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实践和认识
从银运开蹲点的领导方法谈起 刘文珍
五月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四川省资中县归德区区长银运开，深入春耕第一线，蹲点劳动，切实调查研究，不做主观论断，终于找到了犁田耙田进度慢的真正原因，取得了领导归德区各公社春耕生产的第一手材料，推动了全区生产活动的迅速展开。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活的哲学教材，对于帮助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具体地理解“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原理，很有帮助。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我们要做好任何一件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我们应当怎样去做。这里，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怎样才算是真正深入了实际？对于这个问题，银运开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
银运开在双丰公社沙湾大队第八生产队进行工作时，辟头碰到的问题，就是犁田耙田进度慢。他听了干部的汇报，起初曾经感到，是不是县委提出的两犁两耙的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他没有轻率作出判断。他通过参加劳动，下水挖田，发现和了解到很多问题。属于自然条件的，他摸清楚了今年当地水田的特点是，表面平滑细绒，田底却是死硬板结。属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方面的，他发现了当时部分干部、群众中，存在着“哪一年也没有去年犁耙功夫做得好，今春顶多一犁一耙就行了”的盲目自满情绪。在领导工作方面，他发现了部分干部只看到大好形势，群众积极性很高，却没有看到领导工作还没有跟上去，劳动组织和评工记分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以致阻碍了生产的进展。银运开通过生产斗争发现和认识了这些问题，抓住活的事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活的思想教育，逐步解决了一系列的工作问题和思想问题，顺利完成了犁田耙田的任务。这样的领导方法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见《实践论》单行本，第一页）
银运开在工作中坚持通过切实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找出正确结论，不做主观论断。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对于犁田耙田进度慢这个问题，起初有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是县委提出的要做到两犁两耙；
第二种是双丰公社党委书记反映的：“春田水冷，早晚牛不能下田，不可能做到两犁两耙”；
第三种是沙湾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犁耙手何开琴提出的，“去冬三犁三耙才收冬，哪一年也没有去冬犁耙功夫做得好，今春顶多一犁一耙就行了，不用忙，等天暖再动手也不迟，不需要搞两犁两耙。”
乍看起来，这些意见，都有一定的根据，都有一些道理。究竟哪一种意见对呢？银运开没有凭主观的“想当然”去辨别是非，而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去办事。《实践论》告诉他：“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单行本，第三页）。银运开在听取了某些干部和部分群众的意见之后，坚持把社会实践作为判断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自己亲自参加了实践活动，做到了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检验、证实真理。这样，他就找到了一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银运开用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为什么必须把社会实践作为判断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而且必须亲自参加实践活动。
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对于春田究竟要不要两犁两耙，如果银运开不去亲自动手挖田（变革自然），只是在田坎上望一望，就不可能或者难于发现今年当地春田表面平滑细绒而田底却是死硬板结的真实情况，不可能找到在全区贯彻执行县委号召的做到田平泥绒的具体途径。同样，如果他仅仅停留在确实需要多犁多耙这样的认识阶段，而不再去进一步亲自组织社员和干部在生产队的大面积上搞三犁三耙，也就不可能发现劳力安排不过来的问题。如果他在这段期间就停下来，不再亲自去同社员一起劳动，更不可能发现不是劳动力不够，而是劳动组织和评工分不够合理，以及干部领导工作跟不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再说，如果仅仅是发现了上述这些问题，而不亲自动手，同干部、社员一起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就急于去指导全区面上的工作，仍然可能抓不住要领，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一切真知都是来源于实践的，只有参加实践，才能认识到真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人们是不可能认识事物的。列宁曾经指出：“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到水中”。（《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二百二十一页）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也反复强调：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在银运开指导春耕生产的活动中，得到了生动、具体的证明。
其实，关于要参加实践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的道理，不仅仅在犁田耙田方面是如此，就是做其他任何工作也莫不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亲自参加实践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事物只有在显著变动的状态中，它的本质，它的各个方面，它与其他事物的真正关系，才能够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人类变革现实的活动，正是促使事物发生显著变化的活动。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实践，并不是只看重直接经验，事事都要自己直接干了才相信；而是说，凡是有可能取得直接经验的，我们都应当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实践取得直接的经验。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领会书本知识，领会间接的经验。
我们强调实践的意义还在于，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和证实。
关于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和证实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实践论》单行本，第十三、十四页）银运开的解决犁田耙田进度问题的整个过程，正是这样。当他初去沙湾大队时，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犁耙手何开琴等人都告诉他说，这里去年的犁耙功夫做得好，今春只要一犁一耙就行了，再要多犁反而不好。同时，他自己也亲眼看到水田确实是田平泥绒，没有什么杂草和硬土块。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曾一度产生过“县上的号召可能有点不符合本区的实际情况”的想法。可是，由于他没有停留在这个认识阶段，而是坚持用实践的经验来检验自己已经得到的认识。他下水挖田，在实践中，发现了原来所没有发现的新的情况。由于去年秋雨来得晚，许多田干裂了才灌上冬水，犁耙以后，气温低，土块还没有溶化又冻结成块了。这样，就纠正了他原来认识上不完全乃至错误的地方，使他得到了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认识。正是由于他掌握了实际情况，才能提出在全区要做到田平泥绒，还必须比县委要求的多加一道犁耙。又是这些新的情况，使他深刻地领会了县委提出的两犁两耙后再栽秧的指示的重要意义，坚定了抓紧犁耙的信心，也找到了更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所有这些从不断实践中得到的东西，对于他正确地指导春耕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如果不是通过实践发现上述情况来加深自己的认识，要领导好犁耙春田的活动，是不可能的。
银运开指导春耕生产的事实，也生动地说明了通过实践发展和丰富认识的问题。当他到第八生产队与干部、社员一起挖田，发现了田底死硬板结，干部和社员都认为必须加紧犁耙，作为一个认识过程，应当说是完结了，因为通过实践，县委提出的必须两犁两耙的正确性，已经被充分证实了。但是，通过挖田得出的必须搞两犁两耙的结论，要运用到大面积上，又会出现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呢？这仍然是不够清楚的。要弄清这些问题，仍然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不断揭露世界的秘密，才能使人的认识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客观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只有进一步的实践，才能使认识向前推移和发展。银运开的经验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通过实践发现了稻田必须多犁多耙，重要的还在于他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坚持不断实践，从而发现了诸如劳动组织和评工分不合理、以及干部领导工作跟不上形势等问题。这是一种不断前进的精神。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学习银运开这种精神，积极投身于当前的实际斗争，自觉地运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随时注意发现自己工作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永不自满，不断前进。
蹲点劳动、调查研究必须同正确地指导面上的工作密切结合；参加实践必须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
关于实践在认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大力倡导，经过长期的教育，目前广大干部已经逐渐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蹲点、调查研究、参加劳动、种试验田，已经逐渐形成风气。现在的问题是：点和面必须更好地结合起来；参加实践必须同调查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
关于点和面的结合问题，银运开在指导春耕中是解决得比较好的。在今年春耕时，他作为归德区的区长，领导好全区的生产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他是怎样来领导的呢？一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只靠电话、会议去指导工作；二不是这里跑跑、那里转转。他这一时期脑子里考虑的是春耕中的主要问题：犁耙进度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深入基层，深入生产队，到生产的最前线，同社员一道亲自动手挖田。从表面看来，这岂不要耽误面上的工作？其实不然。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又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九九至九○○页）银运开在指导春耕生产中，正是这样做的。
沙湾大队第八生产队对归德区来说是个别，归德区全区的工作对第八生产队来说则是一般。银运开在第八生产队挖田对于归德区的犁耙春田来说是个别，而反过来，归德区的犁耙春田对银运开在第八生产队的挖田活动来说又是一般。银运开在没有去第八生产队挖田和组织干部、群众犁耙春田以前，他不是同样也在抓全区的春耕生产吗？可是那时全区犁耙春田的活动开展得并不好，许多地方还没有行动起来，以致犁耙春田成了当时的主要问题。只是当银运开在第八生产队同干部、群众一道犁耙春田取得经验以后，召开一个全区各个公社社长参加的现场会议，用第八生产队的具体事实，才提高了全区干部的认识，推动了全区犁耙春田的工作的顺利展开。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很明显，主要是他通过亲身参加生产劳动的实践，不但摸清了春田的“底子”，也了解了干部、群众当时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不但有了事实根据来说服全区的干部，而且，自己的的确确做出了“样板”，使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一事例，使我们可以看到，取得个别的经验对于指导一般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强调要照顾“面”，而不去踏踏实实地搞“点”，显然是达不到目的的。
可是，如果只注意“点”而忽视“面”行不行呢？同样也是不对的。据了解，银运开去的那个第八生产队，总共只有四十多亩水田，这几十亩水田犁耙得好与坏固然重要，但是全区却有两万多亩水田。如果只抓了一个生产队的几十亩，而放松了全区的几万亩，很显然，那样做是不对的。如何才能够既抓住几十亩，又不放松几万亩呢？换句话说，点和面能不能结合呢？银运开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为了实现县委两犁两耙的号召，先掌握面上的情况，到公社、大队了解犁耙春田中的共同问题，然后又到双丰公社沙湾大队第八生产队去蹲点。在蹲点的过程中，他也没有丢掉面，而是紧紧抓住面上工作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切实调查研究，通过自己亲身挖田的实践，找出犁耙进度慢的真正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又通过不断实践，检验自己已得出的结论，直到该队干部、群众行动起来，解决了问题之后，再回到区上，在区委会进行了讨论，召开了全区公社社长参加的现场会，推广点的经验。由于问题看得准，抓得对，从而迅速推动了全区的春耕生产。
点和面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吃透了个别，就可以更好地指导一般；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去指导一般，我们才去抓个别。这种领导方法是符合党的群众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党的群众路线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式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任何人要做好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原则是研究问题的结果，而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革命的思想、理论、政策都是来自群众的实践，又转过来为群众的实践服务。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也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要知道所有“麻雀”的特点，首先必须很好地解剖一只“麻雀”。要指导好面上的工作，必须首先抓透点上的工作，有了“点”上取得的知识作基础，面上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除了点面结合以外，银运开蹲点领导春耕的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把亲自参加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要做好工作、取得知识，就得亲自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等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可不可以只管劳动，只搞试验田，“两耳不闻窗外事”呢？银运开不是这样的。他一方面是到生产队踏踏实实同社员们一起劳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犁耙春田，他第一个带头下水。另一方面，他又不是只管劳动，别的都丢下不管。作为一个干部，为了领导全区的生产，到了基层以后，他十分注意从各方面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向公社党委书记作调查，向大队、生产队作调查，向犁田耙田的直接参加者——犁耙手作调查，抱着切实调查研究、虚心体察实际情况的态度，把自己接触到的大量现象，作为研究这个问题本质的入门向导，终于得出了合乎实际的结论。这种把实践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的做法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只有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了干部、群众的各种认识，才有助于有的放矢地去解决问题和进行工作。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从多方面调查研究就难于发现事物的本质。比如，田底板结的问题，我们去挖田，固然可以发现，但是，要了解田底板结的原因，就必须向群众作调查。下地劳动，就可以看到社员出工不整齐，活路做到哪里算哪里，没有具体要求等现象；如果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了解到调工派工和评工分方面的问题。搞不清这些问题，不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加快犁耙进度的。
银运开同志领导春耕生产取得显著的成绩，是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分不开的。我们要善于发现这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并且加以总结，用来教育广大干部，改进领导方法，做好工作。
第5版()
专栏：
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 李思温 王盛邦 一
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首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流派中的头面人物，最先以完整的形式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
伯恩施坦的青年时期，正是欧洲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可是伯恩施坦却完全热中于银行业务，对于政治都漠不关心，甚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出现，都“很少知道它的消息”，一八七二年初，他结识了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弗·威·弗里切，听了一次倍倍尔的讲演，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一八七○——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表示敬佩，于是就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伯恩施坦入党后，长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感兴趣。
一八七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立即引起了伯恩施坦的兴趣。他说杜林的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很中他的意：“杜林对于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最使他“称心”。
一八七八年夏天，伯恩施坦应资产阶级银行经理、混入党内的自由主义者赫希柏格的邀请，作了他的私人文学秘书。从此伯恩施坦发迹于赫希柏格手下，混到社会民主党的上层。
一八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德国反动政府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就在统治阶级实行这种高压政策的时刻，伯恩施坦首次表现了毫无气节的投机本性，系统地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一八七九年，伯恩施坦和赫希柏格离开德国到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创办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在《年鉴》的第一期上，由赫希柏格、伯恩施坦、施拉姆三人，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合写了一篇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他们不去谴责和打击俾斯麦（当时德意志帝国的首相）的反动政策，反而把来自反革命方面的进攻和迫害说成是革命者“不大乖的行动给自己讨来的一条鞭子”。因此，他们主张取消党，放弃革命，要求党赶快声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说党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这是一篇屈服于统治阶级压力的悔过书，是对过去运动的否定性的批判和对将来运动的机会主义纲领。
当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收到了“年鉴”的创刊号时，立即给党的领袖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坚决斥责了“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时，伯恩施坦慑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威望，也由于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因而当马克思、恩格斯发出《通告信》后，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一八八○年十二月，他曾去伦敦亲自向马克思、恩格斯悔过，表示决心放弃赫希柏格的思想。一八八一年初，伯恩施坦重新回到苏黎世，接替福尔马尔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
一八八八年五月，伯恩施坦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迁往伦敦。伯恩施坦到了这个欧洲大陆革命家麕集的英国，没学到革命的东西，却醉心于费边社的“社会主义”（一种以古罗马主张缓进的大将费边命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学派和经济理论，把英国工人运动中只求经济改良而忽视政治革命的工联主义当做榜样，并认为这是阶级可以调和的证明。伯恩施坦的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当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已暴露出来。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二日恩格斯写道：“他（伯恩施坦）仍然没有做到他所应该做到的那个样子。他现在热中于琐碎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像他那位在《国民报》工作的英明的叔父了。”（注） 二
十九世纪末，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成了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根据”。他利用恩格斯逝世的机会，肆无忌惮地公开转回到十六年前“苏黎世三人团”的立场上去。从一八九六年秋天开始，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阶级斗争和妥协》、《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公然全面地修正马克思主义。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九日，他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总公式：“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一八九九年，他又根据上述一系列文章写成了一本全面阐述修正主义观点的、带有纲领性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极其全面的。在哲学上，他反对唯物论和革命的辩证法。在经济学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在政治上，他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学说，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说“民主就是妥协的大学”，议会制是实现无产阶级要求的“最有效手段”，是“促进事业实现的途径”。他把革命说成是“布朗基主义”、“无谓的牺牲”。他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从以上错误论点出发，他提出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的实际工作路线，主张社会民主党要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都限制在资产阶级专政许可的范围内，即只组织些消费合作社、争取“公平分配”、制定“城市交通政策”、“住宅政策”、“市政工人政策”等微小的经济改良措施，并把这种投降主义政策叫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甚至公然提出把社会民主党改变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九页。）例如，普列汉诺夫就曾揭发出伯恩施坦否认最终目的的口号，是从资产阶级学者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论社会和平》一书中抄袭来的。他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贫困化的理论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观点，则是从反动的尤利乌斯·沃尔夫教授和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者”布连坦诺那里偷运来的。因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立即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热烈的赞扬和喝采。纳乌曼在《救济》杂志一八九九年第四期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一文中高兴地说：“伯恩施坦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批判得很好、很巧妙，而最重要的这是他批判的。如果是我们批判的，那末这就是‘敌人’批判的，但如果这是他批判的，那末就是‘同志’批判的”。德国自由派京特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运动》一文中说：“修正主义本身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良相比较只不过气质不同而已”。甚至最反动的《普鲁士年鉴》也相信“伯恩施坦所理解的工人运动并不含有任何革命主义的因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刚刚巩固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曾引起了极大的混乱。福尔马尔、奥艾尔等机会主义领袖与伯恩施坦结成一伙，更加嚣张起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人物如卢森堡等虽然与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总的说来，这种斗争是不彻底的。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包括拉法格、李卜克内西、梅林等左派代表，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的分歧，提高到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严重政治问题的高度，因此对这场斗争并未采取应有的坚决措施。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则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调和主义。他们否认党内存在着危机，说伯恩施坦反映着对“新道路的追求”，“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而是使得我们思考，为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他”。因此，虽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一八九八年）、汉诺威（一八九九年）、吕柏克（一九○一年）、德累斯顿（一九○三年）等历次代表大会上，都讨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但对他仅限于“同志式的辩论”，并没有削弱或剥夺他在党内活动的阵地，因而每次大会的决议，只是在形式上谴责一下修正主义而已。党的领导集团甚至不支持下层组织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反而一味同伯恩施坦讲团结，还派他参加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允许修正主义者和革命者在党内和平共居，使修正主义合法化。
历史证明，这种姑息、妥协的软弱态度不仅不能克服修正主义，而且更加怂恿了伯恩施坦的反马克思主义活动，使他得以利用党内的地位与国内的、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沆瀣[hàngxiè航（去声）懈］一气，逐步在党内占了上风，以致不仅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丧失了它在国际上的巨大威望和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并且最后导致整个第二国际的破产。 三
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方面的转变。这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愈来愈尖锐化，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真实面目也愈来愈暴露了。
一九○○年，伯恩施坦退出了《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经常撰稿人集团，成为《社会主义月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刊物）的经常撰稿人。一九○一年，伯恩施坦由国外回到德国。一九○二年当选为帝国议会的议员。在他当议员的期间，写了许多文章，作了许多讲演，积极宣传和推销修正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愈来愈无耻地投靠资产阶级。
伯恩施坦积极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把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活动说成是“输送文明”，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他极力反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诬蔑它是“野蛮人反对扩展文明的起义”。他甚至想把这种思想推广到国际上，在一九○七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曾竭力维护实行“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的决议草案。
伯恩施坦不仅反对政治性的总罢工，而且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的武装起义，说什么“政治罢工”和“街垒暴动”“应该当作无谓的生存牺牲加以抛弃”。
伯恩施坦极力向人民散布战争恐怖与和平主义的幻想，说战争会使“整个整个的文明”“毁灭”，“我们赞成中央党（即德国天主教党——本文作者注）所背叛了的口号：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
战争把机会主义的腐朽、下流和卑鄙全部揭露出来。一九一四年八月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伯恩施坦马上站到本国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立场上，积极推动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赞助和批准帝国政府的战争拨款，成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直接帮凶，成了举世公认的叛徒。
在战争期间，伯恩施坦收到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谴责他的叛卖行为的很多来信。他开始意识到，支持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已使他自己和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外的社会主义界”丧失了“迄今在民主欧洲享有的巨大政治威信”。为了挽回这种威信，他千方百计地企图掩饰他的叛徒行为。他参加了“中派”分子组织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于一九一七年四月成立），摆出一副好像要与右派脱离的姿态，实际上只是为了暂时蒙蔽一下群众的眼睛。一九一九年，他又回到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中。 四
修正主义者是自己不革命，又反对别人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伯恩施坦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从此他走上了公开反苏反共、反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用最疯狂、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十月革命和领导这个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他说，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变得“粗糙化了”、“变得野蛮了”，布尔什维克“相信野蛮暴力的全能”。又说，布尔什维克不懂得“马克思恩格斯所了解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之间的区别”，是“教条主义”。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拙劣试验”，它不仅加剧了俄国“经济的混乱”，而且“狂热的布尔什维主义信徒的冲击给德意志共和国的社会创造劳动”带来了“损害”等等。这些说法，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诬蔑完全是同出一辙的。
一九一八年末，伯恩施坦担任了德意志共和国国家金库（即以后的财政部）的助理，经常参加内阁核心的重大会议，为资产阶级政府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出谋划策。当时他为了反对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经常向工人讲演，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卖活动进行辩护，向工人群众宣扬什么“不要过火行动”，“要采取正常的合法手段”，“一切通过民主选举的国民议会”等等。他向资本家献媚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领导的运动，“那末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就不仅是革命，而且会有无政府状态以及和它相连的恐怖。”一九二○年伯恩施坦又成为共和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一九二一年，伯恩施坦到柏林大学作特邀讲学，后来他把他的讲稿集印成一本书，题名《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就在这时，他还假惺惺地说“我宁愿把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只限于在社会主义家庭内部相互争论的范围内”以欺骗世人。
一九三二年，伯恩施坦终于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走到坟墓里去了。但是，伯恩施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敌人卖身求荣等叛变活动，却成了后来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
注：伯恩施坦的叔父阿伦·伯恩施坦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柏林国民报》的编辑。这段话转引自《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一页。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西北地区油料作物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
最近，在西宁召开了西北地区油料作物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这是西北地区的第一次油料专业会议。开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春作地区的油料生产和科学研究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并组织大区协作。
通过讨论，大家认为：西北区的油料作物，主要分布在地广人稀、耕作粗放、交通不便的山区。油料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当前以推广优良品种较为经济有效和符合生产要求。油料作物的科学研究重点，应该放在新品种的选育，特别是春油菜和胡麻的选育上。
会议期间，大家对西北区今后春油菜、胡麻两个作物的育种目标、途径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制订了春油菜、胡麻试验记载和分析暂行统一标准，为试验研究和资料交流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春油菜育种目标方面，根据春油菜产区主要处于作物生长季节较短，土壤、水分、日光等自然因素较好，产量水平较高的情况，认为育种目标，应是丰产、含油量高、抗逆性强、并能充分利用作物有利生长季节。对各类产区的具体育种目标，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指出在青海、西藏、甘肃等河谷温暖地区，应以丰产性选育为主，兼顾品种的抗病性选育；在高寒山区，要以特早熟品种的选育为重点；在内蒙古广大丘陵地区，应兼顾品种的抗旱性选育；在新疆等大型军垦农场和国营机械化农场，应注意适应机械化生产的有关性状的选育。对胡麻的育种目标，提出以选育耐旱、耐瘠的油用型品种为主，适当照顾部分地区对品种的丰产性和纤维用途的要求。
（田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