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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支部生活》内外
——一个充满着群众声音的党刊编辑部
本报记者 林晰
编者按：中共上海市委主办的党刊《支部生活》，是一个为全市党员和积极分子喜闻乐见的刊物，也是上海各级党组织对群众进行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一个锐利的武器。这是因为它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和领导意图，迅速、广泛而生动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同时又能把群众斗争中的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及时地大量地反映到领导机关来，从而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活的领导。
这个刊物之所以办得有生气，在群众中扎下根子，是编辑部同志精神比较奋发、思想感情同劳动人民比较一致的结果；而编辑部同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是上海市委长期教育和直接领导的结果。
在上海访问，我们经常听到或遇到这样一些事情：
——工厂里，一位先进工人向我们介绍他怎样从思想上、生活上去帮助、关怀周围同志。看来是很复杂的问题，他处理得那么通情达理。我们问他怎么做到这样的，他笑笑说：“因为我是《支部生活》的读者，我就是向《支部生活》上表扬的同志学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比比他们，我差得还远啦！”
——在商店、学校、里弄里，我们也常常看到人们在兴致勃勃地25学习《支部生活》。他们大部分每周有固定的学习日，常年“铁定”不变。一天，我们在一家商店的柜台旁，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的活动，他们学得那样认真，谈得那样热烈，我们听得也有劲。
——每逢星期天的傍晚，成千成千的人涌向一个会场。他们手里拿着《支部生活》编辑部读者讲座入场券，今天讲的题目是：《怎样不断努力，促使自己革命化？》
《支部生活》是中共上海市委办的一个党刊，半月一期，面向全市党员和广大积极分子，目前发行六十九万多份。这个党刊创刊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到今年恰好十年了。
从一封读者来信说起
十年，我们祖国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多少叫人惊喜的变化啊！《支部生活》在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也诞生、成长、壮大起来。这个党刊编辑部认真地、彻底地贯彻了群众路线的办报方针，使《支部生活》在全市广大劳动人民中扎下了根子。他们为读者做了许许多多工作，我们就从编辑部收到的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说起吧。
一九六三年十月初，在涌向编辑部的大量来信中，有这样一封信：“今年的国庆节多么热闹啊！尤其是晚上的焰火使人陶醉。我不禁想起了前年的今天。那时我即将从学校毕业，心想毕业后，一定要好好为党为人民工作。但今年看焰火，我没有心思。今年三月，我已到一个街道纸品工场工作，生产过程十分简单。一天过去了，我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只是忘记了学过的东西。我并不是不愿做螺丝钉，但螺丝钉有大有小，我自己想发挥更多的光和热，却无能为力，这怎么不叫人苦闷呢？”
对这样的来信，是需要出门谈心才能解决的。编辑部派了一位同志，登门拜访这位青年人，同他交谈了思想修养、工作学习等方面的问题，使这位青年很感动。编辑部认为这样的问题，在一部分青年同志中是有普通教育意义的，因而决定在《支部生活》上发表出来，请大家来讨论。没有几天，编辑部收到了几百封来信。有的谈切身体会，说明一个革命者应当把远大的理想和踏实的作风结合起来，热爱平凡的工作，为革命创造出不平凡的成绩来；有的对这封信发表个人意见，说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志向，我们工人阶级的志向应当同整个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有的举雷锋同志为例，说明螺丝钉的作用十分重大，重要的是在于不生锈。《支部生活》选登了其中的一部分来信，同时发起了一个征文：《在光荣的岗位上》，让许多被认为是“平淡无奇”岗位上的同志们来发表意见。这次的讨论和征文，共收到了两千多封来信。最后，编辑部根据读者来信提供的线索，从各条战线上选择了十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登在《支部生活》上，同时写了篇评论《向光辉的“螺丝钉”们致敬》，登在一九六三年最后一期上，作为除旧迎新的礼物献给读者。
在讨论期间，编辑部同那位青年工人保持不断的联系，鼓励他进步。新年后不久，他满怀激情地给编辑部写了封信。信上说：“同志们亲切的帮助，难道是能用金钱买得到的吗？不，决不！你们介绍的十位同志的模范事迹，我是含着泪花读完的。……真奇怪，思想一开窍，工作劲儿马上就来了。我要加倍地工作和学习。”
“不开口的支部书记”
这个党刊编辑部就是这样按照市委的指示，大量地运用群众实际生活当中的活思想、活材料，经过提炼分析，然后用来推动当前的中心工作，从而也教育了广大的党员和群众。在上海，几乎每个生产单位、商店、学校以及许多居民组织中，都有《支部生活》学习小组，他们一般都有固定的学习时间。
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是《支部生活》上刊登的主要内容，这些人物为广大群众树立了榜样；群众中的思想动向、要求、问题，在这里得到了反映和解答；广大党员和先进分子对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批评，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使许多人在这里受到了生动的教育。这个刊物适合基层党员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阅读水平，办得通俗，图文并茂，有评论、专文，有表扬先进人物的“光荣的红旗手”“红榜”，有信箱，有问题讨论，有读者来信，有小品文和图片专栏等。“问题讨论”一栏，特别受到读者欢迎。许多问题一经提出，都收到大量来信。一般是一千多封，多的三千多封。
和平丝绸复制厂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闻名于上海全市，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厂职工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习《支部生活》。这个厂的职工对当前形势的认识，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般都比较清楚。为什么能这样呢？她们总是说：“《支部生活》老早就说清楚了。”党支部总结本厂多年来一直保持先进厂荣誉的经验，就把学习《支部生活》作为“红旗永不褪色的保证”。今年，这个厂又被评为上海市的先进集体。许多报刊上再次介绍了她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支部生活》第七期上，登载了一篇上海大生织带厂的《学习和平厂，促使革命化》的报道，和平厂党支部立即组织全厂职工学习，她们从大生织带厂的事迹中又找出自己的差距，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应当说，她们的这种力求上进、虚心学习的风格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在一九六○年，她们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单位，当时全厂职工兴高采烈。当红旗送到厂里的时候，有个工人说了一句“‘三八’红旗这样小”。这句话似乎很偶然，但支部书记想，说“红旗太小”，无非是觉得自己的成绩大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啊！为了克服职工中的骄傲自满情绪，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了《支部生活》上报道的一家著名先进工厂失去红旗的教训，使工人们认识到要使红旗永不褪色，就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支部生活》密切地结合党的中心工作，针对广大职工中的活思想，所以许多单位的党支部把《支部生活》当作自己进行思想工作最亲密的同志，而职工同志们亲热地称它是“不开口的支部书记”。
读者来信是“百宝库”
编辑部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办法，来吸引广大读者参加党刊工作。编辑部同志约有三分之二时间是处理读者来信来访的，而且从编委开始，人人参加。从一九五八年四月开始，举办了“读者讲座”，请市委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同读者见见面，讲解当前形势、任务、党的政策、思想修养。六年来，举办了八十八次讲座，参加听讲的读者达到三十四万多人次。我们参加了最近举办的一次有关思想修养的讲座，在两个各有两千多座位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大家听得十分认真。会场上还设有读者接待处，编辑部的同志，都到场利用会前会后的时间，同读者交谈。
这样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结果，使得党刊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来信来访逐年逐月地增加。去年一年，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十万一千三百七十六件。今年以来，每月平均在一万三四千件以上。这些信稿绝大部分涉及的是群众的思想动向，反映有关党的方针政策在执行中的问题和情况，革命和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批评不良的倾向和作风。上门来访的读者，也逐年增加。去年共有四千零四十人次，每天平均十多人。今年一到四月已有一千三百五十九人次。编辑部全体同志轮流接待，他们熟记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接待守则》，对读者反映的问题负责处理到底。几年前，汤生皮鞋厂有位工人急于想找编辑谈心，半夜里就到编辑部门口来等。从此，他们就建立了夜间接待的制度，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随到随谈。
《支部生活》的同志们处理读者来信提倡亲临现场。他们不把自己关在机关里，不痛不痒地写几句话搪塞人民群众；也不是把来信来访简单地向外一转就万事大吉。有位工人叫钱天仇，因为分摊电费同邻居发生争吵，两三年来越吵越厉害。这件事虽然也经过居民委员会多次调解，但未能得到解决。于是，钱天仇写信给《支部生活》。编辑部派人调查事实，访问当事人，弄清了原因，分清了是非，终于使双方消除成见。今年春节，两家人在一起吃了团结酒，然后一同写信给《支部生活》，表示感谢。像上述邻里间发生纠纷的来信来访是不少的，如果仅仅把这些事转请有关部门处理，他们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做法。怎么办呢？决定召开一次“读者招待会”，邀请纠纷的双方和有关部门的干部来参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负责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分析了产生纠纷的根源，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同时又请钱天仇同志谈了自己同邻里解决纠纷的经过。许多读者发了言，他们谈得十分恳切，有的人作了自我批评，有的纠纷双方在会场上握手言好。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
《支部生活》就是这样经常在人民群众之间、业务部门和人民群众之间“打圆场”，帮助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也使党在群众中进一步树立了威信。对那些反映重大情况和问题的信稿，编辑部就要派人亲自调查；必须转请有关部门处理的信件，一般是打字复印以后转给当事部门上两级的负责同志办理；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答复，编辑部就会派人上门去催问，一直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
正是由于《支部生活》同广大读者的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所以群众中的许多思想动向、对党的政策方针的意见等等，能够大量地、及时地反映到党刊编辑部来。党刊上的许多重大报道，也基本上是由通讯员和读者提供的。例如，今年年初在虹口区一家工厂的火警中，出现了“三千勇士战烈火”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共青团虹口区委的一位党刊通讯员急于要向党刊反映这件事，火灾后连夜赶写，一面自己写，一面请妻子抄，夫妻两人搞了个通宵，第二天一早就送到《支部生活》编辑部来。编辑部立即刊登在每天向市委汇报的另一个刊物上，市委负责同志看到后，马上建议在上海各报刊上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支部生活》的同志把读者来信说成是“百宝库”，这是很生动很形象的说法。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去年《支部生活》发表的文章、报道、来信共七百三十一篇，其中通讯员和读者写的有六百五十三篇，占全部用稿量的百分之八十九。而编辑部同志自己写的只有七十八篇，只占百分之十一。
编辑部的“针线包”
《支部生活》编辑部的每个同志，都珍藏着一份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年的工作总结。这份总结已经重印过三次，今年春天再次重印时，又在扉页上加了这么一段话：“这是我们的‘针线包’，现在再次重印，人手一册，以供时时研读。”
这份总结里，详细地记录着历年来执行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办报方针和市委负责同志指示的经验和教训。市委负责同志曾经对编辑部的同志说：“把你们这些人调到编辑部来，主要是要你们去组织大家写，用群众中来的材料办好党刊。”这几句话，在编辑部内年年讲，月月讲，出了问题讲，有了成绩讲，调来一个新同志更是反复地讲，务使全体同志牢牢记住。
反映着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两种工作态度的斗争，经常在这样进行着：每星期一早晨八点，编辑部同志准时到齐，几年来“雷打不散”的一周一次“评报会”开始了。刊物一经发到读者手里，编辑部就有同志下去开座谈会，把读者的反应，特别是对党刊的批评，集中到“评报会”上来讲。因而每次评报会，都成了生动活泼的群众观点教育的课堂。有这么一桩事：在党号召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时，有一个工人，为了谢绝工会给他的补助，开了一个家庭会，精打细算来安排生活。会上，大人们想出了许多节约开支的办法，戴红领巾的孩子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开好会，他们给《支部生活》写了一封信。要不要登这样的信呢？开始有些同志认为可以不登，但是发表后，效果很好，许多读者受到了教育。这件事，在评报会上展开热烈的讨论，使全体同志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党刊工作人员，多么需要体察劳动人民的心情啊！
《红角》，这是编辑部党支部办的墙报。在这里，经常交流群众工作的经验，表扬体现了党的传统作风的同志，对工作中的缺点，哪怕只是一点苗头，就展开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些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还在《红角》上发起讨论，这种笔谈式的支部大会，往往比在支部大会上口头发言更广泛，也容易记得住。《红角》对有关群众观点的细微小节也决不放过，譬如有时写给读者的信字体不恭正，不大考虑对方的文化水平和年龄特点，除请写信的同志重写一次信给读者外，同时把在群众中通不过的原信在《红角》上公布出来，让大家接受教育。
这个编辑部不管工作怎么忙，每周都有三个干部脱产一周学习毛主席著作；全编辑部同志除每周劳动半天以外，每个月还有六个干部分别轮流到工厂和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三个星期。在劳动期间，他们每天写日记，陆续寄到编辑部来，使大家都受到教育。今年春节，参加过两个劳动基点回来的同志，还组成慰问队，向工人和农民去“拜年”，回来又向大家谈见闻，不断地把农村和工厂的清新空气带到编辑部来。
这些措施看起来也并不怎么特别，可贵的是他们有一股劲，坚韧地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宽“尺度”。这一切形成了风气，便产生了无穷的力量。
× × ×
在《支部生活》编辑部的读者接待室里，挂着一个镜框，上面写着毛主席的话：“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个编辑部十年来的工作，认真执行了主席的指示，他们一贯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如今在上海市广大党员、职工和市民中留下深刻的影响，《支部生活》同广大的读者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在这个编辑部里充满了群众的声音，充满了沸腾的战斗的生活气息。这是一个真正的党的编辑部。
（附图片）
上海和平丝绸复制厂全体职工都参加了《支部生活》学习小组。看，这个小组的同志们讨论得多么认真和热烈。 应富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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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长的十年——《支部生活》给我的教育
上海庆祥棉织厂工会主席 蔡应梁
《支部生活》创刊到现在，整十年了。
十年前，我刚刚入团，觉悟比较低。除了工作外，大部分时间是玩掉的。有一天，小组长对我说：“小蔡，市委办了个刊物，叫《支部生活》，你订一份吧！”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就这样，我成了《支部生活》最早的读者之一。
过了些时候，车间里成立了《支部生活》学习小组，大家选我当组长。这样，我就从凭兴趣翻读，逐渐转变到认真地阅读，并且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了。日积月累，使我认识到过去那种单纯的“做工吃饭”的思想是觉悟不高的表现，迫切地要求政治上进步。一九五六年六月，我终于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我更加自觉地学习《支部生活》。我随身带着它，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认真学习，一直把它全部“啃完”才感到满足。
有许多事情，虽然过去多年了，我却至今不忘。在入党之后不久的时候，我在《支部生活》上读了《在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记录了老工人杨福林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故事。杨福林为了革命的胜利，顽强地同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反动派逮捕，坐了十五年牢，上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出狱后，妻子儿女都不知去向了。所有这一切，压不倒杨福林同志革命的决心。这个故事太使我感动了，我好几夜不能入睡。杨福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他，他的骨头为什么这样硬……一连串的问号，在我头脑里反复回旋。我终于找到了答案，这就是杨福林自己所说的：“我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我是为大家，为工人谋幸福。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是光为自己，怎么能算是人呢？……”这几句话，震动了我。我决心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以后，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时常会想起杨福林同志，想起英勇战斗的革命前辈，使我精神振奋，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十年来，党刊时时为我指出前进的方向，也帮助我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一九五六年，领导上号召我们同群众交知心朋友。当时，我是团支部委员，就去接近同宿舍的几个青年工人，经常同他们一起出去玩。由于自己思想不坚定，不仅没有起到帮助别人的作用，反而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例如理发讲究发式，注意做什么式样的裤子，等等。正在这时候，党刊及时提醒了我。《支部生活》在“全面地关心人、了解人、做人的工作”这一个专栏里指出：不仅要了解和关心群众的生活，更要了解和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学习，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方向。于是，我同大家相处的时候，不再随波逐流了，而是有意识地同大家一起去看革命电影，帮助他们学
习文化，不久，这几个原来不大上进的青年工人也转变过来了。我担任了干部后，《支部生活》又一直在鼓励着、帮助着我做好工作。当时，我心里常常发慌，怕接触“难弄”的群众，担心弄得不好要“触霉头”。后来，在《支部生活》上读了一篇《不经锻炼怎能成个好党员》，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是啊，做一个党员，就要经受锻炼，而在群众中做工作，也就是一种锻炼。这样想通了，我做工作，就不那么缩手缩脚了。
十年来，伟大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也在变化着。十年前，我是个挡车工人；现在，党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干部，担任厂工会主席和党总支的宣传委员。近十年来，我学习《支部生活》从未间断；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给《支部生活》写信写稿，也从未中断。由于同党刊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业余总要挤出时间来给党刊写点信稿，日子久了，也就成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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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上的红色信使
新华社记者 秦继仑 陶娅
最近，在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邮电局，我们访问了蒙古族投递员那顺巴雅尔。他身躯高大，双目炯炯，像一位无畏的骑士。这个解放前八岁时就给地主放过猪，十一岁时讨过饭的蒙古族牧民，一九五五年参加工作后因为经常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曾连续八年都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并且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今年三十五岁的那顺巴雅尔，来到乌珠穆沁草原已经有十二年了。他在锡林郭勒盟原东部联合旗参加驿站工作和以后的邮电工作，到现在也有八年多了。八年中，他冬天骑骆驼，春夏秋三季骑骏马，踏遍乌珠穆沁草原上的山河溪谷，饱尝蒙古高原上的风霜雨雪，结识了草原上大多数的蒙古族牧民。在许多牧场上和蒙古包里，他是特别受到牧民们欢迎的草原信使。
那顺巴雅尔每次骑马到草原上送信时，邮袋里都装满了各种画报和杂志。每到蒙古包前，他就像传播喜讯似地向牧民介绍这些读物。在蒙古包里，他一面喝着奶茶，一面为不识字的老年人朗读蒙古文报纸。有时候，有些牧民需要汇款而一时又离不开蒙古包，他就替牧民们到邮电局代办，然后再把汇款收据送给汇款人。
春末夏初，草原上风大雪消，牧草枯干，这是牧民们防风防火的重要季节。在防火的紧张日子里，怎样把紧急的气象预报用最快的速度传播到辽阔的牧场上和蒙古包里，这在有些电讯设备还不十分完善的草原上，就只有依靠那骁勇善骑的草原信使了。
一个春天的傍晚，中共西乌珠穆沁旗委员会，把一封紧急信件交给了邮电局。信里写着，第二天早晨八时许，将有九级大风狂袭乌珠穆沁草原，要求牧民紧急动员起来，做好防风防火工作。这个紧急任务要求信使立刻出发，并在第二天早晨八时前赶到二百七十里以外的罕乌拉牧场上，沿途还要传播这个消息。
“路远，月黑，深夜奔驰，谁能担此重任？”邮电局负责人反复考虑起来。这时，深知草原火灾严重危害的那顺巴雅尔挺身而出，主动地要求把这个任务分配给他。
当天下午五时许，那顺巴雅尔跃上高头红马，策马飞奔，刹那间就消失在苍茫的原野上。在漆黑的草原上，他看着天上的星星，沿着熟悉的道路，用了三个小时就赶到了六十里以外的阿尔山宝力格苏木（乡）政府。当地干部要给他做饭，他谢绝了。他让自己的马稍事休息，又跨上马奔向草原。他奔驰了二百一十里路，在深夜二时许，就跨进了罕乌拉苏木（乡）政府，光荣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果然，次日上午狂风怒吼，飞沙走石，阴霾蔽天，草原变色。但是，已经有了防风防火准备的牧民们，都安全地度过了这次稀有的草原风暴。
乌珠穆沁草原上的一个黄梅季节，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大小河流里都涨满了狂暴的洪水。在这霪雨连绵的日子里，那顺巴雅尔又带上沉重的邮包，骑马向罕乌拉进发了。行至乌拉盖河河边，洪水咆哮，水势湍急。有些牧民告诉他，这河面有一里多宽，水有三四尺深，过不得。那顺巴雅尔心想，多少人渴望着的书信、报刊和文件，都在我身上，我能在这洪水面前缩步不前吗？他决心强渡这条河流。在河边上，他找到了他经常走过的渡口，脱下衣服，把四十多斤的报纸包起来，用绳子紧紧系在自己的肩背上；又把装信件的邮包顶在头上，用绳子系在自己的脖子上，随即策马渡河。行至河心，马鞍被水淹没了，冰冷的河水冲击着他的胸怀。那顺巴雅尔凭着自己高强的骑术，在激流里昂首奋进，终于安全地渡过河去。
那顺巴雅尔头顶邮包，强行渡河的故事，在西乌珠穆沁旗草原上，至今仍被牧民们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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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寻找邮包的主人
人民解放军某部收发季洪才为了一个邮包，走访了不少单位，询问了很多人。当他查到了邮包主人的地址后，又负责把邮包寄给收件人
一天下午，我部收发季洪才同志把各种信件和报刊分好了以后，独有一个邮包使他感到很棘手。这个邮包是从四川省平昌县寄来的，上面写着“三二五一部队新兵朱日才收”。
新兵原有好几个连，而且早在三个月前就分散到各部队去了，朱日才原在哪个新兵连，后来又分到哪个部队去了呢？季洪才去询问带过新兵的干部，他们也记不清楚。季洪才心想：只要我们单位有这个人就好办。于是，他借着送报纸的机会，跑到离营房八里远的二营，可是查遍了全营的花名册，都没有朱日才的名字。回到营房，他又逐个地询问了留守营房的几个连，还是没有朱日才这个人。
接着，季洪才又给在外执行任务的一营和三营写信，询问有没有朱日才这个人。几天后都回信说“经细查无此人”。这下子可把季洪才难住啦。按规定满可以把邮包退回去，但强烈的责任感不让他这样做。他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向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同志学习，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是个共青团员，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季洪才又去找原来带新兵的杨连长，杨连长沉思了半天后说：“师里汽车训练队从我们单位调过新兵，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季洪才得到这点线索，当时高兴得连午觉也不睡了，顶着偏午的烈日一气跑到汽车训练队，一打听，也没这个人。回来后坐在椅子上，望着桌子上的邮包呆呆地发愣。忽然他的两眼落到邮包的地址上，高兴得直拍大腿，说：“有了！”原来季洪才从邮包的地址上得到了启示：平昌县的新兵，团里不有的是嘛。
说也碰巧，第二天是星期日，季洪才又奔到了二营。谁知一连问了几个平昌县的同志，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朱日才。
季洪才一点也不泄气，他想：电影《鸿雁》中的李云飞为了寻找一封信的主人，跑了那么多路，受了那么多挫折，自己和人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哩！于是他又继续问下去。这时，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新战士走过来问道：“你是找朱日才吗？”
“对，对，你认识他？”季洪才迫不及待地问。
“我跟他不太熟悉，你到四连去找李展秀吧，他们是一个公社的。”
听了这句话，季洪才二话没说，一溜烟向四连跑去。找到了李展秀，开口就问：“你知道朱日才在哪个单位吗？”没想到李展秀两手一摊，说：“我不知道，他刚到新兵连不几天就调走了。”
过了一会儿，季洪才又恳切地问道：“你好好想想，他调到哪儿去了，还有没有和他通信的人？”李展秀思索了一会，毫无把握地说：“可能丘安池知道，他俩是一个生产队的。”“丘安池在几连？”“在某部六连，离这儿八里多路。”
即使是这点不可靠的线索，季洪才也没放过。他不顾腿酸口渴，拔腿就向六连跑去。尽管山路崎岖难行，季洪才的脚步却越走越快，仿佛是在追赶《鸿雁》中的李云飞，八里路只用了三十多分钟就走完了。找到丘安池，季洪才的心顿时又悬起来了，生怕再落空，一听说丘安池和朱日才通信，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丘安池把朱日才的详细通讯处告诉了季洪才。
为了快点把邮包寄走，季洪才又马上返回营房，拿起邮包径直往县城跑去。季洪才像个长跑运动员，踏着落日余辉，拉大步子，在平直的公路上跑着、跑着……
为了寻找这个邮包的主人，季洪才走访了不少单位，询问了很多人，直到他在邮局办完代邮手续，身上才像卸下了一副重担子，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
人民解放军三二五一部队
李志高、李 龙
（附图片）
陕西省延安县邮电局投递员王志华（右），从事邮政工作十年来，一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经他手投递的二百五十多万件信、报，从未发生过差错，先后曾十多次被评为局、县、省的先进生产者。
新华社记者 杜海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