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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关于朱元璋的队伍和政权的性质问题 王守义
元朝末年，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战争，它击溃了元朝官军，推翻了元朝地主政权。可是，朱元璋却变成明朝地主政权的开国皇帝，由农民军领袖变为封建皇帝，由革命者变为被革命者。他的军队和政权的性质和他一样，也由农民阶级的斗争武器变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研究这一转化过程对于当前农民战争史的讨论可能有所帮助。
朱元璋起初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后来转变为封建政权的专制皇帝，他所掌握的武装部队也就随着变质。在朱元璋近二十年血战中，前十年（即至正十二年到龙凤九年）是从事农民革命战争，后十年（龙凤十年到洪武七年）是从事统一封建帝国的战争。故而，在前一时期内，他所掌握的队伍是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他所建立的吴政权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然而，历史是错综复杂的，有许多现象要加以理论的解释。要将上述的看法概括成为科学论断，还必须进一步解决下面的有关问题。
朱元璋参加了农民革命，然而，他最初掌握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地主武装队伍。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他仅与徐达、汤和、吴良、花云等二十四人南略定远，收降了驴牌寨和横涧山的地主武装共二万三千人，这是他从事农民武装斗争的基本力量。后来渡江而南，军力日盛，其部队多由收编元朝官军或地方地主武装得到扩充。龙凤三年（一三五七）四月攻下宁国，一次就收编了元朝“义兵元帅”朱亮祖的军队十万余人。而且，往往就任用那些“义兵元帅”做农民军的军官。这样，朱元璋军中充塞了原来的地主武装和地主分子，这是朱元璋队伍的特色。于是，问题就发生了，既然朱元璋一起兵即拥有地主的武装，以后又陆续收容了不少地主军官，那末，这难道不影响队伍性质吗？他怎么去领导这种武装力量去进行农民战争呢？
这一问题，要从当时阶级斗争武装力量对抗形势着眼，根据武装队伍为哪一阶级利益而战的原则来决定它的阶级性质。元末农民战争是农民阶级反抗元朝蒙汉地主阶级统治的武装革命，交战的阶级双方都掌握武装力量。每一阶级的武装力量投入战争乃是为了执行本阶级的政策，战争是阶级政策的继续。所以，武装队伍的阶级性质是依据它为哪一阶级政策服务来决定。因之，判断阶级武装斗争中队伍的阶级性质不是看它原来由哪个阶级征集和装备的，而是看它在军事行动中是为哪一阶级政策服务，为哪一阶级利益而战，以及受到哪一阶级代表人物的领导和指挥。中国封建社会中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在爆发之初，多由所谓垅畔之夫，斩木削竿而起；他们很快就在战争过程中发展壮大，这一由弱到强的变化固然由于农民革命积极性的高涨，而直接的原因则是起义军在战场上不断地收降和改编了敌人的武装部队来充实自己。斯大林同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精辟地指出历史上革命阶级武装起义的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规律，他说：“从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差的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和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竭力瓦解这种军队，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①他所指的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武装起义也是遵循这一“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发展的。
史实表明，朱元璋在前一时期，即进行反抗元朝地主武装镇压的农民革命战争时期，他所指挥下的军队确是主要由改编过来的原有地主武装组成。关键在于，他收编了他们之后，就命令他们掉转枪头对地主武装作战。这些武装力量的行动说明他们已经在为农民阶级政策服务，为农民阶级利益而战，当然就不再是地主武装了。
从士兵的阶级成分来说，进行着武装斗争的阶级双方的队伍中的广大士兵，都是从贫苦农民和下层人民群众中招集而来。他们的切身利益本来就与地主统治相对立的。地主武装队伍和农民起义军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受到地主的威胁和欺骗被迫驱向战场，后者则是为了本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战。因此，地主武装队伍一旦转入农民军阵营，便能迅速地改变其阶级性质。最显著的例证就是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时元朝官军统帅脱脱丞相被贬，“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②朱元璋在渡江前后所收编的队伍的性质就是这样改变了的。当时有的地主分子对于募民为兵从事镇压农民起义的事情是十分担心的，他们恐怕这样一来反而为农民起义军补充力量，形成更多的武装敌人。浙江地主方克勤曾劝告元朝官僚不要强迫农民当兵，他说：“民之为盗者，或迫于饥寒，或怯于徭役。今斯民固无赖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为兵，几何不首为盗耶？是所谓致盗，非御盗也”。③这个地主的话多少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至正十四年一月，朱元璋与其部将徐达、汤和、吴良、花云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红巾军主力，向南发展。如前所述，起初的兵力就是收降了定远的地主武装二万三千人，因之，“军声大振”，这种“军声”应该解释为红巾军的声威。三月，朱元璋出马第一仗便以这支兵力进占了元朝官军把守的滁州，打败了地主武装。七月，他又率领这支队伍去支援被元军围困的六合县的农民军。后来又在和州与元朝官军十万人展开大战。无疑的，这些都是农民起义军对地主武装的进攻。驴牌寨和缪大亨的地主武装此时已经变换阶级立场，成为红巾军的主力，和地主武装对垒而战。
在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关系上，朱元璋这时隶属于毫州红巾军主帅韩林儿、刘福通。他的直接领导者郭子兴就是白莲教主韩山童的“门弟子”。他的职位是红巾军左副元帅。当他在和州受到元军的强大压力时，曾向毫州韩林儿请求援兵，而在六合县红巾军处于危局时，他又派兵前去支援，他认为：“今六合受围，雄虽异处，势同一家。今与元接战，逼迫甚急。救则生，不救则死。六合既亏，唇失齿寒。”④他救六合是从整个红巾军对元军的敌对形势的战略观点着眼的。这时，他的队伍“文移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⑤，是标准的红巾军的编制。
因此，对于朱元璋初起时所收编的地主武装要进行阶级分析，应该看到它在武装斗争中性质有了改变。
与上面一点相联系的是朱元璋及其政权如何变质的问题。封建社会农民阶级革命因为不能代表新的生产力，不能彻底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其结局总是陷于失败，总是被地主阶级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一些农民军领袖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蜕化变质，成为新的地主分子，农民政权也变质为地主政权，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元末农民革命不能例外，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吴政权也不能例外。但是，我们说封建社会里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乃是从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向而言，从农民阶级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言，即把它放在历史发展长流中来看，它是不能成功的。然而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个具体的农民革命来讲，它在一定的短暂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形势下是能胜利和成功的。因而，从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的农民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的发展过程考察，就有兴起和变质，胜利和失败的两个发展阶段。农民军将领和农民政权的变质只能在后一发展阶段出现，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出现。我们必须重视农民革命战争由兴起到变质，由胜利到失败这一事物内部矛盾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忽视或者混淆农民革命战争的两个发展阶段的质的差别就可能导致下面的看法：农民军领袖一开始参加革命就朝着地主分子方面蜕化；农民政权一建立就变质为封建政权。这一看法是口头上承认农民革命战争有革命作用，而在具体认识上则看不出革命作用在哪里，在实际上否定了农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结合具体历史事实来看，从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朱元璋投身农民革命起，到龙凤九年（一三六三）囚禁农民政权皇帝韩林儿于滁州，和另一支红巾军陈友谅大战鄱阳湖上，这十年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朱元璋领导农民武装革命一步步走上胜利的高峰。他自采石渡江，攻克建康，乘胜占领江南许多城市，兵力日强，拓地日广。就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方面看，他在江南地区的进展是整个农民革命力量的增强，加重了对于元朝政权的压力，有利于农民阶级革命事业。因为，在朱元璋未下江南以前，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形势已告十分紧张，贫苦农民公开“揭帖通衢”，反抗交纳粮税。他们愤怒地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⑥“忍饥受冻可奈何，直须检括焚其窠，去学短衣带刀箭，倒括他家养良贱”⑦。可见，暴力革命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朱元璋的队伍一到就点燃了革命火焰，支持了当地贫苦群众的武装斗争。所以，红巾军所到之处，一方面是“所在巨族布死，不暇槖重宝，妻子扶携东西走，以脱一旦之命”；另一方面是“贫者从乱如归”⑧。如龙凤四年十二月朱元璋军队攻下金华，地主阶级“士大夫蝼蚁走”⑨，而贫苦群众“远近之人皆争趋附之”⑩，朱元璋军队就“开仓以济贫民”?。贫苦群众在农民军强大威力的激荡和鼓舞下，昂然站起来了，自发地对地主进行了斗争，夺回被占去的田产房舍。许多地主遭到严重打击，顷刻之间由富翁变成穷人，“家业荡然，遗田数亩而已”?。经过农民自发斗争的扫荡，地主失去田业，如丧家之犬，一时出现了大量的无主的田亩，局部地区的土地所有关系因之得到适当的调整。龙凤六年（一三六○）衢州的无主之田就有五万七千亩，并且有些田虽有主，也无人为之耕种?。这些事实说明朱元璋在渡江以后实行了劫富济贫政策，支持了农民反击地主的斗争，给予当时的封建统治以严重打击。
这时，革命形势顺利发展，但朱元璋并没有进一步积极推动农民自发夺取地主田业的斗争，也没有提出打击地主阶级的全套政策。反之，他们对于个别地主表现了容忍和妥协。龙凤四年胡大海攻下兰溪，就任命大地主吴季可从事征集军粮的工作，甚至授权这个地主可以压制贫苦群众的革命行动：“授以大杖，署其字杖上，命之曰：违律暴掠者，用此杖之。军旅万众纷沓，见杖輙惴息去。”?朱元璋规定：“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如有逃者处死，不许将官擅用”?，又“选宁越七县富人子弟宿卫，曰御中军”?。当他初渡江时，地主陶安向他献策：“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元璋闻之“大悦，礼安甚厚。由是凡机密辄与议焉。”?其后，浙东地主武装的代表人物刘基、章溢、胡深、宋濂等参加了元璋的幕府，更加强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这仅是朱元璋等农民军领袖变质的外部作用。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朱元璋等领导了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可是，对于如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没有也不能提出一套明确的斗争纲领。因而，在一定的政治气候和经济土壤的条件下，一有可能就培植一批小土地所有者，使封建生产关系又牢固地保存下来。“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朱元璋攻下建康后，在农民起义军将领中实行的一项经济措施是值得注意的：“太祖克建康谓武官曰：听从开垦荒田，以为己业；文官拨典职田，召佃耕种，送纳子粒，以代俸禄。和州有李善长职田，参军郭景祥覈出亩步不实。太祖曰：此盖佃人作弊，于面上刺田字，以警其余。”?武官们利用垦荒名义，拥有田产，成为地主；文官们的职田则是“召佃耕种”，成为封建地租的剥削者，一些农民军领导分子变质成为地主了。
一方面正在革地主阶级的命，另一方面自己则在转化为地主，这是一个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不过，对于朱元璋等农民将领在革命发展阶段中发生的部分变质的作用不能夸大。在龙凤九年以前，朱元璋等转化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和元朝政权相对敌，他们的队伍和政权在总的方面上是维护着农民利益的。一些地主分子的政治影响和农民军中出现的封建剥削关系还不能支配农民军及农民政权的阶级路线。就这一时期国内阶级斗争局势而论，中原和湖广的红巾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扫除地主武装；韩林儿农民政权分兵三路北上，直捣元朝大都；徐寿辉农民政权也迅速地控制了两湖、江西、安徽地区。作为韩林儿部属的朱元璋队伍也汇合于冲击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洪流中，客观的阶级斗争形势不容许他蜕化变质。
龙凤九年，国内阶级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韩林儿的三路大军都受到挫折，兵力损折很大，局处安丰一隅。徐寿辉农民政权也因内部不和，彼此消耗。至于元朝政府因为遭到各地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已是奄奄一息，束手待毙。只有占领江南富饶地区的朱元璋农民军继续壮大，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阶级力量的对比本来是有利于农民起义军的。可是，同在农民军阵营中的朱元璋和陈友谅却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火并战争。国内形势由农民军胜利，元朝地主政权面临崩溃迅速地转向农民军内部兼并战争，转向封建帝国统一战争的局面。
这时，朱元璋已不将元朝政权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而将攻击重点集中邻境的陈友谅农民军。对陈友谅的战争是朱元璋背叛农民革命事业的标志。这时，地主人物刘基的政治影响已经起决定作用了。他是极力主张进攻陈友谅的，所持的理由是陈的“名号不正”。所谓“名号不正”是地主阶级利用正统法权观点对陈友谅农民政权的否定和诬蔑。他认为“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完全采纳了这一统一封建帝国的战略。
在朱、陈大战的前夕，退守安丰的韩林儿受到张士诚的围攻，他向朱元璋请求援兵。刘基主张不援安丰，让韩林儿被消灭，就此可以减少朱元璋统一全国的一个阻力。朱元璋为了屏障江北的战略目的，决定亲自率兵往援。刘基责问朱元璋，将韩林儿救出来“当付何处？”果然，朱元璋解安丰之围后，即将韩林儿囚禁于滁州，等到击退张士诚后，索性谋杀了韩林儿，自家做了皇帝。不过，这不是农民政权的皇帝，而是地主政权的皇帝。
自此以后，朱元璋公开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发号施令。龙凤十二年（一三六六），朱元璋在进攻张士诚的《年周榜》中大肆攻击他原来所属的白莲教红巾军的革命运动，斥骂它“致使愚民误中其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众，根据汝颍，蔓延河洛。”诬蔑农民武装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是“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即皇帝位的祭告天地文中便直接将韩林儿农民政权当作敌人，说他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勘定”了“安丰刘福通”。《平周榜》中对地主阶级的利益作了保证：“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以供军储，余无科取。”洪武元年，新王朝的一个地方官员面对着革命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田产问题，“争讼以数百计”，他根据封建政府法律，“理其曲直而奏断之：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得半直者中分之，两造无验者籍之官。”?于是，在革命风暴中一度被剥夺田宅的地主又重新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朱元璋彻底地背叛了农民阶级，他的军队和政权也完全变质了。注：
①《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三二五至三二六页。
②《庚申外史》。
③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一，先府君行状。
④《皇朝本纪》。
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一。
⑥《元诗纪事》卷四十五。
⑦《元人选元诗·大雅集》卷二。
⑧叶子奇：《草木子》。
⑨宋濂：《銮坡前集》卷七．送许时用还越中序。
⑩宋濂：《銮坡前集》卷五．胡越公新庙碑。
?刘辰：《国初事迹》。
?苏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二，俞元瑞墓志铭。
?宋濂：《銮坡前集》卷三，王恺墓志铭：“兵食不足，则斥并城
废田五万七千亩，使之耕以自给。民有田力弗能艺者，听军士贷
耕而为输粮县官。”
?胡翰：《胡仲子集》卷九，吴季可墓志铭。
?刘辰：《国初事迹》。
?谈迁：《国榷》卷一。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
?《毛泽东选集》第九三四页。
?刘辰：《国初事迹》。
?宋濂：《芝园续集》卷四，熊伯颖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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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谢应芳《辨惑编》的无神论思想 吴则虞 包遵信
谢应芳，字子兰，江苏武进人（约生一二九八、卒一三九四年），著有《龟巢藁》、《思贤录》和《辨惑编》。谢应芳一生不和元明统治阶级合作，关心民间疾苦，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佛道二教和民间流行的迷信习俗，是一位无神论者。
中国无神论和宗教神学的斗争有着悠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荀子、桓谭、王充、范缜、吕才等，对于宗教迷信都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写出了不少精湛的论著。但是，作为通俗性的读物，向民间宣传无神论思想的，宋代才开始出现。
宋代储泳写了一本《祛疑说》，《百川学海》中只节录了一部分，原书已佚，无从窥见其全貌。可以提出介绍的，要算《辨惑编》了。
《辨惑编》又名《辨惑论》，书中摘录古书中有关反对宗教迷信的材料，分死生、疫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xí 席］、卜筮［shì 市］、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等十五类，依类编纂。每一类前面，编者加有案语，说明编纂的月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根据书前俞希音序言推测，其编写时间大约在元至正五六年左右。
元代统治者为了巩固以金戈铁马建立起来的政权，一直利用佛道宗教神学对人民进行麻醉。只看至元初道士丘处机、李志常在政治上的活动，以及“和尚军师”刘秉忠的专断朝纲，就充分可以看出当时君权神权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情景。谢应芳《辨惑编》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写出的。《辨惑编》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是它对那时流行的宗教迷信，全面地加以揭发和打击。
谢应芳从无神论立场出发，反对敬神祭祖。他曾经把自己祖宗的神像烧掉，引起了正统道学家反对。从这件事来看，他烧掉神像并不是弃祖蔑宗，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别人。从他在《寄吴中行》诗中所说的“常持无鬼论”，以及他在《辨惑编》中所加的许多案语来看，他一直认为人的生死不过是一气聚散，鬼神并不是超人的独立存在，鬼神既不存在，当然用不着膜拜神像了。因此，他反对祭祀，反对斋醮［jiào 轿］，反对修建土地庙，反对一切淫祀。
谢应芳又反对巫师，反对驱鬼治病。他认为发生疾病的原因，是生活失调和不讲求卫生；有了病，应该延医服药；疫鬼是没有的，求神驱鬼不但无知，反而误事。书内并举出一些历史事例，论证了这个问题。他又进一步地阐述了宇宙间许多奇怪现象，无非是自然界本身阴阳变化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从中作祟［suì 岁］。
谢应芳反对算命、看相。相命之术，自古便遭到墨子、荀子、王充、吕才等唯物主义者的驳斥。谢应芳继承了荀子“相形不如论心”的观点认为，观察一个人的好坏善恶，主要的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至于吉凶祸福，也不是靠“言貌间”所能觉察得出的。算八字，是中古以来一种荒谬无稽的骗人伎俩。他指出了人的寿夭禄命，取决于各人的行为和环境，而不是注定于呱呱下地的那年月日时。
谢应芳反对看风水，诹择时日。《择葬序》说：“择地以葬其亲，亦古者孝子慈孙之用心也。但后世惑于风水之说，往往多为身谋，使其亲之骨肉不得以时归土，又不若不择之愈也。”（《辨惑编》卷二）他认为古代择地葬亲，只是孝敬父母的一种行动，后世看风水都是为自己谋福禄的自私打算。这种揭露，就比苏轼《葬论》尖锐得多了。他主张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只要方便就行，根本用不着诹择时日。古时候做事选日子，那只是“顺阴阳之理”，即顺乎天气的好坏变化。这与人的生死、荣辱、贫贱、富贵毫不相涉。这就否定了有超人的神鬼世界的存在。
谢应芳反对迷信浪费，提倡节俭办丧事。《治丧序》说：“丧礼之废久矣。今流俗之弊有二：其一，铺张祭仪，务为观美，甚者破家荡产，以侈声器乐玩之盛，……其二，广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经旬逾月，以极斋羞布施之盛。”（《辨惑编》卷二）。虽然这还是从儒家的古礼出发来反对流俗治丧的繁费奢靡，但他所谓古礼，却非儒家繁文缛节的葬祭之礼。
谢应芳反对佛教迷信，除了由于佛事浪费钱财之外，还因为佛事耽误农耕生产。他在《送赵县尹之安仁序》里指出，一个良吏应当注意“民富物产”（《龟巢藁》卷十四），而不能以异端邪术浪费人财。又在另一封给别人的信中劝人不要为丧事浪费，他说：“诸君子居丧三年，除服有日。闻欲命羽士设醮，以助冥福，所费计统钞三百?有奇；以粟用之，几四百石。是亦出乎孝敬之心，循乎世俗之礼也，然冥福之实，果何有哉！以愚言之，用三日醮筵之费，赈一乡人户之饥，当此凶年，使数百千人得餔其粟而免为沟中瘠者，其欢欣赞颂，岂止百倍于黄冠师之口哉。”（《与王氏诸子书》《龟巢藁》卷十二，参见《辨惑编·附录》）。把官僚地主阶级设醮的浪费和当时凶年劳动人民的饥饿放在一起来谈，这确是难得的识见。
其次，谢应芳反对当时迷信陋习不是孤立把它作为一种社会风俗来看待，而是把它和当时的宗教哲学联系起来。他把封建迷信和老庄、神仙方士、佛教同斥为“异端”，而释、道二教在元代都是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官方教义，因此谢应芳对有神论的批判就显得更为深刻，更富有战斗精神。
再次，谢应芳还企图从认识论及社会历史上找出有神论产生的根源。《辨讹》说：“夫江南淫祠，在唐为狄梁公尽毁。唐衰礼废，继以五季之乱，妄意徼福，谄非其鬼，泛然以大号加封，紊杂祀典，祠庙滋多。里巷间土地有祠，盖实启于此。吾尝以民情推之，其始也，必以农谷之功，本乎地土，岁时祀享，亦循乎报本之意。迨夫庙貌之设，无可为像，遂以乡之有齿爵者当之，既久而世代变革，承讹踵谬，至有可笑可怪而不可晓者。”（《辨惑编·附录》）从人们因社会动乱而企求解脱和农耕生产的社会历史来解释敬土地神风俗产生的原因，这是一种相当深刻的思想。他还解释了三姑神、十姨神、雨淋神、彭郎神产生和传讹原因，虽非中肯之见，但他能从认识论上指出有神论观念产生的根源，这就比那些道学家们从卫“道”目的出发排斥佛老要高明得多了。
当然，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他虽指斥占卜、巫觋的“妖妄”，但还是相信有“蓍［shī 失］龟”之灵的（见《赠卜者陆仲明诗序》，《龟巢藁》卷十四）。同时，他对宗教哲学和迷信的批判，多借用前人陈说，使我们颇感到他缺乏科学的阐述和系统的理论。而且摘引古籍抉择不精，既庞杂见闻又不广博。我们在充分估价了谢氏无神论思想的战斗意义的同时，指出他这些缺点也是必要的。
《辨惑编》对后来的无神论思想是有相当影响的。明代中叶的顾亮就仿照此书，编了一部《辨惑续编》。从《四库提要》的存目来看，顾氏的编纂目的、内容以至形式完全步谢氏之后尘。清代熊钟陵的《无何集》，也多少受了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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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 ?之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为学习哲学史的读者编辑了六部资料选辑（魏晋隋唐之部尚未出版），“近代之部”是其中的第六部，包括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的哲学和政治论文三十八篇（有四篇为附录）。
这部资料汇编的优点是：资料的取舍较为得当（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再论）；对所选思想家的生平作了扼要介绍每篇资料之后附有“解题”和“注释”。特别是注释，做得很细致，难字难句（包括典故）都有所解释，既未忽视某些典故、难字的出处和来源，同时又写得简明易懂，并不烦琐。编者在这方面的劳绩，是会给读者解决许多困难的。由此我就联想到，一部资料汇编，不能仅限于选材和标点，最好能有题解和注释，以便资料能得到广泛的利用。不作题解，而代之以书前的长篇序言，也是可取的。
我读过《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以后，还感到有些不足，这里想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就教于编者和其他读者。
关于编辑方针，《资料选辑》的序言说：“既然是选辑，对于繁多的资料，必然有所取舍。取舍要得其当，一方面不遗漏有价值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不滥收不相干的资料；更要使选辑本身就能说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途径，就能说明各个时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所环绕的具体问题。”这也正是读者所要求的。然而也正如编者所说，“这样的工作，是不容易做的。”唯其不易，所以更需要进行讨论。
中国近代哲学史充满着对立和斗争。这方面的斗争是和近代社会思想紧密地联系着的。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发展史中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一方面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逐渐地结成了反动的文化同盟，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则是先进人物向西方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及其破产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和破产的历史途径。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斗争也是围绕着这条主线的。
毛主席在谈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的特点时，这样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这应当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史（包括哲学史）以及整理这方面资料的指导思想。
这样要求《资料选辑》（近代之部），就觉得有不足之处了，这主要表现在，缺少应有的对立面的资料，只限于几个进步思想家的论文，因此从这中间就不易获得关于哲学思想的对立斗争的立体印象。
这本《选辑》的开首便编选了龚自珍、魏源的资料。作为近代史开始时向西方追求真理的首倡者，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思想是有其对立面的，这就是从乾嘉以来哲学上的一股逆流、桐城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和理学家唐鉴、倭仁的哲学观点。这些并未作为“附录”选入，在“作者介绍”、“解题”中也没有点明鸦片战争时期作为进步思想的对立面究竟是什么。只是在《答刘孟容书》的“解题”中，作为曾国藩的思想渊源，提到一下唐鉴和倭仁，其实是不够的。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一些先进人物，如郑观应、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的思想也缺少应有的对立面。这个时期，封建卫道者（如《翼教丛编》等）、洋务派官僚以及帝国主义分子在“宗教”外衣下所进行的文化侵略（如丁韪良、林乐知、李佳白、李提摩太等）的反面材料，是颇不少见的，可惜《选辑》也未能作为“附录”精选一些，同时，在“作者介绍”和“解题”中也没有把当时思想战线上的对立各方面作一概括的叙述。
《选辑》所选辛亥革命时期的材料，还不能清楚地反映当时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其一，当时有些重要的哲学文章虽然并非出于名家之手，但是反映了时代精神，例如《革天》、《唯物论二巨子》、《无鬼说》、《道统辨》等，未能选入，甚至在“解题”中也未提到；其二，缺少改良派《新民丛报》上的材料，读者不了解改良派的论点，就不容易认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的历史意义。
所选辛亥革命以后的资料，较为贫乏，不足以显示当时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既没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文化同盟方面的资料（包括辛亥以后封建复古派的哲学观点以及帝国主义分子的“尊孔”论等），也未从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提炼出一些与哲学有关的重要文章（如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或资料汇编工作中，如果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与包括着许多对立方面的社会思潮及其发展相结合，那就有助于说明近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仅限于一个个进步思想家的论文，那是很不够的。作为哲学史的资料集应该有别于论文选一类的资料集。
为了不致使《资料选辑》的篇幅过大，有些不便于选入的重要材料，不妨在相关的“解题”中加以说明，或者代之以书前的序言。
《资料选辑》（近代之部）的“解题”，一般还是简明扼要的，但有些地方还可研究，例如关于洪秀全《原道醒世训》的“解题”，说明问题不够；严复《原强》的“解题”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尔的社会学混同起来，未必妥当；邹容《革命军》的“解题”没有提到当时（一九○三年）与改良派的对立。
尽管有一些不足之处，《资料选辑》（近代之部）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还是有帮助的。我们希望，该书的编者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编一本能比较充分地反映中国近代哲学史各个对立方面的资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