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
林剑鸣 高景明
李秀成被俘后是真降还是“伪降”？这是评价李秀成讨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是“苦肉缓兵计”，应当赞扬①；而有的同志则认为，李秀成是真降，是叛变革命，应当批判②。看来，争论的双方都持有这样一个标准：假若李秀成是假投降，把投降当做挽救革命的一种策略，那么我们便应当对他加以同情、惋惜，甚至赞扬。实际上，不仅在评价李秀成的晚节的问题上有这种情况，而且许多同志在评价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领袖时，也都持这种看法。例如，有的同志对于宋江的接受“招安”，就认为是“保存实力”，以便“待机会再活动”③；对于一六三八年张献忠的受“抚”，也认为是“实际上都在养精蓄锐，待机再起”④；对于清代回族起义军领袖杜文秀向清政府自杀乞降的行为更赞不绝口，认为他是舍身为民，表现了“一个对群众忠心耿耿，正气凛冽的革命者”⑤。
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大有商榷的必要。
一
让我们首先研究一下究竟应当怎样估价农民战争过程中农民首领“伪降”的作用，即是不是象有些同志说的那样：“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的农民起义军在穷蹙的时候，利用伪降以取得重振旗鼓的机会”⑥，是“保存革命力量的策略”呢？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复杂的阶级斗争以及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应采取什么策略，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如果要拟定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或是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共同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⑦我们也并不反对农民革命家在革命斗争中采取进攻的、强硬的或退却的、让步的策略。但是，策略应当服从于整个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应当服从于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暂时的退却、妥协也是为了迂回地通向既定的革命目标，是保持群众“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的斗争方法⑧。那种“伪降”之所以应当批判，首先是因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实行阶级的妥协，只能削弱群众对革命的信念，涣散革命斗志，瓦解革命力量。
是的，在有些情况下，“伪降”从表面上来看，是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免遭牺牲，但是，如果取得免遭牺牲的代价是重新被奴役，那么，这种免遭牺牲的方式，从来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历来就不会被这种牺牲所吓倒，而只会被这种牺牲所鼓舞，浴血前进。向敌人屈膝求降（哪怕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甚至是假的）与向敌人坚决斗争，它们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坚持革命与放弃革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恩格斯曾针对一八四八年柏林议会借口保护人民免遭牺牲而向敌人乞降的行为作过严厉的批判：“不错，如果议会和人民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王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⑨
历史上许多“伪降”敌人的起义军领袖，他们所得到的并不是什么“重振旗鼓的机会”和“保存实力”，而只是给起义军带来损害和羞耻。在这里，我们就历史上几个事实，来考察一下“伪降”到底对农民起义起了什么作用。
宋景诗是山东农民起义黑旗军大帅，他在一八六一年七月曾投降了清军，在一八六三年初又率部起义。但是，能否因其以后的功绩而称颂其“伪降”为“革命策略”呢？不能。尽管有些同志为他辩护，说他“伪降”之后并没上敌人圈套⑩。但是，这种说法却无法改变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只引用赞美这次“伪降”的同志自己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一部分问题：“由于一八六一年山东东昌府属的军事渐趋和缓（指宋景诗等已投降——引者），而太平军与捻军进攻安徽颍州（阜阳），清朝统治者就命胜保（清政府“剿”宋军统帅——引者）统兵到颍州，并命宋景诗等部七营随行。”?
可见，由于宋景诗的投降，不论是真是“伪”，清政府马上松了一口气，腾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去镇压更大的农民起义军；相反，太平天国和捻军却失去了一支农民起义军的支援。同时，由于宋部还不得不去攻打太平军（因为既是“投降”，就要服从调遣），这就更加削弱了太平天国革命队伍的力量。
至于张献忠“伪降”后所起的作用，是不是象罗尔纲同志所说的那样：“……经过两次伪降，在招抚的幌子掩护下，渡过了难关，最后终归倾覆了明皇朝”?呢？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根本不符。谁都知道，正是由于张献忠的“伪降”，对敌人放下武器，明皇朝得以抽出手来“围剿”其他起义军。江淮十三家农民起义军就在这种压力和张献忠影响下先后降敌，李自成也在潼关南原被击败，仅余十八骑。但是，李自成坚持了斗争，终于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由此看来，倾覆明王朝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是李自成坚持斗争的结果。绝不能把倾覆明王朝的历史功绩算在中途变节的张献忠头上，更不能歪曲史实为一切变节者开脱罪责。
再让我们考察一下自称“舍身为民”，用自己的生命向敌人乞降，以保全起义群众生命的杜文秀。实际上，杜文秀即使这样乞降，也并没有能“保存实力”。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服了毒药的杜文秀自投清营，乞求以自己的自杀、投降来换取反动统治者免杀革命人民。但是，前来镇压回民起义的刽子手杨玉科首先“趁其（指杜文秀——引者）未死，斩之”，并“戮其首，函解报捷”?。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乞降，广大革命群众接受了他散布的幻想，放下了武器，翘首坐待“恩准活命”。这样，大理城变成了不设防的城市。结果在十一日卯刻，炮声一号，城内外老幼男妇，一概被杀?。
以上这些怵目惊心的历史事实说明，任何方式的放弃斗争行为，只能给革命的人民带来更大灾难。李秀成也不例外。只要他向清政府表示放弃斗争——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其客观效果就已经帮助了起义农民的敌人。因此，我们认为：对李秀成的投降的评价，不在于考证其是真降还是“假”降，更不在于以各种考证来证明其投降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计”。关键在于：在革命危急关头，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袖，是坚持斗争还是打出“降”字旗。只要那“降”字旗一打出来，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论是永远的还是“暂时”的，都只能起到帮助敌人、瓦解革命的作用。因此，对这种在“崇高动机”遮羞布掩盖下的投降行为，同样应予以谴责和批判。恩格斯教导说：革命的紧急关头，“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二
有的同志因为把这种“伪降”说成是对农民起义有利的，是“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封建统治者必须掌握绝对的优势才能招降，中国历史上仅有汉光武、唐太宗曾用招降瓦解过农民起义，此外无不反为农民起义军所利用”?。甚至说：封建统治阶级害怕农民起义军投降，“被迫不得不招降”?。
这种奇怪的逻辑也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则是镇压和彻底消灭。因此，当他们力量强大，即“掌握绝对的优势”时，他们很少容许起义军投降；相反，当他们在政治、军事上陷入危机局面，无力用武力镇压起义军时，他们便拿出“招降”的手段，以便腾出手来调整内部力量，然后再返过身来消灭掉那些被他们认为是“狼子野心，势难归藏”的投降者。
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当起义军在王仙芝、黄巢率领下风驰电掣地发展时，起义军曾横扫黄河以南十五州，“不十日破八县”，直薄潼关，长安大为震动，各地官军望风溃散，唐政权机器一时转动不灵，陷入形将崩溃的边缘。这时，唐封建统治者就拿出“抚和”的手段，以“左神策军押衙”的官衔诱王仙芝投降，同时乘王仙芝动摇犹豫之际，组织力量，更换将领，调整部署。当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力量重新组织好时，他们诱降分化的政策也起到分裂农民起义军内部的作用。于是，他们马上翻过脸来，杀掉王仙芝派去和谈受“抚”的代表尚君长等，并最后杀死了王仙芝。
宋景诗的经历更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一八六○年左右，太平天国连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声势大振；捻军在河南、湖北一带攻州克县，活跃异常；山东黑旗军也连克州县。整个清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各地告急文书雪片一样飞往京师，面临这种焦头烂额的困难境地，清廷自然渴望不动兵革就使起义暂告平息，而“招降”、“抚和”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搬出来的。宋景诗也是在这时上了敌人的当，背叛了浴血战斗的战友，投降了清军，为清政府免去了肘腋之患。一八六一年七月宋景诗投降，清政府就马上调胜保和他去攻打颍州。这时，决定太平天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安庆保卫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可以想象，宋景诗的投降对清政府说来是多么需要，安庆的失守与宋景诗的降敌不无一定的关系。但是，此后清政府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就千方百计地企图彻底消灭宋景诗部了。一八六三年，直隶总督刘长佑，企图解除宋景诗武装，“谕宋勇造册听点”。到这时，宋景诗才最终醒悟，公开反抗。
李秀成之所以最后被曾国藩杀死，主要是清政府已经基本上镇压下了全国各地的起义，因而不需要李秀成起那种特殊的作用了。囚笼中的李秀成被杀与否，只能决定于清政府的需要，而绝不能决定于李秀成本人的什么动机，或者什么妙“计”。
历史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招降”来分化、瓦解人民革命，只不过是他们反革命两手的一种形式，而这种手段在反动统治阶级力量较弱时是常常运用的。至于农民起义军的投降，在怎样的情况下被“接纳”，在怎样的情况下被拒绝，则完全要看掌握军、政大权的反动统治阶级需要了。主动权并不在农民起义军方面，起义军投降后（无论是真是“伪”），又得服从封建政府的命令、调遣。所以，事实不可能象罗尔纲同志说的那样便当：“每当极度艰危的时候，起义农民也就常常利用伪降的策略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在渡过难关之后，抓紧时机，又再度向封建统治者进攻”?。更难使人理解：封建统治阶级怎么会害怕农民起义军投降，或者“被迫不得不招降”，难道封建统治阶级在精疲力竭的时候反倒希望多几个强敌吗？仅仅摘取某些只言片语的史料，或用敌人内部互相攻讦的话来当作证据，并不能使这种逻辑圆通起来。
因此，我们只要了解，“剿”“抚”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镇压人民革命的两手，就会明了：农民起义军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利用投降，都很少有可能“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而恰恰是上了封建统治者的圈套。所以，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指出：那种“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农民领袖们，不顾自己的阶级战友的斗争处境而对敌人放下武器的行动，是一种“背叛行动”?。
三
是的，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确是阶级、时代的局限性，我们绝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但是，用“不可避免”做借口，对个别农民起义领袖身上的缺陷也肯定、赞赏；用阶级、时代的局限性，代替对历史人物某些重大错误做具体分析；抑或象在这次评价李秀成的讨论中某些同志那样，一方面承认李秀成降敌，同时又把这种错误归结为阶级、时代的局限性，似乎降敌这件事在评价李秀成时无关紧要?。这显然是错误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绝不能认为：“既然是可能出现的，那就是合理的。”何况这种投降叛变（不论是“伪降”、自杀乞降还是别的什么样方式放下武器都是叛变），也并不是注定要在每一个农民领袖行动上出现的。在数千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敢于斗争、坚持斗争而壮烈牺牲的农民革命英雄，而那些中途与敌人妥协或向敌人投降的总是少数。那种不光彩的叛卖行为，应当由他们自己负责，而不应该由“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一句话得到解脱。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的史学家，不应当仅仅站在为已出现的事实做辩护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分析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有益于现实斗争的结果。因此，对于那些在农民革命战争中，为了坚持斗争而英勇牺牲的英雄们，即使牺牲是重大的，但他们为革命阶级献出了生命，他们虽然倒下去了，革命事业却由于他们英雄神采的鼓舞而更波澜壮阔地发展了。这种牺牲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正象恩格斯说的那样：“他们会在活着的人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这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是应当提倡和发扬的。
但是对于那些在革命危急关头不是用斗争，而是用投降来换取保全自己或别人生命的人，永远应当视为叛徒。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出卖了自己战友，涣散了革命群众斗志，为革命人民带来耻辱，为革命事业带来更大危害。同时，乞求“恩赐”得以苟全下来的革命人民的性命，也不过是重新陷入更沉重残酷的奴役。列宁曾经说过：真正的革命英雄“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驯服的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
由此可见，历史上农民起义可能发生投敌叛变的行动是一回事，而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评论这种行动又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认为可能出现的东西就不应当批判，否则就是“苛求前人”，那么我们就实际上赞助了“要活下去，便是好的”那样丧失革命原则的观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伪降”并不是什么“革命策略”。它只会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害，已经超出革命策略的原则，是一种丧失革命气节和信心的表现。在这一点上，“伪降”与真降一样，“暂时”的投降与永久的投降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无论他自己如何表白，但他向敌人举起“降”字旗的本身，也就标志了他开始背叛了革命。我们在评价这些人物时，需要功、过分明，不论其降敌以前或以后对革命如何忠诚，但他向封建统治者作了投降，无论怎么说，总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是一种变节和叛卖的行动。企图用功、过相抵，或者主观拼凑一些材料把过说成“功”，是一种违反科学的态度，对指导现实斗争是毫无补益的。
①参看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②参看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并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③张政烺：《宋江考》，见李光壁等编：《中国农民起义论集》第一七一页。
④《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二四二页。
⑤李青：《谈谈杜文秀的几件史料》，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⑥同注①。
⑦《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五○页。
⑧参看同注⑦第四九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八二页。
⑩?郑天挺：《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见《中国农民起义论集》第三七九页。
?同注①。
??参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大理县志稿》、《滇乱纪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八二至八三页。
????同注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四五六页。
?参看周衍发：《评李秀成》，载《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同注⑨。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一一页。
第5版()
专栏：
应该正确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
——与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商榷
喻松青
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罗尔纲同志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行“苦肉缓兵计”①。戚本禹同志的意见与此相反，认为《李秀成自述》是变节分子的“自白书”②。除了这两种意见之外，最近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认为，罗尔纲和戚本禹两同志的见解，“都含有正确的因素，但也都带有不够全面的地方”③。在他们看来，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是双重的，一是追念天国，一是乞降，而后者是主导的。因此，《自述》是一份带有若干追念天国内容的、但主要是向敌人乞降的文件④。
我们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而不能同意苑、吕两同志对戚同志的批评。《李秀成自述》是一纸彻头彻尾的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决不能把它看作是由追念天国的部分和乞降部分组合而成，因此可以一部分肯定，一部分否定。我们认为，这种“合二为一”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在理论上也说不通。
李秀成自述是否“自白书”加“革命文献”？
苑、吕两同志非常强调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是双重的，我们对这点很难理解。如果李秀成确实存在着所谓追念天国的动机，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投降呢？一个“眷恋天国”的人，会污蔑太平天国革命吗？会不仅不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反而处处表示悔恨吗？会那样卑躬屈膝地颂扬敌人、美化敌人吗？只有决心变节的人，才会有以上的举动。
所谓双重动机，彼此是不能调和的。如果说，李秀成在被俘的头几天，思想上还有矛盾和斗争，那么，在写《自述》时，这一矛盾已经解决。投降的思想战胜了其他的思想，正是在投降思想完全支配下，他才开始写这样长篇的《自述》。写《自述》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生，向敌人俯首投降，《自述》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若如苑、吕两同志所说，动机是双重的，那么，李秀成写《自述》时的思想应该充满了矛盾。但是，仅从李秀成写《自述》一日七八千字的速度来看，仅从《自述》内容条理清楚、前后贯通来看，就足以说明苑、吕两同志的这一说法的不可靠。
苑、吕两同志根据的理由是《自述》中有眷恋天国、痛陈失误的部分，李秀成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全部始末以存天国春秋，语重心长地总结了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这都不能用乞降求生来解释，而只能用眷恋天国来解释。他们对《自述》中这一部分的意见，和罗尔纲同志所谓“总结革命惨痛的经验教训”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尽管正确地批评了罗同志的伪降说，却错误地取出这一论点加以发展。他们说“《自述》是一份带有若干追念天国内容的、但主要是向敌人乞降的文件”，实际上是把《自述》看成为“自白书”和“革命文献”的混合体，或者说是“自白书”中还包括有“革命文献”的内容。这是一种奇怪的说法。让我们看看事实的真相吧。
首先来看李秀成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他的《自述》的。李秀成于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被俘，六月二十日被曾国荃刑治。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从安庆至南京，当晚即对李秀成审讯。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李秀成写《自述》作详供。《自述》开头说：“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遂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⑤由此看来，曾国藩在讯问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李秀成曾“逐一大概情形回禀”，《自述》是口头回禀后的详细补充材料，也就是为了详细回答曾国藩所需要了解的情况。李秀成在写《自述》时，曾国藩委派庞际云、李鸿裔等人进行会鞫［jú菊］。会鞫中曾国藩亲自开条或授意庞、李等人提出许多问题，李秀成一一作了招供，其中部分材料连原件保留下来，今天还可看到⑥。曾国藩所提的问题方面很广，他想通过这些问题了解太平天国的内部情况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我们把这些问答和《李秀成自述》联系起来看，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李秀成是按照曾国藩的要求和意图来写他的《自述》的。我们再看看曾国藩的日记，他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记附记待办事项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取伪忠王详供”，而且在这一条上还加上圈点，表示特别重要⑦。那篇《自述》正是他处心积虑所要得到的东西。
李秀成的供词和《自述》，恰恰为反动的地主阶级提供了大量真实的材料。他的《自述》，源源本本的把太平天国从起义到天京陷落的过程以及内部的各种情况和盘托出，如果不是出于内心真诚的投降，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在《自述》中反复说：“玉驾出瑶台，当承讯问，我实的未及详明，自行甘愿，还细清白，写呈老中堂玉鉴。”
“坏国根源诉清，万不隐避，件件载明。”“自成知情之事，俱一（已）全登，少何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此之言语，是我秉直之心，应言之事，不问自详。”“我心悔未及，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李秀成向革命的最凶恶、最狡猾的敌人曾国藩弟兄，敞开了“秉直之心”，不厌其详地供出敌人所需要的真实情况，并且还有所谓“招齐章程”积极向敌人献策，以瓦解革命队伍，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一纸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吗？
李秀成在供词中曾说：“军中探报与阵擒兵勇之言，皆不可信。剃头探子两边讨好，军机密务，非兵勇所得与闻，即大帅左右之人，不告亦不得闻也。”⑧可见李秀成并不是出于一时糊涂，因受骗而误将天国内部机密供出。他完全了解自己供状的作用和分量，并以此作为卖身投靠的资本。
因此，“天朝十误”和“招降十要”并不是“眷恋天国，痛陈失误”和“乞降求生”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而是统一的。“天朝十误”是为敌人总结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供敌人参考；而“招降十要”是为敌人积极献策，出卖自己的阶级弟兄。两者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都是表示一个态度，即乞降求生。事实上敌人对李秀成的《自述》也是很重视的。曾国藩在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的奏折上说：“其言颇有可采。”清朝皇帝还特别命令曾国藩将进呈清廷的《自述》中所删节了的“天朝十误”和“招降十要”详细抄录咨送军机处⑨。可见《李秀成自述》正是敌人所急需的。
有人认为，“天朝十误”是语重心长，表明了忠王李秀成坚决站在人民立场上⑩。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分析这种“痛陈失误”的作用是什么，就笼统地说李秀成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尽管他投降是不对的，而这一部分是应该肯定的。实际上这是歪曲历史真相，替变节分子抹粉。
还有人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有写太平天国历史，保存史迹的动机，所以他很注意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早在《清史纪事本末》中，就有这样的论调。据这本书讲，李秀成在写《自述》之前，曾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戚本禹同志已指出，这条材料“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我们从《自述》的内容来看，也完全可以证明这条材料的虚假。这条材料中李秀成短短的几句话，理直气壮，正气凛然，但《自述》中却是摇尾乞怜，悔恨交加。如果李秀成真是为了写太平天国历史，那么，他怎么会在这个意图垂之后世的“信史”中，留下那么多污蔑革命、污蔑自己的话呢？明明是“写呈中堂、中丞玉鉴”的“自白书”，怎么能说是在为后人写革命史呢？
《李秀成自述》是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一项重要史料。它具有史料价值，但这和对它性质的评价，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评价《自述》应该用阶级观点，而不能从今天研究历史估计史料的角度来判断是非。《自述》之能够作为史料，不等于它的作者有写历史的动机，更不能因此就对作者加以肯定。《自述》中的材料，所以真实可信，恰恰是由于李秀成向曾国藩作了真实的招供，而不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自述》的内容，大部分是真实的。连曾国藩这个狡猾的人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承认《自述》“多可信之处”。当然，其中也有小部分材料，现在看来不大可信。这是可以用下面几个原因来解释的：第一，李秀成主观上所了解的东西，不见得就和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第二，有些事情是李秀成无法知道的。如幼天王的下落，李秀成就不可能知道。第三，《自述》也有为了推卸责任而有意掩饰的地方。如他遮掩了天王对他的重任。第四，《自述》也有为了达到投降目的而故意隐瞒事实的地方。如他对黄文金的情况是了解的，但曾国藩追问黄文金在湖州的意图动向时，李秀成含混地说：“可不攻自遁”，并未提供详情。因为李秀成已向曾国藩打了包票，要前往收降，如果在收降前把黄文金等部情况全盘暴露，使曾国藩知道军情虚实，就可乘胜追击，一网打尽，再用不着李秀成了。李秀成为了顾全自己的生命，不得不作某些保留。
总的说来，《李秀成自述》是彻头彻尾的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决不是“革命文献”，也决不能把它看成是“自白书”加“革命文献”的混合体。企图把两者调和起来的论点，实际上都是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有所同情和惋惜，混淆了是非，模糊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
应该根据《自述》来评价李秀成
既然《李秀成自述》是彻头彻尾向敌人投降的“自白书”，那么，李秀成便不能不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的变节分子。
有人说，判断李秀成应该看他的行为，而不是听他的表白。这个说法是非常奇怪的。难道李秀成写《自述》向敌人投降，不是他的行为吗？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比投降变节更加可耻的行为了。
有人说，李秀成在《自述》中，虽然表示了“求生的愿望”，但不能认为他已经背叛了农民阶级，因为这种“求生的愿望”是出于爱民和反侵略。这一意见认为，投降虽然不好，但投降的动机如果是好的，那么投降的行为也就应该得到谅解，或者就不算为投降。这个意见我们绝不能同意。投降是件大坏事，难道还能分为两种：一种是好动机的投降，一种是坏动机的投降？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分析问题，那末可以为一切变节分子找到好的动机和为他们的变节辩护的理由。
有人说，李秀成虽然投降了，但是投降未成，被敌人杀害，并没有成为反动阵营中的一员，因此不能把他逐出人民的行列。这种说法也是讲不通的。因为是不是投降，并不能由敌人是否杀害他来判断。清政府杀掉投降分子的例子并不少，李秀成在《自述》中就指出这样的事例。至于说李秀成有没有成为反动阵营的一员，那决定于他政治上的根本立场。他的“自白书”决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写的，他自居于人民之外，为敌人提供情报，出谋划策，已经完全站在敌人那边了，难道他还是属于人民阵营的一员，而不是属于反动阵营的一员？
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是属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因此不能苛求于他。无疑地，封建社会的农民和农民起义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是，投降如果完全是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决定，那么农民就必然要向地主投降了，而实际上为什么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农民领袖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前仆后继，坚决战斗，宁死也不投降呢？谴责李秀成投降，并不是对他苛求。
对这个问题，苑、吕两同志的意见是：李秀成虽然投降变节，但基本上是个肯定人物。理由有三点：第一，苑、吕两同志引用了毛主席关于农民起义的一段话，推论李秀成是农民战争的首领人物，因此是应该肯定的人物。第二，李秀成过去的一些活动曾有力地支撑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危局。第三，李秀成的乞降活动没有对太平天国直接造成严重危害的事实。
李秀成是农民战争的领袖，这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战争的领袖都是值得肯定的。是不是应该肯定，还得看他们在农民战争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毛主席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显而易见，毛主席在这里所指的是历史上这些农民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而并没有对这些农民起义领袖的一生功过，给予具体的评价。因此，不能由此推论出李秀成是个应该肯定的人物。
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确是有过功绩的。但有功之人投降变节，也仍然是个变节分子，并不能因为他曾经有功就能去掉或减轻变节的罪恶。苑、吕两同志认为，评论李秀成应该根据他一生活动的主流，也就是他对革命的功绩。但李秀成投降变节是他一生中很重大的事件，怎么能划归主流之外呢？李秀成背叛了革命事业，背叛了对他表示过信任和热爱的人民，也背叛了自己光荣的过去。他从人民的阵营走向了敌人的阵营。
至于说李秀成的乞降活动没有造成直接严重危害，似乎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就并不那么严重，这种看法也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认为，叛变农民阶级这个事实本身性质就是很严重的。尽管曾国藩没有让李秀成实行他的招降计划，很快就将他处死，也不能改变他叛变革命的事实。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叛徒，他们在当叛徒之前，有的是叱咤风云，有的是文采风流，有的还曾有功于人民和祖国，但一当他们成了叛徒，他们便为人民所否定唾弃。
评价李秀成，应以“自白书”来盖棺论定。尽管我们在讲述太平天国历史的时候，仍将提及李秀成这个有功的天国将领，但对他个人进行总的评价时，却不能不指出他是个投降敌人的变节分子，而不是什么“革命英雄”，也不是一个基本上可以肯定的人物。
①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②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并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③④苑书义、吕翼祖：《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
⑤《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以下所引《自述》文字，均见此书。
⑥原件现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本文所引据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附录《忠王自传别录》，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
⑦《影印曾国藩手书日记》。
⑧同⑥。
⑨《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
⑩见《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序》。
?周衍发：《评李秀成》，载《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