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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英雄人物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李树谦
金为民、李云初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刊于《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的后一部分，谈到社会主义文学中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作者说：“要塑造能够充分体现当代的时代精神的英雄形象，是不是只要让他们最集中地表现出‘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表现出当代最先进、最革命的精神（当然同时是个性化了的），就有可能塑造出当代的英雄典型呢？要不要表现当代英雄与当代亿万革命人民在精神上所共有的精神状态或广泛存在的精神联系呢？（不仅有革命的、先进的，而且更有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它们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因素）”。问题的提出虽然用的是疑问句式，但不难看出，作者对前一个疑问句的回答是否定的，对后一个是肯定的。在作者看来，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以“革命臆想”来“拔高”人物，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才会使人物具有“不同历史阶段特有的历史具体内容”，即所谓“历史具体性”。我们认为金为民、李云初的“想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用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则更是有害的。
一、是谁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
金为民、李云初不同意姚文元的社会主义文学要表现“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违反“历史具体性”，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事情果真如此吗？到底是谁违反历史具体性，为反历史主义开辟道路呢？
我们是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历史并不是按照少数反动阶级的愿望发展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决定着我们时代的内容，决定着我们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怎样曲折、复杂、长期的斗争，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反映历史发展这一客观要求的、反映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就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精神，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精神，痛恨帝国主义、一切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精神，为在我国和全世界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到底的精神。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宏伟事业。当代英雄人物作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力量，作为阶级意志和理想的自觉的体现者，站在这个伟大行列的最前面。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下，在艰巨、复杂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共产主义的高度。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鲜明最充分的体现。雷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正是从时代的革命洪流中涌现出来的千万个共产主义新人的光辉代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强调社会主义文学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塑造当代英雄人物的形象，就是为了使文学更真实地反映我们的时代，以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
我们都会记得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写给哈克纳斯的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批评了女作家的小说《城市姑娘》。他说：“这篇小说还不是充分地现实主义的。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九页）为什么说《城市姑娘》不是充分地现实主义的呢？因为作家把伦敦的工人写成是消极的群众，这样的工人形象对于经过了几十年斗争的伦敦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够典型，不够真实的。恩格斯要求现实主义作家应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要求作家站在时代发展的水平上，表现代表时代先进力量的新的人物，表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事隔七十六年，历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已经打倒了一个旧世界，并正在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建设一个新世界。塑造我们这一时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已经是摆在每个革命作家面前的头等重要的历史任务。但是，金为民、李云初对当代的英雄人物及其体现的时代精神视而不见，却热中于鼓吹在当代英雄人物身上表现“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因素”，企图把“叱咤风云”的当代英雄表现成平庸的消极群众，请问，这哪里还有丝毫的“历史具体性”？这不是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的文学是最富于革命理想的文学。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六三页）高尔基也说：“我们的艺术应该站得比现实更高，并且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他提升到现实以上。”（《文学论文选》，二五四页）这不是以“‘革命臆想’去代替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不是脱离现实去“拔高”人物，而是为了使文学更好地适应现实的革命发展，更好地表现时代的真实，更好地塑造时代的英雄，从而更有力地推动时代的前进。金为民、李云初却以反对“革命臆想”、“理想化”之名，行反对创造符合工人阶级革命理想的英雄形象、反对英雄人物体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之实。他们歪曲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硬是把英雄人物压低到现实以下，主张把英雄人物写成不是革命的却也并非是不革命、反革命的消极人物。请问，这哪里还有丝毫的“历史具体性”？这不是为“反历史主义倾向开辟道路”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塑造当代的英雄人物形象，不仅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正由于努力反映了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我们的文学才充满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的内容，放射出时代的异彩，成为革命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企图使我们的文学脱离新的时代、新的人物的作法，就只能使它停滞、衰落，并最后蜕化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学。
二、金为民、李云初“理想”中的“英雄人物”
金为民、李云初“理想”中的“英雄人物”是怎样的呢？在本文开头所引的一段话中，他们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了：
第一，在当代英雄人物身上不应只表现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而且要表现与当代亿万革命人民在精神上所共有的精神状态或广泛存在的精神联系；
第二，这亿万革命人民的精神状态，就是不仅有革命的，先进的，而且更有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李）；
第三，这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就是作者最后补充说明的，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因素。
显然，作者是主张在当代英雄人物身上不应表现革命的先进的精神因素，而应表现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即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否则就塑造不出“能够充分体现当代的时代精神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问作者，你们所说的“人之常情”的“人”，是指的什么人呢？即或就算是你们在前面提到的“亿万革命人民”吧，但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至二页）可见，人民是区分为阶级的。你们所指出的不是革命的可也并非是反革命的人，恐怕是不包括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吧！因为工人阶级是彻底的革命的阶级，其他劳动人民也是要坚决革命的。其次，你们所说的“人之常情”的“情”，是指什么人、什么阶级的“情”呢？“爱”应当算是一种“情”吧！但是“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二页）同样，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也决没有各种各样的“统一”的“情”。你们所指的不是革命的可也并非是反革命的“情”，也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情”吧！因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敌我分明、爱憎分明，有着极其深厚的革命感情的。再次，既然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阶级的“情”，那么所谓“常情”，不同阶级便有截然不同的标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为是正常的，剥削阶级就认为是反常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为是好得很的，剥削阶级就认为是糟得很。譬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刘胡兰、董存瑞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是建立在高度的阶级自觉的基础上的英雄行为，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这却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常情”，他们诬蔑说这不过是一刹那的感情冲动；他们还认为艺术作品中的刘胡兰、董存瑞的形象是不真实的，认为人没有不惜命的，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会有五分钟的动摇。又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为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忠于革命、忠于党的革命精神是高尚的；但这是不符合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常情”的，他们诬蔑说“雷锋不是人”，“是失去了个性的个性”。（苏联《共产党人》一九六四年第九期编辑部文章《反对文学艺术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化》，见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七版）
因此，“人之常情”说，是资产阶级超阶级的人性论观点，宣扬这种观点就是企图调和阶级矛盾，模糊阶级界限。所谓要在当代英雄人物身上体现“人之常情”，所谓要表现出当代英雄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其实质无非就是要挤掉英雄人物身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因素，抽掉英雄人物的革命灵魂，把各种旧思想、旧感情硬装到英雄人物身上；就是要以作者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来改造当代英雄；使他们成为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物。
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在正面人物身上根本不能表现来自旧社会、来自当前社会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客观的、静止的表现他们与这些旧思想、旧感情的联系，而是要表现他们怎样向这些旧思想、旧感情作斗争，怎样和这些旧思想、旧感情彻底决裂。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不能描写所谓“中间人物”，但是第一，决不容许用中间人物排挤和冒充英雄人物，或把英雄人物写成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文学中英雄人物必须占主体地位；第二，在表现中间人物时，我们不是欣赏、巩固其中间状态，而是表现他们怎样经过艰苦的努力，摆脱中间状态，进入先进的行列。只有这样表现才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只有这样表现才会对人民群众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三、用什么思想影响和教育人民群众
要不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要不要塑造当代的英雄形象，这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文学的社会作用的问题。
我们党一贯正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经济领域中的革命，也是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物质的建设，同时又是精神的建设。譬如，我们要把五亿农民教育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劳动者，要把广大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可靠的接班人，这就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精神建设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精神建设比物质建设还要艰巨、还要复杂。
社会主义文学在人的思想革命、精神建设中，担负着严重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的文学看作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五○页）。在今天，就是要把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团结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革命旗帜下；就是以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帮助他们抵制、肃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促进他们精神世界的革命化。
我们要求社会主义文学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代精神并努力塑造最能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决非出自任何人的“革命臆想”；而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上的迫切需要。我们都知道，哲学的命运，要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程度如何而定。文学的命运也是如此。我国当代文学由于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伟大的时代，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的英雄人物，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爱。象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革命农民梁生宝，大公无私、敢想敢干的李双双，以及丁海宽、何文进、赵五婶、萧继业等，都成了广大人民学习的榜样，这些英雄人物以其强大的革命思想光辉为人民群众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试想，社会主义文艺如果不充分体现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精神，怎么可能教育人民永远作革命派；社会主义文艺如果不充分体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怎么可能动员、鼓舞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的思想品质、精神面貌如果大大落后于实际生活中人民群众的水平，怎么可能促进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成长。革命的文艺不反映革命精神，社会主义文艺不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那么，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岂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革命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文艺不反映工农兵的实际利益，不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那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岂不也变成了一句空话。
问题还不止于此。
思想领域是没有真空的，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一定去占领，无产阶级思想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加强。金为民、李云初说社会主义文学应表现“不是革命、先进的，可也并非就是不革命、反革命的精神因素”；我们说，不宣扬革命的、先进的思想，就只能是宣扬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这种文学就只能是以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人民，消磨人民的革命意志，模糊人民前进的方向，使人民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吗？没有了。
要不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要不要塑造当代英雄人物，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否反映社会主义时代，能否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原则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否战胜资本主义文艺从而占领文艺阵地的根本原则问题；是关系到要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要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艺的根本原则问题。这就是我们与周谷城，与金为民、李云初分歧的根本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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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周谷城的时代精神观
钱中文
周谷城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各个时代有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创作要有超出模仿的东西，“超出模仿的东西，就一方面说，虽属出于创作；然就另一方面说，却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现在我们就周谷城的这些观点作一些考察，看看他所说的“时代精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各个阶级的思想能够“汇合”吗？
各个阶级社会里，存在着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对立、斗争着的呢，还是“汇合”、统一的呢？不同阶级的思想关系，是被它们的物质关系决定了的。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就是表现了剥削阶级意志的剥削人、奴役人的思想；被剥削阶级的思想，就是反剥削、反奴役的思想。不同阶级的思想，既然被不同的阶级利益制约着，那末它们就只能为一定阶级服务。同时，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敌对思想，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各方力图消灭对方，这是一般人所熟知的常识了。
比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不仅存在着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产生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但是，这些思想是否“汇合”到一起去了呢？事实告诉我们，它们非但没有“汇合”起来，而且是水火不容的。《共产党宣言》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书，是对形形色色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书，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斗争、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宣言。资产阶级以及其它反动阶级，对它视若洪水猛兽，千方百计阻碍它的流传。这些反动阶级甚至连进步思想都不容存在，那末，何来什么不同阶级的思想的“汇合”呢！
周谷城为了证明由各种不同思想汇合而成的统一整体的存在，他举了祖国的文化遗产为例。他说：“请问祖国的文化遗产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它却是包括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的”。不错，我国的文化遗产包括了不同的阶级意识，但是，想用这点来证明什么呢？想说明它们是不可分的整体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研究文化遗产，并不是为了证明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把它们全部接受下来。而是正因为其中具有各种阶级的思想意识，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它们，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批判地吸取其中“民主性的精华”。剔去其中“封建性的糟粕”，使文化遗产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对于周谷城来说，问题完全不是如此，他只想证明各种不同的思想都是我国的文化遗产，并且是个拆不开的统一的整体，我们都应继承。对于这种类似的观点，列宁早就作过批判。大家知道，列宁提出过两种文化理论，他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①可见，在民族文化中，既有反动的民族文化，也有被压迫者的民主文化，不能把它们混同。但是，当时的俄国资产阶级大肆宣扬“民族文化”的口号，企图抹去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文化的阶级性，把反动文化冒充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因而列宁说：“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人工具。”②在这里，列宁的断语也正是完全适用于对周谷城观点的批判。
周谷城还把“统一整体”的理论提到了哲学高度，企图来证明任何事物都是“统一整体”。在他看来，不同的阶级思想可以“汇合”成“统一整体”，因为从矛盾的观点来说，矛盾的双方不能孤立存在，事物就是有斗争，也只是在“汇合”之中进行的。这就是他的所谓“统一整体”的基本思想。但是，辩证法不是用来解释各种事物矛盾自由“汇合”的方法，而是用来说明事物的矛盾、斗争、发展的规律。矛盾的双方自然不能孤立存在，没有矛盾的甲方，就没有矛盾的乙方，但是，事情到此就算完了吗？毛泽东同志说：“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③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同一性还只是一个方面，一个相对的方面，我们还必须承认矛盾的斗争性的一面，即绝对的一面。矛盾、斗争贯串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使事物向前发展，发生革命的变革。周谷城虽然口口声声说矛盾的统一，但他实在不了解矛盾的统一性是什么，他以为不同的事物“汇合”到一起就是统一整体了，而根本不了解矛盾的统一性不仅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共处于统一体之中，而且还包括更重要的内容，即“互相转化”。他不仅曲解了矛盾的统一性，而且根本不敢触及矛盾的斗争性，即引起事物发生革命变革的一面。在实质上，这不是否定矛盾的斗争、突变亦即事物的发展又是什么呢！
只承认矛盾的“汇合”，而不承认矛盾的斗争、发展，这与近来报刊上讨论的“合二而一”的哲学观，是十分相似的，它们都是以调和矛盾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把周谷城的“汇合”论应用于生活，那就是：社会上虽有矛盾存在，虽有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但它们可以“汇合”成统一的整体。而且由于矛盾的双方只在“汇合”之中进行斗争，没有突变，没有发展，因而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将势均力敌地斗争下去，并且永远如此。而其最后的结果是，兴无灭资不但成为泡影，而且无产阶级思想将真的与资产阶级思想“汇合”起来，“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周谷城的时代精神观所想证明的东西。
文学艺术如何反映时代精神
如何理解周谷城说的“超出模仿的东西，就一方面说，虽属出于创作；然就另一方面说，却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呢？到底什么是文学艺术中的时代精神？是不是广泛流行于社会的各阶级思想的“汇合”呢？
在我们看来，要想了解时代精神的确切意义，就必须根据阶级分析的原则，对时代进行具体分析。一些同志对它所作的解释，我们是十分同意的。时代精神就是推动时代前进的一种思想或思潮，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步要求，而这种要求，通常又是通过进步的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体现出来的。反动的思想、思潮不能成为时代精神，原因在于它们阻碍社会的发展，把社会拉向后去，这是一种反时代精神的思想或思潮。反动思想、思潮可以在某个特定时期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它终究扑不灭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文学艺术中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上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文学艺术反映生活，同时也体现生活的发展的动向，社会进步力量的愿望。从文学艺术史来看，那些得以流传下来的作品，不仅是那些真实地反映了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现实生活的作品，而且也总是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的作品，也总是表现了推动该社会向前发展的进步阶级愿望的作品。相反，那些宣扬没落阶级的思想、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思想的作品，由于它们违反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不需多久，它们就会被人们所遗忘，而湮没在历史的灰尘之中。
就拿早期的歌德、席勒的作品来说。十八世纪的德国尚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经济极为落后，人民生活极为愚昧，各邦诸侯的专制政权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十八世纪中叶前后，德国产生了一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们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竭力提倡教育，拥护自由，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德国的专制政权以及维护反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各种意识形态如艺术、宗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七十至八十年代，在德国文学中出现了“狂飚”运动，它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它的代表人物，纷纷以作品抨击现实，而与“狂飚”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的诗人歌德与席勒，则竭力宣扬自由、歌颂人民的反对暴政的斗争。他们的《普罗米修斯》、《铁骑士葛兹》、《强盗》、《阴谋与爱情》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恩格斯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④。我们认为，这里恩格斯所说的“叛逆精神”，就是“狂飚”运动的主要倾向，也就是十八世纪末的德国社会的时代精神。但是，能否把这一时代精神变为德国社会的各阶级思想的“汇合”呢？十分明显，这些诗人在自己作品中所宣传的思想，是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德国的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思想意识，是当时尚属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中的集中表现，而根本不是什么不同阶级的亦即德国的封建诸侯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汇合”。如果硬把它说成是不同阶级的思想“汇合”，不正好掩盖了这种“反抗精神”的资产阶级性质了吗？
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极端反动的时代。就拿一九○五至一九○七年后的俄国局势来说，斯托雷平的政权对革命的、进步的力量横加摧残，工农革命运动一时趋于低潮，各种反动思潮就如瘟疫盛行。但是，这时的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并不是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而是力量虽小，但体现了社会进步要求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学中，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并不是颓废主义者安德莱耶夫、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而是高尔基的《母亲》。列宁看过《母亲》的手稿后，就对高尔基说，“这是一本十分适时的书”，为什么“十分适时”？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人民的觉醒，以及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与要求。《母亲》深刻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时代精神，就是在颓废艺术飞扬跋扈的年月里，它是一面旗帜，是当时俄国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因此，空泛地谈什么“广泛流行”，只是为周谷城的不同思想“汇合”论服务，它可以把暂时占优势的各种反动思想，称为时代精神。
文学艺术中的时代精神是如何被体现出来的呢？历史上每个进步阶级，都力图通过本阶级的作家在艺术中体现时代精神，亦即自己阶级的先进理想，以便从精神方面巩固自己的力量。而体现时代精神的基本途径，就是创造正面人物，从而使其成为先进的思想的传播者，使其成为从精神上教育本阶级成员的工具。因此，如果说先进的社会思想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那末先进人物就更能生动地体现它。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地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反抗精神，他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审美观。《母亲》中的尼洛夫娜，则生动地体现了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俄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我们的李双双、梁生宝，则成功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代精神，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审美观。他们对同代人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其次，作品的时代精神还可以通过作家对社会中的落后、消极现象的批判而表现出来。前者多半表现于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中，当资本主义走向没落阶段的时候，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从现实生活中再也找不出正面人物来了；后者也可以从我们的革命文学中表现出来。作品体现时代精神的方法虽然多种，但其最基本的方法却是通过正面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的塑造。我们的文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它应该而且能够创造出大批英雄人物，突出他们的革命精神与无产阶级的崇高品质，反映出当代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用以教育人民。如果照周谷城的理论去办，那我们的文学、艺术将成什么样的文学、艺术呢？那我们就会没有李双双、赵五婶、许云峰、江姐，那我们文艺中的人物就会成为各种思想的“汇合”，那我们的文艺就会变成各个阶级思想泛滥的场所，而最后成为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
一张引人走入歧途的处方
周谷城说，不同阶级、个人，只要反映了各个阶级思想的“汇合”，就是天才的表现，或是独创性。这同样是极荒谬的。
如果说，文学家艺术家的天才表现，就在于他反映了什么“统一整体”，也即不同阶级思想的“汇合”，那末，所谓天才表现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或是对天才、独创性的曲解，因为各个阶级思想的“汇合”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作家的天才表现的程度，都是被这一事实决定了的，即他在反映社会生活中，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革命阶级的思想。作家的先进的社会思想，是决定他的天才表现的基本因素。我们就拿鲁迅的作品来说，他的后期的许多杂文，象投枪，象匕首，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打击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我们说，他的天才正在于他是革命阶级的代言人，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力量与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如果按周谷城的理论来说，那鲁迅就根本没有表现出其天才力量，因为他非但没有反映出各阶级的思想“汇合”，而且敌我分明，对各阶级思想分得十分清楚，并给了反动势力、思想以沉重打击。如果硬要说鲁迅的天才就在于他表现了各阶级思想的“汇合”，那实在是对鲁迅的莫大侮辱。在当代我国一些革命文学作家创作了优秀的作品，他们的才能与独创性难道就在于他表现了各个阶级思想的“汇合”吗？自然不是，恰恰相反，在于他们能敏锐地看到生活中的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在于他们歌颂了我们时代的新人新事，成功地塑造了新的人物，批判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在于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通过自己的作品，体现了时代的革命精神。
周谷城的理论实际是一种阻碍作家才能发展的理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既应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那末，他们首先应该使自己革命化，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适应于“进攻阶级”的要求，创作出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的作品，从意识形态方面巩固本阶级的力量。但是，周谷城的理论却无异要求作家去寻求各个阶级思想的共处，它们的“汇合”，并反映它们，从而使作家艺术家混淆思想的阶级界限，不分敌我；从而使他不是做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是成为各阶级的代言人。但是各阶级的代言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现代修正主义作家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标本。现代修正主义作家以各阶级的思想“汇合”为己任，他们大肆宣扬什么艺术的“全人类性”、人类爱、个人主义。这种“汇合”的结果就是合流，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融化。这些作家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化了的作家。那末，周谷城所鼓吹的作家表现各阶级思想“汇合”就是作家天才表现的理论，不正是一张引诱作家艺术家走入歧途的处方吗？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说，周谷城的时代精神观，实际是用以调和阶级矛盾的“合二而一”的时代精神观，它阉割了时代精神的阶级实质。周谷城的这种观点应用于艺术范围，不但曲解了历来伟大的作品，使他们成了各阶级的思想的“汇合”，并在文艺理论中制造混乱；我们看到，这是一种要把革命文学引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理论，这是一种要作家、艺术家陷入调和不同阶级思想的迷途的理论。
注：①②《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十五页、五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一六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