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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领导工作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
关于听汇报和参加实践、调查研究在取得正确认识中的作用问题讨论小结
《解放军报》编者
《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讨论，一开始就比较集中地探讨了领导干部对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从哪里
来的问题，也就是怎样看待在上面听汇报和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在取得正确认识中的作用问题。许多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经过讨论，我们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一步。现在，我们来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作为这一段讨论的小结。
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毛主席作了明确的回答：“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实践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要正确地制订方针、计划，要指导工作、处理问题，必须先有对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这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回答同样是：从实践中来。领导者直接参加某种实践，获得对某种事物的直接经验，或者亲自下去调查研究，从实践着的群众那里取得属于真知灼见的间接经验，这些都是指导工作、处理问题的根本依据。
为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要一再强调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作调查研究，去蹲点、种试验田、参加劳动、当兵等等，并且把它提到党性的高度呢？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直接接触生动的实践，直接接触从事各种实践的广大群众，从而能获得亲知和丰富的第一手的资料。这个亲知和第一手资料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是客观事物的直接的反映，是具体的、最能反映事物本来面目的，不是抽象的、主观臆测的；是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不是空洞的、干枯贫乏的；是比较丰富的、有来龙去脉的，不是片断的、支离破碎的。在这个基础上引出的问题、结论，当然就比较切实、比较可靠了。至于在上面机关里得到的书面的或者口头的汇报材料，虽然本来也是具体的、生动的实践的反映，但是，它往往经过了许多人的整理、概括，经过层层转达，因而就难免不受到种种干扰而不能完全保持它原有的面貌。
一般说来，听汇报（或者看汇报材料）只能对情况作一般的了解，下去调查研究，才能深入事物内部，摸清事物的规律。当然，一个领导者要作面的一般的指导，因而也要对情况作面的一般的了解。但是，只有细致地解剖一两个麻雀，才能弄清其它麻雀的构造；只有突破一点，吸取经验，才能推动全盘；只有深刻地认识了个别，才能进而去认识一般。而要做到这一些，除了深入下去，亲自蹲点，调查研究，是没有别的方法的。“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主席在这里说得十分肯定，丝毫没有含糊之处。我们反对一般化，并不是不要一般的指导，而是不要那种既提不出具体意见、又拿不出具体办法，因而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一般指导。中央军委、林总一再强调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落实。要做到落实，就要对实际情况有真正的了解，对各项工作有具体的措施。实践证明，领导干部是否深入实际，是否重视调查研究，是决定工作落实或落空的一个根本问题。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人的认识能力，也是在实践中提高、发展的。成天坐在机关，满足于听汇报、看文件，脱离了群众，离开了生气勃勃、丰富生动的实践活动，不仅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而且思想也会慢慢地僵化起来，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敏感，那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完全否定了听汇报的必要呢？当然不是。领导者决不可能事事去取得直接经验，也不能事无大小，都亲自去调查研究。在日常生活中，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的同志还是必须采取听汇报、看报告、搞统计等等方式来了解情况。所以，强调了亲自实践和调查研究就完全否定了听汇报等等的必要，也是不对的。这里，问题在于听什么样的汇报和怎样听汇报。
我们还是立足于正确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这个观点上。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把兴趣放在那种真正从实践中总括出来的情况和经验的汇报，而拒绝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无物的汇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把兴趣放在听那些亲身参加实践的、有真知灼见的人的汇报，而拒绝那种脱离实际的、在机关里编制情况的人的汇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有更大的兴趣到下面去听汇报，而尽可能少在上面听汇报。当然，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他们也有他们的实践经验，他们真正来自实践的情况和经验的汇报，也是要听的。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直接经验是认识的基础。你要接受汇报材料，并辨明它的真伪，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也必须依靠直接经验。你没有尝过甜味，别人告诉你梨子的滋味是甜的，你就不可能懂得他说的是怎么回事，更谈不上去判断他说得对不对了。而且，即使汇报的观点和感性材料都是完全正确的，即使你凭过去的经验也能够理解它、接受它，也还要看到，汇报者毕竟不可能把他全部丰富的感觉经验都给你表达出来。因此，百闻总是不如一见，百见总是不如一干。不管汇报材料如何好，在没有亲自接触那个事物之前，从听汇报中取得的认识，总是比较肤浅的，总是不具体的，而且常常产生许多错觉。只有深入到一点，不但亲自去看，而且亲自动手去做一做，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接触到事物的大量生动的现象，从而才能正确而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样，回过来，再听面上的汇报，情形就大不相同。这时，从听汇报中取得的认识，就比较深刻和接近实际了。古语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很有道理的。
有人说，理论政策水平较高、分析问题能力较强的干部，可以不去或少去亲自实践和调查研究，他们坐在机关听汇报、看材料，同样也能够深刻地分析问题，实行正确的领导。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诚然，科学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广大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掌握了它们，就是掌握了锐利的认识武器，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但是，手里有好武器不等于你已经消灭了敌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并不能代替对实际事物的分析所作出的结论。要对当前的具体情况和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还必须作具体的分析。不亲自接触实际，对具体问题感受不深，锐利的武器也未必能真正用到点上。我们常说的理论政策水平，并不是指背诵条文的本领，而是指掌握精神实质、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长期脱离实际、不参加各种斗争的实践，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理论的原则和掌握党的政策的精神实质。
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天天生活于群众之中，对本单位的情况很熟悉，是否还要注意调查研究工作？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当然要比机关工作人员更熟悉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但是却不能说，一个基层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本单位各种工作、各种人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能亲知亲见，一清二楚；就是亲知亲见，也还必须区分是现象还是本质，还要深入了解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在这一点上，许多基层干部谈了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某些连队，把不该表扬的人表扬了，把不该批评的人批评了，它的主要原因，常常就是因为没有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处于任何一个岗位上的人都是适用的。任何人只要是对自己着手要处理的那个问题的各方面情况和性质，还不十分清楚，就应该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实现认识和实践相一致、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任何稍为复杂一点的事物，离开了周密的调查研究都是不可能正确认识的。
有的同志由于过去对某一工作有过一定的直接经验，因而今天虽然没有下部队，仍然能够从听汇报中取得一定程度的正确的认识。这样，他们就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象他这样的人，下去不下去是无关紧要的；不下去取得直接经验，一样可以从间接经验中取得正确认识。这种错觉必须纠正。由于事物有着共同的规律性，过去的直接经验，对于今天从听汇报中取得间接的经验，固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客观事物和人们的实践，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单凭过去的一点直接经验，来理解今天的事物，是难免发生错误的。长期不下去接触实际，靠过去的一点经验，加上别人的汇报材料，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主观臆断，就是跟着下级汇报的情况跑，就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所以，一定要把亲自下去参加实践和调查研究同听汇报结合起来，把直接经验同间接经验结合起来，并且以前者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才能避免工作的一般化，才能不犯官僚主义。
亲自参加实践，如蹲点、种试验田、当兵、代职，以及亲自到基层单位去作调查研究，这比起坐在机关召集下面同志来汇报，是要麻烦得多、艰苦得多的。只要思想上稍一懒惰，就很容易发生“出不去”的现象，或者虽然出去了，仍然坐在下级机关听汇报，而不能真正深入基层。因此，领导同志和机关工作干部有必要经常提醒自己，给自己敲警钟，克服长期机关工作养成的惰性，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风，提倡革命精神，提倡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转载自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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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解放军报》讨论“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
《解放军报》从三月下旬起，结合实际工作开展了“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讨论。讨论的目的，是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观点，来回答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从而推动广大干部更好地学习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更加切实和更有成效地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狠抓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的落实，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群众化，成为广大官兵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锐利武器。
讨论从发起到目前为止，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在实际工作中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
讨论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听汇报的问题上。着重研究了听汇报与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和参加实践，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在领导者正确认识和指导工作中的作用。
有一些同志认为，不亲自下去参加实践和调查研究，只听汇报，也可以取得对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从而正确地指导工作。理由是：汇报材料，是从群众的实践中来的，从听汇报中取得正确认识，符合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也不能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不相信来自群众的间接经验，事实上人们的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间接经验的东西，只要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接受它，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对于不正确或不甚正确的汇报材料，领导者只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也是可以从中得出正确认识的。
大多数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是不全面的，他们的观点是：
一、人不能事事亲自实践，作为正确认识来源的实践，主要是群众的实践。听取来自群众的汇报，确实是领导者了解情况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实际工作中正是这样做并且行之有效的，因而领导者必须重视来自下面的汇报。
二、但是，接受间接经验的东西，必须有一定的直接经验为基础。汇报材料是认识之“流”，而非认识之“源”。没有一定的直接经验，即使是很好的汇报，也难以深刻理解它。何况人们反映情况的客观性，是受着他主观上的立场、观点、方法、作风、认识水平等种种条件的影响，而有所不同的。因此，汇报材料有全面的、正确的，也有片面的、不正确的。没有一定的直接经验做基础，往往很难辨别它的真伪。而根据片面的、错误的汇报材料做出的结论，是难免发生错误的。
三、有时领导者对于某一项具体工作或具体事物并没有亲自接触过，只从汇报材料的分析中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确地指导工作和处理问题，这看起来似乎和直接经验无关。其实，还是同他过去在别的方面具有一定的直接经验分不开的。因为事物是互相联系，并且有着共同的规律的。因此，这一方面的直接经验也可以成为接受另一方面的间接经验的基础。但是，不同的直接经验，在接受间接经验过程中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你的直接经验愈是接近于汇报所反映的事物，你对汇报就愈是易于接受和比较深刻地理解。当然，这里还必须依靠一定的理论政策水平，但这种理论政策水平也是离不开自身的直接经验这个基础的。
四、基础越牢，知识的大厦才能砌得越高，有关的直接经验越丰富，越有利于接受间接经验的东西；而在一定的直接经验的基础上，间接经验的东西越丰富，也会越有利于取得正确的认识，做好工作。因此，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必须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把经常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和参加实践作为领导工作的基础。凡重大问题，都应经过亲自调查甚至反复调查，然后作出决定。如果总是只凭听汇报指导工作和处理问题，就难免要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在讨论听汇报的问题的同时，也研究了调查研究的问题。许多文章结合实际工作中的情况，阐述了好办法、好“点子”只能从实践中来、从调查研究中来的道理，指出万万不可迷信“好脑瓜”，凭感想办事。并且初步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进行了调查研究，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一些文章通过具体的事例说明，这绝不是调查研究不灵，而是调查研究中存在着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大家就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下面几点看法：
一、只有感觉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才能作出正确的论断来。要取得真知灼见，解决问题，就必须深入地、反复地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十分丰富的真实情况，不可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抓住一星半点的材料就下结论。为了掌握丰富正确的材料，要重视多数人的意见，也要注意倾听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因为真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在多数人方面。
二、调查研究必须吃透“上头”，以党的政策方针指示的精神为指导，但又切忌先有自己主观的结论，带着框框去找材料，把认识的过程颠倒过来。
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调查材料进行加工制作，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个加工制作并不是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而要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和实践的过程中进行。
目前，讨论的焦点已经转到科学的理论即普遍真理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具体事物的作用问题，也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抓上头和下头的关系问题。
这个讨论由于密切地联系了部队的实际工作，因而引起了广大官兵很大的兴趣。很多读者都结合自己工作中的问题，积极地参加这个讨论。 （邵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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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
林京耀
毛泽东同志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是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的一段。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上说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以及根据这种认识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是怎样得来的。这篇文章是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丰富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结。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明确地指明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运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认识论。这篇文章是《实践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新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本文是我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的体会。
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两个根本缺陷：一个是它不了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来的；一个是它不懂得认识的辩证法，特别是不懂得认识对改造世界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对于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这种根本缺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这样指出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旧唯物主义者虽然承认人的认识、思想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但由于他们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割裂开来，也就必然把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看作是消极的、死板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本缺陷，把实践纳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
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②就是说，人们必须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改变自然和社会。在今天来说，要彻底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依靠我国六亿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总之，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没有人去做是不能实现的。但是，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人们在做或行动之前，总要先有个想法，并制定出方针、计划、办法，然后才能把事情做好。
人们的思想、理论，以及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计划、办法，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所谓思想正确，就是人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反之就是错误。思想、理论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就在于能指导行动。毛泽东同志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文）为了正确地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就必须正确地认识世界。为了更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要有一条正确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用来武装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在日常的实际工作中，例如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斗争中，也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必须有正确的计划、办法，然后才能得到成功。
山西省绛县南柳村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又穷又落后的村子，六年来，南柳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把贫穷落后的旧南柳改变为先进富裕的新南柳。为什么南柳村会出现这个变化呢？这是因为南柳大队党支部在周明山同志的领导下，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社员，使社员懂得要改变南柳村的面貌，主要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同时，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正确地认识了改变南柳村面貌的关键在于搞好生产，而治坡修地又是当时搞好生产的关键。方向定了，他们就按这个方向去做，以后他们又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提出发展生产的新的方向、新的办法。结果使生产逐步发展，在短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南柳村的面貌。
南柳人民之所以能成功地把贫穷落后变为先进富裕，关键在于他们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正确地认识了南柳的实际情况，认识在南柳这样一种条件下增产的途径，并且有了正确的方法。所以，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有没有正确的思想做指导，这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
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世界
那么，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是怎样得来的呢？这是认识论要回答的问题。认识论就是讲人的认识怎样发生和发展的。有各种各样的认识论，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的认识、思想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生下来就有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虽然承认人的认识、思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承认思想、精神是由物质变来的，因而反对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论。但当你问他：外界的事物怎么能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产生思想、精神呢？旧唯物主义者就不能正确地解决认识的发生、发展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回答了人的认识、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正确地解决了物质怎样变精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思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精神是由物质变来的，但只有通过实践，物质才能变精神。早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就非常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反复强调了列宁的这个观点：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③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他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彻到底，把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放在革命的科学的基础上，既体现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又体现了认识论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人们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自然和社会），而且改造了自己，改造了自己的认识能力。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实现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这就是说，人们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仅变革了社会，而且知道了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许多同志原来并不懂得打仗，并不懂战争的规律性，不懂得战略、战术。怎么办？正确的办法就是在战争中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的许多同志就是这样，投入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战争，经过无数次的战斗，取得了许多经验（包括胜仗和败仗的经验），终于使自己懂得了战争的规律性，学会了正确的战略和战术。
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劳动群众）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力军，离开了人民群众，就无所谓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所以，马克思主义讲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这就告诉我们，正确思想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任何人，即使是英雄豪杰，如果不到群众中去，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群众学习，那他的头脑也是空的，也是拿不出正确的思想、意见、计划和办法来的。“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见、计划和办法，这是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这就是尊重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有的同志以为，要做好工作，要拿出意见、办法来，只要
“心问问嘴，嘴问问心”就行了，而不必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些同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的道理。周明山同志则不是这样，为了把工作搞好，他确实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意见和办法，但这不是从
“心问问嘴，嘴问问心”得来的，而是在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在社员中进行反复的调查研究得来的。周明山同志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道理，并且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总之，正确的思想只能来自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
正确地认识世界是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
人们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通过自己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接触到外界事物的现象，了解外界事物的外部联系。这便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再经过头脑的加工制造，即经过对感性认识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人们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就产生一个飞跃，这就是由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
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认识过程到此还没有完结。毛泽东同志说：“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这就是说，人的认识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在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由物质到精神、由实践到认识）中是不能证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的认识是否正确，还必须再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就是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只讲认识世界，不讲改造世界，只讲物质变精神，不讲精神变物质，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因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④只有既讲认识世界，也讲改造世界，既讲物质到精神的转化，也讲精神到物质的转化，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由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这是一个检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一般的说来，在实践中得到预期的成功的，就证明人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和办法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但是，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在革命中，并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由于思想不正确，有时候虽然指导思想正确，但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在实践的考验中，证明有些思想、理论、政策等等是错误的或者不完全的，于是人们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纠正错误的认识，并进一步补充和发展理论、思想，从而使人的认识更加正确、更加完全。事实证明，在认识过程中，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例如受到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或者由于客观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性还未充分暴露出来等，人们原定的思想、政策、计划和办法，部分地错了或全部地错了的情形，都是有的。在农业生产中，一种优良品种的培育和引进，在工业生产，一种新技术的发现和推广，往往要经过多次试验、甚至多次失败，然后才能成功。真理不可能一次完成。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观。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六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七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三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八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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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地对待史料
周修强
在关于隋炀帝开运河的讨论中，有的作者为了论证运河在隋代已经起了有益的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交流，引证了《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卷十《户口考》：
“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
“文帝之初，有户口三百六十余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
实际上，这两段资料并不能说明运河促进隋代经济的发展。《田赋考》所载垦田数的增加是从开皇九年到“大业中”，并没确指大业几年，而隋代运河是大业六年才完成，不能说明运河开凿促使垦田面积增长。至于《户口考》一条，则为开皇初与大业二年的比较材料，人口迅速的增长远在运河开凿完成之前四年。如果说它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话，与其说是运河开凿的作用，不如说它是开凿运河的潜在的经济的冲动力。可见，混淆、颠倒了史料的时间，会错乱因果关系，而无从正确地阐明历史。
这篇文章为了说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写道：“到隋唐时代，更加如韩愈所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稍后又重引这句话。这引文作者没注明出处，实引自《韩昌黎全集》卷十九《送陆歙州诗序》，此序系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八○二年）二月所作，指的是九世纪初的情况，而作者概言隋唐时代，未免失之过宽。况且，贞元间“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并不能说明江南经济已超过北方，这一现象有它的特殊的条件。运用历史资料必须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空间和条件。贞元末唐财政主要依靠江南，是因为安史乱后，经济发达的河朔、淄青藩镇拥兵割据，其他强藩也割留中央两税，中原地区又因战乱破坏，无法提供更多的赋税，元和二年（公元八○七年）李吉甫所撰《元和国计簿》便谈到这一情况。当时全国共四十八道，而“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见《唐会要》卷八十四，杂录）所以，“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在特定的时期、空间与条件下是正确的。而游离了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中央征税地区缩小的具体条件，用它来判断南方经济已超过北方，并把它概括为“隋唐时代”的情况，是不可能揭示历史本质的。
因此，研究历史问题，必须把史料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放在一定的地区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