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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京剧工作者通过演现代戏政治觉悟提高
  要演革命戏 先做革命人
许多演员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感情开始接近工农兵。许多剧团出现了团结互助、服从整体利益的新风尚。演员中流行着一句话:“要为演好革命的现代戏当一个有用的螺丝钉。”
新华社十一日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各地京剧工作者通过排演革命的现代戏受到教育,政治觉悟有所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已经成为京剧界的革命行动口号。
多少年来都是按照一定的传统程式演戏,在舞台上长期扮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京剧演员们,一向认为他们的艺术实践不需要联系实际,不需要深入生活。可是,排演现代戏却推动他们非深入生活不可,非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可。许多演员通过与工农兵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始熟悉工农兵,思想感情开始接近工农兵。许多剧团和演员结合排演现代戏的需要,还自觉地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革命政治理论和革命文艺书籍的活动。这就使得京剧工作者们的生活天地扩大了,眼界放宽了,政治觉悟提高了。他们认识到京剧艺术表现现代生活是京剧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求京剧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演好现代戏成为京剧工作者的政治任务。无论是老一代的艺术家还是年轻的演员,都以能参加现代戏的排演工作为荣,都愿为演好现代戏作出自己的贡献。高百岁、梁一鸣、孙钧卿等一些年过六旬的老演员,都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中,表现了不辞辛苦、老当益壮的可贵精神。他们为了准确地塑造现代人物形象,对表演中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一丝不苟地反复锤炼。著名老演员马连良也积极争取在现代戏《杜鹃山》中扮演一角。他一心要演现代戏,在这个戏中虽然只扮演一个配角,也是热情很高,一接到剧本就认真地钻研人物,积极地背台词。云南京剧院的演员关鹔鹴在排演《黛婼》时,为练好一场翻滚、走跪步的动作,曾经把裤腿膝盖处磨穿了一个大洞。中国京剧院的老旦演员李金泉虽然自己不演什么角色,仍然积极热情地担任《红灯记》的音乐设计。为了琢磨一句唱腔,他苦思苦想,几乎到了废寝忘餐的程度。这次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所有剧目,都是京剧工作者们以前所未有的严肃认真态度和艰苦劳动排演出来的,因而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使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第一个战役旗开得胜。
京剧工作者演出现代戏,不仅以革命思想教育了观众,同时他们自己也从排演充满革命气息的现代戏中受到教育。剧中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人物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京剧团全体演职员通过排演《红岩》,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他们从大义凛然的许云峰、坚贞不屈的成岗、忍辱负重的华子良等革命前驱者身上吸取了力量,都表示要作彻底的革命戏剧工作者。天津市京剧团的演职员们通过排演反映搬运工人血泪史的《六号门》,增强了对新社会的热爱,对旧社会、恶势力的憎恨。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剧院京剧团在排演《草原英雄小姊妹》时,提出了“学习小英雄,演好小英雄”的口号,创作人员们努力要把小英雄克服困难、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京剧演现代戏还正在扫除京剧界由旧戏班遗留下来的争名位、闹“门户”等残余陋习,许多剧团出现了互学互助的新风尚。有些剧团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中形成了团结友爱的新型集体,大家群策群力,充分发扬了集体主义精神。北京京剧二团在排练《洪湖赤卫队》期间,主要角色的AB制演员都齐心协力地共同塑造剧中人物形象。有时你排我看,有时又你唱我学,真正做到了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使旧戏班的所谓“同行”是冤家,变成了“同行”是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北京实验京剧团、中国京剧院一团等一些剧团的老演员和青年演员,曾经几次被调换角色,他们不仅愉快地服从领导的决定,并且积极主动地帮助新换上来的演员熟悉台词,钻研角色。现在,团结互助、服从整体利益的新风尚,已经在许多剧团里蔚然成风。许多担任群众角色的演员,不再把自己当成是“跑龙套”的,是主要演员的“点缀品”,而是同样严肃认真地去体会和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使整个演出统一和谐,人物、思想鲜明突出。目前在京剧演员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要为演好革命的现代戏当一个有用的螺丝钉”。
京剧工作者在排演现代戏过程中精神面貌发生的新变化,还表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向工农兵学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以来,从台上到台下,从剧场到各演出团体的住处,到处都是一派新气象。在各演出团的住处,经常传出雄壮有力的革命歌声。在日常生活中,从主要演员到一般演员都亲自动手打扫住所的环境卫生;有些演员还利用排演的空隙到食堂去帮厨。他们这种热爱劳动、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称赞。许多人赞扬说,在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不但看到京剧艺术焕然一新,同时也看到了京剧工作者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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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革命的文艺和革命的人
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文艺工作者只有首先是个革命者,才能演好革命的戏,写出革命的书。文学艺术事业要革命化,文学艺术创作要洋溢着革命精神,首先取决于文学艺术队伍的革命化,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革命化。
是否口头上说说革命化,就真的革命化了呢?那不。革命化与否?革命化的程度如何?要通过实践、通过行动来检验。
一事当前,你的行动和实践,是代表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工农兵群众的利益呢?还是代表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呢?这是第一个重要标志。大演革命的现代戏,文学艺术工作者努力去反映革命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击敌人,壮大自己,那正是代表工农兵群众利益的具体体现。工农兵群众的意志、愿望和要求,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文艺工作者也只有成为工农兵群众意志、愿望和要求的忠实代言人,才有自己的远大前途。
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是否真正做到了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同工农兵群众生活在一起?是否真正做到了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学艺术队伍的革命化、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革命化,离开了与工农兵群众的结合,离开了在火热的斗争中自觉的思想改造,将会一事无成。
毛泽东同志说:“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又说:“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永远是包括我们文艺队伍、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在革命化道路上唯一正确的指针。
不错,一个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群众结合之后,不一定就能产生出优秀的革命文艺创作来。但是,要产生出优秀的革命文艺创作,同工农兵群众结合,在火热的斗争中自觉地改造思想,乃是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因为工农兵群众的劳动和革命斗争,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不久,当时以陕甘宁边区为首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到广大的农村去,因此收到了第一批丰硕的革命文艺果实。这批果实,一直到现在仍然保存着它们的艺术生命力量;全国解放以来的十几年,又有哪一个优秀的革命文艺创作,不是和工农兵结合的结果?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又一次说明:凡是成功的演出,都同深入工农兵生活分不开的。
不同工农兵群众结合,不在火热的斗争中自觉地改造思想,不但产生不出什么革命的创作,而且有逐渐变为精神贵族的可能,有逐渐坠入修正主义泥坑的危险!
文艺工作者是要用自己的创作去影响人,教育人的。因此,文艺工作者革命化的问题,文艺队伍革命化的问题,就不仅是文艺事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用什么思想感情、用什么精神粮食去影响、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
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在革命化的道路上,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坚定地去掉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旧感情,建立起工人阶级的、劳动人民的新思想!
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革命的斗争中去自觉地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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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
  为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解放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会开幕
据新华社十一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会,十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展览会共展出反映部队现实斗争生活的国画、油画、版画、宣传画、年画、剪纸、幻灯片、雕塑等新作六百五十二件,显示了部队美术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为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所取得的新成就,显示了近年来兵画兵的丰硕收获。
这次展出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取材于部队现实斗争生活,题材十分广泛,形式多样,风格清新。从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野营训练到农副业生产,从海防前线到风雪边疆,从官兵关系到军民鱼水深情,都有所反映。国画《革命传统开新花》、《无声的命令》,反映了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版画《宁要恶劣气候下的良好,不要风平浪静中的优秀》、《练一千次不行就练它一万次》、《刀光闪闪见硬功》,以简明洗练的笔调描绘了硬骨头六连苦练过硬军事本领的事迹;《不响枪的战场》、《活课堂》、《为六亿人民站岗》等八幅版画,概括地介绍了南海前哨钢八连继承革命传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动人事迹。还有反映部队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国画《一对红花向阳开》、幻灯片《对对红》;反映战士读毛主席的书、作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油画《炉火正红》;反映部队阶级教育的版画《大槐树下讲村史》;反映边海防战士战斗生活的版画《风大浪高只等闲》、国画《踏破昆仑千里雪》、写生画《在世界屋脊上》等。
这次展出的美术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绝大多数作品是人物画创作。这里有热情歌颂党、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油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决战前夕》;有反映部队英雄人物的油画《雷锋不忘阶级苦》,年画《南京路上好八连》四扇屏,国画《欧阳海舍身救列车》、《爱民模范谢臣》等。为革命长期不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和爱民模范吴兴春等先进人物形象也都通过作者的画笔,跃然出现在画面上。还有许多塑造部队年青一代可爱形象的画幅。油画《回岛》,通过一个海防战士探家归来,手中拿着毛主席著作等新书和小树苗,身上背着一筐小鸭,饶有风趣地反映了海防战士以岛为家、热爱海岛的精神面貌。油画《小管家》、国画《出槽》和年画《夸标兵》等作品,则表现了部队年青一代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人人爱标兵,个个夸五好的新风貌。
这些思想性强、生活气息浓厚的作品,大部分出于部队业余美术作者之手。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士兵,有的是军政干部、放映员、电话员,还有的是驭手。这次展览会上还展出了部队专业美术工作者的许多佳作。这些作品都是他们发扬我军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贯彻林彪元帅指示的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和深入生活、深入斗争以后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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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心上到手上
  尉如澜
曲沃县杨谈公社杨谈生产大队,经过长期摸索,以提高农活质量为中心,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劳动管理制度。他们的这套制度,受到晋南地区以至山西省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重视。大家对他们以质量标准为主计算劳动定额的办法特别感兴趣。大家普遍感到:这是提高社员集体主义思想的好办法,也是更全面更准确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好办法,它使新技术的普遍采用和农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得到了管理制度的保证。可以说,农活质量标准是政治、管理、技术“三结合”的最重要的一个“结合点”。
在推行这个办法的过程中,不少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开头执行觉着很“灵”,过了一个时期就渐渐地坚持不下去了;有些地方刚开始推行不久,就碰了钉子。同样一个制度,为什么在杨谈就那么有效,到别的大队就行不通了呢?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这一套科学的劳动管理制度,从产生到推行,直到逐步提高,都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丰富的、生动的思想内容,都要依靠党组织坚强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有些大队在学习和运用他们这一套制度的时候,只取“外壳”,不求“灵魂”,只是简单地照抄条文,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就把活生生的制度变成了死板板的条文,群众没有从思想上接受它,自然行不通。
杨谈大队是如何处理思想政治工作和劳动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呢?这有好几年的曲曲折折的过程。
科学的管理制度来自先进的思想
杨谈大队以农活质量标准为主计算劳动定额(简称“质量工分”)的办法,是一九六一年创造出来的。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杨谈同许多地区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特别是一九六○年的百日大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困难。但是,他们始终坚持集体化方向,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威力,战胜了严重旱灾带来的重重困难。一九六一年春天,他们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广大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可是,有些社员没有把这积极性用到正确的地方,做活贪求数量,不顾质量。大部分社员对这样的现象很有意见,许多贫农下中农老社员意见更大。
党总支对部分社员做活质量不高的问题作了认真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有人用旧思想从事社会主义劳动,也就是说,在一部分社员心里还没把集体和个人的位置摆对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扬群众中的积极因素,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
一九六一年六月,先后召开了讨论提高农活质量的全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和各队的社员大会。一连七个晚上,队队都在讨论:要工分还是要质量?不讲究农活质量有没有高的产量?农活质量不高是技术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这是一场新旧思想的大交锋。贫农老社员郎子发说:“农活质量高低主要看心劲高低。一心向集体,手就听指挥。技术差点劲,可以去练习。”还有的贫农社员说:“农活质量先在心上,后在手上。”不少社员主动检查了以往的错误观点——干活快,挣下工分是自己的;农活做得不好,是属于集体的。大家深刻地认识到:不讲究农活质量,工分是空的;每干一件农活,先要想到能增产多少粮食和棉花才对!
这次讨论,实际上是反映两条道路的两种思想的一场斗争。经过讨论,贫农下中农维护集体利益的思想占了上风,社会主义正气大大发扬起来。讲究农活质量光荣、不讲究农活质量可耻的新风尚,从此逐渐树立起来。
随着群众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大家对农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时,一个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在三千多个社员中,总有先进的和后进的;在农活质量上旧的差距消失了,又会出现新的差距。再说,新的技术标准不断出现,有些人对新的质量要求往往不熟悉。究竟怎样作才算高质量?大家都希望有个“标尺”、“规矩”。这时,原先的劳动管理办法(基本上按数量计算劳动定额,对质量只有笼统的要求,没有明确的标准;责任不很明确;验收也不很严格),显得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和实际的需要了。
究竟在劳动管理方面采取些什么科学方法才能适应提高农活质量的要求呢?解决问题的出路还得在群众中找。党总支发动干部和社员都来研究、摸索。
有一天,大队畜牧股长巩鸿昌和三队的十多个女社员一起打掐棉顶。干活前,鸿昌在地头先交代了大队和生产队的质量要求:每苗必须留足八个果枝。这是大家议定的新的农活质量标准。大伙儿一进地,虽然都很重视打掐的质量,但很少有人认真查看每苗的果枝是不是留够了。巩鸿昌在地里一边劳动,一边又对大家进行了一番重视质量的教育。大部分人表示他说的对;但也有少数人反驳说:“生产队派给的活是打正顶,俺挣的也是打顶的工分,谁还能顾上一苗一苗查看果枝够不够?”鸿昌一面听,一面想,一面和大家议论,脑子里慢慢理出了个头绪来:原来问题出在劳动定额和计酬办法太笼统。于是,他根据在畜牧上试行过的办法,提出一个建议:把劳动定额分成质量工、数量工两部分,一亩打顶的工分对半开。打完一亩,算一半工分;留够果枝,算另一半工分。哪项不够标准,就少算哪项工分。大伙同意试试看。果然,新的质量标准的实现有了保证。但是,这样一来,干活进度减慢了,比在别的地里没有严格按质量标准干活的社员少得了工分,大家又吵了一顿。鸿昌带着问题原原本本向党总支作了汇报。
党总支非常重视巩鸿昌的新发现,反复多次进行研究,并建议各队都来试验这种按质量、数量两部分来计算劳动定额和劳动报酬的新办法。经过几次试验和修改,大家公认:计算“质量工分”是劳动管理上的一大改进。采取这个办法,能使社员养成重视农活质量的习惯,能使社员在农活质量问题上把关心集体利益和关心个人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
党总支又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认真讨论,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为了不断提高农活质量,既要不断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又要不断改进劳动管理制度;一方面用先进的思想统率科学的制度,另方面用科学的制度促进先进的思想。
经过各队社员大会和全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社员群众也都很赞成新的劳动管理办法,把它规定成了一套制度,逐步把重要的农活都按质量要求分项规定了“质量工分”。
先要严格要求干部和他们的亲人
杨谈大队的“质量工分”制度之所以能行得通,并能坚持下来,重要关键之一在于做到了严格检查验收。而做到这一条的前提,又在于队干部能够打破情面,以身作则。党总支书记王德合说的好:“群众几千几百双眼都看着干部哩!要是干部行得不正,验收时打不破情面,偏向亲人,管理制度再好,也难以执行。”
杨谈大队在开始推行“质量工分”制度的时候,头一关就碰到一些干部打不破情面的问题。
党总支发现这一问题,就组织全体干部讨论。大家认识到,如果干部不坚持原则,一味装“老好人”,只能是:怕麻烦,却带来大麻烦;怕“得罪”人,结果大得罪人;好制度,落得个行不通;想要高标准,结果成了低标准。因此,干部决不能徇情顾面,偏三向四。
为了严格执行“质量工分”和验收制度,杨谈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首先把严格的要求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身上。一九六三年收麦期间,五队妇女队长陈云儿带领社员割麦。头一晌她自己割的麦子就有一部分没有达到茬不过寸等质量标准。她主动作了检查,带头按规定少记工分,并立即改进操作。干部能带头,社员也就随着赶了上来。不仅干部违犯制度从严处理,连干部家属违犯制度也从严处理。在杨谈,总支书记王德合,副大队长谭福群,政治指导员李来旺,作业组长黄宝善,都曾经因自己的儿子、女儿做活达不到质量标准,主动领着孩子到队里扣工分,作检讨,并严格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十二队队长吴德胜,上地验收妇女锄棉花的质量时,先验收自己老伴做的活,看到不合质量标准就要她返工。社员们一看,没等老吴说别的,凡达不到要求的都主动返了工。一件件活生生的例子,使社员从干部身上看到了应该怎样对待集体的制度。大家积极地向干部学习、看齐。有些生产队开始执行“质量工分”等一套制度时还有些困难,干部以身作则之后,制度的执行就比较顺利了。严格执行制度不是迷信制度
杨谈大队党总支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制度是为了给人们提出一个标准,而不是为了用它“卡”社员。要把制度执行得好,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思想政治工作。社员思想通了,认识提高了,就会自觉地执行制度,而且会越执行越严,越执行越好;反之,你就是把工分全扣完,农活质量也不会提高,反而会形成社员和制度“顶牛”,再好的制度也执行不了。从这里,大家得出了一条结论:必须严格执行制度,但是不能迷信制度。
认识到这一点,经过了曲折过程。“质量工分”开始推行的时候,有些队干部怕“得罪人”,推行不开。“得罪人”的思想解决了,有些人反过来又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制度上,认为有了“质量工分”制度,就有了“卡”社员的好办法,只要把住工分“关”,该扣就扣,该罚就罚,不怕农活质量提不高。实际如何呢?偏偏是事与愿违。一九六二年麦收期间,第二队个别干部不愿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只简单地下达了收麦的各项“质量工分”。结果,有一小部分社员为了多挣工分,索性只求快不求好,有意只要数量工分,不要质量工分。他们这样干一天,虽然被扣了质量工分,合计下来,工分并不少得;可是集体的麦子却损失了很多。队干部碰了这个钉子,只好反过头来重新做思想工作。他们先给社员们算了一笔账:一亩小麦丢五斤,全大队八千亩小麦就要丢掉四万斤,足够一百三十个人吃一年……。接着,在地头会上,表扬了收割质量比较高的社员,不指名地批评了不讲质量的错误思想和作法。社员思想通了,质量标准也就全部达到了。
大队党总支向各队党支部介绍了第二队的这次教训和经验。从此,各个生产队在每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始前,在宣布各项农活的质量标准时,总是首先对社员群众做思想工作,说明道理,解答疑问;并且从党员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的实际行动中,树立各项农活质量的活标准;每段农活作完了,就作一次评比,进行表扬、批评。他们把这种作法概括为两句话:事前要讲清道理,事后要比个高低。这样,就进一步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在劳动管理的各个环节中了。
经过一再实践,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更加懂得了:要把新的管理制度坚持下去,只是一般地讲讲道理还不够,还得对一个个人、就一件件事,进行细致的工作。赶车送粪的一项质量要求是:牲口路上屙下粪必须收起来。十二队社员孙禄荣赶车送粪就是不肯照这项规定办。有一次,被老队长吴德胜碰见了。老吴一没批评他,二没扣他的工分,只是唤他把车停下,然后一声不响地自己动手替他把粪拾上了车,拾完扭头就走了。孙禄荣大受感动,告给别人说:“老队长这样做,真比批评我一顿还厉害,比扣工分更厉害!”从此,他干活按质量标准办事了。
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点点滴滴渗透在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过程之中,渗透到社员的心上和手上。如今,“质量工分”在杨谈大队绝大部分社员的心目中,已经不只是计算劳动报酬的标准,而且成了社员是否热爱集体的标志。
依靠贫农下中农不断提高农活质量
随着集体主义思想的提高,社员做活质量越来越高,部分社员,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主动超过规定的标准。今年,五队社员柴娥子、王玉娥等五人被派到棉田地里整地拍土块。按队里规定每亩只投二分工。她们一见别的队拍得比本队好,就主动加拍了一次,每亩用了四分工的工作量,作完后,谁也不肯告诉别人,每亩仍然只记二分工。队里发现了,要补给她们工分,她们说:“不再拍一遍,心里过不去,份内的事,还能多要工分!”社员们就是这样自觉地重视农活质量,爱护集体利益。队里还是坚持给她们补了工分。
广大社员不仅重视自己的荣誉,而且更加重视集体的荣誉。一个作业组中,有一人做活质量不高,大家就不满意,不等队干部检查,就会有人主动提出意见,帮助改进。
在“质量第一”的集体主义思想推动下,杨谈大队的男女社员掀起了学习技术的浪潮。过去,有少数老中农、上中农在技术上是“全把式”,但是他们在集体生产中常常故意同队干部为难,不肯把全套本领拿出来。特别是在播种等重要农活的紧要关头,这些人更要摆架子、讲条件。党总支决定:一定要帮助贫农下中农社员,特别是年轻力壮、大有可为的贫农下中农青年社员,在技术上赶上和超过老中农、上中农!在党、团组织发动下,近二百名青年拜老农为师,精心学技术,苦心练本领。在贫农下中农社员中,父亲教儿子、丈夫教妻子、嫂子教小姑等师傅带徒弟的活动广泛开展着。
大队党总支和管委会的同志们还考虑到:不能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的技术水平上,一定要排除老中农、上中农在技术上的保守思想对社员群众的影响,一定要发动社员掌握新技术。贫农下中农社员、特别是青年社员,首先积极响应党总支的号召,每年冬季大队举办的技术训练班,报名的总是大大超过可能容纳的人数。为了满足社员们的要求,又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了夜校,除了农事活动大忙季节以外,定期上政治课、技术课、文化课。
在越来越多的贫农下中农掌握了传统的农活操作技术并且掌握了许多新技术以后,少数以传统技术见长的老中农、上中农服气了。他们不但不再在农活紧要关头“拿捏”人,反而主动地要求多干些技术活了。其中有的人还主动要求参加学习新技术。他们的思想也有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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