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从塑造正面英雄形象出发
——评《红嫂》从小说到京剧
丹丁
最近，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山东省淄博市京剧团和青岛市京剧团联合演出的《红嫂》，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剧本是根据知侠同志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原作提高了。在剧本改编过程中，大家虽然都在努力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但碰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往往又不一致了。这里，有思想原则问题，也有艺术处理问题，而归根到底却反映了用什么样的观点、方法进行改编工作，以及如何努力塑造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问题。因此，对于改编者来说，整个改编和不断修改加工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方向的过程，是思想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也是在京剧革命化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的过程。
（一）
知侠同志的《红嫂》，是一篇相当动人的小说。它的故事内容主要是通过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妇女——红嫂，在解放战争中救护我军伤员这件事情，来反映革命群众和革命政党、革命军队的亲密关系，歌颂老解放区人民忠于革命、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革命的军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有觉悟的革命群众的全力支援之下才取得的。原作的主题思想，主人公红嫂的形象，都是鲜明动人的。作家对于红嫂在敌军压境的险恶情况下救护我军伤员，是怀着无限崇敬的感情来描写的，其中以红嫂用自己的乳汁救伤员、宁肯让自己和孩子挨饿也要把鸡汤送给伤员喝等情节，最为动人。但是，通篇看来，小说在表现红嫂救护伤员的整个斗争过程中，却忽略了当时敌我斗争是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把笔锋集中在红嫂和吴二之间的夫妻纠葛上；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冲突，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除了救护伤员的态度不一致，还掺杂着对吴二封建思想的批判，而敌人和红嫂的矛盾冲突，却又被集中在污辱和反污辱的斗争上。显然，这样描写不但会损害作品的生活真实，损害作品的主题，而且也会损害正面人物的光彩。应该看到，对于一个有很高阶级觉悟的老区青年妇女来说，如果没有敌人的进攻，没有地主还乡团盘踞在村里，严密监视和威胁，红嫂救伤员是比较平常的事；现在红嫂救伤员所以碰到了困难，正是地主还乡团给造成的，绝不是因为丈夫的落后思想或者封建意识作怪所发生的纠葛（尽管这一点也会给红嫂的行动带来一定困难）。红嫂舍死忘生、一心一意地救护伤员，刁鬼穷凶极恶、挖空心思地搜捕伤员，敌我斗争，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很明显，此情此景的主要矛盾冲突，是敌我斗争问题，而不是夫妻纠葛问题；只有机智勇敢地战胜敌人，才能完满达到救护伤员的目的。如果把笔墨用在夸大或者不适当地描写“内部矛盾”方面，那就会舍本逐末，放松主要矛盾，冲淡主题，影响到有力地揭露和打击敌人。而在一篇容量有限的、不足两万三千字的小说里，用主要篇幅去渲染一个次要人物——吴二从落后到觉悟的转变，必要性有多大值得讨论，至于把吴二其人，写得过分落后，一再让他的敌我不分、“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顺民”面孔出现在作品中，那不但不符合经过抗日战争、土地改革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区中农的实际情况，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红嫂形象的完美和统一。试想，一个有很高阶级觉悟的英雄人物，怎么会爱一个敌我不分、死落后的人呢？
（二）
京剧《红嫂》是淄博市京剧团改编的。今年一月间，这个戏在参加山东省部分京剧现代戏汇报演出期间，受到领导上和一般观众的极大赞扬和重视，一致认为，这是一出比较好的京剧现代戏。为了提高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它成为一出优秀的京剧现代戏，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及时而明确地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加工的要求和努力目标，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主题思想方面，要突出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军民关系，强调军爱民、民爱军，军民一家，共同对敌；第二，关于戏剧矛盾冲突问题，要突出敌我斗争，减弱内部矛盾，红嫂夫妻的性格冲突和纠葛，只能放在敌我矛盾之下，作适当的描写，避免喧宾夺主；第三，努力加强和突出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摒弃一切不利于正面人物的描写（即既要突出红嫂的英雄行为，又要表现群众的力量；既要歌颂红嫂的革命品质，又要写出我军伤员的英雄性格；既要表现红嫂的高大，又不要把吴二写得过分落后，等等）；第四，压缩对反面人物的描写，强调从政治上揭露和打击敌人；第五，保持和发扬京剧艺术的固有特色，从生活、剧本的主题和人物出发，合理地运用、革新和发展京剧传统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力求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现在看来，经过改编者的积极努力，这些要求和追求目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
（三）
剧本的主题思想能不能得到鲜明的体现，主要的应该看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是不是完美地树立起来了。塑造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首要的任务，也是一切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我们的革命文艺，就是要根据光辉灿烂的现实生活，塑造出各种各样的新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来，并通过他们所体现的共产主义思想风貌，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推动历史前进。但是，在作品中，究竟怎样才能树立起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怎样才能表现出正面人物的崇高品质，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这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红嫂》从小说到剧本，都是以红嫂为正面英雄人物来歌颂的，但是如果把两者比较一下，它们的效果却有很大的不同。红嫂，是贫农的女儿，诞生和成长在革命老根据地里，从小就接受着党的教育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这是一个人们很熟悉但又是崭新的普通的农村青年妇女的典型形象；她的出现，深深地唤起了人们对老区人民的无限怀念和无比崇敬。改编者从着眼于生活的真实性、提高主题思想和加强正面人物形象的要求出发，又考虑到京剧艺术特点和舞台表演的需要，对原作中所提供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冲突，重新作了调整安排，紧紧抓住和围绕着敌我矛盾这条主线，集中在这样四重矛盾斗争之中，光彩照人地塑造了红嫂这一正面英雄形象：第一，红嫂救护伤员的英雄行为，是在地主还乡团盘踞在村中、处于敌人严密监视和威胁之下展开的。而这时，又是青纱帐落的秋天，活动不易隐蔽。地主还乡团分子是一夥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稍有疏失，随时都可能遭到敌人的杀害。此时此境，困难之多，危险之大，那是不用细说的。现在红嫂所以还能够进行救护伤员的活动，并不是因为她嫁了中农，没分地主的房产田地，也不是因为敌人的仁慈，或者垂涎于她，而是因为红嫂对革命忠心耿耿，机智勇敢，利用敌人还没有抓住确凿把柄、企图放长线钓大鱼的空子，趁势与敌人周旋，展开了斗争。第二，这正是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可是红嫂的丈夫胆小怕事，不让她进进出出，又从“内部”给她增加困难，而她一时又不便把自己救护伤员的事情告诉他，免得节外生枝，这就使红嫂的处境，更为艰难复杂了。第三，红嫂不但要保证我军伤员的生命安全，还要及时供应伤员必需的食物。如果在平时这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可现在她家的粮食被敌人抢掠一空，自己吃糠咽菜都成问题，到哪里弄食物供应伤员吃喝呢？第四，更严重的问题是，敌人已经从各种迹象中判定伤员是红嫂掩护的，只是还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不便马上动手行凶，而这时红嫂还没跟率领武工队的村支书取得联系，伤员和她一家的生命危在旦夕。把人物置于这样错综复杂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是比较易于从多方面展示人物性格、内心世界和精神气质的，而每一个矛盾的出现和解决，总是要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实现的。如果让人物游离于矛盾冲突之外，或者只是简单地摆出矛盾、做矛盾的裁判员，那势必会使人物缺乏血肉，苍白无力。剧本改编者正是从树立和突出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出发，就从多方面来加强红嫂的行动，以便丰富她热爱党、热爱解放军、忠于革命、敢于斗争、勇于负责的性格。原作中一些不是她做的事情（如杀鸡），剧本改为由她来做；原作说红嫂一家本来已经转移出去，“可是由于孩子的赘手，又没有东西吃，更主要是吴二对敌人还存有幻想，因此，转了几天，吴二就硬逼着红嫂带孩子回家来了”，剧本则写她由于藏公粮，及吴二贪恋盆盆罐罐，磨磨蹭蹭，才误了转移时机，被地主还乡团堵截回村……这样一改，不但必要，而且合情合理，有利于突出红嫂的革命气质和性格力量。
概括地说来，剧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树立和突出红嫂的英雄形象的。首先，着重表现红嫂对革命同志和自己的亲人，无限热爱，关怀备至的阶级感情。为了革命同志和亲人，她不惜以生命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剧本发扬了小说在这方面的优点，用鲜明的色彩，着重描绘了红嫂用乳汁救活伤员、掩护伤员、为伤员送汤换药的革命品质，并赋予了一定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红嫂亲手杀了自己仅有的一只鸡，煮汤为伤员增加营养。她满怀激情地唱道：“点着了炉中火，放出红光，青烟起火光闪闪，非同寻常。平日里只煮过，粗茶淡饭，今日里为亲人，细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但愿他早日里，恢复健康，闹革命求解放，重返前方。”这是革命的人民从心坎里唱出来的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我们转战南北的革命战士当中，不知有多少人烧过蒙山柴饮过沂河水，而为革命“续柴”、“添水”的岂只红嫂一人，每一个革命根据地、每一个革命的村庄，都有这样可敬爱的“红嫂”！文艺作品中的红嫂，自然是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但是这的确是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形象，我们从她身上，同样能够受到启发，获得力量。
其次，剧本还从对敌人无比仇恨、敢于斗争的一面，来描绘红嫂的英雄性格。这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红嫂煮好鸡汤之后，正要设法送给伤员的时候，刁鬼突然一步闯进红嫂家来。显然，这个匪徒是不怀好意而来的，红嫂对此早有戒备。刁鬼抓不着破绽，就旁敲侧击地问道：吴二嫂，很忙吧？这几天也未见你出门？
红嫂（沉着地）：是队长没有看见，这几天我可是常常出去进来的。
刁鬼（紧逼地）：走亲戚还是走娘家？
红嫂（以守为攻地）：这两天还有闲心顾那些，粮食全都让人拿走了，出去拾把柴禾、剜点野菜，好过日子。
刁鬼（张口结舌。突然闻到肉香味，揭开锅盖一看，得意忘形地）：这锅里的“野菜”倒不错。又不逢年，又不过节，熬鸡燉肉的，舍得吗？
红嫂（反戈一击）：怎么舍不得，吃了也比让黄鼠狼子拉了去好！
红嫂对敌人的三问三答，语义双关，针锋相对，咄咄逼人。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对手面前，敌人虽凶，没有把柄，也要怕她三分，不敢轻举妄动。剧本这样描写红嫂的机智勇敢，突出她的英雄性格，就具有了真实动人的感染力。原作写刁鬼来红嫂家纠缠时，红嫂只是强作笑脸，假意奉迎，并以此为“钓饵”，打死了刁鬼。这个意图固然是出于表现红嫂对敌斗争的灵活性和坚定性，但是这样安排设计，总使人觉得让红嫂这样一个正面人物，在敌人面前耍花腔，玩“美人计”，立脚点是不够高的；这既与主题的严肃性不协调，又不足以表现红嫂这个出身贫农、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和阶级斗争锻炼的人物形象。此外，剧本还根据原作中只露过一次面的一个没有姓名的“穷苦老大娘”的简单线索，加以丰富发展，使这个老大娘有了明确的姓氏，成为群众力量的代表、红嫂的助手。现在的剧本，这个人物看来还不够完整、身份和任务还不够明确，但是有了这个人物的出现，就使红嫂的斗争有了群众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作中红嫂孤军奋斗的缺陷，同时也就加强了人物行为的可靠性。
与红嫂相互辉映的另一个正面人物是我军伤员彭林。这是一个忠贞、勇敢的我军排长，在他身上体现着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英雄气质。按照主题的规定，对这个艺术形象的描写，着墨不能多，但却要有相当的分量。如果把彭林写成一个单纯的被救护者，那就显示不出这个人物应有的光彩。小说和最初的改编本中，就存在着这个缺点。现在经过改编者的努力，彭林的形象血肉比较丰满了，不但进一步突出了原作中彭林急于回部队、英勇杀敌的心情，剧本还增加了必要的情节和细节，尽量来增添这个人物的光彩。当红嫂最后一次为彭林送饭、并一同商量去东山找我们的武工队时，他把挖来的一挎包野菜亲手送给了红嫂。要在平时，这遍地可取的野菜，是不值一提的。但在此情此景，这个细节的选择和运用，却是富有表现力的。它画龙点睛地表明了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军民的患难与共、生死一家的血肉关系，十分感人。到最后一场戏里，在刁鬼要摔死红嫂的孩子的千钧一发之际，彭林挺身而出，把敌人吸引过来，并趁势打落敌人的手枪，搏斗起来。这既能进一步展示彭林的英雄形象和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而又真实可信，没有人为的雕凿痕迹。
（四）
吴二这个艺术形象，小说和剧本都是把他作为红嫂的陪衬人物来写的。俗话说：“好花还得绿叶配”，写好陪衬人物，对于塑造好正面人物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小说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却值得研究。如果说小说还存在一些问题的话，主要的就表现在对吴二的描写上面。小说从命题到内容，意在表现红嫂的革命品质，塑造一个平凡、质朴而高大的英雄形象，可是作者却把主要笔墨用来渲染吴二胆小怕事、多方阻拦红嫂救伤员，以及他如何从对敌人存有幻想到铤而走险，到最后要枪参加斗争，等等。结果，实际上成了描写对吴二的批判和他从落后到觉悟的转变，而红嫂倒成了陪衬人物。原作表明，吴二出身中农，胆小怕事，狭隘自私，“生怕血迸到身上”，“连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破自己的头”；他对敌人存有一定的幻想，“不想革命，也不当反革命”；“他深深痛恨地主还乡团”，却总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倒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中间派”。但是，当他发现红嫂在救护一个年轻的解放军伤员，并怀疑她和伤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时，却把他写得很“勇敢”，只见吴二“眼睛就红了，他胸中的怒火象要一下子向红嫂身上喷射过来似的”，他“抓住红嫂前胸的衣襟，来势是那么凶猛，抓的是那样的紧，象要把红嫂一下子提起来似的”，并怒吼似的叫着：“好啊！你竟给我干出这样的好事！”这时，本来应趁势说服教育吴二，但作者却绕道而过，只让红嫂向他发出“不要做坏事”的警告了事；而吴二所以没有向敌人报告，并不是由于有所觉悟和转变，只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胆量”。这样描写，显然是不妥当的。现在，改编者在剧中写了红嫂和吴二在政治上的不一致，但却没有过分强调吴二的落后性。在救护我军伤员这件事情上，吴二犹豫徘徊，左右为难，顾虑重重。他恨还乡团，却没有勇敢地起来斗争；他热爱解放军，却没有马上和红嫂一起来救护；他所以阻拦红嫂，并非不爱护解放军，主要是怕敌人杀头。他有劳动人民纯朴、善良的一面，对敌我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但是他又有小农落后、自私的一面，目光短浅，胆小怕事，过于怯懦。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中农形象。同时，剧本不写他的封建思想，集中写他的政治态度，就使得这个原来情操很低下的人，有了较高的风格和气质。
从人物关系上说，把红嫂和吴二作为一对夫妻来描写，这是很有戏剧性的。改编者根据小说的这个特点，纠正了原作中红嫂只是简单地“警告”吴二的教育方法，代之以用理用情打动吴二的方法，就使吴二的思想逐渐有所觉悟和提高。小说和剧本都是让吴二打死了刁鬼，但是小说写吴二打死刁鬼，完全出于个人利害冲突，因为刁鬼正在他的家里企图污辱红嫂；剧本写吴二觉悟之后，与红嫂一起到山上接伤员脱离险境的时候，为了救伤员（当然也包括救自己），才打死了跟踪而来的刁鬼。不过，对于吴二的性格问题，在改编过程中，也是有过争论的，主要是把他“推远”，还是把他“拉近”。有的同志不同意剧本现在的写法，认为小说中的吴二还是真实的，他的家庭出身、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落后性，他所以打死刁鬼正是因为刁鬼在污辱他心爱的妻子，如果更多的赋予他政治觉悟性，那就不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个看法，显然是忽略了吴二所处的典型环境和时代背景，漠视了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锻炼的作用，如果把这个人物写得那样愚昧落后、灰溜溜的，既没有生活根据，又缺乏典型意义。剧本把打死刁鬼的场景从敌人监视严密的吴二家里移到便于我们活动、掩护伤员的山上，这个调度很有意义，可以进一步突出红嫂的英雄形象和我军伤员的革命气质，是合乎生活逻辑和戏剧发展需要的。同时，让吴二在此时此地打死刁鬼，就标志着吴二由落后到进步、由怯懦到坚强的根本转变，并为他向村支书要枪直接参加对敌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从而也反映出中农这个农民阶层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所表现的基本动向。当然，剧本如果把吴二倾向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一定认识写足了，他的转变就会更合情合理了。
（五）
同其他的文艺作品一样，如何在戏剧中处理好反面人物，也是一个应该严肃对待和认真探索的问题。特别是京剧现代戏里的反面人物，如果不适当地运用了京剧丑角艺术的夸张手法，处理不好，就很容易造成喧宾夺主、正不压邪的恶果。《红嫂》的改编者，从全剧的思想性着眼，删掉了原作中地主还乡团小队长刁鬼垂涎红嫂的描写，并将他的身份由地主狗腿子改为地主分子，强调集中地从政治上揭露敌人。不过，对于这个删改，在开始时，并不是一下子就为所有的改编者所一致赞成的。曾有人认为，刁鬼垂涎红嫂和红嫂计毙刁鬼，这正是一个“得意之笔”，删掉它总觉得可惜。其实，这个情节，不过是节外生枝，格调并不高，保留它，不但达不到有力地揭露敌人狰狞丑恶，又无助于刻划红嫂的机智勇敢，相反地，倒会冲淡主题，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了，从而也就贬低了红嫂的革命气质。剧本把戏剧冲突紧紧集中在救护伤员这件事情上，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两种政治态度异常鲜明，这就收到了打击敌人，歌颂红嫂的强烈效果。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检验，问题就进一步明确起来：革命的文艺，如果放松了从政治上揭露和打击敌人，企图从淫秽上做文章，那是很难激起人们的阶级仇恨的，最终也就不能不影响到整个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总的看来，京剧《红嫂》的改编是成功的。在改编过程中，经过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一再指示和帮助，采取了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反复讨论和研究，集思广益，不断修改和加工。这样，改编者才逐渐地明确认识到：一切必须从政治第一出发，从塑造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出发。这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问题。对于一个剧作者来说，要求多考虑剧本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绝不等于贬低、忽视或者排斥作品的艺术性和戏剧性，相反地，我们要求作者要善于通过艺术性来正确而深刻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性，而戏剧作品当然要有符合主题要求的戏剧性。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前提下，“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不容讳言，《红嫂》目前的改编本，也还存在着一些有待继续研究、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京剧《红嫂》的改编成就，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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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剧演现代戏旦角唱念的几点体会
赵燕侠
京剧旦角的唱是借助于优美的旋律来抒发人物的思想情感。在传统剧目中，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一般说来，似乎对唱腔的优美注意得较多，而对抒发人物思想情感和把唱词送入观众的耳目中，在一定程度上却有所忽视。我在演传统剧目时就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为了让观众听清唱词，采用了大小嗓合用的发音方法。根据我的经验，京剧旦角的唱使用大小嗓结合的方法，吐字清晰，有助于让观众听懂唱词。这在其他戏曲剧种中也有旁证，像评剧、黄梅戏，旦角的唱词所以容易听清，原因就是由于用大嗓（真音），音质纯，装饰音少，音量低，浮音少。但是，京剧旦角又不能完全用大嗓唱，完全用大嗓唱不象京剧，所以我采用大小嗓合用，唱起来既有京剧特色又使人易于听懂。当然，让观众能够听懂只是最起码的一种手段，目的还是通过唱念来表现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感染观众。
在演现代生活题材的剧目中，我的唱腔的发音仍然采用大小嗓相结合的方法。我觉得，在现代戏中，要让观众能听懂唱词，这是首要的条件，而唱出革命英雄人物的革命情感又是唱腔的灵魂，优美的韵律必须服从人物思想的表达和感情的抒发，在旦角发音方面，如果仅仅用小嗓，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为了保持京剧的特点，现代戏中旦角唱腔的发声，既要能够真实地反映现代人物思想感情，却又不能离开传统的唱法。根据这个原则，又根据我的嗓音条件，我觉得运用大小嗓相结合的发音方法，就其发声、音调来讲，表现力就更宽广些；从表现人物性格来讲，也就更丰满些，更能增加生活气息；从吐字来说，也有助于唱腔的字音清楚。
据我的粗浅理解，所谓大小嗓相结合就是尖音、宽音（女性本音）的合用。至于尖、宽音如何具体的结合，我个人的运用并不是一段中或一句中某几个字用小嗓，某几个字又用纯大嗓，而是每一段、每一句、甚至到每个字的发声都是大小嗓的合用，只不过根据情真、字清的要求，大嗓或小嗓的掺用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谈到根据人物性格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发音方法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能仅仅根据人物不同的性格的类型，而应当依据剧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按照人物规定的特定情景，来决定大小嗓的掺用程度。
我在《白毛女》中演喜儿时，第一场戏中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的一段“流水”，在使用大小嗓结合中，大嗓的掺用就稍少一些，这样发出的音，就显得尖、细，它适合表现喜儿的天真、稚气。等杨白劳死后，喜儿唱的“摇板”，在黄家受折磨时唱的“反二黄”和逃跑时唱的“高拨子”的发音，大嗓掺用得要多一些，用这种发音可以唱得悲、唱得沉。如果在这几段唱中仍然用第一场的发音方法，会对于喜儿的悲痛情感的抒发显得不足。
《芦荡火种》中阿庆嫂的唱，在《智斗》这场戏和刁德一“背供”的几句，“西皮摇板”，接着二人对唱的“西皮流水”的发音，我采用了较为爽朗、干脆的发声，从“摇板”的几声腔中唱出阿庆嫂的高度革命警觉性，犀利敏锐的洞察能力。在“流水”中唱得要松弛、“俏皮”，表现出阿庆嫂对敌人的轻蔑。在《授计》一场戏中，我唱的“二黄慢板转快三眼”，这段唱是抒发阿庆嫂内心的灼急心情，在发声上和《智斗》中的几段唱稍有不同，掺用的大嗓增多，特别是前四句“二黄慢板”唱出人物的紧张、思虑活动，转“快三眼”后唱到“党啊！你给我智慧，给我勇敢，你帮我战胜顽敌度难关。”，对大嗓适度减少，高音增多，特别是唱到“党啊！”的高腔时放足音量，要唱得气势磅礴，铿锵有力，表现出党给她无限信心和力量。
《杜鹃山》中党代表贺湘这个人物，分量持重，沉着、坚定是这个人物的基本特征。例如在《救贺》一场中为了表现出贺湘的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剧本安排了一段“摇板转垛板”的唱。要表现贺湘的激昂愤慨的气质，运用高亢洪声较为适宜，我就没有过多的掺用大嗓，当然，也和我的大嗓亮音较差有关，只用了适度的大嗓掺在小嗓中，这除了为了吐字以外，还为了不致使发音太尖、太细，有失人物的分量。在第四场贺湘说服乌豆时唱的“摇板转二六”和第六场如何贯彻党的指示，内心思索的一段，就和《救贺》一段唱的发音有所区别，后二段情绪稳定，气度大方，在发音上掺用的大嗓可稍多些，唱出贺湘的沉着、亲切的气度来。
以上我列举了三个不同人物唱腔的发音，都是采用我的习惯发音方法——大小嗓合用，并没有完全根据人物性格不同，采取了绝然不同的发音方法，只是依据剧中具体人物情感变化在大小嗓掺用的程度、分量上加以增加或减少。
旦角唱的发音方法和唱腔的曲调、板眼、旋律、节奏也是密切相连的。表现人物性格的情感，除了发音以外，很重要的是依靠唱腔的曲调、板眼、旋律、节奏来表现的，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靠发音方法就行了，但是，旦角的发音方法应当是表现人物情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演现代戏的三个人物，也都是采用大小嗓相结合的念白方法。我的粗浅认识是：完全用小嗓念白似乎较难表现现代人物的时代气息；完全用大嗓念白，我自己缺乏这种发声方法的锻炼，念出来不打远，也容易嗓音嘶哑。我运用大小嗓相结合的念白方法是我在传统剧目中的习惯念白方法，同时也还为了唱、念之间的衔接和谐一致，与整个人物艺术格调的统一。
至于大嗓和小嗓念白如何具体的掺用，我还是根据具体人物的思想情感变化在小嗓中掺用不同程度的大嗓。象《芦荡火种》中《授计》一场的“二黄慢板转快三眼”前的一段独白“一场大雨，湖水陡涨……”，我在这段念白中掺用的大嗓稍多一些，可以有助于表现人物当时的思想情感，也可以使念白和起唱衔接较为和谐，不致使人感到有“俨然二人”之感。
在传统剧目中旦角念京白，虽不上韵，但也念出韵味来。在现代戏中旦角多用京白的念法，我觉得用京白的念法最好能带些韵味。我们强调人物的生活气息，要求念白要有时代感，但舞台艺术毕竟和现实生活有别，对现实生活应做必要的加工，而且舞台距离观众较远，如果完全象日常生活中的说话，观众就会听不清演员的念白。所以，从人物出发，加上一些韵味的念白，不仅不失生活真实感，反而会增强艺术感染力，增强念白的节奏感、音乐性。
我演现代戏不多，体会不深，这点粗浅的看法，希望得到老前辈们、同行、观众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