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临夏市枹罕公社粮食增产调查报告
中共甘肃省委临夏农村工作组
甘肃省临夏市枹罕公社位于临夏市西郊。全社现有耕地一万九千四百多亩，绝大部分是水地，主要生产小麦和蚕豆。全社有十个大队，一百九十三个生产队，一万四千九百七十一人。
解放前，这里的绝大部分土地，被反动军阀、官僚和地主霸占着，广大贫农、下中农终年遭受着地租、差役和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过着极为贫苦的生活，还有许多人被迫流亡他乡。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农民作了土地的主人，农业生产才逐渐得到发展。农业合作化以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从此生产逐年稳步上升，到一九五七年，全社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四百五十六斤，成为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期间，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和具体工作中的缺点，使农业生产遭受到暂时的困难，产量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坚强勇敢的枹罕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集体生产，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使农业生产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九六三年，全社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好收成。粮食总产一千零四十三万九千多斤，平均亩产五百五十四斤，比历史上最高的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九。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历年都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城市和国家的建设事业。生产发展了，社员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一九六三年全社除平均每人从集体分到口粮五百二十八斤外，还留下储备粮十二万三千三百斤。
一九六三年秋天，枹罕公社进行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组织起了贫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广大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改进了思想作风，积极工作，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热爱人民公社、依靠集体的思想更加牢固了，劳动热情高，革命干劲足。目前，枹罕公社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听党的话，按党的政策办事
枹罕公社人民连续三年获得好收成，最主要的原因是，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因而战胜了重重困难。
（一）坚决走集体化道路。
枹罕公社人民在集体化的道路上，经过严重的斗争风浪，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考验，愈锻炼愈坚强。他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正确方向。
在公社化后的两年时间里，枹罕人民由于遭受了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某些缺点，曾遇到许多暂时困难。在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大多数社员特别是广大贫农、下中农，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坚决走集体化道路，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
（二）检查评比，大鼓革命干劲。
几年来，公社党委一贯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检查评比的工作方法，开展比、学、赶、帮的群众性竞赛活动，大鼓革命干劲。每年根据生产季节的中心任务，在全社范围内组织四至五次的检查评比。以公社干部为主，组织老农、队干部、技术员，深入田间、圈棚现场观摩，逐队、逐块的看土地，看粪堆，看农具，看牲畜。既评比行动快慢，又评比效果好坏，好经验积极推广，有问题及时解决。这样，大大促进了社员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活质量。在检查评比的促进下，几年来涌现出不少“五好”队、“五好”社员。仅一九六三年，全社就评出“五好”大队两个，“五好”生产队五十九个，“五好”社员六百七十八人。目前比学赶帮、争取“五好”的群众运动，正在全社深入开展。
（三）做人的工作，抓活的思想。
公社党委十分重视做人的工作，经常对社员进行以阶级教育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一九六三年以来，公社党委在全社贫、下中农中，挑选了解放前苦大仇深，思想进步的三十一名老长辈，经常向社员和青年人讲他们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通过回忆对比，以活人活事，活的思想教育，加强了广大社员对旧社会、阶级敌人的恨，对新社会、阶级兄弟的爱。
（四）学习和宣传政策，按党的政策办事。
公社党委一直坚持把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重要议事日程。他们坚持了公社干部七天集中学习一次，大队干部每半月组织学习一次的制度。学习内容，以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和上级党委在各个时期的指示为主，并结合学习报刊、杂志的社论和文章。目前，在枹罕已经形成了“有了疑难问政策，出了问题学政策，意见分歧查政策”的良好风尚。公社党委要求社、队干部和党员带头学好政策，并把政策原原本本地传达给群众。社队负责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场边或利用下雨天等农事空隙，召开社员会议，讲解政策。一九六三年初，公社党委以一个月的时间，组织全体社员学习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五）关心群众生活。
枹罕公社各级干部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始终把安排好群众生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夏收后，教育社员多种秋菜，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决算分配中注意处理好集体和个人的收入比例关系。对困难户给予适当的照顾。对于生活有困难的社员，一方面通过发动群众互助互济，互通有无等办法，予以及时解决；另方面向群众进行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教育。
在安排社员生活中，还注意了群众日常生活零用钱的问题。积极开辟副业生产门路，多方面增加社员收入。
（六）干部参加劳动，领导生产。
枹罕公社干部经常深入大队、生产队蹲点，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公社干部实行了“二八制”（十天内八天工作和学习，两天劳动），要求每人全年至少劳动七十二天；大队干部实行“十五制”（十天工作、学习，五天劳动），要求每人全年至少劳动一百二十天。他们通过参加生产，了解社员的思想动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公社党委在领导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对于每项重大问题，必须首先派干部深入生产队，广泛征求队干部和社员的意见，经过大家充分讨论，统一思想，然后做出决定，贯彻执行。
（七）切实扶助困难队改变面貌。
一九六三年，公社除了加强对困难队的领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队与队之间的互助协作以外，还从公社的公共积累中拿出八万元，国家投资五千元，帮助这些队购买了大牲畜一百零三头，架子车三十辆，化肥四吨。同时，公社和大队还经常向困难队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树雄心，立大志，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教育，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并协助他们健全领导班子，加强团结；在工作方法、技术措施等方面，也给予具体指导。经过重点帮助，在原有的困难队中，除两个队在粮食生产上赶上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外，其余的队都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现在全社已没有困难队了。
采取扎实措施，保证粮食增产
枹罕公社获得农业增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科学实验，尊重历史经验，尊重群众的创造，并善于把三者结合起来。
（一）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
几年来，本着整修结合、以整为主的方针，有计划地整修了各条水渠，加固了大堤小坝，一九六二年还修建了一条新渠，使北山脚下的四百多亩旱田变成了水地，当年产量比原来提高两倍以上。并给原有的水地增加了水量。现在各条渠道都是宽阔畅通，堤固坝稳，基本作到了“旱年不缺水，雨季不受涝”。在灌水问题上，他们的经验是，因作物灌溉，适时灌溉，适量灌溉，不能千篇一律。
“麦子三四叶，蚕豆刚含苞”，“阿勃三叶加一心”，是这里几种主要作物第一次灌溉的时间。现在枹罕公社的用水制度是先下游、后上游；先砂土、后粘土；小畦漫放、经济用水；合理照顾缺水队。
（二）扩大肥源，提高肥效。
枹罕公社各生产队都十分重视肥料。“计划派肥，计划用肥，按质论价，超额奖励”的肥料制度，大大提高了社员积肥投肥的积极性。他们一方面继续大抓原有的肥源，积家肥、猪、羊肥和炕灰炕土肥，同时积极拾野粪、拉城肥。山原地带还广烧生灰。大力提倡增养家畜、家禽，不仅扩大了肥源，而且增加了副业收入。一九六三年，全社的猪比一九六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九，羊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二。
在用肥上做到了合理用肥和经济用肥，普遍推行“整粪、整籽”，并按不同作物的特点施肥。化学肥料已经普遍使用了。由于肥料的增多，肥效的提高，产量大大地增加了。
（三）通过试验，推广良种，合理密植。
一九六○年在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指导下，引进了“阿勃”、“阿夫”麦种，并在小块土地上试种，证明“阿勃”生长良好，不倒伏、产量高，比当地的“兰麦”产量高百分之三十以上。他们就决定推广“阿勃”良种，在各队都种了试验田。通过试验、示范，一九六二年以来，大量推广了“阿勃”良种。
为了继续培养良种，公社几年来还坚持种“种子田”，精心育种。同时，也非常重视块选、场选、穗选、筛选种子，并且单收单打，专仓保管，保证了良种的纯度，对增产起了重要作用。历来，当地流传着“稀田吃饱饭，稠田图好看”的说法，不愿合理密植。因此，一九六二年提出合理密植，经过各队反复试验，效果很好，才被群众接受并推广。合理密植的同时，还实行合理套种。在小麦、青稞中套种豌豆，在蚕豆中套种芥子，既能增产，又能肥地。
（四）适时翻地，合理倒茬。
这是两件重要的增产措施。各生产队每年根据“伏上犁”的经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夏田都在伏天犁一遍，经过一段曝晒，又犁第二遍。到秋分前，普遍打耱两遍，冬至前后又打碾一次。这样在春耕播种时，土松、墒饱、地力壮。
合理倒茬在枹罕公社已经相习成规。在每年开种前，生产队结合制定生产计划，就请老农“传经”，提出倒茬计划。这样年年调，合理调，地肥、茬顺，保证了增产。
（五）加强田间管理，狠抓锄草。
为了彻底消灭田间杂草，枹罕公社提出“一锄、二扎、三拔、四捞”的口号，采取连根拔的办法，消灭一切杂草。
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不断改善经营管理
枹罕公社根据上级党委的有关决议和指示，经常开展“一学、二议、三对照、四行动”的活动。“学”，就是学习外队、外地的先进经验；“议”就是发动群众，结合实际进行讨论；“对照”，就是用自己的对照别人的，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行动”，就是把有效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使其开花结果。具体作法是：
（一）民主制定计划，上下紧密结合。
一九六一年以来，制定计划都先由下而上进行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再自上而下地提出建议指标，反复讨论，最后由社员大会民主决定，计划真正落实到群众中去。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首先注意做好思想工作。去年有的高产队，有“增产到顶”的思想；低产队不敢提增产指标。他们就发动社员，一看有利条件，二找增产措施，三算增加收入的办法，增强社员信心。
（二）加强劳动管理，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充分发挥劳动潜力。
在劳动管理上，抓了基本劳动日、劳动定额、小包工制、评工记分等主要环节。从种到收，普遍推行定领导、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的责任制，做到人人有活干，事事有人管。他们的办法是，每年在农活上手之前，各大队先召集有经验的老农，采取比、算办法，对上年沿用的定额进行一次调整，然后提交各生产队的社员大会反复酝酿讨论，使每个社员了解各类农活的定额差别，质量要求。经民主讨论通过后，就坚持按定额办事。
（三）公开财务账项，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枹罕公社在财务管理方面，一直坚持勤俭办社、民主理财的原则。钱、粮、工分、物资都有一套较好的管理制度。
钱：实行计划收支。每年的收入（包括农、牧、副业收入等）都纳入计划。各项支出，都有严格的审批制度。规定十元以上的支出，必须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五元以上的现金，必须及时存入信用社。由于实行计划收支，全社生产费用逐年下降，一九六二年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八，一九六三年则降为百分之十九点九。
粮：集体所有的粮食，均实行专人保管，专粮专仓，分类储藏；仓库的启封，都有财粮管理小组负责；粮食出库、入库，都有社员参加监督。由于管理得好，粮食损耗很少。江牌大队一九六三年十二万多斤种子粮，损耗率千分之四，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工分：社员工分，实行“一登记，二发工票，三记手册，四上账”的一整套办法。当日工当日记，并把工票发到本人手里。记手册、上工账都是利用空闲时间，当众进行。干部的劳动工分，由社员代表发票记手册，干部与家属的劳动工分，分开公布，让社员对比审查。
物资：为了防止各种农具、物件的损坏、散失，各队选出了公物保管员，有的队定了公物使用、交接制度；建立清册，及时清点。
几年来，一直坚持了各种账项的“日清、旬结、月公布”制度。去年秋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又健全了会计互助网，加强了会计辅导工作。在每次检查评比时，把财务工作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并通过会计工作“试验田”，摸索经验，带动全面。
（四）改进饲养管理，积极发展牲畜。
为了把牲畜养好、管好、用好并促进繁殖，他们首先选派觉悟高，责任心强，有实际经验的社员，担任饲养工作。其次，每月开展一次饲养管理的检查评比，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在饲养管理中作到“四勤、六净、五不使”。四勤：勤刷扫、勤喂饮、勤积肥、勤治病；六净：草净、料净、水净、槽净、圈净、畜体净；五不使：瘦弱时不使，有病情不使，孕畜不使，幼畜不使，社员个人不能随便乱使。使用时，还要根据牲畜具体情况，分别作出定额，量力使用。在合理使役牲畜的同时，他们还很注意牲畜的配种繁殖工作，积极发展牲畜。
枹罕公社，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以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法，更加健全和巩固起来。全体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也愈来愈高，热爱集体，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已成风气。
枹罕公社党委还看到，虽然，几年来他们连续获得了好收成，但是他们在领导全社农业生产方面，还存在着缺点。他们向全社干部和群众指出，在今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应当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多下苦功，做“笨”工作，戒骄戒躁，充分发扬革命精神，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乘胜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甘肃日报》，本报有删节）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利息理论”
郭家麟
在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利息理论”中，除了那些相互剽窃的论点之外，几乎每人都可成为一派；但其主要说法不外下列几种。
“生 产 力” 说
所谓的“生产力”说，简言之，就是说资本是生产的，因此，资本应得到它的报酬，利息就是资本从事生产服务的价格。
“生产力”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萨伊、马尔萨斯、图能、卡莱、罗雪尔、克拉克等。根据萨伊的说法，一切财货的产生，都是由于三种要素（自然、资本和劳动力）的合作。这些要素好像是生产基金，国家一切的财富就是从这生产基金产生出来，而且构成国家财产。这就是萨伊的所谓“三位一体”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劳动应得工资，资本应得利息，土地应得地租，根本不存在剥削现象。用萨伊的话来说，利息就是资本服务的结果。但是，当有人问他资本如何服务时，他就不能回答了。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他说：“资本必须与人类的活动一起工作，就是这种合作，我称之为资本的生产服务。”但是，资本和人类的活动一起工作所得到的生产服务、或生产出的产品，究竟是工人的劳动果实呢，还是资本的劳动果实呢？很明显，没有工人的劳动，资本是不会生产出任何产品，作任何服务的；能够生产和服务的只是工人的劳动，而不是资本。
德国历史学派的罗雪尔认为，利息是资本效用的价格。他举了许多例子企图证明不靠劳动，资本也能生产剩余价值；如雪茄烟、酒、乳酪等产品，仅是由于消费的延缓，并不需要参加一点劳动，就能得到较高的价值。这种论点，马克思在批判詹姆士·穆勒和麦卡洛克时已经作了有力的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了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意义的同时，指出不能混同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这两个范畴，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马克思还指出：“一些商品停滞在生产过程内（例如存放在窖中的葡萄酒）；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劳动被使用在它上面，它不过被安放在一定的自然力作用下。……但这个时间，在人们计算中，好像也有利润生出来。在这个时间内，商品是不安放在劳动下的，但这个时间，仍被当作劳动时间考察。”①罗雪尔正是重复了詹姆士·穆勒和麦卡洛克的错误。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这种“理论”只是把资本能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增加了一个更唯心的观点，认为利息是由资本生产的，但决定利息的大小是根据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说，“前后一个单位的资本所增加的产量，决定了利息的标准。”（克拉克：《财富的分配》）这种“边际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建立在“收益递减”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在工人人数不变的条件下，每增加一单位资本所提供的产品，要比以前增加资本时为低，利息是由最后增加的资本来决定的。这种论点只是一种老错误的新提法。列宁在批判“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时，已彻底地揭露了这种方法论的错误。列宁写道：“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量，就必须发明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②列宁斥责
“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拥护者们把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的变化撇开不谈，正如同只看见火车在站上停着而看不见火车在轨道上跑一样。列宁的批判对这些主张“边际生产力”说的人仍然是完全适用的。
“生产力”说，宣扬使用鱼网比徒手捕鱼多，使用农具和肥料可以多收获农产品；而鱼网、农具、肥料都是资本家用资本买来的；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歪曲利息和利润的关系，企图证明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润是由资本带来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鱼网、农具、肥料，都只是代表物化劳动，它们本身不能带来任何新的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根本不是资本带来的，而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时 间 偏 好” 说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们捏造种种谬论，企图说明利息在生产之前就已经存在，甚至不生产也能存在。在这方面，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特别卖劲。他找出一个“时间偏好”的说法来为借贷资本家和食利者们作辩护。
所谓的“时间偏好”，就是说，“一个人愿意在某一时间内保有一定数量的物品和劳务，而不愿在另一时间保有”；也就是说，人们宁愿现在保有某物或劳务，而不愿在将来保有；宁愿在最近将来保有，而不愿在遥远的将来保有。从这个心理作用出发，庞巴维克认为利息的产生和决定，取决于下列因素。
第一，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之间价值上是有差别的。现在的物品是由现在的供求情况而得到它的价值；未来物品则在未来时间里当我们有了它们的时候，才由类似的供求情况得到它们的价值。人们对当前就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物品的评价，总是要比未来可能得到的同样数量的物品的评价，要高一些。
第二，人们对未来的考虑，特别是对遥远的未来的考虑，都或多或少是不完全的。这是因为：（一）对于未来的估计不会相信它一定能够实现；（二）由于意志薄弱，常会把将来需要的钱用于现在；（三）由于人寿有限，所以即使将来的预料确有把握，也会轻视将来财物的价值。
第三，现在的财物在技术上有其优越性，就是说现在的财物，在技术上是满足人类欲望的更优越工具，因而比较将来财物，有更高的边际效用。所以，现在财物的价值高于未来财物的价值。
庞巴维克根据他以上的唯心主义论点，得出结论说：在经济社会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普遍现象，即将来财物的主观与客观的价值都较少；少到怎样的程度，要看离现在时间的长短而定。所以如想把未来财物变为现在财物，则价值上即应有折扣，这个折扣就是利息。因此，用最直接的话来说，利息是由现在财物和未来财物之间价值上的差别所产生的。（庞巴维克：《资本肯定论》）
自从庞巴维克于一八八九年出版了他的《资本肯定论》，提出了他的“边际效用”说和“时间偏好”说后，由于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因而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极大重视，几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二十年间，所有资产阶级的“利息理论”，都只是庞巴维克理论的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利息理论”的重心虽然转至熊彼得方面，但是，熊彼得的“利息理论”差不多完全是以庞巴维克的理论为依据的。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是十分荒谬的。一个稍具科学头脑的人，很容易就会看出，主观评价不过是心理和精神现象，它决不可能创造价值；同时时间因素也不可能增加价值。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利息无非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如果像庞巴维克所说的，利息真是主观价值上的差额的话，那么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利息都没有任何区别了。这样就抹煞了利息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息体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它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高利贷榨取。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利息的存在，但本质上就完全不同了。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从事生产是为了利润，现在财货价值和未来财货价值的变动，由利润多少决定，决不是由心理上的原因决定的。“可 贷 资 金” 说
“可贷资金”说是瑞典学派所倡导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主要有魏克赛尔、林达尔、米尔达尔、俄林等人。他们认为，利息是信用或贷款的价格，因而利息决定于信用或贷款供求曲线的交叉点。他们把信用的供求分为净额和总额两方面：所谓净额是指新的信用，而总额则包括未清偿的旧信用。在某已知时期内，某一些人所愿意增加的各种债权及其他资产的数量减去另一些人所愿意减少的数量，即形成这一时期的信用供给曲线。同样，在某已知时期内，新债权的供给减去旧债权的清偿形成各种信用的净需求量。在信用市场上，这些信用的价格（也就是利息率）决定于它的供求曲线，正如商品市场上价格决定于商品供求曲线的交叉点一样。（俄林：《斯德哥尔摩理论的一些注释》）
瑞典学派的这种说法，首先是把利息的产生问题局限于货币范畴，同时又以货币范畴代替了借贷资本的范畴；把利息的产生和决定都说成是“可贷资金”或货币运动的现象。他们错误地把利息率归结为信用或贷款的供求关系，而不是依存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不是依存于借贷资本的运动。他们所谓的
“可贷资金”和借贷资本完全是两回事。“可贷资金”只有在它被用来参加“货币——商品——货币”的流通时，只有被用来直接或间接地剥削他人的劳动时，才能成为借贷资本。事实上，利息的产生和决定都不能取决于信用或贷款的供求，而只能取决于资本的借贷。瑞典学派的“利息理论”和他们以前的传统庸俗政治经济学者一样，都想用“货币——货币”的假象来混淆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真象。这种理论实在是太庸俗、太简陋了，甚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罗伯生也说，“可贷资金”理论是一种常识的解释，符合于一般人所熟知的资金市场实况。这种“理论”还被目前一些庸俗经济学者捧为一种新的“利息理论”。其实他们所谓的“新”，只是在那些陈腐的老庸俗理论中，改换了一些名称，加上了一些“事前”与“事后”的解释而已。
“灵 活 偏 好” 说
利息决定于个人心理的“灵活偏好”，这种说法是凯恩斯所捏造的。他说：“所谓利息，乃是在一特定时期以内，放弃周转灵活性的报酬。盖利息率只是一个比例，其分母为一特定量货币，其分子乃一特定时期中，放弃对此货币的控制权，换取债票，能够得到的报酬。”（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实，他的“利息理论”大部分是剽窃来的，“灵活偏好”只不过是
“时间偏好”的改装，把利息局限于货币的供求正是瑞典学派的说法，而他所谓的投资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论点，又只是把“边际生产力”说的因果倒置了一下。只是到了凯恩斯手中就加上了许多伪哲学和伪科学的行话，使读者对他的“理论”感到高深莫测而已。
根据凯恩斯的定义，所谓灵活性，就是指在不损害其原有价值的条件下，变成现金的难易程度。这样说来，现金本身就是灵活性最大的资产，其次是商业票据、股票，至于机器、厂房等就很难一下子不亏本而变成现金，因此，灵活性很低。据他说，人们的心理都偏好于灵活性，也就是说喜欢保留现金，这就形成了对货币的需求。在货币供给方面，银行固然可以利用公开市场政策，从事证券的买卖，以伸缩货币的供给量，但是，如果人们的灵活偏好比货币数量增加更快的话，利息率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上升。不管凯恩斯用了多少骗人的名词，说穿了只不过是说利息率由货币数量和“灵活偏好”来决定，也就是由货币的供求来决定。对货币的供给，主要是看银行如何改变货币的数量；而对货币的需求，则是决定于上述的“灵活偏好”。
凯恩斯的“理论”所以成为今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原因在于他的“利息理论”给垄断组织提供了谋取最高利润的理论根据。他强调较高的利息率会导致经济危机，因此主张财政金融当局应以通货膨胀、降低利息率、并实施所谓的“投资社会化”的方法，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和就业量。
凯恩斯固然用他所捏造出来的“灵活偏好”前提，推论出他预先拟好的结论，但是应当指出，不仅他的前提不能成立，而且他的推论也是漏洞百出，他的结论则更是反动透顶。就他的
“灵活偏好”的前提来说，如果说它是合乎实际的话，只能是合乎资产阶级的实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绝大多数是寅吃卯粮，根本考虑不到“灵活偏好”问题，只有肥头大耳的资本家才有考虑的条件。同时在他的推论中，他把利息和利润完全分开，没有看见利息是利润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两者不能独立地变化，更不能假设一者不变，而单对另一者进行调节，以刺激投资、解救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身，想用几个臆造出来的心理因素来解释危机，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从他推论出的结果来看，他以增加货币流通量来降低利息率的建议，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垄断资本掠夺劳动群众的最恶毒手段之一。在通货膨胀下，劳动群众的货币收入保持不变，但是，生活资料的价格却急剧上涨。结果是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或贫困化，而一小撮垄断资本家越来越富有。这就是凯恩斯降低利息率、防止危机的结果。所以说无论从他的前提条件、逻辑推论和预期结果来看，凯恩斯的“利息理论”和他的其他理论一样，都是极端荒谬的。
＊ ＊ ＊
上述四种资产阶级“利息理论”，只不过是他们“利息理论”里流行最广的四种，其他还有“效用”说、“忍欲”说、“期待”说以及其他种种的折衷的说法。
综观资产阶级的“利息理论”，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同样地想尽办法企图避免利息理论和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发生联系；力图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利息学说，从而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数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利息学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它愈来愈为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所掌握；而资产阶级的“利息理论”是捏造的、反科学的，它日益被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所识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必将把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经济学说全部抛进历史的垃圾箱。
①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二○八页。
②《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八十七页。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性质和任务
最近，陕西农业经济研究所的部分同志，去江苏、广东等地参观学习，参观后，在武功地区的农业经济研究和教学单位的同志中作了汇报，并就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有的研究单位认为，农业技术经济是研究农业技术改革中的经济问题，并通过对农业技术改革措施的经济效果的分析，研究农业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农业技术经济的研究，应当深入实际生产过程，分析经济效果，从经济效果方面总结经验，论证技术改革措施和生产组织形式的经济价值，提出推行重大技术措施的建议，为国家制定技术政策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从事教学工作的一些同志认为，从性质上看，农业技术经济研究解决农业生产中技术与经济的结合问题。它是农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技术科学研究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和技术效果；技术经济研究经济规律和经济效果。
还有的同志认为，农业技术经济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农业技术经济研究农业技术措施的经济效果；广义的农业技术经济研究还包括研究农业生产力诸因素的利用、革新及其合理组织的经济效果和有关经济问题。他们还认为，农业技术科学与农业经济科学是农业科学的两翼，农业技术科学研究农业生产的技术方面，农业经济科学研究农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农业技术经济学，处在农业技术研究和农业经济研究的边缘。它在性质上是属于农业经济科学，因为它研究农业生产的社会方面，不研究农业技术本身。（黄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