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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新华社北京八日电）苏共领导今年四月三日公布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和苏联《真理报》四月三日的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企图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欺骗全世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的信件中通知苏共中央：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下面公布的是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以及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二月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九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件。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的来信。
你们在来信中口口声声说要“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要“尽一切努力”来“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加强”。但是，事实表明，你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完全是骗人的。在你们发出这封信之前和以后，你们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攻击。你们在几个月来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中，毫无例外地大肆宣扬和推行你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华活动。在三月七日信件的三个星期之前，今年二月中旬，你们就在有六千人参加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和通过了反华决议，要“大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了你们的三月七日的来信不过是玩弄两面手法的把戏。你们在所谓“对克服分歧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深深的关怀”的幌子下，加紧准备掀起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新高潮，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
我们已经多次地向你们阐明了我们对于公开论战的一贯立场。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顽固地挑起和扩大公开论战，对我们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大量的公开攻击，那么，根据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我们和其他兄弟党就有权利进行公开答辩。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
直到现在，我们的报刊，对你们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几十个兄弟党攻击我们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我们还没有开始答辩，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这样大量的决议和声明，这样大量的文章、书籍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又没有公开宣布撤销，怎么能够要我们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你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包括各种国际会议，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到处宣传和推行你们的那一套什么“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总路线，一心一意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你们硬要把你们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兄弟党，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对于这样重大的关系世界革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原则问题，怎么能够指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不公开揭露和反对你们的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不公开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呢？
你们过去说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动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你们这次来信又说停止公开论战是“列宁的遗训”，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如果你们真的要停止公开论战，那么，你们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不是做错了呢？你们是不是准备承认这个错误呢？
从你们在今年四月三日公布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中，以及在这以后的一连串事实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你们提出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无非是要封住我们的口，好让你们放手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
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和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问题，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建议：今年十月间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作准备；在这之后举行十七个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准备；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你们在今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中不赞成我们的合理建议，并且攻击我们有意拖延。你们要求中苏两党会谈在今年五月间举行，兄弟党代表筹备会议在今年六、七月举行，全世界兄弟党国际会议在今年秋天举行。
乍看起来，你们是多么热心、多么积极呵！但是，你们提出这样一张紧迫的时间表，并不是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是你们阴谋加快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步骤。
你们早在今年二月十二日，就背着我们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你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给我们的信件中透露，你们在那封反华信件中，号召对我们实行“反击”，并且要“采取集体措施”。你们在今年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决定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这就是说，你们已经把子弹推上了枪膛，准备发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提出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会谈以“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难道不是十足的伪善吗？
我们要问一问苏共同志：你们为什么那么急呢？你们是不是准备，在我们不同意你们在今年五月间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时候，就以此为借口，悍然片面召开国际会议，实行公开决裂呢？
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们始终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和恢复团结而努力。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的严重分歧。这个分歧，始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又进一步加剧了。对于这样长时期积累起来的原则分歧，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这里需要时间和耐心。
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提出今年十月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当时的主要考虑是要留下七个月的时间，作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例如，我们要得到你们今年二月十二日给兄弟党的信件，了解它的内容；我们要领教领教你们扬言要使出的法宝，也就是什么“公开阐明观点”、什么“公布文件和材料”、什么“最坚决的回击”、什么“集体措施”等等；我们要对你们的攻击进行答辩，并且要对你们新使出来的法宝作出反应。这些都需要时间。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虽然我们一再请求，你们仍然毫无道理地拒绝把你们今年二月十二日给兄弟党的信件给我们。要知道，那是一封攻击我们的信件，很多兄弟党都给了，为什么偏偏不给我们呢？我们有权利要求你们送给我们。现在，我们再一次请求你们把这封信送给我们，如果不给，一万年我们也要坚持这一请求。
至于你们的法宝，从今年四月三日起，你们总算抛出一点来了。看来，你们正在劲头上，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究竟还有些什么法宝，还不知道你们的“最坚决的回击”啦、“集体措施”啦究竟是什么。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好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公开分裂吗？
同志们，我们是反对分裂的。在你们扬言要抛出的法宝统统都抛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论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只能导致分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十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
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什么时候举行，这要看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参加这个筹备会议的成员，可以同各兄弟党协商确定，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提议的十七个国家，即：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兄弟党参加筹备会议，是适宜的。
我们原则上不反对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你们来信提出的把参加筹备会议的成员从十七国兄弟党扩大为二十六国兄弟党的建议。因为现在的情况同一九六○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你们提出的名单中，有些国家就有两个党。例如在澳大利亚，就有一个以希尔为代表的党，还有一个以夏基为代表的党。前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后者是修正主义的党。在巴西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究竟由哪一个党参加，我们同你们显然是有分歧的。又例如在印度，丹吉集团已经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请问，怎么能够让丹吉叛徒集团参加兄弟党会议呢？如果要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正在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兄弟党。
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而绝不应当成为一次分裂的大会。为此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不应当匆忙召开。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也是全世界许多兄弟党，包括一些同我们存在着思想分歧的兄弟党的共同态度。这个态度，过去曾经得到你们的赞同。你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件中，就曾经赞成要创造条件，使这个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决裂，你们就不应当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我们劝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
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话，那么，你们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责的地位，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而把你们标榜的所谓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我们认为，为了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以及其他兄弟党的双边或多边的会谈，举行兄弟党的筹备会议并达成一致的协议，等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我们的这些意见，是从深切关怀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出发的。我们希望，这些意见能够得到你们严肃的认真的考虑。
我们还请你们再一次考虑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的建议，即：中苏两党订立一个协定，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虽然你们在今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中拒绝了我们的这个建议，但是，你们并没有说出任何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你们片面地发表许多诬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但又不让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看到我们的答辩文章，不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真正立场和观点，这才是蓄意煽动中苏两国人民的不和。如果你们真正相信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真正相信你们自己，那么，你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我们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你们今年二月中央全会的文件和《真理报》今年四月三日的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苏两党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情况，企图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欺骗全世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即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七日的信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二月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九日、五月七日的信件。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采取和我们同样的措施，在自己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从许多方面获悉，苏共中央在最近向各国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这封信，歪曲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的真相，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共产党，并且进行煽动，要开展一个所谓“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派别、破坏活动的斗争”。但是这封信没有送给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保密。
必须严重指出的是，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近几年来，苏共领导总是阴一面，阳一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你们这种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完全破坏了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你们发动这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的新的借口是，中共对于你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还没有答复。但是，请问：为什么过去你们对于别的兄弟党，劝你们不要把兄弟党内部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和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可以长期拒不接受，一意孤行地自行其是，而中共就必须对苏共领导的来信奉为上帝旨意，必须迅速作肯定答复，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呢？为什么你们可以对我们发表数以千计的连篇累牍的攻击，而我们却不能作弄清事实，辨明是非的答复呢？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问题是要一个一个解决的。你们的信，我们总是要答复的。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得停，这种唯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
这次苏共领导进行的制造分裂的严重行为，又一次暴露了你们一直搞的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并且坚持在这个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这个立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只服从真理，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中共中央已在二月十八日下午，派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把我们的意见口头通知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
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各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交给我们。我们将在研究你们这封信之后，作出我们的答复。 此致
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你们这封信的特点，就是用满纸的谩骂，什么“不体面的”呀，“嫁祸于人的笨拙企图”呀，“粗暴的”呀，“可笑的”呀，来回避我们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实在不成样子。
你们骂我们是“贼喊捉贼”，其实，这一次，正是你们的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分裂活动，被当场捉住，而且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因而才真是要用贼喊捉贼的伎俩，转移目标，蒙混过关。可是，不管你们怎样支吾其词，强词夺理，赖是赖不掉的：第一，你们确确实实背着我们，向各国兄弟党发出了一封专门反对中共的信件。第二，你们确确实实背着我们，要采取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的所谓“集体措施”，进一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在二月二十日的信件中，就指出你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采取“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你们有“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你们的这封来信，证实了我们对你们的批评是完全合乎事实的，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改善关系，维护团结吗？如果真有这种愿望，那么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还是老老实实的好。这是唯一的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别的诀窍是没有的。
你们的来信，居然在一开始就说，对于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件“有权利根本不回答”；而你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件，我们已经一再说明，总是要答复的，不过因为对你们大量的攻击还没有答复完，劝你们不必着急，你们就勃然大怒，好像我们犯了大罪。请你们平心静气想一想，这是以平等态度对待兄弟党吗？
你们不但不根据列宁的教导，以郑重的态度，检查自己的错误，公开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却反咬一口，抹煞事实，颠倒黑白，诬蔑我们进行派别活动。你们甚至扯出一九六○年六月的贝利绍娃事件，作为一个了不起的证据。可是，你们正好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我们同兄弟党的负责同志交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正常的，无可非议的。而你们在贝利绍娃问题上所作的勾当，却是见不得人的。你们把贝利绍娃作为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工具。阿尔巴尼亚同志已经揭露了你们的这个阴谋，正确地处理了贝利绍娃的问题。
如果说到“最真正反对另一个兄弟党的幕后的派别活动”，恰恰是苏共领导自己。早在贝利绍娃事件之前五个月，即一九六○年一月，你们就派米高扬同志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策划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谈中，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卡博同志当着赫鲁晓夫同志的面，指出了你们这种幕后的派别活动的事实。
你们在来信中还摆出“威武一时的骑士”的架势，说是要“公布文件”，要“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你们还宣布要对我们进行“最坚决的回击”。其实，你们的这类把戏，玩得还少吗？你们透露的东西还能算少吗？要列举的话，我们可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事实中，举出很多。这是你们自己很清楚的，不必我们多费笔墨了。现在你们又放这种空炮，老实说，它只有可能吓唬那些神经衰弱的人。在我们看来，你们这样装腔作势，不过是纸老虎，是银样镴枪头。你们的百宝囊中的所有法宝，什么“最坚决的回击”呀，“公开阐明观点”呀，什么对中共的“集体措施”呀，这样那样的文件和材料呀，还是统统公开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的好！
如果你们不怕真理，不怕群众，并且相信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是有政治水平的，是有辨别是非能力的，而不是把他们看作阿斗，那么，我们建议两党订立一个协定：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
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二月十二日的信件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儿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你们二月十二日那封反对中共的信件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我们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你们二月十二日发给其他兄弟党的信件也发给我们，是为至盼。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这封信给你们，答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
中国共产党从来把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
各国共产党人的联合，不是俱乐部式的联合，而是以共同的理论为指南、为共同的理想而战斗的革命的联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只能以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
我们同苏共领导之间的分歧，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的问题。要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加强中苏两党之间的团结，必须解决这一系列的原则问题。
我们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我们在此前后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中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完全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
在这封信里，我们愿意就你们来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意见。
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两国边界问题，可以经过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在解决以前，应当维持边界的现状。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双方在边界上本来可以和睦相处，保持安宁。
随着苏共领导反华活动的发展，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进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联方面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往苏联。所有这些，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且从一般的国家关系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中国的邻国，只有苏共领导和印度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故意制造同中国的边界纠纷。中国政府不仅同苏联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兄弟邻国，而且同印度以外的民族主义国家，如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等邻国，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
我们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已经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谈判。尽管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这些条约，并且以此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将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苏联政府进行友好的谈判。如果苏联方面也能采取和中国政府同样的态度，我们相信，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不困难的，中苏边界是可以真正成为永远友好的边界的。
第二，关于援助问题
我们对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我们从来认为，苏联人民的友好援助，对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有益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过感谢。
近年来，苏共领导惯常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最近，在今年二月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十四周年的时候，你们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宣传机器，又在这个问题上大吹大擂。我们至今还没有在报纸上系统地公开答复你们。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国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谁也不能认为，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例如：
到一九六二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亿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大豆五百七十六万吨，大米二百九十四万吨，食用植物油一百零九万吨，肉类九十万吨，等等。
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值十四亿多新卢布，其中重要的有：锂砂十万吨，铍砂三万四千吨，硼砂五万一千吨，钨砂二十七万吨，压电石英三十二点九吨，水银七千七百三十吨，钽铌砂三十九吨，钼砂三万七千吨，锡十八万吨，等等。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朝鲜人民在抗美战争中负担最重，损失最大。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也承担了重大的牺牲，付出了巨大的军事费用。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地方。长时期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
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
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始终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欢迎、尊重和信任。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工作是积极努力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帮助的。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至今还是怀念着他们。
你们应当记得，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苏共领导重新考虑和改变自己的决定。
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背弃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一个月的短时期内，悍然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你们清楚地知道，苏联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强迫苏联专家中断自己的工作，撤回苏联，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你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你们的行为，充分说明了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相互援助的原则，把派遣专家当作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它们的内政，限制和破坏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中国人民刚刚治愈了你们撤退专家所造成的创伤。往事记忆犹新。在苏共领导采取反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上当了。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应当根据真正平等的、互不干涉内政的、相互援助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来处理派遣专家的问题。一切关于派遣专家的协议和合同，绝不允许片面地废止和破坏。如果违反的话，应当按照国际惯例，赔偿对方的损失。只有这样，中苏两国之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才能平等互利地相互派遣专家。
顺便说一说，我们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援助的国际主义原则出发，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
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
你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国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
何况，你们从一九六○年起，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对中国进一步实行限制和歧视政策，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者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几年来，你们也利用两国的贸易关系作为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这怎么会不影响两国贸易额的缩减呢？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我国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国不能再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造成的。你们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攻击，责怪我国缩减贸易额，是毫无道理的。
老实说，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努力，中苏贸易额还要缩减得更多。就以今年而论，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一个从苏联进口二亿二千万新卢布、向苏联出口四亿二千万新卢布的货单。但是，你们一直采取无理的拖延态度，一面继续把我们需要的货物卡住不放，一面又想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硬塞给我们。你们在来信中说，“苏联在今后几年中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你们感到兴趣的商品”，但是，你们的言行是不相符合的。
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它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你们欺负工业比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你们还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你们公然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你们的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主张中苏两国之间，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实行真正平等的、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
公开论战本来是你们挑起来的。我们过去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你们硬要把它公开化。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你们破坏了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把公开论战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说这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的。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了忙。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在这场大论战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感到兴趣的人们，觉悟越来越高，眼睛越来越亮，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大高涨，他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公开论战的结果，走向了你们原来愿望的反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摆脱指挥棒的错误影响，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这样，它就必然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历次大论战一样，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序幕。
当你们要发动公开论战，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时候，你们就说这种公开论战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是“有利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而当你们在公开论战中越来越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你们又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停止公开论战是“最明智的”，“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你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你们那里，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原则性呢？你们究竟叫人相信你们的哪一套呢？又叫人服从你们的哪一套呢？
讲到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看来你们是忘记了，越南劳动党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就提出来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我们当时就响应了这些建议。但是，你们却把这些建议当做耳边风，不但没有停止，而且不断扩大了公开论战。为什么你们一提出这个问题，别人就必须立刻接受呢？
看来你们又忘记了，我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件中提出，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在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公报中，写上“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
你们的来信说，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之间有分歧的问题上，把这些分歧放一放，等到炽烈的激情冷静下去，让时间去检验”。看来你们又是忘记了，早在一九六○年十月十日，我们在二十六个兄弟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就指出：“有些一时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留下来比勉强解决要好……时间会帮助我们消除分歧”。我们的这个意见，当时遭到你们的断然拒绝。你们在一九六○年各国兄弟党会议期间散发的十一月五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说，“如果我们要等待‘历史的判决’，……那么，我们就要犯下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惨重后果的严重错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忽然说什么要把分歧放一放。你们的居心何在呢？老实说，你们不过是想在大骂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后，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剥夺我们答辩的权利。
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当中苏两党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同它达成垄断核武器的协议，竟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你们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报刊从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到十月底就发表了近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在你们的影响下，也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们来信说，“分歧和尖锐的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请问：你们不觉得应当责备责备自己，应当反省反省，为什么一定要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多次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诬蔑攻击呢？
你们来信又说，应当考虑其他兄弟党的困难。对于其他兄弟党的各种困难，我们历来是充分关心的。我们曾经多次劝苏共领导不要把争论公开化，也正是为了照顾其他兄弟党的困难。但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例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士、丹麦、芬兰、瑞典、奥地利、西德、希腊、葡萄牙、英国、美国、加拿大、智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澳大利亚、锡兰、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党的领导，以及印度无产阶级的叛徒丹吉集团等，在他们追随苏共领导的时候，发表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章，有的还通过决议，发表公开声明，发表告党员书，甚至在自己的党内，不择手段地打击和开除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同志。在他们这样干的时候，考虑过自己有什么困难吗？在你们支持他们这样干的时候，考虑过他们有什么困难吗？
这些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材料，是那样多，但是，我们一直保持很克制的态度。我们除了曾经答复过法共、意共和美共领导的一部分攻击以外，其余的都没有答复。我们只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并没有扰乱他们，怎么会给他们造成困难呢？他们如果有困难的话，那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就是在你们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以后，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的反华宣传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你们《真理报》的《为什么要迷惑人》、《苏中条约十四年》，《消息报》的《重要文件》，《在国外》杂志的《世界一周》等等文章和材料，都是指名攻击我们的。最近，你们还出版了《政治问题讲话》、《我们列宁主义的政党》、《使大气层……健康化的条约》、《关于党的列宁主义学说和现代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对外政策》等等反华书籍，全面地、集中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还利用自己的驻外使馆和国际群众团体中的代表散发攻击中国的小册子。至于你们的追随者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文章和材料，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后，你们还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在世界工联执行局布拉格会议上，在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局柏林会议上，在国际学联执委会布达佩斯会议上，以及在其他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都提出了尖锐的争论性问题，挑起了争论。当我们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在这些会议上，积极促进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号召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时候，你们却在那里，硬要通过支持联美反华的三国条约的决议，赞美美帝国主义，制造分裂。
所有这一切，完全证明了：你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你们叫嚷的停止公开争论，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
你们发表了那么许多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我们的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怎么能够说，是“动摇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着反帝战线”呢？用你们所说的这些话来评价你们的大量的、不讲道理的、造谣诬蔑的东西，不是正巧合适吗？
你们用一切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新冒出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一伙”，“有战争瘾”，“在美国‘狂人’、西德复仇主义者、法国极端分子的行列中充当着右翼的角色”，等等，总之，在你们的口中，中国共产党肯定地百分之百地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那么，请问：你们这些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好人，怎么能够同被你们当做比敌人还可恨的坏人讲团结呢？你们究竟准备怎样收场呢？你们是准备自己站出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你们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都是造谣诬蔑，把你们扣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帽子一律作废；还是要我们承认你们的判决书，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向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呢？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要不要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问题。例如：
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明智的和平使者？美帝国主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主宰吗？
什么是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革命利益，究竟是应当团结世界上各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派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美苏合作？
当印度反动派进攻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谴责印度反动派的挑衅，还是用军火援助印度反动派去打苏联人民的兄弟？
铁托集团究竟是叛徒，还是同志？究竟是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究竟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究竟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究竟是积极支持，还是不准他们革命，反对他们革命？
斯大林究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刽子手、强盗、赌棍？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用什么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等等。
这些问题，是绝对含糊不得的，必须弄个一清二白。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够马马虎虎地混过去呢？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没有区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就没有区别了，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就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就没有区别了。
你们现在经常拿“最坚决的回击”来吓人。其实你们所玩的硬的、软的、苦的、甜的各种把戏，人们都领教得够了。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军事、经济、政治压力，断绝邦交，撕毁协定，断绝贸易，是你们干的。对中国毁合同，撤专家，断援助，搞颠覆，也是你们干的。中国共产党和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既不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低头，拿原则做买卖。如果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发动什么像样的“最坚决的回击”，什么“公开阐明观点”呀，什么“公布文件和材料”呀，什么采取“集体措施”呀，什么别的东西呀，那么，就请按照你们要做的做吧！
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竭尽自己的努力。你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议，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提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以来，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公开阐明了他们对已经展开的争论中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所持的立场。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对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本论点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我们不隐瞒，我们同许多兄弟党一样，不论他们所持的立场如何，都对下一事实感到严重的忧虑：已经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加深，争论问题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而且尖锐的公开论战采取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相互关系所不允许的形式。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具体政策方面，动摇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着反帝战线。兄弟党的力量和注意力不能集中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不能集中去进行反帝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情况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而且再一次重申，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正在拆散共产党人的力量，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只对我们的敌人有利，他们正千方百计地力图利用矛盾来投机，利用现有的困难来达到他们的反共目的。
当然，像领导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的苏共和中共这样的党，就是在论战继续下去的情况下也能工作。我们同意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两党来讲，正如你们对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所说的那样，天塌不下来，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儿照样在水里游。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分歧和尖锐的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害。我们也没有权利不去考虑那些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进行反帝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这些党公正地认为，他们既需要同苏共友好，也需要同中共友好。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中吸取力量去克服困难。
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求行动的一致。他们是对的，因为行动不一致，我们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将会困难许多倍。
在目前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最重要的和迫切的任务是，防止事态不适宜地发展下去，使它从危险的界线转向正常化，加强所有兄弟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团结。现在，列宁的下列指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现实：每一个党都应该认识到自己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所负的崇高的责任，都应该准备好把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苏联共产党坚定地遵循体现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中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一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尽自己之所能来加强团结。
当然，我们了解，为了消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产生的困难，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作出重大努力。在这封信里，我们想谈谈关于我们两党对解决这一任务可能作出的贡献的一些想法。
我们同过去一样认为，尽管存在着严重分歧，对于改善苏共和中共之间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来讲，仍然有着客观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在支持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在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任务。
不能不看到，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我们在下述一些根本问题上的立场有着客观上的共同性，如：阶级斗争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胜利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正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所表明，是为了粉碎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反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势力。虽然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我们同你们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深信，如果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偶然的东西，那么就会发现不仅可以保持而且可以发展和加强我们在许多方面合作的广泛的可能性。
现在，当苏共和中共以及其他兄弟党，都已阐明了各自对争论问题的观点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之间有分歧的问题上，把这些分歧放一放，等到炽烈的激情冷静下去，让时间去检验。我们相信，生活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我们可以在具备有利条件的领域中发展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对苏联和中国，而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具体地说，尽管存在分歧，我们建议以下述一点做为我们相互关系的中心：发展合作，以利于加强苏中两国之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之间的友谊，协调在各种国际团体中的行动，以利于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
在经济、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方面，有着特别巨大的可能性来加强中苏两国间的联系。在这封信里，我们愿意提出一些实际建议，实现这些建议会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的事业。
苏共中央期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将在这方面采取一些具体步骤，特别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正如报刊上所报道的，在他不久前同外国活动家和报界代表的谈话中，曾经表示中国愿意发展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表示中国对发展贸易和其他经济联系很感兴趣，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说，中国方面将防止帝国主义利用现有分歧来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这种看法是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多次声明相吻合的。
因为双方都感兴趣，可以作出结论：现在就已经可以谈谈调整苏中合作的具体步骤了。
例如，在最近即可着手制定中苏之间的共同商定的初步换货计划。苏联在今后几年中可以增加向中国出口你们感到兴趣的商品，也可以增加从中国进口我们两国经济都感到兴趣的商品。
大家知道，按照我们两国政府签订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议定书的规定，明年就应该恢复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成套设备的谈判，这些成套设备的制造曾经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延缓了两年。如果你们方面有兴趣，我们认为，可以商谈在建设工业企业方面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技术协助，例如可以讨论在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条件下协助发展石油工业、建设采矿工业以及其他部门的企业的可能性。
我们再一次重申，如果你们认为必要的话，我们愿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苏联专家。
目前，苏联正在编制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年的五年计划。中国也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因此，现在就来讨论发展我们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和其他联系的可能性，并且为此在两国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相应的措施是适宜的。当然，加强苏中两国的合作这件好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为迟，但是最好现在就来着手进行。
毫无疑问，我们两国都会从扩大科学技术合作，以及从发展多方面的文化联系中得到好处。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成为苏中两国的有关机关之间彼此商讨和谈判的对象。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我们自然准备认真研究你们对于扩大苏中两国间的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的一切意见。我们当然注意到，如果你们认为这对中国是有利的，联系和合作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方面确信，这无论对中国或苏联来讲都是互利的。
大家清楚地知道，经济联系是各国人民都特别关心的一种合作。甚至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经济联系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联系为实现和平共处原则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国家关系的改善。因社会制度相同和目标一致而联结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各国更需要广泛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因素，是利用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优越性的重要因素，它有助于加强兄弟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获得新的成就，有助于联合一切革命的反帝力量。发展这种合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苏联都有好处，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都有好处。
当然，我们了解，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除了该国人民自己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在该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同样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有助于并且会加快每个国家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恢复和加强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将有助于加快苏中两国的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有助于为其他方面的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
对于发展苏中两国的合作，有着极其有利的前提。我们两国拥有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大家清楚地知道，苏中经济合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以及对苏联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多么良好的影响。所以，特别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近几年来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越来越缩减了。
经验表明，贸易、经济和其他联系的发展会改善相互关系中的气氛，有助于解决其他一些决定我们两国关系的问题。很遗憾，这样的问题是有的，需要加以解决。
你们大概会同意，近几年来苏中边界某些地段上形成的局势不能认为是正常的。苏联政府已经建议就核定某些地段的边界线进行友好协商，认为这样作的结果会消除引起目前误会的原因。最近你们也表示要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将向你们发出有关文件。
近来中国出现了一些关于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言论。当然，我们不去为那些专横地划定同邻国的边界的俄国沙皇辩护。我们也相信，你们也不打算为那些以武力侵占了不少别国领土的中国皇帝辩护。但是，我们在谴责俄国和中国当时执政的剥削阶级上层的反动行为时，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现在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边界。任何忽视这一点的企图，都会成为误会和冲突的根源，而且不会导致问题的解决。现在，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而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共产主义，它将使国界逐渐失去从前的意义，在这个时候人为地制造领土问题，简直是不明智的。我们有一切可能完全消除边界上的任何磨擦，给各国人民做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友好关系的范例。
我们也应该创造有利于改善党的关系的条件，避免可能使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困难更加严重的一切。我们清楚地了解，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重大的努力和时间。但是，重要的是要在这方面一步一步地前进，对在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表现出列宁式的关怀，不允许能够破坏团结的任何行动，给派别分子和分裂主义者以反击。
在我们看来，甚至在目前的复杂情况下，也有可能不使已经扩大了的论战发展得不可控制，使事态向加强中共和苏共之间以及所有兄弟党之间的团结一致的方向发展。苏共中央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主张停止公开论战。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和十一月七日我们又重申了这一建议。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在这封信里，我们再一次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停止公开论战以及其他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行动。我们不是建议根本停止就世界发展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意见交换应该采取一九六○年兄弟党声明所规定的形式，即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
苏共中央提出这些建议的出发点是，这些建议将有助于加强信任，有助于为准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近，苏共和中共也同许多其他兄弟党一样，不止一次地表示主张举行这种会议。现在，我们仍然重申自己的这一立场。同时，我们要再三强调，所有党的义务是，促进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这就是我们关于为了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的一些想法。
请你们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写这封信完全是出于关心加强团结。我们对这些或那些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对社会发展中的个别现象的评价可以有分歧，而生活会纠正那些犯错误的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共产党人的崇高义务——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反对资本的整个战线。各国人民信任共产党人。我们应该不辜负他们的信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加强合作扫清道路，并在这方面采取具体措施。
苏共、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怀着友好的感情，愿意加强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情谊。苏共中央决心尽一切可能使事态好转，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苏共一贯遵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坚决维护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我们的列宁的党正在为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为和平、民主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整个反帝革命战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有历史意义的斗争，这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苏共中央呼吁中共中央从自己方面采取实际步骤，以便在争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兄弟党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尼·赫鲁晓夫（签字）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的信。
你们在这封信中对苏联共产党采用的粗暴的语调和不体面的侮辱性的手法，使我们在道义上有权利根本不回答它。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仍然认为回答你们是适宜的，那么，我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杜绝进行任何投机的可能性和杜绝把不明真相者引入迷途的企图。
你们对于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给许多兄弟党的信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事，装模作样地表示愤怒，并且几乎把这描写成好像是企图向你们隐瞒这封信的内容，说成是“苏共的宗派主义的”和
“派别的活动”。
事实真相如何呢？我们没有把今年二月十二日的信给你们，这并非偶然。仅在最近几个月中，苏共中央就不止一次地向中共领导提出口头的和书面的建议：采取共同措施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不认为有必要答复我们的建议。你们对苏共代表团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中提出的关于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正常化的建议置之不理。你们没有回答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这封信中包含着消除现有分歧的具体行动纲领。
苏共领导人通过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刘晓同志和潘自力同志向中共领导不止一次提出的口头呼吁，也同样没有得到回答。
如果你们愿意读读上述文件和材料，那就会很容易确信，在这些文件和材料中所谈的问题，正是苏共中央在今年二月十二日致兄弟党信中扼要阐述的问题。
你们没有回答我们的信件，同时却展开了一个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大规模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组织中急剧地加强了分裂主义的派别活动。《人民日报》在今年二月四日的文章中，公开号召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表明中共领导不愿意回答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信中包含的积极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并且希望阐明自己的受到中国报刊诬蔑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中央二月全会上审议这个问题，然后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苏共中央决定把这个情况通知给兄弟党。
我们当时应该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任何肯定的反应，中共领导人继续加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的进攻，扩大分裂活动。我们声明说，我们同意所有真正站在宣言和声明立场上的兄弟党的意见，即必须给予分裂主义者以反击，并采取集体措施来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曾再一次表示，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是适宜的，关于这点，你们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们的信谴责了中共领导要在自己的领导下建立拥有特殊政纲的派别集团的意图。
这就是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信中所谈的问题。
我们对于在二月十二日信中谈到的所有问题的原则性的立场，在我们向兄弟党发出这一呼吁很久以前你们就已经知道了。在给他们写这封信以前，我们不止一次地试图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而所有这些试图都没有结果，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既然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软弱的表现，那么二月十二日的信给你们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益处的。
在这一切以后，你们声明说，似乎苏共“背着中国共产党”“在策动反对中共的新的运动”，实行“两面派的做法”……“进行分裂活动”，这只能使人惊奇。不难看出，中共领导竭力夸张今年二月十二日的信这件事和歪曲苏共中央这一步骤的真正意义，又是一个嫁祸于人的笨拙企图，即企图把完全由于中共领导的过错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困难的责任转嫁给苏共。
正如我们民间所说的，这意味着使用众所周知的“贼喊捉贼”的手法。
如果要寻找真正的两面派和“背着兄弟党”进行活动的分裂主义分子，那么应当说是那些许多年来进行派别活动的人，应当到那些公开论证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是必要的，甚至宣称分裂是“合乎规律”的人那里去寻找。例如，有这样一个事实：还在一九六○年六月，刘少奇同志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诽谤苏共，故意歪曲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企图唆使阿尔巴尼亚的活动家反对苏共。中国领导的这种行动，引起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成员的理所当然的愤慨，他们向中国同志公开声明了这一点，并告知了苏共中央。
这正是最真正的反对另一兄弟党的幕后的派别活动。
可以举出无数事实，而且如果需要，可以公布文件，来揭露中共领导几年来进行的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幕后活动。关于这一点，兄弟党的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已经向你们直接谈过。
至于苏共，那么我们不向任何一个兄弟党，其中也包括中共，隐瞒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我们不止一次地向中共代表解释了我们对所有重要问题的观点和立场。
苏共中央行使了任何共产党都享有的权利——就这些或那些它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的权利。尽管你们在二月四日的文章中对我党及其领导进行了荒谬的毁谤，但是苏共中央不受这种挑拨，没有走上“针锋相对”的对骂的道路。我们认为对你们的分裂活动必须给予反击，所以决定通过党的途径再一次同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商量，让它们知道我们预计采取的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步骤。这是完全符合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和准则的。
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给兄弟党去信，是出于我们党对消除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不正常情况的深切关怀。这样做反映了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利益。
至于你们玩弄像“大国主义习气”、“唯我独尊”、“蛮横无理”、“老子党的恶习”、“上帝旨意”等等字眼的企图，那我们应当告诉你们，采用这样的说法只能证明你们立场的软弱，证明你们希望以这种方法来掩饰你们自己的、企图加在我们头上的行为。
四年来，全世界的兄弟党都在呼吁中共中央从共同利益的角度对待事物，放弃把自己错误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但是中共领导不仅不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且抱着越来越大的野心把自己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唯一继承者，装成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最高法官。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中共领导企图指使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什么时候应当开始革命和通过什么道路实现革命。正是中共领导作出了不得上诉的判决：哪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不是。正是中共领导给许多党戴上“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帽子，并且喜欢谁就称他们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其他人就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者”。
你们的大国主义习气还表露在你们最近的这封不长的信中：你们要求苏共中央将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送给你们。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请问，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难道你们以为，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即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这令人看来不仅是粗暴的，而且简直是可笑的。
你们的信和信中故意使用的粗暴腔调，使我们再一次考虑：发出这封信的目的何在？要知道，谁也不会相信，发出这封不体面的信，是像你们为了欺骗本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无休止地向他们说的那样，为的是巩固同苏共的友谊。任何人读了这封信都会看到，这封信旨在加深分歧，加剧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
如果中共领导人真的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他们就应当离开自己的错误道路，停止分裂活动，同世界所有兄弟党站到同一个行列中来。
苏共中央永远愿意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
我们党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表示愿意继续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做出努力。
苏共中央表示坚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克服现存的困难，将把自己的队伍更紧密地团结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将在争取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此致
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收到了你们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来信。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这封信。应当坦率地对你们说，你们的信使我们感到很惊奇。在信里，你们又慷慨地使用了诸如“分裂主义分子”、“派别分子”、“宗派分子”之类的词汇，企图借助这些词指责我们党进行什么反对中共的幕后活动。
近来，你们越来越经常地企图把产生分歧和斗争尖锐化的过错加在苏共身上。所有这些企图的用意，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清楚的。这就是：你们把责任推给别人，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加剧分歧。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声明，我们对既成的局面不负任何责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过去和现在都竭尽全力，以便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基础上克服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苏共中央对你们党的态度，从来都是从不让分歧加深这一点出发的。最初我们认为，几年前产生的分歧是偶然的。不愿意相信我们得到的关于中国同志在我们背后进行活动并执行一条使斗争尖锐化的路线的情报。我们始终力求使我们的关系成为最兄弟般的、最可以信任的关系。
苏共中央很好地理解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我们不止一次地给你们写信，并且不止一次地向你们表示，就像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一九六二年十月离开莫斯科时所表示的那样，我们真诚地期望使苏共和中共的友谊能像一九五八年以前那样好。这是我们最热烈的愿望。但是很遗憾，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
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七日来信的中心点，实际上是建议加强公开论战。你们建议签订一个关于双方都发表相互批评的材料的协定，实际上是想使两党的论战把我们两国人民也席卷进来。
同志们，你们应该理解，如果发表你们的文章，而在这些文章中有那么多不公正的论断，对苏联的内外政策有那么多的诬蔑，直到硬说在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说它已经“同美帝国主义勾结”，那么，所有这些只会引起苏联人的理所当然的愤慨。自然，苏联报刊不会对这些攻击不作回答。这样就不是沿着加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的路线前进，而是沿着煽动他们不和睦、不信任、不友好的路线前进。
要知道，你们所进行的论战，早已超出了思想争论的范围，已经被你们变成了反对苏共、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工具。你们大肆诬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你们实质上是采取那些企图把人民同党分开、把党同领导分开的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所采取的策略。这种行动是不能允许的，而同这种行动相联系的打算简直是幼稚的。你们对拥有同托洛茨基分子、同右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拥有同国外敌人作斗争的经验的苏共的攻击，只能促进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团结在自己战斗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周围。
我们在向党说出你们的破坏活动真相的时候，从来都保持着克制，采用平静的语调，不允许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进行任何侮辱。现在，请你们想一想，假如我们也走上你们的道路，用你们骂我们的话来回答你们，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自己的领导，那结果会是怎样呢。如果我们走上这条道路，那我们还成其为什么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呢，还成其为什么负有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任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信徒呢？共产主义不是煽起民族间的敌视，相反，是不分民族、肤色和语言把它们团结在一个兄弟的家庭里，为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苏共中央正是根据这些考虑，才在自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再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了改善苏中关系、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正常化的建设性纲领。同时，在苏联报纸杂志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所有兄弟党都把这些行动看做是苏共善意的表现，并且期待中共领导支持我们的倡议。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正式回答，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这个运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的文章中达到了极点。在这篇文章中，苏联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被宣布为人民中国的“主要敌人”，文章中包含着对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不能容许的诽谤。二月四日的文章企图为分裂活动制造某种理论基础，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宣布为合乎规律的现象。这个可耻的文件也和其他类似的材料一样，大量散发，并用俄语和其他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应当说出中国领导的言论和真正做法的全部真相，以便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和衡量既成的局面，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在讨论了苏共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进行的斗争的问题以后，有六千名党的积极分子出席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一致赞同了中央主席团的路线。
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相互关系的原则，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义务通知兄弟党：我们准备在报刊上发表全会的有关材料，对中共领导的分裂行动给予回击。
完全可以理解，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没有益处的，即使是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中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早在此信之前我们没有向中共领导谈过的东西。然而，你们却决定利用这封信作为指责苏共进行“幕后”“反华”活动的借口。首先应该问一问：难道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没有权力给它认为需要写信的人写信吗？难道我们要求中共中央就它的信件来往提出报告了吗？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此。我们已经向你们说过，这种指责，特别是来自几年来真地进行反对兄弟党的幕后颠覆活动的人的这种指责，是何等荒诞无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中共中央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及其领导策动建立反党分裂集团，企图把他们联合起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
中共中央丧失了现实感，试图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苏共中央二月十二日的信寄给它。当我们有礼貌地解释说，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应当允许自己使用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的语言同另一个党谈话的时候，你们竟然模糊这件事情的意义，声称在中文里“请求”和“要求”这两词之间似乎没有差别。
我们对于中文有高得多的评价。中国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伟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请求”和“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甚至常有这样的事，同一个词，却可以谱出完全不同的曲。顺便说一下，当人们想要用“请求”这个词的时候，不是在中文里也找到了这个词吗。我们希望，最后通牒式的语言，今后能够从我们的关系中永远排除出去。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兄弟党呢？为什么你们二月二十七日来信以及在此以前的各次来信，都使用了极为粗暴的放肆的口气，满篇都是谩骂和侮辱人的词句呢？莫非是为了激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原则性的思想立场和共产主义立场而“在井边上互相对骂”吗？看来，你们的意图正是如此。
你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直披着主持平等的“骑士”的外衣，同时却要使别人相信，似乎苏共硬要充当“老子党”。我们不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由于他在我们党内和对于兄弟党滥用权柄，消灭了那些持有己见的人们，他丧失了人们的信任，毁掉了自己的威信。在战时和战后，看来，斯大林自己也感到，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各国党了。这也是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之一。
我们党在斯大林死后老老实实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一切做了分析，采取了措施来纠正既成的局面。苏共中央主动地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恢复了同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平等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我们从过去驻有我们军队的国家，包括从旅顺，撤出了自己的军队。我们取消了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合营经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提醒以下一点并非多余：过去中共中央曾经完全赞同我党的这些步骤，并且给了高度评价。
我们现在仍然站在这些立场上。现在，局势已经不是，比如说，一九一九年那样了：现在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现在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家庭。无视别人的意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且给所有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戴帽子，这种企图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效果。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仍然呼吁你们反复地考虑考虑自己的立场，好好地权衡一下，这种立场会把你们引到何处。正是因为如此，尽管你们不间断地攻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表现出耐心，愿意尽一切努力，使局势正常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下述观点：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利益，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现在最好是停止共产党之间的公开论战。我们再一次建议，让我们在各方面都从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出发，在兄弟党的会谈中，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上讨论争论问题。在讨论中，要有分寸，不失尊严，要懂得自己的行动的全部责任，以便使争论不至导致分裂，不给最神圣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
我们没有权利忘记弗·伊·列宁的遗训，他告诫说，共产党人之间的不和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列宁说：“有辩论就有争执，有争执就有纠纷，有纠纷就会使共产党人削弱，所以要抓住时机，趁他们削弱的时候压他们一下！这已经成了同我们敌对的世界的口号。这一点我们丝毫不应当忘记。”（列宁全集，中文版，三十二卷，一五八页）
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共产党人国际队伍团结的加强，那么你们早就应该接受我们的建议，倾听理智的呼声，考虑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意见。你们越是顽强地硬要加剧论战，进行分裂活动，共产党人、一切进步力量就有越多的根据确信，中共中央遵循的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是被不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自私利益。
我们本来可以逐条地驳倒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七日信中随意提出的对苏共的诬蔑指责，但是我们不认为现在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你们不愿意认真地探讨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你们只是把一堆一堆的诽谤倾加在我们党的身上。这样我们列举论据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不上任何挑衅的当，我们将同全世界共产党人在一个家庭中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苏共中央再一次表示，它相信中国共产党早晚终将找到同这个家庭团结起来的正确道路。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早越好。苏联共产党今后仍将为所有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
我们也收到了你们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从这封对我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的迟晚的复信中清楚地看出，你们拒绝了我们的旨在根本改善苏中关系，加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的一切建议。信的整个精神表明，中共中央感到焦虑的不是改善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而是对苏共和苏联臆造种种指责。我们坚决驳斥你们对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诽谤性攻击。
苏共中央对你们的信将予以答复，将说明你们歪曲我们党的思想政治观点和它的实际活动的真正意义，并恢复真相。
但是，在这封信中，我们就认为有必要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感到不安的问题，即关于克服分歧、达到兄弟党团结一致的途径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
苏共中央对这个事实给予肯定的评价，并且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尽一切努力来在预计的会谈和讨论过程中，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加强，促进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同时，我们无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的时间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你们加剧论战和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而蒙受的损失，已经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了。需要讨论的问题已经完全确定了，会谈的目的也是完全清楚的。此外，还不能不考虑，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越来越坚决地提出必须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
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解释的。第一次会谈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你们却建议将第二次会谈再延迟这么久。然而，改善我们两党两国关系的事业，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民主和革命力量来加强共同反帝斗争的利益，却要求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对我们两党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集中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去解决我们面临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事业中的巨大任务。
你们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少推迟一年，从而拖延分歧的克服，并且使分歧更加尖锐化。我们认为，这只会给兄弟党，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害处。
我们也不理解你们在建议召开仅由十七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时所依据的理由。
我们认为，由曾经参加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并共同准备了声明草案的所有兄弟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是适宜的。
这样的组成，包括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过去是所有兄弟党都赞同的，并且正如经验所表明，它帮助了一九六○年会议的顺利进行和会议文件的制定。不言而喻，负有召开国际会议职责的我们党，将同所有的党进行接触，并且同它们协商。
根据这一切考虑，苏共中央建议：
一、一九六四年五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一九六四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我们希望中共中央能够同意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并对准备和实行拟定的步骤作出自己建设性的贡献。我们所建议的措施，是出于对克服分歧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切的关怀。这些措施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工人阶级、各国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符合共产主义的利益。 致以
同志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