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这是哪一个阶级的感情？
——剖析《北国江南》中银花的形象
林志浩
电影《北国江南》描写了两个正面形象：吴大成和银花。从表面上看，银花在作品中的地位，比不上吴大成重要，但从解决矛盾上看，她却比大成更重要。这是一个注入了作者的感情和理想，并被热情歌颂的人物。从艺术效果上看，这个形象也比大成更有魅惑力，据说她在不少场合的表现，特别是给小旺送新棉衣一场，曾赢得了一部分观众的眼泪；有的评论者也赞扬她富有“美好的心灵”，或“饱含着阶级感情”。因此，在电影《北国江南》的讨论中，不论从探索作品的感情性质和作者的美学理想，从分析和澄清影片在观众中所散布的影响来说，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形象。
说银花身上“饱含着阶级感情”，究竟是哪一个阶级的感情？有人说是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感情，有人则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说她“饱含着阶级感情”（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感情）的同志，主要的根据是她和郑二嫂、吴大成、小旺都属于同一阶级，因此她在处理同他们的关系中的表现，就都属于阶级感情的范畴。
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首先必须属于同一阶级，在他们之间才谈得上表现了阶级感情。但这仅是一个前提，更为重要的，还必须研究这种感情的内容，是否反映或符合本阶级的利益。而且，判断一个人的感情，是阶级的感情呢，还是超阶级的人情和人性？还必须从阶级矛盾和斗争中去考察，看他是否从对阶级弟兄的阶级感情中激发出对于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反抗，——是爱憎分明呢，还是“一视同仁”？不考虑阶级利益的得失，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就无法判断人物感情的阶级性质。
以银花来说，作者给她的称号是党员，她是被当做完美无缺的先进人物来歌颂的，那么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她在表现自己的感情时，应该反映和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应该在阶级斗争中具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但银花的实际表现，却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期望。
从影片的序幕——解放前生活的描写中，当时作为被压迫的农妇银花，她的所谓阶级同情就存在着很大的弱点。不错，当大批逃荒的难民从她家门口经过时，她曾端来大盆清水，同大成一起在热诚地招呼他们喝水。以后，当董旺和孩子逃到她家来时，她又同大成一起收容了无所依靠的小旺。单就这些行为来看，当然可以说，银花表现了被压迫人民的互助和同情。但是，跟这些行为一起的，人们又听到了她对于命运和苦难的无可奈何的伤感与嗟叹。当大成有所感地说：“咳！多会咱这地方的人，不这么苦就好了！”银花的回答是：“都这样，有什么办法！”同时撩起衣角揩眼泪。银花就是这样一个动不动就伤心、落泪的妇女。
这决不是说，银花在苦难面前，不能伤心、落泪，而是说，银花的伤心、落泪是跟她的软弱的性格相联系的，是她不能也不敢于想象“有什么办法”来摆脱被压迫阶级的苦难因而只能听天由命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正是因为在苦难面前不知所措，没有办法，因为性格的软弱和感情的脆弱，所以当看到恶霸褚占魁要把大成抓走时，她才一阵心酸，顿时眼睛模糊，几乎昏倒地上。这种同软弱性相联系的所谓阶级同情，从根本上说，是不能反映被压迫者的阶级利益和要求，无助于改变被压迫者的阶级地位的。
着重分析银花在解放前的这些表现，并不是要求她在当时就具有明确的阶级觉悟，更不是因此而否定她招呼难民和收容小旺等行为的积极意义，而是说，在看待人物的这些行为，看待人物的所谓阶级同情时，必须真正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警惕和克服那种经常迷惑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我以为，关于银花整个性格的设计，序幕里已经提供了一个雏型，因此分析她在这里的一些表现，可以帮助了解人物性格后来的发展。
解放后，按照影片的描写，她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但是她在思想感情上，却没有相应地发生质的飞跃——达到无产阶级战士的水平；相反地，她的软弱性和多愁善感、悲天悯人，却有了惊人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她对于社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吴大成的态度。当她知道群众对于大成不关心他们生活的困难而产生不满时，她对大成唯一的批评就是这样几句：“……许多事情你得多跟党内的同志商量商量才行，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我们也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有的评论者列举出这几句话，说它“语重心长而有一定的思想分量。”①这是完全违背作品实际的。说“群众对我们有意见”，究竟是什么意见？大成身上有哪些缺点？这些缺点有多大的危害性？整个影片没有通过其他批评来指出，而唯一的这次批评又完全没有谈到。这种完全不接触问题实质的所谓批评，实在没有多少思想分量，而且通过她的表情和动作，还散发出一股温情主义的气味。
何况，在分析问题时，还不能只抓住一点，更重要的是要看人物的整个态度。上述银花的那几句批评，大成不仅没有接受，相反却发起火来，把银花训了一顿，而银花呢，也就逆来顺受，暗自饮泣，不敢吭声。这哪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质，无产阶级的感情内容？
银花不仅自己对大成的缺点没有什么认识，不敢提出任何真正的批评，甚至当郑二嫂准备对大成提意见，而大成也表示“我欢迎”时，银花却唯恐大成不乐意，连忙加以制止：“二嫂，你也得体谅体谅他啦，你要知道，他也是够辛苦的了。”这就是银花对大成的整个态度。银花同大成的关系，不仅是同志，而且是夫妇，她完全可以比别人多一层私人的感情。有人说，银花形象的弱点，只是“太‘感情’了点”②。我以为，问题不在感情的多少，而在感情的阶级性质。银花和大成，作为一对无产阶级的夫妇，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他们在处理夫妇（或同志）的关系时，具有无产阶级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性质，不是只从人物的身份上看，而是要从他们的实际表现上看。正是从实际表现中，我们看到银花对大成的感情，不包含无产阶级的原则，不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只剩下赤裸裸的温情、柔顺和屈从，剩下所谓纯粹的个人的或人类的感情，而这正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东西。
除此以外，我还认为，在银花对大成的关系中，还包含有封建主义的东西，这就是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尊严的弱女子对于丈夫的感情。这也是作者歌颂和欣赏的东西。
再来看看银花对于群众——郑二嫂的态度。郑二嫂因大成对她发脾气，赌气回家不上工，银花上门规劝，郑二嫂诉说大成的缺点，银花始则袒护自己的丈夫：“会这样吗？不会吧？”当郑二嫂发火，坚决表示不再上工时，银花继而委婉地规劝：“这可是你不对了！”“二哥也不能依你！”自然，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象有些人所说的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的。但这里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方式，而是在于银花作为一位被热情歌颂的共产党员，观众当然要求她在这场纠纷中，表现出一个所谓好党员的能力和修养。但她除了这几句带有恳求性质的普通的规劝以外，并没有任何能够提高郑二嫂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认识的言辞。当郑二嫂越加发火：“我不对？……你们对！你们一家子都对！”“你少叫我！——你走开！……你在这儿吧，我离开你！”这时的银花竟伤心语塞，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着又“气血上涌”，“头昏眼花”，以至于双目失明。在这里，促使人物活动的动机，完全不是象有的人所说的，是什么“阶级友爱”③，而是剧作者刻意渲染的善良、软弱、多愁善感等所谓女性的感情。有人曾经赞扬银花表现了“坚韧的力量”，或说“她也是坚强的”④，这真不知从何说起。实际上，这些评论者是“以柔为刚”、“以弱为强”，在宣扬一种反动的退婴思想。
银花这种极其软弱的性格，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在这里，需要着重谈谈银花对待小旺的态度。这是有的人曾经大力赞扬的“有着纯洁的阶级友爱”，使人“禁不住要爱她”⑤之所在。不错，小旺是由银花亲手养大的，他们在名分上是嫂弟，但实际关系却近于母子，银花可以也应该比别人多一层母爱的感情。母爱虽是一种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又必然带有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总是按照不同的阶级标准来爱自己的下一代，来期待和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的。不包含任何思想和要求的所谓抽象的母爱，只是人性论者的梦呓和说教，在阶级社会里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千万不要忘记》里的姚母，对于女儿和女婿，是一种爱，丁海宽对于儿子和儿媳，也是一种爱，这两种爱的阶级性质的区别是何等鲜明。
在《北国江南》里，董子章按照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标准，来“爱”自己的侄子，来跟我们党争夺接班人。这是一场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斗争的根本意义来说，它关系到我们党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绝续存亡问题。但是编导者所捏塑的共产党员银花，对于这场斗争及其严重意义，却没有丝毫的认识。
凤兰第一次告诉银花，小旺想要开小差时，银花是不相信的，她的唯一理由是：“小旺是我一手拉扯大的，他怎么会这样呢！”小旺回来了，她很疼爱地招呼他，抚摸他：“家里的人都是很疼爱你的，你可千万别要胡思乱想呀！”这里一切的考虑都是爱，抽掉阶级内涵的爱。
后来当凤兰第二次告诉银花，小旺不听劝告，同明新吵架之后，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走，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已经尖锐地摆在面前时，银花依然没有警觉起来，依然沉溺在母爱和温情的迷魂阵里，她不含糊地袒护小旺，完全归咎于别人：“你们就不该用那种态度来对他！”究竟要用什么态度呢？请看银花自己的言行：她流眼泪，发颤声，又是很疼爱地抚摸着他：“告诉我，你大哥跟我有什么地方错待你了么？”“……你不怕我们伤心么？明新态度不好，我叫他跟你认错好不好？”当一切母爱的感化终归无效，小旺背着行李走了，银花又是伤心落泪：“大成，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爹啊！”这就是银花认为应该采取并力行的态度。为什么对不起他爹呢？是追悔对他教育不及时呢，还是痛心于对他还爱得不够？根据影片的情节回答只能是后者，而决不是前者。所以这里才没有任何政治的要求，原则的批评，有的是百般赔罪，万般迁就，想用柔情和抚爱的丝缕来拉住他。正因为痛心于此，所以当小旺走了，她才赶忙追出来——给他送新棉衣，想来弥补一下那“爱”得不够而产生的“良心”上的不安，最后又以“来晚了！”而感到乃是个不可弥补的憾事而愈加惆怅、不安。这就是有人为它掉泪，有人为它赞赏的所谓“阶级感情”。在这里，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研究：这是哪一个阶级的感情。如上所述，对于下一代，不同阶级有各自的爱的内容和方式，有迥然不同的阶级感情。银花对于小旺的关系，充其量是不问政治，不要原则，只有迁就，只知赔罪。这有哪一点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东西呢？没有的，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母爱和温情。按照这种爱的内容和方式，决不可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因为银花的性格是按照资产阶级人性论塑造出来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势力进攻面前，她就完全失去无产阶级的立场。有人为银花的人性论辩解，说“她并没有爱钱三泰”⑥，这是毫无道理的反驳，因为影片根本没有展开银花同钱三泰关系的描写，所以我们也就无从断定她对钱三泰的态度是爱呢，或是憎。不过，影片终究写到银花对资本主义分子董子章的关系，这是可以着重分析的。董子章对于集体事业不用心，损害集体财产，社员对他提出意见，他便破口大骂。对于这场涉及社会主义利益和两种思想斗争的纠纷，在场的银花竟激不起任何义愤，不分辨是非，而是以一种超然的立场，用息事宁人的态度，劝释那关心集体财产而挨骂的社员“算了！”当董子章的资本主义思想越发严重，凤兰和明新主张：不该迁就他，该开大会斗争他，而小旺则为董子章辩护时，银花同样以超然的立场出现，她批评明新：“你瞎扯什么！”并以同情董子章的口吻说：“大伯这种人过去也享受惯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过去享受惯了的，今天很难改得过来，所以他就可以违法乱纪，破坏国家和集体利益，而使自己多享受一点吗？在这里，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所以这种貌似超然的立场，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人与人之间都有共同的人性，而没有不同的阶级性，人与人之间应该同情、友爱，而不该对立和斗争，这就是几百年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喋喋不休的说教。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算了”吧！什么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都是“瞎扯”！这正象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时所说的，这里“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大家不分性别和等级都来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⑦有的人对于银花的人性论毫无认识，竟举出苏联影片《第四十一个》来作反证，言外之意是：银花还没有同阶级敌人拥抱、亲嘴，还不算宣传人性论⑧。这种反证是很奇怪的，难道银花这一系列的表现还不够严重，一定要等她象《第四十一个》的女主角那样同阶级敌人拥抱、亲嘴、同居才能算数？我想，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是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
决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看待银花的性格和感情，而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联系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清楚地揭示这一形象的阶级实质。这个所谓完美无缺的共产党员，实际上被制成人性论的标本，被塑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核心，是所谓“人类之爱”，而这也正是银花的性格和感情的核心。她不仅爱自己的人——大成和郑二嫂，也对资本主义分子董子章迁就妥协，不论前者或后者，她几乎都“一视同仁”，她一面同情那逃难他乡的被压迫群众，一面又同情那寻求逸乐的个人主义者。在人物的这些社会关系中，我们看不到明确的阶级界限和思想原则，而只看到“人人相通”的抽象的所谓人类感情。她的温情和软弱，乃是人道主义者惧怕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必然表现，她的嗟叹和眼泪，则是人道主义者悲天悯人、无能为力的感情流露。
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时，曾经着重指出：“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种时代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观念形态”。银花这个形象所散布的，就是这种属于过去的时代而同我们今天时代的精神大相径庭的悲观主义，而这又正是走向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特征。
从银花的形象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跟我国当前美学讨论中的一种理论，即周谷城的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论的联系。这种理论认为应该以“真实感情”代替“阶级感情”，而“艺术作品，只要是体现了真实情感，都是可以动人的”。银花的形象，正是这种理论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她对于吴大成、小旺、董子章的怜惜、谅解和温情，不能说是人物在作伪，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来，这就是所谓人的“真实感情”。但是，这种脱离了阶级内容的“真实感情”，在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不过是资产阶级麻痹和毒害人民的一种说教。所以，揭示和批判银花的形象，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论在创作实践中的危害性及其阶级实质。
银花的形象在编导者的整个艺术构思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在本文的开头说过：从表面上看，她在作品中的地位，比不上吴大成重要，但从实际发挥作用上看，她比大成更重要。因为这个人物处在解决矛盾斗争的中心地位。许多矛盾是靠她来解决的。靠她的什么东西来解决呢？靠她的“善良”、温情和眼泪。自然，作者似乎也意识到单靠这些还不够用，于是又为她设计出一双忽明忽瞎的奇异的眼睛。有了这双眼睛，又进一步加强了人物的感情的力量。
在两条道路的矛盾——争夺小旺的斗争中，也不是靠什么社会主义的力量去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而是同样靠她用瞎了眼睛的母爱去抚慰他，感化他。于是他就“矛盾极了，难过极了，感动极了”，再加上一个偶然的事件，小旺就终于“回心转意”了。你看，银花的力量就有这么大，爱的力量就有这么大！编导者使它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指挥着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企图靠这个来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这正象恩格斯在尖锐地嘲笑费尔巴哈关于人道主义的说教时所指出的：“可是爱呢！——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永远并且到处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践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这是在分成利益绝对相反的诸阶级的社会中哩！”⑨在《北国江南》里，这个创造奇迹的神，不是别的，正是爱的化身银花。那么，银花果真解决了矛盾吗？没有。实际上，离开了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单靠抽象的感情，是不可能创造什么奇迹的。所以《北国江南》中许多矛盾的解决，是虚伪的，根本不可信的。在艺术构思中，把银花放在解决两种矛盾斗争的中心地位，当作一位完美无缺的关键人物来歌颂，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在编导者思想中所占有的地位，反映了编导者的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之所在。从作者思想中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王国，不可能不创造出来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形象。
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述中可以看到：把银花感情的性质，概括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是符合形象的实际的，而把它说成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⑩，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温情主义只是人物感情表现的一个特点，它远不能说明人物感情的全部复杂的内容，不能说明她所散布的强烈的悲观主义，也不能说明她的许多抽象人性的表现，更不能说明其用人性和爱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以解决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困难的幻想。当然，不能说银花身上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温情的成分，但是这种成分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不论经济地位或意识形态都属于资产阶级的体系，它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如果把银花的言行仅仅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就将缩小和贬低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和意义。
电影《北国江南》和银花的形象，在我们的银幕上出现，再一次有力地表明：文艺作为“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多么敏锐地反映着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在我们的思想战线上，在我们的文艺战线上，对于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曾经一再地进行有力的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思想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是根深蒂固的，它的欺骗性对于那些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的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那些衷心期望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期望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但又不太清楚必须在革命和建设中进行艰苦复杂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的一部分群众，还有一定的迷惑作用，所以它在思想界，在社会生活中，在文艺工作中，还时常有所表现。
革命的文艺本来担负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崇高任务，但电影《北国江南》尤其是银花的形象，却完全背道而驰。它相当集中、充分地反映了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人性论对于阶级论、人道主义对于彻底革命论的反扑，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场斗争，必须把思想战线上、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把反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以配合我们在国际和国内的整个阶级斗争的胜利开展。
①秦榛：《喜见北国变江南》，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②江南：《实事求是地评论〈北国江南〉》，八月十一日《北京日报》。
③同②。
④见《大众电影》第六期晓立的文章和《北京日报》七月三十一日黄永贞的文章。
⑤同②。
⑥同②。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三八二页。
⑧同②。
⑨同⑦。
⑩胡思升：《〈北国江南〉的矛盾观和文艺观》，八月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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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塞外农村的真实情况！
张家口日报 林尘
《北国江南》这部影片，脱离了生活的真实，因而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这部影片在描写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干部作风三个问题上，都没有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生活。
《北国江南》创作的背景，是当时张家口专区所属商都县的小海子乡。主要内容是描写合作化以后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打井开渠中的斗争。当时，我曾在那里采访，现在可以将采访得来的材料与《北国江南》中所表现的情况对照一番，就可看出影片作者是怎样歪曲了现实生活的。
一、关于党的领导
影片反映的党的领导，是党支部书记兼社长的吴大成简单地命令群众打井，既看不出身为党支部书记的他应该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看不出党在农村的堡垒——党支部的作用。至于党员呢？只看出吴大成的火暴脾气和银花的眼泪，看不出他们怎样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影响和教育群众，怎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因而自觉地去打井。至于上级党委呢？也只是表现了县委书记坐着车来指点一下，而看不出县委书记怎样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身份出现在群众中。如此等等。
事实上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当时的商都县委书记就在这个乡里住着，他领导党支部做了很多思想工作，说服人们打井抗旱，改变当地一穷二白的面貌。县委书记及时领导党支部和群众开展了细致的讨论，最后都明白了“给谁打井？为啥打井？谁来打井？”因而打井的情绪高了。当时六十多岁的社员梁有老人说：“打吧，今年冷点，后辈儿孙都是幸福的。”在打井当中，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带头。总是坚持下井的老党员李吉恒，别人的衣服湿了冻成冰，他脱下自己衣服给别人穿上。当时他虽然已五十多岁，但仍干劲十足。他有技术，为了堵住井下流沙，他在井下接连做了两班才换人。有一天，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几个人劝他上井去，他说：“把技术教会你们再上去！”他把技术传给了青年李金贵，人们称他们为砌井能手老李和小李。象李吉恒这样的党员多得很。
县委书记还带头先打“试验井”。虽然大家讨论以后都同意打井，但是否打出的水量能浇地，谁也没有绝对把握，同时为彻底解除一些人的顾虑，县委书记就和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带几个人打了“试验井”。这口试验井的水量很好。在群众看了试验井，都心服口服的时候，才大力组织群众，一齐出动。决不是象影片描写的那样，任务快完成了，县委书记才坐着车来指点一番。
对地、富、反、坏分子，党支部听到谣言，早已采取了对策，让民兵把他们监督起来。决不是象影片表现的那样，反革命分子可以任意去搬掉井标，或者别人都在打井，反革命分子却和一个富裕中农在旁边聊天，策划破坏，而无人过问。
二、关于群众的英雄主义
《北国江南》影片里也描写了人民群众的活动，但是没有反映出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只反映了群众的落后面。与我当时看到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当地群众那种革命的气概，实在是感人的。这里的气候严寒，冬季气温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打井的人，常是棉衣外边一层冰，棉衣里边一层汗。井里出了水，胶鞋不够，有人就两脚踏进两只铁水桶，他们叫做铁鞋。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在这个“鬼地方”，出现了多少个英雄人物。
举几个例子：
李福，当时是个青年，早晨爬起来就走，总是抢着干井下活。他和别人一起，把三尺长的钢钎砸得一天比一天短，变成了“蘑菇帽”，他们把它叫“地主帽”，把硬梆梆的地叫“地主”。他们一边抡锤砸钎，一边开玩笑地说：“你硬，我比你还硬，你不听话，我就砸。”有一天，已经该下工了，别人喊他们回去，但这几个人怎么也不肯回去。因为井里碰上了流沙，如果一上来，就前功尽弃，他们就坚持堵沙、砌井。这时又下起了大雪，有些人自动帮忙，一直坚持到天黑，完成了任务。
有三个体弱的人，社里没分配他们打井，让他们休息，或做点杂活。但他们闲不下去，做完零活，还自动到工地帮助拉滑车，干工地上的零活。后来，社里还是让他们三个回去，他们三个人回去后就用四天时间在村里合伙打了一口很好的井，使群众吃水和饲养员饮牲口得到很大方便。
青年刘二虎，还仿照《歌唱二郎山》曲调编了一首歌，他说：“我们打井，要学解放军大战二郎山的精神。”他教给许多青年，经常唱着：“日子要过好呀，生产要大搞；兴修水利大增产呀，粮食满仓堆；加油干呀穷变富，塞北变成江南地……。”
三、关于干部作风
《北国江南》不是取材于小海子乡吗？可是小海子乡的干部就不象吴大成那样，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对群众想得周到。他们的打井队，主要是由青壮年男社员组成，其中有一部分青壮年女社员。他们留下老年人和一部分妇女做“后勤”工作，如在家做饭、为打井队烤衣服、做棉衣、喂牲口等等。即使“前线”的打井队，也有休息，娱乐，唱歌，有劳有逸。当然，也有紧张的突击，不吃饭也要干到底，但后来干部认识到不能长此下去，及时扭转了。
以上我仅提出一些与《北国江南》有关的背景资料。我并不要求把那些资料上的事全写进剧本，但是，我们有理由要求作家真实地反映我们的人民群众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也要求作家们认真地听毛主席的话，深入实际生活，坚持党的文艺路线，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