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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从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看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
戎笙
近几年来，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取得了新的进展，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不少同志提出：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如何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读了有关的论文以后，受到很大的启发，因此在这里，试图从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中，举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
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过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了解，并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份。历史，按其本来面目来说，不过是阶级斗争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或者说，历史，不过是不断发展着不断变化着的阶级斗争。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统一着的，那么揭示这个本来面目的科学方法——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自然也应该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我们强调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绝不是说这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完全等同的概念，如果这样，那就无所谓统一了。
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观点，历史的态度，历史地看问题，都是指的一个意思。列宁在许多场合下都强调过历史主义在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他在谈到战争问题时说：“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①他在谈到斗争形式问题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②他在谈到国家问题时强调指出：“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③不仅是研究战争问题、斗争形式问题、国家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④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态度，基本的历史联系，一定的历史范围，当然都不是孤立的，不用说都必须以阶级分析方法为立脚点，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基本指导线索。
阶级观点或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探索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一把钥匙。列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称之为“我们大家的立脚点”⑤。毛泽东同志把阶级分析方法，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⑥。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强调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⑦他又说：“忽略阶级斗争确实证明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一个即使稍为熟悉马克思思想的人能够否认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全部观点体系的重心吗？”⑧这些指示告诉我们，离开了阶级分析，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指导线索，离开了马克思全部观点体系的重心。当然，在对社会问题、历史问题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不要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如果把问题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抽取出来，不管它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不管历史的发展和变化，那也是不可能正确地进行阶级分析的。
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作为概念，是不同的，不能混淆。可以单独使用于不同场合，以便侧重地强调某一方面。但是，作为一种观察问题的武器，一种科学的方法，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统一的，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起来。当然，在实践中掌握这种统一，比在理论上认识这种统一，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就可能发生一些“脱节”的现象。有的主要表现为违背了历史主义，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它同时又是脱离阶级观点的表现；有的则主要表现为脱离了阶级观点，但同样地它也违背了历史主义。两者的共同根源，就是没有正确地把握这两者的统一。
前一个时期，蔡美彪同志批评说，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存在一种非历史主义倾向，即把古代农民理想化、无产阶级化了，把起义农民的组织性和觉悟性渲染过甚了。针对这种倾向，他就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得到孙祚民同志的赞同。接着另一些同志指出，在蔡、孙两同志反对非历史主义的文章中，存在着脱离阶级观点的倾向，即忽视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抗性矛盾，丑化了农民的形象，夸大了农民的落后性，贬低了农民革命的伟大作用等等。这里出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本来是正确的，为什么在反对一种错误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错误呢？并且还无法避免自己所要反对的那种错误呢？撇开其它的因素不谈，单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范围来说，这是由于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非历史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克服的方法，有了不正确的了解。在这些同志看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就象是天平的两端，如果有了倾斜和偏差，只要把多了的减一点，少了的加一点就行了。这当然是不对的。
二
蔡美彪同志为了反对把古代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倾向，对古代农民的生活和斗争作了另一番描绘。按照他的描绘，在封建时代，隐忍苟活的农民，所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发家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他们只是被迫近死亡的边缘，才不得不挺而走险，发动了拼死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所使用的精神武器，只是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个别的王朝、个别的皇帝、个别的官吏。他们所要争取的只是一些较好的官吏、较好的皇帝、较好的王朝。他们所建立的短期政权，是封建政权，即对农民阶级实行专政的政权。
其实，这些论点并不陌生，我们早在孙祚民同志的《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中已经读到过了。他说：“农民长期遭受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他们养成适应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能力，和容忍顺从的性格。”（见该书第八二至八三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下同）又说：“所有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和战争的矛头，自始至终总是指向某些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第二二页）“而且伴随着战争（指农民战争 ——引者），也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破产、贫困、饥荒、流血和死亡。”（第八页）最近孙祚民同志连续发表文章支持蔡美彪同志的意见，看来实际上还是表示坚持他自己的意见。我们欢迎这种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的精神，但是我们不同意这些见解。
如果按照蔡、孙两同志的说法，农民的革命传统无形中就被抹煞了。古代农民的性格是那样容忍顺从，那样的隐忍苟活。他们的天赋又是那样的愚昧落后。他们所追求和向往的目标又是那样的低级庸俗，起义前想当地主，追求功名利禄，起义后就想当官做皇帝。只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才发动了拼死的斗争。在斗争中，除了物质的武器之外，精神的武器只是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斗争的结局又是那样的阴沉和黯淡。这样说来，农民的革命传统，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如果按照这些同志的说法，逻辑的推演，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阶级的思想不只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且是唯一的思想，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封建的思想而没有与之相对立的思想。地主阶级用封建的思想、封建的理论、封建的纲纪来维护封建统治。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用的也是封建的思想、封建的理论、封建的纲纪。这样一来，精神武器就和物质武器（刀枪之类）一样，没有了阶级性。果真如此，那么这个单一的没有对立面的思想、理论、纲纪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阶级实行思想统治还有什么必要呢？如果农民阶级“拿起锄头作为反抗地主统治的物质的武器”，那么地主阶级只需要拿起宝剑就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了。
按照这些同志的说法，农民战争不过是拥护“好皇帝”的一批人，反对拥护坏皇帝的一批人。或者说，不过是一些争取较好的官吏、较好的皇帝、较好的王朝的一群人，反对个别的王朝、个别的皇帝、个别的官吏。这样，农民的革命战争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混淆得无法区别了。
如果说“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旦作了皇帝就转化成地主阶级的领袖”，那么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两个多月就成为地主阶级的领袖了。大家知道，他是在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东乡登极的，所以每年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平天国的“登极节”。其所以只称天王而不称帝，那只是因为皇字和帝字“唯崇称天父可用，不得别用”⑨。同样，李自成、张献忠、黄巢等到后来都成了地主阶级的领袖了。
把古代农民无产阶级化了是错误的，应该反对。但是，象蔡、孙两同志那样，把古代农民地主阶级化了，同样也是错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把古代农民地主阶级化的种种论点，是在反对非历史主义的口号下提出来的。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些论点虽然脱离了阶级观点，但是坚持了历史主义呢？不可以这样说。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统一的，不存在没有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不妨看看这些同志的论点，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也是十分突出的。
这些同志在议论农民愚昧落后的时候，用的是这样一些标准：“不能产生出如同无产阶级那样的阶级的觉悟，达到阶级的团结”、“始终不曾自觉到反抗整个的封建制度和整个的地主阶级”、“不曾自觉到把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对，不曾自觉到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不曾自觉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作为一整个的地主阶级来反抗”。怎么可以要求古代农民产生出无产阶级那样的阶级觉悟呢？怎么可以要求他们把封建作为制度、把地主作为阶级来反抗呢？奇怪的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抗要“整个的”，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要“一整个的”。苛求到这样的地步，不正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典型吗？
蔡、孙两同志在研究“均贫富”等口号时，也不是什么历史主义的。他们脱离了历史的具体环境，孤立地来看这些口号，所以除了看到“空想”、“行不通”之外，看不出还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绝对不能忘记，“均贫富”的口号出现在“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的时代，出现在“富者操奇赢之资，贫者取倍称之息”的时代。那个时代，一些辩护士们正在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智愚勇怯贵贱贫富，天之分也”，说什么“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智愚不同”，等等。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农民领袖们振臂高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是何等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怎么可以因为这些口号行不通而轻蔑视之呢？
本来，这些口号之行不通，是用不着论证的。有的同志只是说“付诸实际行动”、“确实见于行动”，并没有说这些口号是可以行得通的。蔡美彪同志以此作为非历史主义的例子，批评说：“这种‘劫财’恐怕主要也还是一些‘豪右之家’而不是剥夺了所有地主的家产”，“只限于所谓‘富家大姓’，并不是起义区内所有的地主”。这里一再强调的“所有的地主”，大概就是另一地方所一再强调的“一整个的地主阶级”。剥夺所有的地主，不就是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吗？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能的。用这种标准去衡量古代农民，正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表现。
把古代农民美化得象无产阶级那样是错误的，但是，用无产阶级的标准要求古代农民，并指责他们没有象无产阶级那样战斗也是错误的。
三
蔡美彪、孙祚民同志指出，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应该加以克服。这无疑是对的。但是，非历史主义倾向有哪些具体表现，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应当怎样克服，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实质上就是如何理解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是存在的。比如，有些同志对起义农民的组织性和觉悟性，作了完全不恰当的渲染。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旧式农民战争从宋代开始是自觉的，是高级阶段。有不少同志认为，在封建社会的任何时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目的（有的说历史任务）是“要推翻封建制度”。有的同志说，汉末农民战争的理想是“没有剥削，同等劳动，各取所需”。有的同志说，太平天国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斗争是反对封建制度与地主阶级”，已经“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了”。有的同志说，张鲁在汉中行五斗米道，“废除了高高在上的封建等级制度，保证了人人有吃的、有住的”。有的同志提议，“我们完全有必要把农民革命队伍中坚决执行阶级路线的干部和违反阶级路线的干部分开来，加以分析评论”。有的同志说，农民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相似，即是群众性的革命专政”。诸如此类，还有不少。
对单纯农民战争所作的这些评价，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它们超出了一定的历史范围，没有把农民战争看作封建社会里发生的、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它们忽视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此不可能有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不可能有“同等劳动，各取所需”的理想，不可能认识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那么，这些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不是由于加强了阶级观点的结果呢？可不可以说，这些说法虽然违反了历史主义，但是坚持了阶级观点呢？不可以这么说。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统一的，不存在违背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这些观点的产生，正是由于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那些夸大农民的思想觉悟、美化农民理论武器的种种议论，在很多场合下是由于低估了封建时代的思想统治，忽视了思想统治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⑩蔡美彪同志也引用过这段话，他是想据此证明农民“没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只是以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统治”。“没有……”和“只是……”都是全称判断，未留任何余地。这等于说，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封建的思想理论，而没有与之对抗的思想理论，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已经有不少同志批评了这种误解。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封建的思想理论在封建时代是占统治地位的。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农民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封建时代的农民，不仅遭受着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在精神上遭受着统治和束缚。封建的伦理纲常，象千万条无形的绳索一样，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各种宗教迷信的麻醉，统治阶级的各种愚民政策，数不清的谎言和欺骗，种种伪善狡诈的统治权术，这一切都蒙蔽着农民的视野，毒害他们的思想。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生产和生活条件对他们的认识所产生的局限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到农民遭受到的这些思想上的束缚、麻醉、欺骗和蒙蔽，才能充分地评价古代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吐露出来的思想火花具有怎样的战斗意义。那些“等贵贱、均贫富”之类的思想，正是在笼罩着封建等级思想的乌云中，才格外显得可贵，格外显得光辉夺目。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分析单纯农民战争的纲领口号、思想理论时，绝不能忽视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这种思想统治，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列宁说：“我们向来知道，并且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对于地主阶级，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为了说明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对农民思想的毒害和束缚，我们举一个例子。如太平天国，在思想理论方面达到了单纯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一方面敢于把孔子当作偶象打倒，痛斥孔子之书“甚多差谬”，“把世人都教糊涂了”，可是另一方面却处处显示出封建思想、封建的纲常伦理对他们的束缚。在太平天国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什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呀，什么“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呀，什么“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呀，还有“知命安贫意气扬”，“富贵在天死生命”，以及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等等。如果按照蔡美彪同志的观点，这些封建的纲纪、封建的思想就是他们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当然是不正确的。太平天国有自己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很丰富的，有“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有“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主张，有“通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义原则，等等。应该说，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不是农民手中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而是封建统治束缚在农民身上的精神绳索。作为单纯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封建思想还表现得如此浓厚，可见对这种思想的束缚和毒害是不应当低估的。
夸大农民政权的成就的典型例子，是对东汉末年张鲁汉中政权的分析。有的同志说，在那里已经“打破封建的官僚统治”，“废除了高高在上的封建等级制度，保证人人有吃的，有住的”。有的同志还说，这是农民财产公有的空想的实际应用，“在这里，政治权力的实施，不再是暴力的统治，而是师道的传授和教化”。有的同志说，在这里已经“废除了残害农民的封建法制”。有的同志说，“在分配制度上如果人人都量腹取足，各取所需，私有财产制在实际上是不具有多大意义的。”有的同志说：“张鲁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是采取民主说服的方法的。”这些夸大之词，不仅是非历史主义的，同时也脱离了阶级分析。张鲁是五斗米道的首领，因支持益州牧刘焉而得到刘焉的支持，于公元一九一年接受刘焉的派遣而进入汉中，击杀了汉中太守苏固而取得了统治权。张鲁的活动，看来并非农民起义，而是精心策划下出现的封建割据。虽然在这里实行了一些较好政策措施，不应全盘否定，但不能说这是农民阶级的政权。在张鲁统治汉中的三十年中，相对地说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浪潮。如果说这是农民政权，那么怎么没有一场夺取政权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政权就转入农民阶级手里了呢？如果说这是农民政权，怎么在农民阶级当政的三十年中，地主阶级蛰伏不动了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呢？又是因为什么在这里已经“不再是暴力的统治”呢？如果说这里保证人人有吃的有住的，那么首先就应该向读者说明，剥削制度是在什么时候怎样消灭了的，对被推翻的地主阶级是怎样实行专政的。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剥削制度未被消灭，地主阶级依然健在，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里不可能保证人人有吃的有住的，不可能废除高高在上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可能废除残害农民的封建法制，也不可能没有暴力的统治。看来，我们这些同志是被几条史料迷惑住了，脱离了阶级分析。所谓“三原然后乃行刑”，只能说明行刑比较审慎而已，怎么可以说废除了封建法制呢？所谓“不置长吏，以祭酒为治”，在这里，“祭酒”就是带有宗教职称的各级封建官僚，怎么可以说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呢？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的情况下，怎么可以设想用师道的传授和教化来代替暴力的统治呢？
在谈到农民战争的作用时，有的同志夸张地说，“至于夫权，农民战争也对它打开了缺口，妇女的作用和地位在农民战争中也显著提高了”。为这个论点提供的证据，就是妇女参加过农民战争。但是，在历史上不是也有妇女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战争吗？她们对什么打开了缺口呢？妇女是有阶级性的。在农民战争时期，有的妇女参加革命战争，有的则参加了反革命战争。贫苦妇女的利益，包括在农民阶级的总利益中，并没有离开这个总利益的特殊利益。在农民战争中，不存在抽象的反对夫权的问题，当然没有对夫权打开缺口的问题。对农民战争作用的这种夸大，当然不能认为是符合阶级分析的。
夸大农民思想理论的典型例子，是对《太平经》的评价。有的同志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有的同志说，其中有人人平等的原则，“幻想实现一个以劳动为美德的社会”。还有的同志说，书里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同等劳动，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等等。我以为这些评价，不仅是非历史主义的，同时也缺乏阶级分析。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书中一些字眼，如“平”、“平均”、“均”、“太平”、“平”等等，作了抽象的了解，而对那些足以说明此书的阶级实质的大量材料，却未加注意。如《太平经》中有的地方对于农民肆加污蔑，甚至十分仇视农民起义，以至主张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当然，书中某些精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与黄巾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太平经》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道教经典，它不是“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其中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这是十分明显的，最近已有不少同志雄辩地阐明了。列宁曾经说过：“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对于《太平经》，我们正应该这样提出问题。
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非历史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因为阶级观点太强了，而正是由于没有加强阶级观点，没有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从这些例子还可以看出，脱离了阶级观点不仅会把古代农民地主阶级化，也可能把古代农民无产阶级化，反过来说也一样，违背了历史主义，不仅会把古代农民现代化，也可能把古代农民丑化。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是没有正确地掌握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
非历史主义是应该反对的，但我们不同意蔡美彪、孙祚民同志那种反法。应该强调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结合当时史学界的情况来看，特别是结合农民战争问题讨论的情况来看，着重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①《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七九页。
②《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九七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③《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三○页。
④《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页。
⑤《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九二页。
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八九页。
⑦《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三四页。
⑧《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八六页。
⑨《钦定敬避字样》，见《太平天国》第二册，第六九八页；《天命诏旨书》，见《太平天国》第一册，第六七页。
⑩《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二页。
?《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七页。
?参看拙作《试论〈太平经〉》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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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产阶级在其自发斗争阶段是否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关于《共产党宣言》一处译文的意见
嵩
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从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引出了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的看法。关锋、林聿时同志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一文，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发性斗争概念，并不包含进行自发斗争的被压迫群众，不反对奴役他们的生产关系的意思。他们在论述中，曾援引《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级在自发斗争阶段的一句话：“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是生产工具本身”。
今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栏发表了郭作同志的短文，提出《共产党宣言》的这处中译文有问题，“中译文同英文版中的原文颇有出入，英文版的原文应译作‘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工具本身’。”他认为“英文版是经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作了校订的”，对关、林二同志在讨论问题时援引中译文这段话是否正确，表示了怀疑。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无产阶级在其自发斗争阶段，究竟反对还是不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对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应该通过讨论把它弄清楚的。本文想就此提出一点看法。
照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所说，《共产党宣言》原文是用德文写的，后来译成许多其它文字，在一八八八年以前有过几种英译文，现在通用的英译文是一八八八年由摩尔翻译，恩格斯“同他一起把译文校阅过一遍”的。英文不是郭作同志所说的“原文”。英译文就是郭作同志所引的：
“They direct their attacks not against thebourgeois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but against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themselves；……”译为中文应为：
“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而是生产工具本身。”
但是德文原文，无论是莫斯科一九五○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或柏林一九五四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却都是：
“Sie richten ihre Angriffe nicht nur gegendie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verh?ltnisse，sierichten sie gegen die Produktionsinstrumenteselbst；……”译文应为：
“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是生产工具本身。”
德文用“nicht nur”表示“不仅……而且”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既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同时又反对生产工具。英文用“not…… but”表示“不是……而是”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不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而是反对生产工具。德文原文和英译文显然不同，而且有矛盾。究竟哪一种可信呢？
我以为还是德文原文可信，理由如下：
第一，从版本来看。《共产党宣言》原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文版，英文是翻译。除非恩格斯有意修改原文，不然，总是原文比译文可信。
一八七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文版序中说到：虽然实际情况已有过重大的改变，但《宣言》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还是完全正确的。在个别地方本应加以某些修改，“但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已没有权利来加以更改。”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在英文版序中又引录了这段话。①恩格斯严格遵守这个原则，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所作的修改，仅限于对某些概念、提法作了一些文字上的补充，使其更为明确一些，而没有修改原来的意思②。甚至象《宣言》中所写“劳动的价格”，应该是“劳动力的价格”，恩格斯也没有改动③。
一八九一年恩格斯修改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时，曾将“劳动”改为“劳动力”。他在序中说明了这点修改的理由。④如果恩格斯有意将德文中的“不仅是”改成英文中的“不是”，这是很大的意义上的改变，他必然会加以说明，但是找不到这种说明。
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以后，一八九○年，《宣言》又出过德文新版，经恩格斯看过，写过序，加过注。如果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有意将“不仅是”改为“不是”，到一八九○年他必然会将德文新版也改过来。但是德文新版并没有改。
法译文和俄译文都是和德文版相同，而和英译文不同。
由此可见，从版本上看，并不能证明恩格斯有意将“不仅是”改为“不是”。
第二，从译文上看，英译文并不比德文原文更精确，而是相反。上述引文中将德文Produktionsverh?ltnisse （生产关系）译成conditions of production（生产条件）。德文的verh?ltnisse是既有“关系”的意思，也有“条件”的意思。英译文有时译为relation（关系），有时译成condition（条件）。这句话是译成condition的，译文应为：
“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而是生产工具本身。”郭作同志将conditions of production也译成“生产关系”，是不精确的，因为 condition 不能解作“关系”。因此，这句英文就很费解了。因为生产工具也是一种生产条件。怎么能说：“不是反对生产条件，而是反对生产工具本身”呢？如果有人作这样的解释：不是反对所有的生产条件，而只反对其中的一种——生产工具。那么，就应该是“不是……而只是”，英文应该是“not……but only”，但现在缺少了一个“only”。
所以，从译文的精确性上看，英译文并不比德文原文可靠。
第三，从理论上看，如果照英译文，无产阶级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或关系），而是反对生产工具本身。可是，就在这一段话的上面一段话是：“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天开始的。”⑤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和英译文都一样，没有分歧。这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显然是不能解释为只反对生产工具，而不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如果认为这点证据还不够，可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怎样说的：
“资本家和工资雇佣劳动者间的斗争，是和资本关系本身一同开始的。这种斗争，在整个手工制造业时期都狂怒地进行着。但工人反对劳动手段本身——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的斗争，却是机器采用以后才有的事。”⑥
这里说得很清楚：从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所以，反对资产阶级，当然也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无产阶级反对劳动手段本身——机器，却是到了采用机器以后才有的事。怎么能说无产阶级在其斗争的自发阶段只反对生产工具，而不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呢？
所以，从理论上看，德文原文和中译文都是可信的。
（原载《哲学研究》一九六四年第三期）
①参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中文本第十二、二十二页。
②参看《宣言》百周年纪念版。
③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三页及该书注二一九，和《宣言》百周年纪念版第四五页注。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四八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四页。
⑥《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四五八至四五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