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br/>专栏：学术研究<br/><br/>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br/> ——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br/> 《红旗》报道员<br/>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br/> 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br/> 这场论战，如果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算起，到现在，持续进行有三个月了。为了深入了解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情况，便于进一步推动这一场论战，本刊编辑部在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召开了座谈会，参加者有高级党校的干部和学员多人。会后又对有关同志作了个别访问。<br/> 现将座谈和访问的情况报道如下。<br/> 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br/>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早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之前，在高级党校里就开始了。<br/> 大家首先回忆近几年来的情况说，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br/> 我们党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br/> 我们党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br/> 我们党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所谓“新概念”，指出他们的所谓“新概念”的意思是，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矛盾，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br/> “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愈来愈为广大同志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它增强了人们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增强了人们取得胜利的信心。<br/> 可是，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br/> 杨献珍同志的调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的时候就说，“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统一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对立着的两个思想联系起来。”<br/> 党对“一分为二”的宣传加强了，杨献珍同志对调和矛盾的思想的散布，也越来越多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时，公开地把他的调和矛盾的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br/>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同志在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的时候，便进一步地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论点，把它讲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br/> 接着，杨献珍同志千方百计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论，企图把他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br/>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也在课堂上宣扬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五月十四日，黎明讲课时说，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他还鼓动大家写文章来宣传“合二而一”论。黎明所谓“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实际上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辩证法讲多了，杨献珍同志的反辩证法观点讲少了，应该多写文章宣传反辩证法的观点。<br/> 艾恒武、林青山都说，他们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曾多次同杨献珍同志商量。杨献珍同志帮他们修改。黎明也两次给文章提了意见并作了修改。艾恒武说，当他们听到有人说“合二而一”是标新立异，因而拿不定主意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去询问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说：“谁说是标新立异？这是无知。”他接着说：“‘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不久，杨献珍同志又给艾恒武、林青山鼓气说：“文章的观点站得住脚，拿出去吧！”<br/> 这样，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从高级党校搬到社会上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也就在报刊上展开了。<br/> 这场哲学上的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这样地挑起来的。<br/> 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批判<br/> 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高级党校的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的争论，是革命辩证法同反辩证法的争论，通知哲学教研室要讨论这个问题。黎明把这个通知告诉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听了很生气，对这个讨论大为不满。<br/> 七月十七日，王中、郭佩衡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露和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文章。<br/> 这时候，高级党校不少同志在校内刊物上写文章和在讨论会上发言批驳“合二而一”论。但是，还有一些人坚持“合二而一”论。<br/>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争论。一方面，有一部分人表示响应和支持“合二而一”论。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合二而一”论给予了批判。到八月底止，各地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共达九十余篇。许多地方的党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理论工作者，还举行了多次座谈会。<br/> 目前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事物的根本规律，承认不承认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br/> 高级党校大多数学员和工作人员，从杨献珍同志等人的一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认识到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发表“合二而一”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br/>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说，杨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传“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统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在他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见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见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斗争的结果导致旧统一体的破裂和新统一体的产生，旧事物要为新事物所代替，这些也都不见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br/>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观察事物，承认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承认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从来不是掩盖矛盾，而是揭露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促使矛盾转化，达到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分析阶级社会，就是要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无产阶级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社会的变革。<br/> 但是，按照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br/> 杨献珍同志和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对我们党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他们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原则，党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说成是按照他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制定的。这样，他们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而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辩护的人却不愿意说这是政治原则问题，甚至有所用心地说什么不要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br/> 有的同志还说，杨献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世界观，把“一分为二”说成是方法论，这根本违背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的原理。其实，杨献珍同志一再强调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正是表明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合二而一”的方法论的完全一致。<br/>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注〕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正是把矛盾双方的联系“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类观点，企图迷惑许多人，起着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br/> 在争论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大同小异的说法。例如：有的说，“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只是用语之争、词句之争，并且说什么在课堂上讲课，谁能不说一句半句错话。有的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态，提出要用“合二而一”补充“一分为二”，使“合二而一”成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方面，说这样才不会有“片面性”。有的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说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有的把“一分为二”说成是分析方法，“合二而一”是综合方法，说它们都是辩证的认识方法的组成部分。这些说法，其实都不过是为“合二而一”论辩护而已。<br/> 许多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分为二”有确定的含义；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也有确定的含义。“一分为二”这个术语，极其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而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则是系统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怎么能够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合在一起呢？<br/>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br/>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这场哲学论战的重要意义。<br/>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有鲜明的党性即阶级性的。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总是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这样，在哲学战线上就表现了两种对立的党派的斗争。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一些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人，也往往用资产阶级哲学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br/> 现在，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在我们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些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面对着国际国内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提出要在我国城乡中广泛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粉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br/> 事情很清楚，哲学战线上这场谁战胜谁的新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br/> 我国哲学战线上出现这场论战，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必不可免地尖锐化起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拼命反抗，使苏联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锐起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集团。经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深入，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也愈剧烈。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德波林的反辩证法的哲学观点成为反党集团的思想工具，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则对德波林派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个思想领域的斗争，正是当时苏联社会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br/>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的这场论战还在继续进行中。就这场大论战参加人数之众多，影响的广泛以及意义的重大来说，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见的。这场论战，看来，离开结束的时候还很远，论战还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真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通过这场论战，辩证法思想一定能战胜反辩证法思想，人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br/> 〔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br/> 二年版，第三一八页。<br/> 原载《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六期
第5版()<br/>专栏：<br/><br/> “红与专”是怎样组成一对矛盾的？<br/> 邓世英<br/> 姚伯茂同志《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一文（见人民日报《学术研究》二十五期），提出了两种类型矛盾的论点，认为一种类型的矛盾对立的双方是“全面排斥”、“以斗争性为主”的；另一种矛盾对立的双方“只是局部排斥的关系”，是“以同一性为主的”。我的想法是，矛盾尽管千千万万，性质也各不相同，但他们为什么会通称为矛盾，这是相同的。我不想多说，只着重说“红与专”一对矛盾。<br/> 姚同志很强调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但是我总觉得姚同志仍分析的不太具体。拿红与专来说，姚同志说它是“局部排斥”的矛盾，但究竟是怎么个局部排斥法？他没有解答。他对其它几对矛盾的分析，也有类似情况。<br/> 我觉得矛盾之成为矛盾，不管是什么性质的，都要同时具备共处一体、互相依存、互相联系，而又互相斗争、互相转化，也即既统一又斗争，通过斗争，互相转化，这些条件或者叫属性，缺一点都不能构成矛盾。“红与专”这对矛盾，乍一看来，确实不象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等等矛盾那样明显，如不弄清“红与专”结合后各自的特定含义，仍在原来意义上，死扣红、专两个字，似乎也可不把它们看为一对矛盾。但它们确是一对矛盾，构成矛盾的所有条件，它们一条不缺。那么，它们是如何成为矛盾的呢？我认为红与专的矛盾，是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各自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含义和针对性，因此只有把它放回到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中去考察，才能弄个清楚。<br/> “红与专”这个概念，绝不是简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科学知识；它本身的产生和发展，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也可以说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的一部活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旧社会，知识分子除少数的例外，无不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有些人硬是不愿承认这一点，标榜什么“技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等等谬论，宣称自己是科学家、艺术家，是不问政治的，其实这种所谓脱离政治的论调，本身都有强烈的阶级性，不过是为其为资产阶级服务打掩护而已。他们把这种思想带进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改造他们的思想，他们抵触甚至反抗改造。在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说：“我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但也不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当饭吃，有技术可以走遍天下”，如此等等，各种论调都发生了。显然，他们要走只专不红的道路。这是一条资产阶级的路线，修正主义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与这条资产阶级的即修正主义的培养和改造知识分子的路线相对抗的另一条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又红又专的路线。“红与专”就这样构成了一对矛盾。“红与专”降生于阶级斗争之中，它一出世，就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因此它本身含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知道，在这里“红”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有争论的。问题是“专”。“专”是否就没有阶级性呢？我认为不是，“专”也有阶级性。“专”通常指科学知识，而科学又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且不说社会科学本身就都有阶级性，对自然科学家来说，他的思想也不是真空的，在他的脑子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或二者都有一点，正处在斗争过渡中；什么都没有是不可能的。这样看，“专”也是有阶级性的。“红与专”的统一，又红又专，成为红色专家，而只要“专”不要“红”的专家，不就是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吗？因此，我们说“红与专”的矛盾，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不是也有道理吗？这是一种情形，我认为是“红与专”矛盾的主要情形。<br/> “红与专”矛盾，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当有的人口口声声喊着为人民服务，说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肯刻苦学习为人民服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时，“红”的概念就起了一定变化，成了所谓的“红”，即空头政治家的代名词，因为我们知道只喊不干、不懂又不学的空头政治家，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在这种情况下，“红与专”的矛盾，就是又红又专同空头政治家的矛盾。<br/> 从上述分析看，“红与专”的矛盾，即又红又专同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的矛盾。这点，姚伯茂同志也是承认的。他说：“只红不专，做一个空头政治家是不行的，只专不红，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甚至做出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当然更是不行的”。如果我的领会不错，姚同志在这里所说的“红与专”矛盾，就是又红又专同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的矛盾。但是顺着姚同志的文章看下去，他似乎又来了个自我否定，他说：我说的是“红与专”的矛盾，不是“红”与“不红”的矛盾，硬要这样争论，是“驴头不对马嘴”。这一来，我就又糊涂了。就算姚同志说的“局部排斥”是有道理的，那么“红和专”又是怎么个“局部排斥”法呢？确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参加革命斗争，会影响专业，甚至荒废专业。但这种说法，不过是抵触和抗拒改造的口实，恰恰反映了红专道路和只专不红道路的矛盾。否则，“红”哪怕是“局部”的，又怎么会“排斥”科学知识（即“专”）呢？科学知识对“红”来说哪怕是“局部”的，又怎么会“排斥”呢？我是实在理解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硬要说二者之间哪怕是“局部的排斥”，岂不是为那些反对又红又专的人制造借口吗？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大疙瘩，姚同志若能进一步说明，把“红与专”的特定的阶级内容抽掉，二者是怎么个“局部排斥”法，把我的疙瘩解开，我是定要领教的。如若不能，我就又产生了第二个糊涂，即：“红与专”是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我理解不了。<br/> 矛盾的同一性，我的理解，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共处一体，互相依存，互为存在的条件，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以此看来，若把“红与专”的矛盾看为又红又专同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的矛盾，那么二者的情形就完全合乎同一性的要求的，是有同一性的。若把“红与专”特定的阶级内容抽掉，抽象地谈什么红、专两个字，那二者之间，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红失去专，红仍在；专失去红，专仍在。试举实例看，一个人，懂得不少科学知识，甚至在某一方面，还很有建树，但就是不接受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人“专”还称得上，即使反动的“专”，也是“专”，但并不“红”；在这种情况下，“专”失“红”，“专”仍在。同样，有很多很多同志，他们一心一意为革命、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至献出了生命，他们可谓“红”，但却不懂什么或懂得很少的科学知识，他们是难以称“专”的；在这种情况下，“红”离“专”，“红”仍存。因此，我说，抽掉“红”与“专”的阶级内容，二者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这是一方面。<br/> 以我的理解，矛盾的同一性的另一表现形式，是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我们说又红又专与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的矛盾，在党的教育下，只要肯于学习、锻炼、敢于自我革命，有了这些条件，只红不专或只专不红，都可转向反面，而成为又红又专。反之，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了这些条件，即使原来是又红又专，也会转化为只专不红或空头政治家。我们再来看把“红与专”阶级内容抽去的情形，若说“红与专”，就是“红、专”的结合，已经结合，还向哪里转化？再转化不又是他的反面：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吗？若说“红与专”不等于红专结合，那不还是不专只红或不红只专同又红又专的矛盾吗？这样看来，抽去其特定的内容，“红与专”难说是“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象姚伯茂同志那样，撇开了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抽掉了它们的阶级内容，抽象地说什么红与专的“结合”。那样的“结合”，就是没有矛盾斗争，因而也就没有矛盾转化的结合，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矛盾同一性，又怎么能说是“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br/> 按我上述的看法，把“红与专”归结为“局部排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是否确有“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而只是举例有误呢？我认为也不是。无论是“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也好，“多快与好省”也好，“劳与逸”也好，如此等等，很多很多，只要你能把它怎样成为矛盾，即使“局部排斥”是如何“排斥”法，“同一性为主”又如何“为主”法，这些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你就会发现，要么是既统一又斗争，从而成为矛盾，要么是既无必然的联系，也无斗争性，从而不能成为矛盾。不错，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的形式也不同，有的激化，有的不太激化，有的取对抗形式，有的不取对抗形式，但我觉得不能把这种情况称为是以“同一性为主”、还是以“斗争性为主”。因为对抗和非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br/> “同一性为主”的矛盾是不存在的，这是我的看法。于是，按照辩证法的逻辑，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斗争性为主的”矛盾，也是不存在的。只是这样说也还不够，我想就姚同志在分析“红与专”矛盾中着重谈到的矛盾双方“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体现”的情形提出来说说。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姚同志区分两种类型矛盾的主要标志。<br/> 其实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体现，这正是矛盾既统一又斗争的结果，或者叫反映、表现。只要它是一对矛盾，它就都有这种情形，非“红与专”一家独占。试以姚同志称为“斗争性为主”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来看，资产阶级要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生存要反抗，反抗又引起统治的加强，统治的加强又使反抗更强烈，在如此循环的长期斗争过程中，资产阶级营垒中一部分人分化出来，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无产阶级队伍中也有一部分人分化出去，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两个统一的营垒，也都在斗争过程中各自一分为二了。这样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也和“红与专”的矛盾一样，呈现了错综复杂的互相促进、渗透、体现的情形吗？我还是那句话：这种情形为所有矛盾所共有，纵然其表现的形式不同，并非哪家独占，也很难区分哪家多，哪家少。因此，它不能作为区分“两种类型矛盾”的标志。在实际工作中，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只要你真正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区分好了，工作就可以做好，除此而外，还要区分什么“斗争性为主”，“同一性为主”，我看一则是分辩不清，因为它没有确切的标准，二则也没有必要。<br/> 我不同意“两种类型矛盾”的划法，理由就是这些。由此，我自然也就不同意“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平分天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认识和解决矛盾，也必须“一分为二”。试举“专”为例，姚同志说，“专”是不能“打倒”的，我觉得“专”也是“一分为二”。“专”作为科学知识，科学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又分马克思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双方之间互相打倒和被打倒，最后前者“打倒”后者。“专”作为“专家”，也分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又是双方相互“打倒”、被“打倒”，最后前者“打倒”后者。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专”如此，其他的矛盾也一样。如果有人这样提出问题，我是指的“又红又专”的“专”，这个“专”是万万“打倒”不得的！我说不行，在他对面站着只专不红的“专”或“只红不专”的“专”，你不“打倒”它，它要“打倒”你，你是“非打”不可。至于他能否把你“打倒”，那是另外一回事。世界就是这样由相互“打倒”、“克服”、“战胜”的双方组成的，尽管“打”的方法千差万别。某一矛盾着的双方暂时“休战”——统一，这是有的，但是只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打”——斗争则是绝对的。这里充满着斗争，是没有“合二而一”的地盘的。姚同志从“合二而一”出发，来了个“红”不能“打倒”“专”，岂不就是包含在“专”中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都好好活着吗？因此，我认为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固然不行，把“合二而一”塞进唯物辩证法中，也是绝对不行的。
第5版()<br/>专栏：<br/><br/> 辩证的具体分析不容歪曲<br/> 斯吾记<br/> 在“合二而一”论者的文章中，姚伯茂的《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是一篇装扮巧妙、手法诡诈的文章。对这篇文章许多同志已经作了批判，我也想参加一点意见。<br/> 姚伯茂的“两种类型的矛盾”的划分是违反客观实际的，是任意的杜撰，因而歪曲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让我们就他所举的例子红与专的矛盾，来分析一下。<br/> 说红与专两方面不是针锋相对，不是全面排斥，是毫无根据的。无数事实驳斥了这种说法。我们身边就可以看到：有的人只专不红，也有的人只红不专。在一个人身上红与专脱节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红与专也是对立统一，是互相排斥的。红不等于专，专不等于红。是有可能专而不红或者红而不专的。如果红与专是“万古长青”的、彼此一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话，就不会有只专不红或者只红不专的人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红与专作为矛盾的对立面，是不断互相斗争的。无产阶级政治要求业务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标下不断提高。业务则有一种脱离甚至违背无产阶级政治的倾向。红与专之间不断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主与从的斗争。这种斗争又总是同红与不红、专与不专的矛盾分不开的，在思想上表现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如果是在党组织的强有力领导下，红就战胜专，使它服从红，在红的指导下提高；如果在自满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专占上风，削弱红，弄得不好，还可能完全脱离了红。例如有的知识分子学了一点专业知识，有了一点专业技能，就认为自己有了“资本”，向党向人民讨起价钱来，追求个人利益，不愿意为人民服务，不满意党的领导，有的甚至背叛祖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些事实证明，红与专的结合，是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而且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革命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过程，是一部红与专斗争的历史。<br/> 红与专除了主与从的矛盾之外，还有先与后的矛盾。例如有些老专家是走了一条“先专后红”的道路。他们原来是资产阶级专家，解放以后，才在党的领导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向无产阶级专家的目标前进。有些老干部是“先红后专”的。这种红与专先后的差距，是受了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是发生在新旧社会交替过程中，它反映了剥削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这是一种历史现象。这种情况说明历史给了我们一项克服红与专脱节，克服红与专差距的任务。毫无疑问，解决这个任务的过程，是个斗争的过程。通过斗争，通过艰苦的工作，帮助老专家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转变立场；帮助老干部钻研业务提高业务能力。经过这样的努力，以达到专服从红，红指导专，红与专在对立统一中，不断发展。红与专先后的矛盾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影响。不是有一些青年以老专家作例子，提出了“先专后红是捷径”，并且照样学吗？他们不懂得老专家的红与专差距，是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生长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没有什么理由再走那条红与专割裂的弯路。为了克服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当然也是要经过一场艰苦斗争的。<br/> 由此看来，那些原来只专不红的知识分子，要达到红专结合，不经过艰苦的斗争不行。那些虽然也红但是红得不透，而又红专脱节的人，要达到红专重新结合和巩固红专结合，还是得经过艰苦的斗争。就个人说是这样，就整个知识分子队伍说也是这样。<br/> 在红与专的矛盾发展中，我们到处始终看到统一中的斗争，斗争基础上的统一，红与专结合，红与专统一，始终是斗争的过程，是斗争的结果。在斗争中无产阶级政治占了主导地位，它就给专指明正确方向，为专增强力量，使专顺利地迅速提高。真正在红指导下的专，那专也会反过来促进红，红透了使专更深，专深了使红更透，可以为人民利益，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如果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或者忽视无产阶级政治，专就会置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指导下，这样即使学得一些专业知识，也不可能忠诚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专业知识的提高也会大大受到限制，甚至停滞下来。<br/> 在红与专的矛盾发展中，我们看不到什么“以同一性为主”，看不到什么“合二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