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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
马文桂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是一项经济工作,同时又是一项政治工作。我们必须把经济工作同政治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观察和处理经济问题,观察和处理工业企业管理中的各项问题。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业企业管理就会迷失方向;政治工作如果不渗透到经济工作中去,那末,这种政治工作就不会坚强有力,也不能做好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所以,要管理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必须实行政治挂帅,必须做好人的革命化的工作,做好企业革命化的工作,把政治和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
从上述观点出发,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应当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
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结合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同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根本区别,除了前者实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外,重要之点还在于:我们社会主义工业企业,是用革命精神来办的,我们要使现代化的企业革命化。这就是说,我们要有革命精神,有革命思想,我们干的是革命工作,每个职工都要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干革命,自己所做的平凡的工作,就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做好本岗位的工作,就是对革命尽了力量,作出了贡献。
人们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在阶级斗争中就能掌握正确方向,在生产斗争中就会坚强有力,在科学实验中就能勇往直前。
人们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就会有压倒一切的革命气概,就会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任何艰巨任务都能完成。
人们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就会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相互支援,相互协作,推动生产迅速发展。
人们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就会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的工作;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心一意把生产搞好。
总之,职工群众有了革命精神、革命思想、革命干劲和革命英雄气概,企业就有最旺盛的生命力,生产、建设事业就会蓬勃发展。有了革命精神,即使是企业技术装备比较落后,也能够生产出好的产品;当然,如果企业的技术装备是先进的,就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所以,我们要办好社会主义的企业,必须首先实行革命化。这就要充分地重视人的作用,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发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革命干劲和革命风格,就是要永远革命,永远前进。
在我们社会主义工业企业里,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
革命精神来自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振起千百万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就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干部和工人的头脑。广大职工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思想觉悟就会进到一个新的境界,精神力量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基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就需要依靠人们的革命干劲。但是,如果人们的革命干劲,不同科学精神相结合,光有干劲,不讲究科学,不做扎扎实实的工作,那是一股子虚劲,不是实劲,那就虽有好心,也办不好企业,不可能取得多快好省的效果。相反,如果把人们的革命干劲鼓到科学试验、科学研究上去,鼓到搞第一性资料上去,鼓到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上去,鼓到扎扎实实的工作上去,那就一定会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
重视不重视第一性资料,重视不重视科学试验、研究,一句话,重视不重视实践,这是尊重和不尊重科学的分界线。如果不认识自然界的本来面貌,要取得对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那是不可能的。把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加强科学试验,不断实践,反复实践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充分地占有第一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才能使主观与客观一致,人们才能有自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真正大胆地进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勇于实践,敢于创造。这样,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在生产上和科学技术上开花结果,使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迅速前进。
计划性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指出:“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①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说的,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里,工业生产的规模很小,而且大部分是分散的、技术落后的手工业。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即使在手工业基础上,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也应当一开始就要有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确切地计算原料的供应,计算产品的销路。现在,我们管理全国的工业,我们的国营工业,绝大部分是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工业。在一个企业里,少则有几十人、几百人,多则有几千人、几万人在一起工作。整个工业,就是由成万个这样的企业组成的。它同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又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整个国民经济就好像是一架大机器;而各个工业企业,就好像是组成这架大机器的千万个部件和零件。很明白,只有每个工业企业都精确地工作,并且相互协调配合,整个国民经济这架大机器,才能顺畅地运转起来。
那末,怎样才能把每一个工业企业里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协调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国家统一的要求下精确地工作呢?又怎样才能把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中亿万人的劳动协调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密切配合、协同动作呢?这就必须要有统一的计划,要有比在手工业条件下更严格、更精密的计划。
要做到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对国民经济实行集中领导、统一计划,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严格地按计划办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最合理和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促进工业企业生产多快好省地发展。
在工业企业管理中,严格地按计划办事,是不是会束缚职工群众的手脚,影响他们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呢?
不会的。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企业里,要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并且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最迫切需要和最有用的地方去,就必须有统一的计划。否则,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的;就是调动起来了,也不能把它引导到最有用的地方去,得不到应有的效果,这样,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计划本身是正确的,它必须是反映实际、实事求是的计划,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确集中了群众的要求和智慧的计划。主观主义的计划,错误的计划,当然是不能很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工业企业里,高度的计划性同发挥职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可以统一而且必须统一的。计划性越强,计划工作做得越好,计划越精确,越符合实际,群众的积极性就越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那种把加强计划性同发挥群众积极性机械地对立起来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经济核算
社会主义经济要求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要扩大再生产,就要有积累。社会主义的积累只有靠社会主义经济内部来提供。这就要求一切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在国家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下,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认真地进行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当然更应当这样。
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增加赢利,这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只有每个工业企业都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努力降低成本,增加赢利,才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促使工业企业的生产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多快好省地发展。如果工业企业不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不能降低成本,增加赢利,甚至相反,发生亏损,那就不但不能给国家提供积累,反而要国家给工业企业以补贴,这当然是不可能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要求的。由此可见,经济核算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记账、算账的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全面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重大问题。
同时,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也是教育我们的工业企业管理人员,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方法。经济核算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的学校。它教育我们改善经营管理,精确地计算劳动消耗和生产成果;教育我们精打细算,发掘内部潜力,努力降低成本;教育我们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工业企业赢利。因此,通过经济核算,可以促进工业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促使经济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好。如果没有严格的经济核算,要提高工业企业管理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不能只顾工业企业的局部利益,而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它应当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的,是以遵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完成国家计划为前提的。这是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同资本主义企业的商务核算的根本不同之点。我们要坚决同不顾大局,违反国家规定的产品品种、质量和数量计划去片面地追求赢利的现象进行斗争。
分工负责制
实行严格的分工负责制,这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现代工业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也给实行严格的分工负责制提供了可能。在我们的工业企业里,必须有总负责人,必须有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必须有严格的个人分工负责制。各个人的职责权限划分得越清楚,分工越明确,每个人的工作岗位越是同他们各自的专长和能力相适应,就越能够使人们各尽所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更好地协作,企业管理的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如果没有严格的分工负责,就必然会造成不负责任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工业企业管理就不可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我们的每个工业企业,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经过群众充分的讨论,建立和健全厂部、车间、小组各级的行政领导责任制,建立和健全生产、技术、劳动、供销、运输、财务、生活、人事等等职能机构和专职人员的责任制,建立和健全每个工人的生产岗位责任制。特别是生产岗位责任制,尤其重要。要使从厂部到生产小组,直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每一台设备,每一种工具,每一份材料,每一个产品,都有专人负责。这样,才能把生产上千千万万件具体工作,落实到企业的每个职工身上,并且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建立起良好的生产秩序。为了建立和健全严格的责任制,必须提高每个职工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同各种无人负责、秩序混乱的现象作斗争。
加强责任制应当使每个职工都练好真本领、硬功夫。练好真本领,要以岗位练功为主,坚持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练什么。例如,一个生产工人,应当通过岗位练功,达到在掌握机器设备上过得硬,熟悉机器设备的性能,会维护、保养,会排除故障;在操作上过得硬,动作熟练、精确,协同动作好;在质量上过得硬,干活正正规规,合乎质量规格标准;在复杂情况面前过得硬,具有安全知识,能判断、预防和处理事故。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岗位职责。
在社会主义工业企业里,严格的责任制同充分地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一方面,越是广泛地发扬民主,越是充分进行集体讨论,就越是要求有严格的个人负责制,否则大家负责实际上是无人负责,发扬民主、集体讨论的目的也就会落空,不能真正起到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作用。另一方面,越是发扬民主,越是进行集体讨论,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就越高,也就越有可能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
为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首先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②在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中,必须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不能孤立地去做。我们应当在职工群众中进行深入细致、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地提高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经常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任务向群众交代清楚,说明它们的意义,分析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并且,要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耐心地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鼓舞起广大职工高涨的革命精神和生产积极性,引导他们为克服困难,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在任何时候,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去提高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是不可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我们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忽视适当的物质保证。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他又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③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虽然是就在革命战争中如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说的,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对于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也是完全适用的。在社会主义工业企业里,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样应当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做好职工的工资工作和奖励工作。并且认真解决食堂、宿舍、集体福利等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工资工作和奖励工作中,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同时,也反对高低悬殊。
要做到各尽所能,就要有阶级觉悟、革命精神,否则,人们就不会很好地尽自己的所能。因此,必须首先教育职工为革命、为国家、为集体而尽自己的所能,不是为个人多得几个钱而劳动。在职工做好了工作之后,根据个人的成绩,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鼓励反过来又鼓舞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如果只讲物质鼓励,而不首先讲革命,即使有更多的物质鼓励,也不能解决问题,并且会助长不良倾向。当然,如果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也不可能保持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
群众路线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是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企业。在社会主义工业企业里,领导干部遇事应当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一切管理工作,例如,怎样执行上级的指示,怎样完成国家计划,工作怎样安排,管理机构怎样设置,规章制度怎样制定等等,都应当根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正确集中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来进行,而绝不可以只靠少数人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行事。毛泽东同志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④
我们的工业企业,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指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在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中,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或经济专业人员)、工人三结合,共同研究解决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的问题,以及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重要形式。工业企业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任务,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以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为目的。主要是:以“五好”为纲,开展轰轰烈烈的比、学、赶、帮活动。这样的群众运动,与生产紧密结合,有充实的内容,有鲜明的旗帜,越比越有劲,越比越进步。通过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摆成绩,摆经验,摆进步,找差距,表扬先进,帮助后进。这样,就可以使广大职工看到成绩,感到进步,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鼓舞干劲,使先进的更加先进,后进的不甘落后,从而在企业里出现一个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力争上游,生气勃勃,积极因素大调动,革命精神大发扬的局面。
上面说的,是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密切联系的。但是,最根本的是政治挂帅。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人的革命化、企业的革命化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生产活动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职工生活中去,做到企业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动中去,才能保证很好地贯彻执行企业管理的上述各项基本原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使企业生气勃勃,具有最旺盛的生命力。
①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一二七——一二八页。
②《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二三页。
③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一三一——一三二、一三三页。
④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第九○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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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资料介绍

战后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状况
林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本的利润年年飞快增长,而工人的工资收入毫无保障,要维持最低标准生活也不可得。
实际工资下降的趋势
战后,美国几个大公司以保持工人实际收入的美名,常与工会订立合同,规定工资与物价指数正比例升降的办法。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一九四八年允给工人每小时增加工资零点一一美元,但是,又规定每季度按劳工统计局的消费品物价指数调整,结果造成一九四九年三月工人每小时工资下降零点零二美元。
战后,美国工厂的所谓“赶快”制度已使工人工作的紧张程度大大增加,加快了工人的体力消耗,使许多人未老先衰,一般可以工作的年限大为缩短,工伤死亡率也一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首位,而垄断资产阶级还利用“奖励”等办法,使工人常用加倍的努力去多挣一点点钱。据美国劳工研究协会估计,“这样常使全厂生产提高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而奖金率平均只不过原来每小时最低工资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迁厂”是近年来美国资产阶级惯用的一种减少工资支出办法,许多原在北方的工厂纷纷搬到工资比较低或没有工会、工运比较弱的南方地区去。据劳工统计局的数字,担任制造业保养、看守、搬运原料等工作的工人,在南方一些城市如孟斐斯、新奥尔良、阿特兰塔等,工资分别比在纽约要低百分之二十三、百分之二十二、百分之二十一。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并不以这些办法为满足,还假手其国家机器,以政府的名义公开或隐蔽地
“冻结”工资。如工资稳定局在一九五一年八月批准的新的生活费用政策,把上述通用汽车公司将增加工资主要限于劳工统计局消费品物价指数的办法法律化,使全国工人的工资远远跟不上生活费的实际增加;资产阶级还利用这一机构来驳回劳资已经“商妥”的工资增加数,或者采取把增加工资的申请积压不批的办法长期拖延下去。
虽然如此,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经过不断的艰苦斗争,一般说来货币工资还总不时有所增加的。例如,随着钢铁工人大罢工的胜利结束,一九四六年二月钢铁公司方面答应每小时提高工资零点一八五美元,开始了战后美国第一次全国增加工资运动;由于通用汽车公司工人斗争的胜利,分别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和一九四八年初开始了第二次、第三次的增加工资运动。然而,因为物价上涨,美元价值步步下跌、捐税及保险费增加等等,实际工资总是下降的时候多,上升的时候少,即使是上升了,也立即有所回跌。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算起,到一九四八年九月,美国制造业平均每周货币工资增百分之二十九点八,但是,即使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这一期间消费品物价指数就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五;如果再计入所得税与保险费的增加,则可以看到,一九四五年初到一九四八年底,美国制造业生产工人平均每周净收入按一九三九年美元价值计算,由于所得税负担不同,单身汉减少百分之九,四口之家减少百分之十一。
一九五四年九月,美元价值更跌到一九三五——三九年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一,如果用以购买食物只剩百分之四十四了。同时尽管联邦所得税有所减少,而保险费却提高很多。因此,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继续下降。如以一九四七——四九年美元价值计算,一九五三年三月到一九五四年八月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周净收入,单身汉减少零点四六美元,四口之家减少一点二八美元。
一九五五——五六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有短期增长。例如,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仍按一九四七——四九年美元价值计算,单身汉平均每周净收入增加百分之六点四,四口之家增加百分之五点七。可是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一九五八年十月,这些工人的实际平均每周净收入又回跌约一美元。一九五九年实际工资又稍增,一九六○年再降。肯尼迪当总统后,曾以每年至少增加工人的实际收入百分之三相标榜,然而,美国劳工部也不得不承认,按一九五七——五九年美元价值计算,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四口工人之家每周实际净收入平均减少了零点零七美元。
工资所得不能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
实际工资是一回事,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工人所得是否与他们当前应有的生活水平相适应,这是美国劳动力是否能按当时当地生活水平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以维持他们最低生活与再生产的重要标志。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海勒社会经济委员会每年编制的四口家庭预算,已被称为“美国全国的标准预算”,算是美国各年度可以维持工人健康的最低生活标准。我们就拿它来与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比较一下吧!请看下表:
海勒委员会 制造业工人 每周不敷年份 预算每周所 平均每周工 数(美
需(美元) 资(美元) 元)1946 68.77 45.92 22.851948 79.06 54.14 24.921950 82.00 59.33 22.671952 91.55 67.97 23.581954 102.60 71.86 30.741956 107.55 80.19 27.361958 117.00 82.71 34.291960 124.77 89.72 35.051961 130.54 92.34 38.20
从上表,可以看出,工资收入一直低于海勒委员会的预算数,而且前一段时期每周不敷数都是二十多美元,近几年增为三十多美元,一九六一年已接近四十美元了。这还是从工资较高的制造业工人来看的,如果拿平均工资较低的产业工人来比较,当然差得更远。例如零售商业工人,一九六一年平均每周工资才六十四美元,还不及海勒委员会当年预算的一半呢!
应当指出,海勒委员会的预算是偏低的,即使比起美国电气工会生活费指数(这只是一个对工人生活费变化的最低估计)来也增加得要慢;美国劳工研究协会就曾举例指出,一九五○年许多工人的房租都在四十美元以上,而海勒委员会的预算却把房租定在这数字以下。
美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每况愈下,工人的工资收入不能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于是,有许多工人不得不在原有工作以外再去找第二个工作做,以增加一些收入。他们为了生活,一天干一班半甚至两班的工作,弄得筋疲力尽,美国习惯已把他们称为“月亮工作者”。可以想见,他们一天能得到多少休息时间,又如何来补偿一天精神体力的消耗呢!
失业状况日益严重
失业是美国工人阶级所遭受最大的苦难。第二次大战期间,由于战时生产的需要,失业数有所减少,但是,即使照美国官方数字,战争后期失业工人仍常在百万左右。战后,一九四六年失业工人就超过了二百二十万。其后在美国经济的几个“好”年中,失业也在增加:一九四八年是二百三十万,一九五七年二百九十万,一九五九年三百八十万,一九六○年三百九十万;遇到“坏”年更是迅速上升,尤其是在战后几次经济危机中,如一九五八年六月和一九六一年二月曾分别达到五百四十万和五百七十万。
应当指出,这些失业的官方数字有很大虚假性。首先,它经常把劳动力的范围限于有工作的人和无工作而积极找工作的人;因此在调查时因故暂停找工作的工人,因找不到工作而不愿白费功夫去瞎找的工人,原做季节性工作因值淡季而无工作可找的工人,因离不开原在“萧条区”的家而不能到别处找工作的工人……都被排出劳动力范围之外,没有工作也不发生失业问题,不能列入失业人数。其次,失业调查只限于三百三十个郡和独立城市中约三万五千家,有些失业情况还要严重的地方却不去调查。第三,留职停薪,即名义上并未解雇而实际上不给工作做或没有工作做、只保留名义、因此也拿不到工资的人,不算失业。第四,半失业者,甚至在一星期中只在开始时做过一小时工作者都不算失业。
自动化和其他生产上的技术改进,在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减轻劳动强度、减少工时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国家却正相反,生产上越是自动化、机械化,越使工人作为机器的一部分,加强“赶快”制度,加强剥削,特别是使机器日益取代着劳动力,不断扩大失业队伍。因此,美国失业人数虽然随着整个经济的升降而有所增减,但总的趋势是越增越多的。肯尼迪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次向国会提出的有关劳动力的报告中也不得不供认,一九六二年估计,“有一千四百万人遭受不同长短时期的失业,其中四百万人是属于长期的性质,他们找工作达十五周以上”。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超过半年的有六十万人。
呻吟在贫困线上
美国工资收入一般不能维持一个最低标准的生活,而且入不敷出的程度一年比一年厉害,失业情况又日益严重,千百万美国工人呻吟在贫困线上。
意大利记者莫尔斯·卡拉蒙特雷在访美后的一篇报道里,谈到他在有大批失业的地区里目睹的贫穷现象。他说,在肯塔基州的潘力郡,失业者“不论在雨里雪里”,总是“耐性地排着长队,等候一点点食品救济”;“对于几百儿童来说,学校里的食堂是在严寒的冬季唯一可以暖和地吃一顿饭的地方,但许多家庭的孩子甚至这样一顿饭也吃不到,因为他们的父母连他们穿的鞋都买不起”。美国劳工研究协会在一九五九年的《美国劳工实况》里也提到,一九五八年弗吉尼亚州的几个郡由州福利局宣布为“紧急区”,近九千个家庭中三万八千多人在领取救济,“许多家庭成员受饿,穿得很破烂,孩子们因没有鞋子穿不能上学”。
美国新总统约翰逊提出在新预算中拨九亿七千万美元“向贫穷开战”,并把“贫穷”范围限于年收入不足二千七百九十八美元的家庭,因此属于“贫困线”上下的人只有三千五百万,这真是开玩笑。应当指出,约翰逊所宣布的“措施”是完全不着边际,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所说的贫困人数也是不符实际,故意缩小的。他的许诺也是骗人的。即使拿约翰逊所许诺的钱用在这些人身上,亦正如美国《斯通周刊》在二月三日一期里所说的:“如果这十亿美元在一年内分配给三千五百万穷人,那只为他们每人每年增加收入不足三十美元,即每周约零点六美元”。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不可阻挡的工人阶级的斗争
美国工人阶级面对着这种不可忍受的压迫和苦难,展开了日益壮烈的反抗与斗争,这突出地表现于持续不断的罢工运动。美国统治集团想方设法,通过种种反动法案和办法来阻挠和镇压罢工运动。例如,一九四六年铁路和煤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大罢工,受到杜鲁门政府接管企业并以武力相威胁的抵制;一九四七年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更是臭名昭著,授权政府,或者限令大罢工在八十天内结束,或者一概予以禁止;肯尼迪当政时期又搬出了所谓“冷却期”的诡计,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罢工威胁”可以强令“有关方面在八十天内继续工作”,以及如果看来“八十天满期”仍有罢工可能时,可以向国会提出“采取必要行动之建议”等等;另外他还鼓吹“产业和平”,叫自封为工人代表的黄色工会头子们与垄
断资本订立“集体协议”,“双方同意”在尖端生产部门一切工资争议都通过谈判解决,决不诉诸罢工等“非和平”的行动。罢工运动纵然因此受到一些挫折,但仍澎湃起伏,不断打击着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一九四九年秋天发生的三十七万煤矿工人大罢工,通过他们的团结一致,击败了杜鲁门政府根据塔夫脱—哈特莱法旨在破坏罢工的禁令,前后坚持五个多月,到一九五○年春取得了胜利,增加了工资;肯尼迪上台后的头两年,美国官方宣布造成停工的较大劳资纠纷都超过三千次,各包括工人一百多万,损失工时一千多万小时,而一九六二年还比一九六一年多二百余次,多损失二百三十万小时。约翰逊是塔夫脱—哈特莱法的积极拥护者,又以继承肯尼迪的衣钵为己任,在劳动工资问题上势必也将软硬兼施,威胁与利诱并用;熟悉他的人已预测他不会同意减少工作时间(同时不减工资)和提高最低工资的要求,他将鼓励劳资双方谈判“自由解决”工资问题,他也会叫双方去白宫作出某些“和解”,但他不会容许“造成瘫痪”的大罢工,必要时一定要执行塔夫脱—哈特莱法的禁令,等等。然而不管他的手法如何,也必不可能得到比肯尼迪好一些的结果。
美国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正锻炼得更坚强,工人阶级的斗争势必一浪高过一浪,前仆后继地前进,这是任何反动力量不能阻挡的,终有一天,美国工人阶级必将粉碎他们身上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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