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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因地制宜地建设稳产高产农田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面貌，我们必须努力分期分批地把我国全部或大部农田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把我们国家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方针，建筑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什么是农业的稳产高产？一般地说，就是在旱涝保收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使我国农业能够稳定增产。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就是要使各类地区的农业生产，分别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农产品产量指标。只要全部或大部农田达到这个指标，我国人民对粮棉等农产品的需要就会得到更好的满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取得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
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这是在一定时期内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总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各地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执行因地制宜的原则。每个地方、每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应当根据这个总目标，按照当地具体情况，提出自己不同的要求。我国幅员辽阔，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不仅在不同的省、自治区，就是在一县一区之内，农业生产的情况也常有很大差别。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亩产量八百斤的地区，就有一部分队、社甚至县，已经大大突破这个指标，使粮食亩产量达到一千二、三百斤，甚至一千六、七百斤；但是也有相当多的社、队，产量只有三、四百斤或四、五百斤。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少数社、队达到甚至超过了纲要规定的指标，多数社、队同纲要规定的指标还有或大或小的距离。特别是我国西北、东北部分地区和西南某些高寒山区，由于生产条件比较差，原来的粮食亩产量只有几十斤或百多斤，他们经过努力，把产量提高到二、三百斤，这就是很大的增产，在当地就是高产了。所以说，农业的高产是相对的，比较的，不是绝对的。
再拿争取稳产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全国除少数地方不怕旱涝，农业生产比较稳定以外，大多数地方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年雨量的分布很不均匀，经常要防旱、防洪和防涝。各个地方由于条件不同，对于防旱、防洪和防涝的要求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有的地方在农作物生长需水的季节，需要抗旱五十天到七十天，才能够保收；有的地方则要抗旱九十天甚至一百多天才能保收。而且就是达到了预计的抗旱、抗洪和抗涝标准，如果遇到特大干旱和洪水，象去年河北平原的特大洪水，还是不易达到旱涝保收。因此，稳产也只能是相对的。每个地方要尽最大努力逐步争取实现农业的稳产，应当根据需要而又可能的原则，不断地提高防旱、防洪和防涝的程度。
从全国来看，有少数地方是已经实现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而多数地方则还不是这样：有些地方比较地稳产，但是不高产；有些地方比较地高产，但是不稳产；还有一些地方是既不高产又不稳产。就是第一类地区，产量也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因此，对于每个地方来说，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对稳产和高产的标准，既不应当提出一样的要求，对各地工作的重点，也不应当做同样的规定。当然，在还没有实现稳产的地方，应当首先争取实现稳产；因为只有在稳产的基础上，争取高产才会有比较可靠的保障。已经达到比较稳产的地方，则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实现高产上面。
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不是部分地方和少数公社的任务，而是一切地方和一切公社的任务。因此，每个地方、每个公社以至每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要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从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规划和指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建设。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规划从哪里来？应当从本地方本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自然条件、领导力量等等方面来。对这些因素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和仔细的分析计算，根据各种客观的可能，确定建设的指标和进度，把需要和可能真正统一起来，稳产高产田就能建设得更好。
我国农业生产有悠久的历史，广大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在实行精耕细作方面，创造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全国解放以前，旧的生产关系限制和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致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不能很好地应用，新的农业技术更不能广泛地采用，这就使得我国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比较低，而且不稳定。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广大农民做了土地的主人，大大地发扬了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比较有计划地总结和推广了各种先进增产经验，因而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稳产高产的典型。这些典型地方和单位，所以能够做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主要由于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充分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不懈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因地制宜地做好了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造盐碱地和水土保持等项工作。首先解决了水和土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了稳产的问题；并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系统地执行了农业“八字宪法”，大抓增施肥料、引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和精耕细作等等，在稳产的基础上实现了高产。这些典型单位的先进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农民的每一项经验，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条件下创造积累起来的。应当说，在争取农业的稳产高产方面，每个地方都从本地的具体条件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经验，都有自己的典型。每个地方的经验和典型，由于是土生土长的，是从当地条件出发，因而是特别宝贵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只要每个地方重视总结和推广本地区的先进经验，同时积极地学习外地的经验，就有可能逐渐增加稳产高产的农田数量，争取实现稳产高产。另方面也说明，为了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同农民结合起来，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很好地调查研究每个地方农业生产的传统、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耕作技术，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认真地帮助农民总结和推广他们的实践经验；同时积极地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使农业科学技术有效地为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服务。
要把我国全部或大部农田建设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需要依靠全国每个社、队的力量，需要依靠全体农民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也需要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广泛参加，需要各方面积极支持和配合。因此，各地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既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又要动员和组织广大农业科学工作者深入农村，进一步同农民结合，向农民学习，同农业的实践结合。一切同农业生产、同农业科学试验研究工作有关系的部门，要给予农民和农业科学工作者以积极的热情的支援。我们相信，只要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我们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建成更多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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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减轻学生经济负担 加强课外辅导工作
宁阳中小学切实帮助贫下中农子女学习
杨浜小学坚持把为贫下中农服务作为办好学校主要标准
据新华社济南四日电 山东省宁阳县中、小学校进一步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在校学生中的贫农下中农子女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取得初步成效。
宁阳县教育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小学在校学生中劳动人民子女虽已占到绝大多数，但是，来自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有一部分学习成绩不够稳定，有的因为在家学习条件差，或者要参加劳动，请假较多，以致学业成绩下降。于是，他们在各级学校中普遍组织教师重温党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方针政策，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提高教师的认识和觉悟，并且订出具体措施，从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到改进教学加强学习辅导等方面，帮助贫农下中农子女克服学习上的困难。
全县中、小学校都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正确掌握学费减免工作，做到按照困难大小合理减免学费。全县七所中等学校将助学金的分配作了适当调整，尽量照顾贫农下中农子女。现在，贫农下中农子女享受助学金的人数和金额都相应地增加了。
各级学校还从其他方面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过去这个县的中学和部分设备较好的小学，对学生作业本要求一律、美观和标准化，因此簿本收费较高，现在已改变这种作法，允许学生旧本翻用，自己订制簿本，学生负担减轻很多。第三中学上学期每人收作业本费一元九角二分，这学期只收五角。全县七所中学的学生食堂经过整顿和改进管理后，单是炭火费一项每月就比过去节约一千元以上，其它开支也比过去减少了。
不少学校从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中增加收入，进一步帮助有困难的学生。有的学校利用假日组织学生搞副业生产，用收入的钱补助学生订报、看电影的费用。
在学习方面，各校也都采取了不少措施，对学生中的贫农下中农子女给予帮助。许多中学在这一学期开始时，对学生中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学业成绩作了分析研究，并通过课堂提问和批改作业，随时掌握他们的理解程度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辅导，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疑难问题。对成绩差的学生，则分别不同情况，加强课外个别指导，帮助他们改进学习方法。各中学一般都组织了课外补习辅导小组，对缺课较多、成绩较差的贫农下中农子女进行补课。第五中学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崔法英原来成绩很差，对坚持学习没有信心，这学期经教师个别指导，耐心帮助，期中考试成绩平均达到八十四分。
许多小学也注意辅导学习有困难的贫农下中农子女，一般都组织了学习辅导小组。泗店、曹家村等小学还允许一些贫农下中农子女在农忙时期上午到校学习，下午回家劳动，教师利用中午、晚上和星期天休息时间，到这些学生家里去为他们补课。
这个县的中、小学校采取这些措施后，贫农下中农子女学习情况开始稳定，学习成绩普遍上升。第七中学初中三年级的七十八名贫农下中农子女，由于解决了困难，学习情绪稳定，成绩普遍上升。泗村小学加强学习辅导后，上学期贫农下中农子女平均学业成绩达到八十分以上的由四十二人增加到六十七人。
据新华社上海四日电 上海市松江县杨浜小学的教师，多方设法帮助贫农下中农子弟克服困难，使他们能坚持上学读书。几年来，这所学校所属学区范围内，贫农下中农子弟中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左右。社员们称赞这所学校是“真正为我们农民着想，尽心尽意方便我们孩子读书”的好学校。
杨浜小学是一所完全小学。这所小学一开始创办，就把为贫农下中农服务作为办好学校的主要标准。绝大多数的贫农下中农子女，都要在家庭里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正确地解决学生学习和劳动时间的矛盾，就成为关系到能否使贫农下中农子女正常就学和学校本身巩固发展的大问题。杨浜小学的老师们挨家挨户去访问贫农下中农家长，摸清学生参加劳动的各种情况，并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逐步地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生产季节特点的大忙、中忙、小忙三套教学、作息制度。例如在大忙季节，四年级以上学生都放十天到两个星期的农忙假。有的学生要从事家务劳动，上完上午的课程，下午可以不到校；有的学生家务劳动不多，或年纪过小需要别人照顾，就在下午延长课外活动时间，让家长不必照顾子女而能够安心生产。在农忙假以外的时间里，有些学生因必须参加劳动而不能来上学时，教师除了布置同村的学生开展互助活动外，还为个别学生补课。
对个别由于家庭的特殊困难不能上学的贫农下中农子女，这所学校总是想尽办法让他们能够上学，有时因此打破了一些规章制度。例如上学期开学时，五年级学生石琴娣因为有一个六岁的弟弟需要她照顾，准备休学不读了。学校考虑到这家贫农的实际困难，就让石琴娣带着弟弟一起上学，虽然她的弟弟还不到入学年龄，也准许他跟着一年级学生上课。这所学校还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贫农下中农学生适当减免学费，有困难的学生还可分期零碎交纳书本费用。
杨浜小学在教学中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劳动教育和加强农村应用文、珠算等课程。这所小学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作了这些灵活的改变后，不仅在校学生稳定，学业质量也很好。
（附图片）
杨浜小学校长宋邦俊（左）向老农夏才生（右）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新华社记者 王子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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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有启发社员觉悟才能搞好生产
生产队长要学会抓活思想
联丰大队第九队队长白永生，原来以为当队长就是光抓生产，工作虽然辛辛苦苦，农活计划总是完不成；后来随时、随地利用好人好事作活教材，启发社员觉悟，社员更加关心集体，努力生产。
本报银川四日电 记者辛景月、王得温报道：宁夏贺兰县丰登公社联丰大队第九生产队长白永生，把随时遇到的好人好事，作为活教材，利用田头休息等各种机会，启发社员进行自我教育。社员觉悟不断提高，干劲越来越大。
白永生从一九五七年起就当生产队长。过去，他认为，当队长就是光抓生产。每到生产大忙的时候，他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每天天不亮，就喊社员下地，可是计划做的活儿总是完不成。去年冬天，社员给他提了不少意见，批评他态度生硬，方式简单，说话爱瞪眼。开始，他想不通：“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工作，他们看不见，有一点毛病就看见了。”后来，他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认识到必须团结好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把工作做好。
去年年底，白永生和另一个干部交换工作意见，谈到社员王梅芳的一些缺点，被王梅芳听见了。有一天，队里开社员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王梅芳说：“白队长对我有意见，当面不提，背后议论，瞧不起人。……”白永生一听这话，觉得很刺耳。他想：“我们干部评论一个社员，没有什么不对的，你王梅芳有缺点，自己不检讨，倒对我提起意见来了！”当时很想批评她一顿，又一转念：“这件事我也有不对的地方”，硬把火气压下，对自己的缺点作了检讨。他说：“我发现王梅芳的缺点，没有及时帮助，是不对的……”。随后他两次找王梅芳谈话，鼓励她克服缺点，好好劳动。
原来，王梅芳干活，有时迟到早退，不够踏实。有的社员嫌她挑轻拣重，不愿和她在一个组里干活。这次她听了白永生的自我批评，深受感动。她想：“人家起早睡晚，带头苦干，为了谁？我也是贫农出身，为什么不好好劳动，叫别人瞧不起？”从此，她天天出勤，从不迟到早退，干活认真，还能帮助别人。白永生看到她有了进步，就及时表扬。王梅芳也干得更起劲了。
王梅芳的转变，给白永生很大的启发和鼓励，他对做思想工作积极起来了。
夏田薅草的时候，有的社员干活不注意质量，评工分时，只嫌给自己评的低。有一天，女社员评工分，有人提议每人记工六分六。杨桂英说：“我身体不好，薅的慢，给我评四分就行了，其余二分六，加给薅得好的人吧！”一些青年社员说：“大妈薅的很干净，不要给她少评了。”杨桂英坚持叫给她记上四分。白永生当场就表扬了她。
五月间，正当翻晒稻田的时候，阴雨连绵，离播种期只剩八九天了，二十多亩低洼田汪水不能翻犁。当时，许多社员想等待天晴。白永生发现这个问题后，召开队委会研究。大家讨论认为，等待天晴，就会错过节令，下水挖田，就是不能晒，也可挖断草根，减少杂草。他又三次召开社员会动员。
挖汪水田，保证质量是比较困难的。白永生和壮年社员在一起挖田，挖得又深又细，三棱草和芦根，都铲断了。休息时，他到青年组去检查，发现有几处草根没有挖断。他就召开田头会，让大家讨论：“我们挖田，是为了挣工分，还是为了多打粮？”青年社员们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认识到草根挖不断，以后薅草更费工，还会影响产量。这以后，他们互相督促，特别注意质量了。
白永生对抓活思想越来越有劲。他每天早早起来，先到田里去转，然后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他发现了问题，根据事情的大小，有的在田头，有的在队部，有的在作业小组里，有的在社员大会上，组织讨论，启发社员的政治觉悟，分别进行表扬或批评。
现在，这个队社员的精神面貌，同半年以前比较，有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一、全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社员出满勤。很多社员能严格要求自己，有了缺点，主动检查。二、社员进一步认识到保证农活质量是关心集体的主要表现。他们每干一种农活，总是把质量放在头里，尽力做到好中求好，好中求快，好中求省。三、人人注意爱护公共财物。今年以来，大小农具保管得很好，没有损坏一件；二十三头役畜，喂养得头头肥壮。四、绝大多数社员，接受生产任务争先恐后，碰到困难互相帮助，享受福利你推我让。
在白永生带动下，近来，这个队有的队委委员、民兵干部、作业组长，也学着用抓活思想的方法来领导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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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艺坛出现一朵鲜花 维吾尔语话剧受到欢迎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四日电 新疆维吾尔语话剧艺术近年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最近在新疆全区戏剧观摩会演中演出的《风展红旗》等维吾尔语话剧，受到各族观众的一致好评。
维吾尔语话剧是新疆解放后，在党和政府扶植下成长起来的一朵新花。解放前，新疆没有话剧这个剧种。当时，有些进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曾经有过创作维吾尔语话剧的愿望，但因为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始终未能实现。一九五四年，在当时的新疆省文工团中开始建立话剧组，演出过一些小型剧目。一九五五年自治区成立后，当时的歌舞话剧团中又建立了话剧队，并参加过全国第一届话剧会演，获得演出及导演一等奖。
近年来，维吾尔语话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治区专门成立了维吾尔语话剧团，伊犁、喀什、和田、阿克苏等一些专区及自治州的文工团，也演出维吾尔语话剧。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仅自治区维吾尔语话剧团就上演了十九出维吾尔语话剧。其中有许多是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内容的现代剧。如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斗争生活的维吾尔语话剧，就有《火焰山前红旗飘》、《吐鲁番之歌》、《步步跟着毛主席》等。
党和政府很重视培养少数民族话剧工作者，曾先后选派包括演员、导演、舞台美术工作者等数十人去北京、上海等地的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学习。中央戏剧学院专门开办了新疆民族班。这个班的第一期毕业生三十人，经过五年学习后，最近即将回到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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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滑翔运动员打破四项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讯 我国男女滑翔运动员打破的四项全国纪录，已经国家体委审查批准。
六月三日，男运动员刘连成驾驶的单座滑翔机长途直线滑翔距离达到了四一二点八九公里，打破了李开河在去年创造的二九五公里的全国纪录。
六月四日，李开河和张全盛也分别以三五八点四○五公里和三四五点八七七公里的成绩，打破了男子单座滑翔机长途直线滑翔距离二九五公里的全国纪录。同一天，女运动员张一嫆以三四五点八七七公里的成绩，打破了柴寿儒创造的女子单座滑翔机长途直线滑翔距离二六七公里的全国纪录。
六月十九日，女运动员杨惠美以平均每小时七○点六四公里的成绩，打破了袁家?在一九六○年创造的女子单座滑翔机三角航线竞速平均每小时四十二公里的全国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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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全新的家书
文汇报七月一日在《爱家先爱国、爱子更爱党》的标题下，发表上海大专学校应届毕业生的几封来往家书。在这些家书里，洋溢着青年人对革命事业的火热感情，蕴藏着长辈对革命后代的殷切期望。
这家报纸的编后记中说，家书代代有。然而，旧时代的家书，大多限于一家一户的利害，抒发长幼骨肉的私情。只有在新社会里，家书才真正发出了光辉。新社会的新家书，已突破了一家一户的小圈子；而是站在一家，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在这里，有的是青年人志在革命、志在四方的豪迈气概，有的是把亲人交给党，交给革命事业的深厚情感。这些家书，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火花，体现了全新的家庭关系。这是旧时代的“肺腑之言、万金之书”所无可类比的。
编后记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一个家庭是革命大家庭的组成部分。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之间，不仅是骨肉关系，而且是革命队伍中的前辈与后辈的关系，是革命的同志关系。家长与子女之间，已不是谁听谁的话，而是大家都听党的话；不是从一己之私利出发，而是从革命利益出发，来决定应走的生活道路。许多革命的父母说得好：爱家先爱国，爱子更爱党。所以对子女的任何革命行动，都是满腔热情地支持的。这种新型的亲属关系，改变了千百年来视子女为私有财产的旧观念，树立了革命的新风尚。这是在家庭领域中兴无灭资斗争的胜利，是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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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胳膊往哪里弯？
温州市郭溪公社宋岙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刘志康的弟弟有一次上山盲目开荒。刘志康得知后，在队委会上建议要严肃批评教育。弟弟说他“胳膊往外弯”，母亲说他“不念手足之情”。刘志康却说，“我是个队干部，集体的事我不管，谁管？”他耐心地开导母亲和弟弟，终于使他们提高了认识，纠正了错误。
浙江日报六月十七日《大家谈》的作者就此议论说，刘志康所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狭隘的小家庭的利益，而是几十户、几百户以至更多家庭的集体利益；他所视为“手足”的，也不再仅仅是亲生兄弟，而是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广大阶级兄弟。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超过兄弟“手足之情”千百倍的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的革命感情。
作者说，有了热爱集体的革命感情，是否就会“伤害”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呢？问题在于要什么样的“手足之情”。是耐心地启发教育，使弟弟树立起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还是对弟弟姑息迁就，让他的缺点错误发展下去？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刘志康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伤害“手足之情”，而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增进了“手足之情”。那末，“胳膊往集体弯”，会不会损害个人家庭利益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的个人家庭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致的。要是人人都把“胳膊”往自己家里“弯”，集体生产搞不好，到头来，既损害了集体，也影响了家庭；反之，人人的“胳膊”都朝集体“弯”，集体生产发展了，个人家庭的生活就会不断改善和提高，这也正是从根本上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