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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断手再植手术成功后又一个重大成就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接活一只断臂
病人曹兴龙的断臂接好后已经九个月，现在可以挥动伸屈，上举能摸到自己的头部，下垂可以负重一公斤的物件
据新华社上海二十九日电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继断手再植手术成功以后，又为一个工人成功地接活了一只断臂，使肢体再植的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我国创伤外科专家孟继懋二十八日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中国创伤外科的进展》的论文时，谈到这个病例，受到各国科学家的重视。
这次接活的断臂，从肩关节下约三寸的地方全部断离。它的特点是：创伤面积大，伤口部位的骨头断裂，肌肉、神经、血管被撕裂，伤势比去年一月间接活的上海机床钢模厂工人王存柏的断手更为严重。但是，经过医生、护理人员认真和熟练的抢救，并且运用经过改进的方法施行手术，病人的伤口愈合迅速，没有发生感染，特别是没有发生断肢再植后常见的肿胀现象，为断肢再植手术积累了可贵的新经验。
现在，病人的断臂接好后已经九个月。再植的断臂可以挥动伸屈，上举能摸到自己的头部，下垂可以负重一公斤的物件。接好的神经也已生长到肘关节下四寸附近，胳膊上有了感觉。医院正继续为他作理疗和按摩，促进臂功能的恢复。
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上海吴泾化工厂工人曹兴龙由于违反操作规程开车检修，头部胸部负伤，左臂被马达轴完全绞断，神志昏迷。他受伤后约一小时，被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急救。
病人到达医院以后，五分钟内便送进手术室。施行抢救手术的是以前进行断手再植手术成功的陈中伟、钱允庆、鲍约瑟和王琰等医师，护理人员大部分也是为王存柏接手的原班人马。
医生们根据成功地再植断手的经验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在这次手术中不仅把臂上的主要血管——肱动脉和肱静脉接通，还接通了两根静脉，使血液回流更为通畅，这是手术后没有发生肿胀的主要原因。在接三根静脉时，医生采用了吸取王存柏断手再植经验而新制的钛合金套管，套接起来比过去更为迅速、稳当；对口径较粗（约四毫米）的肱动脉采取了缝接法。在接合的这四根血管中，有一根动脉和一根静脉被严重撕裂，缺了一段，医生就用病人腿部的静脉移植接上。
这次断臂再植手术，只进行了五个小时。次日晚上，医生又为病人的头颅左侧受伤处进行了手术。
由于伤口撕裂损伤比较严重，有二十厘米长的神经被拖在外面，不宜于在当时作第一期修复手术。神经的缝接工作是在今年一月七日和五月七日施行第二期、第三期手术时进行的。在手术中，除了一般缝接外，还采用了神经移植的办法来弥补神经缺损。现在，缝接修复的两根神经生长得都很好。在第三期手术时，医生还作了肌肉转移手术，保证病人接上胳膊的肘部可以屈伸自如。
在救治曹兴龙的过程中，又一次体现了上海医务界大协作的共产主义风格。上海著名的神经、创伤、泌尿、骨科、内科的专家和医师，曾先后进行了五次大会诊，积极为抢救曹兴龙的生命和保住他的胳臂献计献策。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史玉泉不仅多次参加会诊，还指导了全部抢治头颅的手术，他从晚上十一时到深夜二时，一直站在无影灯下。在为病人修复神经时，上海伤科研究所骨科专家过邦辅也亲自在手术台前进行指导。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自从去年首次成功地施行断手再植手术以后，以不断革命的精神积极开展了肢体再植的科学研究。这个医院专门成立了肢体创伤研究小组，陈中伟、钱允庆等医生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多种方法的小血管吻合实验，并进一步研究了手术后肢体肿胀的原因和防止措施。（附图片）
陈中伟（左）和钱允庆（右）医师在检查曹兴龙再植断臂的伸屈功能 新华社记者 王子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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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不懈地推广普通话
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进行了观摩表演和经验交流
新华社西安二十九日电 第四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西安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的各族代表一百九十九人。他们是小学、中学、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学生、语文教师，还有农民、职工、解放军，以及担任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干部。其中有藏族、维吾尔族、黎族、苗族、僮族、佤族、土族、撒拉族等十二个兄弟民族的代表十八人。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几年来，推广普通话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地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在“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针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社会上能讲、能听普通话的人显著增加了；方言区已经有更多的学校、更多的教师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并培养了一批骨干，训练了一批师资；在上海、陕西、广东、福建、黑龙江和山西万荣、河北河间、湖北襄樊、浙江宁波等地，还进行了推广普通话和拼音字母教学的各种试验，取得了不少经验。
吴玉章在总结了这些成绩以后说，推广普通话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尤其不能适应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新形势的需要。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必须经常坚持，不能放松。学校教学普通话必须解决师资问题。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需要大力进行宣传，使学普通话，说普通话，成为社会风尚。出版和广播是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有力武器，要经常在报纸、刊物和电台上宣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
会议期间，来自各地的代表作了各种观摩表演和经验交流活动。他们用普通话表演了快板、朗诵、讲故事、对口词、短剧等节目一百二十三个。小学生表演的一些节目，普通话说得很流利，发音清楚。这证明小学生最容易学好普通话，小学校应当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阵地。中学、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学生代表的表演，大半是朗诵。这反映了朗诵对于提高普通话水平有很大好处。语文教师的报告和表演表明，他们为了提高青少年普通话和语文水平，作了很大的努力，进行了各种教学试验。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山东济南无影山小学等，九年来坚持用普通话教学，把推广普通话工作和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因而提高了语文教学的质量。在交流这些经验时，许多代表都认为学校的语文教师是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力量。
来自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也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经过。陕西省宝鸡县甘峪公社农民代表杨发茂过去是文盲，通过注音识字摘掉了文盲帽子，担任了农民业余学校的教师。山西万荣县农民代表王秋菊，在大会上用普通话讲述自己怎样从文盲变成了拖拉机手。这说明汉语拼音字母是扫除文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很好武器。
近几年来，许多省、市教育部门在社会上结合着各行各业的实际需要，有重点地推广普通话，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上海市代表介绍了在商业中心黄浦区推广普通话的经验。西安市在商业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服务员、博物馆和展览会的解说员、交通民警中开展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经验。
在这次大会上，十二个兄弟民族的十八名代表也表演了普通话节目，他们学习普通话的时间很短，多数代表只学了一两年，但现在已经能够登台表演了。这些表演受到人们热烈欢迎。
观摩会最后分别给参加观摩表演和经验交流的代表发了奖状。这次观摩会是由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四个单位联合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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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加强反帝的统一战线
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彻底胜利
各国社会科学家讨论亚非拉美人民反帝斗争的道路和方法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出席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社会科学家，几天来在讨论中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新殖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更加阴险恶毒。他们一致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亚非拉美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以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彻底胜利。
由于大家所讨论的是四大洲各国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会上发言的人非常踊跃。许多人在会上多次发言，不少次会议的开会时间一再延长。
越南南方科学代表团副团长、经济学家阮明芳在发言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的“特种战争”，是当代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主要依靠反动的傀儡军队来打击人民的武装力量，同时美帝国主义也直接派军队参与这场反革命的战争。他还说，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有三个吸盘，一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一个在拉丁美洲，只有把三个吸盘一齐打掉，帝国主义才会死亡。
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苏达穆托说，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仍然不断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军事威胁，千方百计想使印度尼西亚重新从属于帝国主义。他说，印度尼西亚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来自拉丁美洲的墨西哥梅萨教授也在会上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扶持傀儡政府，镇压进步力量，并且在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他说，这一切和它在越南南方及其他地方进行的侵略活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非洲的尼日利亚政治学家埃姆姆说，尼日利亚获得独立以后，美帝国主义借口在尼日利亚设立人造卫星观察站，占据沿海港口，运进军火，并且派许多海军舰只“访问”尼日利亚，进行威胁。他指出，美帝国主义还采用许多手法在非洲领导人中间制造不和，破坏非洲人民的团结，以保持它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利益。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刘思慕列举种种事实说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它对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就不会停止，帝国主义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他说，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发展到现阶段已经用不着依靠殖民地，或者说什么现在殖民地已经不存在，这都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谬论。
在谈到怎样进一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时，各国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指出：决不能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坚决斗争，并且在反帝斗争中加强四大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战斗团结。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学家黎维文说，美帝国主义不仅通过傀儡政府奴役和压迫各国人民，还利用联合国的名义把军队运进其他国家镇压人民斗争。各国人民要善于利用各种斗争方式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展开坚决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日本的寺尾五郎说，我们必需团结，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任务。
朝鲜历史学家金熙一指出，四大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反帝斗争的统一战线，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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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质调查对发展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
四国科学家宣读地质地理学论文受到欢迎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亚洲和大洋洲四个国家的科学家今天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的有关地质地理学方面的论文，受到了各国科学家的欢迎。中国关于希夏邦马峰的科学考察报告，也在今天会上宣读了。
缅甸是矿产丰富并以宝石闻名于世的国家。缅甸著名地质学家尼尼教授今天报告的一篇论文，详尽地评论了十六世纪以来缅甸地质科学的发展，并且对地质学不同领域中的贡献作了评价。他还对目前缅甸地质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日本地质学教授小林国夫，论述了日本列岛第四纪沉积的轮廓，特别是它和海面变迁的关系。论文作者认为，日本列岛第四纪地壳运动具有岛屿相对上升和海岸地区发生向海倾斜现象等特征。进一步研究这种种变化，有可能追溯出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在第四纪时期的地质关系。小林国夫的论文，是一百多位日本地学研究工作者集体创作的《日本列岛地质发展》一书的一部分。
新西兰地质学家格兰特—麦基的论文，论述了地质调查对一个国家发展稳定经济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巩固和独立的国民经济，必须建立在全面地开发本国地下资源的基础之上。
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队队长施雅风和副队长刘东生在会上提出的考察报告中说，经过实地测量，中国科学工作者精确地测定了希夏邦马峰的主峰高程是拔海八千零十二米。而在过去的各种文献和地图上，关于希夏邦马主峰高程的记载很不一致，并且都是外国人提供的资料。
对高山自然水库——现代冰川的研究是中国地理学的一个新领域，这种研究对发展国民经济有实际意义。中国科学工作者这次考察了希夏邦马峰现代冰川的成冰过程、冰结构、冰川温度等物理性质，取得了一批最高山的物理冰川资料。论文根据这些资料，论证了希夏邦马峰北坡冰川具有大陆气候型的山岳冰川特征，它同亚洲中部天山、祁连山的冰川相接近，而不同于欧洲阿尔卑斯山的海洋气候型冰川。
参加考察队的地质工作者，考察了希夏邦马地区古代冰川的遗迹。根据考察结果，证明这里至少有两套不同的古冰川沉积，可以分出至少有两次冰期。对古冰川和冰期的研究，将便于了解地区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这些地区历史上的气候变化等情况。
考察队对地层和构成希夏邦马峰变质岩的考察，得出了非常有趣的结果。他们得到的许多资料证明，希夏邦马山脉的上升运动非常快。自第三纪末期以来的一百五十万年间，希夏邦马峰约上升了三千米。（附图片）
八月二十八日，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会见出席北京科学讨论会的缅甸、新西兰、摩洛哥、日本等国代表团和东非科学院代表团的地质科学家。图为李四光和各国同行们在一起交流学术经验 新华社记者 章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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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从接手到接臂
从接手到接臂的过程，是充分发扬不断革命精神的过程。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过去把断手接活，是一项重大的成就，曾经受到人们广泛的赞扬。然而，他们并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又继续向着新的科学技术高峰迈进，积极开展了肢体再植的科学研究工作。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来是无止境的。但是，只有戒骄戒躁，虚心学习，才能不断前进。如果满足于已有的成就，那就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停顿。山外有山，楼外有楼，登上一座山，就要看到还有更高的山；登上一层楼，就要看到还有更高的楼。掌握了接活断手的技术，再进一步提高，勤奋学习，刻苦锻炼，就会接活断臂。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发扬不断革命精神，才进行了创造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能够发扬不断革命精神，根本原因还在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在于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把病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把病人的健康当作自己的快乐。只要怀着对劳动人民的强烈的阶级感情和责任感，就会永远不满足，就会不断提高技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这些优秀的医务工作者，由于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红心，认识到给病人接活了一只手，等于为病人添了一只手；给病人接活了一只臂，等于为病人添了一只臂。这就促使他们去刻苦钻研业务，在科学技术上作出新的贡献。这是在党的教育下，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结果，是红与专统一的结果，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同接活断手一样，在接活断臂的过程中，医务界也发扬了互相协作的共产主义风格。人体是一个整体，对人体某一个局部病症的治疗，往往牵涉到好几个专业。所以，必须组织不同的专业，共同解决某一疾病问题。这次接活断臂的过程中，各科医务人员共同作战，互相配合，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件事再一次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也只有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才能产生无比威力。
从接手到接臂，是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缩影。它生动而有力地说明了，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的科学技术高峰是完全可以攀登的。我们希望全国医务工作者，在前进的道路上，永远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格，坚持不断革命的精神，扎扎实实地练出一套救死扶伤的硬功夫，把我国医学科学技术工作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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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
本报记者
一天下午，我们访问了著名的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我们刚走进他的房间外面的走廊，就看见克里斯琴森教授和他的夫人已经站在房门口向我们亲切招呼。
五十一岁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克里斯琴森，早在十多年前就以他创造的干涉仪（一种射电天文望远镜系统）而蜚声国际。之后他又把这个系统发展为被称为克里斯琴森氏十字的射电天文仪器，这种仪器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目前他又在作进一步研究，设计新的射电天文仪器。
我们的话题转入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意义，这位曾经多次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的科学家说道，我认为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有这样多国家的科学家，聚首一堂参加科学讨论会，还是第一次。
克里斯琴森教授说，对于进步的科学家，特别是新解放的国家的科学家来说，十分有必要在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以促进各自国家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大家都抱着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战胜贫困和落后的崇高目标，因此各国科学家都积极热情地前来参加这次科学讨论会。他特别指出，新兴的国家不能指望从资本主义大国的官方机构得到多少援助，因此它们需要互相支援和互相帮助。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许多怀有善意的科学家，迫切希望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同行们交流经验。
教授接着说，这次科学讨论会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有着许多新兴国家的科学家参加。这个情况本身就说明，世界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谈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各国科学家的团结合作的前景时，克里斯琴森教授认为，由于各国科学家都抱有相互合作的强烈愿望，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很支持，四大洲科学界的团结合作的前景是十分有利的。甚至于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科学家也有可能进行交流。例如在不久前，中国的一些科学家访问了澳大利亚，今年澳大利亚科学院将派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然后还希望中国科学家能到澳大利亚去回访。这种友好的交往在其他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科学家之间也同样是可以办到的。
克里斯琴森教授对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的筹备工作表示赞赏。他说，中国朋友们为会议进行了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努力。这次国际会议的开法也非常民主、合理，受到各国科学家的一致赞扬。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对会议的展望。克里斯琴森教授以明快爽朗的语调说道，我希望会议获得圆满的成功；我希望这只不过是个开始，今后还要开许许多多这类有各国科学家参加的讨论会，使我们可以长期地合作下去。
克里斯琴森教授去年曾经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筹备会议，会后又在我国作了短期的访问和讲学。他说，中国人民在把他们过去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成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克服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和干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参观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射电天文工作者，运用他的原理，正在制造出干涉仪并将运用到研究工作中去，这使他感到格外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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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科学的起点
——坂田昌一教授谈北京科学讨论会
本报记者
一个初秋的夜晚，碧空中已经撒下满天繁星。结束了一天的学术活动和专业参观的坂田昌一，又匆匆赶来同中国首都新闻界的朋友们见面了。
坂田昌一是国际知名的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是名古屋大学和神户大学的教授，是基本粒子“坂田模型”的创始人。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基本粒子分类方法，就是在坂田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坂田同日本另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武谷三男教授一起，在名古屋大学组织了一个基本粒子小组，首先提出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进行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的创见和取得的卓越成果，在日本和国际学术界，已经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早在去年下半年，坂田教授就积极参加了北京科学讨论会的筹备工作。当今年初日本成立北京科学讨论会日本联络协议会时，他担任了这个有五十四个团体和单位参加的协议会的会长。由他担任团长的日本代表团启程之前，某些人曾经卑鄙地阻挠他前来同四大洲各国科学家聚会，但是他终于冲破种种困难，在会前赶到了。
为什么坂田教授对北京科学讨论会表现出这样高的热情？他参加讨论会以后获得了什么样的印象？谈话开始以后，坂田教授就滔滔不绝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一个半小时中，他的谈话始终没有片刻间断。
“北京科学讨论会是新科学的起点。到目前为止，欧美的科学虽有很大发展，但颓废色彩已经很浓。科学虽然没有国境，科学的真理也不因民族不同而有区别，但真正要使科学对人类幸福、对世界和平有贡献，科学家应该有正确的方法和态度。”
“我们必须采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态度。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同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决裂，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应该以这种观点来创造新科学。”
坂田教授告诉我们，日本科学家们正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来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他还表示深信，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四大洲各国科学家将会抱着同样的希望来参加这次讨论会，并且有力量创造出新的科学。
正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始学术交流活动的第一天，日本理论物理学家们就在会上宣读了他们集体提出的有关基本粒子物理研究中的方法论的论文，一篇是《核力问题》，一篇是《基本粒子的坂田模型方法》。这两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坂田昌一、武谷三男及其同行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基本粒子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日本有些科学家在以往的国际科学会议上也提出过在科学研究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问题，但是，还没有任何一次会议象这次讨论会一样，对他们的论点表现出强烈的反响和普遍的兴趣。
当坂田谈到日本科学家对北京科学讨论会所抱的殷切期望正在得到实现时，他不时做着加强语气的手势，越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
“北京科学讨论会提出了最尖端的问题，交流了经验，对各国科学家都有好处。”坂田教授高兴地说：
“我们这次提出了论文报告，也参加了讨论，回去以后会更有利于发展新科学。对此我是满怀信心的。”
这位国际知名学者的亲身感受，难道不是对某些人污蔑这次讨论会并非学术会议的有力回击吗？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坂田教授还根据他在这次讨论会上听到的理科论文和参加的讨论，对他所获得的印象作了具体的补充。他认为，巴基斯坦物理学家艾哈迈德·侯赛因博士关于用实验方法研究基本粒子的论文，对基本粒子理论特别是重子族理论提供了许多有启示性的重要东西。他说：“坂田模型理论对基本粒子介子族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对重子族研究还不够。巴基斯坦科学家的论文涉及的研究如能取得好结果，对确定重子族中哪一种模型比较好，有很大意义。”
他还提到，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关于射电天文方面的论文，新西兰学者詹森关于放射性同位素方面的研究，都引起了他的兴趣。中国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戴元本、高崇寿、萧健、姜承烈等分别提出的有关原子核物理方面的论文，都涉及到当前国际物理学界研究的尖端问题，而且达到了国际第一流的水平。
出席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坂田教授，不仅对这次讨论会理科方面的学术交流是满意的，并且对这次多科性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很有兴趣。他说：“北京讨论会涉及了科学的各个领域。专科性科学会议虽然对深入一方面的问题有好处，但由于科学家们只是使用自己懂得的语言，而且眼界狭窄，失去全面性，特别是使科学脱离社会。这次讨论会纠正了这种倾向，因此是有很大意义的。”坂田还强调说：“这次讨论会是在非常友好、自由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是好的倾向，希望今后不要丢掉这种好倾向。”
坂田教授这次是第二次来中国了。他对比八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时看到的情形，对中国各方面的成就表示了热烈的赞扬和良好的祝愿。他说：“八年来，中国有了很大的跃进。中国科学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扎根于独立自主并取得了踏实的进步。中国很注意对青年人的培养。再过几年之后，他们一定能够成为优秀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成为创造新科学的一支巨大力量。”
夜已渐深，当我们起身告别时，我们都被日本科学家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友谊深深地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