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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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参加劳动贵在有恒
利国铁矿工段支部书记和工人同劳动十年不懈
晋华纺织厂多数干部学会操作领导生产更内行
据新华社南京二十三日电 江苏徐州利国铁矿三十六个工段党支部书记,长期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今年上半年有二十九个被评为省、市、矿的先进生产者。
这个矿从一九五四年建立工段党支部以来,工段党支部书记始终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在群众之中,同工人在一个坑口劳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宿舍睡觉,和工人一样干活算定额。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很快就成为职工群众学习的榜样。
这些工段支部书记都是老工人。他们有着较高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因此在生产劳动中,总是处处以身作则,带领职工克服困难。今年四月,第二采矿场领导决定在磨山坑口第三工作面增加一部分工人,扩大采矿量。这个工作面在坑底,土质比较硬,工作条件比较差。为了搞好这个工作面,工段支部书记徐忠堂,从一开始就扛起镐头到坑底和工人一起劳动。在劳动中,工人休息了,他就忙着打扫工作面。支部书记带头到坑底,鼓舞了大家的劳动热情。
已被评为江苏省先进生产者的第四采矿场西马山工段党支部书记庞结荣,哪个工作面条件差,哪里任务完成不好,就到哪里参加劳动。新工人王玉龄初调到这个工段,生产技术不熟练,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庞结荣和他一道劳动,把着他的手教,把生产条件好的地方让给他。王玉龄很快掌握了生产技术。
第一采矿场设备工段党支部书记、铁道组长张兰昌,为了减轻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生产效率,带领工人搞革新。去年以来,先后创造和革新运输工具二十多项,为国家节约资金三万二千四百多元。也被评为江苏省的先进生产者。
这些党支部书记与工人长期同吃、同住、同劳动,能够及时发现工人中出现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思想,并且及时加以支持、鼓励和传播。在比学赶帮运动中,装车工人张保长每天上班收拾废料,注意点滴节约。工段党支部书记姜立法抓住这个先进苗头大力表扬,组织全工段工人向他学习,从而掀起一个人人注意节约的热潮。一个月内全工段搜集的各种废料,价值就达三千多元。
据新华社太原二十三日电 山西省晋华纺织厂的大部分干部现在走进车间不再是在“机旁站”和“绕着机台转”了。他们已经掌握了一项或多项操作技术,时常在车弄帮助生产工人挡车、接断头或落纱。今年以来,他们通过劳动发现和解决了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五百六十多个,并且总结和推广了工人的先进操作技术经验五十多项。
以往,干部们习惯于从听汇报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常常因此作出不准确的判断。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织布车间今年三月份产的棉布疵点较多,影响了入库布的质量。厂里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从布面一个个的毛病分析,认为大量的毛病是出在布机后面的纱上,因此确定要加强挡车工机台后面的巡回工作。可是,当车间的领导干部带着这个问题跟工人一道操作之后,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在亲身操作实践中发现,只是加强机台后面的巡回工作,并不切合实际,因为主要矛盾是机台的投打部件不良,造成纬纱断头多,挡车工忙于在机台前面把关,不能作机台后面的巡回。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先解决纬纱断头的问题,然后挡车工才有时间作好机台后面的巡回。由于他们有了亲自操作实践的体会和第一手的资料,准确地抓住了主要矛盾,问题迎刃而解。
(附图片)
重庆水轮机厂各级干部经常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检查科干部刘承庆(后中),在水轮发电机试验站参加劳动。
新华社记者 刘诗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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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好地保障我国儿童健康地成长
第六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在京举行
张际春李德全等和阿尔巴尼亚、越南儿科专家出席开幕式
据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中华医学会第六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二百五十名儿科医学科学工作者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中间有著名的儿科专家诸福棠、苏祖斐、范权、颜守民、钟世藩,有擅长治疗小儿疾患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祁振华,还有许多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优秀的青年儿科医学科学工作者和儿童保健工作者。他们将在这次会议上检阅一九五六年第五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以来,我国儿童保健事业和儿科医学方面的重要成就。会议将分儿童保健、儿童消化道疾病、呼吸道疾病、心肾血液、小儿外科等五个专题,总结和交流学术经验,以便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把儿科医学的科学研究水平提高一步,更好地保障我国儿童健康地成长。
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中华医学会名誉会长、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崔义田,科协副主席黄家驷等,参加了今天的开幕式。
应卫生部邀请来我国参观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儿科专家哈姆迪·苏勒切贝、索玛·科里斯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儿科专家周文详、裴春柏、武氏九,应邀参加了今天的开幕式。
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在会上致开幕词。他首先向应邀参加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儿科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傅连暲说,八年来我国的儿科医学工作者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在儿科的医疗、预防、教育和科学研究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初步形成一支又红又专的专业队伍。他要求儿科工作者认真学习解放军和其他先进单位的革命精神,加强革命化,走党所指出的又红又专的道路,使我国儿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儿童保健事业和儿科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他勉励儿童保健工作人员和儿科科学研究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深入到城市和乡村的群众中去,把儿科学术研究工作和防治儿科疾病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儿童保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希望中西医继续紧密地团结合作,共同丰富我国儿科疾病的防治经验和儿科医学宝库。
阿尔巴尼亚儿科专家哈姆迪·苏勒切贝和越南儿科专家周文详在会上致祝词。他们热情地赞扬了我国儿科医学科学工作者在儿童保健和医学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诸福棠向会议作了《八年来我国儿科工作的进展》的报告。出席这次开幕式的还有医学界各科著名专家林巧稚、侯宝璋、张鋆、胡传揆、孟继懋等。
这次会议共选编了各地代表提出的包括儿童保健、儿童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心肾血液疾病、小儿外科疾病等方面的六百八十多篇中西医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摘要都已汇编成册,其中有一些将在大会和分组会议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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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解放军的传统带到建设岗位上去
转业军人王天成活学活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
据湖北日报报道:武汉江岸车站老场运输车间二班的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王天成,一九五四年从部队转业后,一直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断改进自己的作风和工作。
以革命精神对待困难
王天成同志到了铁道部门以后,有八年多的时间是在工程部门参加新线建设,对铁路运输还是陌生的。一九六二年八月,当领导分配他到江岸车站工作时,心里就有些嘀咕:我能干得了吗?
来到二班,车间负责人领他转了一圈,看到川流不息的机车、蜘蛛网似的作业股道、密密麻麻的道岔和繁重的运输任务,心里是既高兴又紧张。干部、工人见来了个政治指导员,就议论开了,有的说:“来了个能说会道,不懂运输业务的指导员,生产怎么能搞好?”老工人们说:“部队下来的干部,热情肯钻,什么事情学不会?”王天成听到这些议论,看到复杂的工作环境,开始还想要求领导再调回工程部门;后来一想,在困难面前低头,就如同在战场上逃跑一样,我能当逃兵吗?这时,党总支书记沈树柏也看出了王天成的心事,就将自己走过的路子讲给他听,说:“搞政治工作不懂得生产,确是无法做到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但是只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团结群众,依靠老工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总支书记的一席话,给他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从此,他下定决心,钻进去,干到底。
先当学生 后当先生
王天成面对生产业务不熟的困难,想着毛主席“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的教导,觉得自己的出路只有一条:拜人为师,从劳动入手。他同许多工人交上了朋友,并且通过跟班劳动的机会,请他们讲解作业过程和规章制度。他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深深感动了干部和工人。老工人刘万顺、范洪发说:“王天成没有一点架子,有问题就和我们商量,不懂的问题,总是虚心学、反复问,从不装懂”;“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真是个难得的好支部书记”。从此,工人一见王天成,就主动给他讲这讲那,讲的内容也远远超过了生产的范围。在干部和工人的热情帮助下,王天成很快就把整个作业过程,几个主要工种的基本规章制度和现场设备情况、关键地带、关键工种熟悉了。
吃透两头 心中有数
王天成经常想:“熟悉了生产情况固然重要,但做工作如果不了解上头的指示精神,也会迷失方向。”因此,他对上级的每一个指示、决议,都反复地学、反复地联系实际来思考领会。他不仅自己学,还组织党员干部反复学,反复想。
王天成同志重视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同时也重视熟悉本班每个职工的情况。他的想法是:“要做好人的工作,首先就得了解人。”可是他们班里九十多名职工,百分之八十分居在武汉三镇,上班很不集中,下了班连人也见不到。他针对这种情况,学习部队指导员的方法,建立了一本“台账”。在生产时间,就跟班劳动,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和生产情绪;业余时间和星期天,就同住在单身宿舍的职工谈心或到职工家里访问。班里有家属的职工共七十二名,现在他已走访了六十多户,有的已经去过八次。这样日积月累,不仅把每个职工的姓名、职务、籍贯、住址、个性、特点熟悉了,而且知道每个职工家里有多少收入、有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几个上学的。由于他熟知每个职工的情况,他对职工中的问题发现得快,知道得清楚,解决得也及时,做到了“对症下药”,“有的放矢”。雷厉风行 扎扎实实
王天成同志经常说:“干革命就得有个革命的劲头,办事就应该说干就干,要干就要干到底。”解放军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个好的战斗作风。”这些年来,他一直是用这些话激励自己,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他对上级的每个指示,都非常严肃认真,不马虎,不拖延,一贯到底。今年二月他们既要进行“五好”职工评比,又要搞春节运输。当时,党总支根据车站党委的要求,指示他们要抓思想工作,又要组织职工学习。他就立即召开了支委扩大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作了明确分工,立即贯彻执行。王天成在日常工作中也是如此。不管谁的问题只要一过他的耳目,就顺藤摸瓜,一抓到底,马上行动,立即解决。干部和工人对他这种说干就干的工作作风非常敬佩。工人说:“王指导员真有一股解放军的战斗作风,不怕苦,不怕困难,不讲条件。”党总支书记沈树柏说:“他对上级的指示从来不择口味,总是不打折扣,立即执行。”
说服教育 耐心帮助
对待职工的思想问题,只能说服教育,不能强迫命令。这也是王天成经常强调的。
王天成一到二班,有的同志就向他介绍了班里八名“老落后”的情况。当时,有的人还要求领导调走几个。王天成说:“党派我们来就是做工作的,都调走了还要我们干什么。”再说,“这些同志都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有毛病,我们有责任。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耐心帮助,把工作做到家,他们是一定能够转变的。”仅年把多的时间,八名“老落后”真转变了,有的当了先进生产者,有的成了生产中的骨干。过去谁都不想要他们,现在调到哪里,哪里欢迎。这些同志是怎样转变的呢?看看青年制动员刘家旺的转变就知道了。
刘家旺过去是全站有名的“老落后”。群众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橡皮脸,刘大头,光出事故,光挨扣,大家替他真发愁。”不管你怎么说,他总是不改。为此,王天成同志不但到他家里去访问,还搬到单人宿舍,和他住在一起,生活上关心他,思想上帮助他。如讲他父亲为什么会饿死,讲他母亲为什么会入党当了先进生产者,对刘家旺进行两个社会、两种遭遇的对比教育,大大激发了他的阶级感情,终于使他说出了甘居落后的心里话。他说:“我有缺点是不对,可是大家认为我已坏到底,不管大会小会总是批评,好的看不到,我想,反正完了,批评就批评吧!”针对这个情况,王天成除了自己坚持和他继续谈心外,还介绍毛主席有关的著作让他学习,发动班组干部、积极分子主动热情地关心他、帮助他。这样,刘家旺终于转变了:学习积极了,工作上兢兢业业。一年来,他不仅没发生任何事故,还杜绝了一些违反规章制度的现象。有的工人说:“现在的刘家旺和过去相比,好似两个人。”
以身作则 为人表率
王天成同志处处都以解放军为榜样。他常说:“解放军战士所以思想一致,行动统一,因素虽然很多,不过重要的一条是干部处处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因此,他自己的一切行动,也都注意把身教和言教结合起来。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先做。他的体会是:“说得好,做不到,等于白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亲自一干;自己的屁股坐不正,就没有勇气管别人。”
王天成为人谦虚,生活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被褥脏了自己洗,衣服破了自己缝,转业十多年来,在部队用的一个针线包、一把小剪刀,一直用到现在。一九六○年,他在工程三处建筑队工作时,生了病,事务员怀着一颗好心,把食堂节余的粮食拿了三斤给他,他拒绝说:“国家当前有困难,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和群众同甘共苦……。”王天成对自己生活上是低标准要求,但在工作上又是高标准要求。班主任刘元安说:“王天成同志在生活、工作作风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关心群众 无微不至
王天成同志有一本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他经常读、经常想。他说:“毛主席真伟大,连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等问题都想到了,所以人民群众拥护党,关心革命工作。现在,我们如果光发动大家干工作,不关心职工的痛痒,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就不会高。”他又回想到自己在部队当战士的情景:有几次家属到部队去看他,指导员、连长都是亲自送饭、打洗脸水,战士们争着收拾房子,班里干部送这送那。平时,有点不舒服,干部战士问长问短。他说:“现在想起这些,心里还是热呼呼的。”正因为这样,他才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制动员李喜根病了,他就亲自煮稀饭、化糖水端在床头;老工人郑官清病了,他买了水果,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医院、送到家。职工结婚他去祝贺;职工家里死了人,他帮助料理丧事。……干部职工对王天成的这些举动,看在眼里,甜在心里。老工人童德喜说:“王天成的心和我们的心是贴在一块的,有了这样的好支部书记,不愁大家没干劲。”
团结干部 依靠组织
“班子”团结,是做好工作的关键。王天成深深感到自己对于团结负有重要责任。他除经常向干部讲解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的重大意义外,还特别注意定期召开生活会议,沟通思想,解开思想疙瘩。他尊重行政干部的职权,向下面谈工作,讲问题,总是先和主任商量。工作中有了缺点或出了问题,他主动担“担子”,不埋怨别人,不推卸责任;工作中有了成绩,他又很谦虚,把荣誉让人。干部团结得好,亲密无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一个单位的工作要做得好,单靠少数几个干部,力量总是有限的。因此,王天成同志还非常注意发挥支委会的集体领导和各个组织的作用。凡是重大问题,他都要提交支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分头贯彻执行。每个时期对党员都有具体要求,交给任务的同时,还具体地交给办法。班里的十八名党员,都能主动和群众交朋友,做思想工作,都能严格地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因此,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非常突出。此外,王天成同志还能根据党支部对工会、共青团的要求,具体指导他们的工作。由于团的组织作用发挥得好,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班里的青年们连续两年多未发生任何事故。团支部书记程浩然说:“我们所以能够起到党的助手作用,是和指导员的具体帮助分不开的。”工会主席李金玉说:“指导员不是以领导自居,总是和我们一起商量研究问题,工作中的困难,他能及时帮助解决;提出开展某项活动,他总是全力支持,工作越干越有劲。”
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做起
王天成同志所以能够把解放军的传统作风保持下来,发扬光大,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获得成效,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能够坚持不断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王天成系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从一九六○年底开始的。几年来,他先后学习了毛主席的三十五篇著作,特别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三篇文章,反复学习了十二遍之多,学一次得到一次启发,用一次有一次收获。他为什么能这样自觉地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呢?在实践中,他有过不少的教训。
一九五六年,王天成被提任政治指导员之后,对工作满腔热情,工作再多、再苦,没有叫过一个“难”字,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搞好。但常常事与愿违,费了很大劲,有时任务却完成得不好。这是什么原因?他自己无法解答。一九六○年底,上级党委让他到地方党校学习,他就带着这个百思不解的问题学习了四个月。在学习中,毛主席的著作,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心。他读着毛主席的书,想着以往工作中的问题,觉得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都说到了自己心里。从这时起,他才认识到原来工作没搞好的根本原因,是对毛主席著作读得太少,便立下了“为革命而学习”的志愿。现在无论是思想上的问题还是工作上的问题,他总是到毛主席著作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去年一个时期,有的职工认为事故消灭不了,他就用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进行教育,并组织大家学习《愚公移山》的文章,使全体职工树立了雄心壮志,结果全班创造了二百多天无事故的优异成绩,受到了铁路局领导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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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不离军风
每隔一定时期,总有一批军官、战士转业、复员,从保卫祖国的岗位,走上建设祖国的岗位。然而,他们同王天成一样,始终没有离开解放军的军风;并把这种军风传播到农村、工厂、矿山、车站……,传播到祖国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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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离开营房,却没有离开解放军的战斗精神。王天成便是一个榜样。从营房到工地,从工地到车站,在这段陌生的路程上,有许多全新的事物,不断地考验着他。车站上蛛网似的作业股道和密密麻麻的道岔,开头使他的思绪迷乱过,但是,王天成决心“钻进去,干到底”,很快就熟悉了股道和道岔,掌握了新的岗位的业务情况。
保卫祖国的岗位,建设祖国的岗位,都是战斗的岗位,当然处处需要解放军的这种钻研本领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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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离开营房,却没有离开解放军的“四个第一”的法宝。王天成就是一个榜样。他用说服教育的方法,阶级教育的方法,把八名“老落后”教育成为先进生产者和生产中的骨干分子。他懂得“要做好人的工作,首先就得了解人”。于是运用部队指导员的方法,建立了一本了解职工状况的“台账”,直至熟悉了每个职工的细微末节,作为实行“四个第一”的根据。
保卫祖国的岗位,建设祖国的岗位,都是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岗位,当然处处需要解放军的“四个第一”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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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离开营房,却没有离开解放军的简朴作风。王天成就是一个榜样。从营房到工地,从工地到车站,将近十年了,他始终没有丢掉那个针线包和那把小剪刀。被褥脏了自己洗,衣服破了自己缝,从不乱花一分钱。工作是高标准,生活却是低标准。对待自己的生活无半点奢求,关心群众的生活却是无微不至。他的心和工人们的心是“贴在一块的”。
保卫祖国的岗位,建设祖国的岗位,都是艰苦的岗位,当然处处需要解放军的简朴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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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离开营房,却没有离开毛主席的教导。王天成就是这样一个榜样。遇到困难,他便想起毛主席的话,团结群众去克服它;业务不熟悉,他便想起毛主席的话:“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为了密切联系群众,他便想起毛主席的话:“关心群众生活”。几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反复熟读毛主席的三十五篇著作,他总是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他还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武装群众。
保卫祖国的岗位,建设祖国的岗位,都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岗位,当然处处需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执行不同岗位上的不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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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枚秦代铜权重六十多斤
对研究秦代衡制和书法有重要参考价值
最近,西安市郊区农民在秦代阿房宫遗址北部的高窑村挖土时,发现秦代铜权(衡器,即今秤锤)一枚,重六十一点五斤,高十七点二厘米,底径二十三点六厘米,腹围七十六厘米。这枚铜权的周围铸刻了秦统一全国前后三个时期的铭文一百一十九字。文物考古家们认为,这是我国出土铜权中文字最多的一枚。
这枚铜权的前面铸有阳文十六字,后面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的诏文,秦始皇诏文后还刻有“高奴石”三字。文物考古家研究了权上的铭文,认为它是秦庄襄王三年或秦始皇三年铸造,发给高奴郡用的“石权”。“石”是秦代的衡制,一百二十斤为石。“高奴”是秦时上郡的属县,故城在今陕北延川县境。这个铜权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后,重新进行检定,补刻诏文,仍然发给高奴郡用。秦二世时,再次检定,并补刻诏文,但没有来得及发还高奴,就亡国了。所以这个距今二千多年的铜权仍留在阿房宫遗址。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制度,并制发衡量标准器,便利了当时经济的发展。这枚铜权的发现,对于了解和研究秦代统一前后的衡制和秦代书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附图片)
上图为秦代铜权。
下图为铜权正面铭文。 新华社记者 和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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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国时代的金饼
含金率达百分之九十九,证明我国劳动人民冶炼黄金的技术,在两千多年前已达到相当水平。
不久以前,在陕西省临潼县秦代栎阳宫遗址发现八块战国时代的金饼。战国金饼在西北地区出土还是首次,它对于研究秦代货币和战国时期冶金技术有很重要的价值。
这八块金饼装在一个铜釜内,铜釜口用残瓦片堵塞着。同时出土的还有秦云纹瓦当和秦陶片等。金饼的形制是圆形箔身,直径六厘米,每个金饼净重五市两,其中五个还刻有秦篆书“四两半”及其他字号。
文物考古家对金饼的形制、字纹及铜釜、瓦当等进行了研究判断,认为这是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战国晚期的遗物。经过化验鉴定,这些金饼的含金率达百分之九十九,质地为赤金成分,色泽金黄。金饼含金率之高,证明我国劳动人民早在战国时期,已在冶炼黄金技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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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封建剥削关系有了新资料
唐代丁课银锭在长安首次发现
一个距今一千二百一十年的唐代丁课银锭最近在陕西长安县被首次发现。
这个银锭长三十厘米,宽八厘米,厚零点五厘米,净重合现在的市秤四斤二两。两面都刻有文字。一面是:“天宝十三载,丁课银匹锭五十两”。另一面记载着当时征收丁税银锭宣城郡县地方长官的姓名及其职衔。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等历史书籍记载,“丁课”(又称“丁税”)的实施,是盛唐时期均田制度遭到破坏,租庸调法难以执行时,采用的一种赋税制度。丁课银锭的发现,使研究唐代赋税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有了新的宝贵的实物资料。(据新华社西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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