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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董子章是什么人?
  马德波
董子章在影片《北国江南》中是主要的反面人物之一,在剧情发展中,他的行动占有重要的地位。编导者所设想的矛盾的解决,也是由于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董子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转变”是否合理、可信?通过这个人物,作品是体现了阶级斗争呢还是体现了阶级调和的思想?这是本文所要研究和分析的主题。
董子章是什么人?
影片的作者是把董子章当作中农看待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来。第一,影片中的钱三泰曾向董子章说:“你是个中农嘛……”,这就是剧作者通过剧中人的对话向观众介绍人物的阶级成份。第二,大成对待董子章的态度,处处表现出“团结”的愿望,实际上是迁就与姑息,作者决没把董子章当成富农之类的人。第三,作者写了董子章“悬崖勒马”,写了他“转变”,“立功”,这也说明作者显然是把董子章的问题完全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由于作者给董子章贴上了一个“中农”的标签,对他加以美化,就使一部分观众受到蒙蔽。
但是,判断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属于什么阶级,主要应当看作者所描绘的人物的实际状况,特别是人物的思想政治状况。对董子章也应该如此。
先看看董子章在解放前的实际状况吧。董子章十分留恋解放前的生活,经常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今不如昔”的感情。他对小旺说:“唉!过去我屋里吊上半扇羊,燉上个小沙锅,烫上一壶酒,我爱吃哪块就吃哪块,咳!这年月……。”如果我们把当时当地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董子章的生活加以比较,就会发现真是天上地下。董子章所生活的地区,是“十年九不收”的沙荒地带。在旧社会,这里的农民群众经常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即使是中农和富裕中农,在“一般的”年景中可以自给自足或稍有盈余,但是一有天灾人祸,便也会自身难保。
董子章在旧社会不但占有土地,而且还是个商人——开杂货店,卖烟酒。在《北国江南》文学剧本中,董子章对邓天禄说:“唉!这日子(指解放后的新社会,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谁过得了!……哼!过去不用说旁的,就凭我这两头大牲口在这口外坝上坝下跑两趟,就是躺着吃也吃不完……”。如果在这样一个连年灾荒的地方经常享受“屋里吊着半扇羊”的生活,其剥削收入之多可想而知。
由以上种种情况来看,董子章实际上是一个富农兼商业投机者。当然,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者,阶级成份不是判断一个人物的思想政治面貌的唯一标准,但是,既然有些人硬要根据影片作者所加的“中农”的标签来为董子章辩护,这里首先初步澄清一下这个问题,也许有助于展开讨论。是根本利益一致,还是势不两立?
有些评论者,并不对作品中的人物作具体分析,就根据“中农”的标签,确认董子章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行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董子章“和社会主义没有根本利益的抵触”。江南的文章《实事求是地评论〈北国江南〉》一文(见八月十一日《北京日报》),就是持这种错误的论点。江南因此还赞扬作者对董子章的表现“合乎情理”。事实是否如此?让我们对影片、对董子章这个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作进一步的分析。
先看看董子章对待贫下中农的态度吧。董子章弄坏了合作社的车轴,贫农老汪头批评他“对集体的事儿不上心”,他马上便气势汹汹地骂道:“你说什么?你这个老穷鬼!”回到家中,还在骂“老穷鬼”。在这样开口一个“老穷鬼”,闭口一个“老穷鬼”的辱骂中所流露出来的感情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的仇视吗?
再看看董子章对于合作社、人民公社的态度吧:
钱三泰:……今天在工地上,又有人嚷嚷什么公社好……。
董子章:不管他变什么新花样,总没咱们的便宜。井打得再好,合作社再好!公社再好……
钱三泰:也不是咱个人的嘛!
董子章:嗳,这可不是笑话,你这句话简直说到我心窝里去了——唉!更没有指望了!
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向前发展,董子章便愈是哀叹“没有指望”,这能算是“没有抵触”?
也许,这还不足以使江南认为董子章与社会主义根本利益有抵触,那么,再往下看吧。当吴大成为了小旺的事向董子章稍微提出几句批评之后,董子章便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指党的干部)不叫我好死,我也不让他们好脱生!两头大牲口给我还不到一半的钱,就算完了——没这么便宜,逼急了我什么都使得出来。”不仅有抵触,简直已经抵触到势不两立了。
有人说,影片中的董子章也有一句称赞共产党的话:“你瞧瞧!学校,工厂,那还有工人俱乐部,这是百货公司,那边是新火车站,这就看出共产党的本领来了。”因此,董子章“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不怀着刻骨的仇恨”;但是,看看董子章说这句话的直接目的是什么吧!董子章这些话的用意,无非是引诱小旺脱离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不妨想想:我国城市建设的巨大成就,难道和农村中的巨大发展可以截然分开吗?对社会主义农村的任何新发展都抱着完全否定态度的人,是否可能对城市的建设成就由衷地赞扬?在农村那样仇视共产党,一到城市,看了几个建筑物便马上热爱共产党,这是否可信?再说,董子章既然认为:“公社再好”只要“不是咱们自己的”,就认为“总没咱们的便宜!”那么,难道董子章会认为城市的建设就是他“自己的”?实际上,董子章在这里是借赞扬城市建设,进一步贬低和否定社会主义农村的成就。
资产阶级说,人生在世,无非是要赚钱,要“及时行乐”。董子章有个“警句”:“人活一辈子,掐头去尾,最好的光景也就是二三十年——一飞就过去了……”,为了不辜负这“最好的光景”应当做什么呢?第一,小旺应当离开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城市找个能赚钱的事。第二,“全家往城里一搬”,更好地享受一下。第三,“跟桂芬一结婚,以后生儿育女。”如果“赚钱、享乐,传宗接代”这三条俱备,一家子便“乐呵呵的”,这就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了!
从这一套完整的剥削阶级人生哲学来看,董子章主要的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呢?还是一个剥削者?我以为,应当属于后者。
是坚持原则斗争,还是迁就姑息
以上说明:在经济上,董子章实际上是个富农兼商业投机者;在政治上,他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和贫农是敌视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代表着腐朽的势力。不论从哪方面看,董子章都是属于敌对阶级的人物。
但是,影片竭力把敌我矛盾强拉到人民内部矛盾中来,这当然是混淆了阶级界线,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里也必须附带提一下,即使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影片也没有正确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重要方法。
看看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党支部书记吴大成是怎样和董子章作“斗争”的。吴大成与董子章的斗争,主要有五次:
第一次,董子章因不爱护公共财产,损坏了车轴,老汪头批评他一句,他便大骂:“老穷鬼!”并且闹着要进城。大成说:“您这是干什么哪?大伯,不小心出了事,大伙有意见,这有什么不对?不要一不高兴就请假进城。”然后叫小旺“送大伯回去”。这里不但没有“斗争”,而且有意为董子章开脱,与其说是批判董子章,还不如说是维护他更为合适。
第二次,董子章为了做投机买卖,要支“牲口钱”,这时社里资金正困难,而且明知董子章所说的理由是假的,也还是支给他一部分。
第三次,董子章做投机买卖,被群众揭发了。大成责备他,是“长辈”,不应当如此;并说:“你走的路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董子章连一句检讨都没有,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又没有犯法!”
董子章的气焰竟使有的贫农在他面前畏畏缩缩。董子章带怒地质问邓天禄:“你说,不是你去报告的,那是谁?”邓天禄赶快表白:“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我可以把心掏给你看。”董子章又命令邓天禄:“你糊涂。去把东西给我要回来!”对董子章这份霸道劲儿,在影片中有过任何批判斗争吗?
第四次,吴大成鼓励群众去打井,董子章在一旁公然泼冷水。大成说:“董大伯,你讲这种话可对得起谁呀?”这是在搞阶级斗争呢,还是在论人情?
第五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吴大成责备董子章:“你让他争社会主义的气还是争资本主义的气?小旺的事不是你我两个人争私人财产,问题是我们应该把他引到什么道路上去。”这几句正确的话说完,便转身而去,既没有能够阻止董子章对小旺继续施加影响;也没有向小旺进行有效的批评教育,使他迷途知返。
综观吴大成和董子章的“斗争史”,基本状况是:吴大成迁就姑息,董子章气势汹汹。其结果,若不是吴大成迁就姑息,便是不了了之!如果不是董子章突然来个“转变”,真不知道还要妥协到什么时候!
董子章转变了,还是被美化了?
作者既然把董子章划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也就理所当然地给他一个“转变”的机会。
关于董子章的转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其中,还是江南那篇文章的说法最为奇妙。据江南说,董子章是由于看到“解放后才几年就把张家口建设得比从前好几百倍”。因此,当他去毒社里的牲口时,“他犹豫了”。江南接着说:“这里显然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和社会主义没有根本利益的抵触,当他看到在集体利益中也有‘我’的这份利益时,不能不作这种合乎情理的表现。”所以,董子章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是“合乎情理”,甚至“不能不”突然转变一下!
但是,这种论断是颇可怀疑的:
第一,如果张家口的建设对董子章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成为他“悬崖勒马”的契机,那么,董子章在看到张家口的城市建设后,精神面貌应当与过去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应当略为有一点好的表现。如果看张家口的建设真的是使他转变的基础,那么,作者一定会在适当的地方表现出他有一点进步,预示他以后的转变。但是董子章从张家口回来后,反而比以前更坏了。
第二,董子章从来就和集体利益是对立的,一向不爱护集体,甚至怀有敌意,那么他怎么会在进行犯罪活动的一刹那间突然看到“集体利益中也有‘我’的这份利益”呢?影片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表现了他这个内心转变的过程呢?没有。既没有用语言,也没有用动作和表情表现他所起的“质”的变化。
要谈董子章的“转变”,有必要从他为什么要去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谈起。因为从事破坏活动的动机和他后来的“转变”有因果关系。
影片作者对于董子章为什么从事破坏活动这个问题,没有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去揭示人物的阶级本质。实际上,董子章之所以要做反革命的事,正是由于他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但是,作者回避了这个铁的事实,给董子章找到了一个超阶级、超政治的理由:不是因为董子章政治上反动,而是因为——他喝醉了,他神志不清醒。所以,他搞破坏,与他的阶级立场无关。
影片在一场戏中竭力强调酒的作用。董子章在喝酒,钱三泰在一旁挑拨,这时,董子章“已经有几分醉意了”,恰好吴大成又来吵了几句,董子章暴跳如雷,经钱三泰一煽动,便决心去搞破坏活动了。这里已经为董子章的“转变”埋下了伏线。
使董子章“悬崖勒马”的因素不外两个:一个是马,一个是风。
董子章的反革命活动的决心开始动摇,是出自对骡马之爱!董子章在用自己的腮帮子贴着马脸的时候,内心的确是有矛盾的,不过这矛盾并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由于对畜牲之爱唤起了他内心中的所谓“善与恶”的斗争。周谷城不是说“美或艺术或艺术品,都是以情感为其源泉的”吗?《北国江南》的作者则以创作实践“躬行其道”,绘声绘色地去描写董子章对骡马的感情。对牲口的爱,唤起了他的“天良”,于是引起了内心的善与恶的冲突,这使他在犯罪的边缘上“矛盾起来”,“犹豫”起来,初步动摇了他进行破坏活动的决心。
他虽然有些动摇,但还没有彻底改变下毒的决心,这是因为:他在下决心时,很大程度上是酒的作用。对牲口的爱,使他在情感上有了动摇,在“理智”上还没有重大变化,因为他这时“酒气未尽”,还要借助于风力,使他“头脑清醒”,才能唤起他的理智,使他“悬崖勒马”。
这便是影片本身提供的解释,这就是作者本来的观点。
在这里,只有抽象的“感情”和“理智”,而完全没有“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依照作者的意思,人们的重要行动(例如做一件于革命事业有益的大事或进行一次反革命破坏活动),并不是决定于他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倾向,而是决定于他的生理的状况,例如是神志昏迷或头脑清醒。照作者的意思,即使一个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只要喝上几杯酒,神志昏迷,“一时糊涂”,便会马上干起反革命活动!同时,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哪怕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人变成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也用不着进行什么思想斗争,用不着对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只要他有“真实的感情”(例如对牲口的“真诚的爱”),只要他“善良”和“有理智”,就会在什么时候来一个“突变”,“立地成佛”!原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不经过任何斗争、不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就可以在一刹那间同他的对立面达到“无差别的境界”了!
董子章“转变”的再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发现钱三泰给他的原来不是耗子药而是红矾,于是意识到钱三泰是个反革命分子,这促使他向吴大成坦白交代,揭发了钱三泰。这个情节的虚假和不合乎逻辑,是显而易见的。耗子药和红矾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董子章没有反社会主义的要求,一包耗子药也足可以使他识破钱三泰是个反革命分子。作者显然不愿意承认:正是董子章反动的阶级本质才促使他去从事破坏活动,所以便找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为他辩解。
这个情节的虚假,不是由于编剧或导演缺乏艺术技巧,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这件事雄辩地证明:不论是多么有经验的艺术家,如果他没有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美学观,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反映生活,他就不可能真实地、合理地处理情节、人物和主题。
把观众引导到哪里去?
在影片接近结尾的地方,作者竭力使观众相信董子章已经彻底“转变”了。但这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因为影片中看不到无产阶级思想如何战胜了资本主义思想,也难以相信董子章那样强烈的反社会主义思想会由于一些虚假的理由就能够在一个早晨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事实上,董子章既没有认识到自己阶级立场的反动性,也没有认真地低头认罪。董子章向吴大成“坦白交代”时仅仅是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只是自己思想不好,引鬼上门”,后来又对小旺说,他是“一时糊涂!”请看,这说得该有多么轻巧,从什么地方能看到董子章有洗心革面、重新作人的痛改前非的决心呢?但是影片的作者却用“思想不好”,“一时糊涂”这八个字把他以前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行为一笔勾销,企图让观众相信他已经是个新人了。其实观众只能看到资产阶级的“自我觉醒”和“人性”的胜利。
影片的作者还不止于让观众原谅董子章,而且试图使观众对他产生好感,作者的这个意图是通过董子章的受伤表现出来的。作者用这种手法给董子章开脱了一切罪责,使观众对这个阶级敌对分子产生不应有的好感。
这一切,究竟是用“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呢?还是抹煞阶级界限、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宣扬无原则的妥协和宣扬阶级调和主义思想呢?
当然,不能说《北国江南》中没有提到过“阶级斗争”,这种字句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加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影片的作者是多么彻底地阉割了革命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这部影片中,“阶级斗争”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表皮,而其中包藏的却是资产阶级的“人性”和“人情”!表面上喊着阶级斗争的口号,实质上则浸透着阶级调和的思想!


第6版()
专栏:

  我不同意对《北国江南》的批评
  朱烨
看了人民日报七月三十日发表的,以《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国江南〉》为题的汪岁寒、黄式宪两同志的文章后,我不能同意这篇文章对这部电影和一些影评提出的批评。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电影的热心观众,当《北国江南》最初上演的时候,我就兴奋地看了这部片子,后来又高兴地读了不少同志推荐这部电影的文章(其中也包括汪、黄两同志提到的马林等同志的文章),我也和马林等同志一样,感到这部电影尽管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缺点(如女共产党员银花的形象塑造得比较粗糙,富裕中农董子章的转变尚不能令人信服等),但这仍然不失为一部好电影,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给人们很大教育意义。
下面想就文章中提出的几个问题与汪、黄两同志进一步讨论。
一、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
汪、黄两同志在文章中说,这个“影片表面上是写了‘阶级斗争’,然而,影片绝大部分篇幅描写的,却只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嚣张活动以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人们并看不见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是的,汪、黄两同志也说了,阶级斗争总是敌对的,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是不是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在我们的电影、戏剧中,就要少一些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和恶毒的野心呢?如果不这样做,是不是就是冲淡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冲突,有损于正面人物的塑造呢?更多地暴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和卑劣手段,就是使人们“看不见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呢?
电影是一种艺术,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描写正面人物,可以直接通过正面人物的活动来描写,也可以用反面人物来衬托、加强。反革命分子钱三泰是一个极端阴险狡猾的敌人,解放、合作化、生产的发展……都使他恨之入骨。要发展生产,就要解决水的问题,人们打井,可是他破坏;春耕畜力正紧张,他想毒死骡子、马;他处处挑拨富裕中农董子章来反对社长,给合作社的工作造成障碍。表面上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的社员:一早就起来拾粪;打井也积极参加;把用“借刀杀人”的方法怂恿董子章毒死骡马说成是“酒后胡言”,是“开玩笑”,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这样处心积虑隐藏自己?这不正说明他惧怕革命人民的力量吗?他怕董子章,怕董子章揭发他;他更怕社长吴大成,害怕革命人民对他专政!我们的力量愈强大,敌人的破坏就会更加隐蔽,难道不是这样吗?那末,又怎么会得出“……只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嚣张活动以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人们并看不见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哩!此外,这部电影也不是象汪、黄两同志文章中说的“只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嚣张活动以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对小旺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董子章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集体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影片不是一开始就给予讥讽和鞭笞的吗?打井遇到困难,人们都躲到窝棚里休息,有人讲怪话、泼冷水时,共产党员吴大成不是坚决地带头给予回击吗?难道这些不都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吗?
至于谈到董子章的转变,说是富裕中农受到“良心”谴责,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象富裕中农董子章这种人,主要的恐怕还是从个人利害关系上来考虑自己的抉择的吧!当他意识到毒死骡子、马,凶手是他董子章,想到反革命分子要“借刀杀人”,才看穿钱三泰这条“毒蛇”,因而痛恨他,进而揭发他。董子章的这种转变,在客观上虽然是对革命有利的,可是在主观上,他并不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去痛恨反革命分子的。
总之,这部电影教育了人们:“在与大自然作艰苦斗争的同时,不要忘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看了这部影片,我自己感到是上了阶级教育的一课。
二、对正面人物的描写
汪、黄两同志认为,社长吴大成主观上想干革命,想把工作做好,愿意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但是他的缺点实在太多,而且性质相当严重。程度如何?文章接着说:“他十分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其次,他也脱离群众,一味蛮干,处事简单粗暴,甚至不懂得要给群众安排烧饭的时间……”还说,“当我们看到群众都离开了他,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井下咬牙掘土时……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实在很难感受到什么‘强大的精神力量’。”看了这些话,使人感到文章的作者实在对劳动人民太缺乏真正的感情了。
吴大成是影片中着重描写的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的塑造,目的在于通过他,给人们树立榜样,使人们受到鼓舞,增添力量。我觉得影片中的吴大成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吴大成是在解放前夕才开始接触党的,受党教育的时间不长,参加斗争的经历少,因而,对狡猾的阶级敌人认识不清,思想比较麻痹,性情急躁,容易发火,处理问题简单等,这都是他的缺点,所以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犯了一些错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年青干部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对于这些缺点,我们是抱着满腔热情、给予帮助的态度,还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呢?当我们看到吴大成一个人还在打井,我是被他的顽强精神深深感动的。所谓“不懂得要给群众安排烧饭的时间”也仅仅是个别群众(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群众)说的怪话,这怎能就说是吴大成的脱离群众的严重缺点呢?吴大成立场鲜明,处处维护贫、下中农的利益,生产劳动他走在头里。哪里困难他出现在哪里,社干部和多数社员都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怎能说他脱离群众呢?难道人们打井遇到困难都走了,他一个人还坚持打井就是脱离群众了吗?难道他和落后社员一样丢下铁锨不干了,跑回家里睡暖炕才是不脱离群众吗?不!正如马林等同志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吴大成是一个忠心耿耿、浑身是劲、全无私念、敢于斗争的共产党员,虽然在他的身上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却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年纪轻,不怕;经验少,不怕;有缺点,不怕;犯错误,也不怕!只要立场鲜明,坚决向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会在不断的斗争中学习和提高。
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千千万万象吴大成这样的“普通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虽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也可能犯一些“错误”,但正是通过他们,广大的贫、下中农认识了党、了解了党的政策,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我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在与大自然和阶级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三、是“中间人物”还是积极分子?
汪、黄两同志说:“影片中的绝大部分人物,包括处于正面地位的角色,实际上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只知道发火打架、哭哭啼啼、乱糟糟的一群‘芸芸众生’”,文章中把一贯勤勤恳恳、和社长合作得很好、遇到运雷管的危险任务能挺身而出的副社长郑万全说成是“跟着吴大成后面瞎忙”;年纪已经很大,完全可以“退休”做“五保户”,但仍积极负责打井定标的老汪头是“懵懵懂懂”;朝气勃勃、干劲冲天、敢于与不良现象坚决斗争的明新、凤兰、桂芬也是一无是处……这就是汪、黄两同志对积极分子的评价。
文章中还说:“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小旺,他的父亲受尽地主压迫剥削,……他是在吴大成这个革命家庭中长大的。这样的青年,本来应该成为一个革命的接班人,谁知竟会如此莫名其妙地就被他那位富裕中农的大伯董子章拉了过去……”认为小旺的形象是不真实的。奇怪的不是小旺被拉了过去,而是文章的作者竟然认为由于小旺的父亲受尽地主压迫剥削,小旺就不会变坏,难道一个人的出身就能给他的一生作了保险了吗?这不正是极端错误的“自然红”的想法吗?按照这种推论,《年青的一代》中的林育生,《千万不要忘记》中的丁少纯……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剧作者虚构的人物了。
小旺一贯作风不够踏实,爱虚荣,以及后来羡慕大城市生活,贪图享受,甚至想从农村偷偷跑到城市……这样的描写有什么地方不可信的呢?一些青年的堕落不就是从好逸恶劳开始的吗?象小旺这样的青年,不正是资产阶级想复辟所寄托的“希望”吗?当然,小旺可以成为一个革命的接班人,但这不是在他欣然同意与伯父——富裕中农对饮或到了堂姐的“富丽”的房子里流露出羡慕眼光之时。当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在农村中干一辈子,并做出一些成绩(在大丰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的时候,我们不是很高兴地看到革命队伍中又增加了一个接班人吗?
总之,汪岁寒、黄式宪两同志的文章虽然大谈什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映时代精神”等等,但在分析影片中的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中却给予歪曲,对片中的正面人物的缺点,不是抱着满腔热情、积极帮助的态度,而是处处看不顺眼,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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