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1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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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贫农佟金凤的革命风格 辽宁日报记者 殷参 李彦阁
复县老虎屯公社磊[lěi垒]子山大队有一位五十四岁的老大娘,叫佟金凤。她一直以“傻老太太”、“缺心眼的人”闻名全村。
佟金凤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从九岁起给人家放牛放猪,赤着脚上山,一直放到十七岁。十九岁和贫农王业东结婚。夫妻俩一年忙到头,还闹个紧巴紧,一家大小六口,吃不上穿不上。
解放后,劳动人民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佟金凤明白这个道理,全力支持她的丈夫当干部,为穷哥们办事。当时,她对丈夫说:“多亏共产党、毛主席来领导,给俺们穷人的大权,俺们要好好执掌起来。党叫你去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家里事不用你挂心,推碾子,拉磨,挑水,种菜,样样归俺。”
王业东说:“我当干部,你可得多受累啦!”
佟金凤说:“行,受点累,俺也心甘情愿。”
遇事带头 积极劳动
从此往后,佟金凤不但做好家里活,凡是党和政府号召去办的事,她总是走在头里。用她的话说:“俺们家人当干部在群众前头站着,俺们干部家属所作所为也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不能给党丢脸,不能给在外当干部的打脸。”
佟金凤在山上平川干的活,样样受到人们的称赞。磊子山的人们坚持治山九年,男女社员苦干实干,佟金凤垒坝堰,修梯田,样样活都干得好,被誉为治山能手。村里人,有喜欢她的,有不喜欢她的,但是对她的劳动的评价,一直是没有说二话的。
佟金凤是个急性人。她看事不对,张口就说。有的人干活不出活,她就催着紧紧手。有的人干活毛草,收庄稼丢穗拉穗的,她就说:“这哪像认真干活!包米穗子都拉到地里了。”她看见有的人往家拿嫩包米,就阻止说:“集体的东西,咱们不能随便往家拿。”诸如此类,曾使不少人不高兴她。有人议论说:“这老太太嘴黑。值不值得的事,她就爱吵一顿。”有的人就当面顶撞她:“傻老太太,谁有你积极!你能干你就干好了。”有的说:“小组长还没发话,你又吵吵开了。你算哪一份?”佟金凤也说不出多少道理,反正心里有话不能不说,既批评了,听不听由你,没有工夫再争再辩,她就埋头干活去了。如果这会儿正是拔草,她拔到地头也不休息,回过头来就帮助最慢的人拔。
她为了不耽误参加集体生产,每天早早做好饭。缝连补绽,浆浆洗洗等家务活,全是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去年年底,家家户户都磨米撒糕,做豆腐,妇女组长向她说:“老奶奶,你也休息两天吧,把过节的吃货办置办置。”她说:“我不休息。过节的吃货全办置好了。”人们到她家看了才相信,又是利用晚间做的。她在队里,每年都做两三千分工。她家的自留地侍弄得好,也是利用集体生产以外空余时间干的。
处处维护集体利益
佟金凤从来不动公家一草一木,时时处处维护集体的利益。一队队长说,一九五八年队里起花生的时候,有不少妇女一边拔花生一边吃。有的还带回去给孩子吃。佟金凤一个粒也不吃,一个劲劝大家不要往家拿。别人不听她的,她就把带花生的人名记下来告诉队长。队长召开了女社员的会,批评了占集体便宜的事,号召把私拿回去的花生送回来。这一回,生产队收回了两麻袋花生。
每逢收秋,佟金凤下地干活总是特意在衣襟上钉一个大布兜,看到有落地的粮食就随手拣起来,装到布兜里;收工回来,一天拣多拣少,也不论是否有人看见,无不如数扔进集体的粮堆里。哪怕是几十个包米粒,她也要掏个干净。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认真,她说:“俺是干部家属,俺们是贫雇农,事事都当爱护集体。带集体的包米来家,哪管是几十粒,也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了。俺们穷人,无论干什么,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俺们从苦海里拉拔出来的。谁要是忘了这个,那就是忘本。”
一九六一年夏天,牲口缺料又缺草,牛瘦得趟地都发生困难。佟金凤即使劳动后十分疲劳,临往回走,总是要背一背饲草。别人劝她少背些,她硬是不肯。等把草背到饲养场,她已经累得汗流浃背,脸如水洗似的。老饲养员王永清感动地说:“我说老婶子,你就是老傻干。看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她回答说:“只要能把牲口喂饱,把地侍弄上,到秋多打些粮食卖给国家,就是再累一点,俺也心甘情愿。”
热爱解放军热爱国家
在佟金凤心里,解放军是最亲的人。她多么盼望为自己最亲的人出点力气呵!
去年春天,佟金凤看了电影《上甘岭》。她看到战士们在战场上没有水喝,口干得嘴唇起大泡。只有两个苹果,给谁吃谁也不肯吃。她想,志愿军该有多么艰苦呵!我们在后方多享福,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吃什么有什么。从她看过这部片子,心里老是放不下,决定喂口肥猪卖给国家,给解放军吃。这回要喂口最肥的。
果然不久佟金凤就喂了一口猪。她费尽心血,口攒肚挪,勤喂勤添,把做豆腐的豆子也节省下来喂它,又特意种些青菜来喂它,打算在五月节把猪卖给国家。这口肥猪十人看了九人爱。有人几次劝佟金凤,把这口肥猪杀了,在当地卖上个好价钱。她总是说,“我这猪是给解放军喂的。我要卖给国家。”
一天,供销社来收猪。正赶佟金凤在山上干活,王业东遵照她的嘱咐把猪赶去。有一个人看见这肥猪眼红了,想用一口准备过节杀的瘦克朗来换。他让人给说合,反正出售是一口顶一口。王业东正忙着别的事儿,心想这样换也不占人家的便宜,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把肥猪赶到那个人家,瘦猪卖给了国家。
佟金凤晚上收工回来,知道这件事,坚持要把猪赶回来。她丈夫王业东不同意,说:“话已经说出口,又怎能收回来?猪已经换出去,又怎样赶回来?”她坚决要把自己的肥猪送给解放军,不甘心让人半道上打了“截营”。她数念着自己为喂肥这口猪付出多少心血,要王业东去把猪赶回来。王业东不肯办,佟金凤就到换猪人家去赶猪。这一下卷了王业东的面子,老两口大吵一场。
村里有人对她的行径不以为然,说佟金凤真是个傻老太太,如此等等。
这件事,在一次评功会上,王业东对佟金凤有过适当的评语。他说:“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她在一些问题上,表现比我认识好,比如卖猪的问题,我就没有她看得远,稀里糊涂就换了出去。”
在这篇短文里,只能讲述佟金凤的二三事。现在用一段对话来做一个结束。
有一回,有个年轻社员对佟金凤说:“老奶奶,你今年五十多了,还要上山干活?你在家养个鸡呀鸭呀,再把园子侍弄好就行了。你老当家的在外边当干部,你就在家呗,何必这样碰头撒野地干呢?”
佟金凤回答说:“你们年轻,没受过俺那份苦。俺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从苦海里拉拔出来的。俺不断这口气,是不能告老的。能走动,俺就得干。”
佟金凤,这个在旧社会仇大苦深的贫农,她在今天的新农村里,是个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焕发着贫下中农的革命热情的代表人物。她的形象是一个高大的社会主义卫士的形象,她具有一种可贵的革命风格。(附图片)
刘勃舒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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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赞佟金凤 辽宁日报社论
佟金凤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劳动妇女。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体现了贫下中农思想感情的一种革命风格。这种风格,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生产建设的全力以赴的精神。
贫下中农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毛主席在三十七年前曾经说过,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这句话,今天仍然是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准则。依靠佟金凤这样的先进人物,发扬佟金凤那样的革命风格,农村工作没有做不好的。
哪里有贫下中农,哪里就会有佟金凤那种革命风格。如果没有比较突出的典型人物,也会有培育这种典型的可能。这是不容怀疑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党的领导如何发现和培养这种先进人物,发扬这种革命风格。
看人要有阶级观点。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都在一定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生活。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在今天的农村中,地主富农阶级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被打倒,但是地主富农分子仍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总是企图复辟,至于地主富农的思想影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对社会主义事业起着破坏和阻碍的作用。而贫农(包括老雇农)是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旧社会,贫农受尽了剥削和压迫,仇大苦深,他们把革命事业看作自己的解放事业,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竭力维护,是社会主义的卫士。因此,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有可能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十分重视贫下中农中的先进思想,先进人物,宣扬他们的革命风格,引导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中,贫下中农以外也有好人好事,有的也应该加以表扬,但是往往不能和贫农的革命风格相比拟。
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中,应该支持新的,说服旧的。人民内部是经常有矛盾的,最经常和最普遍的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矛盾。接受了个人主义思想影响,就会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就会自觉地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作到先公后私。有人把前一种情况叫做“精明”,把后一种情况叫做“傻”,显然是不对的。旧社会的影响是深重的,改变这种习惯看法也必然是长期的,因此要求基层党的领导经常注意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基层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具有革命风格的人,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持新的风格,改变旧的看法。
看人要看本质,看主流。比如,在农村中,一个贫农出身的先进人物,他在旧社会仇大苦深,对新社会无限热爱,对社会主义建设全心全力,那就是最本质的,加上已经做出一定的成绩,可以完全肯定他是先进人物。至于他身上还有一些缺点,比如急躁,批评人不讲方式,以及生活作风还有一些毛病等等,那是应该对他加强教育的问题,而不应该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任何一个先进人物的身上,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毫无缺点的人。我们应该看主流,看主要的方面;同时,党的领导有责任帮助他,发扬其积极因素,克服其消极因素,继续提高,继续前进。
在农村工作的革命实践中,如果注意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像佟金凤那样的先进人物,发扬佟金凤那样的革命风格,那么,对当前朝气勃勃、干劲十足的农村,无疑会增添更大的革命力量,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会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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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颗红心
——记贫农何元章助人为乐的事迹
绵竹县齐福公社的贫农、共青团员何元章被广大群众称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人。一年多来,他不声不响地帮助过九十一户贫农下中农及五保户挑水、挑粮、碾米、种自留地、看护病人、砍柴、割猪草等事务。最近,共青团绵竹县委已号召全县青年,开展学习何元章的活动。
何元章是齐福公社社员,现在齐福水电站当炊事员。去年三月,他学习了雷锋的模范事迹后深受感动,立志作一个雷锋式的好青年。从此,他在每天做好炊事工作后,便到附近的生产队里,帮助贫农下中农中的困难户及五保户做活。贫农王奉清是个孤老人,有一次得了重病,何元章每天去帮助他煎药、煮饭、洗衣服。贫农马忠琼是个寡妇,有四个小孩,生活困难。何元章便经常去帮助她挑水、扫地、挑粮、碾米、种自留地;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挑水桶送给她;公社开军烈属会议时,他也主动地跑来帮助挑水、洗菜。在路上遇到年老的人挑东西很吃力时,便不惜多走几里甚至十几里路帮他们挑东西,直送到目的地。
在帮助贫农下中农干活的同时,他还帮助本公社和兄弟公社的四十三个生产队干了大量农活。下雨天,他夜里起床帮助生产队管水,或冒雨抢收粮食;农忙时,他抽出中午休息时间,顶着太阳帮助生产队栽秧、割麦、打谷子。
何元章干了这许多好事,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更不愿意宣扬。直到去冬今春,县工作组的同志到这个公社访贫问苦,有些贫农下中农反映何元章帮助他们干活的情况时,才发现何元章满怀阶级友爱精神以助人为乐的事迹。公社党委负责同志问他为啥不说出来。他回答道:“干了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值不得说。”他还说:“贫农下中农是我的阶级弟兄和亲人。年老的就像我的父母,年轻的就像我的兄弟。他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帮助他们是应该的。如果干这点事也算功劳,那是党教育我这样做的,是党的功劳。”
何元章对阶级弟兄是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但对阶级敌人却充满了仇恨。有一次,富农分子陈老五看见何元章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便说:“何元章,你帮我挖这块自留地,我给你一斤面。”何元章马上训斥他说:“谁给你挖地?谁要你的臭面!”地主古新藻看到何元章专给贫农下中农干活,便挑拨离间地说:“人家把你当牛使啊!”何元章反驳道:“我就是愿意当他们(指贫农下中农)的牛。”地主、富农见利诱、挑拨都不成功,便散布流言蜚语中伤他,说他是个“疯子”。何元章理都不理,他说:“我愿意当这样的‘疯子’。”
二十六岁的何元章能够有这样鲜明的阶级立场,全心全意地帮助贫农下中农,这是和他的阶级出身、特别是他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分不开的。他出身于贫农家庭,六岁时,父亲就被地主催租逼债害死了。三妹妹也饿死了。他的母亲无法养活他和他的两个妹妹,不得不把他送去当学徒和做放牛娃,把两个妹妹送给别人,一家人四分五散。因此,他十分仇恨旧社会和阶级敌人。解放后,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了团,学得了文化知识,并被评选为二等技术能手。一九五八年复员回乡后,他曾经得过重病,公社对他的关怀无微不至。给他送粮、送钱,免费医治,把他救活了。现在他一家虽然只剩了他一个人,但他觉得生活在人民公社大家庭里,感到无限温暖。他常常对亲友说:“不是党,不是解放军,不是人民公社,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因此,他对党、对新社会充满热爱。去年三月,团内开展学习雷锋后,他便学习雷锋刻苦钻研毛主席著作。如今,他已经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读了许多遍;还阅读了《红岩》、《王若飞在狱中》等革命小说,进一步提高了觉悟,更努力地为人民服务。他说:“先烈们为子孙造福,没过一天好日子。我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好的人民勤务员。”(原载《四川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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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立阿妈热爱集体
四川昭觉县古曲乡拉哈农业社的社员阿立阿妈热爱集体,受到人们的称赞。
阿立阿妈已经五十多岁了,还积极地参加集体劳动。去年,社里种包谷时,她身体不怎么好,就到地里干活,社长劝她休息几天,她说:“我不能看到庄稼种不下去呀!”施肥时,她把自家的猪肥、鸡肥全部交给了社里。社员文古阿妈悄悄问她:“你不想收自留地的包谷了吗?”阿立阿妈指着社门前的昭觉河说:“集体是大河,私人是小河,大河涨了水,小河不得干。”文古阿妈听了以后,连声说,对,对,每一个社员都应该这样。
去年,社里种了一片豌豆,在收摘的时候,有的女社员往自己裙包里塞。阿立阿妈看到就说,这是集体的财产,应该爱护,不应该损公济私。被批评的人无话可说,只得认错。
事后,有人问阿立阿妈,你为什么没有私心,为什么不怕得罪人,她说:“我当了四十年锅庄娃子,三个儿子被奴隶主活活折磨死了,今天当家作主人,见到对国家、对集体不利的事,怎么能不说呢?”
以后,人们渐渐了解阿立阿妈了,不但不埋怨她,还向她学习。
(司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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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起了小型牛场 本报记者 田庄
编者按:王福店公社第二大队运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办了几个小型牛场自繁自养耕畜,收到很好的效果。有山有水有草的地区,可以参考这个大队的经验,因地制宜做好耕畜的繁殖和养护工作。
大别山南麓的湖北麻城县王福店公社第二大队,境内山峦起伏,山上翠松成林,绿草如茵;山下,沟河纵横,清水长流,是个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
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后,人们依靠集体力量,先后办了四个小型牛场。现在,这四个场共有大小耕牛九十七头,占全大队耕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全大队耕牛已由一九五六年的九十头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二百五十九头。在七年之内,大小耕牛净增一百六十九头,比一九五六年增长一点八八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现在,全大队每头耕牛负担耕地已由原来的十八点一亩减为六点三五亩;每头可使役的牛负担的耕地面积由原来的二十八点七亩减为十点零六亩。 紧密围绕农业生产
这四个牛场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陆续办起来的。每个场只有两三个饲养员,七八间牛栏、二十来头耕牛。规模虽小,作用却大。社员们不是说它是繁殖耕牛的“基地”,就是说它是积制肥料的“工厂”;不是说它是教养小牛的“学校”,就是说它是储备耕牛的“仓库”。社员们为什么这样喜爱小型牛场呢?
小型牛场的繁殖率高。四个牛场以饲养母畜为主。场小牛少,好放牧,好饲养;由于不负担耕作任务,加上公母畜混合放牧,容易做到适时配种,因此繁殖率提高。几年来,四个牛场共繁殖幼畜八十二头,占全大队繁殖幼畜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四。
小型牛场还担负为生产队教养幼畜的任务。过去,有些社员看到断奶以后的小牛到处糟踏庄稼,就把小牛关在栏里,或者用绳子拴起来。这些做法不利于小牛发育,有的长到四五岁,还不能拖犁拉耙。现在,生产队断奶的小牛,可以作价交给牛场饲养;也可以送牛场托养一二年。牛场还帮养生产队的弱牛、病牛(编者按:有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应除外),直到病好了,养壮了,再交还生产队。
繁殖和托养,是小型牛场的主要任务。据统计,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四个小型牛场已经向生产队输送的壮牛达九十九头,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这四个牛场都办在土质差、需肥量大的地方,以便就地积肥和施肥。第六队有个月亮畈,全畈二十九亩田、十八亩地,土质坏,水利条件差,作物产量低。农业合作化时期,这块畈的产量有所提高,但落后的面貌仍未改变。一九六○年,大队在这里办牛场,十七头耕牛一年积了厩肥四千七百担,平均亩施肥量一百担左右。一九六一年耕牛增加,厩肥增加到七千九百担,平均亩施肥量约一百七十担。一九六三年厩肥增加到八千九百担,平均亩施肥量约一百九十担。由于施肥量年年增加,原来呈黄褐色的硬土开始变成了松软的黑土,加上兴修水利,水稻和小麦的产量年年提高。一九六三年,这个畈的小麦亩产量达到了二百二十斤,水稻亩产量达到五百六十斤,赶上和超过了全大队的先进水平。
牛场还采取赶牛下队积肥的办法,帮助肥料不足的生产队积肥。今年二三月间,第一、第九两生产队缺乏水稻底肥,大队便让牛场赶去四十头耕牛,就地积肥一个多月,解决了这些队部分水田底肥不足的困难。 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这一带农民历来重使役轻繁殖,每年生产大忙时,不是从外地购进耕牛,就是攀亲找友租借。办高级农业社后,经过干部和群众反复讨论,决定走自繁自养的道路——因地制宜办小型牛场。他们分析本地的自然条件:在七千多亩土地中,山地有五千多亩,除三座坡陡石多的高山外,其余十三座完全是草多坡缓的“肉”山,山上青草有八九十种,其中二三十种可作饲草,青草有八九个月的生长时间;山下四五十条沟壑和河流,清水长流。由于田多劳力少,耕牛集中放牧,还可以节省劳动力。这些都说明办养牛场既有条件群众也需要。
但是办场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办第一个牛场时,十五头牛全是收购社员的小牛(两岁到三岁);第二年,继续收购一部分小牛,加上繁殖,发展到三十一头。牛多了,问题也来了。例如,开始选择场址时只注意办在土质差的地方,而没有全面规划牧场,结果不得不赶着牛到很远地方放牧;加上缺乏集中饲养管理的经验,三四个月里面三十一头牛中就病死或者踩死了近三分之一。有些社员便议论开了:“这么多牛搞到一堆养,还不挤死踩死!”“劳民又伤财,真叫划不来呀!”
当时担任高级农业社主任的傅兴贵,是位老红军。他向群众解释说:“打仗有胜有败,不能为一时的失败,就不打仗了。”这句话拨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时,认为办好牛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选择比较广阔的牧场;第二,水源要比较充足;第三,需肥量大的地方。根据这些条件,把第一个牛场的地点调整了,并坚持小型办场的原则,耕牛多了就分场饲养。几年间,牛场发展到四个,牛栏从六间增加到三十一间,饲养员从二人增加到九人。按现有九十七头耕牛计算,平均每个场有二十四头;每间牛栏三头,每个饲养员十点七头。三十一间牛栏,都是因陋就简盖起来的。 以场带队促进繁殖
开始办场时,大队确定牛场以养母畜为主,专门担负繁殖任务。但当时场里饲养的多是小牛,繁殖任务仍然落在生产队肩上。可是生产队母牛怀胎率不高。牛场决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即在加强牛场繁殖工作领导的同时,也加强对生产队繁殖工作的领导,以场带队,互相支援,互相促进。
生产队繁殖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母畜承担耕作任务繁重,精饲料缺乏。一些怀胎母畜,也往往因饲养使用照顾不周而流产。在牛场指导下,各生产队开始注意母畜的饲养管理,作到以下几点:产前产后给以必要的休养时间;把孕畜分配给有经验的老农使用;一些容易造成流产的活路不用孕畜;实行早出勤早歇班,过冷过热不使役,远田陡地不使役等。
为了鼓励饲养员做好幼畜繁殖工作,大队时常以养好耕牛增加生产的意义教育饲养员,同时适当提高饲养员的劳动报酬,规定了各项奖励制度。例如,牛场九个饲养员,按饲养耕牛头数规定工分;当年所生小牛,不管迟早,都记三百工分,年终参加分配。生产队的饲养员实行了作价分成的奖励办法,即每产一头小牛,一年后作价,大队分得三成,生产队分得三成,饲养员分得四成。公母牛每配种一次,场或队的饲养员都可得到一定的奖励。此外,还按期评比、表扬优秀的饲养员和使役员。
从一九六○年以来,这个大队的耕畜繁殖率迅速上升,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四个牛场的繁殖率则由原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些老母畜也生了小牛。
幼畜增多后,有些生产队鉴于小牛容易糟踏庄稼,看管又占用劳力,便把小牛作价交给牛场或者委托牛场代养。
为了既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繁殖,生产队交场的小牛,以母畜为主;牛场支援生产队的,则以公畜为主。这样,生产队的公畜增多了,就相对地减轻了母畜的使役,有益于繁殖;牛场的母畜比重增大了(全大队现有适龄母畜五十八头,其中牛场有二十七头),繁殖任务便逐步由生产队转向牛场。 耕牛多了生产改观
这个大队耕牛的高速度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壮大和巩固了集体经济。
原来,这里土质贫瘠,容易板结,又不耐旱。由于耕牛少,全大队一千一百多亩水田,除为数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冬闲田,可以做到二犁一耙外,其余的只能一犁一耙,深度为两寸左右,而且还常常误了播种季节。近年来,耕牛多了,耕作越来越细,播种也适时。
这里主要是插一季中稻,中稻的前作是大麦和小麦。割麦以后,随即翻耕灭茬,然后再灌水深耕。每次翻耕后,都要耙耖,一直到田平泥和才插秧。全大队六百多亩冬闲田的耕作要求更高些,一般都达到三犁三耙三耖。这些农活的耕作时间集中,一般只有十五天到二十天,而这些活路主要由耕牛来负担。在小农经济时代,这样的耕作要求,一般农民根本无法实现;农业合作社初期,耕牛仍然不足,达到上述水平也很困难。办小型牛场之后,耕畜逐年增多,这才能真正做到多犁多耙,普遍深耕,不误农时。
耕牛增加,也为土地带来大量肥料。一九六三年,平均每亩施肥达到了六十担以上,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三倍多。据统计,这个大队原来有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属于黄泥土和沙质土壤,经过近年来大量施用牛粪,大部分已经改良成为肥田沃土,土质差的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以及采用了其他增产措施,这个大队一九六三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七。
耕牛发展了,许多农活以畜力代替了人力,腾出了大量劳力开展副业活动。一九五六年前,耕畜少,劳力紧张,腾不出人来搞副业生产;耕牛多了,各项副业有如雨后春笋,今年的副业门路就有十七种之多。一九五六年副业收入为一千三百六十元,一九六三年增加为一万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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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黄冈县贺坳公社星火大队一生产队饲养员汪绍民是一个养牛模范。他饲养管理耕牛和繁殖小牛的优秀办法,受到各生产队的赞扬,并学习他的经验。这是贺坳公社新华一大队五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在看他们繁殖的小牛。
贾 惠摄(湖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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