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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努力创造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
——评京剧《智取威虎山》取得的成就
李希凡
在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中,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重新加工改编的《智取威虎山》,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不久前读了陶雄同志发表在《人民日报》(六月五日)上的详细介绍《智取威虎山》创作经验的文章,最近又读到了林涵表同志的《智取威虎山观后漫笔》(六月十五日光明日报),穆欣、张绰同志的《在新的高度上塑造正面人物形象》(六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这个争论并不限于如何正确地评价《智取威虎山》的改编和演出,而且涉及用什么样的观点、方法、艺术趣味创作和改编革命传奇戏,以及如何在传奇性的情节中塑造正面的英雄人物、刻划反面人物,如何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等一系列的问题。
着眼于生活的真实性和主题思想的提高
曲波同志的《林海雪原》,是一本近年来脍炙人口的小说。小说的内容带有很强烈的传奇色彩,它所描绘的三十六人小分队的“奇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战士们在特殊环境里、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特殊的战斗。它的传奇性的色彩,突出了人民战士的形象,表现了人民战士的勇敢、智慧和战胜困难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奇袭威虎山、智擒座山雕,是小说的主要情节之一。其中,像《杨子荣盛布酒肉兵》、《逢险敌,舌战小炉匠》等回目,突出地刻划了杨子荣英勇、机智、胆大、心细的英雄性格,而且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非常引人入胜。大概也正是这种特色,吸引了不少剧作家改编的兴趣。最早我看到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后来在剧院和广播里,也看到和听到过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不同改编本的京剧。上海京剧院改编的《智取威虎山》,是在一九五八年出现的。这些剧本都具有不同的特色。但是,在今天的舞台上选编智取威虎山这样的题材,究竟应当突出什么,确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过去,大多数改编者特别是京剧改编者最初的着眼点,是这段情节的传奇性,这是不足为怪的。一方面由于它是小说固有的特色,另一方面,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在一九五八年,还是刚刚进行尝试和探索,改编者从适应京剧传统特点出发来选择、提炼题材,容易为它的传奇性所吸引,也是很自然的现象。然而,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的战斗”,它毕竟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战士所进行的战斗,因而,过分突出传奇性,追求惊险效果,不仅会损害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真实,损害作品的主题思想,对于京剧改编来说,它还会落入陈套。
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最早的改编本,虽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他们在剧本《前记》中所说,努力想写好小分队的革命战士的特点,写好军民关系的水乳交融,写好杨子荣的形象,以避免“流于以惊险紧张取胜的‘武侠戏’”。但这个好的意图,在最初的改编本里并没有得到有力的体现。大概正像陶雄同志在《〈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加工》一文中所说:“我们许多人在结构剧情时总是先考虑、多考虑‘戏剧性’,后考虑、少考虑整个剧目的思想性。这里我们追求的实际是剧情的惊险性。”譬如像定河老道上威虎山这场戏,本来是连小说都没有的情节,是话剧的改编“为了构成更完整的戏剧结构,把剧情更有力地推向高潮”,一句话,为了有“戏”而加上的。上海京剧院的“京剧改编本承袭了这一处理方法”,这显然是为了追求惊险性。主观意图也许是要突出杨子荣的“从机智中”显示出的“高度才能”,而实际上却给杨子荣的活动制造了难以令人相信的困难。因为这个定河老道并不是“小炉匠”,他没有什么致命的把柄为杨子荣所掌握,何况不久前他们曾经面对面交过锋,他十分清楚杨子荣的身份,在“这万分危急的当口”,安排把定河老道搬上威虎山的情节,来突出“杨子荣的始终不懈的战斗精神”,显然是只能损害生活的真实感。
重新加工改编的《智取威虎山》,不只删除了类似过分追求惊险效果的情节,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思想高度和对生活的新的理解的基础上,针脚绵密地重新组织了情节。看了这次参加观摩演出的《智取威虎山》,它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已不再是情节的传奇性,人物的惊险活动,而是小分队指战员们的为党为人民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大智大勇的战斗精神。它的革命传奇的特色,融合在更加鲜明的歌颂人民军队的主题结构里,它没有只是突出杨子荣的孤胆,而是把他深入虎穴的孤胆和小分队的群胆结合得很好,把他个人的活动和小分队紧密配合的行动结合得很好,这就使这出戏的思想意义更加血肉丰满了。
树立和突出了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
当然,一出戏的主题思想能否得到鲜明的体现,主要的仍然要看它是否树立起了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因为塑造光采照人的正面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最首要的任务。革命的文艺就是要通过新的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的精神面貌,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有不少剧目在这方面进行了热情的探索。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则是在特殊的斗争生活题材里,作出了他们的独到的贡献。林涵表同志在他的文章里虽然肯定了这一点,却又从传奇性的角度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在革命传奇戏里,特别是在《智取威虎山》这样的特定生活题材的戏里,究竟怎样才能树立起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这是值得讨论的。
《林海雪原》是一部长篇小说,“智取威虎山”只是其中一段重要的情节。在小说里,人物的活动面较大,表现的领域也很广阔,因而,传奇性的活动和英雄们的革命品质,也容易得到血肉融合的充分描绘。特别是小说的表现手段限制性较少,它不同于在舞台上塑造人物,用高尔基的话说:小说里的人物,是“借作者的助力而活动”,作者可以“自由地、常常是十分巧妙地(这是读者不易察觉的)、但又是任意地掌握他们的动作、言语、行动和相互关系”,而剧本则不能,剧中人只能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譬如《杨子荣献礼》、《杨子荣盛布酒肉兵》、《逢险敌,舌战小炉匠》这几个回目,是《智取威虎山》的情节的中心,在小说里,我们也感到,它的江湖色彩过于浓重,匪徒们的封建寇盗式的嚣张气焰,座山雕的凶狠做作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满嘴黑话,都渲染得有些过分。但是,由于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异常丰满地塑造了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杨子荣的大胆、机智的英雄性格和革命品质,丰富地描绘了杨子荣的心理活动,压下了匪徒们的气焰,显示了革命战士的正气。如果在舞台上完全按照原作照搬这样的情节,就可能因表现手段的不一样,而产生更加不同的效果。譬如小说曾经这样描写过杨子荣在威虎山的出场:杨子荣“现在已是满脸青灰,头发长长,满脸络腮胡子,看来是叫人可怕。这是他为了全部使自己像个土匪,特别是要使自己像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要使自己的习惯、作风、气派都与那人毕肖。他已经作了三天的艰苦的演习。为了去掉他五六年的人民解放军老战士的习惯,他不得不狂练着土匪的习气,竟像一个着魔的人,比手划脚,晃头甩臂,哼着淫调,嘟噜着暗语黑话。总之,他一心只想着他的任务:‘我练的愈彻底,完成这一特殊任务愈有保证……。’”毫无疑问,小说如果不写出这种曲折来,就写不出杨子荣取得胜利的真实性,但是,如果在戏里,这样照搬杨子荣的出场,由于舞台空间和形象表现的限制,就会大大损害杨子荣的性格。尤其是京剧,它有表现旧的传奇性题材的艺术传统,稍作夸张,就会走向歧路。
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吸取了一九五八年最初改编本的经验教训,在这次的修改加工中紧紧地抓住了这个重要的环节,无论在剧本、导演、表演方面,都围绕着更丰满地塑造杨子荣、少剑波等的英雄形象,进行了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处理。
杨子荣是《智取威虎山》的中心人物,在小说里就把他写得很突出。但在小说里,作者是借助于丰富的心理描写,突出了杨子荣身入匪穴大胆、机智、英勇的性格。《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加工,发扬了小说这方面的特点,却没有过分突出他的行动的传奇色彩,而是更着重地描绘了他的共产党员的政治气质。
这个杨子荣仍然是一个身入匪穴破敌立功的孤胆英雄,但是,渗透着这个英雄形象的,却是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大智大勇的革命气质。《智取威虎山》塑造这个人物,就是以此为中心线生发开去,对小说和早初的改编本进行取舍和加工的。
像杨子荣在威虎山的出场,如上所说,在小说里这段描写是相当复杂的,它出现在小说的情节里,有它的生活的根据,但如果在有限的舞台画面上,也对这种模拟匪徒的表象做过多的渲染,就会损害杨子荣的性格。《智取威虎山》在这个情节上做了不同的处理,即所谓“能行道礼,不露海底”,完全删除了杨子荣和匪徒们的黑话对答,他以昂奋傲岸的姿态和匪徒们对峙。扮演杨子荣的李仲林同志,以武生的“走边”舞蹈出场,从出场、打虎,一直到问话不答,都努力从形体动作上、情绪表现上传达出“为革命哪怕上刀山”的英雄气概。我以为,这样的处理既不失生活的真实性,——因为他声称要面见座山雕,“有要事相告”,这就迫使匪徒们对他有所忌惮,又突出了杨子荣的革命者的气质,让他和匪徒们的第一个照面,就以革命者的正气压倒了匪徒的邪气。
进山献礼,应付座山雕的反复试探,智斗栾平,以及最后配合小分队覆灭匪巢,杨子荣在斗争中的英雄性格,都是沿着这样一个精神基调塑造出来的。戏并没有照搬小说,过多地去渲染杨子荣从匪徒那里得到的匪巢“知识”,在黑话上应对如流,而仍然是以蕴藏着革命者气概的意气风发的傲岸英姿,屹立在匪徒面前。编导这样处理,演员这样表演,当然,不只是由于知道“杨子荣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这只是他的精神气概的基础,如果仅仅凭借这一点,把杨子荣写成一个横冲直撞的闯将,那也不是杨子荣);同时,还由于他们理解此时此境中的杨子荣,有着敌人的狡诈所无法战胜的革命战士的机智勇敢和必胜信念——“虽然只身把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哪怕他座山雕虎狼一样,缚苍龙舞长缨我志壮力强!”“一只老虎碰到了枪口上”,“一枪击灭了两个灯头”,在观众的心目中,这是烘托了杨子荣的英雄气概;在戏剧情节里,它又突出了杨子荣威慑匪徒的“好样的”作用,更何况杨子荣还有足以诱使利欲熏心的座山雕上钩的“先遣图”作为后盾。《智取威虎山》从在舞台上突出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原则出发,合乎戏曲逻辑地删削了那些过于曲折只能起副作用的细节,甚至把杨子荣蒙面进山改成昂然直入,夸张地塑造杨子荣在匪徒中像鹤立鸡群一样的傲岸的形象,夸张地表现杨子荣作为革命战士的大智大勇的高贵品质,这正是从正面发扬了小说原作的革命浪漫主义,也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戏曲突出英雄人物的浪漫主义传统,而不是削弱了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对生活的自然主义的模仿,特别是京剧艺术,对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以突出美的事物,是它的传统。《智取威虎山》在符合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不过分追求惊险效果,而以歌颂赞美正面人物的高贵品质为中心,这正是在新的思想高度上发扬了京剧艺术的优秀传统,这种尝试是需要大力肯定的。李仲林同志扮演的杨子荣,在化用程式和生活动作的融合方面,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但是,在威虎山的特定情节里,他塑造的杨子荣的形象,也确实是具有鲜明的舞台新貌——他多方面地运用了京剧表现英雄人物的艺术手段的特长,突出了杨子荣的革命战士的精神风貌和豪迈气概,具有激荡人心的艺术力量,这在智斗栾平的一场戏中显得尤其突出。
《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加工,在杨子荣的形象塑造上,的确是“坚定地力求从提高剧本的思想性出发,不被情节所迷惑,尽量删除渲染土匪恶习和有损于英雄性格的某些情节”。但是,林涵表同志虽然这样明白地肯定了《智取威虎山》的这种努力,却又批评说:“它表现杨子荣与众匪徒周旋时的泼辣剽悍粗犷的斗争手段不太多”。要求表现人物有更多的斗争手段,不能和他所处身的环境孤立起来。要知道,在小说中,杨子荣在这个特定环境里泼辣、剽悍、粗犷的斗争手段,大都是通过伪装匪徒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在舞台上如果依照这种原则塑造杨子荣的形象,无疑又要走回老路,相对地加强匪徒的气焰,其结果仍然只能是损害杨子荣的英雄性格。譬如小说曾描写过座山雕为了考察杨子荣,让他述说郑三炮和蝴蝶迷的秽乱关系,原改编本和北京京剧团的改编本,还节外生枝地穿插了玫瑰花(北京京剧团的改编本是叫一枝花)这样一个人物,来渲染这个情节,让一个革命战士在舞台上谈匪徒们的秽乱生活,
已经使人作呕,再加上玫瑰花和杨子荣纠缠那场格调低下的戏,都是损害了杨子荣的性格。修改和加工,着重地删削和减弱了类似的细节,加强了他的内心境界和精神气质的刻划,连出场应酬的黑话都大力压缩,这分明是正面地突出了他的革命战士的气质和性格力量。
《智取威虎山》树立的第二个正面人物,是少剑波的形象,应当说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课题。小说所塑造的少剑波的形象,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写出了这个青年指挥员的英雄品质,但整个说来,这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还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英雄形象。我在《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一文里曾经说过:
……作者把他和故事的发展结合得很紧,处处想使他成为一切事件的决策人,运用各种色彩的艺术描写来烘托他,突出他,写他深思苦虑,写他运筹策划,写他与众不同,并且在许多决策的关头,把他和别的战士对照起来写,以突出他的指挥员的高人一等的老谋深算,结果使他变成了神机妙算的人物,离开了生活土壤,反而给人留下了个人突出的坏印象。我们不怀疑作者的意图还是想创造一个完整的指挥员的形象,但也不能不说作者的立脚点是不高的,要知道描写一个指挥员的智慧,如果脱离群众的生活土壤过于渲染他个人的作用,那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的。特别是纠结在整个情节里的有关少剑波和白茹的爱情描写,更是一笔刺眼的勾画,笔调轻浮而又缺乏美感,只能说它是更加损害了少剑波的性格,更加降低了他的精神世界的高度。
应当承认,几乎所有的改编,都在克服小说塑造少剑波形象的缺点方面进行了努力,但是,在有些戏里,也出现了削弱少剑波的作用,却又带来了使杨子荣真正变成了“孤胆英雄”的缺陷,而这显然也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
《智取威虎山》以“既要歌颂杨子荣的机智勇敢,也要赞扬整个小分队的英勇顽强以及它的领导人少剑波的英明干练,指挥若定”作为修改加工构思的中心,力图更鲜明地表现少剑波作为指挥员的革命品质,在这出戏里出现的少剑波,确实不是“少年英武、果敢勇猛、机智灵活的少剑波”,而却是显示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小分队的指挥员。他质朴无华却沉着老练,他没有神机妙算的超人智慧,却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深谋远虑,指挥若定。在审问一撮毛、摸清威虎山情况筹思破敌之计时,显示了这样的特点。当杨子荣身入虎穴卧底的大计已定,他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把联络图和破敌计划汇报上级,逮捕定河老道,进驻夹皮沟发动群众,密切配合杨子荣的活动,以求迅速破敌,更是突出地表现了他是一个既有政治水平又有军事经验的指挥员。这个少剑波,作为一个指挥员的形象,虽然有着和小说不同的风貌,而在小分队所进行的这种特殊的斗争里,却分明是更符合生活真实的创造。《智取威虎山》多方面地刻划了少剑波作为指挥员的性格特点,着重突出了他的领导作用和依靠群众的作风,不只弥补了小说的不足,也突出了杨子荣的形象。没有这样有勇有谋的坚强的领导者,就没有条件出现杨子荣那样的机智勇敢的战士。但是,林涵表同志却认为,这样会使熟悉小说的观众感到不习惯。我不了解,这是从什么角度提出的问题。在任何改编中都会出现发展人物性格的现象,人们难道都可以作这样的比较吗?问题不在于这个人物性格是否完全和原作一致,而在于这种发展是否符合规定情景里的生活真实。《智取威虎山》所塑造的少剑波的形象,在纪玉良同志的表演中,虽然有时还表现得拘谨和矜持,但他却突出了少剑波的沉着老练、质朴无华的革命品质,基本上树立起了一个指挥员的英雄形象。我们相信,演员如果能够进一步地深入生活,不断进行探索,这个新的少剑波的形象将会更加血肉丰满。
我以为,《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加工,能够完全摆脱情节的迷惑,致力于树立光采夺目的正面人物的形象,这不只是给《智取威虎山》的改编带来了新貌,也为革命传奇戏必须认真创造具有崇高思想品质的英雄人物,提供了新的经验。
运用京剧艺术手段恰当地揭露了反面人物
京剧现代戏,特别是革命传奇戏的创作,如何处理反面人物的形象,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因为京剧的丑角艺术,有很丰富的传统,处理得不好,不只会搞成满台笑料,破坏剧目的主题思想,还很可能使舞台上只是弥漫着他们的嚣张气焰,造成正不压邪的恶果。上海京剧院这次修改和加工《智取威虎山》的方针和目标,就是“要加强对正面人物的刻划,压缩对反面人物的描写”。但这是不是造成了林涵表同志所说的把“凶残敌人写得过于简单”的缺陷了呢?我以为并非如此。在进山献礼、试探、智斗栾平的三折戏里,剧本仍然在和机智勇敢的杨子荣的对比中,突出了座山雕的狡猾和凶残,保留了小说人物的基本性格面貌。惯匪栾平在戏里虽然只有两次短暂的出场,而他那见机行事的狡诈性格,也是刻划得相当成功的。不过,在和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强烈对照中,他们的愚蠢空虚的精神状态,也受到了细心的揭露。实际上,这也正是《智取威虎山》成功的地方,如果只写出敌人的凶残和狡诈,而没有写出他们的愚蠢、空虚,那既不符合敌人的面貌,也会使杨子荣最后的胜利丧失生活的真实感。《智取威虎山》对于座山雕的开山出场,一反过分渲染寇盗生活嚣张气焰的处理,让他在灰暗的背景里登场,又用土头土脑的愚蠢的形体动作,映照出和舞台上鹰隼的装饰的极端的不协调,这显示了导演和演员创造这个人物,具有独到的思想见地。
不错,小说里有关敌人的过于曲折的描写,在《智取威虎山》里受到了精炼和压缩,原改编本里的一些场面也被删掉了。小说被改编成戏,情节一定要有所压缩,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在于突出了什么,追求的是什么。上面说过,《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加工,是“要加强对正面人物的刻划,压缩对反面人物的描写”,目的是要削弱弥漫在舞台上的匪气。林涵表同志说:必须在舞台上表现这伙匪徒“垂死前穷凶极恶的挣扎”,才能够“突出表现杨子荣在极困难的环境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性格”,但是,在威虎山这样的特殊环境里,杨子荣是伪装匪徒孤身作战,如果过分突出匪徒们穷凶极恶的面貌,实际上并不能把“敌我双方的矛盾冲突写得更尖锐”,而只是加强了匪气的渲染,把以假“匪徒”面目出现的杨子荣的英雄性格淹没在这种嚣张气焰里。又如小说和改编本描写定河老道的装神弄鬼,色彩过于浓重,甚至居然当面谩骂人民解放军,这显然不符合他的狡诈阴险的性格,现在的改编本削弱了他装神弄鬼的色彩,把他的对话改得更含蓄了些,这不是把他写得简单化了,而正是突出了他的性格。
奇形怪状的八大金刚,阴气森森、凶狠残忍的座山雕,满台的土匪气,满嘴的黑话,这本来是一九五八年不少《智取威虎山》改编本共有的缺陷,这个缺陷正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出本极力要避免的,而按照林涵表同志的意见,却只能又走回那条老路,这就谈不到提高这个剧目的思想性了。
以为追求情节的传奇性,突出人物的惊险遭遇,就是体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这显然是一种曲解。恰恰相反,革命文艺所要求的革命浪漫主义,就是要塑造出光采夺目的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发扬他们为党为人民不惜献身的高贵品质,使他们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榜样。小说《林海雪原》确实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但它主要的不是表现在传奇性的情节上,而是渗透在杨子荣、栾超家、孙达得、刘勋苍这些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里。在革命传奇戏里也不应当例外。如果不抓住创造正面人物这个主要环节,一味地追求传奇性和惊险性,那是只能适得其反的。
总之,《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加工,对于如何改编具有传奇特色的作品,在塑造正面人物和加强剧目思想方面,作了必须肯定的探索,它的艺术逻辑是严密的。剧中正面人物少剑波、杨子荣的形象加强了,反面人物的嚣张气焰被压缩了;过分偶然性的传奇色彩有所削弱,而小分队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及人民的支援,都得到了有力的表现。这样的修改和加工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我同意演过其他改编本的一位演员同志所说:上海京剧院的这次的改编和加工,使戏的主题思想更鲜明,风格也更高了。上海京剧院的演员同志们这次参加观摩演出,在创作上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尽管由于对战士们的生活比较生疏,因而还不能充分表现小分队英雄们的精神气质;同时,在表演上,如何使继承和运用传统的程式同基于生活的创新相结合,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但这只是更好地深入生活和表演艺术上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决不能因此而抹杀《智取威虎山》目前已经取得的重要成就。
(附图片)
少剑波带领小分队滑雪奇袭威虎山
陈莹摄〔上海京剧院供稿〕


第6版()
专栏:

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看京剧《红岩》
李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改编、演出的《红岩》,体现了同名小说的基本精神。在解放战争的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和民主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反帝国主义侵略、抗捐抗粮运动,风起云涌。美蒋反动派一方面组织残余军事力量,负隅顽抗,一方面对革命人民进行更大规模的疯狂镇压。《红岩》通过这一时期重庆地下党组织同美蒋特务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示了阶级斗争的这一规律: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反动派是不打不倒的。它从而也揭示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阶级本质,揭穿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的罪恶阴谋。
《红岩》是一篇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也是一首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许云峰、江雪琴、成岗……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高兴地看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京剧团在京剧舞台上塑造了这些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
剧本以最大的注意力来刻划作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的许云峰的形象。演员白承宗同志以严肃的态度,饱满的热情,钻研角色,从人物出发,创造性地运用传统表演技巧,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例如第二场,许云峰在沙坪书店从几件“小事”上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这个备用联络站,通知有关同志马上转移。白承宗同志的表演是:他因甫志高的严重错误给了狡猾的敌人以可乘之机,使革命有可能受到重大损失而激动不安;却又能够在这紧急关头保持冷静,从容镇定地思考问题,迅速作出正确的对策;紧张而不慌乱,严肃而不急躁。这样的处理,是符合这个警惕性高、有政治修养和斗争经验的革命家的基本性格的。又如第三场,徐鹏飞深夜提审许云峰,许云峰上场时的一段西皮,白承宗同志的唱腔高亢刚劲,感情朴质深沉,加上一个自己搬动椅子坐下的动作,表现了许云峰的大无畏精神,对敌人和叛徒的愤恨与蔑视。接着,徐鹏飞叫朱介朗读材料,并十分得意地宣告甫志高已经成了他的助手,企图造成一种他已经知道地下党的许多秘密的假象。而许云峰正是从敌人的虚张声势中,摸到了敌人的底,于是抓住要害,顺手一击:“可惜叛徒告诉你的旁人你已经抓不到了,否则你为什么抛开叛徒而对我发生独特的兴趣?”“我,掌握着你想知道的一切秘密,但是遗憾得很,只能给你平添无穷尽的烦恼!”一下子就打乱了敌人精心设计的审讯计划,变被动为主动。白承宗同志以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的神态和语调,与徐鹏飞的虚张声势相对照;动作不多,但很有力,更能显示许云峰的高大,徐鹏飞的渺小。下面一场,徐鹏飞阴谋弄到一张和许云峰碰杯的照片,好对外作欺骗宣传,以便对许云峰进行要挟;失败之后,又再一次对许云峰进行威胁利诱。白承宗同志的表演,与前场不相雷同,他的唱腔和念白,都是对敌人的呵斥和嘲笑,表现了许云峰对无耻的敌人、对满屋子的牛鬼蛇神,十分厌恶,按不住心头怒火。演员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小说《红岩》是一部人物众多、内容丰富的长篇巨著,而一出京剧却只有三个钟头的演出时间。因此,不能不对原著的人物、情节有所压缩,选择一两个最能表现这一人物性格的事件进行集中描写。自然,这种手法使其它人物的刻划,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但尽管如此,有几个次要的正面人物,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较多的印象。马名骏同志扮演的成岗,在狱中第一次和许云峰见面与写
“自白书”的两段唱腔,粗犷激越,大气磅礴,表现了这个工人出身的青年党员的刚毅性格与革命豪情。双枪老太婆(魏克虞饰)俘掳伪警察局长、惩办叛徒的一段表演,融合了老旦和武生的身段,稳健矫捷,表现了这个智勇双全的游击队司令员的英雄气概。杨宝瑞同志扮演的华子良,通过仅有的一段二黄,抒发了这个老共产党员为了革命的需要、忍辱负重、多少年来,第一次能够向同志说明自己的身份,了解自己的心时的复杂心情,使我们深受感动,肃然起敬。
《红岩》在音乐的革新、创造方面,也是很有成绩的。这里,只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难友们追悼龙光华的大段唱词,以四平调为基础,融入了民歌的韵味,并且采用了齐唱、轮唱交迭使用的手法,表现了对死难烈士的悲悼、对敌人的仇恨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京剧团的同志们,大都艺龄不长,年纪较轻,能在表现现代生活、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方面,跨出这样大的步子,取得这样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红岩》一定能够在不断加工提高的过程中克服现存的缺点,日渐完美;继《红岩》之后,他们一定能创造出更加成功的京剧现代戏来!
(附图片)
华子良和许云峰在狱中商量越狱计划
〔乌鲁木齐市京剧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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