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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和“时代精神汇合论” 李星 维谷 道勋
近几年来，周谷城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来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相对抗，在国内学术界挑起了一场大争论。时代精神问题的争论，就是其中之一。
“药方只贩古医丹”，周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虽然开的是“新”药方，但出售的却是几十年来他一贯贩卖的老货色，特别是他的反动的历史观的老货色。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尽管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了一番打扮，但它的真面目还是掩盖不了的。“外观其辞，日新日巧”，“内观其实，日薄日颓！”这几句话，对于周先生那套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来说，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从周先生的历史著作中，举出无可争辩的事实，从分析他的反动的历史观入手，揭露“时代精神汇合论”的真面目。
是时代精神呢，还是反动阶级的反动精神？
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周先生提出：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都是统一整体，它们由不同阶级的各种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并且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①
我们认为，这种披着超阶级外衣的、由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汇合”而成的统一的时代精神，是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在奴隶制社会，从来不存在什么由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统一的时代精神；在封建制社会，从来不存在什么由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的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统一的时代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来不存在什么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统一的时代精神；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统一的时代精神。这一切都说明：在阶级社会里，互相对抗的各个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从来也没有而且根本不可能“汇合”成一个统一的时代精神。列宁曾经明确地指出：“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②
任何时代的时代精神都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由各种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什么“统一整体”，它总是有着具体的阶级内容，而且一定是各个时代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周先生却不以为然，认为“革命精神之外，还有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只有凡此种种“汇合”而为“统一整体”，才称得上是时代精神；并认为这样杂凑一锅的“统一整体”，“不是什么超阶级的空洞之物。”③
的确，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空洞的时代精神——你或者是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革命精神看作时代精神，你或者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把反动精神看作时代精神；二者必居其一。至于披着“超阶级”外衣的、由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时代精神”，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进攻、或者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骗人花招。所谓超阶级观点本身就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为，只有腐朽、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家，才把它看作自己阶级的救命草。
必须指出，周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有两副面相：不同阶级思想意识的“汇合”，只是一副假相；而在“汇合”的掩盖下，把反动阶级的反动精神冒充为时代精神，却是一副真相——由这一点看来，他所宣扬的“时代精神”，确实“不是什么超阶级的空洞之物”，而是打上了反动阶级的烙印。
我们这个结论不是凭空“抽象”的结果，而是来自对事实的具体分析。
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中，周先生认为：秦汉思想是“殷商与周末两期思想之合一”；隋唐统一，汉族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汇合演进，成为一种较秦、汉更复杂更高等的东西”；“宋儒的理学便是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之混合体”④；到了近代，是“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之汇合”，“而张之洞的《劝学篇》似颇可以代表当时之时代精神。”⑤这些观点，从一九三九年《中国通史》初版时直到现在，只字未变，可见它们在周先生的思想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程度。
离开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空谈什么文化自身的“汇合演进”，是周先生一以贯之的资产阶级文化“汇合”史观。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提出讨论的是：为什么他要把张之洞提倡“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劝学篇》，看成是“代表当时之时代精神”呢？周先生说：“当时吸收西洋新学的与笃守中国旧学的有不能调和之处，颇足以障碍图强，且亦有动摇统治的危险。……他（按：指张之洞）见到新旧不能调和之弊，于是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颇想调和封建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其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⑥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打算对张之洞《劝学篇》及其政治思想作出全面批判，但是有几点必须辨明：
第一，张之洞《劝学篇》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反动，而决不是什么时代精神之代表。清朝末年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⑦在这样一个伟大斗争的时代里，有着两股对立的潮流在搏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主义，力图将中国拖进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死亡深渊，这是一股反动逆流，而张之洞正是这股反动逆流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抛头颅，洒鲜血，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这是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巨流。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则是甲午战后上层士大夫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一次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作为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为了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不但一贯坚决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而且也反对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改革措施。这一点，他和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在戊戌年（一八九八）三月所刊行的《劝学篇》，连篇累牍地敷陈封建伦理纲常，攻击改良派“开议院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其矛头完全指向当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因此，从根本上考察，《劝学篇》所提出的主张，是对于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之反动，它所代表的，只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阶级的反动精神。
第二，“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汇合”其表、封建其实的反动口号。从表面上看，“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似乎折衷新旧，综合本末，是对于中国旧学和西洋新学、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调和”与“汇合”。实则不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⑧“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打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鲜明烙印，它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根本思想指导下，在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伦理纲常绝对不容动摇的条件下，学一点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所谓“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吸收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所谓“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⑨，幻想以此挽救气息奄奄、濒于死亡边缘的封建统治阶级。因此，张之洞明确宣称：“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⑩可见“汇合”只是一个幌子，“调和”只是一种形式，从本质上看，《劝学篇》提出的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完全是洋务派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反对任何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反动口号。
第三，《劝学篇》问世后，清政府极为赞赏，六月初七日下诏各省广为刊布，“挟朝廷之力而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凡三易版本。”?真有点象周先生所称道的那种“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然而，它却并不是什么由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统一的时代精神，而是披着调和折衷外衣的、不折不扣的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的反动思想和反动精神。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周先生所谓“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不过是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的反动精神的代名词吗？在这一点上，金为民、李云初真是深得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精髓，他们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一语道破了“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实质。
可见，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时代精神，周先生把张之洞《劝学篇》看作当时时代精神的代表，这确实证明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不是什么超阶级的空洞之物”，因为，他在两部通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中唯一提到的“时代精神”，十十足足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
挂着“超阶级”的假招牌，在“汇合”论的掩盖下，一面否定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一面宣扬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反动思想和反动精神，这就是周谷城不论怎样狡辩也无法掩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实质。
宣扬阶级合作 美化剥削阶级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本方法。
对于时代精神的科学认识，只能是对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正确分析的结果；而对于时代精神的任何主观臆断，又必然是歪曲或抹煞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周先生之所以认为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能够“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这跟他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调和矛盾、抹煞斗争的阶级合作论观点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既然历史上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互相依靠”、“互相融合”，彼此“合作”，甚至“如胶投漆，融成一团”（这些词句都是从周先生的书里抄下来的，我们一字未改——引者按），那么，它们的各种不同思想意识，当然也就能够“汇合”而成统一的时代精神。因此，我们说，周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是以阶级合作论作为基础的。
周先生听了一定会生气：你们这段话，“从头到尾都有问题”，我的文章那一篇不谈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是社会矛盾；……农奴与地主的对立，是社会矛盾；……工人与资本家对立，是社会矛盾”；“我周某某这篇文章的起点、终点和基础，都是斗争，即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周先生虽然有时也在口头上讲一些“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但他所讲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却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完全背道而驰，翻来复去都没有跳出阶级合作论的圈子。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把周先生历史著作中有关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些具体论点摆出来，然后请读者一道来判断：这种论调究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呢，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论？
事实之一：“地主佃客相反相成”。
在《中国通史》一九五七年八月修订重版本第二篇第五章第二节里有一个目，叫做“地主佃客相反相成”。周先生在这里说：“自土地私有之制成立以后，贫富便开始分化起来。私有制之畸形的发展，自两汉、三国至于南北朝既未间断过，贫富分化的情形，也随着没有间断。结果贫富对立，成为社会的两层。此两层的利益，本是相反的；但在阶级意识不甚明显，统治者又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之时，利益相反的两层，竟合作而互相依靠。富者尝招纳贫者，为之生产；贫者尝投奔富者，以图托命。贫者借富者之保护，富者借贫者的劳力；相反的两层，竟是相成的两层；封建次序维系得十分稳妥”；“贫富两极，经济地位，虽不相同；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尚未出现之时，阶级意识，不甚明显；贫富两极，竟能结合，构成经济单位。贫者在这种单位里面，与富者合作，而得生存。上面所谓‘相反相成’，意即如此。”?
请看：在这样的“统一整体”内，“贫富两极，竟能结合”起来，贫者与富者不仅“合作”而且“互相依靠”，“利益相反的两层”竟能彼此合二而一、相依为命，以致“封建次序维系得十分稳妥”。试问：这样的“统一整体”内，还有什么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难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尚未出现之时”，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的封建社会吗？
周先生精心描绘的那幅“合二而一”图，不过是他幻想中的“无差别境界”的历史投影。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汉朝到南北朝，正是豪族地主经济和门阀制度猛烈扩展的时期，封建地主的种种超经济强制，使农民日益陷入悲惨的农奴境地，“部曲”、“佃客”、“宾客”、“典计”等等，就是这种封建依附形式的表现。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逼使农民揭起武装起义的大旗——黄巾、黑山军、孙恩、卢循、唐寓之起义等等，就是当时阶级斗争的集中的尖锐的反映。难道这也是什么贫富两极“结合”、“合作”、“互相依靠”的表现吗！
至于说到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更是爆发了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它们以汹涌澎湃之势，猛烈冲击封建统治。毛主席明确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对于这铁一般的事实，周先生将如何解释呢？假若真有这样一个贫富两极相依为命、敌对阶级合二而一的、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的“无差别境界”，那么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何在呢？难道还有什么只能求之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吗？
即使不研究历史的人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地主佃客相反相成”论，只有阶级合作的“相成”一面，而根本没有阶级斗争的“相反”一面；这样的“地主佃客相反相成”论，哪里有一点阶级斗争观点的气味，它十足道地是掩盖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的阶级合作论，是赤裸裸的历史唯心论！
周先生可能会反诘：毛主席在《矛盾论》里不是也谈“相反相成”吗？
是的，毛主席确实谈到了“相反相成”，但这和周先生的“相反相成”没有丝毫共通点。毛主席教导我们：
“‘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这就是说，没有对立面的互相斗争，就没有对立面的互相联结，就不可能获得事物的同一性；离开斗争性，从来不存在什么同一性，因此，不谈地主和佃户作为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必然存在的互相矛盾、互相斗争，而只谈他们之间的“互相结合”、“互相依靠”，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那就决不是什么相反相成的革命辩证法，而只能是抹煞矛盾、抹煞斗争、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合而为一”的阶级合作论。
真理是真理，谬误是谬误，想以谬误来偷换真理，终必是枉费心机。
事实之二：罗马地主“与农民的感情颇好”，并“以作一个善良的地主为最高的荣誉”。
周谷城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发行的《世界通史》第二篇第四章“欧洲文化之演进”中说：“罗马的地主阶级，也和农民一样，与土地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们经常要照料他们的土地；富有的人以作一个善良的地主为最高的荣誉。地主们经常住在自己的田庄上，只偶尔寄居城市，因此与农民的感情颇好。农民则为大批的无土地者：或为佃户，或为食客，或为奴隶，或为平民。……地主阶级不独富有财产，而且天然的为统治阶级。至于无土地的农民，则供给劳力，以助罗马殖民政策之成功。”?
这套言论，读者一看便知：乃是中国古代史的“地主佃客相反相成”说，在世界古代史中的翻版。在周先生眼里，地主老爷一个个都活象孔老夫子所说的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大善人；而罗马农民简直就象生活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无差别境界”之中，心甘情愿地为统治阶级尽忠效劳。这大概就是周先生所谓“大于阶级感情”的“真实感情”的表现吧！显然，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史学领域的表现。
列宁曾经指出：“无论在奴隶制或农奴制之下，不采取强制手段，极少数人是无法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在整个农奴制时代也经常发生农民起义。”?
可是，在周先生虚构出来的这幅公元前六至二世纪罗马社会的“美妙”图画中，哪里还有什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呢？地主对农民的“强制手段”，变成了“与农民的感情颇好”；“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变成了“无土地的农民，则供给劳力，以助罗马殖民政策之成功”。在他的笔下，罗马社会内部“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被勾销了，甚至连后来斯巴达克司领导的奴隶起义，在他的《世界通史》里也无影无踪了。
这不是在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涂脂抹粉吗？这不是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
事实之三：“大压迫固然可以引出大反抗，但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
在一九五七年油印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导论》中，周先生讲到：“中国人民，以不堪帝国主义之压迫，起而反抗”；“所受的压迫既大极了，到最后便引出极大的反抗运动。义和团事件，便是这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早的表现。……义和团人最大的宗旨是‘灭洋仇教’……这样一来，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兴问罪之师了，于是发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八国联军入京的惨举”。“大压迫固然可以引出大反抗，但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八国联军既到了北京，于是对中国施行极大的压迫，使中国不得不屈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就是“大反抗所引出”来的大压迫?。
“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起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所讲的一件事实：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推翻政府，政府也就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
在这个被列宁称为“极其卑鄙无耻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卡维林看来，沙皇政府逮捕革命者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是革命政党推翻政府的行动所“引出”来的！
在周谷城先生看来，“八国联军”这伙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人民的“大压迫”，是义和团的“大反抗引出”来的。这种观点同卡维林何其相似！岂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大压迫”者辩护吗？帝国主义历史学者一向颠倒黑白，把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民的责任，推在义和团身上。现在周先生也认为“大压迫”是“大反抗引出”来的。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的？是在为什么人辩护呢？
不但如此，周先生说“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这也是向被侵略者拍卖逆来顺受的奴才哲学。在周先生看来，“大压迫”固然要引起“大反抗”但“大反抗”的结果也必然是“大压迫”，那么被压迫人民的命运，岂不是永远只有任人宰割了吗？大叫大嚷“大反抗必然引出大压迫”的论调，岂不就是要人民束手待毙，引颈就戮，而不起来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吗？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和封建政府的欺骗出卖下失败了；但农民英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狠狠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迷梦。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以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丰功伟绩载入史册的，而决不如周先生所说那样：“民族的反抗，仅得了较前更可悲痛的结果。”
这哪里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学说？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两大历史潮流，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向前的今天，居然宣扬这种逆来顺受的奴才哲学，真是骇人听闻！还有必要指出：周先生这套“大反抗必然引出大压迫”的奴才哲学，早在一九三一年新生命书局出版的《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书中已经“出笼”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的“九·一八”前夜，竟宣扬这种为不抵抗主义张目的奴才哲学，我们真不知周先生今天扪心自问，作何感想？
事实之四：“国际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互相融合”。
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现状》一书中，周先生指出：“国际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之互相融合，正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之互相反对。民族资本主义者常患资本太少，人材不专，机器不精良，管理法不完备。国际资本主义者，则有剩余资本，专门人材；更有精良的机器，完备的管理法。两相结合，以长补短，乃如胶投漆，融成一团。”“国际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互相融合，固然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互相竞争，更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融合的结果，便是资本的数量在国内增加。资本的数量增加，乃助长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强调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帝国主义对中国采用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事实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以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初步的发展或者进一步的发展，都不是由于同国际帝国主义“两相结合”、“互相融合”的结果，恰恰相反，却正是由于人民群众反帝爱国斗争（如收回利权、抵制美货、抵制日货等）高涨之结果，正是由于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暂时“爱莫能助”的结果。
但在周先生笔下，侵略竟变成了“友谊”，水火不相容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竟能“如胶投漆，融成一团”，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情吮吸中国人民血汗、使中国人民遭受无穷灾难的历程，竟成了帮助中国建立“人间天堂”的牧歌。帝国主义竟能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这真是天大的谎言！
如果象周先生所说那样，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的唯一后果是“助长经济的发展”，那么，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岂不是“恩将仇报”，不识好歹了吗？这不是宣扬帝国主义的“德政”，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唱赞美诗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先生的阶级合作论，披着超阶级的外衣，几乎为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帝国主义——作了辩护，卖了力气。
从周先生的历史著作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其他事实。但所有事实归结为一点：那都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点，宣扬了资产阶级学者调和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的阶级合作论，美化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周先生十分自信地说：“我与任何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界限，都是划得很清楚的”。遗憾得很，事实恰好相反。周先生满口“对立斗争的统一整体”，但从他关于社会历史的著作里所看到的，却是阶级合作的共同体，却是敌对阶级的“合二而一”。应该说，周先生是有“阶级的观点”的，但它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
既然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都能“如胶投漆，融成一团”，那么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当然就能“汇合”而成一个统一的时代精神。在周先生看来，这应该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结论。所以我们说：周先生“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基础是阶级合作论！
阶级合作论只是剥削阶级诳骗被剥削人民的麻醉剂；同样的，“汇合”论也只是偷运反动阶级反动精神的掩盖物。在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谁要是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合作，谁要是喧嚷革命的、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精神都能“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时代精神，谁就是在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谁就是在解除已经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警惕性，为已经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推波助澜。 结 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周先生以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去解释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领域的问题，就必然会得出宣扬反动阶级反动精神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在周先生看来，一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无非是敌对阶级之间“互相依靠”、“互相融合”、彼此“合作”，甚至“如胶投漆，融成一团”的历史，一句话，阶级合作的历史。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时代精神当然也就变成了“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统一整体”。
但是，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如胶投漆，融成一团”的情况，宣扬阶级合作论，必然要美化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同样，历史上也根本不存在由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统一的时代精神。周先生大肆喧嚷“时代精神汇合论”，硬要把“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精神，同革命精神拉在一块，凑成一个“统一整体”；而在这样一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没有转化、由无数部分简单相加而成的时代精神“统一整体”内，各个不同阶级乃至敌对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不分阶级，不辨敌我，彼此和平共处，各因其“天才的表现”而共存共荣。这只能是替反动阶级张目，为“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精神，争夺合法存在与合法“表现”的权利。
根源于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挂着“超阶级”的假招牌，在“汇合论”的掩盖下，一面否定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一面把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精神冒充为时代精神——这就是周谷城先生用来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反动实质。
尤其必须指出的是：周先生那套反动的历史观、特别是阶级合作论，从三十年代直到今天，一直没有变过。比如，他的“地主佃客相反相成”说，一九五七年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和一九三九年初版的《中国通史》，内容一字不差；他的“大反抗必然引出大压迫”说，全都是从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变化》一书中抄来，只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改了几个字。
周先生这套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有利于反动阶级和不利于革命人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世界起了翻天覆地、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而周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却依然故我、原封未动，根本没有改变。这种顽固地坚持错误的态度，实在令人吃惊！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过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一段话：“能感觉的钢琴，有这样的一个神经错乱的瞬间：以为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钢琴；而宇宙间的全部谐调，都是在它自己内部进行的。”?
这段话值得周先生反复深思。以为自己就是“真理”，一贯正确，那只是自我神化而已。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于复旦大学（此文本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表）
注：
①详见《新建设》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第六八页。为免引文过于冗长，此处作了忠于原意的提要。
②《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五二页。
③以上引文均见《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
④《中国通史》一九三九年八月开明书店初版（以下简称初版）第九五二页，一九五七年八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重版（以下简称修订版）下册第二五四页、上册第三八八页、四四四页。凡着重号皆引者所加，下同。
⑤《中国通史》初版第一一一一页，修订版下册第 三九二页。
⑥《中国通史》修订版下册，第四○二——四○三页。
⑦《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
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五页。
⑨张之洞：《劝学篇·设学》。
⑩张之洞：《劝学篇·变法》。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
?《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载《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评茹行先生的艺术论评》，载《新建设》一九六三年第九期，第八七页、八四页。
?《中国通史》修订版上册，第三二六、三二七页，又见初版本《中国通史》第四四九——四五一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二一页。
?《世界通史》第二册，第四一○页，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
?《论语·颜渊篇》。
?《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四三八页。
?散见《中国近代经济史导论》，油印本，第八、一一——一二页。一九五七年一月油印出版。周先生在《自序》中写道：“先用油印印出，装成书本式样，请朋友指正。如认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一点参考价值，当予正式印行。”另：引文又见《中国社会之变化》第一六、二八——二九页。一九三一年新生命书局出版。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十三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二六页。
?散见《中国社会之现状》第一二二——一二七页，一九三三年二月新生命书局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七三页、六二二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九一页。
?转引自《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中这段话的新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