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
姚文元
不要逃避和掩盖分歧的实质
读了周谷城先生的《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刊于《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一文，颇为诧异。我在《略论时代精神》一文中，着重批评了周先生超阶级的“汇合”论，并从正面提出了我对时代精神的看法。周先生的答辩文章只字不提他的“汇合”论，却把讨论朝着“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上拉过去，想另外讲一套来修补漏洞。对于我的论点，除了制造出“单向地主思想去找进步的动力”“历史上有过不同阶级是不幸的事”这类稀奇古怪的“理由”来否定外，提不出任何认真的反驳。这种回避矛盾，扯东补西，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决不是学术研究的郑重态度。
譬如，原来我和周先生讨论的焦点之一是：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究竟是不是各阶级意识的“汇合”？在这个问题上，我同周谷城先生有着根本的分歧。可是周谷城先生却把“时代精神”偷换成“这个时代的精神”即“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想，于是就扯开去说：“革命精神之外，还有非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精神种种”；接着又说：“如果今日中国只有一个阶级的一种精神，革命的对象是什么？没有对象而革命，是无的放矢”。——不能不说，这种方法，在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一个自命为既有“历史唯物论”又有“辩证法”的人，怎么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这个时代”的各种精神去偷换“时代精神”的概念呢？连小学生也知道，有些概念不能只从字面的意义去解释，“纸老虎”不能解释成“一只纸做的老虎”，所谓“自由世界”不能解释成“自由的世界”。同样的，“时代精神”也根本不能解释成“这个时代”有几种不同的“精神”。如果这样庸俗地去分析一个概念的涵义，那一切科学的探讨都将被全部取消。用庸俗化的方法，虽然可以无中生有地把“否认革命对象”、“今日中国只有一个阶级一种精神”之类稀奇古怪的帽子，加到对方头上，但毕竟是丝毫也没有力量的，它只能暴露自己理论上的空虚。
周谷城先生又认为：我对“创新”的分析与他“不谋而合”。他说，虽然我提出“创新”“独创”有截然不同的阶级内容这点他没有讲，但我的观点仍同他一样：“不错，我没有讲；不过我没有讲，姚先生多讲点，不是一样的很好吗！”我参加过多次讨论，还从来没有看到用这种奇妙的方法来为自己辩护的例子。我的观点明明与周谷城先生相反：他掩盖阶级矛盾而我揭露阶级矛盾；他超阶级地提出创新、抽象地肯定一切创新，我从阶级观点提出创新，肯定“革命的、进步的创新”而反对“反动的、以腐朽为神奇的创新”。这怎么会变成与他“不谋而合”呢？我“多讲”了的，明明是周先生所反对或抵触的；怎么能硬说我同周谷城先生观点“一样”？周先生要把我拉进“无差别境界”去，是办不到的。
象这种论证方法，全文有二十几处之多，不再一一列举。既然周先生执意要把讨论挑向“统一整体”以及哲学、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我们决不回避。这篇文章就准备结合回答，对周先生的矛盾观作进一步的考察，看看他的一套关于矛盾的理论到底是什么？
周先生笔下的由“汇合”而成的“统一整体”是怎么一回事
周谷城先生竭力把自己的“汇合”论说成是辩证法的统一，又把他对时代精神的看法说成是合乎对立统一的规律。为了掩盖自己的矛盾调和论，他这次的确说了许多似乎在强调斗争的话。但是，真的不能说成是假的，假的也不能说成是真的，要用“汇合”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毕竟是办不到的。
什么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矛盾论》里说得很清楚：“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一八页）这也就是辩证法所指的同一或统一的全部意义。
什么是周先生的“汇合”论？他的文章向我们指出：这就是各个阶级各种相互对立的思想“汇合”为一个“全体”。“分别反映为部分，统一的整体为全体。全体成于复杂众多的诸部分，这些部分彼此是对立斗争的；因此这样的全体，不是什么超阶级的空洞之物。反过来说，部分在整体内对立斗争，无时或息，因此只能分别反映，不能彼此代替。”
周先生以为这样一变，就立刻可以把他的那种“汇合”论，变成辩证法了。然而，只要把上面两段话略为对照一下，立刻可以看出周先生的“统一整体”或“全体”，同辩证法中由对立统一构成的统一体截然不同。
这种不同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说的“统一体”，是指矛盾着的双方既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互为存在的前提，因此构成有规律地发展着的统一体。所以辩证法要求分析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看出这个统一体及其矛盾双方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以便充分调动一切革命的、积极的因素，推动事物的革命转化。但周谷城先生所说的“统一整体”，却根本不是指的矛盾双方的这种客观的辩证关系，是把各色各样“不革命的、非革命的、反革命的”思想统统不加区别地“汇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把这一时代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想“汇合”成一个抽象的“时代精神”，这不是把各种不同思想杂凑成一锅，调和成一个大杂烩，又是什么呢？这种“整体”，货真价实地是“超阶级的空洞之物”，同对立统一规律所说的“统一体”根本是两回事。
第二，周谷城先生把矛盾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说成是“全体”和“众多的诸部分”的数量关系，即诸部分加起来等于全体的关系。他气势汹汹地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统一整体，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它不仅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意识，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存在，不同种族存在，不同语言存在。”当然，谁不知道整体可以分为诸部分，诸部分可以合为整体呢？这只要有点起码的形式逻辑知识就解决了。这怎么能够代替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呢？即使分析部分和整体这种统一体的辩证关系，也要分析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转化，要分析其中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而不是“包括”一下那样不花气力。
在周先生看来，只要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少“种族”、多少阶级的“汇合”，就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辩证的“统一整体”了，然而这恰恰暴露了他完全抛弃了辩证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不是仅指一个整体内包含多少部分，这只要简单的数学上的加减法就够了；人们都知道，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是要揭露对象本身固有的内部矛盾。任何一个统一物不仅可以分为许多部分，而且还可能并有必要分为两个部分。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三八卷，第四○七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确是“统一整体”，但把各个“不同阶级”统统“汇合”起来凑成的“统一整体”，只是静止的、不变的，形而上学的“统一整体”。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要求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阶级之间，存在多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多种矛盾之中，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种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可以而且必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这个统一体一分为二，以无产阶级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革命人民为一方（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以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为一方，从阶级关系上研究统一体中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依存、斗争和转化。民族亦然，民族关系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关系的一个侧面，不同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上的统一。由于看到了这个侧面，我们不但可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各民族的内部矛盾，而且可以用以分析民族关系在整个阶级关系中的地位，分析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政策中，规定着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两种倾向，就反映着民族关系这个统一体中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这才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如果象周先生那样把“统一整体”只看作各个民族加起来，那一切民族政策都可取消。明明是只有数量变化的形而上学的“统一整体”，怎么能冒充成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呢？顺便提一下，周先生用“种族”来代替民族，这也是错误的。
第三，更重要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不仅承认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而且强调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矛盾论》说：承认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一六页）承认转化，就是承认革命，承认飞跃，承认质变，承认新生事物必然代替腐朽事物，承认革命阶级一定要战胜反动阶级。《矛盾论》中分析了大量的材料，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同上，第三一一页）经过对立面的斗争使新生事物取得胜利，推动历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前不断发展，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过程。而一切腐朽没落的力量，一切形而上学者，都是讳言革命的转化，否定经过斗争使新生事物取得胜利而达到质的飞跃。但是周先生的“统一整体”论，恰恰取消了这个“更重要的”关系，他把“统一整体”中各个阶级及其阶级意识调和起来，象回避触着痛处一样，矢口不谈矛盾的转化，矢口不谈斗争是为了达成革命的转化，更矢口不讲新生力量和腐朽力量的区别。就是他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立统一”的维护者而大讲特讲“斗争”的地方，也只是讲对立面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斗争着，互相制约着”，“无时或息”，而绝口不提转化、飞跃、质变。这样，周先生就把对立统一规律的革命灵魂抽掉了。
这是偶然的吗？不，这是周先生矛盾调和论必然要导致的结论。从本质上说，周先生是满心希望有一种“无差别境界”；但一接触到充满矛盾的社会，他又觉得否认矛盾实在说不通，就只好承认矛盾的存在，可是把矛盾着的事物描绘成永远在“全体”中平分秋色，永远相互依靠，而不是经过斗争，推动统一体内部矛盾的双方起变化，使旧事物趋于灭亡，新事物获得胜利，使旧的矛盾解决而让位于新的矛盾，旧的统一体消失而让位于新的统一体。这种“辩证法”其名，折衷主义其实的东西，是保守力量居于劣势时也可以接受的哲学。
对于社会上处于没落地位的阶级和阶层，否认革命的转化常常是他们为了实现反动的转化的一种掩盖物或工具。周先生的否认转化、飞跃、质变的“汇合”论，客观上适合于保卫腐朽的旧事物不受灭亡。
从以上三点看，周先生的“统一整体”论实际上取消了辩证法对立统一的革命灵魂，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是否认不了的”。
这里可以说到时代精神问题了。时代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向前发展的，不是静止不动的。一个时代的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总是可以从推动或者阻碍历史前进，把它们一分为二。时代精神就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谁推动时代前进？是这个时代的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因此，体现时代精神的总是对立统一体中代表革命的新生事物的一方面，而不是代表腐朽的反动事物的一方面；是这一时代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反动阶级抗拒改造的精神力量；是反映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要成为时代支配者的那些阶级的思想、愿望和要求，而不是反映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些阶级的思想、愿望和要求。这是从承认矛盾的转化而且推动矛盾革命转化的辩证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我们常说的“五四精神”，就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也算作“五四精神”的一部分，那只是“五四精神”向之冲击的对立面。我们常说的文艺要表现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就是革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伟大的精神面貌，就是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的伟大的精神面貌，而不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的种种精神。周先生却说不然，他再一次申辩说：“我所谓‘广泛流行于整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自始至终包括两方面的思想：即奴隶与奴隶主的思想，农民与封建地主的思想，雇佣工人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单只一方面的思想，不能形成斗争。”他绝口不谈“形成斗争”的这两个方面，哪一方面是新生事物，哪一方面是腐朽事物；哪一方面经过“斗争”要胜利，哪一方面经过“斗争”要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均衡地、永远地、不变地“斗争”下去，没有质变。他的逻辑是：既然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构成“统一整体”，那么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永远不能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照这样解释时代精神，时代的前进不是不可能了么？“兴无灭资”的胜利不是永远也不可能了么？
是不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认识时代精神，这是关系到文艺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关系到文艺的性质和内容的问题。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大谈文艺要表现时代精神，但他们却否认时代的根本矛盾，把时代精神说成是某种抽象的“人性”，或者把现实生活中一切“现代的东西”或“新出现的性格和事物”都看作“时代精神”，而不分析这种“现代的东西”或“新的性格”究竟是革命的新生的事物或者是腐朽没落的事物，用这个方法，他们把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倾向的事物的一切“现代化”的化装，都看作时代精神的表现，加以美化和歌颂。我们要从理论上同这种观点划清界限。
抹杀矛盾双方的不同性质，否认经过斗争产生的革命转化，这就是周先生认为“不革命，反革命”思想都“汇合”成时代精神的哲学根据。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诡辩。但最高明的诡辩也经不住最普通的事实的检验，要说肯尼迪的思想和雷锋的思想都是“全体的”时代精神的表现，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正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汇合”而成为同一个时代精神，除了神经不健全的人之外，大概是没有什么人会相信的。
所谓“无差别境界”纯粹是主观臆造
关于“无差别境界”，同志们已说了不少；但如果联系到他的“汇合”论，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周先生的理论体系中，一切事物——历史、文艺、认识过程等等，都有两个发展阶段：一个阶段是有矛盾的境界，他也承认矛盾可以有斗争，但这种“斗争”却只是一种“汇合”，没有转化、没有质的飞跃、没有新生事物战胜腐朽事物，实质上是矛盾的调和。第二阶段就是他理想的“无差别境界”，这个阶段一切矛盾都“解决”了，达到了“主观客观云云，完全统一于一体”“没有客观的任何变动”的“绝对境界”。这个境界是“平静无波”的境界，是一种“没有问题或矛盾的宁静生活，象没有微波的秋水一样。”
周先生从哲学上为“无差别境界”辩护说：“毛主席也曾告示我们：对立可以统一，矛盾可以解决，相对静止的状态是可能有的。……对立同一了，矛盾解决了，自然可以有相对静止状态。”“矛盾解决，即无差别了。这时发展并不停止，生命并不终结。”（《评茹行先生的艺术论评》）
周先生曲解了《矛盾论》的原意，把对立统一、相对静止、矛盾解决、无差别等概念，都混同起来了。
第一，从上一节可以看到，周先生所谓“对立统一”，只是矛盾的汇合，是否认转化、飞跃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没有相互转化，矛盾怎么会“解决”呢？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不经过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怎么会“解决”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不经过革命而夺取政权，进而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解决”呢？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思想不经过长期斗争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的矛盾如何“解决”呢？既然没有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那么，这种“解决”只是一种假象，要从这里创造出“无差别境界”，是一种空洞的幻想。
第二，“对立同一”和“矛盾解决”是不同的概念。对立同一是矛盾的同一，它包含着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以及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两方面的意义。“矛盾解决”只是指事物经过质变而解决了旧的统一体中的矛盾，并不是说新的统一体中没有矛盾，更不是说没有一切矛盾。把“对立同一”和“矛盾解决”等同起来，认为“对立同一”就是没有矛盾，这是用“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来阉割辩证法。
第三，某一具体矛盾的解决，决不会出现“无差别境界”。事物是作为矛盾着的过程而展开的，每一发展过程都包含着特定的对立统一的成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就已经孕育着组成下一发展过程对立面的那些矛盾的胚芽。旧的矛盾解决了，旧的统一和组成这种统一的对立成分就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这种统一的对立成分，这一事物内部又进行着新的矛盾和斗争，推动着新的过程的发展，当中没有一个无矛盾的空隙。《矛盾论》告诉我们：“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同上，第二九五页）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艺术创造、认识过程，都是一个过程接着一个过程的矛盾发展史，中间没有横亘着一个“无差别境界”。
第四，“相对静止”更不等于“无差别境界”。这里要揭露一个周先生曲解毛主席著作的典型例子。周先生引用《矛盾论》中下面一段话证明“无差别境界”的存在：“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周先生用“……”挖去的当中一句是什么呢？恰恰就是论证相对静止状态有矛盾的：“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同上，第三二○至三二一页）——这正是和“无差别境界”针锋相对的观点！相对静止状态中也包含着矛盾的斗争，不过这种斗争是数量上的比较缓慢的变化，还没有达到性质上的变化。革命者的任务，正是要在数量变化阶段就看出事物质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积累力量，组织力量，积极地一步一步地促进革命的飞跃的到来，而不是消极等待质变的到来。“于无声处听惊雷”，正是要我们善于在似乎平静的境界中看出正在酝酿着的革命飞跃。同样，对于反动事物向革命事物的进攻，对于某种不良倾向的发展，也要求我们在相对静止即数量变化阶段就看出它深刻的危害性，采取措施，而不被什么“无差别境界”所迷惑。怎么能够把这种处于量变阶段的矛盾构成的状态曲解成没有矛盾的“无差别境界”呢？
综上所述，从哲学上看，“无差别境界”纯粹是主观的臆造。它取消了矛盾的普遍性，又割断了各个发展阶段的连续性。当他把这种主观臆造的“境界”运用于分析社会现象、艺术现象、思维现象时，就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
周先生对“无差别境界”的种种运用
用“无差别境界”去分析历史现象，周先生说：“不断的历史实成于一段一段的斗争，换句话说，是断而相续的”。（《史学与美学》）这个“断”，不是由于飞跃而产生的渐进性的中断，而是断于无矛盾的“无差别境界”，他无法解释：既然历史发展已由“断”而进入“无差别境界”，怎么可能同下一阶段的矛盾发展“续”起来呢？从没有矛盾的“境界”中又怎么可能产生有矛盾的“下一阶段”呢？这不是同牛顿一样要借助上帝来做“第一推动力”么？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在解决这“一段”的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就已经孕育着、产生着、发展着将要成为下“一段”的主要矛盾的那些矛盾；这“一段”的主要矛盾解决了，原来就存在的某一个次要矛盾就上升为下“一段”的主要矛盾。每一阶段上革命的阶级和革命的人民，都要为解决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而斗争，并同时准备好过渡到解决下一阶段的矛盾，当中没有一个无斗争、无矛盾的空隙。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着斗争的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作为多种矛盾中的一种矛盾存在着；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就从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就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斗争，不是经过一个“无差别境界”再去“续”上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确曾有一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幻想过“新民主主义万岁”，他们不理解，即使是新民主主义政治，也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却认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和平共居，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可是历史的发展早已击破了这种幻想。
周先生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前进云云，即斗争过程中的矛盾一次一次地获得解决，无差别境界一次一次地获得接近。”
（《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这是违反起码的历史事实的。从无阶级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的各个阶段，从阶级社会的最后阶段，经过革命而在全世界实现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都是社会矛盾性质的改变，而不是矛盾的消失。社会主义社会中，还长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也还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在人们的认识上以及人们的相互关系上反映出来，通过先进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推动社会的发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中没有也永远不会出现无矛盾、无差别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用向“无差别境界”接近的历史观去分析当前现实时，认为解决矛盾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以后只要坐着享福就是了。他说：“我们可以说苦战三年，为的是万代幸福，我们却不必说苦战三年为的是万代苦战；我们可以说前人栽树，为的是后人乘凉，我们却不必说前人栽树为的是后人栽树。”（《评茹行先生的艺术论评》）谁也没有说过“苦战三年为的是万代苦战”，这是一种对革命人民的讥讽。而他这段话的实质是：奋斗只是前一阶段的事，而后一阶段只要享受就是了；栽树只是前一阶段的事，后一阶段只要乘凉就是了。这里的错误在于把奋斗和享受对立起来，抛弃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奋斗和享受的辩证统一，是栽树和乘凉的辩证统一。我们现在享受着先烈们用无数鲜血创造的果实，享受着自己劳动创造的幸福果实，这可以说就是“乘凉”；同时我们也必须用勤奋的劳动和不断的革命保卫和发展这个胜利果实，为后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又是“栽树”。下一代人会享受到我们艰苦奋斗的果实，这是“乘凉”；但他们却同样要为继续完成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又是“栽树”。任何一个时代代表社会先进力量的自觉的革命战士，都是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历史矛盾，把继续栽树当作自己的最大的欢乐，决不因为“前人”栽了树自己就躺在树下不动了。如果这样，这批人就会变成“垮了的一代”，确切一点说，就是成为同广大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没落阶级和阶层的代表者，成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然而就是“垮了的一代”也找不到什么“无差别境界”，他们那种狂妄而绝望的丑态，只不过表明了他们对现实生活已经完全失去信心，无法证明周先生“无差别境界”的存在。
周先生把“栽树”和“乘凉”、“苦战”和“享福”机械地对立起来的观点，会麻痹人们艰苦奋斗的意志，使“后代”人只见“享福”而忘记自己“栽树”的历史任务，把充满着矛盾的社会误当作已经实现了“无差别境界”，这对历史的前进是很不利的。
用“无差别境界”去分析生活，周先生就把所谓“主客观浑然一体”、“没有矛盾的宁静生活”当作生活的最高理想。但是这种“宁静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从来没有过，就是荒岛上的鲁滨逊和礼拜六，他们两人也还是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资产阶级的“主人”同被驱使的“仆人”之间的阶级界限，截然分明。他们的荒岛生活不断遇到主客观的矛盾，永远也达不到“主客观浑然一体”。
是的，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曾经否认过他把这种“无差别境界”看作永恒不变的境界，并且一再为此而辩护，可是周先生却仍然羡慕和追求这种“无差别境界”，认为这种境界会在某一时期“一度”出现，并且把艺术当成达到这种境界的手段。这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种口头上否认而实际上又追求“无差别境界”的矛盾，正反映了客观事实和周先生主观幻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这是一切唯心主义者无法解决的矛盾。
追求这种“没有客观的任何变动”的“宁静生活”，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中国古代有一些文人想到山林田园里去做隐士，或者“看破红尘”去做和尚，也就是想追求“自自在在，无挂无碍”的生活。然而他们毕竟无法离开社会，不管是否愿意，他们还是要以阶级的一分子参加社会生活，同社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高呼“归去来兮”，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还是要不时发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感叹，甚至发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愤火。可见陶渊明事实上并没有达到“无差别境界”的宁静生活。
“与外人隔绝”而“怡然自乐”的桃花源，倒有一点象周先生“没有任何变动”的“无差别境界”，可惜这只是纸上的幻想而已，后来善写山水的王维也只好慨叹“春来偏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了。古往今来，毕竟从没有一个人能过着“没有任何变动”的宁静生活，即使“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神话，也还是表明了“洞中”也有变化，也有矛盾和发展，并不是绝对静止。那些追求“没有客观的任何变动”的无矛盾生活的人，到头来总是走向反面——精神上充满不可解脱的矛盾，于是就从追求“无差别境界”而走向精神上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写出无数伤感绝望的诗句。——这样的人物有多少啊！他们对“宁静生活”的幻想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代西方没落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也很羡慕无差别的“宁静生活”。他们在艺术作品中就大肆渲染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无差别”地“共处”的“宁静生活”，要工人跟老板亲密合作，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平相处，红军女战士同反革命军官到“宁静”的荒岛上大谈恋爱……但这种“无差别境界”是彻头彻尾的伪造。他们正是要以这种“无差别境界”的虚伪宣传来达到永远保存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种阶级“差别”的目的。
总之，人类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无差别境界”的那种绝对宁静的生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决不应沉溺于所谓“宁静生活”的幻想，而要清醒地正视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积极地去推动矛盾的解决，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去得到主观上的满足，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去获得“心情舒畅”，得到幸福和欢乐。马克思所说的幸福就是斗争的深刻意义正在这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就是无产阶级战士革命生活的最生动的战斗口号。
用“无差别境界”去分析艺术创造，周先生就把艺术作品说成是缓和矛盾、取消斗争、供人玩乐的消闲品，他生造出这样一条“祖国的美学原理”：
“祖国美学原理有最突出的一条，曰由礼到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由劳到逸，由紧张到轻松，由纪律严明到心情舒畅，由矛盾对立到矛盾统一，由对立斗争到问题解决，由差别境界到绝对境界，由科学境界到艺术境界。这条原理可以贯通于一切艺术品的创造过程而得到体现。”（《礼乐新解》）
周先生这段话从两个方面歪曲了艺术创造中的辩证法。
第一，就艺术作品的作用来说，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任何阶级都是把艺术作品的政治、思想作用放在第一位的。政治、思想的作用，是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政治、思想矛盾，为了提倡、宣扬本阶级的思想感情而反对敌对阶级的思想感情。艺术当然也有娱乐、休息作用，但在绝大部分作品中，这种娱乐作用是为了使思想教育作用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把为解决矛盾而创作的艺术作品说成是矛盾已经“解决”，恰好是头脚颠倒了！
封建阶级提倡“乐”的作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是为巩固封建秩序、宣扬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麻痹和削弱人民反抗精神服务的，完全不是单纯为了“逸”和“轻松”。这一点在古代音乐理论中有大量叙述。正因为这样，历代封建阶级，特别是经过改朝换代刚上台的封建统治者，才把“正乐”放到那么重要的地位。我们今天重视音乐，则是因为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个伟大斗争中，音乐可以在鼓舞斗争、激发人民的革命感情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样不是为了单纯的“轻松”。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没落时期，确曾产生不少富于麻醉性的音乐，以软绵绵的靡靡之音麻醉自己并麻醉人民，远离现实矛盾。但它是剥削阶级恐惧、逃避现实斗争的反映，是没落阶级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精神空虚的表现，是面对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又无法解决矛盾的结果，根本不是“问题解决的结果”或什么“绝对境界”。周先生的这条“美学原理”在历史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就艺术创作过程而言，作家的思维活动也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矛盾运动过程，不是什么“由差别境界到绝对境界，由科学境界到艺术境界”的过程。没有思维的矛盾运动，就没有概括、集中、典型化、理想化，就不会有任何艺术品出现。从感受和分析现实生活的大量素材中产生主题思想，是思维矛盾运动的一个飞跃；环绕主题思想而又重新把大量素材去芜存菁、去伪存真，通过典型化而完成艺术作品，是思维矛盾运动又一个飞跃。到了这里，矛盾并没有消失，因为到底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还要回到群众的社会实践中进行一番检验，那时还要根据群众的反映，发现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同群众需要的矛盾，或修改、或补充、或接受教训而运用于解决下一步创作过程中的矛盾。认为一到艺术作品创作“实现”或“贯彻”，主客观就没有任何矛盾，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任何一部作品都会在群众中引起各种反应，一个革命的艺术家，应当十分重视工农兵群众的反应，加以思考、总结，使自己的创作得到不断提高。
周谷城先生把“无差别境界”“绝对境界”的理论用于分析创作过程，早在一九五七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表现出来了。下面这段表述同最近几篇文章是一脉相通的：“创作过程应该是由主观到客观的‘斗争’，不应该是主观与客观的‘平行’。创作开始之先作者有强烈的主观要求，创作进行之时，主观与客观有尖锐的冲突对抗，创作成功之后，主观应已被表现为客观了。主观被表现为客观之时，作品完全出现之时，作者应已斗争胜利，完全由矛盾中解放出来；如有所谓绝对境界，作者此时应已一度进入绝对境界；如有所谓绝对自由，作者此时应已一度获得绝对自由。”（《美的存在与进化》）
在周先生看来，创作过程不是客观的人类社会生活经过思维的矛盾运动而反映到艺术家头脑中来的过程，而是经过主观同客观的猛烈“斗争”使主观表现为客观的过程。这是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论。我们并不否定表现，艺术总是要表现思想感情的，但割去客观生活反映到主观上来这个过程，以主观为“创作过程”的起点，把艺术创作的过程说成就是主观表现为客观，那就抹杀了生活是艺术生活的唯一源泉，否定了深入生活、熟悉工农兵和认识、研究客观世界的必要性，也完全否定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提倡创作过程就是“主观与客观有尖锐的冲突对抗”，就是主观意志征服客观，在实践上就会成为自我表现，成为用狂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世界去歪曲客观现实，用狂妄的“自我扩张”去歪曲革命人民的斗争和他们英雄的精神面貌，产生出同客观现实尖锐矛盾的作品。
对于这种理论及其创作实践，我们并不生疏，在一九五五年间曾给予彻底的批判，使许多人清醒过来。实践证明，只有从生活的革命实践和科学认识出发，从作家与工农兵的思想感情相结合出发，才能够区别自己哪些“主观”是能够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及其思想感情的，哪些“主观”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会歪曲工农兵生活及其思想感情的，才能够创造出反映今天伟大时代的作品。
自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这种自我扩张的作品既然同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相抵触，何来“自由”可言？更何来“绝对自由”可言？历史上那些在“主观同客观斗争”“主观拥抱客观”的理论指导下写出来的阴暗作品，由于同革命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和揭露，不是就证明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坚持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主观表现为客观，就不可能有科学意义上的自由吗？
周先生“主客观浑然一体”、自我精神同对象“完全融为一体”的“绝对境界”，并不是他的新创造。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早已唱烂了。叔本华就提出了审美是“主体与客体同一”，是主体与对象合而为一而进入“无我之境”，客观与主观完全融化在一起，分不清“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哲学中，也把主观“插入”客观同客观的“交融”当作精神活动的最高境界或“绝对状态”。
柏格森认为：科学的方法只能“迂回于对象的外围”“停留在相对领域”，只有反理性的直觉才能“达到绝对的领域”“进入对象的内部”。这种“绝对的领域”就是“把一种内在的东西，即所谓精神状态，归属于运动着的物体，同时，我还暗示我与这种状态相交融，通过想象的努力而使自己插入它们之内。”（《形而上学导言》，第一页）这同周先生的“从科学境界到艺术境界”“由差别境界到绝对境界”不是很相象么？周先生不是也把纯感觉的“绝对境界”当作最高的境界，认为理性（“科学境界”）是认识活动的低级阶段么？区别不过是：柏格森并不掩盖自己主观“插入”客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直觉论，而周先生却不肯直截了当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还要把自己观点冒充成是“毛主席告示我们”的。
我不能说：周先生就是柏格森主义者。但是，周先生的哲学思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同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却是事实。这个事实唤起我们注意：在我国学术界进一步批判和揭露西方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反动思潮是十分必要的。
结束语
综观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的全部内容，就是调和矛盾和取消矛盾，在事物处于显著变动状态的时候，周先生用“汇合”论把多种矛盾和矛盾的两个方面并列起来，调和起来，使矛盾的双方永远不发生一方战胜另一方的变化，否认事物质变阶段的转化和飞跃，否认新生事物战胜腐朽事物是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在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周先生用“无差别境界”论取消矛盾，否认事物的量变阶段的矛盾和斗争，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把“相对静止”曲解成一切矛盾消失，企图使事物的发展绝对停止下来。虽然他口头上也赞成“对立统一”，实际上阉割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革命内容，曲解了《矛盾论》。当他用这种哲学观点去分析历史、生活、文艺现象时，就得出一系列同事物发展规律相违反、同革命阶级和革命艺术的战斗任务相抵触的错误结论。
周先生不是要求“分析事实”么？可是实际上他从来也不肯认真地用科学态度分析一下事实。周先生指责我是“抽象概括”，在他看来，“事实”是与“抽象概括”完全对立的东西。他所讲的“分析事实”，绝不是从分析事实的总和中抽出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的结论，而是任意割取一些“从劳到逸”“从紧张到轻松”“婴儿睡觉”“小孩拍球”……之类的所谓“事实”，来凑合自己“无差别境界”的臆造。对这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只要引用列宁一段话来回答就够了：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二三卷，第二七九页）
周先生认为，别人的文章是“从头到尾都有问题”，而他自己的文章则是“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然而，真理终究不是靠强词夺理就能证明的，一切学术上的争辩，都将受到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而最后分出真与伪。我诚恳地向周先生进一言：希望你能够更多地了解今天革命运动、文艺创作、历史发展的实际，想一想自己这套矛盾观究竟反映了什么阶级和阶层的世界观，这样，也许可以从自以为“从头到尾”都绝对正确的文字中，看出值得批判又必须批判的内容来吧。
（原载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