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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从自然条件看我国北方的水稻栽培
杨守仁
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①的论文发表以后，已广泛地引起了直接间接与农业生产发生关系的人们的极大重视。作为一个水稻工作者，我更觉得竺文的论点十分明确，可以大大提高人们的信心和干劲。因为竺文中不仅提出“东南亚季风气候区域特别适宜于种稻”和“我国米麦两宜地区应尽量种植水稻”，还指出黄河流域下游夏半年日光辐射总量大于长江下游，如有适当水利条件，夏作产量应不低于长江以南地区。因此可以说，我国北方的水稻产量应不低于南方。不仅如此，竺文中还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同一纬度上，我国各地夏季温度均高于日本”，“在其他条件相同之下，我国各地稻米单位面积产量应高于日本”。我们知道日本的纬度与我国北方很多地方相近，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我国北方的水稻产量应不低于日本。此外，竺文中还谈到新疆地区和黑龙江地区也都是发展水稻的好地方。
我国北方的水稻产量应不低于我国的南方和东邻的日本，是我国北方水稻栽培问题的一面，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以现代科学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作好战略性的部署；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对我国北方发展水稻的伟大事业中存在的问题，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实事求是地作好斗争的准备，集中一定的力量逐步求其实现。此外，在工作中也可以适当参考一些国外的经验。
从历代漕运的情况可以想见“南粮北调”的情况。我国北方的扩展种稻问题关系重大。谨就上述三点，具陈个人所见如次。
我国北方水稻高产稳产的可能性
我国北方种稻的历史已久，宁夏引黄灌区的种稻历史便可上推千年以上。华北能否种稻，当年林则徐便有“有水皆可成田”的名论②。而北方种稻能否高产，则是近年通过实践才为人们所承认的新事。就以一九六三年的事例来说，位于江苏丹阳城郊的练湖农场，由于连年大抓精耕细作，才使水稻每亩产量提高到八百一十多斤，而北京郊区的柏各庄农场在建场的第二年便将原来的亩产四百八十多斤提高到八百零九斤③。同年辽宁盘锦农垦局所属的西安农场在盐碱地上种稻二万二千五百亩，总平均产量达到每亩七百零一斤，其中亩产八百斤以上的约有七千五百亩，亩产九百斤以上的约有六千亩，刘云成劳模所直接掌握的种子场则有二千八百亩的水稻达到或超过一千斤④。至于能否高产而又稳产，近年京郊团河农场可以说年年都是亩产千斤，近年宁夏银川附近的王太堡农业试验场⑤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的水稻试验田也都在一定面积上达到或超过千斤的水平⑥。值得注意的是柏各庄农场和西安农场都是盐碱地，团河农场是北京郊区古时用以狩猎的一片坏地，王太堡农业试验场周围几百里的水稻千百年来一直每亩只是三四百斤，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分院的两处水稻试验田还都是应用井水灌溉的水稻。这些事实和别的很多事实，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我国北方的水稻产量既可能不低于我国的南方，也可能不低于东邻的日本。
至于在科学理论上应该怎样认识这一可能性，竺可桢先生的文章已经指出大体的轮廓。几年前我也曾作过尝试性的说明⑦。看来，我国北方水稻生长季内，（一）日照较长，云量较少，因而日光辐射总量较大，光合产物较多；（二）白天温度已很有利于光合作用的进行，而夜间温度较低，昼夜温差常达摄氏十至十二度，南方仅为六至八度⑧，因而呼吸作用的消耗较少，大大有利于干物质的积累；（三）春旱秋涝的气候条件，对有水利条件的水稻来说，春旱有助于温度的急剧上升，秋雨充沛一般也可以看做是种稻的可靠水源；（四）暴风雨较少，特别是台风到北方已经不大为害，西北根本无暴风雨；（五）地形平坦，土层深厚，土质砂粘适度，一般也较肥沃；（六）无螟虫为害等等都可以看为我国北方种稻的有利的自然条件。
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不少不利的自然条件，需要注意克服。北方的雨水毕竟是较少的，水源如无保证，就根本种不上水稻。春季寒潮频繁，春风很大，对水稻育苗也带来困难。北部适宜于水稻生育的时期偏短，积温也偏低。很多是盐碱洼地，有必要边改良、边利用。冬季严寒，一般也难以种植绿肥。稻瘟病时有发生。很多新稻区由于人少地多，在未能充分现代化以前，也还有可能发生草荒。凡此种种，可以想见上述大面积高产稳产的事例，决非轻易得来。所以要想在我国北方扩大高产稳产的稻田，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多方面的困难。
我国北方水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还是水利问题。宁夏气候干燥，但在引黄灌区确有塞上江南之感。解放后，渤海沿岸自山东经河北到辽宁的大片盐碱荒地，已建立了不少以水稻为主的大型国营农场。大凡水利条件好的，如果其他工作也能跟上去，现在都已能上缴国家大量的商品粮、畜产品及一定的利润。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是丰富的。例如，宁夏引黄灌区实行二年或三年轮作制，既解决了肥水两大问题，还对劳畜力的调节以及杂草为害的减轻等有很大作用。天津附近的国营芦台农场近年在全面机械化、水旱轮作和农牧结合等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为我国北方盐碱地的开辟利用，指出了方向。盘锦农垦局所属各国营农场在中央和地方的关怀下，一九六三年已大大改变了生产面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局所属的荣兴农场，由于在前几年遭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坚决搞好水利，近年已成为重盐碱地而水稻高产稳产的农场。在盐碱低洼地区，既要有完备的灌水系统，也要有完备的排水系统。为了蓄水，近年修成的大型水库有大伙房水库、清河水库等。总的情况是局部地区已大有进展，有待继续投入巨大资金和人力物力的地方还是很多很大。
我国华北和东北稻区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冬季一般是休闲的，而且开为稻田以后大多是年年种稻。因此在华北和东北稻区，绿肥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养猪业也较难发展。这就形成高度依赖于商品肥料的突出情况。其中有些盐碱地稻区，由于多年只用化肥，土地已有劣变征象。因此如何解决我国北方稻区的肥料问题特别是有机肥料问题，实在刻不容缓。宁夏的轮作制度在这点上应该肯定是先进的，芦台农场水旱轮作和农牧并重的机械化栽培经验是方向性的宝贵经验，中捷友谊农场稻旱并重也是可行的，盘锦地区发展田菁也是好办法。但如何彻底解决与普遍解决，仍有待各方努力。是否可在割稻时多留几厘米的稻茬，看来值得考虑。此外，广种紫穗槐以及利用草炭等等，也都可试行。
在搞好水肥条件的同时，如何应用其他许多新技术，力争产量的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商品粮比重的提高，也要作巨大的努力。例如整平田地、良种化、培育壮秧、适时种植、拖拉机水整地、严格清选种子、改进旱直播与水直播技术、除草的半机械化与机械化、细致管理、药剂除草、药剂防治病虫害、消灭低产田、机械收割、脱粒扬场的电气化与连续作业、水旱轮作的整套技术以及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问题等等，都要下力量，坚持地搞。其中草害严重的，可以坚决仿照辽宁的办法，大搞畜力中耕。插秧期拖迟影响平均产量的，可酌用尼龙保温育苗，但尼龙既要合乎规格，还要价格便宜。拖拉机进行水整作业，我们也迫切希望农机部门从速解决磨损等问题。收割的机械化则尚在试创时期。在稻瘟病严重地区，要着重穗选良种与讲求栽培，必要时再用药剂。可见方面很多，潜力很大。从对新技术的需要和应用情况看，我国北方的水稻栽培在若干方面完全有可能比南方走快一些，特别是机械化作业和保温育苗技术等。
各地的实践经验指出，我国北方扩展水稻必须稳步前进。淮北气候条件适宜种稻，并有大面积低洼易涝之地，发展水稻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但在雨量季节分配不平衡及土壤渗漏较大的情况下，早年应用淮南稻种和栽培方法，当时发展虽快，其后巩固则难，有必要应用陆稻或水旱两用稻种，创造性地稳步前进⑨⑩。山东近黄河出口的广北地区亦为滨海盐地，渠道工程不便大量种稻改良土壤，生产也就难以发展。天津地区洼改种稻曾是我国北方扩大种稻事业中的旗帜，如何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在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下，再接再厉，分片分期求其实现，将是一场有重大意义的大会战。东北灌区甚多，有的还未充分利用如查哈阳灌区和梨树灌区，有的还需要大量投资并恢复铁路如盘锦垦区。至于辽太浑（辽河、太子河、浑河）洼地种稻是否可以利用电井灌溉，大可先行试点，以便在春季“向地要水”，无需在上游多建水库，而又可耐涝稳收。黑龙江的三江平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是一片面积很大的半沼泽地和沼泽地，将来开辟种稻大有希望，但要积累经验并做好准备工作。西北云淡天高，且无暴风雨为害，应是水稻的高产地区。竺可桢先生的论点与西北的实际情况甚为吻合。一九六三年八月著者到宁夏参加第二十届渤海区水稻会议，曾经在几处看到一定面积的亩产可达千斤的水稻，并且看到该地的农作物栽培密度可以较高。从现有农作物小面积单产水平来看，在水源有着的情况下，西北确实可能是我国粮棉的高产地区，但水稻也只能稳步发展。
其次，我国北方水稻的发展还有必要注意多样化。皖北、山东、河北、辽宁、吉林等省久有相当面积的陆稻，今后可与水稻配合发展或发展一部分水旱两用的稻种。从水源来看，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自流灌溉，也可用电力扬河水及井水灌溉，还可利用泉水灌溉（北京颐和园附近稻田及济南北园稻田都是泉水灌溉）。种植时期既将有早晚之分，种植方法亦将有直播与移栽之别。直播之中既有水直播与旱直播，育苗方法更是多种多样，移栽方式现在又增加了大垅栽培以便畜力中耕的方式。预料将来要发展水旱轮作，但低洼易涝地区也还有必要连年种稻。种不种绿肥以及绿肥的种法，各地也会不同。总之，我国各地情况既然复杂，办法就该多样，而且计议中的办法还要根据当时具体情况作必要的更变。
可以参考的国外经验
解放前，一向缺粮的朝鲜北部，原来只有十万町步水田（一町步约合十五市亩）。解放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朝鲜仅仅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到一九六二年便把水田扩大到六十二万四千多町步，从而使一九六二年的粮食总产量达五百万吨，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刘主席一九六三年九月访问朝鲜的时候，曾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金日成委员长在不久前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中曾指出，“在两三年内将水田面积扩大到七十万町步，以增加稻谷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又说，“当前粮食生产的任务是增加稻子产量，大大提高粮食的总产量，使全体人民都能吃上白米饭”。可见过去十年他们平均每年扩展的水稻面积约达七十万至八十万亩之多。这一条可贵的经验是大搞水利，大开水田，并且种好水稻，从而力争粮食过关，吃上细粮。我国北方特别是我国东北与朝鲜隔江相望，他们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日本很久以来是粮食不足的国家。他们全国的水稻平均每亩产量在上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大约是二百余斤，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大约是三百余斤，三十年代大约是四百余斤，四十年代大约是五百余斤。一九五五年全国平均超过六百斤，嗣后两年虽在六百斤之下，但自一九五八年以来一直在六百斤以上。近十几年来的种植面积是变动不大的，自一九五○至一九五四年每年都是四千五百多万亩，自一九五六年起才增至四千八百多万亩至四千九百多万亩（包括陆稻）。一九六○年的面积为四千九百六十一万亩，单产为六百四十七点九斤，稻谷总产量为三百二十一亿余斤。他们的经验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各方面来提高单产，以缓和粮食生产的不足。
从当前我国北方水稻栽培来看，上述两条经验都可参考。因为我们既可以稳步而积极地扩大面积，也可以逐步而稳当地提高单产。一九六三年朝鲜每亩耕地施用化肥数量已达四十斤?。由于氮肥施于稻田的肥效较高较稳，亦由于我国北方自然条件的优越，就辽宁、天津、北京等省市近年水稻产量来看，亩施氮肥折合硫酸铵如能达四十斤，便非常有可能把亩产四百斤左右的水平提高到五百斤至六百斤的水平。我国北方的水稻单产如能保持这一水平或更高，便有可能促进我国北方水稻栽培面积的稳步扩展和栽培技术的不断革新。
总之，水稻在我国北方是应该发展的高产稳产作物，从科学理论方面来看是如此，从实践经验方面来看也是如此。我国北方的水稻产量既不应低于南方，也不应低于日本。
①见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②陈祖槼主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上编），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出版，第四四四至四五○页，《林则徐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议》。
③见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
④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西安农场郑守智场长给著者的信。
⑤根据一九六三年八月第二十届渤海区水稻会议资料。
⑥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辽宁省第二届农学会论文《水稻高产栽培的研究（一九六○——一九六三）》。
⑦见一九五八年沈阳农学院作物栽培讲习班讲义《水稻栽培十讲》。
⑧丁颖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第一一二页。
⑨杨守仁：《对安徽三改的意见》，见《中国农报》一九五五年第十一期。
⑩见《中国农业科学》一九六三年第八期学术动态。
?金日成：《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见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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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顾君恩归附李自成的时间
王纲
历来许多史书都说，顾君恩早在崇祯七年以前就成了李自成的军师。崇祯七年李自成为明陕督陈奇瑜困于车箱峡，正是用了顾君恩的计谋才出峡复振的。持这种说法的史书，有《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庶樵纪闻》、《小腆纪年附考》等等。不久前，姚雪垠先生在《我所理解的李自成》（《羊城晚报》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一文中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是，顾君恩到底是何时归附李自成的？从姚先生的文章中并未得到明确的解答。
最近，我在同治的《钟祥县志》中看到了如下两段记载：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贼众（指李自成部） ⑥十万于石牌作浮梁渡兵。……癸未元旦，贼分兵破陵，总兵钱中选、巡按李振声、钦天监博士杨永裕俱为贼擒。五营将卒或杀或降者亡算，己刻陷城。……其邑人之从贼者，如刘靖夏、吴大雁、刘公远、顾君命（按：“命”为“恩”字之误）佐贼僭乱，后先仍受贼诛，惟首恶顾君恩流毒百万，郢人以不见其死为憾。”
“顾君恩，邑诸生。李自成陷城，用为伪吏政府宠待最隆。及贼败南下，欲趋汝南，君恩力阻之，遂走襄郢。数百万生灵遭其屠戮，顾君恩所为也。”
这两段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顾君恩归附李自成的时间，是在崇祯十六年元月李自成攻克钟祥县时。第二，顾君恩是钟祥诸生。他归附李自成才几个月就当了兵部从事，说明李自成一开始就器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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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比喻”
吴建国
比喻，通俗的说法叫作打“比方”，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它的特点在于：不是直接地以下定义的形式，而是间接地通过那些已知的、常见的、容易为人了解的具体事物及典故，揭示认识对象的特征、属性或本质。
一
比喻有低级和高级的两种。前者是指那些基于感性认识的比喻，后者是指那些基于理性认识的比喻。比喻既可以用来表述感性认识的内容，也可以用来表述理性认识的内容。
比喻作为一种认识形式，远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就已存在了。在人类认识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在抽象概念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事物的属性、共相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没有从具体事物中分离出来，因而他们也还不可能给事物作出理论上的规定。那个时候，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实现于一系列对事物的外在的、直观的表象之中的。例如，当他们想要说明一个战士的勇敢的时候，他们没有“勇敢”这样的词和概念，因而只有借助于另一个具体的、已知的、带有象征性的实物来表示，说他像一头狮子。在这里，表述的形式和认识的内容都是直观的，表述的直观性是认识的直观性的直接表现。起对认识对象规定作用的是由另一物、另一行为和动作引起的生动的联想。一旦有如“勇敢”之类概念形成，思维进程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理性认识阶段。前面说的理性的比喻，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
这样一种比喻的特点是把理性认识的成果——反映对象本质的概念，“外化为”（表述为）具体的、生动的、直观的形象。
基于感性认识的比喻是不同事物的单纯的表象与表象的联结；基于理性认识的比喻是另一事物的表象与被比喻对象概念的联结。基于两个不同认识阶段的比喻，不仅在内容上不同，而且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在感性认识阶段，比喻既是一种认识手段，也是一种表述的手段；而在理性认识阶段，对于使用比喻的人来说，却主要是一种表述和论证的手段，只有对于接受比喻的人，才有一定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即提供他们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认识过渡的桥梁。总之，在通常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比喻的目的，不外是为了加强理论本身的通俗性，激起人们在感觉上的印象，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巧用比喻的大师。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雄辩而机智的比喻，通过它们使自己的论点和论证活生生地显现出来。例如，马克思曾把革命比作“历史的火车头”，把暴力比作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从“火车头”可以使我们想到革命之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的作用，从“产婆”可以使我们想到暴力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中的作用。列宁曾把那些“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机会主义者比作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的人，他说：“在理论思想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这就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①。这就揭露了那些违背革命发展进程的要求、以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的经济主义者的面目。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句俗语，比喻各国反动派的蠢行，说明“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②
所有上述的比喻都是建立在理性认识上的比喻，这种比喻集中地反映了革命、暴力、经济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本质的特点。这种比喻只是在形式上是直观的，而在内容上却是抽象的（与直观相对而言）。它们不是感性认识的产物，而是理性认识的产物。它们是感性知识在理性思维中的再现和补充，这种再现是经过对对象的科学分析完成的。
二
比喻的正确性，首先取决于它所表现的命题的真实性、客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所运用的比喻所以正确、所以具有巨大的说服力，首先在于它们所比喻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真理。马克思在批判消极反抗的软弱性的时候说过：
“都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③在这里，比喻所依据的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迄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以消极反抗取得胜利的先例，却有的是消极反抗惨痛的教训。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反抗比作“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才有发人醒悟的力量，才能加深人们对阶级斗争严酷现实的感受。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当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它（指革命高潮——引者注）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④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通过比喻，给我们描绘了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景象。这种比喻所依据的决不是一种空洞的信念，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充分显现出来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主客观条件。只有这样，
“航船”、“朝日”、“婴儿”等比喻，才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才会加强人们革命必胜信心。
相反，倘若比喻所依据的是主观随意捏造，是对现实的歪曲，那么这种比喻就会变得和它原命题一样的荒谬。例如，怀疑论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确定性，真理是不能被认识的。他们比喻说：“我们试想像，在一间房子里，存在着许多宝贵的东西，有很多人在夜间去寻找黄金：这样每个人都会自己以为找到了黄金，但即使他真正得到了黄金，他也还是不能确定地知道。同样，哲学家走进这世界，如像走进一间大房子一样，去寻求真理；即使他们获得了真理，他们也还是不能〔确定〕知道他们获得了真理。”⑤尽管这个比喻是“很迷惑人的”（列宁语），但它还是错的。其所以如此，并不在于这个比喻不切题意，而在于原命题本身的错误。因为真理并不是一种不可辨认、不能确信的东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凡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认识都是真理。但是，假使我们转换一下这一比喻所论述的主体，即不用它来否定真理的客观实在性，而用来表述怀疑者的真理观，那么这个比喻就变得既恰当而又正确的了。因为真理并不是像这一比喻所说的那样，但怀疑论者对真理的观点却正是这样。
很显然，比喻的正确性始终是和被比喻对象的真实性、客观性密切相关的。比喻和被比喻对象真实性、客观性的统一，是鉴别比喻正确性的主要条件。否则，比喻不管多么精巧，也不会因而变得正确些。
三
其次，比喻的正确性取决于比喻和被比喻对象之间关系和联系的实在性和确切性。这也是构成正确比喻的一个条件，因为在肯定被比喻对象的客观性、被比喻命题的真实性之后，还有一个比喻的恰当与否的问题。
我们要以比喻的形式去说明某一对象，不能找一个与该对象在任何方面都渺不相涉的东西。正确的比喻要求在比喻和被比喻对象之间，在某一方面总要有某种实在的共同之点，相似之处。这种共同点、相似之处表现得越切近、越一致、越突出、越鲜明，比喻也就显得越深刻、越有力。
在运用和理解比喻的时候，就不能着眼于比喻和被比喻对象概念的语词含义以及它们所反映的对象自身的质的规定性，特别是不能逐一地去对比它们的实物形态、质料、成分等外在的特征。这样的话，任何比喻都会成为不解之谜。
俄国有这样一个寓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列宁在一九二二年曾经用寓言中这两个角色来比喻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维、谢德曼、考茨基之流的人物。列宁指出：卢森堡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始终是一只鹰”，可是列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却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很显然，没有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责难列宁：“鹰是鹰，鸡是鸡，怎么能和人相提并论？”许多无耻的敌人曾经对列宁的言论作过无数的曲解和攻击，但是究竟还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提出这样问题的白痴。因为常识告诉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只会证明自己的无知。的确，卢森堡不是遨翔天际的鹰，但是她在政治上却像鹰那样敏锐、高瞻远瞩。列维、谢德曼、考茨基等人不是鸡，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是像在粪堆里觅食的鸡群一样的低下。把鹰和卢森堡联系起来的是两者所共有的勇敢和坚定的品质，把鸡和列维、谢德曼、考茨基等人联系起来的是两者所共有的目光短浅、专事脏秽勾当的品质。当人们从不同的事物、现象和过程中找到了这种类似的共同的品质和特征，那么比喻就可以赖以进行了。这种共同的品质和特征，可以被看作是逻辑上的类概念在比喻中的表现，可以被看作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思维中必须具备的“原素”。能否正确地运用比喻，除了被比喻对象的客观性、真实性之外，就看是否善于发现和把握住这种“原素”了。倘使运用比喻的人，根本不顾及比喻和被比喻对象间实有的联系，而胡乱地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观念任意地撮合在一起，其结果只能导致谎言、谬误和混乱。
马克思、恩格斯的同代人克利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仅在理论上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而且通过一些比喻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加以歪曲。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克利盖把它比作“圣餐”，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命运的时候，把它比作“承担着人间罪恶的上帝的羔羊”等等。试问，共产主义和
“圣餐”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无产阶级和“上帝的羔羊”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些比喻都破坏了正确比喻的要求——比喻和被比喻对象之间关系和联系的实在性、确切性。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即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只有这个比喻才确切地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本性。
四
再次，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因此，我们在运用比喻和理解比喻的时候，必须注意它的有效性的界限，而不能离开比喻自身所依存的关系和条件。任何真理，如果离开它自身的规定作无限的引伸，都会变成谬误。比如天主教神父和庸人们，常常把他们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饕餮［tāo-tiè 滔帖］、荒淫和贪婪等加到唯物主义身上去，但是，这已根本失却了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概念的原义。恩格斯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词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它们只是在解决世界本源问题的意义上才被使用的。如果人们给它们加上某种别的意义，那就会造成混乱。同样，比喻也是如此。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等价形态时写道：“……因为任何商品都不能把自身当作等价物来发生关系，也不能以自身的自然形态来表现它自身的价值，所以，它必须以别种商品当作等价物来发生关系，或把别一种商品的自然容貌，当作它自己的价值形态。”为了阐明这一抽象的道理，他用“砂糖”和“铁片”比喻说：砂糖因为是物体，所以是有重量的。但是，我们既不能看到、也不能摸到砂糖的重量。“因此，我们就取各种重量已经预先确定的铁片。铁的物体形态，当作物体形态，是和棒砂糖的物体形态一样不是重的现象形态。不过，要把棒砂糖表现为重量，我们可以使它和铁发生重量关系。在这关系内，铁是当作一种物体，这种物体除了表示重量，就不表示别的东西。因此，铁的量，作为砂糖的重量的尺度，与砂糖体相对，只代表重，成为重量的现象形态。这个作用，要在砂糖（或任何其他的要把重量发现的物品）与它发生关系的限度内，才是由它担任。如果不是两件东西都有重，它们就不能发生这种关系，其一就不能用来表现其他的重。把二者投入天秤内，我们实际就会知道，当作有重的物，它们是相同的；依照一定的比例，它们又会有相等的重量。”可是，他在这一比喻的结尾指出：“但类比到这里就终止了”⑥。意思也就是说，正像“砂糖”和“铁片”不能在它们的重量关系之外作继续引伸一样，也不能在商品的价值关系之外再作等量的比较。
五
我们从各个方面指出了比喻正确性的条件，但这不等于说知道了这些正确性的条件，人们就可以无例外地正确地运用比喻和理解比喻了。能否正确运用和理解比喻的问题，不是一个支配语言的技巧和辨析词义的能力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正如任何一种正确思想一样，它的形成以至能否被理解，最根本的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对客观事物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亚里士多德把“灵魂”比作蜡块的有名的比喻。列宁说：“它使黑格尔像在早祷之前的魔鬼那样地乱转，并大叫大嚷，说这个比喻‘常常引起误解’。”⑦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把人的感觉比作蜡块，把物质比作刻有图纹的黄金，感觉的内容是这些黄金图纹印入的痕迹。黑格尔就此大发雷霆：“无论如何灵魂不应当是消极的蜡块，并从外界接受规定”。列宁对黑格尔这一激怒嘲讽说：“哈哈！！！”黑格尔为什么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亚里士多德的比喻，并且极力掩盖他的唯物主义实在论的特征呢？因为承认了它岂不就失去他的作为世界创造主的“绝对精神”位置。
能否正确对待比喻，不仅和人们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即人们的阶级观点有关系，而且和人们的生活阅历、经验和知识丰富的程度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倒是说出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列宁在《哲学笔记》一书中曾经引述了黑格尔说过的一段很精彩的话：“正像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⑧。
我们知道，比喻常常是以格言为典故的，引用格言往往是比喻的一种形式，因而黑格尔关于对格言的理解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比喻。人们能否正确揭示某一比喻全部内容和力量，除了立场、观点、方法等原因之外，恐怕就要看人们有关的经验和知识的水平了。
①《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三六页。
②《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三八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一○页。
⑤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三联书店出版，第二六○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三三至三四页。
⑦⑧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第二九五、七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