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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
专栏: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同志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北京市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选出全国人大代表一百零一人
新华社十二日讯 我国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今天由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次北京市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一百零一人。
今天,人民大会堂充满了热烈欢腾的气氛。清晨,七百多名市人民代表就陆续进入会场。他们带着全市各族各界人民的嘱托,怀着光荣、兴奋的心情准备进行庄严的选举。上午九时,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了北京市应选的一百零一名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市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协商联合提出的,并经过各代表小组的充分酝酿和讨论。代表们在讨论时一致认为,选举自己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北京市和全国人民的光荣和幸福。他们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我们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团结一致奋勇前进,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天的大会上,执行主席再一次征求了全体代表对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意见,全场掌声雷动,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候选人名单。
投票开始了,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依次把选票投进了票箱。他们代表着亿万人民的意愿,选举最敬爱的领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些投票的代表中,有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改变生产面貌的工人阶级代表,有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老贫农,有跟随毛主席翻雪山、过草地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商店售货员,也有上山下乡或者到工厂、矿山、商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青年,有创办街道生产事业的妇女积极分子。代表中还有科学家、教授、演员,以及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代表。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宣布选举结果,毛泽东主席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同样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时,全场立刻爆发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这次当选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比一九五八年选出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增加了两倍多,其中有不少是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社员,工农业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还有科学家、大学教授、小学教师、京剧演员和少数民族等各方面的代表。在全体代表中妇女代表也占相当比例。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还有(按姓氏笔划排列):万 里、王 义、王 恺、王永贵、王昆仑、王恺谋、邓拓、田文宽、乐松生、安 起(回族)、安朝俊、朱觉、朱临、朱兆雪、朱宝和、朱洪荫(蒙族)、刘云生、刘白羽、刘宗悦、刘国娟(女)、刘德珍、庄则栋、华罗庚、任新民、陆平、宋汀(女)、陈 发、陈素芝(女)、杜若(女)、杜仁懿(女)、李恕
(回族)、李文富、李克佐、李瑜铭、李德寿(回族)、李墨林、吴 晗、吴作人、吴镜汀、张鋆、张子锷、张友渔、张光斗、张百发、张体伦、张怀祖、张奚若、张晓梅(女)、杨士惠、杨甲三、严仁英(女)、时传祥、范 瑾(女)、范柏林、周玉兰(女)、周发岐、林巧稚(女)、林传光、易宗朴、罗淑珍(女)、孟继懋、贺霖、侯幼临、姚淑平(女)、赵燕侠(女)、载涛(满族)、徐仁祥、徐庆文、徐光宪、秦怀森、贾庭三、浦洁修(女)、郭树德、郭影秋、殷维臣、陶淑范(女)、诸福棠、黄昆、黄润萍、崔广成、章旭昭(女)、梁思成、彭志忠、谢莹、舒舍予(满族)、蒋南翔、董维域、韩瑞兰(女)、虞家锡、裘维蕃、蔡 旭、蔡乾汉、谭富英、潘文淑(女)、潘本权、魏建功。
宣布选举结果以后,在场的当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登上主席台和全体市人民代表见了面。(附图片)
彭真同志同北京市第五届人代会的代表一起投票,选举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纳一摄(《北京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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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闭幕
选出市长副市长和人民委员会委员,彭真继续当选市长
政协北京市三届二次全体会议于本月十日闭幕
大会着重讨论了工业生产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代表们对北京工业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十分满意。会议号召全市人民和广大职工一起,进一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高举总路线的红旗,继续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全面提高北京工业水平,建设伟大的首都而奋斗。
新华社十二日讯 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三日至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七百多人。代表们听取了贾庭三副市长作的关于北京市工业工作报告和王纯副市长作的关于北京市一九六三年财政收支决算和一九六四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报告,并通过了决议。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在会议期间还参加了中共北京市委举办的报告会,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就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作的重要报告。
大会着重讨论了工业生产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认为,北京市广大职工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坚定地执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北京市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建立了现代化工业的初步基础,实现了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历史性的转变,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近几年来,又经过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展比学赶帮的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方面实现了大跃进。代表们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对北京工业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十分满意。
会议指出,北京工业生产战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全面地提高工业水平,继续不断地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尤其是要认真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积极采取和推广新技术,大力增加高级精密的新品种,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以适应国家建设的要求。
会议认为,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队伍的伟大运动。必须有步骤地、更深入地开展,彻底挖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断提高广大职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把首都的工人阶级锻炼成为一支革命化、战斗化的队伍。
会议指出,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领导作风和机关作风必须革命化。当前最关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蹲点,干部必须参加劳动,这是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大措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会议号召全市人民和工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一起,进一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以客观上需要的和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战胜一切困难,奋勇前进,为实现全面提高北京工业水平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为建设我们伟大的首都而奋斗。
这次大会除选举了一百零一名北京市应选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还选举了北京市的市长、副市长和人民委员会委员。
彭真继续当选为北京市市长,万里、贾庭三、吴晗、王昆仑、程宏毅、赵凡、范瑾、王纯、崔月犁、乐松生当选为副市长,刘仁等三十六人当选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大会还审查和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作的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也从二日开始举行,在十日闭幕。会议听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万里作的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委员们还列席了北京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了有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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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毅副总理接见刚果(布)客人
新华社十二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上午接见刚果(布)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刚果(布)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布坎布·儒利昂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马纯古、陈宇等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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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
本报讯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九月二日全文刊登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赤旗报》编辑部在刊登此信时加按语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写信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答复了它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的来信。现在发表这封信的全文。另外,本报还刊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单方面地公布了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十八日的信件。我们是把它作为一项资料发表的,目的是让全体党员和党的支持者正确地理解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的内容。”复信的全文如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志们:
我们在七月十五日的复信中已经通知你们说,我们正在准备答复你们四月十八日的那封很长的信。现在我们提出答复。
我们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基本态度,就象你们所了解的那样,最近已经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赤旗报》根据七中全会决定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社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等文件中表明了。
在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和不团结现象已经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党一贯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作为对日本革命负责的独立自主的党,并且从正确地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真正的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的立场出发,要努力按照我们党的纲领来推进日本的革命运动,同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团结,作出积极的贡献。
众所周知,无论在一九六一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时候,或者在自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三年初举行的一系列兄弟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兄弟党的时候,或者在发生中印边界争端和所谓“古巴危机”的时候,我们党都一直是从坚持莫斯科宣言与莫斯科声明的基本方针和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一立场出发,有原则性而又自主地、并且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审慎地采取了行动。
我们对于发展那个反对以“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国际共同斗争不断地表示重视,并且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莫斯科声明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使群众既不对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也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我们党一直就是以声明所指出的这样一种精神为指南的。
而且,就象我们党从一九五八年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直到现在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一贯地重视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思想斗争,同时不屈不挠地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并且为了及时克服现代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任何细微的表现而进行了努力。
虽然在这封信中只提出一些基本事实,但是,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党一直严格地坚持了忠实地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这种态度。
正象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所说的那样,从我们党成立的时候起到最近时期止,我们党同苏联共产党一直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在专制主义天皇制的野蛮统治下的战前和战争期间,我们党抵抗一切镇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进行干涉,一直捍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且,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统治下的战后时期,我们党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精神,一直支持了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所有的人民群众为争取人类进步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即使在我们党和你们党之间发生了可能影响两党同志般团结的问题的情况下,也决没有采取立即向你们公开提出问题或者公开进行指责的那种态度,而遵守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总是审慎地加以考虑,以期在内部解决问题。
但是,你们不想遵守莫斯科声明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自去年以来,对我们党发动公开的攻击,而且再三地进行了这种攻击。这就是说,你们在去年八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茹科夫同志写的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文章《广岛的呼声》,今年五月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等人刚一开始公然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你们就立即通过《真理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表示全面地支持这些叛徒,对我们党进行了有系统的攻击。而且,你们在今年七月,采取了粗暴的做法,即突然单方面地公布了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而这封信牵涉到双方曾经商定不予公开的、在今年三月上旬举行的日苏两党会谈的内容;这封信歪曲我们党的决定和我们党代表团的发言,对我们党进行严重的指责,说什么我们党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脱离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路线。
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显然是这样一种态度:完全不顾莫斯科声明的如下规定:“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也就不能不公布对你们七月十一日来信的复信,并且公开答复茹科夫同志在大约一年以前进行的攻击、“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其他方面就志贺等人背叛问题进行的诬蔑,这是极其自然的。而且,为了反驳你们对于日苏两党会谈前发生的事情经过的片面歪曲,我们党不得不公布我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全部责任,当然必须由你们来负。
你们四月十八日的来信大体上包括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原因和经过、日苏两党会谈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和平共处政策、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等理论问题和关于恢复两党正常关系的问题。
下面,就这些问题分别谈谈我们的看法。
还有,你们已经公布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的信,并且通过塔斯社把这封信的日文译本广泛地散发到日本国内。志贺义雄一伙和内藤知周一伙等叛徒、修正主义者办的报纸以及商业性杂志和其他报刊,都全文登载了这封信。因此,我们现在通知你们,我们当然也要公布这封复信。
你们在七月十一日的来信中就公布这两封信的理由说:“在日共领导……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答复我们的信件的目前情况下,苏共中央委员会不能再使党对已经形成的局势毫无所知,我们决定公布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给日共中央的信和这一封信。”如果你们的目的是要把两党关系的真实情况告诉苏联共产党的党员,那么,我们希望你们拿出勇气来,也公布我们党的这封对你们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我们确信,这样做对于根据事实来探求真理,是会大有帮助的。
(一)
首先,从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恶化这个问题谈起。
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说,日苏两党的关系之所以恶化,是因为我们党的领导方面“背离了党以前所作出的决议,而执行一种新的方针”,“这种方针……指望引起日本共产党员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不信任和敌视,破坏日苏传统的友好关系,使日共和苏共发生争吵”;并且提出了种种“论据”。
你们提出的所谓我们两党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我们党方面这种说法,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如果先从结论说起,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日苏两党间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第一,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单方面地挑起了公开论战,并且要求我们党在这场论战中毫无批判地追随你们;第二,你们对于我们党的这种不接受你们的无理要求、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的态度沉不住气了,因而反复进行了对我们党的指名攻击、无理干涉内部事务和捣乱等等。根据日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事实来看,这是不容怀疑而且一清二楚的。
而且,研究一下你们所列举的“论据”,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
第一,你们当做日本共产党破坏莫斯科声明的规定,开始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的“论据”而提出来的是,我们党的国际资料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和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问题的文件。
在答复这个指责之前,必须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是怎样挑起来的?公开论战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
在一九六○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粗暴地践踏这次会议的声明,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的公开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甚至说什么“公开呼吁寻求一条克服已经发生的意见分歧的道路,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保持沉默的态度,就意味着鼓励他们继续采取错误的反对列宁的行动”,企图使这种粗暴的做法正当化。在这以后,在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三年初举行的东欧和西欧的一系列党代表大会上,这种公开的攻击还扩大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你们指责的兄弟党答复这种指责,这在独立平等的党来说,是当然拥有的权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就是这样引起的。这个重大的责任是在粗暴地破坏了莫斯科声明;单方面地发动了对兄弟党的公开攻击的你们方面。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历史事实。
而且,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我国的反动势力正在进行着广泛的宣传和诬蔑,以便利用这场论战进行新的攻击来反对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采取措施,自主地介绍论战所涉及的问题,使全体党员能够研究这些问题,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在这个时候,采取什么方式介绍这些文件,这始终是应当由我们党自主地决定的问题,外国的兄弟党领导方面根本无权提出要求。而且,应当对挑起目前的公开论战这件事情负责的你们,更是没有资格指责我们党,说什么对介绍论战文件的方法不能令人满意。
根据上述基本前提,具体地逐一地研究一下你们的说法吧。
(1)你们首先借口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党的国际资料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发行《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登载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回答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进行的攻击的演说,而对我们进行了指责。
但是,因为正是你们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公然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这个问题因而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问题,所以我们党才不得不发行《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
以野坂主席为团长的、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们党代表团,没有参加你们组织的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运动。这是因为你们的行径是违背莫斯科声明的。而且因为,如果我们不去亲自充分听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的立场和观点,力求根据事实客观地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作出结论,那不是尊重真理的共产党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按照你们的来信的说法,我们党似乎是只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方面的资料。但是,我们党早在出版《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以前,就发表了包括谴责、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的部分在内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而且,就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里面,还登载了你们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三篇、支持你们观点的兄弟党领导人的发言和文章九篇,与此同时发表的是恩维尔·霍查同志答复你们的谴责的演说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机关报的社论一篇。
根据我们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决定发表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赤旗报》社论,就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
“在资产阶级报刊和春日庄次郎一伙的文件根据已经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文件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利用这个问题来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和诬蔑我们党的今天,我们党作为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责的政党,将会采取措施,譬如出版有关文件等等,以便党员和支持党的人士能够更加广泛地研究公开发表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文件。”
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编者的按语中也曾说过同样的话。
一九六二年春天,茹科夫同志来到日本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指责我们党。我们党的领导方面当时就曾经明确地说明了上述我们党的态度,拒绝了你们的无理要求。以后,一九六二年年底,袴田同志路过莫斯科的时候,你们又提出同样的问题,袴田同志再次说明了我们党的态度。
总之,你们是执意要求我们党只发表阐述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立场和观点的文件以及支持你们的立场和观点的兄弟党领导方面的文件,千方百计地想要强迫我们党接受这个要求。你们以我们党发表了反对你们的立场和观点的兄弟党的文件为理由,指责我们党。但是,实事求是,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科学态度。不言而喻,这种科学态度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充分研究论战双方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党不参加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运动,而公开发表双方的文件以便全体党员和党的支持者能够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这只能证明我们党忠实于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只能证明我们党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独立自主的态度。我国有句俗语说:“无理行得通,道理就无影无踪。”我们党过去坚决没有让自己屈服于你们的蛮横要求而不讲道理,今后也绝对不会那样做。
(2)你们接着说:“日共的报刊上,一贯不理睬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言论。”但是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凡是有系统地阅读过我们党的文件的人,都完全了解这种情况。
本来,我们党出版的报刊如何处理国际上争论中的问题,这是要由我们党自行决定的事情,而不是你们可以说东道西的问题。然而,你们自己在你们国内究竟是怎样处理国际上争论中的问题的呢?
在苏联,如所周知,除了象公布过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种极少的例外情况之外,只发表了苏联共产党的观点和同意这种观点的兄弟党的观点。而且,你们甚至在引用论战对方的观点的时候,也几乎总是歪曲对方的论点。苏联共产党的报刊,就是从两党举行会谈的时候来看,在那很久以前就已经不登载日本共产党的决议和声明了。我们党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文章,才真正是长期被你们“一贯不理睬”。不仅如此,你们不是甚至阻挠旅居苏联的日本共产党员阅读我们党机关报《赤旗报》,有时还扣押登载了使你们感到不快的消息的那些期的报纸吗?最近你们不是禁止通过书店供应一般读者的《赤旗报》进口吗?你们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报纸,而是对兄弟党的报纸,采取了这种做法。
因此,不了解日本共产党文件的苏联共产党员和苏联一般公民,也许会相信你们所谓日本共产党领导方面“‘一贯不理睬’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言论”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但是,在日本了解我们党广泛地介绍了国际论战文件的情况的许多人,听到你们这种极端无理的说法,只有感到惊讶而已。
你们抱怨说什么《赤旗报》只登载苏联共产党文章的摘要,说什么发表的时间太晚。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赤旗报》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立即全文登载你们发表的文章。何况是自己一贯不提我们党的决议和重要文章的你们,更是根本没有权利要求我们党这样做。
不过,尽管你们很久以来就已经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而我们迄今为止,却通过《赤旗报》、《世界政治资料》等报刊,总的说来广泛地介绍了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他问题的观点。让我们举几个简单的数字:仅以《赤旗报》报道你们的文章、你们的观点和立场的消息来说,一九六二年一年之间就登载了二百四十九条,平均每月二十条;一九六三年一年之间登载了二百五十九条,平均每月二十一条。此外,《世界政治资料》一九六二年转载过你们的文章、声明和演说等七十五篇,一九六三年也转载了六十八篇。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明显地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行动以后,特别是在对我们党开始公开攻击以后,我们在处理你们的文章和消息的时候,一直采取了当然应该采取的批判态度。但是,这方面的责任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你们。尽管如此,在《世界政治资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主要问题》中,我们仍然有系统地介绍了你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这是因为我们从教育党员方面考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
(3)你们还从我们党在《世界政治资料》等报刊中转载的兄弟党文章中,找出“分裂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修正主义者”等等字眼,就作出武断的结论说:“日共领导中却有人正是认为可以在党的刊物上对苏共领导人进行这种粗暴的侮辱”。
但是,我们党出版的报刊转载的兄弟党文件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是怎样说的,和我们党关于它是怎样说的,这分明是两回事。这是不值得加以解释的非常明显的事情。你们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就给其他兄弟党打上烙印,说什么“打算为取得从帝国主义领取施舍的权利而铺平道路”,什么“沾满鲜血的暴行”,什么“新托洛茨基分子”,什么“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好战分子”。我们党出版的报刊,也照样转载了苏联共产党使用了这种语言的报告和文章,可是我们党并没有因此而接到被你们痛骂的兄弟党的抗议。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论战的内容就包含有这种指责的语言,所以借口包含有这种指责的语言而攻击转载者,显然是不恰当的。
你们关于这一点却在信中反问说:“如果在苏共报纸上把日共领导人称为‘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修正主义者’,他们将作何反应?”但是你们在这同一封信中,就对我们党进行种种辱骂,说什么“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违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主张热核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应声虫”,甚至单方面地公开发表了这封信。这种攻击方式,是你们迄今为止反复使用的老一套手法。你们一面甚至要求我们党“停止”转载那些反驳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观点的兄弟党文件,可是自己却又对我们党公然肆无忌惮地进行了诬蔑性的指责。你们的这种做法,完全不顾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独立平等的权利这件事,为自己要求特权地位。
(4)你们还借口《世界政治资料》介绍了巴西、澳大利亚、锡兰、比利时等国的“分裂主义者”的文件,攻击我们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刊载了双方的文件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党发生分裂,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于原则问题的论战有关,我们有必要根据事实,充分加以研究。
你们甚至责备国际资料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同时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党原有领导方面的观点和分离出来的党的领导方面的观点。但是,你们对于我们党,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你们唆使志贺和铃木等人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真理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长篇累牍地介绍受到我们党正式开除党籍处分的他们的声明和报纸,公开加以支持,但是对于我们党的、包括决定对志贺和铃木等人实行处分的八中全会决议在内的文件,却完全不予理睬,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竟然敢于干出这种勾当,就更没有资格来对我们党提出抗议了。
就象我们在前面所详细地看到的那样,你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文件的介绍问题所作的指责,归根结底,就是要求我们党只发表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和支持它的观点的兄弟党领导方面的文件,而不要发表因受到你们攻击而进行反驳的其他兄弟党领导方面的一切文件,你们自己首先违反莫斯科声明,攻击一系列的兄弟党,挑起公开论战,同时还要求其他兄弟党只发表公开论战的一方的文件,这种做法,就是要求其他兄弟党毫无批判地追随你们走上违反莫斯科声明的道路,这也就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原则毫不相容的大国主义态度。为了使这种无理要求“合理化”,你们断言,反驳了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观点的兄弟党文件里面“没有一点点真理”,这些文件“更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属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范围内进行论战的文件”;你们甚至还说,日本共产党的报刊转载这样的文件——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反苏诽谤性文章”——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
根据这种断定和说法,能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一切言行,总之都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公开指责和攻击其他兄弟党不算是违背莫斯科声明,而其他兄弟党加以反驳就是蹂躏莫斯科声明;就连我们党的报刊转载其他兄弟党回答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指责的文件,也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这就是说,只要同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立场、观点不一致,就是“没有一点点真理”,就是违背莫斯科声明。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呢?这完全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的思想。造成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不团结状态的最大原因,正是你们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思想,以及从这种思想出发明目张胆地发动的、对兄弟党的粗暴干涉和攻击。
第二,你们大肆批评我们党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采取独立自主的批判态度,把这个行动作为我们党的所谓“反苏态度”的又一个证据。在你们的信里是这样说的:
“日共某些领导人不止于别有用心地转载中国的和其他人的反苏材料,最近还积极附和了猖狂攻击苏共的人。自从日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发表声明怀疑苏联政府签订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意图的正确性和真诚性以来,日共领导就不断攻击苏联的对外政策行动。”
在莫斯科日苏两党会谈上,你们又抓住我们党的政治局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发表的声明,指责了我们党。政治局的这项声明,即《必须举起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维护统一》,是表明我们党对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态度的。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声明揭露了签订这个条约的美帝国主义的意图,同时,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目前存在着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的情况,为了争取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表示反对把支持或不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决议强加给世界大会。但是,根据你们的说法,这个声明是公开地践踏了莫斯科会议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准则的。你们甚至作出极端的论断说,日本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这项声明,事先没有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协商,就攻击了苏联的政策,因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党内问题进行了粗暴的干涉,践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码的原则。
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我们要另作一项,对你们为自己辩解的借口进行详细的反驳。我们现在在这里只是要指出,你们偷梁换柱地转移问题而把责任推给我们党这样一件重要的事实。
根据你们的说法,似乎是由于我们党没有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结果日苏两党间的关系就恶化了。但是,这也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完全主观的、自以为是的见解,是颠倒黑白的武断。
众所周知,历史的经过是这样的:
你们在去年七月事先没有向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作任何说明,就突然地赞成了你们自己过去在原则上一直反对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还硬要其它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接受这个条约,并且开始攻击不接受这个条约的人。正是你们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上的这个大转弯,成了助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内部不团结的新的、重大的因素,成了使你们党和我们党的关系恶化的直接的原因。
我们党分析了以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中心的情况,自主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做法,丝毫没有违反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因为正如我们党的七中全会的决议所明确地指出的那样,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第一,既然是“采取要求各国政府都参加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日本政府也采取了支持和签署的态度”,那么它就“不仅仅是国际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国内问题”;第二,既然美国政府是“条约的当事者之一”,那么,这个条约对日本人民来说,就是关系到对日本人民直接斗争对象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问题;第三,既然“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都散布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正在把这个问题作为‘考验的工具’来分裂群众运动”,那么,在同群众运动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当中,对这个问题也不能搁置不问。七中全会的决议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当然从希望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和各民族的解放、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保卫日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立场出发,对于这个问题一直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党的责任和义务”。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就象这样,不仅对我们党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各国兄弟党来说,也会给它们带来重大的影响。尽管如此,你们却不同社会主义各国和兄弟党进行任何商谈,就片面地改变了直至当时为止大家一直公认的路线,来一个大转弯,签订了这个条约。你们以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自由为借口,企图使这件事情“合理化”,进而说不同意签订这个条约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攻击了苏联,而对它们进行恶意的指责。在这封信里,你们也把我们党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行动,看作是“积极地和拼命地攻击苏联共产党的人们同流合污”的标志。不过,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你们从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变为赞成这个条约,这又是什么标志呢?这等于是同曾经从正面反对苏联政府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积极地同流合污”。
而且,我们党虽然知道,苏联政府放弃一向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方针转而参加这项条约这个大转弯包含着决不能忽略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使群众理解局势的实质的工作就会发生困难,但是,我们党从照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立场出发,一直避免对于你们负全部责任的苏联政府的态度,提出直接的批评。
但是,尽管我们党作了这样慎重的照顾,正如在开头所指出的那样,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真理报》发表了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广岛的呼声》,公然指名谴责我们党,你们就是采取这样一些做法,为了硬要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一直加紧进行无理的攻击和干涉。就是这样,你们自己先使日苏两党间的关系恶化了,反而搬出八月三日我们党的政治局的声明《必须举起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维护统一》来,把你们应该负的、使两党关系恶化的重大责任推给我们党。我们必须说,这是在忠诚老实的共产党人中间不能容许的态度。
第三,你们把谴责的矛头指向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赤旗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说什么“在这篇彻头彻尾伪造的文章中,对已经经过报纸横加歪曲的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方针进行了批评”。
但是,这篇文章从维护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个立场出发,批判了围绕着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的评价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人中间出现的修正主义观点——“美帝国主义两翼分化论”和“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之类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阐明了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如果你们说你们反对这一篇文章的内容,那么,你们就不应该毫无论据地发出什么“彻头彻尾伪造的文章”之类的谩骂,而应该堂堂正正地从理论上来反驳。这种谩骂不仅丝毫也不意味着你们在理论上有道理,而且只能意味着你们自己的不光采而已:你们不想认真地从理论上、政治上来进行讨论,而不惜只用谩骂和污蔑来代替这种认真的讨论。用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的谴责来谩骂和威吓,这对我们日本共产党来说,是行不通的。
总之,你们是反对我们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争论中的原则问题,独立自主地、积极地发表意见,反对我们党从理论上对各种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我们党坚决拒绝这种无理的指责。
第四,你们提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即在日本禁止散发苏联的文件”这一点来大做文章。其实,我们只是通知过苏联大使馆,要它停止随便向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寄送指责其它兄弟党的文件。如果我们党把我们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文件的俄文译本,不经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同意,就散发给苏联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那么,你们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只要想到这一点,你们也就一定会察觉到你们自己的错误了。
你们说,有一个日本共产党东京都委员会的部长曾经向日苏协会的活动家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散发苏联的宣传资料,而散发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你们是根据什么情报这样说的呢?这是非要向你们请教不可的。你们又根据东京都委员会的《斗争时报》的材料,似乎把事情说成是“日苏协会是反党分子的最后的堡垒”,并对此表示不满。反党分子把日苏协会东京都联合会作为据点,想搞反党活动,这是事实。日本共产党员对反党活动进行斗争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而且,这份《斗争时报》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争取“发展友好运动来巩固日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的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你们说,好象我们党把日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带进日苏协会和苏日协会的关系中去了。情况恰恰相反。正是你们自己把日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带进日苏协会和苏日协会的关系中去的。第一,你们为了硬要日苏协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策划,而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上,日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很明显的。你们所进行的策划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到九月间,以长岛又男为团长的日苏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你们就对他施加了各种压力,要他在苏日协会方面预先准备好的表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联合声明上签名。对日苏协会给长岛团长的信件,你们甚至非法地采取了启封检查的反常的措施。你们对紧接着访问苏联的日苏协会青年代表团,也施加了同样的压力。接着,在苏日协会给日苏协会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七日和十月二十三日的信件上,你们反复地要求日苏协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时,你们还把这些信件直接寄送到全国的县联合会、分会和会员个人等等。第二,你们还把同日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完全没有关系的、谴责别的兄弟党的文件,拿到日苏协会去。对你们的这种做法,我们只能认为你们可能是把日苏协会当作苏日协会在日本的支部,此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且,你们的这种做法同你们以前所采取的对日苏协会的态度,也显然是矛盾的。例如,当一九六一年秋天,苏联恢复核试验时,日苏协会常务理事会根据日本社会党员的常务理事的提议,决定采取这种态度,即积极地解释苏联政府不得不恢复核试验的理由。那时候你们表明的态度是:日苏协会不应该同这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发生关系。即使从你们自己以前说过的这种准则看来,也可以清楚地知道:你们硬要日苏协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或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问题带到日苏协会中去,都是不正确的。
日苏协会就苏日协会“要求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作了研究,其结果是根据常任理事会全体一致的表决,在今年二月八日对苏日协会发出了复文。日苏协会常任理事会在它的复文中,通知说因为日苏协会是“不同思想信仰的各界各阶层的人士组成的,以促进日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为目的的群众组织”,所以对于你们提出的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要求,日苏协会决定“不表明本协会的态度,是最为妥当的”。与此同时,另外还附加了一封信,在信中把有关在这个问题的进程中所有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指出“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种政治问题上,一方对他方要求拿出作为协会自己的统一观点来,这对双方的协会都决不会是有利的”。日苏协会采取的这种态度,从日苏协会这个组织的性质、目的来说,是最合情合理的。
如上所述,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正是你们自己在日苏协会的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背离了有关日苏协会及苏日协会的正当合理的准则。你们的这种做法,使日苏协会的工作陷于困难,允许了反党分子及分裂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如果你们停止这种做法,那么即使日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有意见的分歧,日苏协会和苏日协会也是能够保持团结的。
你们为了证明日本共产党领导机构对苏联共产党的攻击而举出的事例,尽如上述。正如我们根据事实已经作了驳斥那样,你们所谓我们党违反莫斯科声明的规定,恶化了日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与事实不符的胡说。这种胡说,不过是你们为了掩盖你们恶化了日苏两党间的关系的真正原因而硬想出来的口实而已。正如最近两党关系史以事实表明出来的那样,恰恰是你们党对我们党的无理攻击和干涉,才是在我们两党的关系上发生了“不好的现象”的最有决定性的原因,其责任也应该全部由你们来承担。
去年七月,你们完全放弃了你们过去的立场,和美英两国政府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党对你们党这种无原则的大转弯,不能毫无批判地跟着你们走。自从这个情况明确了以后,你们党对我们党的无理攻击及干涉,就特别激烈了。我们在这里,从许多事实中,举出迄至两党会谈为止的特别主要的几点。
(1)首先不得不举出的是,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事件上,你们同那些为了攻击我们党,分裂并破坏群众运动而进行活动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互相提携,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破坏我国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统一。
这几年来,社会党及总评的一部分右翼领导人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一方面拿“分裂”来吓唬人,一方面却把回避和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斗争的机会主义的方针,强加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并为此而拚命活动,这也是你们十分清楚的。事实上,在前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你们的代表团同占有压倒多数的日本代表及外国代表团站在一边,同这个分裂阴谋进行斗争,共同坚守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和正确的路线。
去年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又面临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一伙的同样的分裂阴谋活动。可是,为出席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访问日本的、以茹科夫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对分裂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并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相反地,却同这些分裂主义者互通声气,进行了不利于世界大会的统一团结的活动。这就是说,苏联代表团主张把这个大会不作为世界大会而作为日本大会,鼓励原来就有这种企图的一些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阴谋活动,而且,甚至同被我们党开除的、担当一部分分裂阴谋活动的前野良和胜部元等反党修正主义者进行了秘密会谈。
以茹科夫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想把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强加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但是没有得逞。大会闭幕后,当茹科夫同志访问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时,我们党的野坂主席提到我们和你们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并建议在即将举行的两党会议上进行讨论。茹科夫同志同意了这个建议。可是茹科夫同志就在那时起两个星期后,在八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广岛的呼声》的文章,以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没有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为理由,批评了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这届大会的决议却是他自己所同意的,同时他指名公开攻击我们党,另外又以所谓支持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理由,表明了对分裂主义者们的“分裂”集会要积极地予以评价的态度。
接着,这些分裂主义者们,为了建立分裂组织以对抗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举行了“关西和平大会”(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日本大会”(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三十一日)等分裂集会,这时,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等明明十二分清楚地知道这是沿着分裂主义的路线而召开的大会,却也发出了支持这些大会的通电。这些行动是在阴谋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上,企图进行国际合作,这在今天,不论让谁来看,都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了。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你们为了使自己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上,同分裂主义者合作、攻击我们党的这种扰乱活动合法化,竟然粗暴地开始窜改你们本来也承担着部分责任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历史。例如,在苏联代表团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进行这种活动之前,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以前担任《真理报》特派记者的拉蒂谢夫同志的《广岛在呼吁保卫和平的斗争》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上一年的一九六二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时,把情况描述成好象是中国代表的“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这篇文章还替那些从第八届世界大会分离出来的、而且甚至企图想用暴力破坏这次大会的反共分裂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开脱,这就起了鼓励他们进行分裂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阴谋活动的作用。
拉蒂谢夫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其所以造成和平保卫者们在去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不得不进行论战的一些困难情况和意见的对立,是由于中国代表们在所谓为和平而斗争这样最迫切的问题上,采取了教条主义的、不合逻辑的态度。中国代表者们按照分裂路线,在大会上,一心一意地努力使亚非各国的许多代表团和其他所有代表团对立起来……”
拉蒂谢夫同志在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曾以《真理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驻在日本,他应该亲眼看到当时要求对苏联的核试验提出抗议而使大会陷于混乱的,是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总评的右翼领导人所指挥的一小撮日本的分裂主义者。
因为使这次大会陷于混乱的是日本的分裂主义者,这是客观地观察事态的任何人也都不能否定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以米丁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也在大会闭幕后,发表了声明。苏联代表团在声明中是这样讲的:
“社会党与总评的领导机构在世界大会闭幕后,发表声明说大会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一部分外国代表施加了压力的缘故,我们对声明的这种说法也必须讲一句话。这是歪曲事实的。外国代表为了克服大会的混乱,曾表示了准备合作。正如大会的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大部分外国代表团的见解是和日本的和平活动家在大会上所代表的占有压倒多数代表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从苏联代表团的这个声明,和一年后以拉蒂谢夫同志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来看,这简直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是你们对这究竟作何解释呢?这件事证明,你们为了攻击我们党和中国同志们,又为了以所谓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理由来鼓励分裂主义者,甚至竟敢不惜窜改历史事实。
(2)你们还直接地对我们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内部干涉和扰乱活动。
例如,在前文说到的当一九六三年日苏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苏联方面的同志们特别对代表团中的日本共产党员做工作,尽管他们知道按照日本共产党的方针办事是党员的义务,却竭力想从日本共产党员那里引出违反党的方针的“个人意见”,也就是引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意见。一旦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你们竟然使用威胁的语调说:“如果你们采取那种态度,那么日苏协会就会分裂,而日本共产党也会分裂”。
还有,派到日本来的《消息报》特派记者契霍宁曾煽动我们党的党员说,“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出发,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斗争”。契霍宁同志的这种煽动也罢,对日苏协会代表团中的日本共产党员的威胁也罢,如果这不是对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公开的破坏活动,又是什么呢?受到这些煽动和威胁的同志们,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当然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干涉及引诱。但是,并不因为你们的野心未能得逞,你们的具体执行这种煽动和威胁的人以及在背后指使这样做的人就能逃避其应负的责任。
另外,自从你们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变得剧烈以来,苏联大使馆就开始了对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及工会、民主团体、甚至对党员个人和活动家等,大量地不加区分地寄送指责其他兄弟党的文件。这种行为,根本没有把我们党的方针放在眼里,是想搞乱我们党的团结的、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的非法干涉,甚至是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带进我国的工会运动及民主运动中的无原则的行动。还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甚至出席了自去年十月起到今年这一段时期中,在若干大学及地方上,以背叛我们党的托洛茨基分子、修正主义者等为中心的反党分子所组织的集会,并且就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问题作了讲演。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们在反党分子以攻击日本共产党、使党脱离群众为目的而组织的集会上演讲,这就等于是支援了他们的破坏我党的活动。
不仅如此,你们甚至开始阴谋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内,组织违反党的方针的反党小集团。你们于三月,一方面在莫斯科参加日苏两党会谈,一方面却通过苏联大使馆等为了在东京促进反党小集团活动,加强了和志贺等人的联系,这一切早已是隐瞒不了的事实了。
你们党的这种做法,是最粗暴地践踏了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向我们党进行的无理攻击,是对我们党的内部问题进行的令人不能容许的干涉,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当我们党的代表团对你们党向我们党所进行的这种干涉及破坏活动提出正当的抗议时,你们认为这是要苏联大使馆及其他机关停止一切活动,或者是把它们置于日本共产党控制之下,从而拒绝了我们党的抗议。这就是说,你们正在想用苏联外交机关有进行活动的自由,或者有推行外交政策的自由之类的口实,使你们对我们党进行的干涉及破坏活动合法化。但是,只要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么,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了攻击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兄弟党,或者支援反党分子以及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而利用其外交机关,这种事情,随你拿出什么样的借口,也是不能言之成理的。你们经常把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似乎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理所当然的原则,但是却单单把从内部扰乱别国的兄弟党及别国的民主运动,算作例外,难道你们竟也认为这是属于你们党及国家的应有的权利吗?
(二)
现在,谈一谈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以前的经过和会谈内容的问题。你们的来信,在这一点上也歪曲事实,说我们在加紧搞分裂,而你们则为团结而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你们的来信,首先就举行两党会谈以前的经过,作了如下的叙述:
“还在一九六三年二月,苏共中央就曾建议日共中央讨论我们两党关系中的迫切问题。日共中央在长期沉默并转载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章以后,终于同意同苏共中央举行会谈。”
另外,你们在七月十一日信中说:“在我们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日共代表团才来到莫斯科进行会谈。”
根据这些信来看,似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负有一种义务,只要接到苏联共产党关于会谈的建议,就必须立刻把什么事都放下,跑到莫斯科去。所谓兄弟党间的会谈,必须是不论党的大小或新老,从彼此作为独立平等的党的观点出发,在尊重彼此的情况和立场的基础上召开的。我们党丝毫没有承担那种单方面的义务,只要你们提出会谈的建议,就必须立刻到莫斯科去,如果你们无论如何都需要举行紧急会谈,也可以象我们党所提议的那样:你们可以到东京来。我们不能不指出,在你们的来信中,表现了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上所不应有的大国主义的态度。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你们在口头上说“在兄弟党里面没有领导的党和被领导的党”,可是你们的言行很不一致。而且,按照你们的来信的说法,似乎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是“在我们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才去莫斯科,而且在这一年期间装出完全没有这回事的样子。然而,这完全是抹煞历史事实的胡说。关于这一期间的经过情形,在为了说明真相而发表的我们党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中,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
我们在三月六日的复信中,对两党会谈原则上表示赞成,并就我们不能立刻答复会谈时间等问题的原因,作了如下的说明:
“我国将在三月下旬到四月底的期间,举行各级地方自治机构选举。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也有联系,自由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其他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加紧攻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取得一定的进展,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我们还预定在今年秋天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我们考虑到我们党所面临的上述紧急任务,准备在做完四月地方选举的总结以后,重新研究派我们党代表团去苏联的时间及其他问题,向你们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答复。”
关于日苏两党会谈,我们接到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中旬。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在这期间,你们突然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此开始向我们党发动了露骨的攻击和干涉。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要依据莫斯科声明的原则,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意见分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十月二十二日答复你们十月十二日来信的复信中,说得很清楚。我们在这封复信中,再一次以同志式的态度把后来我们党的情况作了详尽说明,并且请你们派代表团来日本。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十月二十二日的复信中写道:
“后来,形势转变,众议院选举肯定会在今年年底举行,于是我们党就延期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正以全部力量进行众议院选举的准备工作,这是你们所了解的。”
“野坂主席在大选期间自不用说,就是在直到明年五、六月为止的国会开会期间,也不可能出国旅行。而且,宫本总书记的健康最近虽然正在恢复,但是还不能胜任那种到莫斯科旅行的紧张的任务。
“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到:在上述情况下,从我们党的方面来说,派一个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当然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你们派你们的代表团到日本来,那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对此,你们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来信中,虽然表示原则上赞成派遣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来日本,但又表示担心不能入境。因此,我们为了积极地促成会谈,就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回信中,通知你们说,虽然不能派遣以野坂主席或宫本总书记为团长的代表团,但是正在研究派遣以其他人员组成的代表团的可能性。没有多久,我们就决定派遣以袴田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
以上就是今年三月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以前的经过情形。因此,你们说什么“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日共代表团才来到莫斯科进行会谈”,什么“长期沉默以后,终于同意同苏共中央举行会谈”。这些说法不仅完全不顾这种历史经过,竟然抹煞事实,故意歪曲,而且也不是正确地尊重兄弟党关系所应遵循的平等原则的态度。而且,我们只能认为,你们对于正在日本复杂的形势下同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垄断资本不断进行着斗争的我们党的情况,完全没有加以重视。
你们还极力歪曲地描述了我们党代表团出席两党会谈的态度。我们党的代表团在这次会谈中,主要就已经在事前的来往信件中不断地交换过意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由此发生的干涉我们党的问题、关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问题以及国际民主运动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你们自己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的信中提议说:“希望就莫斯科条约的问题和两党所关心的其它问题交换意见。”实际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给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带来了新的困难,你们通过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向我们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你们对我们党进行了无理干涉,恶化了日苏两党的关系,助长了国际民主运动的不团结,因此,我们在这次会谈中,首先提出上述问题,是非常合乎情理的。由于我们党的代表团是负有改善我们两党关系的使命而被派到莫斯科去的,所以它当然要首先力求按照原则解决目前两党间发生的具体问题。
我们党的代表团长,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开始会谈时就提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的问题,留到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谈,或者留到以后举行的日苏两党会谈中谈,而在这次会谈中,希望主要就两党间目前发生的问题交换意见。苏联代表团当时并没有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
然而,你们四月十八日的来信,却歪曲会谈的内容,说我们党的代表团完全拒绝讨论原则性问题。你们在这封信中,作了如下的叙述:
“苏共代表团从一开始以及在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建议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两党的相互关系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你们的代表团拒绝讨论这些问题。
“日共代表团不是坦率地讨论原则性问题,而是把全部努力用于不顾事实地指责苏共‘干涉日共的内部事务’。”
我们党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茹科夫同志公然对我们党进行攻击的问题、苏联大使馆人员和特派记者等人对我们党的破坏活动,以及其他一系列干涉我们党内部事务的事实,都是蹂躏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的原则性问题。我们还可以指出后来你们进行的极其明显而且不能宽恕的活动,你们明目张胆地支持破坏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公然进行破坏日本共产党的活动的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你们难道能够说这不是粗暴地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的原则性问题吗?当我们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和你们会谈的时候,你们秘密地加紧进行早在这以前就开始的同志贺等人的联系,并积极地支持他们的反党活动。这件事证明,我们党的代表团在会谈中,特别重视你们干涉我们党的问题,是非常必要和妥当的。
我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是牵涉到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的具体问题。
关于国际民主运动问题,我们党的代表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显然也是原则问题。
你们把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成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许多的抱怨”,这表明,正是你们躲躲闪闪地不愿意按照原则来解决具体问题。按你们的说法,归根到底,唯苏联共产党领导之命是从就是有“原则性”,对它提出不同意见就是违反原则的“抱怨”。
还有,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企图把我们党的代表团描绘成简直象是曾经“威胁”了你们似的。你们的来信说:
“这种努力的真正用意从下面一点也已经暴露了出来:日共代表团提出这些要求时使用了最后通牒的形式,并威胁要断绝关系。
“袴田里见同志在第一次发言中就声称:‘出现了双方断绝关系的危险性’。袴田里见在最后一次会谈中说,‘现在我们之间连一致的气味也嗅不到,日共代表团断然拒绝签署关于两党会谈的任何联合公报’。”
我们一贯冷静地研究了你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文件。你们的辩论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完全歪曲对方的论点,而且无中生有,然后加以“反驳”。你们描述这次日苏两党会谈中我们党代表团的发言,也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手法。
袴田同志在第一次发言里,是从“我们对于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的问题深深感到忧虑”这句话开始,用“我们希望能在真正平等的立场上,以同志式的态度,冷静地进行会谈。我们准备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充分地倾听你们的意见,而且还要以同志式的态度坦率地说明我们的想法”这句话结束的。
袴田同志在代表团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如果继续不顾对方是独立、平等的党而采取行动,不仅无法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有使双方关系破裂的危险。”他还说:“为了解决我们和你们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团结的问题,希望你们以谦虚的态度作出努力。”
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在最后一次发言中还说:“第一次发言时已经说过,我们认为这次会谈是我们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第一次会谈。现在我们再次表示:我们准备,今后仍然要花费时间,就两党之间的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耐心地进行协商,以加强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
把你们描述的我们党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的态度和我们党的代表的实际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你们是歪曲了事实真相。
关于我们党的代表团不赞成起草联合公报的原因,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已经说过,而且在七月十五日的复信中也写过,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提出答复。
我们党的代表团所以不赞成发表联合公报,是由于:如果如实地公布会谈的内容,就会把分歧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如果发表与会谈内容不相符合的公报,结果就会欺骗世界和日本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而且,你们企图强迫我们接受那种内容同会谈的实际情况和你们的实际行动完全不相符合的联合公报草案,里面说什么满意地指出这次交换意见对于促进两党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同志式的合作是有益的,什么苏联共产党在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方面遵守了列宁主义的准则,因此,我们才没有表示赞成。我们党的代表团所以对联合公报问题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正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两党应当在原则和平等的基础上实行团结,然而你们把这说成是似乎我们不希望日苏两党团结,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妥当的。
你们在改善两党关系问题上采取的不诚实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你们对我们党代表团在三月会谈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你们蹂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的原则而对我们党内部事务进行了一系列干涉的事实所采取的态度上。如果真心愿意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容许回避的迫切的原则问题。但是,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你们在两党会谈中支吾其词,回避坦率地按照原则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例如,你们的代表团对于我们指出拉蒂谢夫同志的文章攻击中国代表团并为分裂主义者进行掩护一事没有回答一句话,一味地提出其他问题来混淆论点,并且颠倒黑白,否认事实,说什么在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期间,苏联代表团团员没有一个人曾经同任何反党分子接触过,什么所谓苏方对日苏协会代表团施加压力等等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罪名,又说什么没有收到关于契霍宁同志煽动反对我们党的反党活动的报告。而且,你们的代表团还强词夺理地说,在日本的苏联大使馆馆员有进行外交活动的自由,并且摆出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说,各兄弟党有义务经常帮助苏联的各种组织大量散发苏联的文件。你们的代表团甚至说,给分裂主义者的“和平大会”贺电是根据列宁关于必须参加“即使是属于反动性质的团体”的各种群众组织的活动的指示,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你们牵强附会地狡辩说,这是根据莫斯科声明,强调共产党要和社会党实行团结,最后甚至突然板起面孔来说什么茹科夫同志的文章中关于“一些日本共产党员的立场”的提法倒是太客气了。就是这样,你们的代表团根本不想承认你们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党,说我们党拿这些事情当做问题,只不过是搜集一些最小的、微不足道的“插曲”,来说些“抱怨话”而已。
然而,在两党会谈中,我们党的代表团所指出的你们对我们党进行干涉和捣乱的事实,既不是微不足道的“插曲”,也决不是偶然的事件。因为,我们另外还可以举出一系列关于对我们党进行干涉和捣乱的事实。例如,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要求《赤旗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告诉他,我们党代表团里的领导同志之间有些什么意见分歧,并且嘱咐他绝对不要把这事报告我们党的领导人。以为在我们党的代表团里的领导同志之间,似乎存在着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这实在是可笑的推测。但是,重要的是,你们想勾引我们党的《赤旗报》特派记者进行背叛我们党的间谍活动,搜集便于你们离间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情报。
当然,我们党的《赤旗报》特派记者没有听从这个无理要求,他把事实报告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后来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决不能忽视的、昭然若揭的破坏党的行为,向你们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可是,你们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个工作人员不但没有对错误行为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怒气冲冲地向《赤旗报》特派记者说:“不是曾经嘱咐你保密吗!”这一切经过情形都表明,这个事件决不是那个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早在当时,你们就存心要扰乱我们的党。
你们在今年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仍然继续采取那种回避解决问题的不诚实的态度。而且,你们这次提出完全违背事实的理由,作为回避这些问题的借口,说什么在三月的会谈中“苏共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对其中的每一个指责都作了详细的、有根据的回答,指出这些指责不是建立在对某些事实的偏颇的解释的基础上,就是根本没有任何根据”,等等。你们在这封信中自夸地说什么“苏共中央一贯力求消除我们关系中的、即使是会给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微小的损失的最小误会与摩擦”,而实际上你们不但没有努力想消除所谓“最小摩擦”,反而竟然指责我们,说我们认真地想要消除由于你们的责任而产生的这些摩擦的努力是“最后通牒”。
你们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托词,规避你们对恶化日苏两党关系的重大责任——你们对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我们党,采用完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毫不相容的做法,不断非法地干涉内部事务的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还有,你们在你们已经单方面发表的这封信中,谈到了麦克阿瑟的镇压——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公职整肃令,使我们党中央处于地下状态的时期的、有关两党关系的各项问题。这种做法,不仅完全忽视了两党代表团决定不公布这次会谈内容的协议,而且完全破坏了在反动势力面前不能毫无戒备地谈论兄弟党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时期的不公开的问题这样一种兄弟党之间的信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所当然的准则。我们虽然不能同意你们就这个问题所谈的内容,但是,在这封公开发表的信里,就这个时期的这些问题深入地讨论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们认为毫无必要在这里提出答复。
你们的来信还断定说,我们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中对苏联共产党提出的“抱怨”,正是由下述事实产生的,这就是“近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开始公然背离了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协议的方针”,并且攻击我们党说,我们党的代表团“想抹煞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但是,正是你们,为了把根据原则,真诚而且具体地解决由我们提出的旨在改善日本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的各项问题这件事搞得“含糊不清”,所以才企图一下子把会谈扩大成为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论战的政策和理论的整个问题的讨论。而且,你们对我们党进行无理的攻击,说我们党已经陷于背离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路线,譬如,过低估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否定和平共处,等等。在这个时候,你们特别卖劲的是,以我们党的刊物转载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为口实,作出“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路线有联系”的结论,并且攻击我们党,说我们党追随中国共产党,同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敌。
正象你们在这封来信中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把我们党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而加以指责的那样,当你们对同你们意见不一致的兄弟党进行指责和攻击的时候,几乎可以说,你们经常是以那个兄弟党盲目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为借口的。你们始终一贯采用的这种说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日本的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报纸,都毫不例外地说日本共产党内有什么“中共派”和“苏联派”啦,有什么“苏联路线和中共路线的对立”啦,并且执拗地进行反共宣传,把我们党说成似乎是按照外国党的指示行事的政党。你们要求所有的兄弟党都无条件地追随你们的路线,一旦遭到拒绝,就断定这个兄弟党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的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道理。这是要把全世界的兄弟党“划分”为苏联共产党的追随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归根到底,同诬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共宣传家们散布的论调,如出一辙。
我们党并不是一个不加批判地追随和盲目服从哪个外国党的党,而是一个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立场决定对一切问题的态度的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问题,也是根据同样的立场加以处理的。但是,这种独立自主的立场,决不是象所谓调和主义、中立主义和折衷主义那样的暧昧的立场。我们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真理,对于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真理的人,一定要加以批判,明辨是非,这是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采取的态度。只要是同样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忠实于真理的党,那么,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当然就会一致。本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该是一致的。不言而喻,这和完全赞成某个特定的党或者完全反对某个特定的党的错误的盲从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你们把一直坚持这种立场的我们党,说成是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党,乃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同时也表明,你们从蜕化的立场出发,已经不能客观地分析事态。
你们的发言,在这一点上包含了极其严重的内容。但是,正如袴田同志在最后一次发言中所说的,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的有限的期间内,不可能详尽地研究你们的全部发言,因此,现在不作全面的答复,仅就其中的几点加以阐明,并向你们的代表团表示:“我们将把你们的发言内容,详尽地汇报给党的领导机构,以便在进一步充分研究了你们的论点以后,在两党代表团的下次会议上再来陈述我们党的意见。”而你们对于这一点也表示同意。
然而,你们在我们党代表团还没有回国以前,就背信弃义地说,“日本共产党拒绝讨论这些问题”,并且把你们在两党会谈中的发言内容拼凑起来而写成的四月十八日的长篇信件,突然送给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如果你们真象在来信中所说的,是以“兄弟般的合作和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继续交换意见,并且有诚意“使分歧逐步地克服”,那么,怎么能够在代表团还没有向我们党领导机构汇报以前,就硬把这封信件送来呢?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且,你们在送来这封信以后还不到两个半月,就迫不及待地单方面地发表了这封信。这就清楚地表明,这种做法是你们一开始就决定采取的行动,这封信唯一的真实意图,不在于改善我们党和你们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而在于企图在日本共产党员和人民面前,公开指责我们党的领导人,借以扰乱我们党的团结,离间领导机构和党员的关系,破坏日本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
你们指责我们党“开始公然背离”宣言和声明的路线。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在因为我们党没有不加批判地追随你们而感到愤怒的情况下进行的诬蔑和攻击而已。对于一直采取不追随任何党的那种独立自主的立场、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规定、并且同偏“左”和偏右的倾向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的我们党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无理攻击。这表明,你们企图用我们党的路线已经开始背离宣言和声明的路线这种毫无道理的借口,来使你们对我们党进行的种种“干涉内部事务”,和指责和攻击“合法化”。不仅如此,而且必然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你们究竟是怎样理解宣言和声明的路线的?
我们想从正确地捍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立场出发,就你们作为“日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改变了”的证据而提出的四个理论问题,对你们的批评进行必要的反驳。这四个理论问题是:一、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任务的问题;二、评价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三、以和平共处为中心的和平、战争和革命问题;四、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问题。
(三)
你们首先说:“毫无疑问,日共领导近来在有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意义与作用、有关现时代的内容和主要矛盾问题上背弃了一九六○年声明中所表达的观点。”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你们在原则性问题上,竟然用“毫无疑问”的字眼,以非常肯定的方式提出了这样的严重指责,但是,却只提出一些非常肤浅的、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加以反驳的论据,作为这种指责的根据。
你们提出的指责我们党背离莫斯科声明的第一个论据,是说我们党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轻视了“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日益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作用”。你们的信件说:
“即使援引一下日共中央第七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三年十月)的文件就够了。文件中把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说成是现时代的主要矛盾,而只是顺便提到了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难道这种评价同一九六○年声明中提出的对现时代的著名阐述,即强调世界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这两个体系的斗争,不是背道而驰吗?”
这种指责,不论在内容方面,或者在形式方面,都是非常粗暴的。因为,你们不想全面地评价成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路明灯的我们党的纲领、大会报告和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决议,只抽出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分析了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的特定时期的国际形势而作出的决议的一部分,而且有意识地加以歪曲地解释。
我们党的纲领,就现时代的内容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作了符合宣言和声明的原则性规定的如下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超越一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殖民主义体系正在迅速崩溃,从根本上动摇着帝国主义统治。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在深刻的衰退和腐朽过程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和为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而斗争的力量,已经成为决定现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原动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党的纲领的这个原则性观点,是包括你们提到的七中全会决议在内的我们党的一切决议和方针的前提,我们党的实践活动当然也是一贯站在发展这个基本观点的立场上的。
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在分析目前同世界人民对立的帝国主义阵营由于它的内部矛盾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而“从整个说来,正在削弱”的状态以后,就当前国际形势的概括性特点作了如下的规定:
“就象这样,以国际形势来说,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削弱,民族解放斗争等各国人民斗争取得进展,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发展,从全局来说,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我们党的纲领指出:‘以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来说,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论断在今天仍然是一贯起作用的历史发展规律。尽管如此,但是以当前的局面来说,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原则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产生的不团结现象加剧,这种不团结现象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给世界革命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斗争造成了复杂而困难的情况,对国际民主运动也产生了影响。
“最近国际形势的明显特点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头目美帝国主义在这种形势下,一面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发生不团结现象的机会,利用这种情况,一面戴上‘和平’与‘自由’的假面具欺骗各国人民,更加狡猾地推行着侵略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
“美帝国主义一面侈谈‘和平’与‘自由’,一面一贯地准备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核战争,并且企图利用‘核战争讹诈’,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它的侵略活动和统治。……”
“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不为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和平’伪装所欺骗,不为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讹诈所吓倒,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统一和团结,加强民族解放运动、保卫和平运动和其它一切民主运动的正确的统一和团结,同美帝国主义在实际上推行着的统治、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
这个决议从一方的以美帝国主义为头目的帝国主义阵营同另一方的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和革命运动等等力量的对立与斗争的观点出发,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重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为什么在你们的眼里,会把这个决议看成是“只是顺便提到了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的决议呢?
(1)你们所以指责这个七中全会决议,是不是因为,这个决议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没有指出象你们在信件中所强调的那样一些事实,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增加、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增长率,等等?不言而喻,社会主义阵营在物质生产领域取得的发展和胜利,是创造有利于世界人民斗争的国际条件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如果你们是说,在分析国际形势的这样或那样的局面的时候,必须经常列入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数字,而凡是没有指出这种数字的对形势的分析,都必须加以指责,说它从根本上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路线,那么,就必须说,这是一种眼光过于狭隘的想法。
 在这里反映出这样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把既是世界革命的堡垒又是世界最主要的革命力量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单纯地只归结为或者主要地归结为社会主义阵营所达到的物质生产力的高度。
实际上,你们的信件是说社会主义阵营对世界革命进程发生的革命影响的增大,主要取决于在物质生产方面战胜资本主义,并且作了这样的说明:
“两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竞赛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将导致在物质生产领域内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主义力量的决定性优势,从而将为防止世界战争的斗争创造新的有利条件,对世界革命进程将产生强大的刺激作用。”
你们在两党会谈时,也曾经特别强调说明在物质生产力方面赶过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并且一再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主义的实际范例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就能够对世界革命更加积极地发挥影响,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在物质生产方面,正在给帝国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正在保持着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增加的优势。但是,所谓“社会主义的范例的吸引力”,并不是只在于按人口平均每人的生产力或者物质生活水平的高度。所谓社会主义的“实际例子的力量”,首先是这样一些因素的集合体——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倒剥削阶级,依靠人民的力量,正在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这种巨大的革命经验;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干涉、侵略和反革命活动,一贯捍卫了革命事业的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精神;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一贯支持和援助了世界革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站在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前列的、作为世界和平堡垒的世界性作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人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取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成就;表现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越性;等等。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即使在按人口平均每人的产量远较主要的资本主义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也能够为全世界人民作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而且,在今天,尽管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美国和西欧各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对全世界劳动人民仍然产生了革命影响,其根据就在于此。如果看不到这个根本问题,陷于经济主义观点,把社会主义的“实际例子的力量”只归结为、或者主要地归结为社会主义所实现的物资生产力的问题,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吸引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是薄弱的,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的最大前提是在经济竞赛方面取得胜利,在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每人产量方面赶过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在实际上就会贬低、或者片面地认识、或者过低估计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过程中所应发挥的意义和作用。
(2)否则,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七中全会决议中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团结的问题,强调了这种团结的重要性这件事情使你们感到不满意?但是,我们党所以重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因为,这种统一和团结是旨在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体系,从而也就是旨在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最主要的国际条件。关于这一点,莫斯科声明说:
“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它们获得成就和成绩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是: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帝国主义者、叛徒和修正主义者指望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分裂,这种打算是建筑在沙子上的,是注定要破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我们党正因为要高度评价社会主义体系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所以才重视社会主义体系的统一和团结,并且把对于企图破坏这种统一的所有的势力和倾向进行斗争作为我们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实际上,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美帝国主义对苏联采取了一定的“缓和”政策,但在另一方面,却在越南南方、老挝、刚果等地越来越扩大侵略行动;它在今年八月,庆祝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一周年时,同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互相保证要共同努力,争取“和平”,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公然开始了轰炸。美帝国主义的这个行动,使任何一个人都看清楚了七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性,七中全会决议就美帝国主义企图趁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团结的机会,对亚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各个击破”的战争政策的危险性发出警告,指出了为争取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而进行斗争的重要性。然而,你们的信件,对于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虽然作了种种论述,但是,对于目前因为帝国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和与此相呼应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分裂阴谋活动而变得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也就是对于使社会主义在完成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方面的最主要的国际条件这个问题,却只字未提。不仅如此,你们常常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一词当作苏联(或者是苏联和赞成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义语来使用,狂妄地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世界体系里面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必须说,这个事实表明,正是你们,轻视这种成为社会主义体系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泉源和从整个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处于优势的重要条件的统一和团结,给企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不团结现象的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事实上陷于在行动上不能保证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的地位。
(3)或者,是不是因为,七中全会决议没有同意你们把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看成是现时代唯一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所以你们才拚命地攻击七中全会决议?
你们在两党会谈中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现时代的三种革命力量,但是不能忽视,社会主义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各国的斗争是世界政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现时代的基本矛盾在这里得到了解决”,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就在于此。而且,你们在信件中也反复强调同样的思想,并且说这就是“一九六○年声明里就有关现时代的内容和主要矛盾问题所表达的观点”。
这是对莫斯科声明的完全主观的解释。第一、莫斯科声明并没有直接提出关于现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公式。而且,从内容来说,你们的这种观点,把莫斯科声明关于现时代的内容的规定不正当地加以片面化和单纯化。莫斯科声明决没有提出那样的片面的观点。
“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莫斯科声明)
“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的力量的斗争。”(莫斯科声明)
就象在我们党的纲领中载明的那样,我们作了如下的评价: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为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是“决定现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原动力”,所有这些力量一面给帝国主义以新的打击,一面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显而易见,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所依据的纲领的这个基本观点,是符合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观点的。而且,你们把现时代的主要矛盾单纯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的那种观点,才是不符合莫斯科声明的各种论点,并且轻视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的错误观点。
总而言之,莫斯科声明从整个说来,决不容许把你们所宣传的那种片面的矛盾论变成正当的理论。而且,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也不容许你们那种片面的歪曲。
就象这样,你们把七中全会决议作为材料,进行攻击说我们党的路线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那种指责,无论是哪一种论点,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即使在这一点上,违反莫斯科声明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你们对我们党进行指责的第二个论据是说,我们党“展开了反对苏共的广泛的宣传活动”。
“日共报刊并不限于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意义不作应有的评价。它走上了对苏联共产主义建设成就保持缄默的道路,把发表关于苏联的材料缩减到最低限度,而最近则展开了反对苏共的广泛宣传活动。”
在你们的信件中,才真正是“进行了”指责,说什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生活和政策”“作歪曲性的介绍”,什么“在《赤旗报》上发现的那种对苏联不友好态度”最后将会“自食其果”。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我们在很长期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和政策,一贯力求尽可能正确地向日本人民进行报道和介绍,而且,就象已经谈到的那样,尽管你们党近来几乎完全没有向国内介绍我们党的基本文件和重要文章,但是,就象刚才用具体数字所表示的那样,我们一直介绍了你们党的许多重要决议和文章。不言而喻,伟大的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十月革命所建成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同时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在内,都是宝贵的经验,如果根据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教训。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我们党不加以独立自主的分析批判,就按照教条主义方式汲取和盲目追随你们的一切经验,而且,这样做反而会违背列宁的教导。况且,原封不动地鹦鹉学舌式地重复你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观点,并根据大国主义观点所进行的宣传,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近来你们越来越严重地背离这些原则和观点,并且明目张胆地干涉我们党内部事务的阶段,我们特别对于你们的文件,根据更加独立自主的批判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只要不否认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独立平等的权利,那就当然不能指责我们党的这种独立自主的态度,说什么“轻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什么“反对苏共的宣传活动”。你们极力指责我们的这种作法,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你们已经陷于那种要求所有的兄弟党无条件地服从的大国主义观点。
我们历来一贯地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反对莫斯科声明所提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两种机会主义,也就是反对“仍然是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和“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我们除了对于你们在最近违反莫斯科声明(莫斯科声明规定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义务是“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企图拉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批判以外,对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没有进行“加以反对的宣传活动”,不言而喻,也没有进行“反对苏共的广泛的宣传活动”。拒绝你们为了强迫我们党接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原则的路线,对我们党进行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干涉,是对日本的革命运动负责的我们党的理所当然的任务,决不能对此加以攻击,说它是“反苏宣传活动”。为了在日苏两党之间恢复兄弟党的正常关系,加强和发展日苏两国人民的真正的友好关系,进行必要而且适当的努力,以便使你们停止这种无理攻击,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正象我们党的一切活动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党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赢得的革命成果,从来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从来没有轻视苏联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好和团结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我们对于我国的反动势力所组织的反社会主义宣传,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最强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进行的反共主义的宣传和攻击,在战后一贯地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你们也很清楚,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苏联进行核试验的时候,美日反动派以及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利用“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的口号,一齐展开反苏宣传活动,企图把日本的和平运动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引向反苏的方向,但是,我们党同日本的许多和平活动家一起竭尽全力,同这个阴谋活动进行了斗争。然而,你们党的一部分人,最近同那些曾经叫嚷“抗议苏联核试验”、站在反苏宣传前列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联合起来,开始了对我们党的中伤和攻击。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你们这封信件也成了这种“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广泛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公开地蹂躏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的关系的准则,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对别的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第三,你们提出批评,说我们不但低估了社会主义体系,反而只重视民族解放斗争。你们的信件说什么“对宣言和声明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原则性论点的歪曲,是同这样一种‘理论’有密切联系的,即世界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似乎是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来决定的”,“你们的某些代表不顾客观事实,无论如何要贬低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作用,并把它同民族解放运动对立起来的顽固企图,是令人奇怪的”。这种指责也只能是对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的任意歪曲。
正象已经反复阐明的那样,我们坚持莫斯科声明的革命立场,决没有单纯地认为,决定现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力量只有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民族解放力量,而是一贯地认为,这种力量基本上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力量、为争取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从国际上来看,成为这一切解放力量的核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种观点,在前面引用过的党纲以及第七届党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的决议》、《赤旗报》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发表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社论、宫本总书记所作的题为《十四中全会决议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基本意义》的讲话、中央委员会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纲领报告等等我们党的基本文件中已经反复阐明,完全没有怀疑的余地。
迄今,我们对于那种稍稍低估世界主要革命力量之一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革命作用的倾向,一直进行了斗争,而且,今后仍将继续进行斗争。不过,我们说要正确地评价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的这件事情,决不等于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某个国家为了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而采取的轻视民族解放斗争的政策、或者硬要社会主义阵营与整个和平民主力量接受这种政策的偏向,可以不进行批判。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国家出现的这种偏向放任不管,就等于在实践方面贬低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所谓“古巴危机”的时候,你们曾经企图甚至不同古巴政府在事前进行必要的磋商,就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国际视察”的要求,并且为了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而牺牲古巴国家和古巴人民的主权,这种做法就是这种错误的偏向的典型表现。我们当时支持了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五项要求,而没有表示要不加批判地追随你们的这种错误方针,因而引起了你们的不满。但是,我们正是因为非常高度地评价并且非常重视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作用,所以才把不去无原则地追随这种在实践上贬低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的错误偏向,而且不同这种错误偏向妥协这件事,看成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而且,我们必须同那种只看到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而低估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倾向,进行斗争。
因为,第一,即使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仍然有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为了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下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而且,就象莫斯科声明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些尚未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来说,斗争的主要力量始终是以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领导人民的革命运动、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实现民族和社会的解放的责任,已经落到那个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肩上。
“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制度,这是每一国家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输入,也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它是每个国家内部发展和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结果。”
(莫斯科声明)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莫斯科声明)
当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发展,在促进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在推进民族解放斗争,创造有利于人民的斗争条件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片面地强调这种作用,忽视只有各国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特别是在现时代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才是历史的原动力这一根本问题,而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的经济竞赛中取胜、增加“社会主义的示范吸引力”的做法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导向胜利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这就将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有原则性的观点,一定会使革命运动陷于同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格格不入的被动的等待主义,并且使革命的胜利遥遥无期。
因为,第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是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发展,支援和鼓舞了民族解放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反过来,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也起到了削弱帝国主义,支持社会主义、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发展的作用。
遗憾的是,不能说你们的这封信正确地强调了这种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观点。你们虽然强调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革命力量的援助”、“社会主义的示范吸引力”增大的作用、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和合作”等等,但是,却几乎完全没有谈到社会主义的加强和发展同时也有赖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样一个方面。如果没有这种观点,那么就不会不产生下述偏向:看不到社会主义体系对民族解放力量和革命力量的支持和援助决不是一种恩惠或者单纯的一方面的义务,同时对社会主义体系本身的加强和发展来说,这种支持和援助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一情况,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低估还没有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
从前面我们所谈的观点看来,也很明显,你们没有提出事实就说“我们党的某些代表”把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的这种指责,是完全不恰当的。
只能认为,你们这样违背事实而且不合逻辑地无端寻衅的原因在于,你们自己低估现阶段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性,并且企图利用所谓把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这样一个借口来攻击那些重视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和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等世界各种矛盾错综起来,产生了最尖锐的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欧一系列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革命、朝鲜革命、越南革命和古巴革命等一连串的人民革命赢得了胜利,在这些地区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新的强大的堡垒。而且,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越来越旺,正以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气势,席卷着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而且,众所周知,目前,美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统治在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正在趋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崩溃的这个地区,看做帝国主义和人民力量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正在推行“遏制中国政策”和“遏制古巴政策”等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同时开始进行军事冒险,譬如对南越和老挝等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实行带有全面战争威胁的血腥镇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公然进行侵略等等。
承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个地区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种矛盾最尖锐的地区的这个事实,正确地评价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对于世界革命的胜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事实,决不是要把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融化于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也不是低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更不是把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体系对立起来。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说这个地区已经成为各种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一事意味着,正和一九一七年俄国曾经成为世界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的情况相同,而且象你们的这封信件所承认的那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的、易于打碎的环节’”。
然而,你们对于那些根据难以否认的事实承认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世界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这个地区现在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帝国主义力量最紧张地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这一事实的人们,时常加以指责,说什么他们提出的这种理论是一种低估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领导作用,认为主要属于农民运动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的反列宁主义理论。这种指责只是暴露出,你们已经陷于那种无可救药的“欧洲中心主义”。这是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强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这个地区站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最前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作为国际工人阶级的一支部队,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它们因国家不同而有强有弱,但是都领导着民族解放运动,只要不否认这个事实,那么,这种指责就是站不住脚的。难道你们是说,莫斯科声明所说“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论点意味着,只有苏联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等地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才是“反帝斗争的领导者”和“世界革命过程中的领导者”吗?就象近几十年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即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但是如果被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所领导,那么,非但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不能成为那个国家的革命的“领导者”。即使是一个经济落后、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的国家,但是如果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中间建立了领导权,那么,不仅能够在这个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作为国际工人阶级中的一支最革命的部队,对整个世界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如果你们忘记了历史的这个经验教训,而且形式地抽象地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基本群众集中的”经济发达的国家才应该掌握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那就必须指出,这种想法是一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格格不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想法。
最后,我们迫切地希望你们停止这样一些凭空捏造的指责和含沙射影的讽刺,说什么我们党的“某些领导人打算通过损害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来提高自己的威信”,“日共领导”打算“促使”“为了”使民族解放斗争“屈从于领导权欲和野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计划的实现”,正在“把自己的党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立起来”。同时,我们还迫切地希望你们不仅是用语言而且要用行动贯彻你们在这封信件中所说的正确观点:“只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对帝国主义的最终胜利。”如果你们不走这条道路,而进一步采取你们在这封信件中表明的那种态度和政策,那么到头来只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败坏苏联共产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和威信,贬低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作用,更加挫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反帝共同斗争。
(四)
其次,我们想谈第二个问题,即关于评价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据你们的信说,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的问题”,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中、在它的报刊”上,“发表了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同意的观点”,那些文件和文章的作者“不了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代战略的起码的原理”,另一方面,却“竭力恶意歪曲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据说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态度。在你们的信中到处出现的这种近乎谩骂的肆意责难,无非是从一开始就使同志般的正常的争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我们希望你们作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谦虚一些的争论态度。
你们举出了一些论据,来责难我们党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态度。就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党会谈上,你们的代表团,对我们党代表团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能够给予有根据的回答。遗憾的是,你们写在这次来信中的论据,也不过几乎完全是当时你们提出过的那些论据的翻版,这些论据不仅不能改变我们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态度,反而只能进一步使我们确信“不能支持”那项条约的态度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已经一再公开表明过我们党的态度,并且也告诉了你们,因此,在这里,我们决定只简单地叙述我们针对你们的论据提出的反驳。
在你们提出来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辩解的许多论据当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说法夹缠在一起。
第一种说法,断言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本来是走向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完全禁止核武器的、很自然的第一步,企图无条件地使那项条约正当化。另一种说法,却断言部分禁止核试验即使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不是正确解决核试验问题的办法,可是,由于最近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意义变了,它已经转化成为人们应当予以支持的东西;这种说法,企图以形势的变化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为理由,来使那项条约正当化。这两种说法,在性质和观点上都是完全不相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一点,即使只进行初步的逻辑分析,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你们的来信中,你们究竟采取哪一种观点,这虽然不一定是清楚的,但是,可以说,你们满不在乎地把这种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说法一起端出来这件事本身,说明你们为了使自己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当化”并且加以赞美,是不择手段的,是在信手拈来地拼凑论据的。
让我们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来研究一下你们的论据吧。你们在来信中提出这样一种不顾事实的说法:似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历来采取的、一贯的立场。你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提出来的、最主要的论据,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即:我们党的代表团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文件互相矛盾这个意见是错误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但是,我们认为,完全违反事实的,毕竟还是你们的说法。
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中的“要求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而其第一步是立即停止试验这种武器。”这个呼吁,以及一九六○年《告世界人民书》中的“要求立即禁止试验、生产和使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个呼吁,都决没有象你们所牵强附会地解释的那样主张实行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你们的来信,说什么部分禁止核试验是“完全禁止生产、试验和使用核武器”这个“广泛的任务”的一部分,把问题装成好象在于协定的范围是大还是小,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是“走向目标的第一步”,企图使部分禁止核试验同《和平宣言》趋于一致。但是,事实同你们的说法却完全相反,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不是“完全禁止生产、试验和使用核武器”这个任务的一部分,相反地,是同这个任务处于敌对地位的帝国主义的要求。这就是说,第一,一九五七年的《和平宣言》所提出的、关于立刻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要求,正确地表述了全世界人民要求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试验来作为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的愿望。第二年,即一九五八年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的禁止核试验会议上,美国政府之所以建议实行不包括地下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建议采取作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前提条件的、间谍性的视察制度,完全出于一种欺骗性的策略,其目的在于使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全世界人民的要求和运动离开正轨,并且加以削弱。第二,一九六○年的《告世界人民书》,进一步积极地抗议以美国为头目的帝国主义阵营采取这种欺骗政策,要求没有间谍性的视察制度的、无例外的、无条件的立刻禁止核试验,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余地的。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次会议的任何文件的任何文章中,都绝对没有使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做法“合理化”的字句。要找这样的字句,无论找多久,都是徒劳的。
你们援引一九六○年的《告世界人民书》中说“各国人民对两年内三个大国没有进行核武器试验感到高兴”的地方,加以这样新的解释:“在告世界人民书中,对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空中和水下试验这一事实给予积极的评价。”你们气势汹汹地说,把“停止宇宙中的试验”这一点加到停止在空中和水下进行试验这个做法上去,这样来部分禁止核试验,为什么会给各国人民带来灾难呢?但是,在当时自动停止试验的期间,并没有进行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全部试验。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U—2飞机事件发生以后不久的一九六○年五月七日宣布重新举行地下试验,大规模地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地下试验准备工作,但是,实际上试验是一九六一年九月在肯尼迪总统的执政下开始的。你们连这样清清楚楚的事实也加以歪曲,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告世界人民书》好象容许地下试验,而只是对于在空中和水下停止试验这种行动表示高兴,这简直是对通过《告世界人民书》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莫大侮辱。
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要求立刻无条件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不仅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和平运动也一致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告世界各国人民书》也这样写道:
“我们要求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政府……就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并缔结在大气中、宇宙中、地下、水下、在到处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象下文要说到的那样,我们对于整个这次“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是有意见的。虽然如此,但是,不管怎样,在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中,关于要求禁止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试验这个问题上,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前,在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之间,因而在我们和你们之间,也都没有过不一致的意见。
事实上,苏联政府在日内瓦禁止核试验会议和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都曾经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关于禁止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试验的建议,世界各国的和平、民主力量都一致支持苏联的这个态度。至少截止一九六二年为止的你们的言行,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譬如,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赫鲁晓夫总理“给美国总统的信”、一九六○年一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同志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给肯尼迪总统的“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备忘录”、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关于重开核试验的声明”、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九月三日美英联合声明的声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苏联政府关于重开禁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声明”、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苏联政府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声明”、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苏联政府对十八国委员会会议上裁军谈判的备忘录”、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葛罗米柯同志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日内瓦裁军谈判的报告”、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发言等等文件,都毫无例外地说明,苏联政府是采取这样的观点的,即:“改进目前的核武器或者发展新型核武器工作的隐蔽的形式”就是地下试验,假如签订了一项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而使它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那么,“那是无补于和平事业”的,是“欺骗各国人民”的。这就是说,虽然有过或多或少的动摇,但是在这个期间,你们是一直要求签订一项没有国际间谍制度的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的,假如不可能立刻签订这样的条约,就要签订一项规定在关于监督制度的协定实施以前要自动停止地下试验的、禁止在大气层内、水下、宇宙空间进行核试验的协定,也就是说,至少是要求签订一项能够禁止一切种类的核试验的协定的。我们可以继续援引许许多多的例子,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想引用两个:
赫鲁晓夫同志在上述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的声明中,关于不包括地下和大气层外的试验的美英声明这样说:
“他们向我们建议,让美国和英国(更不用说这个建议根本没有涉及到的法国了)保持在今后完善核武器的可能性。而且还不止如此。还要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更可靠地束缚住苏联的双手,不让它提高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想通过宣传,一箭双雕:一方面他们想通过使苏联同意的办法使他们在核军备方面的备战活动成为神圣的,同时对他们的谈判对手——苏联暗下毒手。
“大家知道,实际上,美国目前制定的制造新型核武器的计划所依靠的正是地下试验,美英两国的建议就是要替这种试验开放绿灯。
“多年来,美国在三个核强国日内瓦谈判中力争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这是缔结完全停止核试验条约的主要障碍之一。”
其次,关于曾经是现存条约的原案的美英联合建议的第二方案,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在上述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又说过这样的话:
“美英联合提出的第二次建议——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其目的显然是要牺牲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利益,单方面保持西方的军事优势。大家知道,美国一直长年累月在利用地下试验来改进核武器。假如一方面禁止在大气层内外和水下进行核试验,另一方面却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美国就可以束缚住苏联加强国防力量的双手,而改进自己的核武器,增加它的爆炸力和效果。”
就象上述那样,你们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从来就有的一致要求这种说法,是不折不扣地毫无真实之处的。
你们不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些清清楚楚的历史事实,却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改变态度的不是苏联政府,作出让步、改变态度的是美帝国主义;并且在莫斯科两党会谈中提出这种惊人的说法,即: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本来是苏联政府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们说: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因为当时核试验只是在大气层和水下进行,而没有在其他环境中进行的核试验,所以这项建议的目的只是禁止在大气层内和水下进行试验,可是一九六三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加上了第三种环境——宇宙空间。这样一来,你们就试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在一九五六年,苏联政府就已经提出要签订同一九六三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相同的条约;而美国政府当时表示反对,可是到了一九六三年,却不得不表示赞成,以加上宇宙空间而多少扩大了的形式,采纳了苏联政府从前提出的建议。这种说法,我们只有把它叫作诡辩。在完全掩盖上述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为了使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取得地下试验合法化这个做法“言之成理”,甚至不惜搬出地下试验还没有成为大问题的时期的禁止核试验建议,这种欺骗手法是不可能掩盖问题的实质的。无论你们玩弄什么样的诡辩,都终究无法掩盖这个历史事实,即:你们是从一九五六年以后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变为一九六三年赞成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的。
而且,你们的来信,说什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走向完全禁止核武器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的”;还说什么条约的中心问题是“是否还要继续用给人们造成威胁的放射性散落物毒化大气层。”这个问题,说莫斯科条约“结束这种威胁”,这样来美化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说什么我们党采取不支持这项条约的态度,是跟着“对危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危险丝毫不感到不安,他们准备牺牲所有这些人,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特殊的自私目的”的“中共和中国的领导人”“亦步亦趋的”,这样来责备我们。但是,你们越是热心地企图证明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个做法原来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好办法,你们就等于攻击苏联政府以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象前面所充分叙述过的那样在五年间一贯采取的态度;等于控告全世界的整个和平、民主力量,说他们当时不该站在你们所谓“对危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危险丝毫不感到不安”的不人道的立场上。你们越是强辩说,禁止核试验问题的中心问题好象就是防止放射性污染,你们就越陷于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处境,即:不得不把苏联政府在自动停止试验大约两年以后于一九六一年秋天首先重新进行试验的行动,说成是一种不顾放射性微粒对人类带来的危险而只顾达到苏联“特殊的自私目的”的行动。
你们自己在来信中,承认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即:尽管
“由于试验,空气会被大量核裂变的产物所充满”,但是,因为
“要么我们制造强大的核武器并以此取得对帝国主义者的军事优势,要么帝国主义者保持自己的优势并将企图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全世界。”“苏联不得已而进行试验的时期”。当时你们对于帝国主义者一面狂热地进行核备战,一面却只是伪善地提出放射性污染的危险问题,来谴责苏联进行核试验这种作法,进行了适当的反击。例如,赫鲁晓夫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
“有一个很恰当的谚语说:‘头已砍掉,哭头发干什么。’帝国主义先生们一方面准备让人们在战火中死亡,同时却大谈他们的健康。”(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演说)
总而言之,对于核试验问题,必须从它会促使还是会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这个根本问题,而不能仅仅从放射性污染这个问题来加以考察。正因为如此,我们尽管比你们更加切身而清楚地了解日本人民要求完全消除放射性污染的愿望,认为帝国主义的核试验和社会主义的核试验会给人们带来同样的放射性灾害,但是,我们重视这两种核试验的不同的阶级意义,就在一九六一年秋天苏联重新进行核试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仅仅考虑放射性灾害问题,而从争取解决防止核战争这个更加根本的任务这样一种立场出发,没有赞同对苏联的核试验提出抗议。但是,你们却在本国需要进行核试验的时候就说不应该只看到放射性灾害,而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却又开始说放射性灾害才是中心问题。而且,你们还认为,对于你们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美国帝国主义采取核备战政策和核威胁政策这种实际的威胁,而要自己发展并且拥有供防御用的核武器的努力,可以用一切恶毒的词句加以谩骂。你们的上述说法,不过是根据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打算提出的歪道理,意思是说: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是为了和平的,而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就只能散播放射性灾害和核战争的危险。你们的这种说法,归根到底只能起这样的一种作用,即:认为只有保持以美、苏为轴心的核垄断体制,以及以此为前提的目前这种美、苏妥协,才是防止核战争的可靠的保证;阻止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加强防御力量的措施;助长美帝国主义永远保有核武器的野心,使它容易进行核威胁。
我们不能不说,你们关于放射性灾害所采取的这种态度,是一种临时应付式的、昨天那样说、今天这样说、名副其实毫无原则的、缺乏一贯性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会助长美帝国主义要永久保有核武器的野心和它的核威胁,而且会转移全世界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防止战争这个根本问题,使他们陷于混乱。这种态度,使为了不让人类遭受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的核战争的浩劫而进行斗争的和平运动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仅仅集中注意核试验和放射性灾害的问题;并且从防止放射性灾害这个简单的观点出发,把帝国主义的核试验和社会主义的核试验完全等量齐观,倒退到“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这种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以及基于第三种势力论的“中立主义”观点;归根到底将只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削弱和平运动,有助于增加核战争的威胁。你们在改而采取赞成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以后,就开始明目张胆地同我国站在基于第三种势力论的“中立主义”立场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勾结在一起,竟然甚至毫无批判地接受了你们过去一直反对的“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这个口号,这件事情清楚地证明了上述的情况。
围绕核武器问题的斗争的中心任务,始终是防止核战争和消除核战争的危机;问题现在是作为尖锐地对立的两条道路的较量和斗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条道路是:要么就沿着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道路前进,朝着完全消除放射性污染和核战争危险这个方向迈进;要么就被引进部分禁止核试验这条欺骗性的道路,朝着以防止放射性污染为借口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大这个方向后退。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一条道路;你们从前也选择过前一条道路。
可是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除了法国帝国主义等一些国家之外,都一致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你们把一百多个国家表示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件事,看作证明全世界人民欢迎这项条约的重要证据,而加以重视,但是,这件事只不过再一次肯定地说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过去一直希望签订的正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你们把我们党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在签字国当中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句话,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可是,我们党的代表团是这样说的:“在我们考虑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数目的时候,当然不能不考虑在今天全世界的国家中,压倒的多数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附属国家,其中有许多国家,在一系列的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跟着美国或者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亦步亦趋。”事实上,签字国之一的日本的池田政府也是依附美帝国主义,表示赞成美英的建议,一向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驻联合国代表冈崎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说过如下的话,表示赞成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我们不能不注意他提出的论据同你们现在提出的论据几乎完全一致这样一个事实。他说:
“我们看一看裁军委员会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可以说,除了地下试验这一项之外,美英和苏联的观点大体上已经趋于一致了。禁止在地面进行试验,就可以使人类免于遭受放射性危险,有助于促进在其他方面禁止核试验以及解决裁军和其他重要问题。因此,我们应当立刻设法达成为了上述目的的协议;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不能达成这种协议的理由。
巴西在今年三月十六日举行的裁军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建议要从这种观点出发来实行部分禁止工作。我们对巴西的这个行动表示敬意。
有人说,部分禁止试验,会使地下试验合法化。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部分禁止并不是最后的目标,而始终是向全面禁止的前进一步。我们应当努力首先实行可能实现的部分禁止工作,创造出良好的气氛,然后按次序达到最后的目标。”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七日《朝日新闻》)
问题非常清楚。从前,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是一致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却以美国为首,一直主张部分禁止核试验。你们完全抹杀这一事实,硬说你们过去就一直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是对的,这种做法虽然也许多少有助于一时迷惑那些不大了解情况的人,可是,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估计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件工作却毫无用处,而且只能把问题搞乱,使你们的观点陷于矛盾之中。这种等于伪造历史的做法,我们希望你们今后再也不要采取了。
问题的实质只在于一点。这就是:尽管至少截至一九六二年为止,在反对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态度上,你们和我们的意见曾经是一致的,可是,后来我们仍然认为采取同样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你们却把你们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没有同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兄弟党进行任何必要的事先磋商,就表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并且进而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的不团结现象进一步趋于严重。你们是有这样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的,即:向全世界的民主力量说明这次改变的理由是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可是,截至目前为止,你们却根本否认自己把对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所采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这个事实本身,用这个办法来一直竭力回避履行这个义务,就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党会谈上,我们党的代表团也详细地举出上文援引过的赫鲁晓夫等同志从前说过的那些话,说明苏联政府目前采取的立场同从前采取的立场是根本互相矛盾的,但是,你们对于这一点却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只是象上述那样,采取一味歪曲历史的办法,来力图掩盖苏联政府改变方针这个事实。而且,在使用这种诡辩的伎俩来“否认”自己改变方针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又以继续采取你们以前坚持过的立场的人没有象你们那样简单地抛弃那种立场这一点为理由,肆意攻击那些人。非常清楚,即使我们暂时不谈评价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件工作本身,上述的态度也是完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应该抱有的、最低限度的老实态度不相称的。
现在,我们想提出你们的第二种论据,即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关于核试验问题的提法这个论据来加以研究。
既然你们的第一种说法,即认为不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历来提出的一贯要求,企图使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当化”的说法,在历史事实的面前站不住脚了;既然你们从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的立场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改而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显然,现在就只有这第二种论据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了。你们在没有坦率地承认苏联政府改变方针这个事实的情况下,提出了这第二种论据。我们认为,你们虽然是转弯抹角地,却也总算事实上试图说明自己改变方针的理由了;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是,正象上文指出过的那样,如果你们要前后一贯地坚持你们的观点,那就不能罗列这样互相矛盾的两种论据。我们在这里希望你们再一次明确地就下述一点答复我们:你们究竟在这两个立场,即一向就认为应当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个立场,和认为由于最近情况有了变化因而应当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个立场,在这两个立场当中,你们站在哪一方面呢?
你们的来信,正象上文也援引过的那样,在谈到苏联的核试验问题的时候认为:在过去,尽管会产生放射性污染,可是,“要么我们制造强大的核武器并以此取得对帝国主义者的军事优势,要么帝国主义者保持自己的优势并将企图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世界”,可是,“现在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你们这样说:
“由于苏联人民的紧张努力,创造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帝国主义者失掉了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条件下,就要以新的方式来提出关于核武器试验的问题。继续这种试验只能助长核军备竞赛。而禁止试验并不会削弱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防能力,因为苏联核威力的基础完全不是靠地下试验的帮助制造的几种核武器,而恰好是那些优势在苏联方面的各种核武器。
“勿庸置疑,莫斯科条约束缚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手脚,其中包括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力求掌握核武器的手脚。”
但是,你们关于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的解释,决不能使你们的下述说法“言之成理”,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从帝国主义者欺骗政策的工具变成了束缚着帝国主义的和平工具。相反地,我们不能不说:你们的这种解释,暴露了你们在观察世界形势方面,在好些地方抱有根本错误的观点。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在这里即使提出什么“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也是无法言之成理地说明事态的。这是因为,按照你们的论据,美帝国主义已经自己承认在核武器竞赛中输了,已经不想去努力发展具有更大威力的核武器,而亲自建议要签订一项使那种对自己不利的力量对比固定下来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亲自签署了这项条约。这一点,是完全不符合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围绕它的核备战活动的一切实际情况的。
此外,如果那就是你们改变态度的真正的理由,那么,你们就是犯了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的更重大错误。
第一,最严重的问题是,你们在这里犯了核武器万能论的错误,即认为苏联拥有比美国威力更大的“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因此“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从上述的错误又引出下述那种使人糊涂的对目前情况的认识,即所谓“帝国主义者已经失掉了实行‘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这些说法,并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当前的政策作了错误的判断这种估计上的错误。这些说法,表明你们认为世界的形势不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和全世界人民力量的对比,而是由于核武器的优劣而发生根本变化的;还表明你们认为目前的帝国主义者已经失掉了推行“实力政策”即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基础,从物质基础说来已经很自然地不得不采取和平共处政策了;并且表明你们认为事实上帝国主义的好战、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本性已经改变了。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观点清楚地说明,你们已经非常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然,正象我们可以从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改变为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灵活反应战略”,杜鲁门的“遏制苏联”政策改变为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遏制中国”政策这些情况中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对比,是会影响帝国主义实施“实力政策”的具体形式和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说由于苏联在核战争力量方面已经占了优势,“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就失掉了,或者说军事力量的对比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生变化,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帝国主义者放弃“实力政策”,那么,归根到底都会陷于取消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的“均势”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帝国主义“变质”论和帝国主义美化论的错误。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不能容许的、肯定地背离和违反莫斯科声明的说法;《莫斯科声明》曾经就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就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就美帝国主义的“加剧冷战的方针”,取得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致肯定的意见,并且呼吁大家为了和平而进行斗争。你们的那些观点实际上篡改并且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
印度支那方面的局势正在发展成为穷凶极恶地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的战争。正象那方面的局势进一步清楚地告诉了全世界人民那样,美国政府的一切政策和行动都表明:即使是在所谓苏联拥有“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的情况下,他们也越来越残暴地实行实力政策,并且一面使它的战略适应各个时期军事上、政治上的力量对比,一面越来越大规模地推行核备战和核威胁的政策。日本现在正处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半占领之下,在冲绳岛变成核导弹基地以后,又被迫让可以装载氢弹的F—1 0 5D型飞机进驻日本本部,港口让核潜艇“停泊”,并且用核武器来装备自卫队。同时,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强日本,把日本作为它实行“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的据点;日本已经成了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基地。就在这样的日本,正在英勇地进行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政策的日本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种危险的、过低估计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观点。假如我们也去说你们说的那些话,我们党就会在日本人民中间陷于孤立,成为笑柄。如果美帝国主义听到共产党人说帝国主义已经失掉了进行侵略战争的物质基础,也一定会捧腹大笑。而且,假如你们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项新政策的基础,就是所谓帝国主义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种武断的对形势的判断的话,那么,那样一种政策,就只能在实际上用背离莫斯科声明的观点来美化美帝国主义,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实力政策,并且使世界和平遭到威胁。
第二,你们把目前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问题简单化为核战争,而且仅仅把它简单化为使用大型核武器的战争。肯尼迪上台以后美帝国主义的战略计划变成了泰勒的所谓“灵活反应战略”,不仅重视大规模地发展核导弹武器的工作,而且特别重视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的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正在飞快地加强并且扩大常规部队和特种部队,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即使可以认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防御力量这些情况的美帝国主义,目前不得不考虑如果发动使用大型核武器的全面核战争,自己也有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危险,但是,假如说使用小型核武器或者常规核武器的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的危险也正在逐步消失的话,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对美国帝国主义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侵略战争熟视无睹,使每天都在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人民解除武装。
第三,你们极端低估了美帝国主义的地下核试验问题。你们的来信,在另一个地方说帝国主义国家过去没有同意禁止地下试验的主要理由是它们仍然企图“以对这些爆炸进行监督做幌子强使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它们的间谍活动。”但是,美帝国主义所以坚持继续进行需要大量资金的地下试验,并且使它合法化,其目的决不仅仅是要实现对苏联的间谍性的监督。正如一九六四年初发表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年报”以及今年四月二十日发表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送交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关于地下核试验的报告”所公然承认的那样,美国不断举行的地下核试验,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已经超过二十八次;自从一九六一年九月重新进行试验以来,全部已经超过一百次。在这项地下核试验计划中,特别是为了在中国和其它国家进行有限战争时使用的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工作占了很大的比重。不仅如此,而且这项计划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改进和发展包括大型核武器在内的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实验截击用的导弹,发展和试验中子炸弹,等等。总而言之,是要试验为进行核备战和核威胁所需的核武器。这些事情,你们是不会不知道的。你们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美国地下核试验的规模和目标,却采取这样的态度,即:苏联的核战争力量的核心是一亿吨级的核武器等等,而不是“靠地下试验的帮助制造的几种核武器”,所以,不管美国要通过地下试验制造什么样的核武器,都不必担心。你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以美、苏之间的“和平”代替世界的和平,认为只要在美、苏之间不发生核战争,那么,不管美国为了在其它地区使用、发展、制造和贮存什么样的小型核武器,不管它对苏联以外的国家推行什么样的核备战和核威胁的政策,那都是同世界和平的大局没有关系的。特别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指望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使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核武器工作发生困难,并且一面用核包围网来包围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相互抑制”,一面按照各个击破的原则来推行“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所以,我们对于在你们来信中看到的那种态度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性,不能不真正感到忧虑。
第四,你们硬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把“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包括在内,“束缚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但是,这种说法也陷于毫无根据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你们说什么“帝国主义者可能想逃避或者破坏这个条约的企图”,把这项条约描绘成一项把帝国主义者的双手束缚起来,以致帝国主义者总是想加以破坏的条约。但是,对于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堡垒——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没有积极逃避或者破坏自己建议并且实现了签订的这项条约的任何一点必要。相反地,他们正在全面地利用这项条约第一条第一项中关于把禁止核试验范围局限于大气层内、包括宇宙空间的大气层外以及水下的规定,来合法地、明目张胆地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而且,在对其它国家的关系上,这项条约仅仅禁止“刺激、鼓励”其它国家试验核武器以及“参加”试验工作(第一条第二项),所以,他们大可以推进西德帝国主义通过多边核力量计划进行的核武装化工作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核武装计划,而一点也不违反这项条约的规定。他们在有必要进行大气层内试验的时候,就可以行使第四条规定的合法权利,片面认为“与本条约内容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只需要在三个月以前预先发出通知,就可以退出条约。事实上美国政府领导集团已经公开表明过这样一项方针,即:假如社会主义的中国采取针对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性的措施,那么,美国就要以这件事为理由合法地退出这项条约。帝国主义者究竟为了什么而要逃避这项条约,或者破坏这项条约呢?这项条约决没有把整个帝国主义世界束缚起来。这项条约尤其没有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加以任何一点的限制。相反地,美帝国主义正在企图依靠这项条约,来取得对于苏联的“核优势”,并且把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不让它们加强防御力量。
正象上述那样,你们企图以所谓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点作为理由来美化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做法,只能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做法的危险性,而决不能使你们后来改变态度并且进而赞成美、英方面的建议这个行为正当化。事情的真相只是这样的,即:尽管帝国主义并没有作出任何本质上的让步,你们却放弃了过去采取的正确态度,不惜对帝国主义者作出不该作的让步,并且同它们进行不该进行的妥协。
我们在上文对你们那两种论据所作的考察,清楚地表明:拥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半以上人口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项条约上签字;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一系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支持这项条约,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你们所抛弃的、正确的立场坚持到底,因而正在对世界和平作出重要的贡献。
你们只是对这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一的古巴政府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怀着尊敬和谅解的心情对待古巴政府未能签署条约的特殊情况,不过,古巴政府仍然欢迎在三个领域内停止核试验,认为这是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
古巴政府之所以虽然“欢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没有在这项条约上签字的“特殊情况”,正如卡斯特罗同志在保卫革命委员会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所清楚地说过的那样,是因为古巴目前正在对美帝国主义直接侵略的威胁进行斗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知道怎样成为他们的敌人”。但是,这只是古巴的“特殊情况”吗?不是的。这种情况,是没有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的所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特殊情况”,而且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也是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威胁的一切民族和人民所共有的情况。你们假如怀着尊敬和谅解的心情,来对待使古巴政府没有签字的“特殊情况”,那么,你们当然也应该怀着尊敬和谅解的心情,来对待以美帝国主义为敌,正在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一切国家和一切人民都处于不该在这项条约上签字、不该支持这项条约的共同情况这个事实。此外,这种“特殊情况”,是一切想忠实地遵循莫斯科声明中“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共有的情况;为了使你们在来信中所说的“在动员群众起来反对作为主要敌人和国际宪兵的美帝国主义”这句话不致于变成临时应付的空话,你们就必须怀着遗憾的心情来对待并且认识到这一点,即:你们的党本来也是不应该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你们领导的政府也不应该在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的。假如你们不了解这一点,而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敌来进行斗争这种行动,是与自己无关的、只是古巴人民和政府才有的、例外的“特殊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你们已经终于开始不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敌人来看待了;在对美帝国主义要采取什么态度这个原则问题上,你们“公然背离了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协议的方针”了。
但是,你们不仅不对自己背离莫斯科声明的路线的行为进行反省,相反,却对真正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进行斗争,并且从这种立场出发,坚持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采取批评态度的我们党,集中火力进行充满恶意的攻击,说什么我们抛弃了莫斯科声明的路线。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诬蔑。
另外,你们的信,甚至一面用骗人的手法,引用我们在评论员文章《最近的文学状态和党的任务》(三月五日《赤旗报》)一文中指出反党分子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塞进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中来进行分裂阴谋活动的地方,嘲笑我们党,一面谴责我们党,说什么我们自己选择了脱离人民的道路。我们党在从池田内阁、自由民主党、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到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演出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化美帝国主义的大合唱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坚持采取了批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并且一直展开斗争,拒绝了各种试图使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独立的斗争离开唯一正确路线的做法。而你们却说什么:“日共领导人自己在孤立自己的党,顽固地攻击莫斯科条约,从而为右翼力量反对它的斗争提供了方便。……而日共不可避免地在丧失这一资本。”
而且,来信还说什么:如果日本共产党“不站在反对莫斯科条约的立场,而摆出事实的本来面貌”,就是说,如果指出“日本人民迫使池田政府签署了条约”,指出日本人民正在以这个条约为基础,为争取彻底禁止试验,为争取最终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为争取实现彻底裁军而进行斗争,那么,“日本的政局岂能不对进步力量更有利吗。”
但是,所谓同日本政府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关的“事实的本来面貌”是什么呢?前面已经谈过,日本政府老早就开始违反日本人民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停止一切核试验的愿望,一直表示赞成美国方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现在,我们还必须补充这个事实,即:实际上,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之后,向池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立即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日本人民,而正是美帝国主义。美国总统肯尼迪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临时签署的同时,就要求池田首相正式参加。关于这一点,《每日新闻》当时驻华盛顿的特派记者报道过事实真相如下:
“据国务院的看法,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参加条约将能大大加强推动世界舆论的力量;期望这不仅会有助于使条约变成‘全世界性的’国际条约,还会对共产党中国的核试验造成某种压力。而且,国务院还认为,肯尼迪总统就这个条约,除了亲自写信给法国和西德这两个直接有关的国家以外,就只给日本写了信,这件事情也证明了上述情况;美国政府非常注意日本是原子弹受害国家,又宣布过不进行战争,并且热烈地希望全面禁止核试验这种独有的处境。”(特派记者石塚华盛顿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电,刊登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每日新闻》上)
如上所述,“事实的本来面貌”表明,日本政府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不仅不是由于日本人民的压力,而且,这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政府作为欺骗日本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而策划的一个阴谋。你们向我们党提出“忠告”说,为了不“脱离”人民,就需要闭眼不看上述事实,把池田政府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这个行径美化成为日本人民施加压力的结果,并且要改而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忠告”,就是劝我们党对美日反动派的欺骗政策实行合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含意。
我们党过去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作美帝国主义的走卒而帮它这样去骗人。即使我们党由于不附和你们也参加的、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赞扬所造成的“舆论”而似乎处于孤立地位(借你们的话来说,就是暂时“丧失这一资本”),我们党也决不害怕。你们党的缔造者列宁曾经经常严厉地谴责那些为了眼前利益和计较政治上一时的得失而不大愿意把事实和真理告诉人民的人,以及那些出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样的“忠告”,我们也要坚决地继续遵循列宁的这一遗训。而且,如果我们从大处、远处着眼来瞻望革命运动的前途,那么,无论在任何时候,彻底维护日本人民的真正利益,这才是把我们党同党的母亲即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基础。事实上,同你们的预料相反,我们党不仅没有在人民中间陷于孤立,而且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之后,在七中全会上表明了批评这个条约的态度以后,在去年十一月举行的大选中,我们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支持我们党的选票大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象条约签订后不久召开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所表明的那样,亚洲和日本的现实生活使有觉悟的民主力量一开始就对美帝国主义指望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达到的、危险的目标保持警惕。的确,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不久,也有过相当多的人受了同时展开的、赞扬条约的大规模宣传活动的影响,被那种觉得这个条约似乎就是走向紧张局势真正缓和与和平共处的转折点的、玫瑰色的希望所迷惑。但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今天,面对着日本人民每天进行的斗争的实际情况,甚至那些还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人,也很难全面而无条件地赞扬这个条约了。象你们的信所说的那一类毫无根据的、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赞扬——说这个条约不仅使放射性污染对大气的“威胁得以结束”,而且把包括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内的“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手脚束缚起来了”——,对于这种赞扬,除了那些由于抱有特定政治目的而要闭眼不看实际情况、硬要“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少数人以外,在那些正在严肃地进行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的人们中间,现在几乎谁也不加以理睬了。另外,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进行的、同核战争危险密切联系着的侵略战争,正在彻底地粉碎一切说什么美帝国主义由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已经改而奉行和平共处政策的骗人鬼话。从这种现实生活看来,到底是你们还是我们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中间陷于孤立,这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还同你们不一样;我们并不认为,以赞扬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前提就能够有效地实现禁止地下核试验和禁止核武器。不错,在口头上是可以这么说的,即:可以把规定禁止在三个领域进行核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加以扩大,使它包括剩下来的地下核试验,并且进而以此为立脚点,一直前进到禁止核武器的地步。但是,在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和严峻的斗争中,如果通过赞成帝国主义为了阻挠全面禁止核武器而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途径,不依靠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依靠妥协和让步,并且进而硬要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接受依靠妥协和让步得来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削弱这些国家和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扩大不团结现象——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方针,那是绝对不能够实现完全禁止核试验和核武器的。
那样的一种想法,只不过是你们的虚妄的幻想而已。在今天的形势下,能够实现完全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唯一道路是:提出要阻止核战争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要求,在根据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迫切愿望来共同进行斗争这个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揭露帝国主义指望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达到的危险的目标,同那种硬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支持和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错误态度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恢复这些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并且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的、强大的、国际性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组织起来。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道路了。
我们衷心地再三希望你们认真地考虑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所采取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民主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全面地重新研究你们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过去采取而且现在仍然采取的态度。这是你们无法回避的责任;你们不仅向帝国主义作了不能容许的让步,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硬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接受这个条约,进一步加深了这两方面运动中的不团结现象。
你们也很清楚,你们党的缔造者列宁,关于政党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应该采取的态度问题,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我们再三希望你们遵循列宁的这一教导,公开承认你们在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硬要别人支持这个条约时所犯的错误,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和环境,审慎地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五)
我们想就你们批评我们的第三个理论问题——以和平共处为中心的问题,谈一谈我们的观点。
我们已经指出,在你们对和平共处的想法的深处,对于估计帝国主义的本性和政策,有着不容置疑的、严重的错误,如象你们说“帝国主义者失掉了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在这里,你们也重复那种欺骗世界人民、美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说什么今天“帝国主义被迫同意各国的和平共处”,似乎是莫斯科声明所说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的目标,已经实现。这些话决不是单纯的说错话,或者偶然脱口而出的,而是证明你们实实在在地认为帝国主义力量,特别是它的头目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实力政策”,“同意各国的和平共处”。
你们就是这样,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同时又无视世界的现实的观点出发,对我们党关于和平共处的态度,肆意进行攻击,当然这种攻击完全是不正确的、毫无根据的。
你们在来信中一开头就断言,我们党“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原因在于“日共领导人士朝着拒绝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的方向的总的转变所决定的”,并且片面地指责说,“这一政策在《赤旗报》上、在日共某些领导人的言论中遭到了挖空心思的攻击”。
在兄弟党之间进行这种完全不顾事实的指责,而且,对此一定要一一提出反驳,这是可悲的。但是,既然对我们进行了公开的指责,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从我们党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和平共处这一极其理所当然的事实出发,谈一谈我们的意见。
我们党一贯支持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一九六一年七月举行的我们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的日本共产党纲领明确地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社会主义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只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力量不断地提高警惕,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有可能阻止世界战争,而且,作为“我们党当前的行动纲领的基本内容”的一项,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党要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党要为使日本同一切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为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扩大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亲善关系而斗争。党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我们党保卫和平的活动,都是以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性规定以及我党纲领的上述规定为指导而进行的。如上所述,你们指责说我们党反对“和平共处”,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你们究竟根据什么对我们党进行如此严重的指责呢?
你们提出的第一个论据是说“在日共的正式文件中,也象在其党的刊物中一样,硬说苏联执行和平共处政策,是因为它‘放弃了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推动其他兄弟党也走这条道路”。
这个指责只能是一种诬蔑。因为不论是在我们党的刊物或者是在正式文件中,我们党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来没有对它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进行过批评和攻击,而一贯地给予积极的支持。当然,同时,我们党作为对日本人民负责的党——日本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半占领下的日本,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属下的同盟者日本垄断资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为反对复活从属于美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任何歪曲和平共处政策的行为,都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说,“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因而,同那种对和平共处进行修正主义的歪曲的行为进行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不可推卸的职责。只要不否定莫斯科声明的上述观点,就不能够对我们为了维护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免遭修正主义的歪曲而进行的斗争,进行指责,或者以此为理由,诬蔑我们好象拒绝和平共处政策似的。这种诬蔑,只能证明你们所说的什么美帝国主义失掉了侵略政策的物质基础,什么美帝国主义已经同意和平共处的那种和平共处政策本身,有着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
而且,与此相关联,应当简单地提一下,你们以下述理由指责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据我们判断,是指七中全会决议)“歪曲国际局势真相”。
“在日共文件中还企图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美国帝国主义者只认为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只准备对它们发动战争,并为此而利用同苏联的‘冷战’的某种缓和。”
从你们在这一段话后面所叙述的情况可以看出,你们根据七中全会对国际形势所做的分析认定,我党似乎认为①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针对除了亚洲以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斗争、②苏联的“核力量”在反帝斗争中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对我们提出了这个抗议。然而,这也是一种丧失了客观性的错误看法。
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美帝国主义一面侈谈‘和平’与‘自由’,一面一贯地准备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核战争,并且企图利用‘核战争讹诈’,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它的侵略活动和统治。美帝国主义正在无止境地热中于通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策划建立东北亚军事同盟等军事集团政策,以及发展核武器和建立多边核战略计划,在各国实行核武装,在全世界各地建立基地。
“特别是在最近,美帝国主义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不团结现象的机会,一面对苏联等国暂时采取一定程度的‘缓和’的态度,一面以‘遏制中国’政策为中心,结合那个用各个击破方式扼杀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阴谋活动和对中国、朝鲜和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在越南南方、中印边界、朝鲜三十八度线和古巴等地区加剧紧张局势”。
首先,这项决议指出美帝国主义一贯“准备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核战争”,并且强调指出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危险性。而且,还根据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作为当前攻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一面对苏联等国暂时采取一定程度的‘缓和’的态度”,一面在最近特别加强“遏制中国的政策”和侵略亚洲的政策。一切事实,都完全证实决议指出的这一点是正确的。
怎么能够说,这个决议“企图把事情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只认为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只准备对它们发动战争”呢?同时,怎么能够把指出美帝国主义当前一面回避同拥有核力量的苏联发生全面的核战争而遭到核报复的危险,一面把它当前的战略重点放在进攻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上的这一事实,说成是轻视了苏联承担“核军备开支的重担”而建立的“核力量”呢?
如果你们对美帝国主义当前把它的侵略的主要矛头不指向你们,而指向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实感到不满,那么,你们向美国政府发泄这种不满情绪,不是更恰当吗?如果要把歪曲国际形势的真相当做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倒认为,目前的主要危险在于,不了解目前的形势——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进攻构成了它进攻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重要的内容,因而,同美帝国主义发动的印度支那战争等侵略亚洲的计划进行斗争的地区,是当前维护和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免遭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战场之一——,只是根据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的内部演变活动联系起来在美苏之间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和缓”,就“企图把事情说成是”似乎美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采取和平共处政策。
你们为了证明苏联正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还列举了苏联政府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的几个事例。我们党从来没有忽视过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斗争的支持和鼓舞,而且为了发展日本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在共同的反帝斗争中的团结,始终不渝地努力奋斗,这一点,你们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尤其在去年七月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你们对日本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今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在日本的最大的美军基地之一横田周围举行的十三万人的集会为中心,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举行了自从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然而,《真理报》仅用几行字的消息报道了这件事,而且在消息中只说,“群众聚集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你们却非常重视在四天以后分裂主义者组织的“和平大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等组织发出了表示团结的贺电。众所周知,今年在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你们不但不支持高举阻止核战争、禁止核武器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日本人民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反而一心为了分裂和瓦解运动而进行了活动。你们的这种做法,不能说是“在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性的美日军事同盟的斗争中给予他们援助”的态度。你们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核战争政策和用核武器武装日本的政策,要求从日本全部撤除美军基地和全部撤退美国军队,争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而进行斗争的日本人民的富于战斗性的大联合斗争,不采取支持和援助的态度,反而采取了无视和轻视的态度,甚至采取了附和那些企图分裂和瓦解这一斗争的势力的行动。
总之,你们对我们党进行的所谓“歪曲国际局势的真相”的指责,完全是不对头的,这同你们的其他的指责,是大同小异的。
你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说:“苏共认为,在动员群众起来反对作为主要敌人和国际宪兵的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忽视其他国家——西德、日本、英国、法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你们经常把西德、日本、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的危险同美帝国主义的危险对立起来,从而企图转移各国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同你们自己至少在口头上承认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例如,你们在两党会谈时说什么已经把做梦也想搞核试验的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脚捆绑起来,企图用这种说法使那个放任美帝国主义推行核战争计划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合理化”。然而,众所周知,西德和日本的核武装化,现在正作为美帝国主义推行核战争计划的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进行着;而且,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也想承担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任务,以实现自己的野心。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对美帝国主义现在推行的、用核武器武装西德和日本的计划,丝毫没有妨碍。这个情况非常具体地表明,那些低估或回避同“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阵营的头目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的人们,归根结蒂,也不能够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特别是就日本的问题来说,你们在信中说,“谁不知道,恰恰是日本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东南亚的主要盟国呢?”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给予高度评价,但不能低估“反对目前正在国内外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意义”。就这样,你们把日本说成是它作为已经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帝国主义缔结了同盟,并且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机械地并列起来。然而,这种估计,完全无视了下列事实:日本虽然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又是被美国半占领的事实上的附庸国,而美帝国主义依靠这种从属关系,把日本作为重要的据点,推行它的侵略亚洲的政策,同时,正在复活帝国主义的日本垄断资本势力,正在作为下级的同盟者参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的计划,企图依靠这个办法来同时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莫斯科声明关于在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成为它的战争策源地的日本的形势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远东也正在积极地复活战争策源地。他们侵犯日本人民的民族独立,违背日本人民的意志,勾结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把新的军事条约强加于日本。这一条约以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进行侵略为目的。”后来,日本垄断资本势力复活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实行的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控制依然继续存在,不仅如此,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莫斯科声明的估计,在今天仍然基本上完全正确。正在走复活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垄断资本势力的独有的侵略性,以从属的方式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相结合,正在发挥成倍地增加它的危险性和反动性的作用;对日本人民来说,则要求他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日本垄断资本势力的斗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发展。象你们那样,把日本看成基本上是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归根结蒂,就会低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低估它对日本的控制,而且对日本垄断资本势力的侵略性以从属的方式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相结合这个事实作出错误的估计,对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战争和侵略政策的实际情况作出错误的估计,使日本人民的斗争离开正确的方向。
第二,你们提出的论据是,“近来,在日共刊物上还散布这样一种论点:硬说苏联在反帝斗争中依靠外交谈判多于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赤旗报》甚至认为这种情况是论战的最重要之点。”
不错,我们认为,不仅限于苏联,无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帝斗争中,如果不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而主要想依靠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外交谈判,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绝不是象你们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我们完全陷于“把人民群众的斗争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活动对立起来”的想法,而忽视了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做法:“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定的情况,必须参预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复杂的外交关系,同时要求保持坚定性和灵活性。”这也是偷换和歪曲论点的手法。我们只是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也要忠实地坚持下述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观点,同时要在战略上更加坚定地、在策略上更加灵活地、更加强有力地展开外交活动,而不是要采取单纯的宗派主义的、象幼稚病那样的观点,例如: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机械地对立起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谈判;否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必要积极地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策略上要有灵活性,以便在必要时实行一定的妥协。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组织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加强同一切不愿意有新战争的国家合作。”
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正确地执行这种坚持原则的外交政策。而且,我们还强调,把社会主义阵营在反帝斗争中的任务只归结为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甚至用外交谈判来代替人民的反帝斗争,是错误的。争取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决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始终是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和平民主力量的共同斗争。我们强调这几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万分应该做的事情。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告世界人民书》,也强调说明,保卫和平的事业有赖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赞成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政策的中立国家,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等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坚决进行共同斗争。《告世界人民书》强调说:
“所有这些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的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罪恶的战争计划,保卫住和平,并且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和平是不会自行到来的。只有通过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斗争,才能维护和巩固和平。”
我们所依据的,只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观点,再没有别的。
此外,还必须谈一谈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问题有关、在实际上给斗争带来了损失的另一种错误倾向。这就是企图使人民群众的斗争、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倾向。前面举出的强迫别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事例。可是,我们还要再举一两个例子。
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举行的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当苏联代表团主张“首先恢复核试验的国家就是和平的敌人”的时候,我们的代表曾经追问苏联代表团长茹科夫:“可以这样主张吗?”因为,显而易见,要看形势怎样演变,苏联有可能被迫首先恢复核试验,而且,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不应当把苏联叫作“和平的敌人”。但是,茹科夫同志说,苏联不会首先恢复核试验。结果,在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决议中,写进了如下的有名的一句话:“第一个恢复试验的政府应被谴责为和平和人类的敌人”。然而,如所周知,从那以后还不到一个月,苏联政府就恢复了核试验。
美日反动势力、资产阶级报纸、社会党右翼领导人、反党修正主义者等等,得意忘形地拿出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决议,群起对苏联恢复核试验进行了谴责。但是,如前所述,我们党和日本有觉悟的民主力量一起,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仍然坚决而积极地说,苏联恢复核试验,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而迫不得已地采取的行动。就在今天,我们仍然确信,我党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希望你们认真考虑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策略的灵活性不同的意义上,缺乏正确的一贯性,从一个方面突然转变到另一个方面,而且企图使世界人民的斗争服从这种转变,这将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运动带来多么大的困难。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所谓“古巴危机”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古巴危机”最高潮的时候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了表示支持苏联政府最初所谓要“用苏联从古巴撤出核火箭来换取美国从土耳其撤除军事基地”的声明的决议。然而,这次会议刚刚结束,苏联政府又简单地收回以前的声明,发表新的声明说:“苏联单方面从古巴撤出核火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会议的决议完全成为空中楼阁。而出席这次会议的苏联代表却又立即开始活动,努力促使其他代表通过符合苏联政府新声明的另一个决议。很明显,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威信,同时给和平运动的团结也造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来信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人民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统治阶级施加的外交压力所有这一切汇合在一起,一个帮助另一个”,只不过是画饼充饥的废话而已。
看来,你们并没有从过去的这种痛苦经验接受任何教训。在日苏两党会谈时,我们党的代表团曾经指出这些事实并要求你们反省,但是你们对此装作不知,蒙混过去。不仅如此,例如,你们因为我们党没有支持苏联所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攻击我们党,说我们党“反苏”,而且更进一步,说《赤旗报》没有立即大大地宣传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苏联所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签订“放弃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国际协定”的建议,指责说:“这种事情,难道还能宽恕吗?”但是,你们却在同一次会谈中,宣布了这样的“原则”:苏联共产党要征求兄弟党的同意的只是“内外政策的总原则及总路线”,如象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其他问题,关于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的措施,没有必要一一和兄弟党进行磋商,征求同意。然而,正如已经讲过的那样,你们的外交政策从反对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转变为赞成签订这个条约,正是同“对外政策的总原则”有关的重大转变,正如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内容看来也很清楚的那样,这是对兄弟党的活动具有深切的关系和影响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这就等于说,按照你们以苏联外交自由为借口的这一逻辑,苏联共产党甚至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样一个外交政策的大转变问题上,也没有必要和兄弟党进行磋商,而兄弟党方面却有义务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这正是企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做法。
和平共处决不是主要依靠同帝国主义者进行谈判所能争取到的,而在根本上是要依靠“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莫斯科声明)的共同斗争,挫败和粉碎那些拒绝和平共处,企图实现称霸世界计划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才能争取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它必须从属于这个共同斗争,完成它的重要的任务。说什么现在正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为使谈判易于进行,硬要民族解放斗争放松攻势,或者要求别人不要进行揭露美帝国主义,或者说什么外交方针已经改变,因而和平运动的方针也要同外交方针配合,这种做法将会使局面变得一团糟。这无非是完全放任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只想实现美苏“合作”的方针。就这样,使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从属于、或者归并于以“美苏合作”为目的的外交谈判,这同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所说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实际上,这非但无助于争取和平共处的事业,反而会使这个事业受到损害,非但不能打击那个不愿意和平共处的战争势力,反而会为它们帮忙。
你们说在和平共处政策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你们为这种说法最后提出的论据,就是我们党的听涛同志以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的身份,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大会上发表的演说。
你们在信里,对听涛同志的发言作了如下的引用: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路线‘实际上是企图代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多方面的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听涛克己由此作出了下面的结论,似乎‘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路线,对于争取和平的斗争来说是不适合的,是同这一斗争的目标抵触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赤旗报》)
你们根据听涛同志的这个发言,以夸张的言词指责我们党,说:(1)“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不再使日本同志感到满意”;(2)
“日共同志显然想败坏和平共处政策的名誉,这就是把这一政策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包括争取社会进步,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切其他形式对立起来”;(3)“从这个角度看来,听涛克己和他的朋友们的讲话”,“意味着主张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热核战争”;等等。你们的结语说:
“同志们,你们看到,你们党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的代表团所采取的立场,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立场有天渊之别。”
但是在开始谈论内容的问题以前,首先必须说清楚的是,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大会的,不是我们党的代表团,而是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而且,听涛同志是以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团员的身分,在“关于裁军和反对核战争危险的斗争”的第一小组会上,指出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和平共处”及“普遍裁军”的路线的缺点的,而不是表明我们党关于和平运动各种问题的概括性观点。你们在这里,不仅把日本和平委员会的代表误认为是我们党的代表团,而且认为听涛同志表明了我们党关于和平共处与和平运动的概括性观点,这就犯了双重错误。如果你们想要反驳日本代表团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大会上发表的观点,那就不仅要提出听涛同志的发言,还要提出“日本和平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与“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及提案理由的说明”,而且,如果你们想要反驳我们党对和平共处与和平运动的观点,那么当然首先应该提出我们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正式文件和我们党的正式代表团的发言。
而且,听涛同志发言的内容,决不是象你们所说的那样,否定了和平共处与普遍裁军本身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的《赤旗报》,是这样报道听涛同志的发言的:
“听涛同志首先指出,自从这几年在莫斯科召开争取和平与裁军世界大会以后,世界和平理事会一直采取的那种路线,把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的和平斗争片面地单纯归结为‘和平共处’与‘裁军’,实际上是要取代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社会进步的各种各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并且指出‘这种路线显然会带来这样的危险:使人民认不清和平的敌人,特别是和平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解除人民的武装’。”
听涛同志接着批评说,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个错误路线已经到了造成这样严重错误的地步:把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已故肯尼迪总统说成是“和平使者”、“好心肠的帝国主义者”,并且在大会开始时,就建议为他默哀。他还指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种路线决不能保障世界和平运动的团结。很明显,听涛同志的这些话,并不是全盘否定和平共处的,而是从粉碎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的观点出发而说的。
在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向华沙大会提出“决议草案”时一起提出的“提案理由的说明”中,更加详尽地申述了这个观点。
“我们同意裁军与和平共处,并且同意实现普遍裁军和建立和平共处是和平运动的重大任务。
“但是,普遍裁军与和平共处不能单靠高谈阔论来实现。只有在争取和平的各种斗争组织起来,联合成一股潮流,坚决有效地进行每一场具体的斗争的时候,才能开辟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我们相信,世界和平运动现在应当集中自己的力量,对帝国主义者的每一项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动员人民群众投入粉碎这种政策的斗争。因此,我们认为,把和平运动的路线局限于裁军与和平共处,会影响堵塞有效斗争的道路。”
从这里也会看得很清楚,听涛同志作为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表示反对那种把争取和平的斗争片面地单纯归结为所谓“和平共处”与“裁军”的倾向和回避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倾向。其实,如果不动员群众认真地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具体表现,不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粉碎它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就不能开辟实现和平共处与裁军的道路。把所有的和平斗争片面地归结为一般说来只是争取“和平共处”与“全面彻底裁军”的运动,就等于把和平运动变成为不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的软弱无力的运动。而且,不言而喻,为了实现和平共处与裁军,和平运动也不能轻视事实上正在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压迫进行斗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其他反帝斗争的意义,而需要发展和平运动和这些斗争的群众的团结。很明显,如果把所有的和平斗争变成为争取和平共处与裁军的斗争,机械地把和平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或者陷于以“和平共处”为名、美化帝国主义的立场,那就不能实现和平共处与裁军。
然而,你们对于听涛同志批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错误路线的发言,极力加以指责,另一方面又在同一封信中,引用莫斯科声明所说的“和平共处的路线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的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线。”说“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已成为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你们怎么能够对于批评那种模糊“和平的敌人”的倾向和把人民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压迫和反动的政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斗争片面地单纯归结为“和平共处”及“裁军”运动的倾向的发言,而加以指责,甚至说这是主张打世界热核战争呢?在这里,你们已经陷于不能自拔的矛盾,是非常清楚的。
如上所述,我们研究了你们作为指责我们党的根据而提出的主要论点,研究的结果证明,你们的指责本身完全是不恰当的。
但是,你们提出这种完全不能成为根据的根据,来对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观点、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进行着斗争的我们党加以指责,说什么“放弃了争取推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什么“同这种斗争背道而驰”,最后甚至诬蔑说什么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中似乎有人“主张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热核战争”。归根到底,你们就是这样进行诬蔑,竟然把在日本——它已成为美帝国主义在远东推行核战争政策的最大的策源地——站在日本人民的前列,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战斗的兄弟党,说成是热核战争的挑衅者。
这件事情表明,你们最后已经落到把造谣诬蔑作为主要武器的地步,造成了令人感到遗憾的局面,就连听惯了你们的粗暴言语的我们,对于这种诬蔑,也禁不住要感到愤怒。直到今天,你们一听到对你们关于和平共处的看法提出的批评意见或不同意见,便马上给批评者扣上“想打热核战争”的帽子,进行了攻击。难道你们是想要使全世界人民相信,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在下述问题上,即要通过热核战争来输出革命、还是要通过和平共处来促进革命的这种或那种问题上认真地继续进行着争论,而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还有真心想打热核战争的党和领导人?这些都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挑衅性的言论。而且,尽管曾经多次指出,这种把争论的对立点变为一定的格式的做法是完全违反事实的,然而,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这次又在敌人和人民的面前,对我们党和我们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同样的指责。我们党自从一九二二年成立以来,在专制主义天皇制的野蛮镇压下,一贯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斗争,许多领导人和党员在这一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尽管如此,我们党仍然始终高举反战和平的旗帜。而且,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我们党以来,我们党的战斗队伍就继承了党的革命传统,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站在日本人民争取和平与独立的斗争的前列,为了防止核战争和禁止核武器而继续进行了斗争。对于这样的我们党和我们党的战斗队伍,加以指责,说是什么热核战争提倡者,这种说法就连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反动势力也没有想出来。这只能说明,你们在同志式的讨论中为了驳倒对方,已经陷于极端的主观主义的泥坑,并且语无伦次地进行了最恶毒的咒骂和乱扣帽子,这同共产党人对待讨论的风格相去太远了。我们把这种情况同苏联共产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对照起来,就更加感到遗憾。
既然你们对认真地为和平共处政策而斗争的兄弟党,进行上述那样超出常轨的攻击,那么,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可能与我们党有着不同的基础,也就是说,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根本不同的基础。实际上,在你们的信中的各个部分,充满了暧昧的论点和错误的规定,这一切都证实提出上述疑问的正确性。
(1)例如,正如前面指出那样,在你们的信里,对现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情况的特点的分析,作出如下令人惊异的叙述:
“而在我们阶级敌人的营垒中也日益意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世界战争,那么资本主义就将被消灭和埋葬。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被迫同意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因”。
正如前述,你们的信件在谈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部分里提出了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不符合实际的论调,说什么“帝国主义者失掉了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你们在这里又为了配合这种论调,进而断言,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特别是在苏联持有“厉害的武器”的威力面前,现代帝国主义“日益意识到”世界大战将会使自己灭亡,所以已经“同意各国和平共处”了。?
但是,已经出现了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遭受挫折和能够防止世界战争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同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侵略政策而接受和平共处,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依靠我们的斗争而产生的对时局的估计的问题,后者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对它的政策的评价的问题。实际上,正因为力量对比对帝国主义不利,帝国主义才企图为改变这种力量对比而拼命的挣扎。实际上,正因为不能立即挑起全面的热核战争,所以才象当前局势所具体表明的那样:一方面,向苏联等国家做出一定程度的“缓和”姿态;另一方面,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热中于挑起与核讹诈相结合的使用常规武器和小型核武器的局部战争与特种战争。这正如我们党在七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使用了使社会主义体制分裂的各个击破的新的战术。你们作出的帝国主义者“同意各国和平共处”的这种估计,是仅从美苏关系的狭窄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是一种片面地夸大了目前美苏关系的“缓和”的近视的抱有幻想的估计,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就会一目了然。
在为了实现和平共处而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动员世界各国人民起来与之进行斗争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你们无视上述事实,作出“帝国主义被迫同意各国和平共处”的估计,这种想法是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放松人民的警惕性的极其明显的一个大错误,同时也是极其危险的脱离实际的想法。
诚然,你们在口头上也还承认“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承认“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但是,你们对于现代帝国主义是这样估计的:根据你们的引例,它似乎是一只“见了手持大棒的人不敢上身,充其量只是站在远处狂吠的”狗;把“发生战争的危险”,事实上仅仅看成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一部分“疯子们”的例外的冒险而加以低估。非常明显,这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的过低估计,是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的观点不能两立的。
归根结蒂,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把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现状,硬说成是“和平共处”而加以承认,这不过表明你们不同帝国主义进行本质的、积极的斗争,并且还美化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企图以追随帝国主义并与它实行妥协的办法来极力维持你们那种娓娓动听的“和平共处”的现状的政策。这种“和平共处”政策是错误的。很明显,它在国际形势的现实情况下和世界人民火热的斗争中必将迅速遭到破产。
最近,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事态的发展,非常具体地证实了你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已经接受“和平共处”的这种对现状的认识是错误的,同时也证明了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的破产。八月三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纪念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一周年时对《真理报》《消息报》记者说,“我认为,缔结莫斯科条约以来的一年,以新的经验丰富了国际生活,这个经验就是:如果积累某些信任,就能够朝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在各方面达成协议继续前进,而且还可以通过缔结正式协定……。因此特别重要的是保障这个信任的积蓄,不让它耗尽,而是相反地,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它。”但是,正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表白他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感”,并且鼓吹互相信任是走向和平的道路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不是更加“推进”什么“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是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海,对于这个共和国所属的岛屿进行非法的进攻,而且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之后,八月五日,苏联政府与美、英政府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声明宣称:“我们表示真诚关怀各民族的真正利益,为达成符合这些利益的协定而做出建设性的努力,我们能够尽力沿着通向谅解与和平的道路继续前进。”正当他们相互吹嘘“和平”政策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向东京湾派出第七舰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与人民公然进行轰炸和侵略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中的一部分例外的
“疯子们”干的。这次侵犯是按照美帝国主义头子约翰逊总统的指示进行的。在美帝国主义公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侵略的这种危险的局面面前,你们不但不立即进行应有的反击,相反地你们却帮助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为它的侵略罪行合法化,你们这种行为客观上起了帮凶的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你们“相信”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并认为通过加强美苏之间的“信任感”就能够保持和平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事实雄辩地证明,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只是起到进一步纵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与侵略政策、有利于它猖獗活动的作用。
(2)你们在信件中,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方法的一节中说:
“有人以用‘激烈语言’对美帝国主义责骂的数量多少来衡量对它斗争的尖锐程度。但是,不管怎样,咒骂使帝国主义不痛不痒。对它起作用的只是现实的力量和坚定不移的态度。当帝国主义者有侵略行动时,苏联不限于示威,而是对遭受进攻者给予有效的援助,并迫使帝国主义者退却。”
在这一段话里,也明显地看出,你们把揭露、打击与谴责帝国主义者的“激烈的语言”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力量”以及“坚定不移的态度”对立起来,说什么前者对“帝国主义不痛不痒”,为了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只需要后者就可以了。这是你们在指责那些强调反帝斗争和不同意美化帝国主义的倾向的人们时再三使用的伎俩,这同样是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观点根本不能两立的错误论点。
莫斯科声明决不象你们这样把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活动视为对“帝国主义者不痛不痒”而不加以重视,而是再三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各国人民保持特别高的警惕”。正象前文所引用的那样,把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尖锐地追究战争挑衅者的阴谋和策动,唤起各国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的愤怒,不断地加强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等,作为保卫和平的最重要的任务而加以重视。不能不说,你们的信件,很清楚地说明你们脱离了莫斯科声明的上述的原则路线,过低估价从政治上动员世界人民起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意义,片面地寄托在只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并以它为背景的外交谈判的活动上。
你们还进一步发展这种片面的看法,最近以来,你们实际上不仅反对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且“前进”到再三再四地公开称赞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和美化帝国主义者。在去年十二月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以你们指使下的一伙人为中心,竟向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肯尼迪默哀,是最有象征性的事件。
当我们党的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上批评这件事,并且就硬要国际民主运动接受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观点这种行动提出警告的时候,你们在解释的时候说:(1)关于默哀的建议是法国天主教徒、作家马多尔提出的;根据“会议记录”,他并不是想向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表示哀悼的意思,而只是向肯尼迪夫人的两个孩子表示了我们的同情与哀悼之意。(2)如果对非共产党人的这种建议提出抗议并且退出会场,那么,就会把自己同非共产党员隔离开来,并且给反动势力以加紧对共产党人进行中伤攻击的借口,因此,苏联的和平活动家也就采取同一步调。你们反过来指责我们随便歪曲事实。对这种指责,我们实在只能感到惊讶。这真是完全颠倒黑白的遁辞。
第一,无论从法国代表马多尔的、题为《裁军与对核战争危险作斗争》的报告是在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正式补充报告这一点说来,或是从苏联代表团的团员在举行全体会议之前曾经为了搞向肯尼迪默哀而对一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事前工作这一点说来,还是从在全体会议上再三发表了赞扬“肯尼迪的和平政策”的演说这一点说来,你们那种把这项建议说成似乎是天主教徒马多尔个人主动提出的说法,显然只不过是不负责任的借口。
第二,至于你们说什么默哀是向肯尼迪夫人和两个孩子表示的这种辩解,那只能使人感到愕然。因为根据“会议记录”,马多尔在你们的引语的前面,以如下的词句,明确地提议为了“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肯尼迪总统逝世而默哀,并且最后“代表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向夫人和小孩“表示同情和哀悼之意”。
马多尔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以自己的死说明了他在本国遭到过多么大的反对。让我们大家对肯尼迪总统的善意表示敬意吧!为了表示我们对他的怀念,我想向全体美国人民表示我们是同他们一样感到悲痛的。在向肯尼迪夫人和两个孤儿表示同情和哀悼之意的时候,我认为我是在代表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
你们反对揭露美帝国主义,并且硬要国际民主运动接受美化美帝国主义的方针,可是当别人就这种做法质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说这不是对肯尼迪,而是对他的夫人和小孩表示同情,这显然是用十分明显的谎言和支吾搪塞的词句来为自己开脱。这种态度,简直不象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应有的态度。
(3)另外,你们在来信中,把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表述为:“争取束缚帝国主义的好战势力,防止世界战争,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争取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从而加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为开展革命运动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援助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路线。
首先,你们把这条路线称为“一九六○年的声明的路线”;其次,你们把批评这条路线的人的立场,说成是什么“采取两个体系的军事冲突和靠武力确立社会主义的方针”的路线,以及什么“依靠战争推动革命的冒险主义方针”。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莫斯科声明对于和平共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是这样说的:
“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加强人民群众对巩固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信心,加强人民群众防止世界战争的决心。他们将竭力促进人民通过自己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的积极斗争,日益削弱和缩小帝国主义的阵地。”
如果把莫斯科声明的这个提法同你们的提法对比起来看,显然可以看出:你们的提法,无论从它仅仅片面地强调和平共处有助于革命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这一点说来,还是从它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和平共处缩小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经济竞赛这一点说来,都是不同于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观点的、片面的提法。正如已经论述过的那样,这种片面性,是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推进革命并且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归根结蒂是各国人民群众这个根本观点的重大错误。
我们必须再一次在这里指出:你们把不同意你们那种片面观点的人,都说成是什么采取“要两个制度实行军事冲突的方针”啦,实行依靠各国之间的战争来推进革命的“冒险主义方针”啦,等等,来加以中伤,并且违反事实,把事态描绘成这样,即:似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着要依靠武力来输出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潮流。你们的这种说法,对于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一点用处也没有,而只会使正在拼命地要把自己所计划、准备、实行着的战争挑衅的责任转嫁到社会主义各国和民族解放运动、革命运动方面来的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而已。你们的这种说法,是不能容许的挑衅性言论。
我们对于你们所表述的“和平共处”政策及其路线的看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封信中全部说完。我们只想对于你们所说的“从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明确而且无条件地支持过这个政策”这一点,提出明确的答复,这就是:我们党过去一次也没有、今后也不会支持或者追随你们在这里所表述的那种“政策”,即明显地同莫斯科声明的路线不相同的、包含片面观点和错误的“政策”。
如上所述,只是简单地考察一下,也可以了解,你们的“和平共处”路线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和平共处路线之间,有好些极其重大的分歧。我们想等另外的机会,来更深入地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仅仅从上面所作的论述看来,下述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即:你们仅仅以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和平共处”路线这一点为理由,就把我们党诽谤为和平共处政策的敌对者,并且给我们党贴上“热核战争”的煽动者这个标签,你们的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中伤,是为了硬要我们党接受你们自己离开正轨的路线的借口和指责。
(六)
作为第四个理论问题,你们提出了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问题,即“共产党对待目前高举着和平与民主旗帜的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政策”问题,并对“日本共产党代表在各国际民主组织中所推行的路线”,极尽指责之能事。这种指责,主要是从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角度提出的,可是,只要冷静地研究一下国际民主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态,那么,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指责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些指责,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反而暴露出你们在“国际民主组织中所推行的路线”的错误而已。
让我们分析一下第一个所谓分裂主义的指责。你们攻击我们党,说我们党与中国代表团合作,企图“分裂国际民主组织”。
“大家知道,最近,日本同志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旨在分裂有威信的国际民主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的活动。”
你们在这里又使用了你们拿手的逻辑,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中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党和代表团,仅仅以它们没有追随你们为理由,反过来诽谤它们,说它们追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代表团。象这样侮辱性的指责,对于解决问题,是毫无益处的。如果你们真正象你们在来信中许多地方所强调的那样,希望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团结现象并且改善两党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忠告你们,希望你们完全停止对其他党进行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
你们攻击我们党,说我们党企图“分裂国际民主组织”。你们首先举出的具体事实是: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举行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上,日本代表团也曾经对大会决议投票赞成,但是大会一开完,“日共报纸却向大会的决议开火”。关于这一点,你们在来信中说:
“例如,《赤旗报》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刊登了从莫斯科回国的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内野竹千代同志的一篇文章,谴责《告世界各国人民书》,说这个文件‘没有直接点和平敌人的名’,‘它对日本说来是不适用的’。
“众所周知,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不仅通过了《告世界各国人民书》,呼吁积极行动,反对侵略性帝国主义集团,而且还通过了其他一系列文件,指出争取和平的具体道路,指出战争危险的根源。文件谴责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包括在南越和南朝鲜的侵略行动,提出取消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主要是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的要求,提出解散军事联盟和撤走外国军队的要求,等等。大会还通过建议,呼吁制止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并立即从日本(包括从冲绳岛)、泰国、老挝、南越、台湾、南朝鲜撤出美国军事人员。
“怎么可以谴责通过了这样的决议的大会呢?要知道这些决议的确是旨在动员世界一切民主舆论、一切进步的和反帝力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反对压制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
这个指责的根据,是对历史事实的三番两次的篡改。
首先,你们提出了我们党的内野竹千代同志的文章《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回来》(《赤旗报》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并参看第二天即二十八日所载《补正》),认为这篇文章是“向大会的决议开火”。这篇文章论述了莫斯科大会的整个意义和性质,论述了日本代表团的活动及其“报告和建议”的内容,论述了大会讨论的内容,指出《告世界各国人民书》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不免具有一系列的弱点和局限性,并说明了日本和平运动在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前的独自的任务。关于大会决议和日本和平运动的关系,如果正确地引用原文,则文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对和平运动的先进部队和有经验的国家说来,这个大会的《告世界各国人民书》是一个必要的让步和不得已的妥协,以便把和平运动的落后部队和先进部队统一起来,并把具有多年经验的国家和刚刚开始的国家统一起来,而建立一条强大的和平战线。因而,对日本说来,如果停留在这个《告世界各国人民书》的阶段上,那就是不适宜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轻视这个《告世界各国人民书》和低估它的价值。因为通过它,日本的斗争就可以同世界的斗争联系起来。”
如果通篇读一下上面所引用的内野同志的文章,那就显然可见,这篇文章一面认真考虑和平运动的国际团结,并从这种考虑出发而承认《告世界各国人民书》所具有的意义,一面又指出《告世界各国人民书》的局限性,并且指出,日本的和平运动必须根据日本的具体形势,并站在前进的立场上,来完成日本独自的任务和尽日本独自的责任。怎么能说这篇文章“向大会的决议开火”、“谴责”大会、并企图“分裂”世界和平理事会呢?
而且,你们为了对我们党进行攻击,因而便捏造莫斯科大会的历史,把这个大会描绘成一种完全与实际不同的情况,并主张说,莫斯科大会完全没有内野同志所指出的那种局限性和弱点。
例如,你们把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告世界各国人民书》描绘成一种“呼吁积极行动,反对侵略性帝国主义集团”的呼吁书。可是,尽管日本代表团曾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起强烈主张把关于“积极行动,反对侵略性帝国主义集团”的呼吁写进大会的决议里,但你们指挥下的人们却形成一种核心而极力加以反对,结果《告世界各国人民书》就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一呼吁,只抽象地写道:“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军备竞赛、反对一切备战活动的运动的时刻来到了”。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你们又说,大会还有“一系列文件,指出争取和平的具体道路,指出战争危险的根源。”可是,莫斯科大会除了《告世界各国人民书》以外,并没有通过任何其他决议和文件,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你们究竟说的是哪一个文件呢?
的确,在世界大会的整个有关文件中,有的文件曾经重视你们所列举的各项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具体要求,并“指出”了“争取和平的具体道路”。尤其是第三分组会(裁军和民族独立)上所提出的第二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外国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包括在南越和南朝鲜的侵略行动”,并提出了你们所列举的一切具体要求和建议。假如你们认为用这些文件就可以掩饰大会的局限性,那就不能不说这又是你们的一个极大错误。因为日本代表团曾同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团一起,强烈要求把这些文件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来通过,但你们指挥下的人们,又加以顽强的反对,结果,这个关于《外国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的报告,不但没有在大会上通过,而且甚至不能在全体大会上宣读,而包括其一部分内容的第三分组会报告,也仅仅被当作一种报告来看待,而没有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来通过,甚至连它的内容,也没有被写进大会的《告世界各国人民书》里。
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加以抹杀的事实。归根到底,你们现在为了掩饰莫斯科大会的缺点,因而不得不引用这些文件,这只能说明,你们自己承认当时你们代表的态度是错误的,同时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党的内野同志的文章对于这次大会所给予的评价是正确的。
可是,你们对于你们的代表在世界大会时曾反对通过这些文件一事,却装作一无所知。而在今天,你们更捏造历史,就好象大会曾通过这些文件一般。而且,你们还企图以这些文件为武器,来攻击当时正确指出大会局限性的人们。
象这样的作法,我们究竟应该把它叫作什么才好呢!
如上所述,有关莫斯科大会的一切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你们对于我们党的责难,说我们党企图“分裂国际民主组织”等等,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毁谤,都是为毁谤而毁谤。我们必须指出,象这样的作法,是只会损害你们的名誉,而不能损坏其他任何人的。
关于“分裂国际民主组织”,你们又举出了一件事作为我们党的另一条具体罪状。这就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局会议上,日本代表曾对同年六月的世界妇女大会作了一定的批判。
我们听到了这个责难,首先难于理解的是,你们为什么要在你们单方面发表的致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竟提出了这种有关国际民主组织与其成员——日本民主组织——之间的关系的“抱怨”。当然,你我两党,作为站在本国民主运动的最前列而进行斗争、并对领导这个运动负有一定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于国际民主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者在其中所采取的行动和政策,也应进行商谈,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事情。可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对于日本民主组织的代表在国际民主组织执行机关中所作的发言,竟公开指名并违反事实地加以责难,这不能说是参加国际民主运动的共产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
我们更加难于理解的是,你们把日本代表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局会议上对世界妇女大会的进行情况等所作的一定的批判,直接看作是足以导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分裂”的行为。你们是否认为,国际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已经没有权利在国际民主组织的相应机关里,对自己所参加的集会和运动的弱点、缺陷和错误等,陈述自己的意见呢?或者,你们是否认为,具有上述权利的,只有以你们为首的一部分“被选出的人们”,而其他的参加者,只要在你们的指挥之下,对一部分领导者们的所作所为鼓掌表示赞成就可以了呢?
这封信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回信,由于这封信的性质,我们认为,在这封信中,没有必要过于具体地论述世界妇女大会等等。可是,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曾经存在着许多反民主的缺陷,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让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吧。在举行世界妇女大会之前,曾召开过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局会议。这次会议由于考虑到大会的统一和团结,曾决定大会不得涉及中印边境的问题。但在大会的第三日,印度代表却无视这一决定而谈到中印边境问题,并开始对中国进行攻击。这时,主席团对于印度代表的这种违背规定的发言,一点也不想加以制止,却反而一味利用它的权限,来剥夺遭受无端攻击的中国代表的机会,使她们不能进行反驳。象这样不民主地举行会议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你们总想用“分裂国际民主组织”和“追随中国”等威吓词句,来封住那些想对这种反民主的开会情况进行正当批判的人们的嘴。可是,如果日本民主组织的代表屈服于这种威吓,而对这种反民主倾向置若罔闻,那恐怕就要意味着对国际民主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放弃了责任吧。我们对于国际民主运动内部的各种弱点,包括对这样一些反民主的开会情况,应该按照一定的方法来陈述意见并进行批判。这是所有站在独立和平等的立场上参加国际民主运动的各国民主团体的正当权利和义务,这是不能由于任何威胁而被剥夺或加以放弃的。假如你们认为,由于日本的代表行使了这种当然的权利,你们就可以责难日本的代表,那就恰恰再一次证明:你们不理解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原则,只热中于把这个运动完全置于自己的指挥下,从而造成了目前国际民主运动不团结的最大根源之一。
其次,让我们再看一看第二个责难、即把我们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路线看作是宗派主义的责难。你们在来信中,把我们党的路线说成是:“把那些在对各种政治问题的理解上同党还不完全一致的人同争取和平的共同斗争切断开来,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同意党的纲领论点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又说成是:“摒弃那些同他们并肩反对战争威胁、向美国军事基地举行示威、争取销毁核武器,但是不赞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并把他们说成‘分裂主义者’。”你们很简单地给我们判罪说:“这是在共产主义队伍中早已遭到谴责的眼光短浅的宗派主义政策。”
可是,只要是对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多少有所了解的人,无论是谁,如果听到了这样的话,恐怕就一定会产生一种疑问:“这究竟说的是哪个国家的党呢?”与民主力量进行联合和团结,这无论在我们国内的统一行动方面,或者在国际民主运动方面,都是我们党所坚持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因此,我们党的纲领,对于这种联合和团结的必要性,作了如下的说明:
“以对于世界观和社会主义革命方法有不同意见等等为理由,反对或者阻挠民主力量和广大人民要根据当前的迫切任务进行联合和团结,这是损害祖国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的行为。”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所经常引用的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也曾一再强调说:“根据共同要求来开展统一行动”,这在和平运动以及其他民主运动方面,都是我们党今后必须加以坚持的原则性态度。关于这一点,应该是完全没有误解的余地的。而且,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这种方针和态度,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反对“安全条约”斗争、反对基地斗争、反对日本南朝鲜会谈的斗争,以及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斗争等以争取和平、独立和民主为目标的日本群众运动中,在把思想和信仰不同的广泛的人们团结到统一行动中这一方面,并在维护这种统一和团结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你们对于我们这个无论在国际上或在国内都坚持“根据共同要求来开展统一行动”这一统一原则的党,却大肆责难,说我们党把“共产党纲领性的规定”、“推翻资本主义和改变社会制度的口号”以及“共产主义的思想”等等强加给国际群众团体。你们把我们党丑化成最幼稚的“左”倾“幼稚病”的患者。你们对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这样的污蔑和诽谤究竟有何根据呢?从你们的来信看来,你们的唯一根据好象在于,我们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一贯高举斗争的旗帜,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反动和压迫的政策进行斗争。你们的来信说:
“日共出席莫斯科会谈的代表团团员就有关对待一般民主运动的态度的问题而提出的论断的实质归结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日共才同意在各种国际民主组织中进行合作,即:各组织的全体参加者都无条件地支持各国共产党纲领性文件的某些最重要的论点,特别是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世界宪兵的论点。
“共产党人对美帝国主义的角色的评价是绝对正确的,也是尽人皆知的。这样的评价也写入了各国兄弟党的两次会议的文件、我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纲领中去了。但是,共产党人一定要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甚至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更不必说在广泛得无可比拟的居民阶层中,也有许多人还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虽然他们在争取解决维护和平的任务和其他一般民主目标的斗争中愿意同共产党人进行合作。难道日本同志不明白,有着其他的论坛来讨论各国共产党活动问题的纲领,而国际群众组织是建立在另外一种一般民主基础之上的,这些群众组织的存在与活动的意义正在于争取解决民主性任务的斗争吗?”第一,你们在这封信中照例又歪曲了我们在莫斯科会谈中陈述过的看法,并且把意见的对立歪曲成与实际情况不同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会议记录就很清楚,我们在这次会谈中所阐明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1)日本共产党当然并非主张硬要国际民主运动一字不易地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词句办事。当然需要充分考虑参加国际民主运动会议的非共产党人的想法。
(2)但是,共产党人,在国际民主运动中,必须按照同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针,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奋斗。这才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根本精神,才是共产党人在国际民主运动中必须履行的重大义务。
(3)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人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见,即:要以“广泛的团结”为借口,反对共产党人在国际民主运动中高举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旗帜。但是,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不谈共产党人的看法,不去做说服非共产党人的工作,并且攻击那些高举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的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表示反对我们所持的这种看法。总而言之,对于共产党人在国际民主运动中采取的策略问题,你们同我们的意见分歧,并非象你们所歪曲的那样,是什么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改变社会制度这个革命任务强加给国际民主运动是否正确的问题;是什么把按照字面承认莫斯科声明所作的、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和“国际宪兵”这些规定,作为民主力量采取统一行动的先决条件是否正确等等问题。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是共产党人在国际民主运动内部高举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具体斗争这面富于战斗精神的民主旗帜,按照这个方针去说服非共产党人,并且为了把最广大的人民团结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中来进行斗争这个做法正确呢?还是以
“维护广泛的团结”为理由从一开头就完全放弃这些主张的做法正确呢?而且,我们主张高举这面旗帜,而你们却表示反对我们的这个主张。这一点,会议记录也有明白的记载;如果要老老实实地继续进行论战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回避或者模糊这个真正的分歧。
第二,你们在来信中,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言之成理,提出了惊人的论据。这个论据的内容是这样的: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个口号,同改变社会制度等口号一样,是属于“共产党的纲领性规定”的口号;它是一个同争取实现一般民主目的的国际民主运动格格不入的口号。
难道你们以为,进行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民族压迫和反动政策的任务,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任务,而是在性质上与打倒资本主义和其他任务相同的共产党的纲领性任务吗?举个例子来说,保卫和平斗争的实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是同旨在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不同的民主运动,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们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明确地把这两种斗争区别开来,就这一点这样写道:
“不消说,今天的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斗争,它虽然是以极广大的人民反对战争的要求为基础的,但是这一斗争的目的并不是推翻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本身。”
把一般民主运动的任务同革命运动的任务混淆起来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你们正在企图以今天国际民主运动的中心任务,即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压迫和反动政策进行斗争的任务,是革命运动的任务这一点作为理由,取消国际民主运动的这个中心任务。
而且,你们似乎还认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或者你们党的纲领等文件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和“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等等提法,主要是为了供共产党人只是在党内进行讨论或者在辩论的时候加以援引而写出来的,是不应该在国际民主运动中向广大的非共产党人群众面前提出来的。
不过,听到这种论调,人们对于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理解“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和一九六○年的声明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一致协议的方针”的这一点,就会产生很大的怀疑。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丝毫不容怀疑地说:必须把最广大的人民,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同“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正是为了完成以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为内容的一般民主任务,尤其是保卫世界和平这项任务。莫斯科声明说: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建立保卫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莫斯科声明)
而且,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直接向世界人民发出的《和平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也明确指出以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和统治集团是和平的敌人,并且呼吁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力量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斗争。
如果共产党人不为争取群众来支持这一方针,不为在国际民主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的方针中实际上贯彻这一方针而奋斗,那么,究竟谁来为坚持和在实际上贯彻这项方针而进行斗争呢?
有这样一种共产党人:他们虽然用文字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以及同这种行径进行斗争的意义写入自己的党纲,但是放弃在世界和平运动和各种国际民主运动中以及在国内的各种民主运动中揭露美帝国主义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和坚持同这种政策进行斗争的任务;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拚命地阻挠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高举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旗帜,并且最后到处宣扬什么美帝国主义改而奉行了“和平共处”政策,等等。显而易见,这些共产党人已经滚到同莫斯科声明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去,并且放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一致协议的方针”。而且,国际民主运动最近发生不团结和混乱的另一个大原因就在于:这条要避免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并不是由中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是由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员的手塞进国际民主运动中来的;他们这样做,是企图使许多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迄今一直坚持的、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立场,并且向后倒退。这是清清楚楚的事实。只能认为,你们指责我们党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这是你们要掩盖你们也负有重大责任的上述态度的实质的手法。
实际上,尤其是在去年七月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你们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所搞的活动,几乎完全脱离了常轨。你们策划阴谋活动,硬要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等几乎所有的国际民主组织接受采取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行动的、特定的政治立场,也就是我们在这封复信中指出的那种错误的政治立场;并且使这些组织的统一和团结变得越来越困难。
你们还硬要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也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当这种企图在去年举行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上了这样一条可耻的道路:同那些为破坏和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而疯狂地进行活动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狼狈为奸,并且为这种搞分裂的阴谋活动出谋献策。不仅如此,而且,你们为了破坏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为了分裂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有重要意义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甚至不惜以国际规模大肆组织宗派活动。也就是说,你们不仅表示公开支持旨在反对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分裂性集会,而且积极地进行活动,去煽动和唆使日本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国际上把这个分裂性集会伪装成“正统的”大会,并且在国际上纠集那些接受你们的意见的人来使这个分裂性集会“获得成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对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进行的国际性的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这一点是完全不容置辩的。
这种事态已经使广大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你们指责我们党的时候使用的那些话,譬如什么“企图分裂国际民主组织”啦,什么“奉行眼光短浅的宗派主义政策”啦,什么硬要别人接受特定的政治立场啦,等等,其实对你们自己才合适;你们才是应该对国际民主运动今天不团结和困难局面负最大责任的人。
与此相反,我们党一直同日本的民主组织的许多活动家实行合作,在国际民主运动内部,遵循就各个方面迫切的民主任务取得一致意见,并且以此为基础展开联合行动这个团结原则,为争取国际民主运动的真正团结而努力奋斗。就象我们党已经通知你们的那样,我们根据这种立场,在六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声明中,提出了一项争取恢复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开辟前进道路的积极建议。在这封信中,我们想再一次提出这项建议。我们深信:虽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问题上有分歧的意见,但是,这项建议,是能够为所有对国际民主运动的现状真正感到忧虑、希望这个运动团结和向前发展的共产党人所接受的,是能够成为争取国际民主运动团结的强有力的基础的。
“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产生的不团结,给国际民主运动内部也造成了困难。如果在国际民主运动方面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不用多数表决的办法强迫别人接受某种立场和看法,而就意见不同的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各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明确规定的那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致看法,并且按照不同群众运动的领域的性质,在意见一致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那末,就能够开辟出前进的道路。我们党的党员和日本的进步的活动家,在所有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上,一直反复地提出了这个主张。而且,就象去年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所实际证明的那样,如果采用这种合乎情理的做法,那末,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一系列原则问题继续争论的情况下,国际民主运动的会议实际上也能够维持一定的团结,并取得进展。
“如果不想作这种努力,而始终企图用多数表决的办法强迫别人接受某种立场和看法,特别是接受显然违反莫斯科声明的、放弃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美化美帝国主义的方针,那末,国际民主运动也将会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克服不团结的事情也将会变得更加困难,这只能使美帝国主义以及战争、侵略和反动势力感到高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
(七)
以上,我们对你们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暂且先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范围内作了答复。
你们在来信中说:包括“在当前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们两党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愿意本着兄弟合作和国际主义团结的精神来讨论这一切问题”。
我们党从一九五八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开始,经过第八次代表大会,直到今天为止,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已经就怎样估计美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争取和平的斗争与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和平共处与普遍裁军、革命的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结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肯定的看法,在国际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象《赤旗报》根据七中全会的决定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和发展》中所明确地说明的那样,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是,对于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展开争论的各种问题要更全面更积极地加以阐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团结作出贡献。
“我们今后必须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从彻底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贯彻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立场、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的立场出发,更加积极地去完成自主地、更深入地、更全面地弄清楚国际上正在争论的各种问题的工作。我们要这样更加积极地加紧努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更高度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团结作出贡献。”
作为这种积极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从加强两党之间的团结和捍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这种观点出发,准备在今后继续采取必要的方法,同你们讨论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不团结的一系列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原则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表明过,而且,最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题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的声明中又重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各兄弟党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争取到真正的团结。而且,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真正团结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要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侵略和反动势力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并且在国际范围内使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取得有成效的统一这个情况,为了尽量地防止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而造成有利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局面,在当前的各种条件下,有必要努力在争取达到共同目标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党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方面通过争论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在束缚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和侵略势力的手脚方面,目前采取和加强统一行动,这无论对于争取实现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来说,或者对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实现真正的团结来说,都是必要的。
我们对于消除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加强两党之间的团结,过去曾经抱有决心,而且今天也仍然抱有决心,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准则,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一切必要的努力。
你们的来信说:“遵循共产党人团结的神圣原则的苏共,过去和现在都尽其一切努力来消除和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责任感、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对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最大限度的关心。”这种态度也是我们一贯主张采取的;我们希望你们在任何场合都按照这种原则性的态度采取实际的行动。但是,你们一方面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表明了这种态度,而另一方面又在七月十一日的来信中说了下述一段话,并且单方面地公布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四月十八日的信件交给日共领导人,已经三个月了。我们在信中充分地、本着同志的精神向日共中央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关于改善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的建议。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在这期间,日共举行了第八次中央全会。从全会的材料中和日共在这期间发表的其他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中央的信件无论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日共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苏共中央不能同意这样把它这封给日共中央同志们的信对他们故意地隐瞒起来。”
我们要问一问你们: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发誓要表现出的那种“最大限度的克制”,就只能保持两个半月的时间吗?你们所说的“最大限度的责任感”和对争取团结的“最大限度的关心”,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程度的责任感和关心吗?即:在递交了包括广泛的理论问题在内的长篇文章的“信件”之后,过了两个半月没有得到答复,也不问对方没有答复的原因是什么,就片面地武断地认定这是“故意地隐瞒起来”,只单方面地通知我们党就突然地公布给我们党的非公开性的文件。难道你们认为,你们的来信对我们来说,特别令人望而生畏,包含有我们非“故意地隐瞒起来”不可的那种内容吗?如果你们那样认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自高自大。实际上,在你们通过塔斯社及其他机关单方面地公布了那封信以后,资产阶级商业性新闻和杂志都同时报道了这封信;反党修正主义者内藤一伙以及你们一手努力培植起来的志贺一伙也迫不及待地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转载了那封信的全文,恨不得我们党内以这封信为开端发生动摇。但是,那些指望我们党发生动摇的人们的阴谋彻底破产了。你们公布这封信,丝毫也不能影响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核心的全党的团结;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支持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采取的措施。
我们当然要花一定的时间进行研究;一时还没有作出答复的原因,我们在七月十五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中已经说过,在此不再重复。另外,象我们在七月十五日的复信中明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党的领导机构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处理你们的信,这是我们党的内部问题,完全用不着你们指手划脚。
你们说“最大限度的克制”,实际上是这样性急;你们说“最大限度的关心”,实际上是这样轻率;你们说“最大限度的责任感”,实际上却采取了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既然如此,不管你们在来信中怎样强调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要逐步地消除意见分歧,为了加强苏联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兄弟友好关系,都需要进行必要的工作”,“对共产党人来说,……应该站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按字面的意思来相信你们的话是真的。你们的这种态度不是要根据原则正确地解决两党之间的分歧的态度;象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这种态度,只有那些真正妄图打击我们党,要在我们党内引起动摇,以利于把我们党变成听从你们指挥的党的人才会采取的。
事实的经过清楚地证明了你们的意图。当人们看到你们四月十八日的来信和七月十一日的来信的内容以及你们单方面公布这些信件以前事情经过的时候,而且当人们看到你们又恰恰是在这个期间开始公开支持和鼓励由于严重违反我们党的纪律而被开除了的志贺义雄等人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时候,谁都不难判断你们的意图是什么。
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曾经就同我们党代表团举行会谈这件事写道:“苏共中央非常重视同日共代表团的会见,希望这次会见有助于达成相互之间的谅解和制止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的进程。”但是,你们一方面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另一方面却秘密地加紧同志贺义雄等人进行以前早就已经开始了的联系,并且着手策划分裂阴谋来帮助他们进行反党活动。而且,你们不等我们党代表团回国,便先把以你们在两党会谈时所作的发言为主要内容的四月十八日的长信送交给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到五月十五日,当国会批准和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志贺义雄违反党的决定投票表示赞成时,你们便立即同时开动“莫斯科广播电台对日广播”、塔斯社和《真理报》等宣传机器,开始有系统地发表述评和报道,公开地指责我们党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公开支持志贺等人的破坏党的活动。
然后,你们就向我们送交了七月十一日的来信,这封信武断地认为:“日共领导一方面起劲地攻击苏共,另一方面又拒绝采取任何步骤来消除同苏共的公开分歧,回避讨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同志式的建议,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答复我们的信”。这样,你们就一方面公布了对日本共产党的整个方针和全盘工作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指责的信件,说什么:“日共某些领导人所持的政治立场,首先会使日本共产党人自己遭到严重困难”,“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同志”的“思想理论观念”是“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的“政治路线”又是“同国内的客观条件及其进步力量的任务背道而驰的”,使
“光荣的日本工人阶级已取得的不小成果受到打击,破坏国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是日本人民在其争取本国的伟大前途的顽强斗争中所如此迫切需要的”;另一方面,你们又同时在七月十六日的《真理报》上,大事渲染地附上图片介绍了志贺、铃木等人新办的周刊《日本之声》,最大限度地加以颂扬说:“爱国者、人民忠实的儿子、国际主义者、献身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家的新的富于战斗性的机关报诞生了。”
另外,你们还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说什么日本共产党有“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的危险”,担心“党越来越处于孤立,使阶级敌人感到高兴”,装出一副对我们党的命运由衷地感到同志式的“忧虑”的样子,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你们却不仅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以及各种群众民主运动方面,为了不仅把这些群众运动的路线扭向“亲帝国主义”的方向,而且打击我们党,在群众中孤立我们党,同社会党、“总评”的一部分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纠合了你们领导下的所有其他外国势力,有计划地筹备并且进行了分裂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阴谋活动。为了组织对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阴谋活动进行的国际“援助”,被派往苏联和欧洲的“总评”政治局局长安恒良一,在回国后自我吹嘘地报告说:(1)他们为了对抗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要由“遭受原子弹氢弹灾害三县联络会议”召开分裂性大会的计划,被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和其他方面评价为“正统的计划,推进运动的正确办法”,而得到了全面的支持(2)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答应派“强大的代表团”参加分裂性集会,即使要同时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那也是为了“打进去”,也就是要破坏大会和进行捣乱。(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社会新报》)这个报告是真是假,虽然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以茹科夫为团长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团采取了象安恒报告的那种分裂活动,甚至动员了《真理报》、塔斯社及其他宣传机器,用侮辱性的词句诬蔑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是“中国代表团及其傀儡”们的“京戏”、“巡回演出的杂技团”,并且进行了其他实在难以想象的指责,对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及其支持者日本共产党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们的这种分裂行径和对日本群众运动的侮辱性的指责,受到了国内外的绝大多数代表的强有力的批评,而且在世界大会上完全陷于孤立。但是你们的代表团不仅不接受这种批评,反而同你们纠合的一部分外国势力一起退出了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只参加了“分裂”大会,在全世界的人民和共产党人面前进一步暴露了你们的代表团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密切联系,而不感到羞耻。
你们为了攻击和打击日本共产党而要利用社会党和其他势力并且同反共分裂主义者实行“合作”的这项卑鄙的计划,在三月间举行的两党会谈中受到批评以后,你们竟然搬出了莫斯科声明中号召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采取共同行动的词句,企图使它们那项计划“正当化”。但是,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诡辩,也决不能使你们卑鄙的分裂行径合理化。你们的这种行径就是为了攻击兄弟党而同这个国家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结成联盟”,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也几乎是完全没有前例的。
现在,我们明知你们同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最近保持着密切的勾结和狼狈为奸的关系,故意把那些为了组织分裂日本和平运动的阴谋活动而同你们采取联合行动的人叫做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党在它的纲领中明确地把“克服共产主义”规定为它的“社会主义”的大前提。同你们合作的人,正是在他们那个社会党中为了完成“克服”共产主义的任务而一直最热心地进行活动的人。你们以他们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理由,一贯支持和鼓励这个日本社会党的传统的反共政策的表现——在和平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同他们结成联盟,对我们党进行攻击,并且在国际上分裂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你们的这种行动使美帝国主义和我国的垄断资本势力感到非常高兴。
你们为了使自己的行动“正当化”,引用了莫斯科声明。但是,莫斯科声明之所以重视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实行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势力的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政策,为了完成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等迫切的各项任务,而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统一和团结;决不是为了助长旨在分裂人民运动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我们党根据人民的迫切要求,一贯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来争取包括日本社会党在内的民主力量采取统一行动和结成统一战线。这种态度才符合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你们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实行的“共同行动”,却恰恰是为了把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行动作为“考验的工具”,来分裂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并且破坏人民团结的“共同行动”。无论你们怎样反复地援用莫斯科声明关于“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行统一行动”这个论点,也无法为你们要无理地干涉我国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结成联盟来破坏和分裂运动的这种分裂活动开脱。
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的结尾部分说:
“苏共方面基于革命运动的共同利益,今后仍准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建立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很明显,看一看你们的全部行径,就知道你们的这番话是非常虚伪的。你们在说过这些话以后四个月间的行径表明,你们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要加强同日本共产党的团结和合作,而象废纸一样地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以及“革命运动的共同利益”,明目张胆地践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原则,竭尽全力支援被我们党开除了的一小撮卑鄙无耻的叛徒,公然开始对我们党进行不能容忍的破坏活动。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断定,你们采取单方面地公布四月十八日来信和七月十一日来信这种反常的行动的意图,就是同志贺等人破坏我们党的活动相呼应,在国际方面援助他们,使我们党陷于混乱,动摇党员和人民对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信任,使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破坏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威信。你们现在已经陷入了为了打击我们党而不择手段的地步。
你们的这种行径,同你们所说的要加强两党之间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那些话,是完全不相容的。我们认为,你们的行径是完全没有可以辩解的余地的,只要你们不立即停止破坏我们党的活动,并且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来进行严正的自我批评,你们就没有资格来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问题。
如上所说,你们今天正在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制造一种复杂的、困难的形势,这种形势在两党之间的兄弟般合作的悠久历史中是未曾有过的。
而且,我们不得不特别重视的是:你们的所作所为是这样一种行径,即:一个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对那些在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依靠暴力进行的独裁统治日夜进行着激烈斗争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公开进行中伤、攻击和干涉内部事务。而且,你们是利用我国政权还掌握在反动势力手中这个情况来攻击我们党的。例如,你们明知大部分的宣传机器是处于同美帝国主义保持着从属性同盟关系的日本垄断资本控制下这个事实,却单方面地公布你们指责和攻击我们党的信件,并且接见记者,发表声明,向他们提供用来进行反共宣传的新武器。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当然,我们党决不害怕这种攻击。我们确信,你们的这种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没有道理的做法必然遭到失败。你们越是热中于搞这种阴谋活动,你们的这种错误态度,就必然越来越受到日本的革命群众更加严厉的批评。同时,这种情况已经使竭尽全力攻击我们党的美帝国主义、日本垄断资本势力以及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分子感到高兴,帮助了他们进行反共攻击。这个事实,最雄辩地证明了:你们对我们党的指责和攻击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离了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制订的、号召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团结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我们从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这个观点出发,呼吁你们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不再去进行任何硬要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接受错误观点的工作,立即停止对我们党进行的无理的攻击和干涉,并且由两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恢复和加强两党之间的坚强团结。
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从世界人民运动的伟大发展的悠久历史来说,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具有四十年传统的兄弟般的合作关系的这种恶化,始终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论暂时发生什么样的复杂而困难的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的生命力必然能够克服其暂时的困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然能够克服目前的这种不团结现象,并且取得更坚强、更巩固的团结,向着新的胜利大踏步地前进。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实地遵循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的各项革命原则,为国际共产主义取得真正的团结和发展而奋斗,同时,我们将一面坚决粉碎对我们党进行的一切无理的干涉和捣乱的阴谋,一面在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今后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以便在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也实现真正的团结,并且发展日苏两国人民在反帝以及争取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友谊和团结。
此致
共产主义者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文内楷体字为本报编者改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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