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剧评
杜鹃山上英雄歌
——简评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杜鹃山》
张胤德
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杜鹃山》是根据同名话剧（王树元著）改编的，它描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革命队伍“红军铁血队”在队长乌豆领导下，虽然经过三起三落浴血奋战，艰苦斗争，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当这支队伍“外”面临着强大阶级敌人残酷的围攻，“内”存在着思想复杂、成份不纯、组织纪律松散，而且新遭挫败未经恢复的情况下找到了党的领导。通过党代表贺湘不懈的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这支农民队伍，使“红军铁血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自发的革命农民转化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于是，革命的烈火，又熊熊燃烧起来。
京剧演出本比起话剧来在下列几个地方做了较大的修改：
一、增添了乌豆入党的情节。这是对乌豆的成长做了进一步深化的描写。乌豆是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先进人物，从他的阶级出身和起义以来屡次失败的沉痛教训，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他渴望着党来领导，盼望着光明。这样的人一旦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会很快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尤其在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里，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人民，比平时更快的认识真理，是很自然的事情。“疾风知劲草”，党也一定会注意到乌豆的要求和变化的，乌豆在战斗中成长，是合乎情理的。由于这个变化，也引起了全剧人物之间的矛盾的改变。首先是乌豆与贺湘之间的关系，如果贺湘当了“红军铁血队”的党代表之后，戏剧冲突的重点放在贺湘与乌豆之间，乌豆与贺湘处处不一致，势必有损乌豆形象的完整。改编后的《杜鹃山》，强调了乌豆的立场坚定、斗争顽强积极的一面，而与贺湘的争执，是觉悟问题，认识问题，也是教育改造问题。这样，乌豆的转变不仅是可信的，也是必然的。相对来讲，贺湘所团结改造的对象不是和她闹个人意气，而是原则上争论，贺湘作为党的代表就站得更高，形象也更加完整。同时，这样修改，也更有利于处理好乌豆与温七九子的关系。温七九子是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贪生怕死，争权夺利，最后叛变革命，受到了应有的制裁。这样的人物，虽然巧言令色，诡计多端，可是狐狸多么狡猾也难藏尾巴。在话剧本里，当乌豆已经在贺湘的帮助下提高了政治觉悟，分清了是非，还依然听信温七九子的挑拨，不听从贺湘的劝导，就很难令人相信了。尤其是最后温七九子的影响大于贺湘的力量，使乌豆率众下山，中了敌人诱兵之计，造成惨重损失，就更不合理。现在改为乌豆入党之后，对温七九子的挑拨，不是相信，而是给予怒斥。下山被围，只是因为杜鹃妈妈被虏在先，三官渡老人报信在后，敌人横行近在咫尺，熊熊烈焰已至燃眉，乌豆一时气忿，独自下山，深入敌穴，找敌硬拼。从乌豆的性格发展来看，前后贯穿，此起彼应，顺畅自然。和温七九子的关系，从偏信偏听到明辨是非，也衬托了乌豆的思想感情上的变化。
二、一些细节处理也做了改变：（甲）贺湘在狱中被敌人的毒蛇咬伤，“刑场”上被救以后，毒性发作，危在旦夕。乌豆用口吮毒，救了贺湘，但自己却中毒不起。这个情节，虽然从侧面描写了贺湘的坚贞，直接表现了乌豆与革命的关系，但有两个破绽：一是毒蛇咬伤，是否用口吮毒就能痊愈，二是蛇毒入口经舌必死，乌豆用口吮吸，而能不死，使人置疑。同时，从舞台形象上也难处理。现在改编本的乌豆为救贺湘身受枪伤，既保存了原著想要交代的问题，也弥补了破绽。（乙）石匠李在原著中是
“红军铁血队”中的先进人物。一开始他就坚持去湖南找党，贺湘上山以后，他首先入党。他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人物性格虽然鲜明，但缺乏渊源，显得突兀。改编本补入了石匠李原为在革命低潮中和党断了联系的党员，笔墨虽省，却补得巧妙，和原著脉络连贯，无后加的痕迹。（丙）杜小山由牺牲改为负伤，也改得好。所以好，是因为符合观众愿望。小山一家，祖父抗粮被害，父亲杜山壮烈牺牲，祖母杜鹃妈妈惨遭敌人毒刑。尚未成年的小山壮志未竟，又遭杀害。类似事件，在革命斗争中虽有可能发生，但对观众说来，是希望小山活着，能继父志，完成革命的历程。同时小山的牺牲，事由乌豆所起，其错误就成为难以宽恕的了。改为负伤，不但无损戏剧情节，也使乌豆形象不受损害。戏演终场，观众欢呼乌豆成长，“红军铁血队”壮大，痛快地看到阶级敌人被歼，也不为小山牺牲而惋惜。（丁）增加了贺湘和队员们讨论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场面，戏虽不多，但描绘出贺湘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上的群众路线。
改编本发挥了原著精彩之处，丰富了原著的不足，使戏的思想主题更加鲜明有力，人物性格更为明朗。
裘盛戎扮演的乌豆，赵燕侠扮演的贺湘，马连良扮演的郑老万，万一英扮演的杜鹃妈妈和谭元寿扮演的石匠李，都较好地掌握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发挥了京剧形式的特长，不同程度地创造了这几个各有性格特色的英雄人物形象。马长礼扮演的温七九子，钮荣亮扮演的毒蛇胆等反面人物，也通过鲜明的动作揭示了人物的丑恶面貌和反动本质。另外值得提出的是马富禄扮演的老地保，虽然舞台活动不多，却演得饶有风趣，出色当行。
裘盛戎同志扮演的乌豆，我觉得在表现人物热情奔放、豪迈不羁的性格中，成功地演出了乌豆从自发的革命农民转化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他不只是单纯地刻划乌豆的粗犷、耿直，而且从多方面揭示人物的感情，刻划了乌豆这个人物所以能够有三起的勇气，抗得住三落的挫折，是由于他憎是憎得彻底，爱是爱得真诚的阶级感情的实质。形体动作发挥了京剧净行里的幅度大、节奏强、鲜明有力的特色。唱腔则发展了裘派原有唱法中细腻味浓的独特风格。同时按照人物的需要加上了澎湃的气势，使得人物有着饱满生动的风貌，和昂扬浓烈的斗争精神。戏一开始就从几个侧面逐渐勾勒出乌豆的全貌。他的上场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在金鼓喧闹、枪声大作的气氛里人物登场，前有高山阻路，后有强敌压来，乌豆燃烧着阶级仇恨，他愤怒地挣断枷锁。他没有瞻前顾后，徘徊寻路，而是勇往直前，越涧翻山，闯出新的出路。高山强敌，根本不放在他的心里。当他重见“红军铁血队”兄弟们时，没有问寒送暖，更不叙述狱中折磨，脱险困难，而是呵呵大笑。他豪迈地道出：“留下星星火，能烧万重山，咱们平地起孤丁，再干！一定要把这个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草莽英雄气概，溢于言表。但他在杜鹃妈妈面前却宛如孺子，和杜小山一起却又天真地嬉戏。而这种从多方面挖掘人物感情的手法，也在唱法中得到了发挥。我觉得裘盛戎同志在表现乌豆时所安排的唱，有这样几个特色：（一）和乌豆的人物性格结合得紧，高腔、长腔、巧腔都有的放矢。（二）表现了人物感情变化，前后照应，脉络连贯，层次分明，象刚才所举的例子就是如此。（三）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如后面表现乌豆被阶级仇恨的火焰燃烧着，急于下山和毒蛇胆硬拼，对贺湘唱出“我父母双双被贼斩，妻子烧死在山前”，就吸收了传统戏《锁五龙》的“血成海”一句的行腔。总之，裘盛戎扮演的乌豆的唱，既准确地刻划了人物，又是京剧，听起来完整统一，给人印象深刻。
赵燕侠同志扮演的贺湘，也同样具有上述的演唱特色。不同的是，她是根据贺湘这个人物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女共产党员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精神气质，这就和乌豆的火暴、热情，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贺湘的登场处于矛盾顶点。在“法场”上披刑带镣，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最严重的考验。赵燕侠处理这场戏不是仅仅表现贺湘的至死不屈、对于死亡威胁坦然以赴的气概，更重要的是她突出了“和敌人斗争到底”顽强战斗的精神。人物出场虽表现了饱经敌人折磨，伤痕遍体，沉重的脚镣使她步履迟缓。但通过昂首、挺胸、大步，及对敌人藐视的精神，树立了正气凛然的共产党员形象。出场的四句念，也处理得沉着有力。
“踏遍湘江又赣江，何惧当路有豺狼，随身播下星星火，革命光辉万丈长。”
这四句念，不但加重了人物的感情分量，而且发挥了京剧特色，使观众对人物“第一次印象”有明朗感。下面紧接着的对白、唱和表演，燕侠同志都紧紧掌握住了贺湘的“和敌人斗争到底”的精神基调，塑造了她的英雄形象，给人以很深刻的感受。
燕侠同志处理贺湘对内关系上，则是紧紧抓住“红军铁血队”这个具体对象，采取了有斗争有团结的正确的工作方法，虽然语气上表现了亲切关怀每一个阶级弟兄，但原则问题是寸步不让。在《闹酒》这场戏中表现得分外鲜明。戏的开始，“红军铁血队”的战士为贺湘能跟他们一起端起酒杯来“干杯”深受感动。“贺代表，你看得起我们？你肯和我们这些大老粗一块喝酒？”贺湘则用极为坦率的语气说：“老同志！工农革命就靠咱们这些大老粗！整个世界都是咱这些大老粗创造的！没有咱们这些大老粗，全世界的人都得冻死、饿死！”这段念，语气上较难掌握，因为谈的是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态度、神情上过分持重，就和战士产生了距离。燕侠同志这段念，方法上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加丝毫矜持，没有半分含蓄，神气上是异常亲切，使人觉得虽然刚刚上山，已经开始在群众中扎根了。
马连良同志在《杜鹃山》中扮演的郑老万，念、唱不多，场次较少，而能把人物演得使人印象深刻，是很难能可贵的。马连良同志在表现郑老万这个人物时，在念白上有创造。有人说郑老万的念是有韵味的京白，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听马连良同志在现代戏中的念白，不但不感到别扭，而且觉得有韵味，舒畅自如，和谐一致，与人物结合得相当完整。“唱”虽不多，却唱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也发挥了演员演唱上的独特风格，使整出戏增添了不少精彩之笔。
参加这个戏演出的演员，都有各人的艺术风格。但由于对体现主题认识相同，创作上笔墨精细，不同的艺术风格在全剧中相辅相成，构成描绘精确、个性明朗的艺术品。
但，这绝不是说这出戏已经没有加工的余地了。在剧本上象杜鹃妈妈上山报信的情节，大可删去，杜鹃妈妈下山作为耳目也不大必要。这样，杜鹃妈妈被毒蛇胆抓去，贺湘似乎应负些责任，这会有损贺湘、乌豆的正面人物形象。再如：几个主要人物在表演上，对人物的内心体验还不够深刻，这是和演员缺乏生活体验分不开的。另外，有些武打也给人以陈旧、杂乱拖沓的感觉。（附图片）
“红军铁血队”在贺湘和乌豆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和温七九子的叛变阴谋，高举红旗奋勇前进 刘玉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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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京剧舞台上的《红色娘子军》
王照慈
京剧《红色娘子军》抓住了同名电影的主要情节，根据京剧艺术的特点，重新作了处理，而成为一出比较紧凑完整的舞台剧。使观众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鼓舞，并从京剧的形式中得到艺术欣赏。
京剧突出了琼花和洪常青这两个主要人物，使戏集中了。并且通过一段一段的歌唱来抒发人物的感情，加强艺术感染力。
戏一开始，只见布有椰树和山影的带着凄暗气氛的舞台上，跑出了琼花，从她面带仇恨和恐怖的神色中，一下子就使观众意识到这是一个被迫害而逃走的女奴。
坚强不屈的琼花被捉回去，投到水牢，又逃出来。这时她的形象更鲜明了。这个鲜明的形象引起观众感情的激动。
洪常青救出她来，带她上路之后，她先还带着被迫害者的仇恨心，及至洪常青告诉她，她自由了，先还不敢相信，最后明白真自由了，才带着惊异与喜悦交织的心情跑了下去。杨秋玲这段戏表演得很好，她把一个女奴的复杂感情比较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琼花与红莲相见的一场戏，是很动人的。导演对这场戏的处理手法也很新颖。先是绿色纱幕之内映出山村农家的内景，和这家女主人红莲凄苦的形影。这就把红莲与琼花有着被迫害者的共同命运，和共同走上斗争的道路预示了出来，不等琼花上场，就使人十分关心她们的相遇。
琼花上场在竹门楼底下躲雨，红莲出来邀她进屋，并给她吃东西喝茶。两人的感情开始接近了。当她知道床上放着的一个木头人，就是红莲的丈夫，她明白了红莲和自己是同样的不幸者。红莲这时用反二黄三眼，唱着告诉琼花，她从十岁起便与木头人同床共枕，如今已经十年。这段唱实际上是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做了有力的控诉，强烈地引起人们对旧社会的痛恨。
授旗一场，一队娘子军跑步疾上，她们穿着整齐的灰布军装，手里提枪，背上插着大刀，军服上的红色领章和大刀柄上飘着的红绸，十分耀眼。她们的英武雄姿和革命气概，顿时使观众的感觉一新，观众从压抑和气愤的感情中解放出来，看到了一种振奋人心的情景。首长向她们授旗时，更使人感到舞台的气氛分外庄严。
琼花因为枪打南霸天违犯了革命纪律而被禁闭的一场，她从不服气到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而承认错误，也是动人的。人们看到这个坚强的女孩子在成长中进了一步。她不再是只为了个人的仇恨而革命，而开始有了阶级觉悟。
当在火线上党代表洪常青通知她被批准入党时，她十分激动，她以小生腔西皮二六唱出“野姑娘竟成为先锋队”，这时，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逐渐树立起来了。
当琼花受命带着她的一排女战士撤退之后，得不到党代表的消息，她们焦急起来。战士们主张返回去救出党代表，琼花却记得党代表对她的嘱托，她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劝阻同志们不能盲动，这时的琼花更成熟了。当师部来了命令，委琼花代替党代表时，她毅然担起了重任，带领着一排女战士去攻打南霸天的椰林寨。这场戏由琼花唱唢呐二黄倒板率一排女战士急上，接唱唢呐回龙转原板的一段唱词，贯穿着全场，造成了昂扬雄壮的气氛。
杨秋玲真实地表现了琼花的成长，成功地塑造了这个革命女战士的英雄形象，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洪常青的戏也占了相当重的分量，他是贯穿全剧起作用的中心人物，从他身上体现了党的力量。他与南霸天两次周旋，从容不迫，英爽机智，制服了这个奸诈毒辣的老恶霸和比他的主人更加阴险的大管家。在革命的武装队伍里，他的英勇、坚定和果断，以及爱护同志和把艰巨危险的任务留给自己的精神，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党性。就义一场，他昂然不屈；当南霸天逼他写自首书时，他便提笔直书五言诗一首，正告敌人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他这种革命英雄气概，表现了凛然的正气，使观众受到很大的感染。萧润增所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也很鲜明。
扮演红莲的张曼玲唱工做工都好，可惜这个人物后来的戏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李加林也有力地刻划了南霸天这个恶霸的奸诈、阴险、毒辣，创造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反面形象。
这出戏的音乐唱腔设计很有成就。音乐上还把电影里主题歌的曲调融化为京剧音乐。布景设计也出色，它既简明美观又显示了每一场的特定环境，并且都带有海南亚热带的特色。（附图片）
洪常青从火坑里救出了琼花，指引她到红石乡参加娘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