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评李秀成自述
——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戚本禹
编者按：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是学术界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本报摘要转载的戚本禹同志的这篇文章（原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意见。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
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为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的梁岵庐先生和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遮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象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残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误英雄”、“误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①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②。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③“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蒙蒙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④。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⑤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⑥。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己“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⑦。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要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仕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⑧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溥（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⑨不是表“功”是什么！⑩
表“功”的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滑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终于向反动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气节”，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祇”。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大极了，您老却这样的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部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股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pǐ匹］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糼（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破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桀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是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是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
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为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穽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掳掠以至欺君卖国的种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账。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是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等。罗尔纲先生也认为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
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
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惯称谓。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称颂清朝，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变思想早就成熟了。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秋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动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愿地去帮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李秀成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
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英王陈玉成在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被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那末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
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他在反动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遵王赖文光在南京城破以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不幸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隤”，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军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到的听王陈炳文，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到，他虽然曾经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
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明主”、“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
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址，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骄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那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邦（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方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
此日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披上了皇太极的貂裘，做了满族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尚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凤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和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斗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却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①各见《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以下简称《补校本》），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二十九、五十一、五十二、一二二页。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②《校补本》，第二十八、四十三、五十一、一○八页。
③《校补本》，第六页。
④《校补本》，第十九、二十九、五十一页。
⑤《校补本》，第三十三页。
⑥《校补本》，第二十九、四十七页。
⑦《校补本》，第十九、四十四、九十三页。
⑧《校补本》，第一○六页。
⑨《校补本》，第五十六页。
⑩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七四页。
?《校补本》，第一一九、一二一页。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八一页。
?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九○页。
?《校补本》，第一一九页。
?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一一三至一一八页。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以下简称《笺证》四版，第三十五、六十四页。
?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面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笺证》四版，第一二五页）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六，《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
?《笺证》四版，第六十三页。
?《校补本》，第八十四页。
?《校补本·前言》；《笺证》四版，第三十九页。
?姚济：《小沧桑记》卷下。
?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第二四三页。
?《校补本》，第一一○至一一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