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学术研究
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戚本禹
由李秀成自述引起的对李秀成投降变节问题的讨论，正在进行着。
怎样对待李秀成的自述，这是一个老问题。远在一百年以前，这个自述刚写出来的时候，人们对它就有过不同的看法。反革命方面的曾国藩说它“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①；但是革命方面的洪仁玕看了这个自述，却专门写了一个“签驳”②。一九○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在《中国四十年大事记》里说，李秀成“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③。从此，这个自述在历史上享尽了盛誉。《近世中国秘史》的编者韩孔厂称赞说，李秀成自述“字字血，语语泪”，足可以为“中国历史之光”④。研究明清史的专家孟森，更提出“世以为秀成以种族之见劝曾（国藩）……取而代之”的伪降说⑤。最近十几年来又不断有一些人为这个自述写考证、做笺注，进一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伪降假说。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根据这个自述编演了李秀成的戏剧。李秀成自述由此变成了一个“大英雄”“龙腾虎跃、可歌可泣”的“自传”⑥。但是也经常有一些人对这个自述抱有怀疑态度，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大英雄”的“自传”竟然会充满背叛革命的语言？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充满背叛革命语言的文件，竟然会受到人们这般的尊崇？有人还对伪降说提出了批评⑦。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在《评李秀成自述》（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里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以后看到了罗尔纲先生和其他人的一些不同意见，感到怎样对待李秀成的自述和他的投降变节行为，是一个迫切需要通过争论辨别清楚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情况的复杂和互相见解的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自然的。这篇文章打算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一些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事实材料是历史认识的立脚点。为了弄清李秀成自述的性质，为了弄清李秀成究竟有没有投降变节行为，认真考察一下有关的历史事实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自述的本文。
罗尔纲先生说，李秀成自述是太平天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⑧。有的人虽然不同意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但是也认为李秀成是怀着“珍惜革命”、“缅怀天国”和企图总结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态度来写自述的。说他的自述显示了一个“忠实的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
李秀成在自述里确实对太平天国的革命经验有所总结，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呢？
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伟大的农民革命，被说成是“世人之劫数”，“乱坏世民”的“患害”，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人是“乱星下降”、“作乱之人”、“不良不孝不义之徒”和“害民害众”的“众匪”。革命领袖天王洪秀全则是“不修德政”、“谗倿（谗佞）张扬”，动辄要“桩砂剔（剥）皮”、“五马分尸”的昏君⑨。
农民革命的领导者虽然不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敌人，但是他们可以知道杀人刽子手是革命的死敌。太平天国的革命群众把清朝皇帝和坚决反革命的湘军头子曾国藩称之为“满妖”、“曾妖”，而李秀成却把他们称为“福德”“万幸”、顺应“天命”的“圣上”和“仁爱”“恩深”、“盖世无双”的伟人。
对亲、对仇，李秀成的态度是多么可鄙。洪秀全“不肯失志”，南京被围以后，“因食咁（甜）露”，得病死了。对这件事，李秀成的评论是：“亦是其无福处，害死庶民”。曾国藩祁门遇险，“被天朝之兵围屯”，他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地写了遗嘱等死。对这件事，李秀成却赞扬道：“此非中堂不可”，“良可佩服”。
难道这些就是一个“忠实的农民革命英雄”对天国的“缅怀”和对革命的“珍惜”？难道这些就是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总结？
有人说，你总不能否认李秀成自述里也有一些痛陈天国失悞，颂扬天国领袖的话吧！
李秀成自述里确实有一些“今国亡，兴衰得失不陈，不知来由”，和东王“军令严整”、西王“勇敢纲（刚）强”的话；但是重要的不是李秀成说了这些话，而是他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说这些话。
“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回禀”了一次，还没有
“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
“老中堂”和“中丞大人”“情厚难酬”，“是以我心自愿，将国中一切供呈”。
这分明是出卖祖国，向敌人招供革命队伍内部情况，算什么痛陈失悞，颂扬天国呢？在李秀成的笔下，太平天国的革命已经成了社会的“患害”，革命领袖已经成了“众匪”的头子，“兴衰得失”、“军令严整”又奈何？
从古到今的反革命分子，为了消灭革命的目的，常常要研究革命方面的经验，有时也不得不说几句表面上好听的话。反动透顶的曾国藩、李鸿章不是也说过太平军的将军“忠勇”、
“多谋”、“坚忍实不可及”吗？李秀成根据反革命方面的要求，写了一些陈述太平天国“兴衰得失”和表面上颂扬天国领袖的话，并不能改变他自述的反动性质。
罗尔纲先生说，李秀成对太平天国革命怀有“无限的忠诚”，对太平天国的复兴抱着“无限的信心”，直到被囚期间，仍然抓紧时机进行“复国的深谋”⑩。还有人说，李秀成在写自述的时候，对太平天国事业仍然“忠心耿耿”。但是我们从李秀成自述里看到的情形，却截然与此相反。
“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
“无限的忠诚”在哪里？
“天朝……业已数尽国崩”，“大清再复升平”，“此是大清皇上鸿福”。
“无限的信心”在哪里？
在李秀成看来，南京陷落以后的革命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全军按照他提出的“招降十要”放下武器，集体投降。全军投降以后，他还准备去当统治阶级的鹰犬，帮助敌人去剿灭正在北方支持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阶级兄弟“捻匪”。
“复国的深谋”又在哪里？
难道这些事实，不是说明李秀成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不忠，反而是说明了他的“忠心耿耿”吗？
有人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没有因为以往为革命做了许多事情而在敌人面前表示反悔，相反的倒是因为满怀忠心，未得畅行其志，而表示深为遗憾。还说李秀成自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表示要反动派开恩，免其一死。
事实并非如此。
“自糼（幼）为民之时，不知天王欲图天下，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
“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做不良、（不）义、不孝？”
“自糼（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懞懞而来，造成今日之患害，父母分?（离），妻儿失散，为人非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乎。”
“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涌涌）而来，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
“我今被护（获），何悉今日之由，能早知有此难，而可早避在家为民，何知前世之事，知者谁从。”
“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知（之）也。”
“没有反悔”吗？“深为遗憾”吗？这些又是什么？
至于要反动派开恩，免其一死的话也是有的，不过有时说得比较含蓄而已。
“我乃粤西之人，路隔千涯，而无门投处，我粤人未能散者，实无门可入，故而逼从。若曾中承（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
难道这里的“我乃粤西之人”、“我粤人”、“此粤之人”不包括李秀成吗？
“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虽有他意，无有招引之门，故而丧至此也。……我肯与中堂、中承（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承（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多一字）好事。”
“我虽不才，早至数年，而在部下，亦尽力图酬，虽不才智，死力可为，忠扶天朝末国，不代（待）复言，愿收复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
难道这些露骨的“楚肯容人，亦而死报”的话，不是乞恩求活吗？
太平天国的叛徒韦志俊投降了清朝，得到敌人的宽赦，李秀成羡慕极了。
“今韦志俊生命投入清朝，而得回家之乐，性命实我保全，其回家乐也，我之难”。
另一个叛徒松王陈德风“通清朝这边”，“事作不成”，“其命尚不能保”，李秀成哀怨极了。难道这些感情不是李秀成真实思想的反映吗？
有人对我一再引述李秀成自述里这些耻辱的话忿忿不平，说这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可惜李秀成自述里这样的话不是一点，而是很多。你看，他夹叙夹议，常常是每讲一段天国历史就叫几声“老中堂”、“中丞大人”，叫完了就骂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骂完了就哀声求告、苦苦乞降，不要脸得很。这样的自述每一个革命者读了都会感到气愤，严肃对待问题的人不能闭眼不看事实。
原件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李秀成自述，是评断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重要物证，在讨论李秀成自述性质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个证据确凿的文件。
其次，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李秀成在敌人法庭上的口供。
李秀成被俘以后，多次被提审。敌人在审讯他的时候，作了笔录，原件也遗留下来了。其中有问话，有答语，也有敌人因为他“口操土音，语不可解”，而叫他亲笔写的“答辞”。?
李秀成在敌人法庭上的表现也是屈辱的、可耻的。他对革命、对敌人采取的态度，基本上同他的自述一致。他夸大其辞地批评天王“不喜见人，不察阅军报”，无端地指斥太平军“专以掳掠为生”，他颂扬敌人的军队“冲锋猛战”，“稳练不摇”，而且还不顾事实地去给烧、抢、淫、掠的反革命军队涂脂抹粉，说什么太平军“不如官兵大处，官兵掳掠者斩”。他不放弃任何机会来向敌人表白自己的忠诚。敌人问他各路太平军的动向，他如实地招认了；问他各路农民起义军同太平天国的关系，他也如实地招认了。当然口供大部分是敌人笔录的，某些用语和称谓也可能不是李秀成的原话，但是其基本意思仍然是李秀成的。特别是各路太平军的动向等问题，李秀成不说，敌人是无供可录的。
除了李秀成的自述和口供，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人们的记叙里去找寻旁证材料。
最重要的旁证材料，是当时亲自参加处理李秀成案件人员的有关记载。据现在所知，当时亲自参加处理李秀成案件的共有六个人。就是曾国藩、曾国荃和他们的幕僚赵烈文、庞际云、李鸿裔、周悦修。他们都是反动营垒里的人，不可能给我们留下观点正确的材料，但是在研究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问题上，他们的记叙，仍然不失为第一手的直接材料。
曾国藩对李秀成的投降诚意是相信的。他在给皇帝的奏折里说，李秀成“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又说，“查李秀成原供……其中反复重沓，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决定杀害李秀成的时候，对李秀成很是“怜惜”，格外下令“免凌迟”、“棺殓其躯”。?曾国藩的这种“怜惜”，当然不是如象有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出于什么“唯英雄识英雄”和“唯英雄惜英雄”的感情，而是出于一种反革命的感情。太平天国的一个有名望的领导人竭力推崇自己，并且向自己提出了投降的请求，但是由于种种利害的考虑，又不能加以收留，“怜惜”的感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曾国荃对李秀成的投降诚意也是相信的，但是很看不起他。李鸿章说李秀成“穽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的话，就是曾国荃给他讲的。?
赵烈文亲自同李秀成谈过话，并且陪同曾国藩审讯过李秀成，他的日记里对李秀成被俘以后的表现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李秀成被俘的当天晚上，赵烈文找李秀成谈了许多话，在这次谈话中，李秀成即表白自己是由于无知而参加革命的，还以“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来讨好敌人。谈来谈去，竟然有“乞活”之意了。赵烈文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李秀成才“俛首不语”。?
李秀成被杀的前一天晚上，赵烈文陪同曾国藩审讯李秀成，李秀成又有“乞恩之意”?。
有一个常熟“秉衡居士”丁国钧，写过一篇《李秀成遗事》，说：“李见人颇倔强，见曾文正乃叩头称中堂，有降顺意。”?这段话，可以同赵烈文的记载互相参证。
庞际云、李鸿裔、周悦修虽然参加过李秀成案件的处理工作，但是都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记载。只有庞际云为李秀成的“供辞”写过一个跋，认为这个“供辞”“亦可备考”?。还有一个同庞际云家有亲戚关系的李国瓌（李鸿章之孙）根据他先人的传闻，写过一篇追记材料。原文如下：
“先君子云，忠王被擒，置囚笼中，……文正熟视云：‘汝即李秀成耶？汝亦好汉，可惜！可惜！’长叹不再语。李大哭，即请以纸笔自供，并乞赦，当招余党。”?
除了上面说的一些人以外，湘军里当然还会有一些了解情况的人，由于材料的缺乏，无可引述。但是从曾国藩奏折里所说的“营中文武各员……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等情形来看，湘军中很多人，对李秀成的投降诚意也都是相信的。
总之，李秀成的自述、口供和一些当事人的记叙材料，证实李秀成被俘以后，确实有过投降变节行为。一个众说纷纭、猜测不已的历史事件，其本来面目就是如此。
李秀成投降变节的思想过程
南京突围的时候，幼主“无马坐”，李秀成把自己一匹战马“交与其坐”。
李秀成被俘的第一天，曾国荃用酷刑折磨他，他“殊不动”。晚上同赵烈文谈话，说过“死耳”的话。另外，在他写的自述里，也有“我今临终之候”，和“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被杀以前又写过“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
这些事情同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不是截然相反吗？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
如果把这些矛盾的现象放在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来了解，问题是可以得到解答的。
（一）虽然李秀成在自述里说，他在革命斗争危急的时刻，曾经有过动摇行为，但是他在被俘以前基本上还是坚持了革命斗争。他对洪秀全有很多不满，但是洪秀全把他从一个低级的军事指挥官逐渐提拔到军事统帅，由此他对洪秀全仍然会有一些感情。“天王气满懞（蒙）尘，损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突围的时候，他在这种思想感情的支配下，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幼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反革命对太平天国的俘虏，特别对所谓“广西老贼”是非常残忍的。所以李秀成在老百姓劝他剃发逃亡的时候说：“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大清帅营，我亦不能复语（活）。”被俘以后，事情果然如此。曾国荃“憾其四十余日攻围之力”，短衣独出，向李秀成施加酷刑。?李秀成既然有了思想准备，敌人又给了他事实的教训，当时他“殊不动”，没有求饶，也是情理中的事。
（三）但是李秀成的意志并不是坚定的。当天晚上他的态度就有了一些变化。大概是赵烈文出于一种好奇心理，约了另一个人一起去找李秀成谈了一次话。这个人白天曾经“力劝”曾国荃不给李秀成上刑，其言语、其态度同曾国荃那种如虎似狼的样子大不相同。意志不坚定的人，在绝望中容易产生侥幸心理。李秀成或许认为官方的态度有了某种转变，于是大谈其在革命队伍“如骑虎不得下”，“我家人心不齐”等等。谈到后来，赵烈文问他：“汝今计安出？”他说：“死耳。”但是紧接着又说：“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言次有乞活之意”。?我们把赵烈文这一段记叙连贯起来看，李秀成的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死耳”是无可奈何的，以散遣旧部来乞求敌人的宽赦，才是他追求的目的。有人只引述“死耳”的话来证明李秀成有了“尽忠革命的立场”，对“死耳”后面的“乞活之意”却不去管它了。这不是断章取义吗？
（四）老奸巨滑的曾国藩，从安庆赶到了南京。他很知道李秀成的价值。为了从李秀成那里榨取一切有用的材料，他对李秀成采取了思想上软化的手段。曾国藩的手段当然不会只是
“熟视”之和几声“汝亦好汉”，“可惜！可惜！”的长叹，但是就是这几声长叹，便已经使这个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热泪盈眶。为什么？因为敌人虚情假意的欣赏，击中了他长期对洪秀全不满的隐痛。“朝中非我之长”，天王“第六重用方是秀成也”；但是敌人却把他看做是头等人物。于是由“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不实”，到“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就是很自然的了。
李秀成未尝不知道革命气节，他自己就曾经拿革命气节来教育过别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寻找理由来为自己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
“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
“我说我非我不忠，国亡而言真语，尽諘（表）周详，容与不容，皆由中堂、中承（丞）之玉鉴，非我强要而能乎。”
这些辩护词是多么堂皇，多么符合这个由思想动摇而走上投降变节道路的农民革命将领的性格，多么符合这个被俘的军事统帅的身份。“情发于中，而形于外”。这种感情真挚的话，假造是造不出来的，做作也是做不出来的。
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一些风流一时的人物，在某种情况下，他们能够经受住战火的考验，甚至被敌人俘虏以后，开始也还能经受住苦刑的折磨，但是经受不住敌人一再的威逼利诱和思想软化。有的人在刀和剑的面前不曾倒下去，却在敌人甜蜜的诱惑下解除了武装。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警惕敌对思想的侵蚀，警惕自己思想的弱点，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革命斗争到底，这是李秀成自述给一切革命的人们留下的深刻教训。
（五）曾国藩的花言巧语，使李秀成从死亡的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微光，但是他也有一些清醒。他知道他的投降和他的投降计划都不是曾国藩所能决定的，因此，他请求曾国藩奏请“圣上”，“赦此广西之人”。但是“圣上”能不能宽恕，他是没有把握的。他曾经是一个旧日的军事统帅，他一方面要表示自己“楚肯容人，亦而死报”的忠心，另一方面又要保留一定的身份。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写出来的自述，有一句“我今临终之候”的话，完全不足以说明他对革命的忠诚。
（六）不少人说李秀成自述里“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了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其实从这两句话前后文的意思里，看不出这种“决心”。
“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这完全是一些感恩的话，有什么早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如果当时李秀成已经决心死了，那么怎样去“收齐作乱之人”，
“先行靖一方酬报”呢？
（七）李秀成自述完笔了，曾国藩派人告诉他：“国法难逭，不能开脱”。李秀成最后一线生存希望破灭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仍然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态度呢？罗尔纲先生和一些人猜测说，一定是曾国藩假意答应了李秀成的什么“不杀他的部众这一类要求”。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玄妙。拆穿了不过是曾国藩耍了一个花招，即在李秀成“乞恩”的时候，曾国藩“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外边诸人可说，唯里头恐多周折”?而已。爱莫能助，有负使君。已经动摇变节了的李秀成怎么能不当真呢？
（八）李秀成就刑以前写的十句“绝命词”，究竟是为
“来生愿图报”的“明主”尽忠，还是为“国破主亡”的太平天国尽忠，现在因为原词不在，难以臆测。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可能是李秀成在求活不得、投降不成的情况下，写了一个表示尽忠天国的“绝命词”；但是，从他的思想发展逻辑分析，即使他写了这样一个“绝命词”，其内容也不可能是慷慨激昂的。罗尔纲先生说，李秀成临难时，“手书‘就义歌’十句，再三表示他尽忠革命的、充沛天地的、凛然不屈的英雄气节”?，这些都是缺乏根据的主观想象。原因是李秀成那时已经叛变了，“我……随洪姓而来，一路而至，亦是沙云而已”，在思想上，他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已经悲观绝望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写出“充沛天地”、“凛然不屈”的“就义歌”？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敌人的屠刀就要搁到他的脖子上了，他对自己的变节依然没有悔恨，还在那里说什么“中堂厚德，铭刻不忘”，这样的人，又能写出什么“充沛天地”、“凛然不屈”的“就义歌”！？
“莺断?裳思旧树，
鹤髠丹顶悔初衣。”
这是那个“荣进败名”，清代著名的“二臣”钱谦益写的诗?。他是东林的巨子，斯文的宗主，主盟明末文坛数十年，官职也相当高。但是“一朝铁骑横江来”，却第一个率领文班诸臣出国门迎降新主人。投降以后，还到处写信去劝别人投降。晚年，大概对自己的腼颜事敌感到羞辱，写了一百多首诗表示“忏悔”，诗中有对故国的“怀念”，也有“沉痛”的自责，但是他“两朝领袖”、“名教罪人”的恶名却始终洗刷不了。
还可以举一个太平天国的故事。
太平军在永安的时候，有一个周锡能在行军途中投降了清军统帅赛尚阿。投降以后，马上被派回太平军“做内应”，但是回来没几天就被杨秀清发现，亲自审讯后处死。周锡能死前，“一时良心发见”，大声呼喊：“各人要尽忠报国，不好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周锡能的“绝命词”倒真是“叙其尽忠之意”的，可是，难道我们也要为这样的“绝命词”献上洁白的花圈吗？
不少历史学家把李秀成之死称作“尽忠”、“死节”、“从容就义”和“凛然气节”。有些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编演的戏剧里，也以最慷慨壮烈的场面，把他的死描写成为光荣的牺牲。事实上，就是从当时农民革命的立场来看，也不能把投降变节者的死叫做“尽忠”和“死节”。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李秀成的死叫做“尽忠”和“死节”，那么就得请他首先替杀了主将、献城投降的苏州八叛将翻案，因为这八个人也曾经同中外反动派作过斗争，而在投降以后，“未及三日”，就被敌人杀死了。其次还得替私通清朝的叛徒松王陈德风翻案，因为陈德风也是因为投降不成而被敌人杀掉了。再次，还得替历史上一切在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斗争中被敌人杀死了的变节分子和叛徒翻案，因为他们遭遇了同李秀成一样的命运。
历史是前进的。一切在正义的、革命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力量和生命的人，即使失败了，也是永垂不朽的；一切背叛了正义的、革命的事业的人，即使能苟活一时，最终也要受到历史的谴责。李秀成在自述里向反动派说了那么多好话，到后来仍然不免在反动派的屠刀下丧生，无情的历史事实又一次告诉人们，投靠反动势力是没有前途的。
伪降说是没有根据的
正象罗尔纲先生说的，在李秀成自述评价问题上，最根本的分歧是：究竟这个自述是背叛革命的“自白书”，还是一个伪降的策略。农民革命历史上的确有过伪降的策略。明代伟大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被围困在车箱峡的时候，就曾经用伪降的计策摆脱了起义军面临的险境。因此，我们不应该拒绝考虑这个问题。
关于李秀成伪降的说法，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姜维伪降说。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开始是孟森等人的一种猜测，后来为罗尔纲先生系统地论证过。说李秀成是效法姜维伪降钟会的故事，“伪降曾国藩”以图“恢复”太平天国?。这个意见受到了史学界一些同志的批评。后来罗尔纲先生有保留地但是郑重地声明放弃了这个意见。现在看来，效法姜维伪降的说法的确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遗留到现在的李秀成自述，原件基本上是完整的，我们从那里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大清皇上同样采取了歌功颂德的立场。他不仅没有劝曾国藩反对清朝，而且自己还表示要在投降以后，为清朝皇上“尽义”、“赎罪”。
第二种说法是保存革命力量说。即李秀成的投降敌人是为了保存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这是罗尔纲先生在放弃姜维伪降说以后提出来的新假说。其主要依据是李秀成在“招降十要”里说过的一些“保民为乐”、“停刀勿杀”的话?。但是“招降十要”恰恰是一个迅速瓦解和消灭革命实力的反革命策略。
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判断一种计划性质的最正确的方法，就是看它对谁有利？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里提出了一套逐步收降太平军和剿灭捻军的计划，这是一套完全有利于反革命的计划。曾国藩因为个人利害关系把李秀成杀死了，但是他仍然承认李秀成的话“颇有可采”。清朝皇廷对李秀成的“招降十要”也很关心，用紧急文书向曾国藩索要原文。他们看到李秀成提出利用李世贤的母亲逼迫李世贤投降的建议，马上向李鸿章查问李世贤母亲的下落?。
值得注意的是，不久以后清朝皇廷给前方军事大员的一个上谕：“凡被贼逼胁而悔罪自新者，皆在可矜可赦之例”。其精神同李秀成“不宜专杀两广之人”很相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李秀成的“招降十要”究竟是不是伪降策略，也可以从历史的实践中找到答案。
南京失陷以后，太平天国革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劈头重大的问题摆在每一个太平天国革命战士的面前，这就是：是继续战斗下去，还是投降以苟活？历史的进程没有使太平天国革命志士找到光明的出路。但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革命者仍然选择了继续战斗的道路。他们宁可死去也不屈服，而李秀成却选择了投降变节的道路，而且还为敌人提出了一个代表投降路线的“招降十要”。
李秀成被敌人杀害了，但是他的投降路线却有人在实践着。
被李秀成称为“亲亲”、“至爱”、“其定肯从”的听王陈炳文，果然带领了六万部队、七千洋枪和很多洋炮叛变了，清朝政府马上封他为参将。他的生命保住了，可是一支装备最好的革命武装却变成了反革命武装。
如果我们不能把陈炳文等人的投降看做是什么为了“保存革命群众力量”，那么我们也不能用同样的理由来为李秀成辩解。
有人不同意这种伪降说，但是也认为李秀成的“招降十要”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救护部下；并且认为在李秀成看来，这是他应该为革命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这不仅表示出他的“道义责任”，而且体现了农民阶级的“深厚的阶级感情”。甚至说这是革命的英雄和善良的农民性格在李秀成身上的“合而为一”。这些说法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持平”之论，实际上也是错误的。
李秀成对他的部下也许是有感情的。但是从革命的立场来看问题，劝人家背叛革命并不是“爱护”。另外，从李秀成的自述分析，他的投降首先也不是为了自己的部下，而是为了找一个渴望已久的“明主”。他的“招降十要”首先也不是为了自己的部下，而是为了向新主人“酬（赎）旧日有罪愚（于）民”。历史上确实有许多农民革命领袖在自己死难的时候，仍然无限关怀着同自己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但是这种关怀并不需要他自己去投降敌人，更不需要卑躬屈膝地去歌颂敌人。自己屈辱地投降了敌人，还要号召别人也跟着自己去投降，这是出卖自己的阶级兄弟，而不是什么对阶级兄弟的“道义责任”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自己不肯投降的人，是不会去劝别人投降的。一方面把李秀成说成是“铁胆忠心”、“视死如归”的伟大英雄，一方面又说他可以为了爱护别人去劝人家投降变节，这两种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首先是自己要投降了，接着又去劝别人投降，首先是为了自己，其次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和部下，于是产生了“招降十要”之类的东西，这样来理解这个矛盾的历史现象，要更符合李秀成思想发展的真实情况。
总之，所谓善良的动机、道义的责任之类的东西并不能改变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从动机和效果相统一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有投降变节的实践就有投降变节的动机。一方面说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可耻的、难堪的，一方面又说他的投降变节是出于一种善良的动机，这是讲不通的。
罗尔纲先生在论证保存革命力量伪降说的时候，还提出李秀成自述里的“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思想，来为李秀成辩解。我在《评李秀成自述》里说，“‘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因为提出“防鬼反为先”并不需要自己去投降封建反动派，更不需要去帮助敌人消灭坚决抗击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太平军。有人由此说我不应该那么热中于去责备他的幻想。其实，我指出李秀成有幻想，是因为有人说李秀成这种企图依靠封建反动派去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思想不是幻想?。既然可以说李秀成这种企图不是幻想，当然也应该允许我在肯定“防鬼”思想的同时，指出它是一种幻想。
第三种说法是“苦肉缓兵计”说。意思说李秀成写自述的
目的，是以自己的伪降来暂时麻痹一下敌人，使敌人对太平军的余部丧失警惕，为革命部队争取一个缓兵机会。这是最近罗尔纲先生在放弃上述两种伪降说以后，提出来的又一个新假说。其主要理由是：（一）李秀成在自述里欺骗曾国藩说幼主“定然被杀”了，使曾国藩不去追赶幼主；（二）他还欺骗曾国藩说，湖州、广德的太平军“不攻自遁”，使曾国藩不去攻打湖州、广德；（三）他提出的招降计划，也是为了欺骗曾国藩停止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各省太平军的截击，使这些部队得过江西、湖北同扶王陈得才的大军会师，实现入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后来曾国藩果然中了计，相信幼主已经死了，相信湖州、广德的太平军“不攻自遁”，所以没有按照清朝皇廷的命令，派兵去同李鸿章、左宗棠合围湖州、广德。
这种说法也是很难成立的。
（一）李秀成说过幼主“定言（然）被杀矣”的话，但是这只是他根据幼主“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的情况，所作的一种估计。他在作这种估计的时候，也说过幼主已经随军逃出，“生死未知”，后来又说“糼（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可见他也没有肯定幼主一定死了。这完全是如实地向敌人反映情况，推断也是合情合理的，怎么能说成是欺骗呢？
（二）湖州、广德“不攻自遁”的说法是曾国藩奏折中转述李秀成的话，原文如下：
“臣复询以江西李世贤、湖北马融和、湖州黄文金各股贼情。据李秀成供：湖州、广德之贼即可不攻自遁；马融和一股本由陕西调援金陵，因长江阻隔，久无来信；李世贤系李秀成堂弟，与之约定八月以前，则掳江西之粮以救侍党之饥，八月以后，全数回窜，图解长围，则掳宁国之粮，以救金陵之饥。”?
这段话说明李秀成在投降变节以后，无保留地把敌人迫切需要知道的各路太平军原来的行动计划泄露给了敌人，敌人知道了这些计划，就可以更准确地分析情况，部署战斗。告诉敌人湖州、广德的太平军要转移了，就等于告诉敌人赶紧派遣部队去堵截围剿。事情果然如此。清朝皇廷接到曾国藩的奏折以后，马上向前线发出紧急命令：
“广德等处……即由曾国藩派拨兵队，乘势扫荡，勿稍延缓。”?
“昨据曾国藩奏述李秀城（成）供内有广德不攻自遁之语，可见广德现在并非无贼，著曾国藩多拨精锐，派得力将弁统带，赴广德攻剿，如贼已遁去，亦即力遏要冲，以免湖逆出窜皖南，为江西后路之患。”?
李鸿章、左宗棠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要他们“严密兜围”广德等处的太平军，“勿令旁窜”。
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计，没有派兵去进攻广德等处吗？情况并不如此。
曾国藩接到清朝皇廷第一道谕旨，即奏道：“臣初到金陵，拟令将士休息一月，即派剿广德等处”。后来皇帝又下令催促，曾国藩派了朱南桂八营“驰赴皖南，进剿广德一路”。不料这时广德的太平军真的“自遁”了?。
当然，曾国藩在派兵攻打广德这一点上，比起李鸿章、左宗棠来，行动确实有一些迟缓。但是这也不是因为中了李秀成的什么计，而是有它更为复杂的原因：（一）湘军在攻破南京以后，“全军掠夺”?，金帛子女，江宁镃货，使这个横行一时的反动军队战斗意志迅速瓦解，这样的军队不经过一个时期的整顿，很难继续作战。（二）在南京保卫战中，由于太平军守城部队的坚决抵抗，湘军死亡惨重；再加上“盛署鏖兵”，营中疾疫流行，“病者甚多”?，这样的军队不经过休养补充，也难以开赴前线。（三）南京城破以后，曾国藩为了不使自己“功高震主”，并且出于一些军事上的考虑，正在缩编自己的军队，这种情况也使他不能及时抽调兵力去进攻广德等处。（四）湖州处在苏、浙之交，是李鸿章、左宗棠的军事势力范围，广德虽属皖南，但是地处江南数省“冲要”，李鸿章早就“毅然以攻取广德州为己任”?，左宗棠对啃这块肉骨头兴趣也很浓厚。这些情形，曾国藩都是知道的。不久以前，清朝皇廷命令李鸿章派炮兵去协助曾国荃攻打南京，李鸿章不敢应命。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反过来，又安知湖州、广德不是他们的“禁脔”和“卧榻”？况且当时左宗棠正为了争夺军功同曾国藩闹矛盾，既然如此，就是皇廷再下几道“不分畛域”的谕旨，曾国藩也不至于那么着急派遣军队去加剧他同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矛盾。
（三）把李秀成的“招降十要”说成是“苦肉缓兵计”更是不对的。两军对垒，一方的军事统帅为另一方俘虏了，对敌方来说，他的最大价值，就是以他旧日的威信和影响去招降他的部队。曾国藩如果不是因为个人利害关系杀了李秀成，而是按照“招降十要”的建议，派遣李秀成推荐的湘军特务马玉堂等人，捧着李秀成“亲书密号”的劝降文书，到各路太平军那里去劝降，那将会给革命部队造成极大的混乱。洪仁玕、黄文金、陈得才、赖文光等人是不会屈辱投降的，但是总有一些人会受李秀成的欺骗，放下手中的武器，跟他走上投降主义的道路。
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内部投降路线和反投降路线的斗争很尖锐。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以后，童容海、骆国忠、古隆贤、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蔡元隆、邓光明的陆续投降，说明了这种情况。南京失陷以后，形势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铁胆忠心”、革命到底的农民革命领导人，怎么会去向反动派提出一个号召革命部队集体投降的行动纲领呢？况且李秀成被俘以后，对自己革命的生涯懊丧极了，这样的人是不会有什么“苦肉缓兵”想法的。
罗尔纲先生说，他的《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是他二十年研究的一个“意外”的新发现。经过这次考证，李秀成有没有投降敌人，已经“水落石出，真象大白”。但是事实上，这个新考证，不但仍然没有能够说明历史的真象，而且又一次为历史的真象布上了一层迷雾。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呢？
有一个读者来信说：“罗尔纲先生那样美化李秀成，能不能也从世界观上找到它的根源呢？”是的，学术问题的研究是不能离开世界观的，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对于相同的社会历史现象常常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我觉得读者的这个意见，可以供罗尔纲先生参考。
同世界观相联系的还有方法上的问题。我觉得罗尔纲先生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章学诚“一条教人理解历史人物有所为而言的启示”，是罗尔纲先生七万字长文的指导思想，我根据罗尔纲先生的提示，通读了《文史通义·文德》一节的全文，感觉章学诚那种带有点不可知论色彩的“论古必恕”的理论，实在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没有什么共同之点。用这种方法去研究问题，就难免会把一种投降变节行为，看成是基于某种“外柔内刚”性格而产生的“苦肉缓兵计”。
至于罗尔纲先生那种“自立例，自破例”的作法，只根据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原则，随意把同一件材料，一会儿宣布是真的，一会儿宣布是假的，这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且离开清代朴学大师那种严谨的治学方法也很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罗尔纲先生为了替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寻觅论据，竟然生拉硬扯地把陈玉成等人拈出来做陪衬，一口咬定陈玉成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也考虑过投降的“软计”。罗尔纲先生忘怀了，胜保为了在皇帝面前抬高自己身份而对陈玉成所做的污蔑，近年来，不仅早已有第一手的旁证材料证明它不可靠，而且罗尔纲先生自己也在《陈玉成列传》、《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等著作里引述过这些材料。昨天自己向广大读者论证过的东西，今天又随随便便地把它推翻了，这不是一种严肃、负责的态度。
罗尔纲先生新考证里牵强附会的地方就更多了。且以他所举的证明曾国藩中了李秀成“苦肉缓兵计”的四大文件为例。
第一个文件是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淮南北空虚，曾国藩急切派不出部队北渡，要李鸿章派兵前去，李鸿章答以“亦有此志”，但是要等“湖州克后乃可派出”；此外还对今后的军事形势谈了一些看法，即“各路悍贼”尚多，“军事似难即了”，“稍一差池，便起波澜”，“粤人即不尽杀，放归亦无生理”，建议“裁弱军以饷劲旅，徐图结局”?。这样一封信，同所谓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况且曾国藩也正在那里“裁弱军以饷劲旅，徐图结局”，怎么能说他中了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呢？
第二个文件是左宗棠说李秀成“意在庇纵逆党”?的话。
左宗棠的话，只是他对李秀成“招降”建议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还需要证明。本身没有经过证明的推断，并不能证明和自己相同的推断。何况连左宗棠也没有说过李秀成是伪降呢！
第三个文件是《上海新报》的评论，指的是该报甲子（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八日一篇短评，原文如下：
“前据忠逆李秀成口供称，伪干王洪仁玕、伪恤王洪仁政俱乱死军中。今阅上谕，始知忠逆狡狯异常，身在囹圄，犹朦混大宪，为幼逆等漏网地步。讵知罪恶满盈，万无逃脱之理。今将各逆首悉数歼之，想天下人心，无有不称快者也。”?
《上海新报》是外国侵略者创办的一种中文报纸，这篇短评是对幼主被杀一事的评论，但是它依据的事实并不确实。李秀成自述里根本没有什么洪仁玕等乱死军中的说法。象这样破烂的材料，除了证明中外反动派的反动和愚蠢以外，连起码的史料价值都没有，更不能证明李秀成的什么“苦肉缓兵计”。
第四个文件是“蔡寿祺弹劾曾国藩纵幼天王的奏章”。这个奏章，据罗尔纲先生说，“现在尚未找到”，但是他仅从“纵”这个字，就考出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
曾国藩被弹劾案，详见《大清实录》同治四年三四月间的上谕。蔡寿祺的奏章是二月二十四日送上去的，原件在清朝档案军机处卷。现在把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自洪逆倡乱，将弁不能御贼，帅臣不为纠参，牧令相率弃城，疆臣从而徇庇，而且捏报邀功，取巧避罪，张大贼势，恐吓中朝；朝廷以军务倥忽，故示宽大，不加究诘，而纪纲由此坏矣。……曾国藩奏洪福瑱焚死，未几而该逆为江西拿获。道光年间，蓝正撙谋逆，讷尔经额奏该逆已死，以火镰为凭，宣宗皇帝以所凭不确，将讷尔经额降调。今洪逆若非江西弋获，贻害何穷？而朝廷不加诘责”。
曾国藩被弹劾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反映。曾国藩靠屠杀革命群众发了迹，成了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清朝朝廷有人企图利用他虚报军情，特别是幼主自焚的假报告整掉他，但是皇廷的最高统治者从更大的反革命利益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这怎么能说明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呢？而且，从上面的引文看，就是当时提出弹劾曾国藩的蔡寿祺也没有这种看法。罗尔纲先生没有找到蔡寿祺的奏章，就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古人，怎么能不牵强附会呢？
还有“想当然”。例如说李秀成“已经具有了人定胜天的观念”啦，招降时用广西人说广西话去策动革命部队转移啦，隐瞒“让城别走”大计啦，“决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者，无视群众力量”啦，等等，看来都是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推断。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用老老实实的态度来研究问题，不能自以为是，不能胸怀成见，不能意气用事。当然，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努力去做。
时代阶级条件和投降变节问题
有人说，李秀成是个一世纪以前的农民革命领袖，我们不能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标准来要求他。作为共产党员，只要写“自白书”就是投降变节，但是对农民革命领袖不能这样要求。
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但是批评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并不就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古人。
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共产党员的标准呢？就是要求一个革命者具备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终身为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以及高度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有没有人拿上述任何一种标准来要求李秀成呢？没有。人们要求李秀成的，只不过是希望他在身陷囹圄，做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能够象陈玉成、洪仁玕、赖文光和千千万万宁死不屈的农民革命战士那样，忠实于农民群众的利益，坚持气节，不投降敌人。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员的标准吗？如此说来，世界上不早就有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了吗？
时代对百年以前的农民革命运动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无产阶级，因此，农民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但是时代也给予了百年以前的农民革命运动广阔的活动舞台。
由于封建压迫的加深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百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处于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阶段。高举着农民革命大纛的太平天国革命家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为土地和自由坚决战斗到底。贫困的、饥饿的农民群众响应了这个号召，成群结队地涌进了这个伟大的革命潮流中，英勇地同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由于群众的踊跃参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暴风雨般的声势席卷了半个中国。在这样一个时代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李秀成，尽管不可能对封建反动派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但是仍然可以去坚决反对封建反动派。时代并没有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人物提出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限制；相反，倒是替他们提供了最能表现他们革命英雄气概的天地。民主主义的精神，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杰出的军事指挥天才，壮烈的革命斗争气节，都可以在这个革命的新时代里闪耀出夺目的光彩。但是李秀成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了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向敌人乞恩报效。
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前进要求，抛弃了历史赋与的神圣使命，去做了投降变节的事情，却说是受了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由于农民阶级有一种向地主阶级投降的阶级局限性。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生产者，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弱点，如狭隘、散漫、保守等；但是封建社会的农民同时又是一种处于“农奴”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农民的小生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革命中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这种特点，使他们在革命中难以保持纯洁和统一。但是由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主导的一面还是革命的。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角，坚决反抗封建压迫，坚决反抗封建贵族的黑暗统治是他们在历史上的主要表现。任何夸大农民的弱点，把整个农民阶级说成是具有一种向地主阶级投降的阶级局限性，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什么投降变节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理论。相反，他们倒是经常论述农民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经常热烈歌颂农民的英勇斗争精神。
恩格斯在论述德国农民起义的时候，热情地赞扬了封建社会农民坚苦卓绝，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
“南德的农民，坚忍不拔，从一四九三年起，密谋造反，历时三十年之久，把他们因住地分散而造成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并在无数次溃散、失败，首领被杀之后，总是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样的顽强坚忍，实在令人钦佩。”?
列宁在《给农村贫民》里写道：
“在农奴制存在的时候，全体农民群众曾经同那些由沙皇政府保卫、袒护和支持着的压迫者——地主阶级作过斗争。那时候农民还没有联合起来，那时候农民还什么都不懂，农民在城市工人中间还没有帮手和兄弟；可是，农民终究还是尽一切力量进行了斗争。农民没有害怕政府的野蛮迫害，没有害怕体刑和枪杀，农民没有相信司祭的话……农民到处起来进行斗争，政府终于因为害怕全体农民的总起义，而让了步。”?
毛主席更把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坚持不懈地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说：
“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
有人说，历史上农民革命领导人物的投降变节“屡见不鲜”，甚至说，农民革命者在革命低潮和失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要丧失革命气节，脱离革命，投降变节。如果李秀成写了一个自述就要这样批判，那又怎样评价他们呢？是不是一个个都要翻案呢？
农民革命历史上有过一些变节分子和叛徒，他们的背叛都有自己的思想根源。但是什么时候，都不能把这种背叛看做是农民的大多数。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中国人民世代相传、妇孺皆知的豪言壮语。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临危不惧，死不降敌，是我们祖国人民从古以来的光荣斗争传统。就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陈胜、吴广以来无数坚贞不屈的农民革命英雄的斗争历史，说明了大多数农民革命的英雄，即使在革命失败的时候，也是不甘屈服的。
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实。
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五月，长期坚守九江城，屡次打败敌人进攻的林启容，率领一万七千多名太平军，在烈风雷雨中，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浴血巷战，全部壮烈牺牲。烈士们的鲜血把长江的流水都染成了红色。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九月，守卫安庆的太平军，粮绝饿倒，但是当敌人越濠入城的时候，他们仍然奋起拒敌，全部英勇牺牲。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七月，南京保卫战中，城内守军万余人，前仆后继，坚决抗敌，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城破以后，许多人宁愿集体自焚，也不投降敌人。各地太平军“誓死不降”?的事情更是史不绝书。
这仅仅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例子。
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们不去热烈歌颂洪秀全、杨秀清、陈玉成、林启容、洪仁玕等英雄人物，而偏偏要去热烈歌颂李秀成呢？
当然，在农民斗争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少数的变节分子和叛徒，但是他们从来为革命的人们所不齿。如果把这一小部分败类，当成是农民阶级的多数和主体，那简直是对我们伟大劳动人民的极大污蔑。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可以把硬骨头的劳动人民，说成是具有一种投降变节的阶级局限性。
至于对其他农民革命领导人物的评价问题，要根据具体历史事实来进行分析。农民革命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斗争中有真投降，也有假投降。有争取时间的虚与委蛇，也有真心实意的彻底背叛。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具体分析这些不同的情况，给历史人物以正确的历史评价。应该翻案的就要翻案，不该翻案的也不要硬给他翻案。
投降变节是一般性质的错误吗？
有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李秀成有投降变节行为，并且还找出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思想根源；但是却仍然要找寻理由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解。说什么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他一生的“污点”和错误，但是仍然属于革命工作中一般性质的错误，而且同他一生的成绩比较起来，这些都是次要的；或者说，尽管李秀成有过投降变节行为，但是总的还是“功大于过”，“成绩是主要的”，“仍然不失为伟大的革命英雄”，“他的名字仍然要用金字铭刻在天安门广场的丰碑上”等等。有人在议论李秀成投降变节问题的时候，还引证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里说的“让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报刊大声喊叫我们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一段话，来为李秀成辩解；说列宁讲的虽然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其基本思想，对于看待旧时代的革命斗争、革命英雄人物也应当是适用的，不这样就说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有人引证毛主席“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话，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解。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一般性质的错误吗？不是。
历史的考验是严峻的。它给予许多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以笔墨，让他们自己写完自己历史的最后一页。洪仁玕、赖文光等人是可敬的。他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坚定不移、忠贞不屈，为中国近代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史篇。而李秀成却用这最后的笔墨，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了屈辱的一页。这一页屈辱的历史糟蹋了他的一生。他的自述是太平天国被俘人员里写得最可耻的一个。
我们不否认李秀成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不否认他曾经是太平天国革命部队的统帅，但是他晚节不终，他的斗争历史和统帅地位依然否定不了他投降变节的事实。而且只要是投降变节了，那么，斗争历史越长，革命职务越高，问题也就越严重。
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主要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抗的历史，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斗争的历史。农民革命的领导者并不掌握科学的革命理论，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向自己集团的成员提出各种政治要求。坚持斗争气节，就是这种要求之一。在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上，革命方面经常以革命气节激励自己的战士，要求自己的成员学习文天祥、谢枋得、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元、清的精神，并且严厉处置投降变节的人，称他们是“反骨妖人”?。反革命方面为了瓦解革命阵线，也经常以高官厚禄、金钱美色、苟全生命等手段引诱革命者背叛革命。对待阶级斗争历史上的这种现象，无产阶级应该有自己明确的态度。为了发扬阶级斗争历史上的光荣传统，我们应该去歌颂历史上那些在反动派面前宁可倒下去、也不肯屈服的人们的英雄气概，而鄙视那些在革命斗争中丧失节操的行为。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评价问题。关于他的评价，大家正在争论着，这里不准备作详细的论述。这里只想回答一个关系到他的评价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李秀成晚节不终，背叛革命的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一个革命者因为经不起考验而变成了反革命。事情起了质的变化，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还在那里振振有词地大谈其“成绩是主要的”、“功大于过”、
“不失为伟大的革命英雄”、仍然要用“金字”铭刻他的名字等等。说实在的，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人物，而是用革命的词藻来为变节分子进行粉饰。
如果真的要谈功过问题，就要首先弄清什么是“功”，什么是“过”。在我们看来，所谓“功”，就是革命工作中的成绩和贡献；所谓“过”，就是革命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叛变投敌明明是由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是革命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呢？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告诉我们，要划清两种界限，一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毛主席在讲后一种界限的时候，特别指出它是革命队伍中的界限，可见“功”与“过”的问题，几分成绩、几分错误的问题，是革命队伍内部评价人物的是非标准，投降变节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怎么可以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功过问题混为一谈呢？如果李秀成后来没有投降变节，那么我们可以用“功大于过”、“成绩是主要的”标准来评价他；一旦他投降变节了，那就等于他自己把自己开除出了革命队伍，这时我们就不能再用评价革命人物的功过标准来评价他了。如果他叛变投敌了，我们还要把他算做是革命队伍中的伟大英雄，而且还要歌颂他，追念他，用“金字”铭刻他的名字，那么古往今来的一切大叛徒岂不是都可以获得历史的大赦，从此翻身雪耻，留芳青史，而千千万万知名不知名的英雄烈士的慷慨殉难，岂不都是无谓的牺牲和愚昧的死！？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里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列宁这里指的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错误，也即是革命者为了革命的目的而在工作中犯的错误；而且主要是为了回击资产阶级的污蔑而说的，并不是为投降变节行为辩解。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分清敌我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连敌我性质的问题都分不清楚，那才说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观点。
毛主席“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话，是在纪念孙中山九十诞辰时说的。孙中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但是，“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中山也有他的缺点，毛主席说：“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试问，我们怎么可以拿毛主席教导我们实事求是评价一个毕生革命的伟大人物的话，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解呢？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为投降变节行为辩解的语言在马克思主义里是找不到的。歪曲了列宁和毛主席的话，用来为历史人物的投降变节行为辩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污辱。这种歪曲和污辱是不能容许的，否则就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
为什么要大肆宣扬投降变节行为？
有人批评我在《评李秀成自述》里“一笔抹杀了李秀成”，“全盘否定了一切”。
我的《评李秀成自述》，主题是论述李秀成自述的性质，不是给他作全面的历史评价；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否定李秀成的历史作用。
其实，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谁否定了李秀成的历史作用，问题的实质，意见分歧的真正所在，乃是我们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一个变节分子的“自白书”，被一些专门研究它的专家捧到了九天之上，他们不仅自己对它视之若香花，敬之若神明，而且还要号召我们大家，号召我们的青年一代，一起来认真阅读“这部革命英雄的自传”，一起来“表彰”和“热爱”这位革命的“先烈”。三个省、市，五个出版社以各种铅印、影印的版本，附以各种笺证和说明，向广大读者推荐着它。我们的大、中、小学，我们神圣的无产阶级教育的讲坛，也在向学生们进行着李秀成“崇高伟大”的教育，一二年的小学生可以不知道农民革命元勋洪秀全、杨秀清，却必须知道“农民领袖”?李秀成。我们的革命舞台，也在向观众推荐着关于李秀成“慷慨就义”的戏剧。一个人变节了，却仍然可以得到人们这般的歌颂，难道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吗？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疑问呢？有，而且有不少人提出过疑问。但是却被一些人认为是“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污蔑忠王的谬说”?。再提意见就是简单的阶级观点、典型的非历史主义。请问，这是什么逻辑？
无产阶级的历史学是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它对不同的历史人物，有自己阶级的强烈爱憎。它不会否定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无谓地去抹杀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它也绝对不会以浓墨酣笔，去描绘那些在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斗争中的变节分子。
距今一千多年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农民革命军将领朱温。这个人是黄巢的部下，曾经率领所部，纵横南北，为农民革命打过硬仗。但是在农民革命失败的前夜，他叛变了革命，唐朝的皇帝赐了他一个“全忠”的美名，但是农民革命军却对他痛恨到了极点。这样的人，难道我们今天不去批判他的无耻叛变，倒要把他抬进农民革命的庙堂里去，让大家向他顶礼膜拜、鞠躬致敬吗？
古人不可训，还有今人。就是那个把自己比做是衔石填海小鸟的汪精卫。他青年“从事革命”，因为刺杀清朝的摄政王而几罹大辟。“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这是他被捕以后的“绝命词”。辛亥革命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赞助”新三民主义，成了所谓国民党的左派，到宁汉分裂，他还“高喊”革命口号不已。但是曾几何时，这个所谓有着“半生光荣历史”的人物，却成了反革命的头子和大汉奸、卖国贼。如今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骂他。难道我们却要去要求老百姓在骂他之前，首先去颂扬一番他的“光荣”历史吗？
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有这样的事例。例如考茨基曾经是个革命者，但是，当他叛变了革命以后，列宁骂他是“叛徒”、资产阶级的“走狗”和“奴才”，难道列宁也犯了什么错误吗？
有人会说，李秀成的投降没有被敌人接受，没有给太平天
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不能同上面那些人做比较。是的，李秀成的投降没有被敌人接受，因此他没有能做出更多的坏事，但是，这不等于李秀成不想去作更多的坏事。反革命的坏事做得多少，可以使问题的程度有所不同，却不能改变问题的性质。
养士三百年的明皇朝，出了许多贪生怕死的进士。在投靠了清朝的许多进士中，有不少人后来也没有做过很多坏事，但是在历史上，他们的名字，从来不是和孙承宗、袁崇焕、史可法、瞿式耜并列在一起；而总是和洪承畴、吴三桂、钱谦益、龚鼎孳排在一个行列里。
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些“谋反”不成的“反骨妖魔”，前面讲到的周锡能就是一个例子。他刚同敌人拉上了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做多少坏事，就被处决了。难道我们能因为他做的坏事不多，没有给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而原谅他吗？
还有，如果要讲否定，那么，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有谁把李秀成全部否定了，相反的，倒是有一些人把他的一切都美化了，甚至为了美化他而歪曲和丑化太平天国的其他领导人。
例如太平天国从建国开始，对革命叛徒的处置一直很严肃，但是李秀成对革命叛徒却时常采取纵容和包庇的态度。这一点不但很少受到批评，而且还有人表扬他。
又如他在苏、浙一带执行的某些保护地主利益的政策，也很少受到批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比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更为正确、更为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政策。
再如李秀成在南京陷落以前，企图通过他的妻舅宋永祺同敌人联系的事，他的自述里写得很清楚，近年来有的历史研究工作者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有人偏说这是什么“敌党”对他的陷害，或者什么欺骗敌人的策略。其实，宋永祺案的有关人员如陈德风、九帅师爷等当时都在湘军营中，李秀成怎么会无中生有地捏造一段当场就可以拆穿的谎言呢？何况曾国藩看了这段故事，也没有说它“情事不确”呢？?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按其地位，要投降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宋永祺被莫仕葵逮捕以后，李秀成也没有再进行这类活动，但是在全面评价李秀成的时候，也应该看到这个事实。有人硬要否认李秀成自己讲的事实，并且指责别人承认这个事实就是犯了曲解史料的错误。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吗？
不少人把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独撑大局的巨柱”，或者是“唯一支柱”?。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太平天国后期，在军事上指挥全局，抗击湘军主力的主要是陈玉成。李秀成和他所属的部队，在同陈玉成并肩参加了几次大战役之后，在东战场（苏、浙一带）开辟了新局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不是陈玉成在西战场（长江上游）牵制了湘军主力，李秀成就不会赢得那样大的战果。所以，在陈玉成死前，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实际地位一直在陈玉成之下；陈玉成死后，他才负责掌管全军事务，时间一共两年多，但是这时候，最后决定军政大计的还是洪秀全。洪秀全死后，李秀成担起了领导太平天国军事、政治的重任，时间还不到两个月。所以从实际情况看，李秀成并不是太平天国后期“独撑大局”的“唯一支柱”。
为了宣扬李秀成而歪曲和丑化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物的事情也不是个别的。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宣传李秀成的文艺作品里。
不久以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所谓“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话剧《李秀成》，是根据话剧剧本《李秀成之死》?编导演出的。话剧《李秀成之死》为了表彰忠义、鼓励气节，竟然把一个在革命斗争严重关头投降变节的历史人物，当做完美的革命英雄加以歌颂。全剧的最高潮是李秀成就刑以前的一幕，敌人给了他三杯酒，他说：“谢谢！”随后把三杯酒洒在地上，祭奠天国诸王和千万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在这一场戏里，作者对李秀成极尽了美化之能事，但是舞台上李秀成最后一场慷慨激昂的道白，什么悲壮的死啦，迎着火光的死啦，却变成了对他自己的讽刺。
《李秀成之死》不仅歌颂了变节分子，而且还美化了敌人。一个被捉来的湘军对着李秀成大骂：“你们这些禽兽，长毛贼！……你们以为我们湘军是怕死的吗！”这时天兵鼓噪，但是被李秀成制止，他依然“很心平气和地”对敌人说：“兄弟，我知道你们湘军是不怕死的，你们很勇敢，很刚强，很有魄力，就是我们也很敬佩你们……。”结果敌人依然大骂：“你们快点把我杀了”，“谁是你们好兄弟！”李秀成又进行说教，并且叫忠王娘亲自给这个湘军包扎伤口，以兹感化。另一个忠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奴才林福祥，也在话剧里被当作正面人物描写着。但是，革命领袖和革命战士却遭到了歪曲和丑化。天王洪秀全在话剧里变成了一个昏庸鄙陋，倒行逆施，几乎无人不骂的对象。洪仁玕的干王府也变成了制造“毒箭一般”谣言的大本营。革命战士也被描写成为发牢骚、讲怪话、想老婆的人。
当然，历史剧同历史著作不同，它允许夸张和想象，但是它不应该颠倒是非、黑白不分。
另一部自称是根据“无悖于历史”的原则写成的话剧《忠王李秀成》?，也把李秀成当作一个伟大的革命英雄和坚持革命气节的典范，进行了错误的歌颂。为了突出表现李秀成，《忠王李秀成》的作者把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写成了一个听信谗言、斥疏忠良、“杀戮功臣”的糊涂虫；把矢忠于革命的干王洪仁玕写成了一个阴险恶毒、鬼计多端、专门“陷害忠良”的“奸贼”（再版里洪仁玕改为洪仁发，但是干王仍然是“奸臣”）；伟大的革命英雄陈玉成也在话剧里变成了一个妒贤忌功、“不知好歹”、同李秀成争权夺利的小人。而叛徒童容海和投敌不成的宋永祺却在话剧里翻了案。一个是被逼反的；一个是被诬陷的。
马克思要求我们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来描绘革命领导人，而不要在他们的头上涂绘灵光圈。我们一些人却用虚假的色彩描绘了一个变节分子，而且为了替这个变节分子涂绘灵光圈，不惜歪曲事实，丑化其他革命领导人。于是，一个在革命危急关头，经不起考验，背叛了自己祖国和自己阶级的懦夫，变成了“万古忠义”、“崇高伟大”的革命英烈；而坚持革命不屈、带头吃野菜度困难的革命领袖，却变成了执迷不悟、作恶多端的历史罪人。叛徒翻了案，好人栽了赃，忠变成了奸，奸变成了忠，没有了是非，没有了真理。我们不禁要向某些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们提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不公平！？如果你们大肆宣扬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专门论著、教科书、画册、诗歌和戏剧，真的都变成了不允许更改的东西，那么，美化敌人和丑化革命还有什么错误？“曲线救国”和“保命哲学”还有什么不对？如果变节分子真的可以变成革命英雄，那么，革命还有什么光荣？叛变还有什么可耻？
今年是太平天国首都陷落的一百年，也是洪秀全等人的百年忌辰。此时此刻，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列的中华儿女，以极崇敬的心情，怀念着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们。他们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
我们高度地珍视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的贡献，但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贡献，所以我们不能无原则地去歌颂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不能把一个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当作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遗产”?来让人们学习。（文内的附注见第八版）
①《曾文正公奏稿》，《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②见沈葆桢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奏折。《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八六一页。
③《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册之三，第二十六页。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
④《近世中国秘史》，第一册，广智书局一九一○年版，第一七四页。
⑤见孟森：《影印曾文正批记李秀成供序》，北京大学一九三六年版。
⑥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以下简称《笺证》）初、二、三、四版，开明书店、中华书局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版。
⑦早期研究李秀成自述的谢兴尧，当时虽然对李秀成投降的原因分析得不妥当，但是他承认“秀成愿降，确非虚语”（见《太平天国史事论丛》）。解放后批评伪降说的文章，见赵矢元：《读〈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历史研究》，一九五九年第三期）。赵文虽然认为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出招降建议并充满谀词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不惜一死而求部众活命”的“‘善良’目的”；但是赵文正确地指出李秀成确实有动摇乞降的叛变行为，不同意以伪降说为他辩解，并指出对他的乞降问题应该予以“严肃的批判”。
⑧《笺证》四版，第一一六页。
⑨这里和后面引用李秀成自述的话，均见影印本《忠王李秀成自述》。
⑩《笺证》三版，第六、三八、四一页。
?李秀成的口供见《笺证》四版附录，下同。
?《曾文正公奏稿》，《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三八一页。
?李鸿章：《朋僚函稿》（吴汝纶编），卷六。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七四至三七五、三八一页。
?《丙子丛编》：《荷香馆琐言》，卷上。
?《笺证》四版，第三四四页。
?《学风》杂志，第七卷，第五期。一九三七年版。
?《曾文正公奏稿》，《复陈逆酋正法片》。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八一页。
?见丁国钧：《李秀成遗事》。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七四至三七五页。“言次有乞活之意”是赵烈文的话。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八一页。
?丁国钧：《李秀成遗事》。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传》，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五四页。
?钱谦益的诗文见《有学集》、《初学集》、《投笔集》等，这两句诗表示他对投降清朝、剃发改服的懊悔。
?《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九页。
?《笺证》三版，第三二页。
?《笺证》四版，第三六、三七页。
?后来据李鸿章报告，李世贤的母亲何氏和姐姐李氏在溧阳被俘以后先后身死。见《大清实录》同治朝第一二八卷。
?明清档案朱批谕旨，同治三年卷，《官文奏折》。
?见《笺证》四版，序言。
?《曾文正公奏稿》，《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曾文正公奏稿》，《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
?《大清实录》同治朝，第一○九卷。
?《曾文正公奏稿》，《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奉旨分条复陈折》。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八○页。
?《曾文正公奏稿》，《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
?《左恪靖伯奏稿》，卷十六。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六。
?《左恪靖伯奏稿》，卷十七。
?陈光贻：《上海新报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类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四二四至四二五页。
?《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八三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六一七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一四九九页。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九二页。
?语见《曾文正公奏稿》，《湖州、广德败贼犯歙官军截剿屡胜折》。
?《列宁全集》，第二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五三页。
?见《奉天讨胡檄》、《天父下凡诏书》等文件。《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八、一六三至一六四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页。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三期。
?某些流传在学生中的“民歌”，如“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等，是否真是当年太平天国地区农民流传下来的民歌是值得怀疑的。在太平天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农民领袖”的名词，这个名词甚至在辛亥革命前后也不大听说。
?《笺证》，初版，第二七页；三版，第六页。
?曾国藩对李秀成自述里的一些不符合事实或者有怀疑的地方，常有评注，如桐城之战，他写道：“前后之路不符，岂分而复合邪？”刘瑲林阵死事，他写道：“刘瑲林是外江水师生擒”。但是对宋永祺案，他并没有评注。曾国藩对李秀成自述里的一些显然写错的字，常加以改正；如“李昭起”改“李昭寿”、“载中堂”改“赛中堂”。李秀成自述里说，九帅师爷的兄弟，在曾国藩营下戴蓝顶子，可保于他。曾国藩看后，把“蓝”字改为“红”字，从这里推测，曾国藩可能知道这件事。至少曾国藩并没有否定这件事。
?语见梁岵庐《忠王李秀成自述手迹》序，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这种说法在解放前后出版的近代史著作里很普遍，不一一引述。
?《李秀成之死》，话剧剧本，阳翰笙著，见一九五九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单行本），并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阳翰笙剧作选》。“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话，见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李秀成》的演出写的前言。在节目单上，剧院还为观众介绍了李秀成自述的真迹。
?《忠王李秀成》话剧剧本，欧阳予倩著，见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欧阳予倩剧作选》。
?《笺证》，一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