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把试验做给农民看
本报记者 顾迈南
今年五月十九日,河北省保定专署用紧急电话通知全专区二十二个县和保定市,请他们各派一位红旗大队的队长和技术干部在五月二十二日到新城县乔刘樊公社去参加小麦施磷肥的现场会议。
给磷肥恢复名誉
各县市接到电话后又简单通知给会议的参加者。于是,接到通知的人对会议的内容纷纷猜测起来。有的猜想:也许是国家积压的磷肥太多了,推销不出去,开会推销磷肥。有的猜想:一定是动员大家去买磷肥,不然为什么只通知各县的红旗大队去呢?这是让红旗大队去带带头。还有的人索性把公章也带上了,准备如果国家不要钱白给的话,就盖章领回来。然而,人们又发愁地想,把磷肥弄回来又怎么办呢?这种肥料对庄稼不起任何作用,农民早就对它失去了信心。
参加现场会议的人,来到乔刘樊公社,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一带农民中名誉扫地的磷肥被这个公社的农民当成宝贝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参观者又惊又喜地看了一片又一片丰收在望的样板田,他们发现分布在全公社十个生产大队的十三大块样板田里的小麦,总的生长情况是:凡是用氮磷肥配合作基肥的长得株高、穗大、粒饱;那些单施氮肥的,颜色虽绿,但是植株和穗子又矮又小;单施磷肥的,植株虽高,但颜色较黄;最差的,是不施化肥的小麦,同用氮磷肥配合作基肥的比较,这种小麦平均要矮一尺左右。
每一块样板田,都用了上面四种对比的方法,一片紧挨着一片,庄稼长得怎样,看了一目了然。绝大多数来参观的人在这个事实面前,都得出一条结论:应该给磷肥“恢复名誉”。但是,也还有人不免提出了疑问:“‘灰面面’(磷肥)能起这么大作用?这东西在我们那里净往坑里扔。”这话被乔刘樊公社公辛庄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张珍听见后,着了急,他说:“哎呀,往后可千万别扔啦,要是你们不要的话,我们买!有多少买多少。从前,我们和你们一样,也认为磷肥对庄稼没用。现在我们算是‘认头’了!”
深入实际 反复试验 做出样板
张珍和乔刘樊公社的社员们对磷肥的看法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呢?
乔刘樊公社位于河北省新城县西北部,这里低洼易涝,土质瘠薄,有些地方还有轻度的盐碱,庄稼的产量历年来一直很低。一九六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在这个公社的平安店大队建立了一个研究基点。这个基点的研究人员中有研究轮作的,有研究深耕的,有研究土壤微生物的,还有研究肥料的。他们打算在这里长期住下来,探索使低产变高产的有效途径。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们对低产的原因作了广泛调查。他们发现,这里的每个生产队都有磷肥,但是都不用,有的把它填了坑,有的用来垫了牲口圈。社员们提起磷肥来都直摇头。
磷肥难道真是没有用处吗?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九六一年秋天,基点的研究人员梁德印、朱如源在肥料专家陈尚谨的指导下,对三亩小麦作了对比试验:有用氮磷肥配合作基肥的,有单施氮肥的、有不施化肥的。第二年春天一看,凡是用氮磷肥配合作基肥的麦苗都返青了,而且长得十分茁壮;其余的都委靡不振。看到这种不寻常的现象,研究人员们又喜又忧,喜的是这种现象是过去多年来在研究单位作试验时从未发现过的,因此曾经得出过“磷肥在华北地区无效”的看法,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可能是错了。忧的是,不清楚这三亩地的历史,会不会是由于肥力不均、茬口不同和盐碱的影响因而使麦苗的长势不一样呢?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再到生产队的大田里去试试。
一天,梁德印来到公辛庄大队向第二生产队队长张珍提出了想和社员一起作试验的要求。张珍听了沉默半晌说:“磷肥没效,我们试过。”梁德印把三亩小麦试验地的出苗情况说了一遍,张珍又说:“咱不用耽误这个工夫,这东西要是管事谁还扔它?要是你同意的话,咱光试氮肥吧,‘灰面面’算啦!”梁德印耐心地解释说,既然是试验,两种肥料就该都试试,又给他打比喻,说明氮磷肥配合施用的道理。最后张珍勉强同意了,他们选了四十五亩地,用氮磷肥配合作基肥、单施氮肥、单施磷肥和不施化肥四种方法种上了春玉米。后来这四十五亩春玉米的长势还是和那三亩小麦完全一样,氮磷肥配合施用的产量最高。在这之后,研究人员又在自己的小片试验地里接连对小麦和晚玉米作了氮磷肥的肥效试验,结果也大致相同。
但是,这些试验结果并没有引起周围农民的注意,当他们邀请平安店和公辛庄两个大队的人来参观时,那些生产队长和老农一面看一面反复地问,怀疑那些长得好的是底粪上得多,就是只字不提磷肥的事;有的私下议论说:“说的这么好,种的时候咱没看见,这还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呢!”还有的干脆不客气地当着研究人员的面说:“敢情是你们把肥田粉成袋地往地里扔,那还能长得不好?”
研究人员们认真讨论了农民们的这些反映,觉得只有走出小片的试验地,和更多的农民到大田里去共同作试验,才能使群众信服。他们还决定,在大田的示范试验中,把化肥的用量降低到和当地农民接近的水平。一九六三年春天,他们和社员们商定,在公辛庄和平安店大队的十个生产队一共三百八十亩耕地里进行大面积对比试验。播种的时候,研究人员林葆、杨雨富、张定国、关松荫、周淑华等在地里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和社员们共同商量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在试验中,他们还接受社员的意见,把每亩的化肥用量折算成每垅的用量,把斤量折算成碗量,又参照采取了当地施沟粪的经济施肥办法,这些都是他们原来没有想到过的。
但是,有的社员一面试验,一面仍然流露出不相信磷肥有效的情绪,而且还不肯严格地按照计划来施肥。一天,研究人员关松荫和平安店大队二队队长崔亭争执起来,原来崔亭没按原订计划施肥,把应该施在二十亩地里的氮肥和磷肥施在三十五亩地里了。关松荫认为这样不对,怕影响到试验的效果,但是他没有能够说服崔亭。他回来对周淑华发牢骚说:“唉,和农民打交道真是难!你把嘴唇都磨破了,他还是不信。”周淑华安慰他说:“这也难怪,咱光说磷肥有效不行,农民还没有摸实呢!”
一九六三年秋天,乔刘樊公社的党委书记高嘉宾看了这些春玉米的生长情况,十分高兴,认为这给全公社的粮食增产打开了一条门路。九月四日,他和公社的其他负责人在平安店大队主持了一次现场会议,全公社十个生产大队四十六个生产队都派了一些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参加。会上,肥料专家陈尚谨讲了为什么用氮磷肥配合作基肥或种肥增产效果最突出的科学道理。大家听了和看了试验田以后,都觉得心里亮堂起来。会后,各大队都召集社员们讨论了买磷肥种小麦的事。但是,从这些会上反映出,多数社员对磷肥的肥效仍然怀疑,他们说,春玉米所以长得好是氮肥起的作用,和磷肥没关系。因此,对买磷肥的事不积极。就为这,平安店大队接连开了三次讨论会,每次会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俭都是苦口婆心地讲半天,说农业科学院的同志怎样怎样说磷肥有效。大家听了,七嘴八舌地和他争起来。老农秦浩林批评刘俭说:“别人家给你条线,你就纫针(认真),五六年咱没试过?”刘俭说:“咱使的不得法。”秦浩林说:“怎么不得法?你知底不如我知底,追肥追来着,喷磷喷来着,啥作用也没有!”讨论来讨论去,整个大队才订了买三百斤磷肥的计划。
“春玉米长得好是氮肥的作用,不是磷肥的作用”,这种反映传到研究人员中间,他们恍然觉悟到这是作试验示范时的一个很大疏忽造成的。原来这些样板田大多数都只作了氮磷肥配合和不施化肥两种对比,没有安排单施磷肥的和单施氮肥的试验,因此群众才有这种怀疑。
一九六三年小麦播种前,基点的研究人员又反复认真地讨论了农民的这种反映,他们深深体会到农民是很实际的,要把一项研究成果推广到生产中去,绝不象自己过去在家里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中间许多复杂的问题,只有研究人员深入实际以后,才能发现。因此,为了使群众完全自觉自愿地运用这项研究成果,他们决定在全公社每个生产大队普遍树立四种对比样板田。这样做的结果,今年小麦一返青,果然看出,氮磷肥配合施用的麦田里,麦苗长得就是不一样。于是,全公社就轰动了,当初最反对买磷肥的人连夜进城去买磷肥,老农秦浩林望着样板田笑得合不拢嘴,对刘俭说:“哎,真是眼里插柴,显眼!这回我算是信了,要是有磷肥,咱得赶紧买点呀!”平安店一队队长、老农吴增援也跑来对基点负责人王庆说:“你给我打听打听哪里有,有多少我买多少!”王庆问他买什么,他说:“买磷肥呀!”王庆逗他说:“怎么你也‘认头’了?”吴增援说:“‘认头’了,净说不行,得多打出粮食来才算本事!”
肥效大产量高 农民争购磷肥
外来的参观者对于这种大面积示范对比的方法也很满意。今年五月十四日,新城县人民委员会组织了全县十二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乡长、支部书记、大队和生产队队长等一共八百多人来这里参观时,有人夸奖说:“嘿,这个科学实验算做到家了!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好,为什么好!”
自从乔刘樊公社的社员们对磷肥的看法大变以后,当地还是一九五六年积压下来的磷肥立即被这个公社的社员争购一空,今年新城县计划买一百吨磷肥,第一批来了四十吨,全部被乔刘樊公社买来施在几千亩棉田里,目前,社员们自己作的许多对比试验都证明,在氮磷肥配合作基肥的棉田里,棉苗长得最为出色。
三年多来,乔刘樊公社的庄稼增产了,农民对磷肥的看法彻底改变了,而那些成年累月和农民一起同大自然搏斗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也获得了丰收。自从全国解放后,陈尚谨就带领着一批年青人从事磷肥有效试验的研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他们在北京、石家庄、芦台等地的小片试验地里把磷肥当种肥、基肥、追肥,深施、浅施在各种作物上,年复一年地忙着分析和测定植株吸收了多少磷、土壤中磷的动态、磷在土壤中是怎样变化的……。但是,十年辛苦得到的结果却是:磷肥肥效不大!到底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直到来到大田里作试验时,才发现问题不在磷肥本身,而是那些小片的试验地不能代表大田的实际情况,小片试验地由于多年施用大量有机肥料,土壤中本来就不缺磷。而在深入实际以后,只是短短三年,陈尚谨他们不仅基本上探明了在华北低产的石灰质土壤中不同土质、不同肥力、不同作物、不同茬口、不同栽培措施等复杂条件下磷肥肥效的规律,而且深深体会到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因此,他们觉得要想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很快地为生产服务,必须走出自己的小片试验田,到农民中,到自然条件复杂的大田里去作试验,试验的成果一定要作到使农民相信,才能真正为生产服务。这条经验,对他们来说,和得出磷肥在华北地区有显著效果这个科学结论一样,也是非常宝贵的。
(附图片)
赵志方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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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科学工作者经过三年的实地试验证明
磷肥对华北贫瘠土壤有显著增产效果
新华社8日讯 过去在华北地区一般不受欢迎的磷肥,现在已经由科学工作者给它树立了声誉。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在河北省新城县农村基点的试验结果证明,把磷肥当种肥或基肥施在华北地区低洼轻度盐碱地和低肥力的石灰性土壤中,可以使各种农作物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长时期以来,我国北方各地的农业科学工作者曾不断试验在石灰性土壤中施用磷肥,但是效果大都不显著,华北地区的农民也不喜欢施用磷肥。一九六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到河北省新城县乔刘樊公社平安店大队建立了基点以后,决定深入地探索一下这个问题。三年来,他们把磷肥、氮肥以及氮肥和磷肥配合施用当作种肥或基肥,采用穴施、沟施等不同方法,分别在各种作物上进行试验对比,这些试验一致证明,在当地土壤中有效磷和氮都很缺少的情况下,对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单施磷肥作基肥或种肥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磷肥和氮肥配合施用效果更好,单施氮肥增产效果不大。豆科作物(豌豆、大豆等)只要单施磷肥,效果就很好。在平均每亩施基肥(土粪)两千斤左右以及其他耕作和管理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九六三年在公辛庄一、二、三队和平安店三队春玉米大面积对比试验的结果是,不施化肥的平均亩产一百四十四斤半,增施二十斤氮肥作基肥的平均亩产一百七十四斤半,增施二十斤过磷酸钙作基肥的平均亩产一百八十五斤半,增施氮、磷肥各二十斤作基肥的平均亩产二百三十二斤。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两年晚玉米的试验结果是,不施化肥的平均亩产一百四十五斤,单施氮肥的平均亩产一百八十五斤,氮磷肥配合施用的平均亩产三百三十五斤。豌豆(前茬种菜)不施化肥的平均亩产一百九十七斤,单施氮肥的平均亩产二百一十五斤,单施磷肥的平均亩产三百零六斤,氮磷肥配合施用的平均亩产三百一十一斤。大豆不施化肥的平均亩产三十三斤,单施磷肥的平均亩产一百七十三斤。
今年夏天,这个基点的研究人员和当地群众一起,在全公社十个生产大队进行了小麦施用磷肥的大田对比试验,结果是:不施化肥的平均亩产八十九斤,单施氮肥的平均亩产九十三斤,单施磷肥的平均亩产一百三十四斤,氮磷肥配合施用的平均亩产一百六十三斤。今年他们还在乔刘樊公社对豌豆、棉花、谷子等作物进行了试验,并配合新城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在邓庄公社进行了大面积花生的试验,目前这些作物的生长情况也都一致表明,磷肥的效果极为突出。
研究人员认为,乔刘樊公社的土地大致可以代表华北地区低洼轻度盐碱地和石灰性低肥力的旱地黄土。据保定专署有关部门估计,这种低产地仅在保定一个专区就有四百万亩。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广把磷肥和氮肥作基肥或种肥配合施用的方法,对于较大幅度地提高这些低产地的产量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以大大避免氮肥的浪费。关于施用磷肥的品种,这个基点的试验证明,钙镁磷肥和钢渣磷肥的增产效果都和过磷酸钙相接近。关于施肥的方法,他们认为,每亩用磷肥十斤到二十斤,配合氮肥五斤到十斤作基肥或种肥,以后再追施一部分氮肥;或者用十斤到二十斤磷肥,以后再追施氮肥,效果都比较好。
从这个基点的试验情况看来,过去农业科学工作者反映在华北地区石灰性土壤中施用磷肥无效的原因,主要是在多年施用大量有机肥料的熟化程度和肥力很高的土壤里作试验,这种土壤本身不缺少有效磷,再在上面施用磷肥,效果当然不会显著。至于有些地方的农民施用磷肥无效的主要原因是施用方法不得当。他们把磷肥当作追肥撒在地面上,而磷肥的移动性又极小,不能象氮肥那样随水移动到土壤中被作物的根部吸收。现在把磷肥用来作种肥或基肥,把它安置在种子附近,再对各类作物适当地配合施用氮肥,就可以有效地促进作物的根系发育,使它吸收更多的养分和水分,从而得到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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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阶级把我们连成一家
鲁正平 李杏华
在湖南省慈利县广福桥公社,有个青年民兵,把两位无儿无女、双目失明的老人,接到家里奉养。人们把这件事作为新社会新风尚在广泛地传颂着。
共产党员、基干民兵萧代魁接两位孤独老人回家是一九六二年秋天的事。当时,广福桥公社三丝大队在民兵中进行阶级教育,萧代魁在会上倾诉了自己的阶级苦。他本来姓徐,有兄弟六人,他父亲一方面养活不了他们,一方面怕国民党反动派抽壮丁,把其中的四个送给别人,六个兄弟五个姓。萧代魁生下来七十天,就到了现在的父母萧增生、范童姑家里。萧增生也是个贫农,他把萧代魁接来以后,为了在萧家祠堂立祠,向地主借了三十担谷,以后利上加利,变成四十五担。只得把仅有的八亩田当给地主。为了活下去,他还得把这块田从地主手上租回来耕种。萧代魁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过了十五年。在这次阶级教育中,萧代魁哭过好几场,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阶级、什么叫翻身,他说:不想到过去的苦,不知道今日甜。
忆苦以后,党支部号召全体民兵认清阶级敌人,搞好民兵工作,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支部的号召,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好多天他都在想:怎样才能为阶级弟兄们多做些有益的事?想着想着想到了五保户萧冬生老两口。这两位老人在旧社会受的阶级压迫最深,三十多年前萧冬生的老伴唐连秀瞎了双眼,二十多年前自己又双目失明。解放后,一直是政府和公社供养着。可是,现在他们都七十多岁了,行动不便,民兵们虽然不断帮他们砍柴、挑水,但是生活上仍然有许多困难,他决心把这两位老人接到家里奉养。
一天早晨,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的人。他说:“萧冬生两老都是贫农,阶级把我们连成一家,我们家多了两个人,眼前是会增加一些困难,可是这点困难比起旧社会受的苦算得什么!”他启发父母回忆过去的苦,两位老人想到自己要不是抚养了萧代魁,一定会和萧冬生夫妻有一样的遭遇,就满口答应了。萧代魁的妻子辛珍秀过去也是受苦人,也同意这样做。
十月二日,萧代魁到了萧冬生的家,亲切地对两位老人说:“我是接你两老到我家去,今后你两老就把我当作儿子,生养死葬都包在我身上。”他怕两位老人没听清,或者有顾虑,又对老人讲了他和他的一家人对他们的一片诚心,并且说:“我们是人不亲,阶级亲。我是共产党员、基干民兵,对敌人专政,对人民关心是我的义务啊!”就这样,两位老人含着满眶热泪到了萧代魁的家里。
时间已经过去二十个月,这个由阶级感情联结起来的家庭,一直是亲亲热热,和睦相处,从来就没有发生口角。萧代魁的父母和妻子,对待萧冬生夫妇关心备至,端茶送水,问寒问暖,朝朝暮暮如此。萧代魁在处理家务事时,首先想到的是两位老人,热天给他们买扇子,冬天给他们添新帽,做新衣先给老人做,有什么好吃的怕孩子多了,老人吃不上,就单独给老人盛在一边。两老经常对人说:“我们代魁就是买个柑子、饼子也要留给我两老一半。”去年十月唐连秀大娘病了,萧代魁很着急,就请来医生给老人看病。今年二月上旬,五雷山区下大雪,天气很冷,他想到两个老人行动不便,筋血不活,比不得年轻人抗冻。冒着大雪,上五雷山砍柴,给老人取暖。两位老人说:“我们想到的,代魁早想到了,我们没想到的,代魁也想到了,就是自己亲生的崽,也不一定这样贴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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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八十万块砖坯
这件事发生在不久前的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
这一天,福建省龙海县江东机制砖瓦厂刚好放假,大部分职工都回家去了。厂里只剩下值班人员和一小部分职工。
半夜里,天气突变,乌云满天,狂风嚎叫着,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坯管车间党支部书记郑信仁被一阵狂风惊醒。他一骨碌爬起来,开门一看:糟糕,天气变了!坯场上有八十万块砖坯,如果不赶快盖上草帘,下起雨来,全部都会淋坏,国家就要遭受二万多元的损失啊!老郑胡乱地披上了衣服,对妻子说道:“你赶快去叫电工把强光灯开亮,我去敲警钟。”
当当当!小山上的警钟急促地响起来了。
紧急的情况迅速传到当地驻军某部二连。战士们用最快的速度集合待命。“同志们!”指导员聂兴阔高声说道:“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砖瓦厂里有八十多万块砖坯没盖上草帘,眼看就要下雨了,我命令全连立即投入抢盖砖坯的战斗!”接着,他分配一排的同志到北面坯场抢盖,二排抢盖南面的坯场。他自己带领一小部分战士向西面坯场跑去。
强光灯照射在广阔的坯场上,战士们和在厂的职工一同投入抢盖砖坯的战斗。
一个耀眼的闪电划破夜空,震耳的闷雷接二连三地响着,生龙活虎般的解放军官兵,奋勇地战斗在坯场上。有的抢盖软帘,有的抢盖草帘。一片草帘本来要两人抬,战士们却是一人一片抱起就跑。为了抢救国家资财,人人奋不顾身。有个战士因天黑路滑摔倒了,一转身爬起来,再干!有个战士的手脚被毛竹刺破了,鲜血淋漓,也不吱声。他们盖完这一边坯场,又跑到另一边坯场……。
狂风咆哮着,黄豆般的雨点落下来了。这时候,战士们早已把全部砖坯都盖上了草帘。
暴雨随着风势斜来歪去下得很凶,聂指导员担心暴雨从侧边打进来,把砖坯淋坏,连忙跑去对坯管车间党支部书记郑信仁说:“老郑,我看砖坯还要围上边帘。”
“我已经叫坯管组的工人去围了。你们太辛苦了,先回去休息一下吧!”老郑怀着敬佩而感激的心情对指导员说。
“不,战斗还没结束,我们怎能下火线!”聂指导员回过头来,向战士们一挥手:“上,抢围边帘!”
倾盆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雨水淋得人们睁不开眼,雨点砸得人们脸上发痛。战士们却只顾搬呀围呀。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激战,终于又把全部砖坯围上了边帘。
雨渐渐停了,天渐渐地露出鱼肚白。战士们眼看八十多万块砖坯完好无损地堆放在坯场上,心里有说不尽的快乐。
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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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枝新花出侗寨
新华社记者 张之遴
在贵州天柱县苗岭深山中的大坪侗寨的山坳里,侗族社员们正在兴致勃勃地看俱乐部演出的革命戏,全寨子四百多人几乎都来了。
演出节目有侗语相声《爱玩山的人》,有侗语独幕剧《算命先生》,社员们看了踏脚拍掌,连说“演得合演得合(符合事实)”。最后上演的是根据本寨一个老贫农解放前的血泪史编写的侗语话剧《忆苦》。起初,人们还聚精会神地看“戏”,看着看着,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了泪,连扮演老贫农的演员也哭出声来。
现在,这个俱乐部已经成为石洞公社方圆几十里内的“红剧团”,并且被人们夸为侗寨的一枝新花,深山里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这枝农村革命文化的新花,是怎样含苞吐蕊的呢?从一九六二年秋收以前起,大坪侗寨陆续有十五个知识青年回乡参加生产。这里交通不便,给发展生产和文化带来许多困难。甚至乡邮员也是十天半月才能来一次。解放前,全寨只有一个地主子弟念过初中,贫苦农民家连一个高小学生也找不出。由于文化落后,迷信思想在寨上老一辈人中有一定影响。
知识青年回乡以后,这里的党团组织和生产队忙着为他们安排农活,照顾生活,却没有针对知识青年的特点,适当满足他们的文化要求。
一个叫潘年壁的青年,劳动后想找小说看,地主儿子潘年寿就把《济公传》等坏书借给了他。这个情况引起大队党支部的注意。大队党支部书记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研究对青年的思想教育等问题。会上有个别人认为看点旧书“没啥大问题”。支部书记杨昌日说:“别看一根火柴不打眼,点起来可以烧掉大片森林;青年人一步不正步步歪,等到出了大问题再管就迟了。”大家都同意党支部加强对回乡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意见,决定组织青年们成立自学小组,办俱乐部,用革命的新文化去占领阵地。
这个任务交给了回乡知识青年、老贫农的儿子潘盛灯,党支部还指定专人协助。自学小组和俱乐部很快成立起来。爱看书报和爱唱歌的青年都来了。他们在这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看革命小说《红岩》和《青春之歌》,看《中国青年报》和《贵州日报农村版》,拉二胡,吹笛子,出墙报。当他们讲革命故事的时候,连一些老人也抱着孙孙,牵着娃娃坐在一边听。
青年们很快就发现,作为一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俱乐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次,一个叫周乐忠的青年又气又笑地来找俱乐部的活跃分子潘年炎说:“咱寨来了个算命瞎子,我叫他算命,他说我子星旺,一定有两个娃娃,天晓得!我连个老婆都没有呢!”周乐忠算命的事,很快在俱乐部里成为笑谈。这件事使潘盛灯等几个青年回想起队干部向他们讲过的有的老人在虫灾时,不信农药请龙驱虫的笑话。他们觉得俱乐部有责任破除封建迷信。这个打算得到党支部的支持。党支部同时指出:破除封建迷信,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应当从提高社员的阶级觉悟入手,找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老贫雇农的家史,编点戏来演。
不久,以周乐忠算命为题材的、揭露封建迷信的独幕剧《算命先生》和以老贫农家史为内容的话剧《忆苦》都编成了。俱乐部还编了《歌颂雷锋》、《歌唱大坪好地方》等十多个新侗歌、说唱和舞蹈节目。这些节目演出以后,对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往有些老人、妇女得了病,总喜欢请巫师卜卦。看了新戏以后,她们有病也都去找卫生员了。
可是,正如党支部指出的那样,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一次,大坪侗寨在短短的两天之内,接连死去几头耕牛。这一来,有的老人便认为是俱乐部演戏得罪了菩萨。一个叫潘武干的老人,还点上香,在牛圈门口磕头祷告起来。这消息,风也似的传到了俱乐部,青年们热烈地议论开了:“牛是集体的财产,我们也得尽点力。”于是,潘盛灯和潘年炎,连夜跑四十多里山路到石洞公社去给县畜牧兽医站挂了电话。第二天县里派来的两个兽医到了,一诊断,原来是牛得了出血性败血症。大家忙了一天,才给全寨的猪和牛打了预防针。
青年们虽然受了些累,全寨的牲口却保住了。那个在牛圈门口烧香的老人见到青年就夸奖:“还是你们有办法,烧香靠不住,打针才管火(可靠)。”通过这件事,青年们进一步认识到破除封建迷信思想,不仅要靠思想教育,也要宣传科学技术。
这个山寨社会主义文化的阵地,现在已经初步巩固了。青年们兴奋地在俱乐部的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立志在山间,献身于垅亩。”这志向,现在正在逐步实现。他们刚回乡时,只有两人是共青团员,现在,又有两个人被吸收入团,不久以前,十五个知识青年中,还有九个人被评为“五好”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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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驻地人民公社架设高压线。 刘峰摄
(解放军画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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