线的漕运,也就中断。还有,河南黄河决口后也常常流向东北,冲断山东寿张县的张秋运道,挟持运河有限水量一同东流归海。运河成了枯河,漕运随之停顿。
面临这样经常出现的河决阻运的严重局面,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把确保漕运放在第一位。明朝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年),河决封丘金龙口,东冲张秋运道。次年,明廷派刘大夏前去修治。敕书指示说:“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这正充分地说明了当时封建统治者治黄的根本目的。
弘治敕书实际上是明清两代对待运河、黄河的总方针、总政策。在这样以治黄保运为方针的指导下,当时河官的主要任务是力求防止黄河给运河捣乱,治河变成了防河。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具体河工技术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创造,但是防字当头,保运第一,牢牢地束缚住河工人员的思想,使他们难以有所作为。
明清两代,为保运而防河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每年防汛,十分紧张。结果不仅灾害没有减少,而且“悬河”形势日益严重。辛亥革命之后以至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河患更为经常,有人统计,平均不到四个月就有一次决溢,达到历史上黄河决溢的最高峰。这一时期,有关治河的意见主张虽然不少,只是由于政治更加黑暗,所谓治河,只能是纸上空谈,无补实际。
由于历史、社会等等因素,加上黄河本身的自然特性,黄河形成了长期失治的严重痼疾,蒙受了害河的恶名。它直到一九四六年回到人民的怀抱,才得到苏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劳动人民采取了强化下游堤防,扩大河道容量,加强防汛等等措施。解放以来,它已确保安流,没有发生过决口。但是,一个长期患病的躯体,要想完全健康,还须经过一段时期的彻底治疗。完全可以预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黄河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华北大平原,变害河为利河,刷新它的历史。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
②③《汉书·沟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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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陈旉的“地力常新论”
曹隆恭
我国古代农民早在战国时候,就已经使用施肥和精耕细作等方法来提高地力,改良土壤。到了宋代,陈旉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经验,在他写的《陈旉农书》里明确地提出了“地力常新论”。这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创造,也是他们在土壤肥料理论工作中所作的辉煌贡献。“地力常新论”是我国农学史上的精华,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加以发扬。
“地力常新论”的思想渊源 “地力常新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甚至更早一些。自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农民就已经在管理和改良土壤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公元前三世纪,《吕氏春秋·任地》就进一步指出“地可使肥”等改良土壤的思想,并指出可以通过施肥和耕作促进土壤改良。《周礼·地官·草人》已经记载用各种牲畜粪改良不同土壤的“土化之法”。以后氾胜之、王充和贾思勰等人的著作里,也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如何通过施肥、耕作和轮栽等方法来提高地力,改良土壤。这就是说,我国很早就有这种信念,即土壤可用施肥和其他相应措施使它变为肥美,维持和提高地力。可见,陈旉能够提出“地力常新论”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我国农业生产实践中有其深远的基础。陈旉提出的“地力常新论”,充分表达了我国传统农业的精神。
理论的斗争过程 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可以不断地提高地力和改良土壤,这是我国土壤肥料史上的传统思想。但是,当时也有一部分人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认为土地使用几年以后,就会衰退下去,变得贫瘠,以至生物不茂,草木不长。显然,这种论调跟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谓“地力逐渐消失”的荒谬说法是基本相同的。这说明“地力常新论”的产生,也经过两种思想观点的斗争,即正确的思想观点同不正确的思想观点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正确的思想观点获得了胜利。
在当时的斗争中,陈旉站在正确的这一方面,驳斥了“地力衰退”论者的错误论调①。他肯定了地力可以永远不衰退,并提出了使地力常新的技术原则。
地力常新的技术原则 陈旉在批判了“地力衰退”论者之后,提出了一整套使地力常新的技术和其他相应措施,如施肥、土壤耕作和土地利用规划等,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施肥和土壤耕作两项技术措施。陈旉认为如能经常在耕地上增添肥沃的客土,多施用肥料,就可以改良土壤,使土壤变得肥美,地力永不衰退,经常保持新壮②。他又认为土壤虽然多种多样,有肥瘠好坏不同,但如果耕治得法,并结合合理施肥,都能适合于栽培作物,还能使庄稼长得茂盛,获得丰产③。陈旉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而是建筑在我国农民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原则体现了可以用人力改变自然的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良好的排水设备,充分的施肥,适当的经营等等,加上多用劳动来彻底耕作土地,除草犁地,将会在土壤的改良和生产的增加上产生惊人的结果”④。
“地力常新论”的发展 宋代以后,“地力常新论”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元代《王祯农书》指出,各种不同的土壤,只要处理得法,都能栽培作物⑤。又说,多积肥料和合理施肥,可以促进土壤改良,能变薄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可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并继续获得高额丰产。清代《知本提纲》更指出,“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又说,“产频气衰,生物之性不遂,粪沃肥滋,大地之力常新”。这显示出“地力常新论”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此外,地力常新的技术原则,在宋代以后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地力常新论”的重大意义 “地力常新论”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我国很早就渊源着“地力常新论”的思想,“地力衰退论”在斗争中又遭到了失败,所以长期以来,“地力常新论”在我国土壤肥料史上始终起着指导的作用。这同我国固有的农业技术的特点,特别是一贯重视施肥的优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地力常新论”还充分地体现了我国人民很早就已经有了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和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这份宝贵的遗产,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视的。
①②③见《陈旉农书·粪田之宜》。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一○页。
⑤见《王祯农书·粪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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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功绩、局限与评价
——读《评经济浪漫主义》札记
周修强
评价历史人物的讨论中,很多文章都引证了列宁这样的一段话: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这一原则是列宁在评论十九世纪初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时提出的。所以,考察一下列宁怎样对待西斯蒙第这一具体的历史人物,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
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列宁对西斯蒙第的主要观点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充分地肯定了西斯蒙第的历史功绩。他写道:“我们知道,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是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人之一”。列宁认为,西斯蒙第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派:西斯蒙第指出资本主义积累所具有的矛盾,注意到机器排挤工人,指出小生产者破产的过程,注意到城乡差别与对立的扩大,等等。列宁肯定“西斯蒙第是当时杰出的经济学家”。
但是在肯定西斯蒙第历史功绩的同时,列宁又严肃地、辛辣地揭露了西斯蒙第的局限和谬误,批判了西斯蒙第小资产阶级幻想及其企图扭转历史巨轮的反动实质。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西斯蒙第的学说进行对照,明确地指出:西斯蒙第错误地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无视小商品生产必然滋长着资本主义的规律;要求限制资本主义,保护小生产,等等。
列宁指出西斯蒙第的局限和谬误,然而并没有苛求于他。列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分析其根源,指出这些谬误是当时“资本主义的原始状态”和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所造成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对西斯蒙第的评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不因西斯蒙第是他那时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而漠视他的局限和谬误;也不因西斯蒙第有很大的局限和谬误,而不去肯定西斯蒙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功绩。对西斯蒙第的局限和谬误,是从物质生产的条件、阶级的利害关系上进行分析,使人们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不苛求于前人。
还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评经济浪漫主义》与其说是批判西斯蒙第,不如说是批判艾弗鲁西之流的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列宁写道:“我们要责难的不是西斯蒙第,也不是他的粗浅的伤感主义的观点,而是迄今还不了解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引者)的区别的《俄国财富》的经济学家。”列宁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民粹派企图使西斯蒙第与马克思接近起来,不去确定他们之间的区别,而去确定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为了混淆西斯蒙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妄图达到宣扬民粹主义,并以它来同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目的。
《评经济浪漫主义》的写作,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列宁不仅使人们正确地认识经济浪漫主义和西斯蒙第在历史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击溃了民粹派反马克思主义的阴谋,从而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评论西斯蒙第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有很大的启示。我们所论及的有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尤其是非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人物,必然有其阶级的、时代的种种局限。如果对这些历史人物,借口“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予以全盘肯定,而不指出他们的局限和谬误,那就必然会美化古人,违反历史真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有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都有其特有的局限和谬误,这是客观存在。如果光看到这些,那就很难理解我们的历史,也很难找到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了。
一味崇拜古人,拜倒在古人脚下,看不见他们的局限和谬误,这种倾向在前一时期关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有所表现。例如评价司马迁,有人把他称为“人民的歌手”。论及“清官”,有人认为封建社会的“清官”是“一切为着人民着想”的。这种观点完全漠视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这种倾向,不可能引导人们向前看,相反,只能引导人们向后看,使今人成为古人的俘虏,为害匪浅。对历史人物不能要求他们“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不能以无产阶级的水平去要求他们,但是,生活在今天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却不能不以我们时代的水平、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要求自己。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历史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因为“每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我们这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也是如此)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反杜林论·旧序》,见《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二十三页)。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才能使人们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使历史研究工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
反之,不从历史人物活动时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状况出发,不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那就会走向另一极端。这样,就必然会因为历史人物“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去质难他们;必然会因为历史人物存在着阶级、时代的种种局限和谬误,而觉得他们一无是处。在反对美化古人、反对无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时候,有些文章就显露了这种倾向。有些同志为了反对迷信古人,把历史上一些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特别是其中的帝王将相都说得一无是处,不愿也不敢肯定这些历史人物一定的功绩。在这些同志看来,帝王将相是剥削阶级统治者,因而对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个人都不能肯定有任何历史的进步作用,必须一棍子打死。这是抹煞一切,割断历史的粗暴做法,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分析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状况,认清那个时代的历史发展趋势,然后再分析我们研究对象的言论和行动,是应循、促进、加速这一趋势,还是违背、阻挠、延缓这一趋势,来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对于一切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物,都要给以相应的历史地位。肯定历史人物的功绩,并不妨害我们对他们的局限和谬误进行批判。肯定剥削阶级统治者中某些人物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并不妨害我们对他们言行的本质进行揭露。
一味崇拜古人,拜倒在古人脚下;割断历史,苛责于前人,这两种观点看来截然相反,实质上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结果都会陷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困境。因此,要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认真地学习和运用列宁提出的原则,坚持唯物辩证法。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李岩评价问题的讨论
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李岩,参加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对于李岩的评价问题,我国史学界一向有不同的看法。最近,《文汇报》先后发表了杨宽的《论李岩》,樊树志的《李岩是不是农民革命家?》,刘精诚、赵克尧的《怎样评价李岩?》,袁定中、罗明的《李岩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是非问题》。《光明日报》也发表了易鸣、史撰的《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李岩》。这些文章就李岩在农民战争中的立场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讨论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李岩是不是农民革命家?
有的同志认为,李岩是一个农民革命家。李岩受到官府豪绅的迫害,因而站到起义农民的一边。他始终是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李岩帮助李自成制订的政治纲领,集中地反映了明末广大贫苦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要求。李岩基本上能够为实现农民的这些要求而斗争,为农民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有些同志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李岩虽然参加了农民起义,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因此,李岩不是一个农民革命家。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在具体论述上略有不同。一种看法认为,李岩参加农民革命是为了“用封建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思想意识,来改造农民领袖和农民军,使之不断向封建王朝转化,最终建立起一个他们所向往的新的封建王朝”。另一种看法认为,李岩参加农民起义军不是出于地主阶级的阴谋和野心,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地主阶级立场。
李岩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怎样?
关于这个问题,大体上有三种意见。
肯定李岩是农民革命家的同志,比较全面地肯定李岩在农民革命中的作用。其理由是,李岩提出的政治纲领、政策及其实施反映了革命农民的要求,“在起义发展过程中对农民起着进一步动员的作用”。但是,李岩不能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支配,因而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给革命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有些同志认为,李岩参加农民革命,“对于革命的发展,是有某些意义的。但必须指出,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所起的作用,即为了使农民革命更加迅速地、更加顺利地向封建王朝转化”。李岩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李岩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但不能把这个作用估计过高。李岩只是“提出了一些客观上符合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口号、策略”,“扩大了农民军的影响,争取了人心”。同时,李岩“给农民军带来很多消极影响”。这些同志主张以明王朝覆灭为界分两期来评价李岩,即:在前期,李岩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在后期,李岩已经完全丧失了积极作用,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参加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能不能转化?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剥削阶级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地主阶级中的个别人物,通过阶级斗争的磨炼,可能改变他们的立场。至于李岩的立场是否已经转化,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李岩已经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为农民革命家。也有的人说,李岩虽然参加了农民起义,但是没有改变他的立场。
另一种意见认为,农民战争不可能改变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本性,也不可能改造他们的思想。其原因是当时没有转化的条件。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而剥削阶级的本性是不变的。它的知识分子,包括李岩在内,也不例外。参加起义,并不意味着阶级立场的改变。
目前,这个讨论还在继续进行。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王力论清儒小学的成就和局限
中国的语言研究,传统上称为小学。清代是小学极盛的时期。最近,王力在《新建设》今年八、九月号合刊上发表了《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一文,论述了清儒在语言学上的成就和局限。他说,清儒的小学著作是我们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批判,然后才谈得上继承。
作者认为,清儒在语言学的研究上,比他们的前人有很大的进步。一是比较充分地占有材料;二是比较注意古今的差别;三是比较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和系统性;四是重视有声语言与概念的直接联系。我们对于清儒所收集的材料应该充分利用,对于他们的优点也可以用来作为借鉴。
同时,作者认为清儒的语言研究有很大的局限:(一)缺乏历史主义。清儒在语言研究上抱着复古主义的态度,漠视语言的发展和进步,是违反历史主义的。(二)缺乏辩证法。清儒迷信古代字书,看不到同义词中每一个词的特殊性,对多义词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将同声与同部的关系绝对化,把“声近义通”的可能视为必然,等等,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
作者认为,必须肃清清儒的上述坏影响,才能使语言研究工作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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