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日共中央发表给苏共中央的三封复信
痛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三国条约的种种谬论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东京消息：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二十二日在头版发表了日共中央在日苏两党会谈以前给苏共中央的三封复信和这家报纸的按语。这些复信是日共中央在去年三月六日、十月二十二日和今年一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按语和复信全文如下：
《赤旗报》按语：在举行日苏两党会谈之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封复信。
由于苏联共产党单方面地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十八日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所以日本共产党在十九日发表了七月十五日的党中央复信。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七月十五日的复信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共产党单方面地发表的两封信，尽是对日本共产党的一连串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日本共产党准备对此进行必要的答辩，现在先发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去年三月六日、十月二十二日和今年一月十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以驳斥苏联共产党关于直到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时为止的经过情形所提出的无理指责。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了你们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慎重地研究了你们的来信，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一）我们为了根据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两党的兄弟般的联系，对于你们表示愿意邀请我们党代表团到苏联，就双方所关心的一切问题进行协商的建议感到高兴，并原则上赞成你们的建议。
我国将在三月下旬到四月底的期间，举行各级地方自治机构选举。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也有联系，自由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其他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加紧攻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取得一定的进展，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我们还预定在今年秋天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我们考虑到我们党所面临的上述紧急任务，准备在作完四月地方选举的总结以后，重新研究派我们党代表团去苏联的时间及其他问题，向你们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答复。
（二）正如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七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党认为，在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最重要的是解决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问题。
我们衷心希望，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尽早地举行会谈，使这个会谈在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同志式地解决争论问题方面，取得根本性的成就。
另外，还收到了你们表示愿意邀请我们党的活动家到苏联参观和休养的来信。感谢你们的关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将在地方选举以后把具体计划通知你们。
致以同志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一九六三年十月廿二日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十二日的来信。我们慎重地研究了你们的来信以后，决定提出如下的答复。
我们完全赞成你们所表示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继续加强和发展同我们党的传统的兄弟般的关系的这一愿望。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再次表明我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加强同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的愿望。
我们曾经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答复说，原则上赞成你们表示想邀请我们党代表团到苏联，讨论双方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建议。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想法。
我们在那封信中，考虑到地方选举和预定今年秋天举行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曾经表示，关于派我们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的时间，另行决定。但是，你们在这次来信中却写道，似乎我们曾经表示要在今年内派代表团。我们认为，这是你们的误解。后来，形势转变，众议院选举肯定会在今年年底举行，于是我们党就延期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正以全部力量进行众议院选举的准备工作，这是你们所了解的。
就象在今年五月举行的六中全会已经决定的那样，在大选之后，必须进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野坂主席在大选期间自不用说，就是在直到明年五六月为止的国会开会期间，也不可能出国旅行。而且，宫本总书记的健康最近虽然正在恢复，但是还不能胜任那种到莫斯科旅行的紧张的任务。
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到：在上述情况下，从我们党的情况来说，派一个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当然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你们派你们的代表团到日本来，那我们当然表示欢迎。你们的来信联系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对我们党的政治局声明和《赤旗报》社论表示遗憾。我们认为，在两党会谈时，就这个问题充分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不过，我们想暂且简单地说明我们党的立场。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不仅是国际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的国内问题。这个条约，不仅由苏、美、英三国商谈并且签订，而且还要求其它国家的政府参加。因此，日本政府也采取了支持这个条约，并在上面签字的态度。而且，在日本的国会会议上，这个条约也成为讨论的对象。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从我们党逃跑出去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也正在散布他们对这个条约的看法，并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测验的工具”，在群众运动中制造分裂。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从支持世界的真正和平和各民族的解放的基本立场出发，并且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保卫日本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立场出发，对这个问题表明独立自主的看法，是我们党的责任，也是我们党的义务。
我们党承认，在核试验的物理方面的损害这一点来说，当然没有社会制度的区别，但同时，我们党反对那种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同看待的错误观点。我们党从这个立场出发，一贯坚决地反对日本政府、自由民主党、民主社会党、社会党、背叛和逃出我们党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们在前年苏联政府恢复核试验以后大肆展开的所谓“抗议苏联核试验”的运动。
我们和日本人民都希望核试验对大气层的污染有所减少。但是，日本人民的根本希望是不再重演广岛和长崎的悲剧。
我们党的纲领反映出日本人民的要求说：“党要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党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关于核试验问题，我们党一贯要求立即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试验。去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宣言也说：“所有核国家立即无条件地缔结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另外，在去年莫斯科举行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也要求一切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政府缔结一个永远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地下和水下的一切核试验的条约。因为，只有全面禁止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试验，才能在限制发展核武器和阻止准备核战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们从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立场出发，虽然理解那些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将会减少放射性尘埃对大气层的污染而支持这个条约的人们的心情，但是，我们不能支持事实上没有从根本上限制美帝国主义发展核武器和准备核战争的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日反动势力正在策划让美国核潜艇在日本港口“停泊”，并且把可以装载氢弹的F—105D型飞机运入日本，把日本作为基地，加紧准备在亚洲进行核战争。对于我国的这种现实，我们不能不加以正视，也不能不独立自主地决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我们在这儿还想谈一谈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有关问题。你们也知道，尽管在这届大会的国际会议上，与会的各国代表团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其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仍然全体一致通过了以当前一致的任务为依据的《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我们在考虑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实际情况的时候，对世界大会的这一成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世界大会刚刚结束，茹科夫同志就访问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当时野坂同志表示不能同意茹科夫同志关于我们党代表团在大会上的活动的谈话，并且提议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再讨论这个问题。茹科夫同志也表示赞成这一建议。
但是，茹科夫同志回国后便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这次世界大会的文章，公然指责了我们党。我们根据莫斯科声明的原则，从在独立平等基础上维持兄弟党的团结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我们党殷切地希望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因此，我们希望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会谈。而且我们还希望在各兄弟党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举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致以兄弟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收到并研究了你们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来信。我们单就你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答复你们。
我们对于你们说准备在日本当局准许访问的情况下派你们的同志到日本来这件事，表示欢迎。
日本政府虽然曾经拒绝批准兄弟党的代表入境参加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但是，在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曾经准许你们的代表入境，而且最近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准许了包括你们的同志在内的苏联的各种代表团入境。但是，过去日本政府也曾经拖延批准你们的同志访问日本，或者没有准许特定的同志入境。因此，由于象我们在上次信中所说的那种情况，在目前我们也不可能派遣以野坂同志和宫本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可是，我们还在研究派遣由其他同志组成的代表团的可能性。
你们的来信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以所有兄弟党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会议上通过的文件为指导的。
但是，据我们判断，在两次莫斯科会议所通过的所有文件的任何一处，都找不到可以为肯定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提供根据的词句。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美国政府早在一九五八年便提出要签订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我们同你们一起向全世界各国人民呼吁“坚决反对核炸弹和其他同样装置的一切试验”（《告世界人民书》），即要求全面禁止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武器试验。而且，你们也在长时期内正当地坚持正确的主张，说美国政府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建议是欺骗和平力量的建议。
你们为了给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意义提供根据，还强调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这个条约。但是，如果要谈论国家的数目，当然不能不考虑到这样的情况：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许多国家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是附和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我们希望你们考虑的是，为什么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对于我们针对我国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潮流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作为“测验的工具”来分裂和平运动的活动所发表的意见，你们说什么只要我们日本共产党赞成这个条约，问题就会解决。但是，我们确信，把支持这个条约作为今天和平运动的前提的做法本身，就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条约之所以会被各种潮流利用来作为“测验的工具”，这同它本身的性质难以肯定这一点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党已经在七中全会决议和一系列的文章中表明了我们对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的观点和态度，这里不再重述。
另外，你们的来信还说，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并没有指责我们党。但是，茹科夫同志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必须注意到，不考虑日本社会中广大群众的意见，而试图否定……缔结莫斯科条约的肯定性意义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也是唯中国代表团之命是从的。”
我们不能不认为，在这儿所说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是指我们党出席了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团。
在世界大会结束以后，茹科夫同志访问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就我们党代表团在世界大会上所采取的行动提出了指责。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同志对他说，我们党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并且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野坂同志还说，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的意见分歧，也愿意在以后两党代表团举行会谈时进行讨论。尽管如此，茹科夫同志却丝毫没有谈到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全体一致通过的《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的积极意义，而公然指责了“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和熟悉日本的和平运动的情况的人们，根据前后文意判断，认为“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是指我们党参加世界大会的代表团，我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围绕着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其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不参加讨论，退出大会，举行了只有他们参加的少数人的分裂集会。尽管如此，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所有外国代表和日本绝大多数的代表维护了大会的统一，并且一致通过了决议。前面也已经谈到，我们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认为这给国际民主运动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党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愿意在即将举行的两党代表团会谈中，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同你们讨论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双方所关心的问题。
致以同志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
第3版()
专栏：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配合美日反动派
对日本共产党发动公开的攻击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苏联塔斯社七月十八日公布了苏共中央今年四月十八日和七月十一日给日共中央的两封信。苏共中央在这两封信中，配合美日反动派、日本社会党右翼领导和反党修正主义分子最近对日共的进攻，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
苏共中央在七月十一日的信中首先攻击日共离开它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信件说，“苏共中央由于对日共领导越来越公开地离开一致同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感到不安，所以早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就曾向日共中央建议举行两个兄弟党之间的谈判，以便制止苏共和日共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只是在我们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日共代表团才来到莫斯科进行会谈。日共代表团回避坦率的交谈，拒绝讨论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共同斗争和在现代最重要的问题上行动的一致路线的问题。在会谈结束后，日共代表团拒绝同苏共签订任何联合公报。”
信件污蔑日共领导人在收到苏共中央的信件以后，“不仅没有表示寻求改善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的途径的愿望，相反地，却走上了进一步加剧同苏共的关系的道路，采取了同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决裂的方针”。
信件粗暴地干涉日共内部事务，竟然攻击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登载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说什么这是“反苏”，指责日共中央委员会和日共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过”苏共中央四月十八日给日共中央的信，说什么“苏共中央不能同意把它的这封给日共中央同志们的信，对他们专横地隐瞒起来”。
这封信最后专横地说：“在日共领导一方面加紧攻击苏共，另一方面又拒绝采取任何步骤来消除同苏共的公开分歧，回避讨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同志式的建议，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答复我们的信件的目前情况下，苏共中央委员会不能再使党对已经形成的局势毫无所知，并通知你们，我们决定公布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给日共中央的信和这一封信。”
苏共中央四月十八日给日共中央的长达两万余字的信首先自我粉饰地硬说苏共“过去和现在都作出坚持不渝的努力来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裂和困难”，“一贯特别关心使我们两党和所有兄弟党结成统一阵线进行活动和具有一个共同的、一致商定的路线。它一贯力求消除我们关系中的，即使是会给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微小的损失的最小误会与摩擦”。
信件接着对日共进行一系列的攻击，指责日本共产党报刊最近两年来转载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件和文章的正当作法，说什么这些文件和文章“敌视苏共和苏联人民”，“企图破坏兄弟党团结”，说什么日共报刊转载它们就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怀有某种别的动机”。
苏共的信件说：“日共领导曾在一九六二年批准日共中央新闻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就所谓‘阿尔巴尼亚问题’发行专刊。这本杂志刊登了霍查诽谤苏共和苏联政策的言论。从那时以来，转载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甚至被驱逐出兄弟党的个人的类似材料就成了经常的事情”。
“在日共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的前夕，即今年二月二十二日，《赤旗报》转载了中国报刊敌视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文章《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在日共报刊上还转载了企图破坏兄弟党团结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比如，《世界政治资料》（一九六三年十月）刊登了分裂主义的“巴西共产党中央”的决议、澳大利亚的变节者希尔的信件（第一百八十三期）、锡兰分裂主义者、被比利时共产党开除的格里巴派别集团的材料。”
“你们党的领导同志企图用下面的借口来为发表这种材料解释，说什么他们是想‘使党员能够客观地了解分歧’。我们认为，问题完全不在这里。日共中央不能不看到，在这些材料中没有一点点真理，更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属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范围内进行论战的文件。这就是说，日共领导人使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大量诽谤涌现在日本共产党报刊上，是怀有某种别的动机。
“这里谈不上任何客观性，下面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日共的报纸上一贯不提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言论。有时偶尔发表苏共文件，那也是拖得很迟，而且删节得很厉害，往往是故意加以歪曲。
“我们只谈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发表后，《赤旗报》立即就刊登了。而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该报只是在两个半月之后即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才刊登，而且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删节，在意义上加以粗暴地歪曲。”
“我们认为，日共党报转载反苏诽谤性文章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
信件攻击说：“日共某些领导人不只是别有用心地转载中国的和其他人的反苏材料，最近还积极附和了猖狂攻击苏共的人。自从日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发表声明怀疑苏联政府签订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意图的正确性和真诚性以来，日共领导就不断攻击苏联的对外政策行动。”
信件说，“日共领导人采取行政措施，禁止苏联书籍在日本发行，这也引起我们严重忧虑。”“日共中央委员很清楚，日苏协会最近实际上停止了散发从苏联寄去的苏联出版物、图片和其他材料。”
信件攻击“日共领导要把党的分歧引伸到苏联社会团体和日本社会团体的关系上去”。
信件歪曲说：“日共领导最近采取的所有这些行动和其他行动非常清楚地说明，日共领导采取了背离党以前作出的决议的新的方针。这种方针显然指望引起日本共产党员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执行的政策的不信任和敌视，破坏传统的友好关系，使日共和苏共发生争吵。”
苏共中央的信接着攻击日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去年二月建议讨论两党共同的问题的信“长期沉默”。
它接着又歪曲说：“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至十一日，两个代表团举行了五次长时间的会谈。苏共代表团从一开始以及在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建议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两党的相互关系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你们的代表团拒绝讨论这些问题。”“日共代表团不是坦率地讨论原则性问题，而是把全部努力用于不顾事实地指责苏共‘干涉日共的事务’。”“日共代表团断然拒绝签署关于两党会谈的任何联合公报。”
信件说：“在我们两党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日共中央的代表头一次说，他们同苏共‘没有一致’。同时，他们不只是说在某些问题上同苏共存在着分歧，而是说，根本没有一致。这是难以相信的。”
苏共中央的信还攻击日本共产党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一些国际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和立场。信件硬说，“近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开始公然背离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协议的方针。”“日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改变了”。
信件攻击日本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特别是对美英苏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所持的正确立场。
信件说，“在莫斯科会谈中，日共代表团硬说莫斯科条约‘违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兄弟党所通过的文件。但是，这是不正确的，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而是恰恰相反。”
信件乘机攻击了中国共产党，说什么“值得深感遗憾的是，还有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我们指的是中共和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对危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危险丝毫不感到不安，他们准备牺牲所有这些人，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特殊的自私目的。他们使用各种各样挖空心思的论据来掩盖条约的主要实质和丑化它。遗憾的是，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在莫斯科会谈时也同他们站在一个行列里。”
信件说，日共领导对莫斯科条约的反对立场“是日共领导人士朝着拒绝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的方向的总的转变所决定的。”“日共的某些宣传家惯用的论据是，似乎和平共处政策是出于相信‘帝国主义的本性改变了’。这个早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喜爱的‘论据’，现在也转到日共正式文件和日共刊物上来了”。“日共同志显然想败坏和平共处政策的名誉，这就是把这一政策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包括争取社会进步，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切其他形式对立起来”。“这意味着主张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热核战争。”
信件威胁说：“苏共中央希望你们权衡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通过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的一切后果。”
苏共中央四月十八日的信还攻击了日共代表最近时期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坚持团结反帝、反对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活动。信件说，“最近，日本同志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旨在分裂有威信的国际民主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的活动”。信件威胁说，“我们愿意同志式地告诉日共中央委员们：如果日共某些领导人今后继续遵循目前的方针，把那些在对各种政治问题的理解上同党还不完全一致的人同争取和平的共同斗争切断开来，如果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同意党的纲领论点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那么，他们就将冒脱离群众、陷于孤立的危险。我们深感不安的是，你们代表团在苏共中央举行会谈时提出的策略——谴责和平共处原则和莫斯科条约等等——正在提高到日共领导的正式政策的水平，这只会给你们带来最不良的后果。”
苏共信件说，“现在，当在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中，正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样，出现了严重分歧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怎么办？是让分歧加深呢，还是相反，使分歧逐步地克服，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来巩固苏共和日共之间的兄弟友谊？我们认为，对共产党人来说唯一正确的是第二条道路，并希望，在冷静地考虑苏共和日共之间关系恶化的一切可能的后果之后，你们也将走上这条道路”。
信件又攻击中共说：“中共领导人对苏共方面表现的诚意的回答是，故意地使分歧越来越尖锐，对苏共，对苏联政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不断进行新的攻击。
“中共领导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上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拒绝共同制定的并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文件中确定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被迫公开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立场，并且反击他们的分裂活动。
“为此，苏共中央发表了自己二月全会旨在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中共领导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
信件在诡称“大多数兄弟党已经赞同苏共中央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发生的困难的行动”之后，又极尽挑拨地说：“我们想再次有力地、坦率地强调指出，日共某些领导人所持的政治立场，首先会使日本共产党人自己遭到严重困难。你们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和劳动人民迟早会认清：日共领导同志企图赖以建立自己‘新方针’的思想理论观念是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的政治路线则是同国内的客观条件及其进步力量的任务背道而驰的。抱着这种观念、奉行这种政治路线，就意味着使光荣的日本工人阶级已取得的不小成果受到打击，破坏国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是日本人民在其争取本国的伟大前途的顽强斗争中所如此迫切需要的。”
信件无理地要求日共停止刊登反对修正主义的材料，并滥施威胁。信件说：“我们呼吁你们停止散发反苏材料，停止在日本共产党刊物上刊登这种材料。迄今我们还没有对日共的机关刊物的宣传活动的这一方面公开作评价，但是不能滥用我们的克制。虽然《赤旗报》系统地刊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来源的有意歪曲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材料已经差不多一年了，可是，我们的报刊由于关怀加强同兄弟的日共的关系，对你们党的中央机关刊物的这些不友好行为没有说一句批评话。但是，我们不能无止境地容忍日本共产党刊物连月地刊登来自北京和地拉那的诽谤苏共和苏联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