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最近的反华言论
编者按:自从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全会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更加猖狂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我国的其他领导人。他们通过讲话、文章以及其他方式,不断散布反华言论。仅据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不完全统计,苏联中央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一级的报刊就刊登了一千三百多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这些攻击,更确切地应该说是这些谣言和诬蔑,同过去一样,又臭又长,而且十分荒唐。他们除了重复诬蔑中国共产党搞分裂活动、中国要用世界核战争来推动革命等等滥调以外,还攻击了中国的国家制度、经济建设、国家政治生活、文化艺术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
现在,我们仍然同过去一样,除了由出版社继续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论集》全文刊登这些材料以外,特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反华谰言摘要发表如下。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我们在这些言论中加了小标题和用了一些黑体字。
赫鲁晓夫在苏德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六月十二日在莫斯科苏德友好大会上讲话时说:(这个讲话是根据他的讲话录音翻译的)
苏联不想侵犯谁,我们要和平劳动。我们不需要寻找冒险的道路。只有看不见生活中的前途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自杀、跳河、上吊或者想发动世界战争——而现在这都是一回事。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是有健康理性的人,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并且深信:我们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苏共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纲领将得到实现!
说工人阶级的胜利不取决于舌头的长度和它翻动的次数
所以,我们不让人迷惑我们,使我们离开正确的列宁主义的立场。可以说,有人想伤害我们的革命自尊心,把我们推上冒险主义的政策,说什么,我们现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劲头不够了,说我们设想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通过两条途径走向胜利:或是革命的武装起义的途径,或是和平的途径。不,说只是,只是通过和平的,啊—啊—啊,说只是,啊—啊,只是通过革命的武装起义。
你们听,谁想,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工人阶级,哪一个党想现在发动革命起义?如果你们相信这种起义将以你们的胜利告终的话,我们祝你们一路顺风。
但是,同志们,这是由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工人阶级在没有另一国家和另一方赞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这取决于当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和取得革命成果的力量成熟的时候在国内形成的形势。
本来是不应有争论的。不,中国人却说争论。难道有哪个国家可以靠我们现在喋喋不休地说只有一条路这样一点,而向这个向往的目标,啊,就是说向工人阶级的胜利移动吗?!不,这不取决于舌头的长度和—和—和—和—和—和—和它翻动的次数。
这取决于内部因素。列宁很好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才确实是真正的革命的晴雨表。当时他在七月里说:不要走上大街,条件没有成熟;可是由于人民的愤懑已经积累得太大了,以至还是走上了大街。可是你们知道,结局怎样呢?结局是,列宁不得不去芬兰躲避。十月间,列宁又在列宁格勒出现了。他当时说,二十五日起义,二十四日太早,而二十六日太迟。难道他等待别的国家的人告诉他何时起义,用什么办法来组织起义这件事。这是愚蠢,愚蠢!这,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革命人民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先权。
此外,还不妨很好地了解一下这种已形成的形势,以免把虚假的当成现实的。
说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没有裤子穿,不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那些怂恿我们的人。不,亲爱的!他们说,他们责备我们,看,说什么我们是修正主义。而,唉,唉,唉,唉苏联共产党建议,在和平成就的基础上和平竞赛,这就是说,唉,唉,唉,唉在资本主义国家树立革命的、发展革命热情的榜样。
是的,然而列宁说过,今后我们将以自己的榜样去影响西方工人阶级的思想。
而我们,同志们,如果我们同你们,你们知道,拖拖拉拉地搞,大寒天穿着短裤,这,这不是非洲,非洲人在这里坐着,当然他们的裤子是长的,我们的穿不了,但是,如果我们穿裤衩走出去,那么,我不知道,走出去后跑到什么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这是独一的优越性——物质和文化福利的不断发展,如果我们不比革命前生活得好,那么就会有人说:听听,他们说,共产党人,啊,啊,在建设社会主义,在搞什么鬼,请看,俄国人建成了,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没有裤子穿,你们明白,呶,就是说,你们也希望这样学他们的榜样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穿的不仅仅是裤子,还有,还有些别的,还有上衣。
每个人都清楚,我们的经济越发达,就有越多的可能性来提高生活水平、文化、科学、艺术,就越加使一些人羡慕,使另一些人痛恶,使第三种人起来斗争,争取获得苏联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共产党领导下达到的成就。别的途径是没有的,也没人提出。
说要把想发动世界战争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拉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
现在有人借口历史事实说,说什么在俄国,啊,啊,啊,社会主义的,啊,啊,啊,革命是在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而其他国家,就是说在欧洲和亚洲的国家,说什么,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这么说,夺取到。就是说,因而由此得出结论:为了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必须现在发动世界战争。
同志们,我不知道,就是说,向谁上诉,我认为,最实在的是把这样的人即刻拉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
共产党、社会民主工党曾一向反对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不是反对解放战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它们被发动起来,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软弱和由于帝国……垄断资本。
只有若列士竭力进行了斗争直到被杀害为止。他为反对战争,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斗争。我们党进行了斗争,我们在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曾投票反对战争,反对战争贷款。巴达耶夫、彼得洛夫斯基和其他同志遭到了苦役。
当时,发生不发生战争,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但是,当我们有可能决定或者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一切来不让战争发生!我们相信。
说“丢了脑袋,不必再哭头发了”。因此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
我们不理解这样一个口号:在热核战争的废—废墟上,人类能建立起更加美好的社会。未必会有哪个聪明人或者疯子现在可以说,热核战争发生后将会怎样。我不是吓唬人。吓唬人是愚蠢的。不过我是在最现实地设想。而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样品,也就是日本城市,啊,啊,啊,广岛和长崎遭到热核轰炸的样品。同志们,现在这被认为是玩具式的原子弹。玩具式的炸弹,可是它们却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啊!如果我们爆炸一个亿吨级炸弹,那会有谁知道,在这以后会怎样,能做什么?然而,要知道,当时没有一个这样的炸弹,而现在积存了多少个,我们积存了多少个,呶,美国人说,他们积累的炸弹足够把每个俄国人杀死三次,也就是说,他们说的“俄国人”,指的就是全体苏联人。然而有一点:他们没有丧失理智。不过俄国人,他们说,也有和能够杀死我们仅仅一次。而对我们来说,其实再多也没必要了,如果要那么说的话。
我们有一句老话:丢了脑袋,不必再哭头发了。所以说,既然人被杀死一次,那么即使再杀他三次五次,那对这个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很好,既然他们承认我们有可能杀死他们一次,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如果他们发动战争的话。我们自己是不会发动的。我们不想杀死任何人。我们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就是说,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我们正在发展,就是说,就是说,可是,啊,啊,啊,要解决自己的社会政治争端。我们在自己这里已经把它们解决了。那就给别人,啊,啊,给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表现的可能性吧。
说有人想用火箭—核棍子驱赶人们去革命,这种人的脑细胞中生了杆菌
为什么我们要,为了法国工人,共产党人,为了他们取得胜利,为了他们实现无产阶级的啊,啊,啊,啊,啊,革命,我们要向法国宣战,开始轰炸,就是说,是的,我不知道,那里,那里,当然也会有垄断资本家死亡,但是共产党人,啊,啊,啊,这,也没有防御我们的原子弹,我们的共产主义的原子弹的手段。
愚蠢、愚蠢、愚蠢!这个人,我不知道他,但是,可以说,但是啊,啊,啊得去见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而他心脏手术做得很好,可是在脑子里,您得学会,以便喔,喔,喔,咿,咿,咿,……,除去脑细胞中的这些病原唉,唉,唉,唉,唉,杆菌。
我们不能,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们不能,我这样说,不仅代表我们党,我这样真诚地正确地说,也是代表我们全苏联,我们仍然将这样……
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象相信明天太阳升起一样。但是,这要有耐心,在每一个,每一个国家应由人民自己来进行革命,而不是用战争进行。这样结果会是,你们知道,要驱赶,拿起棍子把人们赶入天堂。如果你不去天堂,就去揍他。如果把共产主义看作我们所理解的天堂——这是最美好的,最正义的社会——于是,拿起火箭—核棍子,并且说:你不去共产主义,揍他,懂吗,他会完蛋的。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什么概念?不,你得拿话来解释,树立起榜样。请看,我们现在苏联人民,我们,从我们这里发出的话很少,我们要树立榜样。我们正在树立,正在树立。我们生活得还不那么富裕,我们不愿意过高估计,就是说,自己的成就。但是,我们现在这不是像我们以前生活的那样了。而最主要的,是我们在逐年,逐日,逐月地积累过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这一点就连我们的敌人现在也相信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有信心地展望着。
会发生战争,还是不会发生呢?不能说,不会发生。为什么不会发生?有帝国主义国家,有垄断资本,有戈德华特分子,还有其他“华特”,形形色色的,懂吗,他们有武器,格,格,格,格,他们仍可能发动战争……
但是,即使在……中间,当,亲爱的,如在共产党人中间,甚至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战争对世界革命来说是好事。那就是说,也可能,但是我认为,现在掌握武器的人,他们毕竟知道,如果他们可以杀死我们三次,而我们可以打死他们一次,这就已经是足够牢固的一把锁了。可以锁住不让走向死亡,也就是说,不能去开动火箭核战争的按钮,这也等于是去弄自杀、自己自杀的信号。我认为,我们的形势不错。我们现在已生活在和平中,人们说,我们有人说,人死只有一次,如果敌人发动战争,我们的手将不发抖地利用我们的一切可能给敌人以应有的回击。
说中共领导人为了达到派别目的,以各国人民加强自己的国家体制和主权的愿望进行投机
近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分裂活动,社会主义大家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局势复杂化了。在我们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文件中,在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件中,不止一次地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当代最重要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现在只想谈一个问题,即关于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发展方面的政策,关于他们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
遗憾的是,必须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近年来不仅不关心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而且一步一步地动摇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在实现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共同政策方面造成了困难。中国领导人千方百计设法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文化联系的企图,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派别目的,竟以各国人民要求加强自己的国家体制和主权的合乎情理的愿望进行投机。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活动,目的在于引起兄弟人民之间的争吵,使他们忘记整个大家庭的最高利益,忘记自己的国际义务。
因此,在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大家庭的态度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路线;另一条是包括我们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内的多数兄弟党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目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两个方针的斗争是不轻松的,它要求各国共产党人拿出不少的力量和精力。
说中国首领们坚持自己的特殊的错误观点,把意识形态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上
我们不怀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国际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终将取得胜利。但是,如果袖手旁观坐待分歧完全自行克服的时刻的到来,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
必须现实地看待事物:由于中国首领们坚持自己的特殊的错误观点,并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其他党,共产党人必须进行思想斗争,捍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我们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和平与和平共处、新社会建设的方式方法、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道路问题。这些问题是十分重大的和严重的,不能作任何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我们争取在这些问题上的正确路线的斗争,不是威信问题,也不是狭隘的党的分歧。斗争是围绕着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命运以及各国人民的未来的这些问题进行的。
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存在着原则性的和深刻的思想分歧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维持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的、对外政策的和军事的合作,以及文化联系呢?对于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件复杂的和重大的事情。这种关系的动摇会造成最坏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认为,不能允许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引伸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去,因为这归根到底会削弱世界社会主义的立场,客观上有利于帝国主义。
尽管苏联共产党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思想上的分歧正在引伸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上,而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认为,就是在今天,苏中关系(其中包括国家方面)正常化的道路还没有堵塞。需要的只是善良的意志和对本国人民、对整个革命运动的崇高责任感。我们党将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力争发展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合作。
苏斯洛夫在法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五月十五日在法共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致词时说:
矢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苏共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坚决揭露中共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和分裂活动,他们反对载入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说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拆散和分离当代的基本革命力量
与这条路线相反,中国领导人却在致力于拆散和分离当代的基本革命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这有使整个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受到阻碍的危险。中共领导人瞧不起争取和平的斗争,实际上是推动核军备竞赛,执行可能导致原子战争的路线。他们诋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北京领导低估经济建设和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中的任务。中国领导人百般诋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争取劳动人民切身利益、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拒绝建立广泛的反对垄断资本联盟的策略和在一系列国家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怂恿采取手执武器的冒险行动,而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他们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民族解放革命现阶段的实质。中共领导人不区别各个国家的情况,给各国人民开一样的药方——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中共领导企图使民族解放运动独立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工人阶级之外,这只会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有利。
中国领导人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组织的团结,竭力建立派别组织、假马克思主义(党),力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各国的部队。
由此可见,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上都反对它。
帝国主义者从中国领导人的行动中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保持自己已经遭到破坏的阵地、把资本在我们星球上的统治的不可避免的破产推迟。反动的宣传现在叫嚷共产主义运动的“弱点”,叫嚷它的队伍的“分裂”。
我们党从现状出发,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这次会议应当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的原则之上的一致和团结。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同意停止论战,也不愿意召开会议。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要致力于调解和消除分歧,而是为了赢得时间,继续在每一个党内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内进行分裂活动。
中国领导人早先曾主张召开这种会议,并且就这个问题曾同他们进行了许多个月的谈判。但是他们现在却采取完全另一种立场,千方百计地拖延召开会议,他们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件就说明这一点。实际上这封信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想召开会议。
苏共和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现在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这种会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编辑部文章
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载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大肆赞颂对斯大林的迷信,反对我们批判个人迷信,反对我们为同个人迷信的后果进行斗争而采取的措施,仅此一端,当然,就已经是对我们党的事务的非常严重的干涉了。
最近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走上了在自己人民中间、并且一有可能就在所有国家里进行肆无忌惮的反苏宣传的道路。中国首领们在攻击我们党和我们党的纲领的同时,大肆吹嘘自己党内的制度和党的工作实践,把它的活动路线说成是“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满无缺的,仿佛这条路线应该是其他党的典范,似乎他们有什么正经的理由这样做。他们粉饰自己党内的状况,掩饰自己的错误。如果听他们的说法,似乎根本没有错误。这是缺乏列宁型的政党的领导人所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质的迹象。
说中国领导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国内政策的新路线是在没有同党商量和违反前几次党代会决议的情况下实现的
保持代表任期五年的方法是不平常的,是没有哪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采用的。不能把这当作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党内民主的贡献,因此,任何一个党都没学习中国共产党这一
“经验”,这不是偶然的。
就拿这个问题的这方面来说吧。在选举一九五六年代表大会的代表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千零七十万党员。现在几乎增加了一倍——一千八百万,而一九五六年选出的代表们代表着全党,保有自己的权利,尽管连党章规定的五年期限都早已届满了。可是要知道,这意味着几乎半个党、它的七百多万成员从未选举过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哪里有党内民主?哪里有党员权利?
令人奇怪的还有。党章没有修改,似乎是应该按党章办事的。但是,党章遭到粗暴的破坏。
到一九六一年,党章规定的五年期限过去了,本应该选举新代表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但是,从一九五六年起,已经过去七年多了,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举行代表大会和为什么不召开代表大会。
按照党章,中央委员会的任期也早已届满了,但是,这一点仿佛谁也没有觉察到,似乎党自己也没有觉察到。难道说,党内任何人——无论是老党员,无论是那七百万在代表大会以后才入党、连一次也没有参加过领导党的机构的选举、没有参与制定党的路线的人,都真的对此不感到兴趣吗。最后,难道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们对自己的党的责任感竟迟钝到这样的程度吗?
根据一切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内这些问题现在不是用党章的条款来解决,而是由毛泽东的指示来解决,这正象我们在战后斯大林在世时的某些时候也发生过的情况。
现在,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也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在他们那里,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过,“三面红旗”的路线和从农业合作社到公社的过渡,是在没有代表大会的指示、甚至是在违反一九五六年代表大会的方针的情况下实现的。新的五年计划本应在一九六三年就开始的,但是并没有听说要召开代表大会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指出方向。更有甚者,必须完全肯定地说,近年来所显露出来的中国领导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在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中的新路线以及意味着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论点的新的思想纲领——这整个大转弯是在没有同党商量、没有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前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意味着不仅是对各个共产党的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修正,而首先是对自己的党、对它的原则和它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修正。
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的阐述中,谈到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当时(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写道:“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请看,说得多么漂亮:将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可是中国共产党的哪一次代表大会的哪一个文件曾经使下面这些做法合法化:背离这种立场,特别是粗暴地曲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不顾形势,不顾力量对比,肆无忌惮地宣扬武装斗争形式,把它说成仿佛是一切国家和一切国家人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道路和“普遍规律”。从这一“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粗暴干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事务,要求他们开展武装斗争,而一旦遭到反对,便给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贴上诸如“胆小如鼠”或是“胆小的企鹅”之类的标签。
难道在精神上、文字上或涵义上符合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或者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吗?回答只能有一个:决不符合。
说中国首领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合作的根子在于对苏联的仇视
中共领导违背第八届代表大会的方针,也是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对评价我们给予人民中国的援助的态度。
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调指出,在中国建立新的“工业体系,不但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也有重大意义”。
看样子,就连代表大会的这个决定,对开始用“自力更生”来抗拒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的中国领导来说,也没有约束力了。
可以感觉到,中国首领们自己也明白所有这一切是不明智的和古怪的。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是混乱和矛盾的。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派别活动的逻辑以及他们甚至在没有分歧的地方找分歧、深化和扩大分歧、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这种拼命的做法,使他们陷入了这种境地,把他们引到了这个地方。
实际上,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合作,是因为这一合作的大部分是同苏联进行的;由于热中于反苏,他们竟然否定自己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以及所有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的绝对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论点。
这里的根子绝不在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合作问题上有分歧,而在于对苏联的仇视。一切祸害都在这里。
说中国领导提出了幻想式的、冒险主义的经济政策
最近几年,所谓“三面红旗”的路线在中国被宣布为国内经济政策的化身。这就是总路线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跃进和公社不包括在“总路线”之中,而是作为它的补充,这已经是怪事了。
在中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是找不到关于这些旗帜的论点的。而且,在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却可以遇到另外的,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党的总路线的公式,以及对轻率的“跃进”和在农民的合作化方面跳越必要阶段的严重警告。
对代表大会的这些方针的修正,在理论方面可以追溯到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在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跃进并且提出所谓“马鞍形发展”理论。报告中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这种经济运动被捧成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就在这一报告中,埋伏下了承认国民经济失调的不可避免性和对技术和专家采取轻视左倾态度的危险倾向。报告中要求全民参加工业建设,这就能“打破那种认为工业只能由少数人包办的神秘观点”,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那种片面地追求最新技术的倾向”,“反对片面地强调专家的作用的倾向”。这一切导致忽视按比例发展、破坏工艺规程,忽视产品质量。
既然苏联专家很自然地不能离开计划性和技术进步、尊重技术规范和有根据的工艺过程的立场,“他们便成了组织‘大跃进’的道路上的障碍。于是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不能不导致把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来的措施”。
但是,在工业化的具体计划和发展速度方面,一九五八年的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也还采取现实的、基本上符合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正确决议的立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没有变化,因而,一九五六年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也就继续有效。而发展速度方面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变更和“三面红旗”的路线,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没有通过代表大会而实行的。
在一九六○年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出现了轻视技术的“理论”根据。其中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定,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是人民群众。”
中国领导为什么需要把技术同人对立起来?那是为了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他们提出的不现实的、幻想式的、实现不了的任务辩解,为自己的冒险主义政策辩解。
五年过去了,但是中国领导甚至不认为有必要向党和人民报告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缺乏勇气谈出幻想式的“跃进”遭到可耻失败的情况,这种“跃进”酷似曾经为我们党所摒弃的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计划。这种极端革命的左倾计划的危险性在于必然会使工农联盟遭到破坏,因为工业化上的冒进必然会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这种危险,很自然地,在中国“跃进”期间也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它体现在建立公社和试图超越农村合作化的必要阶段上面,体现在毛泽东“苦战三年,争取改变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基本面貌”的公式中。
说中共领导身上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神化个人
现在,中国首领们怀疑建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这(尽管用的是现代形式)与托洛茨基说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紧密地相互呼应的!
中国领导人在不具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其他前提时就宣布,由于中国农民有高度觉悟,他们毕竟能够不同于据说是曾经停滞在合作社阶段的苏联,较早地过渡到公社。而且,这里指的是一万五千至二万农户的大联合。这样做没有有经验的干部,于是不可能领导好这样大规模的工作。最后,这里还不仅是把农业生产、学校、地方工业交给公社,而且还有劳动公社的军事化,甚至人们上工也象部队那样组织起来。
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在:想通过农村,通过匆忙地改造农业所有制形式来铺设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就意味着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关于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准备其他必要条件的学说。这岂不是企图用来代替科学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吗!
需要度过几个困难的年头,这些年被宣布为工农业“调整”的几年。公社被改组了,在大生产队的形式下实质上重建了过去的合作社,还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物质利益的原则。但是,缺乏勇气公开地说出中国首领们在办人民公社这件事上遭到了严重的挫败。因此,公社的口号保留下来,尽管事情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
但是,经济政策中的新的猛烈摆动(现在是从左倾转向右倾),宣布以农业为经济的基础,一九六二年九月举行的中共十中全会提出的“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口号,这些都妨碍了情况的纠正。
所有这些都是在个人迷信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发展的独特的“特点”。现在,无论是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都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决议只是用来注解领袖的指示而已。
中共领导身上新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对待自己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各国共产党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决议采取来自左边的修正主义、神化个人,这些表现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直至中国解放以前,中共都在农民中进行工作,这对它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彭真在庆祝中共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又是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农村中,因而农村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冒险主义投降主义等等倾向,有时非常容易反映到党内来。”这有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情。解放前,中共主要由农民组成的。
说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特点是没有纲领,遵照其领导人的意志办事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严重的“特点”是,实际上没有党的纲领,遵照领导人的意志办事。
而这是事实。中国共产党是没有纲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也不认为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是自己的纲领。这个宣言对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党在目前的行动指南。因此,无论是党的决议,无论是党的报刊都不援引纲领,也不可能援引。
难道纲领对中国领导也是某种“次要问题”吗?难道中国同志甚至在革命胜利后的第十五年还没有可能制定党的纲领吗?在中国的报纸上可以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遵照其他党的决议;虽然任何人从来也没有要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但是试问,你们的纲领在哪里,这样的党好吗,“正确”吗(象你们自己喜欢说的那样),根据什么来核对它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正确性呢?
中国共产党人莫非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拥有一千八百万党员的共产党为什么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不同,没有自己的纲领?为了按照正确的方针走,为了不失去目标和前景,为了不东奔西撞,党应当有一个适合长期的,适合某个历史阶段的全面的战斗纲领,难道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吗?而这在中国共产党是没有的。
这岂不使人有这种想法:没有纲领对个人迷信的条件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迷信不受任何约束,甚至可以不用特别费劲和毫无顾虑地以领袖的指示改变党的原则性和纲领性的立场。
没有纲领、不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过时”和由此而产生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的印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有共同之处。这是把个人迷信置于一切之上、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党的领导所固有的特点。要知道,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以在这种或那种印象下制定出来的指示代替党的纲领和党的集体意志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原则。
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的三篇编辑部文章
《真理报》五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国家共产党人的国际性学说》的总标题下,先后发表了三篇编辑部文章。
第一篇题为《思想一致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文章:
说中共过去积极坚持确立共产主义运动首脑这一职务,目的是便于日后篡夺
北京不承认在理论方面的集体创造,虽然那里现在一再叫嚷各党“平等”和“独立”。中国领导人拒绝考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结论,俨然以理论和政治问题的最高法官自居,把兄弟党一个又一个地“革除出”马克思主义,十分露骨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的某种特权赋予自己。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不相信那些像当年斯大林那样代替所有人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预见者”和“预言者”。至于苏共,那么,它曾经就这个问题十分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苏共的丰富经验,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曾经形成了一
种传统,根据这种传统,我们党曾经被赋予特殊的、领导的地位,这种地位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中固定了下来。我们党中央表现了主动精神来结束这种传统,甚至不顾其他一些党的坚持,而其中最积极坚持的——这在今天听起来是多么奇怪——就是中共,它曾经要求把相应的提法,写入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文件中去。中共首领们的这种立场的底细现在是十分清楚了。看来,全部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已经打算正式确立共产主义运动首脑这一“职务”,以便日后加以篡夺。
说中国领导人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垄断权
我们党坚决反对了个人迷信时期所固有的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平等的行为,埋葬了这个党或那个党在这一运动中的“领导权”思想本身。而中国领导人显然想复活这一思想,赋予自己解决关系到整个运动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独断权。
否则,怎样解释在中国掀起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对各国人民和整个运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顶峰这种叫嚣呢?北京竟然声称,现代历史任务的理论总结已全部落到毛泽东一人的肩上,而我们时代本身就是“毛泽东时代”。
这种主张不只是渗透着同共产党人不相称的对领袖的阿谀奉承。在它们背后有着明显的意图:确立中国理论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垄断权”。中国领导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学说相对抗,竭力把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旗帜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篇题为《中国首领们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把什么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背离对理论采取创造性态度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之一。北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否定兄弟党在它们共同通过的文件中所作的新的评价和结论。
说中国理论家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一切时代创造的不变的法则、原则和口号的汇编
中共首领们在评价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论点时所采取的观点,是看这些论点是否符合一百年、五十年和三十年前所写的东西。下面这种批评方法与上述态度也是一脉相承的,即完全无视客观实际,只知道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涉及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历史形势的著作。根据中国理论家自己的言论判断,他们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一切时代创造的不变的法则、原则和口号的汇编,共产党人对它的态度应当像教徒对待旧约和新约一样虔诚。
对现实生活中新现象的科学概括和各共产党为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进行的巨大创造性工作,遭到中国领导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兄弟党犯了“修正主义”,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人所共知的信件里提出了他们的“关于总路线的建议”,来对抗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论证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中国首领们,以一些重复着尽人皆知的真理的一般性声明为掩护,拒绝各兄弟党的集体经验给革命理论带来的一切新东西。同时,新的估价和新的结论不是属于“纯粹”理论的范围。这是行动的指南,是工人运动新的斗争形式的总结,是向帝国主义阵地进攻的新途径的论据。对新总结的否定,不但证明理论上的因循守旧,而且导致耍嘴皮和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导致放弃利用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新的有力的杠杆。
说中国领导歪曲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象右派社会党人的教父
如果把中国领导目前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挑起的斗争同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正统派”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这种等同就转过来反对中共首领了。他们绝对不象列宁,而正好相反,倒很象现在的右派社会党人的教父们。他们正如那些人一样,正在从僵化马克思主义到歪曲马克思主义,到试图用破坏革命进程发展的不大高明的“理论”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如果比较留心地观察一下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理论观念,深深考虑一下他们在最近时期搞的思想意识演变,那么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领导所走的道路是最粗暴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正其最重要的根本原理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的立场的修正主义实质,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在世界解放过程中的地位问题的修改上面。
说北京在宣传:农民是最彻底的革命力量,世界工人阶级失去了革命长子继承权
中共首领们实质上抛弃了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的经验检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在世界革命改造中的世界历史性作用的论点。中国领导人虽然从各方面对革命理论的这个极重要结论展开攻击,但是,整个攻击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证明世界革命过程中的领导权正从或者已经从工人阶级转到组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基础的社会阶层,即农民、急进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可能性。正是农民,由于他们走上历史创造的道路,才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同盟者。但是,中国领导人所谈论的并不是这个明显的事实。他们鼓吹这样重新组合革命力量,在这种重新组合中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被抹煞了。
而北京在做什么呢?那里在宣传这样一种说法:似乎农民现在成了最彻底的革命力量。至于世界工人阶级,那么,站在中国领导立场上的理论家们认为,它“感染上了”社会改良主义,从而失去了自己的革命长子继承权。
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满足一些不成熟的、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自尊心。但是,这种说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北京首领们不仅一再重复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特殊”作用。同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贬低世界工人阶级及其产物——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
这就是下述论调的背景:说什么不能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同世界资本主义的竞赛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种提法,据说是
“修正主义”。这也是所谓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是“社会改良主义”这种指责的背景。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勾销了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拒绝承认它的革命力量、它的革命可能性和潜力。
形成了特殊的局面: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可能性、否认工人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的人们,硬冒充这个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唯一保卫者。
中国领导人不惜歪曲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一事实也证明,新冒出来的“正统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走得多远了。
说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理想是:没有发达的工业,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和不尊重人权,使劳动群众永远过贫困艰难的生活
从中共首领们的言论,以及从他们的政治实践中描绘出某种类型的社会。这种类型的社会被冒充为社会主义的标准。然而,这种标准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重要原理和违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
北京不认为工业发展的高水平是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特点。提高劳动人民福利,被宣布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似乎会引起“资产阶级蜕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经常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北京发表的浩繁的材料里几乎连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概念也找不到。可是,中国却一意盲目崇拜暴力,培植与无产阶级专政本质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制度。那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行“军事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们对待群众就像对待“一张白纸”一样,一个领导人在这张白纸上可以“写”出他自己想写的一切。
原来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理想是特殊的:没有发达的工业,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和不尊重人权,使劳动群众永远过贫困艰难的生活。
无论中国首领们说什么,无论他们怎样自我吹嘘,实际事实断然驳斥了他们想充当马克思主义的立法人角色的野心。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作为中国领导的思想理论纲领基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法不是别的,正是对各国共产党人国际性革命理论的极重要原则的背叛,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学说的背叛。
第三篇题为《中国领导人理论概念的政治用意》的文章说:
如果看一看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可以看出:这种概念前后不一致和互相矛盾,最守旧的教条主义和最明显的修正主义十分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观点上前后不一致,最后,最主要的是,即中共领导人响亮的革命词句同实际行动之间严重脱节。
说中共领导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
摇摆不定,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本质
起初,他们提出“大跃进”口号,向全世界宣布了钢、铁、煤的令人震惊的生产计划,企图一举解决建立现代化工业的一切问题。后来,失败后又宣布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起初,他们认为人民公社是现成的“进入天堂的梯子”,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而不考虑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有相应的物质生产基础。后来又开始散布这样的思想,说什么在帝国主义彻底消灭以前,根本谈不上建成共产主义。
中国领导人经常改换立场以及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摇摆不定,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观点上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从北京的思想家的言行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已把无原则当作原则,情愿提出、保护和赞同任何论点,只要符合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方针就行。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论战的全部进程表明了,实际上,中国领导一点也不关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一点也不关心通过诚实地对比立场弄清真理,并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检验。他们对在理论问题上的论战赋予一个纯粹服务性的作用:替自己的特殊政治目的掩盖和辩解,以及作为为这一目的而斗争的工具。
中共领导人理论概念的政治用意是什么呢?
说北京领导人不仅客观上拆散和削弱反帝革命战线,而且主观意图和目的也引起人们严重怀疑
如今已经完全清楚了,他们追求当代唯一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角色的主要用意,就是要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解放运动中确立自己的领导权。中国领导人的行动证明,他们绝不是“急不可耐的”革命家,绝不是过分狂热的反帝战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掀起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叫嚣,“保卫”它免遭苏共的破坏。实际上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直接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第二国际首领们曾经采取的同样的政治立场。北京领导人喜欢跟自己的捏造、跟他们诬蔑地强加给各兄弟党的观点作斗争,但是,他们最不关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帝斗争的成就。他们不仅仅在客观上在阶级敌人面前拆散和削弱反帝革命战线。而且他们的主观意图、他们所抱的目的,也引起人们越来越严重的怀疑。
最近的事态表明,北京的首领们向苏联共产党进行最疯狂的诽谤攻击。现在十分清楚,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矛头绝不是对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而是对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对准苏共的。
说中共领导人的领导权欲望遇到障碍,因此把赌注押在分裂共产主义运动上
北京分裂主义者认为苏共是实现其领导权欲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中国领导人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和方法,不顾国际革命运动的任何实际利益,企图在这一运动中确立自己的首领地位,使运动服从自己的利己主义利益,他们的这种打算导致了中国领导人同革命力量的真正先锋队——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冲突。中共领导人的领导权欲望碰上了不可克服的障碍。绝大多数共产党坚决谴责他们的方针。
在碰到这种障碍之后,中国领导人便寻求别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领导权要求。现在他们把主要赌注押在这上面: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由他们控制的特殊的国际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抗。
说北京理论概念的使命是论证和维护
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民族主义方针
北京的理论概念,是专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人为地想出来的纲领。北京的理论概念的使命是“论证”和“维护”中国领导人的大国的民族主义方针,促进他们对领导权的奢望,破坏世界解放斗争,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外部的某些集团置于北京的保护之下。
中国领导人提出来的特殊理论纲领带有这种不光彩的、敌视劳动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明显的烙印。
他们为了给自己招募拥护者,使自己的理论概念面向解放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面向僵硬的教条主义者,最后,面向那些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甚至充满种族主义情绪、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想格格不入的阶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碰到了中国领导人这样的特殊流派,这一流派就社会根源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就政治目的来说是民族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针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许多论点。
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
说中国首领针对帝国主义的词句只是隆隆作响的空木桶,而全部愤恨和狠毒针对起初称作同志的人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四日以《不要走入迷途!》为题刊登作家西蒙诺夫的文章说:
当我读了中共中央去年的信件和中国首领的同一类型的某些其他文章和文件之后产生的第一个感觉是,越读下去就越发感觉到他们的不真诚。
我读得越多,就越加尖锐地感觉到,人们写的是一回事,而想的是另一回事。他们无数次地重复“美帝国主义”、“世界帝国主义”这些词句,但是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些词句象空木桶一样故意隆隆作响地滚到台上来,大家都知道,空木桶要比装满东西的桶响得多。
帝国主义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不知道被诅咒了多少次;遵循了一整套诅咒的仪式。但是每一次扪心自问:你读完了一篇文件或文章——文章中所包含的全部愤恨和流露出的全部狠毒是针对谁的呢?这实质上是针对谁写的呢?是针对帝国主义吗?不。在这里针对帝国主义的只是词句,只是隆隆作响的空木桶而已,而全部愤恨和全部狠毒不是针对帝国主义者,而是针对起初称为“同志”的人,即我们和你们、苏联共产党员、苏联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
近来,我怀着一种老是缠绕着我的非常惊讶的心情考虑着陈毅不久前的一次讲话。陈毅在讲话中以苏联不是亚洲国家为理由要求苏联放弃参加亚非国家会议的权利。这种要求的种族主义的潜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苏联人,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以愤怒和痛苦的心情严厉谴责个人迷信时期的违法行为和专横行为,绝不会容许力图维持对毛泽东的迷信的北京电台用种种声音甜言蜜语颂扬斯大林的那种时期再回来了。
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
说中国资本在香港同英美资本和平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
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七日以《香港的坏名声》为题刊载了该报特派记者多莫加茨基赫和波奇瓦洛夫的报道说:
在谈到其他国家时表现得“不调和的”北京报刊,对居住在香港水上街区和九龙破房子里的不幸者的命运,表现了令人惊异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一切都是因为,象中国驻印度使馆所说的,香港“是例外”。
一发出美元的响声,原则就消声匿迹了。而且美元的声音是相当响的。
有人对我们说,最近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愈来愈多地渗入香港的各种公司、企业、银行、饭馆,并且往往把它们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在香港同英美的资本和平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那谈得上什么阶级斗争、革命不妥协性呢?
说中国利用香港为对苏联进行诽谤和破坏活动的重要中心
最近,许多人正是从香港习以为常地收到北京的宣传材料。办事准确的英国邮局帮助了北京的分裂活动,它在这里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人告诉我们,反苏材料同出口物品一起由中国商船从中国运来。
在香港的一条主要的街道皇后大道上,我们看到了一家大书店。书店的店名很响亮:“和平”。我们走进书店,马上就明白了,我们是到了一个反苏宣传的中心。“和平”书店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书是从社会主义中国运到这里来的。但是,这些书籍按其敌视和凶狠的程度来说,可以同出自露骨仇视共产主义的人和由资产阶级给钱的诽谤者之手的书籍相匹敌。“和平”书店不仅出售这类作品,而且大肆宣传这类作品。
很明显,中国驻德里大使馆当时极力反对我路过香港,并不是偶然的。现在,根据一切来判断,中国领导人有更多的理由竭力阻碍传布关于香港的真情实况了。在那里,英国的殖民主义和北京的对外政策友好相处。正是这种政策极力冒充为革命性的典范。
香港的名声一直不好。很久以来,它就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城市,是压迫和专横的地方、是赌博场和卖淫的地方,是强盗和贩卖麻醉剂的商人的避难所。现在,它成为北京在国外对苏联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诽谤性宣传和破坏活动的最重要的中心。
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
说北京首领在中苏之间树立起比万里长城更沉重、更阴森的壁垒
苏联《真理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了尤里·茹科夫的题为《万里长城》的文章说:
记得,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当应《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邀请乘飞机前往北京时,我头一次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异的、真正离奇古怪的万里长城。
当时我怎能想到,总共只过了几年,由于北京首领们的努力,代替这个过时的石墙而开始矗立起新的、更加沉重和阴森的、违背两国人民利益的政治和精神上的壁垒呢?
不管这些首领们怎样反复地说他们主张同苏联人民保持不可分割的友谊,而只同我们的领导斗争,可是实际上,他们的新的万里长城的阴森的正面,却对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
北京的首领们是怎样和为什么着手干这样不体面的勾当——竟然企图使用鲜血结成同盟的两国伟大人民争吵起来呢?
我是在我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才过几个月乘飞机到北京的。外表上,一切都照旧。苏联人到处受到欢迎。但是空气中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寒流:比如,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当时在北京工作的《真理报》记者除非通过外交部新闻司谈妥,否则就不允许同普通的中国人会晤;为什么在上海的工厂里,接见我们的人手里拿着事先印好的讲话;为什么在我们休息的青岛,当我们没有事先通知随行人员(他们被指定跟着我们,据说是为了安全)而去沿着城市散步时,他们出现了慌乱。甚至在海中游泳我们也不是同普通人在一起,而是在挂着“外国专家休养委员会海滨浴场”牌子的特别的地方——普通的中国人是不允许到那里去的,带着盒子枪的士兵警惕地注意着秩序……
人们对我们解释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这里毕竟是海边,而在海的那边有蒋介石,而且国内的反革命也还没有彻底消灭……但是反革命是那么强大吗?北京的领导人否定地摇了摇头:不,这个敌人并不可怕。而且,他们很快给了敌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机会。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周扬对我们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这样解释了这个新的方针:“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其他思想流派的竞赛是可以的。在中国认为,让鲜花和毒草都开放,因为田野很难设想没有毒草。”
一九五七年七月,当我再次访华的时候,在北京有人解释说,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是为了“让右派暴露面目”。
果然,反动势力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他们同时疯狂地反对中苏友谊,反对苏联。在各地的集会上,这种攻击自然遭到坚决回击。然而,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报纸突然开始刊载所谓“右派”的最恶毒的反苏文章?例如,为什么中国报纸不断刊载令人难以置信的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的文章呢?
当然,对反动分子采取了某种措施:开始锄“毒草”。可是,过了一段时期,开始逐步给反动分子——用北京的话说——“摘帽子”,他们重新抛头露面了。
倒霉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绝不属于反动分子,从来没有采取反苏立场,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被同阶级敌人一道划为
“右派”。
在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方面,迅速地树起了无形的万里长城。在那些年月里,我担任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因此,清楚地记得,北京领导人是如何急急忙忙地接二连三破坏接触。
中国方面一年年地急剧削减文化联系总量,一九六一年比一九六○年减少了一半,一九六二年又比一九六一年减少一半。
说北京首领公开采用以“右派”名义提出的反苏论点
大家知道,苏联不得不从中国撤回自己的专家,因为在他们周围造成了不可设想的气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专家是处在多么悲剧性的情况下。首先,他们回国后立即被派去参加期限为三个月至半年的“政治教育训练”,在那里,把他们的“苏联的自由思想”洗掉,强迫他们把一百五十七种毛泽东著作每天死读十二小时。但是,在这以后,还不相信他们:或者把他们送往农村进行“劳动锻炼”,或者让他们开始做最不重要的工作——一般不高于工长。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的专家在中国却非常受器重。
目前,北京首领们已经摊牌,并且公开采用一九五七年以
“右派”名义提出的反苏论点作为武器。
毛泽东的当时看来似乎是奇怪的和令人惊讶的论点(早在一九四○年就提出的)——如何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其中包括,他着重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用意,现在变得相当明白了。毛泽东写道,“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七百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理论被宣布为是一种“外国的东西”,因此,那里面含有一种“糟粕”。但是,不清楚,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抛弃马克思主义,还是整个地抛弃呢?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各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友谊的思想基础。中国领导人抛弃这一基础,从而在国与国之间建造精神障碍。
说在严重考验的时刻,如何保证中国和苏联永远在一起?
北京首领们知道,中国人民对苏联的真诚友好的感情是如何根深蒂固,因此他们仍然有时也说一些并非真诚的大话,说什么“在严重考验的时刻”,中国和苏联将永远在一起。但是,每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对他们说:在中国展开可鄙的反苏运动和从早到晚对苏联进行最骇人听闻的指责的情况下,你们打算如何保证这点呢?这种旨在破坏中苏友谊基础的危险的政治把戏,难道不太冒险吗?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编辑部文章
说中共领导把中国描绘成特殊国家,要保证中国成为世界发展中心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七期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各国和各大洲劳动人民的旗帜》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共领导拼命力图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使它们为自己的打算服务。中共领导以某个“最高仲裁者”自居,对各国共产党作出判决;把其他党内遵循北京的指示的分裂主义者宣布为“革命者”,而把绝大多数不同意北京方针的党宣布为“修正主义的”。中共领导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它干涉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
中国领导人的阴谋的危险性还在于,他们企图在民族主义偏见上进行投机,企图煽起自己党内和国内以及其他国家中的民族主义激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达中共领导观点的言论和文章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特殊的国家,似乎这个国家从开天辟地以来就预定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些言论和文章提出的任务是保证中国成为“世界发展中心”的地位。
中国正在修改对满洲和蒙古侵略者的看法。中国宣传家们认为,这些侵略者之一成吉思汗的“进步性”在于,他所进行的侵略、破坏和流血的远征,似乎使得各国人民能够“了解更高的文化(即中国文化),能够向这种文化学习”。
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带有露骨的反苏性质,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的宣传,就其总的方向而论,就其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攻击的放肆程度而论,越来越同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反苏反共机关站在同一个队伍中。
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宣传用地理的或者甚至种族主义的立场代替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立场的口号和理论。毛泽东无视在东方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资本主义国家,而在西方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不仅有资本家还有劳动群众这一事实……他把整个东方同整个西方对立起来,而且不是根据社会的、阶级的特征,而是根据地理的特征对立起来。
中共领导的观点和政策,乃是以“左倾”词藻掩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实际危险。中国领导人不仅从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借用了许多观点,而且还借用了进行派别斗争和分裂斗争的方法,而托洛茨基分子曾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和关于“世界革命”的叫喊来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背叛。中国的活动家博得了值得怀疑的荣誉——取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所谓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对自己立场的赞扬,这是不足为奇的。
北京的活动家企图向各共产党发号施令,规定它们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应当执行怎样的政策。粗暴蹂躏各共产党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这就是中共领导人分裂活动的特点。他们攻击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考虑这些党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企图瓦解它们的队伍,破坏它们的活动。中国领导人针对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所写的东西,同反共势力对这些党进行的恶毒攻击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中共领导人给自己提出了骇人听闻的目的——分裂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开始依靠各种变节者、叛徒、冒险主义分子来拼凑集团,宣布这些集团是“政党”并用它们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相对抗。他们供给这些集团金钱、印刷机,向全世界散发派别的材料。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编辑部文章
说各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发表的题为《世界共产党人回击分裂主义者》的编辑部文章说:
世界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背叛和他们的分裂活动。绝大多数兄弟党谴责中共首领们的反列宁主义的方针。这种方针融合着大国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各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各中央全会的决议,兄弟党领导人的声明以及它们的机关报刊的文章,都把中共领导的行动看作是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得到反映的、各国共产党一致商定的路线的修正,看作是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
各国共产党在其文件中分析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时得出结论说,这种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的主要危险。它们指出,中国首领们践踏了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切准则,不仅诬蔑许多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和整批的党,而且公开怂恿派别活动,奉行分裂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路线。
各国兄弟党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沙文主义的、争夺领导权的计划和分裂主义活动。它们声明决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这些兄弟党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和领导机构的全体会议上对由于中共领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而产生的困难作了分析,他们一致主张尽快解决这些分歧和加强各兄弟党的团结。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世界工人运动有威望的活动家和老前辈都认为,在这条道路上重要的和有效的步骤就是召开国际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应该从原则上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一些与争取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团结的斗争有关的问题。目前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已经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编辑部文章
说中国领导人在文艺方面奉行与真正的革命性格格不入的特殊的方针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九期发表了题为《反对文学艺术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化》的编辑部文章说:
在理论上、政策上和实际活动中反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中国领导人在文艺方面也推行着他们的“特殊的方针”。这种同真正的革命性格格不入的“方针”同真正的艺术创作也是格格不入的。
尽管中国领导人也叫嚷说他们忠于列宁主义,实际上他们却抛弃了文艺方面的列宁主义政策。
中国领导人在文艺方面奉行的却是另外一种政策。它的特点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从一个极端突然转到另一个极端。
我们就举中共领导人对待艺术界知识分子的态度来说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声名狼籍的口号是人所共知的。这个口号是在一九五六年大嚷大叫地提出来的。唯物主义拥护者与唯心主义拥护者之间的自由辩论被宣布是大胆的革新举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声称:“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这个口号被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把旧知识分子吸引到党的方面来和在加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加速文化革命整个过程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实际上这是对列宁主义原则的背离。在无产阶级文学还很弱小的情况下,这个口号为庇护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开辟了道路。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重复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投降主义口号。相反的结果立即显露出来。中国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獗起来了。看来,必须承认口号错误,并把它抛弃,但这样做不合中国领导人的行事之道。面对着觉醒过来的现实的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取消旧口号,而是对这个旧口号作了另外的解释。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里作了修正。他在谈到“百花齐放”的时候说:“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并且号召同“毒草”作斗争。这样一来,显然是错误的口号就依然被保留下来,并且直到最近还在宣传这个口号,虽然现在人们把它解释为似乎是在号召文艺的多样化。实际上,民族主义倾向和其他错误倾向也往往是用这个“百花”齐放的口号来辩解的。
说同“毒草”作斗争是对迫害艺术界知识分子的独出心裁的辩解
至于号召同“毒草”作斗争,则是对迫害艺术界知识分子的独出心裁的辩解。同时,有不少忠于共产主义的艺术家被划入“毒草”之列。
所谓“劳动改造”就是掩饰这种迫害的一种方式。中国领导人把这种措施推荐为“改变世界观”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一九五七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后,文艺工作者大批地下乡下厂……他们……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群众一同生活、工作和劳动。这对促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同劳动人民结合,促进他们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文艺观点的改变,起了决定的作用”。因此他们“和劳动人民有了共同的感受和语言”。
这种说法的蛊惑性质在于,这里投机地利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关于艺术家必须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的这基本论点。但是,这个论点却被中国领导人粗暴地歪曲了。
热中于同“毒草”作斗争的中国领导人对文化遗产也开始采取了不正确的、反列宁主义的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教导说,在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的过程中要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遗产中一切宝贵的东西。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来说,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代表作家的经验尤为珍贵。可是中国理论家们却恰恰把对待遗产的这种态度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态度,认为这种态度是“盲目崇拜过去的文艺遗产,特别是盲目崇拜十九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他们硬说,仿佛承认社会主义文艺与批判的现实主义文艺的继承性联系就是否认社会主义文艺的推陈出新。中国理论家们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违反在文化遗产问题上的列宁主义观点的。
中国活动家们尤其起劲地否定西方古典文艺的遗产,千方百计地强调它同社会主义建设者格格不入的那一面,关于对待本国文化遗产的问题,则提出了改编古典作品,使之适合于狭隘的利己主义目的的专门方针。
说中国艺术创作鼓吹民族主义,宣传战争狂热
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特殊方针”也推行到艺术创作本身。当然,在中国文艺界人士中间远非所有的人都奉行这个“方针”。但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十分热中于宣传这个方针的。
提出了一切类型的艺术“中国化”的口号。同时,中国理论家们还进一步地把过时的古老的民族形式理想化。
开始人为地强调历史题材了。例如,一九六○年的剧目中历史题材的旧剧就占了主要地位。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宣扬中国民族特别伟大的思想,举古代的例子来强调似乎仅为中国人所固有的精神力量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把中国人置于其他民族之上。
文艺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仅限于此。众所周知,放弃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原则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为了证明这个口号,在文艺作品中贯穿着这样一种大吹大擂的想法,即中国只靠自己的力量,只“靠小米加步枪”就歼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和在朝鲜打败了美国军队。
目前正在中国宣传的群众歌曲全部充满了民族主义和战争狂热。
真正的国际主义题材在中国文艺作品中已经绝迹了。同西方国家人民的文化有关的一切全被取缔,同时对苏联的一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苏联的东西也被认为是“西方的”,会损及“中国的”民族“气派”。
除了上述我们所看到的鼓吹民族主义以外,在许多中国文艺作品里还宣传战争狂热精神。
根据中共领导在文学方面的“方针”,在中国文学里战争被描绘为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把战争描写成是儿戏:敌人被成千成万地消灭掉,而自己人却只有少数伤亡。向儿童们灌输长大了要当兵的想法。
描写中国人民现代生活的许多文艺作品不是立足于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立足于吹嘘“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国领导人的其他观点。
说雷锋不是人,是机械地执行别人意志的毛泽东的螺丝钉在一系列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对个性问题的反马克思主义
的、反人道主义的提法,也是同中共领导人的“特殊方针”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宣传千方百计地辱骂人道主义,辱骂为人的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宣布这些概念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中国领导人为了绝对执行他们的口号,需要的实质上是“失去了个性的个性”。
对于中国的理论家来说,表现谁的个人命运无非就是修正主义。他们不是在人同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去表现人,不是去揭示个人复杂的精神世界,而实质上是号召去表现无个性的群众。公式化的英雄就是他们美学的标准。他们强加于文学艺术的不是把个人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统一起来,而是压抑一切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东西融化。根据中国理论家宣传的美学,反面人物应当成为示众的恶棍,而正面人物则是信奉完全放弃个人利益的坚定的禁欲主义者。
在中国艺术家的许多作品中,越来越固执地宣传禁欲主义、对人的感情的压抑。因为反复地向他们强调(他们也这样重复着):个人利益同群众的革命斗争是矛盾的:个人幸福不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雷锋成了这种文学的具有代表性的英雄。
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抛出一个口号:“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共的其他领导人重复并发挥了这一口号。刘少奇号召“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雷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据中国报纸报道,这是一个在汽车事故中牺牲了的年轻战士。他留下了一本日记,日记中记载着某些自传式的细节,而主要是,叙述了他的充满着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愿意“做毛泽东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思想感情。“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是“向毛泽东学习”的口号的变体。中国人士正是这样解释这一口号的。
雷锋不是人,而正是机械地执行别人意志的“毛泽东的螺丝钉”。中国领导人喜欢他的也正是这一点。
说在中国艺术作品中,毛泽东是使人摆脱一切灾难的神明在中国,现在很难找到哪怕是一本文学艺术作品(科学和政论作品也不外如此),不是反映着对毛的迷信的精神的。执拗地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有坚定地遵循毛泽东思想,遵循他的指示,才会有正确的生活方向。如果谁犯了错误,那就是说,他对毛泽东的著作学得不好。自己不必思考,毛在替所有的人思考着,重要的只是顺从地执行他的意志。
在艺术作品中,毛泽东是作为使人们摆脱一切灾难的某种神明出现的。毛泽东已经不是象往常那样同太阳相比。现在是太阳同他相比了,甚至太阳也比不赢了,因为它只有白天才发光,而毛的思想却不间断地照耀着人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就是这样灌输到人民的意识中。
我们看到,中国文学艺术的一系列作品是以最露骨地宣传中国领导人的特殊政治方针为特点的。而且,在强行进行这种宣传的同时,中国的理论家们还大谈着艺术创作的思想性、党性原则、文学艺术同党的政策的关系。
中国的理论家攻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违背周扬等人现在重复和宣传的论点,根据这一论点,“文艺应当比现实更高”。而这一理论前提根本不符合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原则,它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文艺应当比现实更高”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艺应当反映的不是中国的实际现实,而是中国领导人想加以冒充的被理想化的现实。美学中的“左倾”极端革命者就是这样站在主观主义的立场上。
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九六○年)的报告中说:“这个艺术方法(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编者)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根据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从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这个方法来的,他把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文学艺术上,把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艺术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
这一段极端革命的话是折衷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倡最先进的和最正确的艺术创作方法,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这一方法的独立部分,而是在实际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反映这种现实所决定的特点之一。中国理论家反复谈论什么文学艺术中两个独立的艺术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然而,现实主义在他们的议论中,只是装潢门面而已,而已经变成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的革命浪漫主义,却千方百计地加以突出,因为,正如周扬在他的报告中提到,“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但文艺又应当比现实更高”。革命浪漫主义的使命也就是把文学艺术提到现实之上。所有这一切的论据是,艺术应当体现革命理想。周扬在这方面甚至更明确地说,“革命的浪漫主义,实质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这实际上正是公开号召把现实理想化。但是,难道体现革命理想,就是要求理想化吗?只有害怕现实、不敢正视真理,才会导致在艺术中确立这种“方法”。
说中国领导人极端厌恶在文艺中真实表现苏联人民的生活
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我国政策和我国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威信。因此,他们极端厌恶在文艺中真实地表现苏联人民的生活。他们竭力使人不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确性。起初,这种攻击采取了影射方式,但是很明显,攻击的矛头是指向苏联文艺的。近来,连影射的幌子也抛掉了。中国评论家们宣布,苏联文艺的真实性以及整个现实主义都是修正主义的,硬说什么在“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幌子下”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倾向性”的活动。例如,周扬宣称:“他们的所谓‘现实主义’是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实际上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卑琐的自然主义或颓废主义”。
苏联公众有充分理由高度评价《第四十一》、《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等影片。而这些影片却使中国理论家大为恼火。
影片《晴朗的天空》涉及的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违法和不公道问题。显然这也激怒了那些在国内拼命颂扬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中国活动家。
苏联《党的生活》发表文章
说中国企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展到整个世界共运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第七期发表的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有两种尺度,一种是用来衡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一种是用来衡量自己的政策的。例如,他们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描绘成无非是同帝国主义者勾结。同时,中国领导人自己却狂热地致力于调整同英国、法国、日本、西德、意大利等国的关系。如果有适当的条件,他们也不放弃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中共领导人还欺骗本国人民,不知耻地硬说,苏联根本没有给予中国任何援助,而仅仅只有日常贸易活动。事情竟达到这样的地步,中国现在摘除苏联机器和机床上的工厂商标,中国某些名人造谣说,苏联“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向新独立国家和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中共领导人为了推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失败的罪责,竟说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是造成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常破坏苏中边界,也完全是为了达到在中国煽起反苏情绪的既定目的,这种破坏行为最近两年成为经常性的现象,有时成为粗暴的挑衅行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有不少曾企图破坏它的团结的分裂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中共领导人在这些人当中第一个提出了一国存在几个共产党的“规律性”的论点。就连托洛茨基分子在分裂和瓦解工人阶级方面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顶峰。
中国领导人在兄弟党的队伍中招募自己的追随者,用这些人建立派别集团,这是中国领导人分裂活动的顶点。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现在,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英国、锡兰和某些其他国家都成立了变节者反党集团。他们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却获得大笔资金来出版报纸、杂志和开办出售中国宣传品的商店。一般说来,这是机会主义分子、腐化堕落分子,他们由于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事派别活动或者由于道德败坏而被开除出党。追随他们的是:野心家、政治冒险家和历史不清白的人。兄弟党把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而中国领导人却在北京尊敬地接待这些背叛者。
北京正在建立的那些分裂集团,没有、也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和人民群众的一般民主斗争中扎下任何根子。它们处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外面,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决不愿意同它们打任何交道。
对中共中央派别活动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是不对的。他们把指望寄托在不成熟的、政治上不坚定的人,以及这样一些国家身上,在这些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理论工作干部的水平还不高,“极左的”词藻在刚刚参加运动的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民群众中可能得到响应。此外,中国领导的派别手法受到准备在任何旗号下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形形色色叛徒的支持。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忘记了小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性。看样子,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自己的观点、政治路线和活动方法中占了上风。显然,中共领导人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的内外政策上打上了烙印。
我们党一向对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经验给于应有的赞扬。
但是,一九五八年突然修改了这一方针,代之以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针。一九五六年规定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完成的任务,中国领导人竟决定在几年之内就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应该保证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内“跃进到共产主义”。这些试验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结果中国经济倒退了好几年。“三面红旗”方针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工业化的速度剧烈降低,影响了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不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由于提倡个人迷信而形成的局势,是不可能了解当前中国领导人在国内以及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和态度的。
中国的宣传机构许多年来一直顽固地向一切人灌输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体现”,我们的时代是“毛泽东时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力图把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展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竭力使他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般凌驾于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随心所欲地决定这些政党的政策和活动的一切问题。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是中国领导人产生领导权意图的原因。
苏联《党的生活》发表文章
说中国共产党出于领导权目的,勾结各种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冒险主义者进行派别活动,对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的题为《反对分裂主义者,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在实际事务中遵循派别活动分子的惯常逻辑。
中共首领越来越多地采用各种不光采的手法——诽谤、收买、讹诈,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把其他国家的即使一部分共产党员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中共领导在遭到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决反对后,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走上了在某些党的队伍中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挑起公开的派别斗争的道路,走上了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道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目的在于瓦解那些谴责过中共领导反列宁主义观点的党的手法和阴谋。起初是个别地,继而是成批地对那些最不坚定的、在自己党内表现不守纪律和公开的冒险主义的分子加紧进行工作。
只要哪里有可能,那里就会在中共领导的明显的支持下,建立起特殊的派别集团,与那里现有的共产党对立,并为中共领导的目的服务。北京领导人慷慨地赋予这些派别集团以“真正革命者”、“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等称号。现今正试图拼凑一个具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派别纪律的某种特殊的“国际”集团。
这些分裂集团是由企图浮在北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派别斗争的肮脏泡沫上的各种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和冒险主义者组成的。其中有不少是道德败坏的人。
中共新托洛茨基主义首领们除了在思想上同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人士勾结外,在策划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派别斗争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同他们进行实际的合作。
中共领导显然企图拼凑一个具有特殊纲领和具有自己集团的和派别纪律的同道者的“国际运动”以对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为了什么硬要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呢?北京首领们的实际派别活动的基础以及它们的“理论”观念的基础,是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居心叵测的领导权目的。在中共领导人同其他共产党关系中现在已经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北京首领们的领导权意图。从中国领导人的行动看来,他们似乎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人”。
各国共产党人的新的国际会议可能成为争取团结的斗争中的重要阶段。世界各地区的大部分共产党赞成最迅速地召开这一会议。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露骨地执行千方百计拖延会议召开的方针。他们的声明和活动十分明显地表明,他们为什么需要拖延:为了进一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他们的破坏分裂活动,为了建立更多的新的傀儡“党”,为了反对相应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苏联《消息报》发表的一系列编辑部文章
苏联《消息报》从五月十七日到六月六日发表了五篇编辑部文章。
《消息报》五月十七日发表的第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编辑部文章:
说中共领导人捏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共领导人竟至公然捏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
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国理论家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试图证明:从资本主义到新社会的过渡时期,一直要延长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因而,在这整个时期中都必须保持甚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时期,按其含义的本身来说,是在两种社会结构,即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时期。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恰恰就是社会主义。假若把过渡时期扩大到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就意味着否定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存在以及根本否定这个阶段的必要性。
不管多么奇怪,可是中国顽固宣传的正是这种观点。早在一九六○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便对过渡时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报纸就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中国领导人决定要在马克思主义中提出“新”说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他们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当他们企图在实践中只贯彻自己反科学的观点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破产。他们企图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跳越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尝试导致了可悲的结果。
他们否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要以这个新结构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确立而告终这个事实,不能或不愿懂得,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社会中起作用的已经是同过渡时期特有的规律完全不同的规律了。
说中国领导人执拗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寻找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学究和书呆子的脱离生活的想象中,一切都是清一色的。《人民日报》断言:“既然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过渡时期,而在正在成长的共产主义与正在灭亡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就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这个整个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就不可能不是阶级矛盾或是带有阶级性质的矛盾”。中国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个理论观点,执拗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寻找并不存在的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阶层,寻找阶级斗争,并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直到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都必需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
作为过渡时期的一定的发展规律的阶级斗争,是现代中国的特征。但是,企图把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因而“谁战胜谁”的问题早已经解决了而且正在实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同中国的过渡时期的社会等量齐观,就意味着完全不顾现实或是蓄意歪曲现实,以达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共产主义事业毫无共同之处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歪曲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甚或绝对是暴力工具。他们只字不谈主要的和最本质的东西,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许多文章和正式文件里甚至找不到民主这两个字。
中国的国家建设,也根据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质的这种理解形成一种做法。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的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对所谓“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并同时大规模地进行镇压。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这个决定授权行政机关可以不加审讯和侦查地把几乎任何一个中国公民不定期地关进特别营里。根据这一决定,譬如,“不服从转业的安置”和“无理取闹,妨害公务的”诸如此类的人遭到劳动教养。有好几十万人遭到镇压。在实质上,这不是粗暴地破坏公民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又是什么呢!
说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成一批领导人的某种专政,对毛泽东的迷信就是这种作法的顶峰
破坏社会主义法则成了中国国家生活的惯常现象。中国领导人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系统中的作用的学说,要党机关起的不是群众的组织者和教育者的作用,而是起确定和规定地方权力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整个活动的“统帅”的作用。一再重复“政治是统帅”,而党的工作人员是“生产上的指挥员”的论点,仿佛是从理论上为这种做法作某种辩解。事情竟到这种可笑的地步:县党委的书记推开审判员,亲自坐在审判员桌上,开始审理案件。而报纸还把这样的事实当作好经验来介绍。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遭到破坏还表现在国家机关的组成和活动方面。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没有选举过。
在中国,由于缺乏国家的民主和党内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成一批领导人的某种专政。对毛泽东的迷信就是这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作法的极端和顶峰。因此,中国领导人把我们党揭露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做法看作是反对他们,反对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某种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北京活动家叫嚣说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内有“修正主义”,为的是用这种叫嚣来掩盖他们最近五六年来的反列宁主义的国家实践和党的实践。
在革命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共领导人把在中国确立的政权说成是“人民民主专政”,而在“人民”的概念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家制度当时是这些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同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
当然,这种概念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很远的。如果是科学地和列宁式地对待问题,那末这里看来可以说是由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中国理论家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只是在革命胜利若干年之后才宣布,中国的国家制度不是别的,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里是前进了一步,但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在中国谁来专政这一问题,当时作了这样的回答:“工人阶级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所有享有公民权的、为工人阶级团结的人,首先是农民,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而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尚没有被剥夺选举权,因而,它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实行专政。那末说,工人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必然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共掌政权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吗?如果把这种同民族资产阶级调情的行为冒充成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剩下了什么呢?
说中国首领把自己的希望同农民联结在一起
北京理论家关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制度中的领导作用的口头保证乃是空话。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的社会上和国家管理机关内并没有占据它在无产阶级专政系统内应有的地位。
中国首领们把自己的希望同农民联结在一起,千方百计颂扬农民的革命性。如果听信刘少奇的话,“农民青年”比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站得高:“这种人是马克思从未曾见过的……他们甚至比工业无产阶级更有纪律性。”
中共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是卷入革命斗争漩涡中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巨大压力的结果。组成中共领导核心的人,学究式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东西——它的活的灵魂、革命辩证法。他们口头上接受和承认辩证法,并引用它,但是,一到要在具体条件下运用它时,他们就背离辩证法,在研究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时不会也不想运用辩证法的规律。
目前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苏维埃社会的生动的发展历史,正在彻底摧毁着中国理论家企图用来把自己同生活隔绝的引语的栅栏。
《消息报》五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第二篇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头保证的掩饰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遵循的基本的理论方针和政治方针进行着猛烈的攻击。最近,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论战正引伸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发展的问题上。他们选择苏共纲领作为攻击的中心,并且特别反对关于全民社会主义国家的论点。
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也是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的。苏共纲领认为,使政治的上层建筑符合已经变化的经济基础,并不是使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代之以别的什么东西的一次完成的行动。这样做,将是形而上学的态度,而中国教条主义者正是采取这种态度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哪一个人想在什么时候怎样取消就可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取消,而是随着它所要解决的任务的完成逐渐地不再是必要的了。因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改造成为全民的国家,乃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进程。
说中国领导人捏造苏联的投机狂、大批盗窃等等,断言苏联有阶级斗争
看来,一切都很明确。但是,北京的教条主义者却固执己见。他们说什么既然苏联还有阶级,还有阶级差别,还有罪犯和寄生虫,因此(!),他们断言,也就有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要求保存、甚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这里显得多么可笑,胡言乱语到了什么程度!
看来,中国理论家们力图把流氓、投机倒把分子、盗窃者和其他资产阶级残余分子都看作是“剥削阶级”,这是完全荒谬的和可笑的。同这些人作斗争,是以往阶级斗争的余波。可是,同他们斗争是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统治的特殊形式的。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地绝对地能够对付所有这些寄生分子。
至于北京预言家们暗示的似乎“在苏联不断产生”所谓“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简直是荒谬绝论。难道这不很像我们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乌鸦们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饶舌者们所说的关于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国家“蜕化”的咶咶声吗?很明显,中共领导人知道关于苏联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论断不十分令人信服,就故意一下子谈到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的苏联和尚未结束过渡时期、保留有个体农民阶层和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简单商品经济,因而也还有必要保留无产阶级专政以便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人民民主国家相提并论。
这里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能够设想,中国领导人没有看到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与苏联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吗?当然,他们非常了解这点,但是为了达到他们不光彩的目的,认为需要恬不知耻地伪造事实。正是为了这些目的,他们千方百计地收集在苏联报纸上刊登的讽刺小品和关于审判的报道,捏造“苏联的投机狂”、“大批盗窃”等等。多么卑鄙的勾当!
最后,对中国理论家们的另一个公式化的说法,不能放过。他们说,似乎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需要的。理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存在,而领导这个联盟的是工人阶级,否则,这个联盟就没有保证。
在这种书呆子观点下就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它的专政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但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歪曲,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它的领导权同它的专政区别开来。
只有那些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或者居心险恶的人,才会抓住这些论据不放。只凭外表上的、术语上的类似,就把在封建资产阶级的普鲁士的条件下提出的“人民国家”口号同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建成社会主义任务之后产生的全民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种崭新的、本质完全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
在这方面,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中国活动家现在反对全民社会主义国家概念,可是他们曾经认为把在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建立的国家叫做“人民的国家”,在当时是可以的和允许的。而且还是在国内战争还没有在中国结束的条件下这样做的。
“人民的国家”这个术语被广泛用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文章作者在谈到剥削阶层的反抗时说:“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当这个“人民的国家”出现的时候,中国人民是指什么呢?我们在文章中找到下列答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硬说国家是“人民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令人奇怪的。
《消息报》五月三十一日发表的第三篇题为《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的编辑部文章:
说中共领导人分化兄弟国家,力图拼凑一个受自己控制、受自己影响的特殊的国家集团
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拒绝了想使它们的政策服从于北京大国主义方针的试图后,中共领导人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混乱,使一些国家同另一些国家对立起来,力图拼凑一个受自己控制、受自己影响的特殊的国家集团。
中共领导人抛弃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擅自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对外政策,从而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绝裂。他们用“自力更生”的口号对抗合作和互助的原则。他们抛弃了各国人民友好的思想,在不同民族之间煽起不和与疏远情绪。
在决定社会主义各国间的相互关系的一切原则中,中国领导人首先突出和强调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自主和独立的原则。然而,中国领导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一切有关“自主”和“独立”的言论都是口是心非,都是欺骗。他们的政策实际上另有目的。第一,用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和对斯大林所培植的制度的公正谴责进行投机,在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打进楔子,破坏苏共的威信和影响,分化兄弟国家。第二,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取得特殊地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
中国领导人把所有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统统宣布为异教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他们所理解的争取团结,无异于要使各兄弟党向中国领导的领导权野心完全投降。中共领导要求苏共“承认”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无效的”,“承认”谴责中国领导人“特殊方针”的文件“是无效的”,作为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既然北京明知道这种态度是完全不现实的,那么主要的东西就显而易见了:中共领导需要的不是停止论战、而是谈论停止论战。
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遵守主权与平等,就意味着:尊重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和传统,尊重受人民委托而管理国家的政府领导机构和党的领导机构:尊重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边界。主权国与主权国之间的关系的这一切起码准则都遭到中国当局的粗暴践踏。
中国已经把干涉苏联和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提高到官方的政治路线的水平。
中共领导人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起特殊作用,这明显地表明他们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立场。大家清楚知道,还在一九六○年的时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恶意攻击苏共和苏联政府,展开了广泛的分裂活动。这一切都是得到北京的同意并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干的。中国领导人利用阿尔巴尼亚活动家作为反对兄弟党协商一致的路线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工具。中国领导人在鼓动和教唆阿尔巴尼亚活动家进行反苏活动时,既不考虑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也不考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利益。他们有步骤地、胸有成竹地和深思熟虑地把暴虐政客推进了反苏角落,破坏了苏联政府为了使同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而做的一切尝试。
中共领导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不能不引起谴责。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同意中国领导,不赞同它的观点,并对它提出公正的批评。中国的“平等”和“不干涉”的卫士则完全按照个人迷信时期惯用的那些方法来予以对待。他们竟然断言,说什么在南斯拉夫“存在资产阶级专政,不仅存在,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说什么南斯拉夫是“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并且,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观点冒充为“普遍真理”,试图不择手段地把它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共产党。他们把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问题变成了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正统性”,确定它们对待中共和中国的忠顺性的标准。谁认为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国家,谁就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谁不这样认为,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和“反动分子”。只有那些完全不珍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利益的人才会这样做。
《消息报》六月四日发表的第四篇题为《把民族利益同国际主义利益结合起来》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把社会主义国家要配合自己对外政策的努力,说成是一个国家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企图剥夺别人的自主。他们认为扩大经济联系的措施是损害中国的自主和财富。
说中国政府藐视同兄弟国家缔结的条约和协定,同兄弟国家断绝政治、经济联系
中国政府不仅停止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协调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而且公开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定的路线。华沙条约国定期就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协商,而中国政府却拒绝这种协商,自己宁愿不受约束。中国代表不顾一再的邀请,仍不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各种会议。中国政府,在采取涉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外交行动的时候,不仅认为没有必要征求它们的意见,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哪怕事前通知它们一下。
中国领导人不考虑兄弟党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意见,竟然把莫斯科条约说成是对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出卖”。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碰到了一种企图,即:既不考虑事情真相,也不考虑各国人民的意志,力图把中国领导人所理解的中国的民族利益冒充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
在这一切事实的对比下,中共领导说什么它主张进行磋商、主张协调政策、主张一致行动的保证显得特别虚伪。因为要进行磋商,一切有关国家必须有诚意,必须一致同意。如果一方同意,另一方不同意,那么,自然,就谈不上什么磋商。看来,中国领导人呼吁举行磋商,本来应该成为会谈和谈判的倡议者。可是,事实上,他们欣然表示愿意与之磋商的只是在观点上跟他们显然没有什么不同的那些党。至于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党,也就是说,当特别需要同志式地交换意见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表现主动,反而拒绝关于举行这种会谈和磋商的建议,逃避同那些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人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
中国领导人同兄弟国家不仅断绝政治联系,而且断绝经济联系。他们拒绝加深生产协作,走上了收缩同那些不支持中共立场的国家的经济合作的道路。他们竭力诋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协调计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主张。与之相对抗的是,宣传“自力更生”的方针,这种方针被冒充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共产党人的高尚的革命风格和彻底的革命精神”的表现。他们的“高尚的革命风格”实际上导致:不顾已经缔结的许多协定,中国同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联系不断缩减。
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同不支持中共领导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收缩的主要原因决非经济困难,而是不体面的政治打算,从一切来判断,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互利经济合作的主张本身在现阶段不合中国领导人的心意。
《消息报》六月六日发表的第五篇题为《团结政策反对分裂政策》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企图为自己缩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联系的路线辩解,竟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描画得一团漆黑。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合作会使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属于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使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不平等地位,甚至丧失政治独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平壤发表讲话时,企图把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关系描画成为
“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现有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去”。由于摆着关于同志式的合作对经济互助委员会所有参加国带来互利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论断的荒谬性就昭然若揭了。
说中共领导用建立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集团的路线同经互会的原则对抗
中国官方人士闭口不谈经互会的原则,而且用孤立地、自给自足地发展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这种根本不同的方针,用建立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集团的路线同这些原则对抗。建立这种集团,无疑地会首先打击参加这个集团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事态越往前发展就越明显:目前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有两条政治路线在进行斗争:苏共和大多数兄弟党的国际主义路线同中共和某些追随中共的其他党的领导的民族主义路线。无疑,第二条路线必将失败。但是,要国际主义战胜民族主义、团结政策战胜分裂政策,需要进行顽强的,而且看来是长期的斗争。
在同中共领导的论战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所遇到的决不是个别错误和谬误,不是对解决个别具体任务态度上的不同,而是一条经过深思熟虑的、违反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而顽固奉行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决不是合乎愿望的,也决不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有多么不同,不管中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同别国人民的传统有多大距离,这种差别本身不能解释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转到政治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上,不能解释中国领导人为什么竭力把自己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大家庭对立起来。促使中共领导走上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道路的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暂时获胜,民族主义对国际主义的暂时获胜。中共领导的踏上好战的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有力地表明了:现在,民族主义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主要危险。
保留不同的观点(甚至在原则问题上的观点)一定要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剧烈恶化吗?不,不意味着这样。任务恰恰在于,力求不要象中共领导人现在干的那样,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上。
但是,不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协调政策和交换意见的形式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与其说是交换意见的形式,还不如说是它的性质方法。必须坚决地声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强加于人的方法,即:谩骂、侮辱、伪造、讹诈等等,绝不会有助于加强团结。
大家庭的某些成员采取触犯其他兄弟国家利益和损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路线的不协调的步骤,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事情。而中国领导人在对外贸易方面、在国际民主组织的工作中、在体育运动等活动中,极尽搞幕后阴谋和秘密设机之能事,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
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
说中国政府声明流露出北京是亚洲政治中心的思想和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欲望
苏联《消息报》六月七日发表马特维耶夫的题为《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副题为《北京在幻想什么样的万里长城?》的文章说:
是谁一直害怕苏联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的加强呢?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帝国主义集团。任何有助于加强年轻独立国家同苏联合作的措施,都引起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惊恐和憎恨,这是不足为奇的。削弱和分离反帝阵线队伍的企图从未停止。但是,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不久前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上为什么那样顽强地(这种顽强本应当用在更好的地方)反对苏联——不仅是最大的欧洲国家,而且也是亚洲国家——参加会议呢?
中国政府在五月三十日发表的声明中重弹中国代表在雅加达会议上使用过的调子,说什么苏联不是亚洲国家,所以不能参加亚非国家会议。
这样,中国政府五月三十日的声明就流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北京是“亚洲的政治中心”。这一点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这一声明的精神和意思就是这样。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欲望、他们想以亚洲(而且不仅是亚洲)其他国家的名义说话,而主要的是想代替它们说话的企图,在这里是十分明显的。
只有这些漫无节制的野心,才能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要纠缠不休地和顽固地阻挠苏联参加即将举行的亚非会议,以至完全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推离苏联。
中国首领们想着如何在苏联和亚非国家之间筑起某种万里长城,他们便求助于最肮脏的声名狼藉的武库——种族主义的投机和捏造的武库。
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
说北京同西方最凶恶的反动集团的声音类似
苏联《消息报》六月十一日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波利雅诺夫的文章,题为《可疑的相似》,副题为《北京在哪些方面同西方反动派找到了共同语言》。文章说:
西方的极端反动派抱着越来越赞同的心情注视着北京的那些在客观上使得世界政治气候阴暗的言行,这并不是秘密。
把西方极端军国主义者和中国领导人的战争观点加以对比,就不能不使人警觉起来。动机各异,用意实同:这就是宣传新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
当美国“狂人”散布关于人的生命不值钱的滥调时,在这里面很少有新鲜的东西。但是,关于那些自以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喋喋不休地说自己忠于最人道的学说——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然而,满不在乎地准备把人类的一半投进战争地狱的人,能说些什么呢?毛泽东认为正是这种流血牺牲是完全容许的,因而他断言,在热核冲突以后,“过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人口又会增加甚至超过一半”。
不相信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并盲目崇拜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这就是一枚奖章的两面。但是,把这枚奖章挂在胸上的不仅有美国和西欧军国主义者中的“狂人”,而且有北京的领导人。“战争哲学”方面的相似产生了另一个危险的相似,即政策方面的相似。每当世界处于尖锐危机的关头,或者相反,每当世界获悉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道路上采取了这一个或那一个步骤而松一口气的时候,西方最凶恶的反动集团和北京便发出了如此类似的声音,以致恰好把它们混在一起了,这是有目共睹的。
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日子里便是这样。
看来,北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没有参加莫斯科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五月初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曾经说过:“我们反对原子垄断。主要的大国无论做了些什么,不管它们达到了怎样的技术水平,我们都要赶上它们,达到同样的水平”。陈毅对好打听的西方记者说,“一俟准备工作完成,就将爆炸原子装置”。
看来,北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中间地带”的理论的出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理论显然是要为中国领导人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某些人物所表现的相互欲望作某种辩解。毛泽东在同六名法国议员的谈话(《巴黎激进新闻》四月二十一日转载了这篇谈话)中指出了中国准备同法国、西德、意大利、英国、日本合作的这样一个地带的轮廓。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接近不是根据各国和平共处的共同计划,而是根据削弱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的计划、在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条件下想出来的。
北京甘愿在某些方面不仅违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的作法,使北京更加严重地向这条危险的小径上滑去。比如说,在同南非共和国的关系上,北京同不可救药的殖民主义者结成了一伙。虽然北京一再保证要同南非共和国停止贸易,可是它却在继续同这个国家进行活跃的贸易。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有社会主义阵营不能用军事力量支持的特殊目的和利益苏联《消息报》六月三十日发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写的题为《裁军问题和北京的花招》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反对苏联的关于全面彻底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的建议,实际上同那些阻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整个进程和阻碍加强普遍和平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结为一伙。
同时,中国领导人特别狂热地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掌握自己的核武器,尽管在各国共产党一九六○年协商一致的声明中说,“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力量,可靠地保障着每个国家”,并且苏联不止一次地声明过,它拥有强大的核火箭力量保卫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在苏联政府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声明中说,“一个有社会主义阵营全部威力保障其安全的国家领导人,只有当他们有了社会主义阵营不能用军事力量加以支持的某些特殊的目的和利益时,才会产生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的想法。但是,只有那些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离开社会主义立场、把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抛到一边的人才会有这种目的和利益”。
中共和中国领导人在裁军问题上的声明的勉强性,在不久前周恩来访问亚非国家的时候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国务院总理在这些问题上的消极立场遭到了他所访问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明显谴责,而不得不在一些联合公报中赞成亚非国家人民和政府对全面彻底裁军和和平共处政策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还有:周恩来在访问亚非期间不敢公开宣传中国领导人在国内所宣传的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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