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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五月七日的信,信中包含着对我们今年三月七日的信的答复。你们在信中不仅拒绝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一切建议,而且实际上拒绝同各国党的代表会晤,拒绝进行谈判,拒绝同他们一起讨论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感到不安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三月七日的信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为此目的,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三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压倒多数的兄弟党都已表示支持立即召开会议。某些党原则上赞成召开会议,同时由于考虑到你们抗拒召开会议,他们在召开会议的具体时间上有保留。但是,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建议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而且声称,“甚至不开比开好”。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年十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对此进行抗拒。当一九六二年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时,你们支持了他们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一九六二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最后,你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虽然你们百般显示自己对其他党的意见毫不理睬,并且声称,你们不怕它们的“坚决回击”,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力图回避诚实而直率的谈话,避免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对比。
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谁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可以取得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离。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
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
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径。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象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
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
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
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
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象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联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中共中央断言,在现在情况下,因为没有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机构,谁也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一九五七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下一致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会议上声明:“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参加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到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谈。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冒充的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整个的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运动,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的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
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应该再一次确认,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的信本身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说来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行动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商定: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二十六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一九六○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共同解决涉及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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