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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修正主义者走上社会民主党的堕落蜕化道路并且同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四月七日发表的文章
本报讯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四月七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修正主义者走上社会民主党的堕落蜕化道路并且同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的文章，全文如下：
每天都有新的事实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尼·赫鲁晓夫集团及其追随者——彻底叛变并且已经蜕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与被压迫人民革命和解放运动的敌人，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敌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一切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建立了“神圣同盟”。他们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各国兄弟党和共产党人、指向各国人民反帝、解放和革命运动。他们关于“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一切言词，都是彻头彻尾为了骗人的虚张声势。
在实现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方针的道路上，他们需要同盟军，而最门当户对的同盟军，就不可能不是各国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因此，尼·赫鲁晓夫及其集团，通过政变和阴谋手段，借口进行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欺骗了这些人、陷害了那些人，终于使修正主义分子在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窃据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恢复了铁托叛徒集团的名誉，并且完全同这个集团一鼻孔出气。这样，就形成了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这是第一步。
与此同时，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一直在拚命寻找其他的同盟军。这种同盟军是什么货色呢？当然，不可能是别的，他们就看中了他们的叛徒“兄弟”——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头子。因为修正主义和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同一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两种表现。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而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
这就是使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起来以及使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而且还在组织上同流合污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修正主义者日益明显地要使他们所领导的共产党堕落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要使这些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完全同流合污，这是再也自然不过和合乎逻辑的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的方针及其整个背信弃义的路线的根源是苏共二十大。在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又重新加以强调的这一方针在苏共的新纲领中得到确认。尼·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谈到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的这一方针时说：“这不是暂时的策略口号，这是由工人阶级根本利益所决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方针。”赫鲁晓夫还说，“如果有人谈到非共产党的作用和地位，首先必须强调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为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尼·赫鲁晓夫答澳大利亚报纸《先驱报》主编约翰·华特斯问）
在二十大之后，立即开始执行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的方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呼吁团结。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许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各社会民主党的整批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同尼·赫鲁晓夫集团举行了会晤和会谈。
同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一致的运动特别在最近一个时期加强了。社会民主党的头子如比利时社会党总书记保·亨·斯巴克、现任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和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去年访问莫斯科并且同尼·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会谈，证明了这一点。居伊·摩勒在莫斯科接见外国记者谈到这些会谈时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讨论了很多问题，涉及永久性的理论和学说问题以及说明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居伊·摩勒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接见《团结报》记者时说：“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特别是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会谈，在好多问题上肯定使我们感到满意。”
另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也跟着指挥棒走上同当前的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的道路。他们的种种活动、文章、声明，赫鲁晓夫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的文字，发表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团结报》上的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全国组织会议的文件，以及即将在五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等等，都揭示了这一点。
“不论在什么基础之上”和“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同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同流合污的思想，明目张胆地贯穿在修正主义者所作的上述一切努力和各项文件之中，凡是足以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阻碍这种联合的事情，一概避免，尽管修正主义者使用一些词藻来掩盖这种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而作的努力，是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结果，这是铁托一九六二年八月七日接见德鲁·皮尔逊时所明确提出的“世界一体化”巨大战略计划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这次接见是人所共知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修正主义者大肆利用一些骗人的口号。他们企图为自己以“和平共处和拯救世界免于热核毁灭战争”的名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接近和联合、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同铁托集团接近和联合、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同罗马教皇接近和联合、以“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名义同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辩解。
现代修正主义者重蹈社会民主党背信弃义的复辙。
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为他们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联合辩解，借口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特别是近来，表现出“积极的倾向”；这些党表示拥护和平、和平共处、裁军；它们积极地改变了自己对苏联的立场，表示赞成同共产党人有所接近，对工人阶级的要求表现出有些乐于响应，表示赞成维护和增强民主体制，宣告它们赞成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为了替自己急于同社会民主党右翼头目接近辩解，企图制造一种幻想，仿佛不是修正主义者的火车向着社会民主党的车站奔驰，而是社会民主党的车站向修正主义的火车迎来。
修正主义者采取这种策略，毫不新奇。正是尼·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追随者为自己同铁托集团接近和完全联合辩解时，说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改正了许多错误，并且已经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来。同样，为了替自己同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和解与接近的险恶方针辩解，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散播幻想，硬说帝国主义头子已经变得“明智”、“现实”、
“和平”、“合理”了，等等。但是，种种事实证明铁托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它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社会民主党的当前头目更不用说了。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头目在观点和立场上有某些改变的话，那么可以看出的唯一的改变，就是越来越明显地向右转的倾向。
当前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什么？
当前的社会民主党是叛徒的第二国际的直接继续。它在意识形态上、组织上和策略上继承了第二国际各政党的全部遗产。社会民主党人背弃他们认为已经过时和不合时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说，否定阶级斗争而代之以阶级调和与和解的“理论”，否定革命而代之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放弃革命道路而代之以“和平”、“民主”和议会道路，否定粉碎资产阶级
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同意把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代之以“纯粹的和一般的民主”，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至于完全滑到民族沙文主义和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公开联合的立场上去，从而开始了他们的叛变。
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斥责老社会民主党的叛变时曾经写道：“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为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为了辩护这个政治要求，伯恩施坦运用了一大堆颇为严整一贯的‘新’论据和‘新’理由。他否认有可能用科学方法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加剧的事实；他宣布说‘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而绝对驳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互相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而认为这个理论不能适用于照多数人意志去管理的真正民主社会等等。”（分为两卷的列宁选集阿文版第一卷第一百一十页）
社会民主党走上这条道路后，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辩护士，变成资产阶级的走狗，变成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支柱。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本国的工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扼杀他们的革命和解放运动。列宁指出，“实际上已经证明，机会主义分子是在工人运动内部比资产阶级本身更好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如果工人们不是受这些人领导，资产阶级就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列宁全集阿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五十四页）
但是，当前的社会民主党，同第二国际时期比较，在背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它目前的特点是日益明显地向右转的倾向。
从一九五五年起，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如英国的工党、法国、奥地利、瑞士、荷兰、卢森堡、西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已修改了它们的纲领，或者着手制订新的立场和纲领。这些新纲领和新立场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旧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的随意结合，彻底背弃社会主义的一切原则和一切理想，公然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和疯狂反共。
如果说老的改良主义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建立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目标，那么当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公开摒弃这一目标。他们宣称，他们要争取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而这同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因为它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并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某种改良来代替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丝毫无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好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甚至删掉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要求，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呢？
按照社会党国际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著名宣言（一九五一年），那些新纲领不是引导工人阶级去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单单反对“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把一部分企业实行国有化，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这就是我们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新宣言上看到的、据说是证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事实。同时，他们也否认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改造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他们也就是公开或者间接地重新拾起了关于“人民资本主义”、“受控制的”、“有组织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时髦理论。
社会民主党这样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和为资本主义辩护，不止一次地受到资产阶级反动报纸的喝采。《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在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葬礼》的社论中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有历史意义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后八十四年，在巴特格德斯堡代表大会上弃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使自己在社会主义这个字眼的真正的意义上再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了。它使自己同经济生活中，只要有可能就处处发挥私人的自由主动性的原则调和起来了。”
在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中，关于阶级矛盾、对抗和斗争的思想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界线被抹煞了。他们不要阶级斗争，主张“一般”人的“责任感”。例如我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上就载明：“工业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只有在尽可能多的成员提高了自己的社会觉悟、表示愿意分担责任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民主党主张一切的‘人’团结和和睦，主张实现‘超阶级的’目标——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既然毫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既然它只不过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当然也就不需要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了。照他们的说法，只要限制托辣斯的权力，在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帮助下，通过“自发的经济演变”，“民主社会主义”就会实现。尽管如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社会民主党还是有必要取得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道路是竞选以便取得资产阶级议会的多数。社会党国际的头目之一勃伦塔尔赞美社会党国际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宣言说：这项宣言“结束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争”，“排除了以革命的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抛弃了对任何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奉”。
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主义观念背道而驰。奥地利社会党的纲领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决不意味着必须有一致的观点的国际运动。”社会党人不论是从什么地方汲取他们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好，从其他随便什么社会分析也好，从宗教或者人道原则也好，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奥伦豪尔在这个党的巴特格德斯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要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纲领成为社会民主党一九五九年纲领的内容，这个要求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和不可想像的”，他还说：“如果我们用过去的语言来讲话，人们就不能理解我们，我们用我们的老观念是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的。”
现代社会民主党不仅早已滑到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去和维护唯心主义，而且向唯心主义寻求支持，甚至同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宗教合而为一。因此，比如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就写着：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基督教的伦理学和教义，社会主义和宗教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是完全一致的。奥地利社会党新纲领的制订者本·考茨基在一九五八年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我们打算制订一项能够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信教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支持的纲领。”要使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调和，使宗教的唯心观念和科学的唯物观念调和的类似企图也表现在摩勒同意大利报纸《团结报》记者的谈话中，这家报纸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这篇谈话。
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的概貌就是这样。应当强调指出，他们的纲领一向总是比实际行动要左一些的。如果说右翼社会党人为了欺骗工人在口头上还竭力冒充社会主义者，那末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已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辩护士。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不论是在野，不论是领导资产阶级政府，还是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总是以他们的观点和实际行动来帮助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现代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假装社会主义的骗人伎俩都已经被经验暴露无遗。社会党人曾经不只一次地领导过资产阶级政府，例如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就是在今天，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也还在领导着政府或者参加这些政府。他们为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做了些什么呢？布鲁姆曾经告诫说，执政的社会党人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忠诚领导人”，他们除了奉行布鲁姆的这个告诫之外，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来扼要地谈了法国社会党及其领袖居伊·摩勒的活动，摩勒不止一次地参加过法国政府，甚至还担任过法国政府的首脑，修正主义者目前把他说成是个左派人物，同他举行亲切的会谈。法国社会党在领导政府的时候曾经迫害罢工工人，曾经鼓励在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曾经对其他殖民地人民实行警察镇压行动，曾经扩大和加剧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战争，曾经批准北大西洋公约和赞成重新武装西德。居伊·摩勒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市场”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的协定，他是对埃及的武装侵略的组织者之一。居伊·摩勒的叛卖为在法国建立个人专权等等铺平了道路。甚至工党的《论坛》周刊一九五七年年初在谈到摩勒政府的活动的时候也这样说：“有摩勒这么一个人，对法国和对社会主义来说都是耻辱。”
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叛徒真面目就是这样。很多资产阶级的代表强调社会民主党在扼杀劳动人民革命运动和保卫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此表示赞赏，这不是无因的。举例说，芬兰资产阶级银行经理荣尼拉曾经说：“在争取产业工人的灵魂的斗争中，唯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充当反共生力军。如果社会民主党打了败仗，这很可能是芬兰民主的末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保守派，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战斗的、坚决维护北欧民主的社会民主党。”同样，英国资产阶级报纸《金融时报》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写道：“实业家并不害怕工党，他们之中甚至有些人认为，同保守党相比，工党政府可能开辟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策划阴谋的场所，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终明白，如果不进行坚决的斗争，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揭露和挫败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斗争，就不可能使斗争取得胜利。弗·伊·列宁写道：工人贵族政党，“作为政治现象，已经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了……如果不在整个战线上同这些政党、同归根到底是一样的这些集团和思潮进行坚决的和无情的斗争，那就谈不上反帝斗争、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弗·伊·列宁：《反对修正主义》，阿文版三六八页）作为坚定不移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约·维·斯大林强调指出：“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柱。列宁说得千真万确，他说，现代社会民主党政客们是‘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真正代理人，是工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的走卒’；‘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内战中’，他们无疑是站在‘凡尔赛派’‘一边’反对‘公社社员’的。人们如果不在工人运动中消灭社会民主主义，就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的末日，同时也就是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末日。”（约·维·斯大林全集阿文版第十卷二四二页）
同样，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强调指出，右翼社会民主党头目“公开转向帝国主义立场，维护资本主义体系，分裂工人阶级”，并且强调指出他们是“共产主义的敌人”，要求共产党人继续进行斗争来揭露他们。
然而，以尼·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同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同莫斯科声明的忠告完全背道而驰：他们走上同右翼社会民主党头目联合和同流合污的道路。这决不是偶然的：现代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在沿着同一个方向、朝着反革命的共同目标走下去。现代修正主义者滑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去
正如过去老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叛变工人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一样，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叛变了这些理想，走上了他们的前辈——也是他们的精神上的鼓舞者——的老路。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变了，恰恰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滑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背信弃义的立场上去了。
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声称：“人们不能用老观念解决当前的问题。”修正主义者步他们的后尘，在为反对“教条主义”和争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假面具下面，在新条件和新现象上进行投机，说什么现在必须批判地考察许多事物；三十年前是真实的事情，现在不再是真实的了；原子武器和热核战争的危险使我们必须修正对许多战略和策略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论点的人是不考虑已在世界上出现了巨大变化的教条主义者；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来分析和阐释当前历史进程的人是犯了引经据典狂，等等。因此，在修正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了，不再符合新的条件，必须用新的思想和结论来“丰富”它。像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一样，修正主义者也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的精神，企图把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变成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武器。
“不是进行阶级斗争，而是所有那些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人的团结和协调一致”，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原动力。而修正主义者则把阶级斗争一笔勾消，他们以在世界上
“维护和平”的名义，用阶级调和的思想代替阶级斗争，他们以“面对热核战争的危险的情况下拯救世界”的名义放弃这种斗争，他们把“和平共处”说成是解决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唯一手段，来代替阶级斗争。“用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谋求和平，同所有的人讲和平、和平凌驾于一切之上”，“对其同类的基督之爱”，“超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随处宣传的思想。现在，修正主义者本着这种思想同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他们的代理人和仆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和铁托集团——勾结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同凡是忠实于工人阶级利益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共产党和一切革命的共产党人疯狂地作对。
社会民主党早就放弃了革命，而且他们声称，人们可以在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范围内通过改良达到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步他们的后尘，也放弃了革命的道路，他们说：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向日益广泛的民主的道路、是尊重和执行资产阶级宪法的道路、是“结构改革”的道路。同社会民主党一样，修正主义者也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他们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于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只表示赞成“和平的”和“议会的”道路。他们把这说成是世界的战略原则性，而且他们全力以赴争取选票以便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获得多数议席。
社会民主党把资产阶级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国家，看作体现和保卫总的社会利益，他们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旧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民主的否定，是极权主义的政权，等等。修正主义者则传播资本主义国家能改变自己的阶级性质、能变成一个不仅表达资产阶级利益而且也表达无产阶级以及劳动群众的利益的国家这种幻想，他们说：列宁关于必须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学说应该修改，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时的思想，或者归根到底只适合落后国家，说它不仅可以有各种形式，而且还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像社会民主党一样，修正主义者也诋毁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统治的整个时期说成是一个恐怖的和专横行事的时期，说成是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时期，等等。
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现代修正主义者追随那些变节的社会民主党头目，实际上他们已经同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以及各国反动派勾结在一起。为了同帝国主义接近，为了实现苏美合作——这是尼·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梦想和最高理想，修正主义者甚至不惜出卖苏联人民真正的朋友和盟友，出卖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卖工人阶级以及受帝国主义者压迫和剥削的各国人民和民族。以尼·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加勒比危机时期采取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立场，向社会主义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它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主权而向美帝国主义屈服；他们联合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铁托集团和维尼泽洛斯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他们还签订了臭名远扬的莫斯科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这一条约是对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和平的利益的大叛卖，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的。还有其他很多事实，不胜枚举。
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和实际活动都是彻头彻尾反共的，它们诽谤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分裂工人运动，用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来反对科学的社会主义，千方百计地竭力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地方保持这种制度，并且在这种制度已被推翻的地方加以恢复。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大肆进行反社会主义和反共的活动。尼·赫鲁晓夫集团及其修正主义门徒已经分裂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正在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成为“明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蜕化成为社会革命党、“社会改良党”的道路上大踏步走下去。尼·赫鲁晓夫及其集团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他们正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而借口已经变成“全民的”国家和党。修正主义者一直在进行改组以按照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样子来改变经济领导的形式、践踏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们否定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号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正如尼·赫鲁晓夫本人最近所作那样，这些修正主义者主张在各方面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甚至伸手向帝国主义者要援助、贷款、投资“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幌子下，他们清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干部，并且为那些已经死了和没有死的社会主义的叛徒和敌人恢复了名誉。他们以“思想自由”和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为名，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社会主义国家长驱直入敞开了大门，为外国的反社会主义的所有倾向和表现向艺术、文学领域和整个国家生活泛滥敞开了大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自由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越来越接近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头目所宣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
因此，种种情况都清楚地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走上了社会民主党的背信弃义的道路。社会党的领袖们对此很欣赏，他们公开对尼·赫鲁晓夫集团及其同伙的背叛方针表示赞许、高兴和寄以希望。下面是他们说的一些话：
斯巴克在上届联合国大会讲话时说：“赫鲁晓夫努力在试行和平共处，西方不能对这种尝试增加困难。给他泼冷水将是不可原谅的极大的错误。到那个时候，将不是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人之间、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之间、意识形态和种族之间划分界线了。我们在目击着这样两种人之间的一场战斗：一种人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是不近人情的教条主义者；另一种人是对进步有信心而且始终抱着希望的。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
英国工党领袖威尔逊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发表谈话时强调他自己是斯大林逝世后去到俄国的第一个西方政界人士，在从俄国回来之后，他向当时任首相的温·丘吉尔报告说：“苏联政策在发生大变化”，“这对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有巨大的重要意义”。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有眼光的预见而吹嘘，因为这在目前成了事实。
法国社会党机关报的社长热腊尔·雅盖同社会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赫鲁晓夫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他在动身之前说：“我们很久以来就放弃了同苏联的争论，我们断定那个国家正处在演变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是民主和民主保障问题，单一的党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党的作用问题，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和结构等等问题。苏共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分歧上所采取的立场正面地说明了这个党对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的态度。”
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在同尼·赫鲁晓夫会谈后回到巴黎时说：他确信“苏联正在发生着积极的演变”，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演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些问题：“承认建设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结束无产阶级专政”，“内部演变”等等。居伊·摩勒在对《团结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谈话中又说：“我确信共产主义世界走上了改变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头目的这些言论是同帝国主义的头领和他们的代言人说的话很合拍的，后者也支持尼·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方针，认为赫鲁晓夫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举止像个美国政治家”，宣称国务院官方人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应当为赫鲁晓夫的任务提供方便”，如此等等。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彻底同流合污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滑到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立场上去，这是修正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彻底同流合污的基础。以尼·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奉行这一方针，并且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这样做，他们竭力要使各个共产党堕落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式的改良主义政党，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改良主义的幻想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削弱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战斗的革命精神，使工人阶级离开反对进行压迫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正确道路。
当然，修正主义者照例是不公开宣布自己的敌对图谋的，他们每采取一个危害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步骤，总是要搬出一些骗人的口号，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装模作样。他们竭力寻找借口来为自己同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动辩解，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也是工人的政党，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绝对必需恢复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我们来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
是工人的政党呢还是工人阶级的贵族政党？
社会民主党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吗？
我们判断一个党是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凭这个党给自己取的名称。希特勒的党也自称是“国社”党。唯一正确的准绳是：这个党是不是保卫和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是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看看某一个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全部实际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列宁教导我们说：“不要轻信言词，而要看看这些言词究竟对谁有利。”（《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十九卷第三十三页）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从阶级的角度这个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来看问题，那末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社会民主党显然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恰恰相反，正如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贵族的党”。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证，许多的事实也这样证明，就意识形态、政治方向及其全部活动来看，正如列宁所说的，当前的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别动队”，“资产阶级影响的鼓吹手”，“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名副其实的阴谋机构”。
从他们的社会成份来看，社会民主党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发生。在他们当中，工人的数目越来越少了，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贵族却在增加。甚至现代改良主义者自己也提出了使社会民主党“非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好多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新纲领中已经表现出这一点。例如，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上就这样说：“当初，社会主义曾经只是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阶级的事业……现在，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全人类的事业。它同每一个对社会福利有责任感的人有关。”
这是在基层，在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方面的情况，而在领导干部方面，越是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工人就越少。事实上，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已经变成了道地的资本家：其中许多人参加了大银行董事会，拥有大批的股票，每年的收入数以百万计。根据近几年的材料，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四百一十个高级干部在西德的银行和大公司担任九百二十九个薪俸非常优厚的职位，有六十二个社会民主党的要人是麦尼斯曼、克勒克内、克虏伯、弗利克等等财团的董事。西方的其他社会民主党，如法国、英国、比利时、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情况也是这样。
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就是这么一回事！成了工人阶级的彻头彻尾的叛徒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只要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活动计划有这样的需要，不仅给他们自己挂上、不仅给社会民主党挂上、而且还给资产阶级的一个保守政党挂上“工人政党”的招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就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工人阶级政党的论据是彻头彻尾错误的。从这里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所谓“必须形成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口号是骗人的口号，是为同“工人阶级贵族政党”联合进行辩解的借口。
工人运动几乎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分裂的。但是这种分裂应当归咎于谁呢？是谁妨碍着工人运动的一致行动呢？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指明，在本国和在国际范围内制造和保持分裂的是“统治阶级、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和工会的反动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实现工人运动的一致行动，估计到：
甲、只有同分裂分子进行斗争，一致行动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他们就同分裂分子——社会民主党叛徒头目进行原则性的、坚持不渝的无情斗争；
乙、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在基层同社会党的工人群众实现工人的一致行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口号可以而且必须是：依靠基层，同左派结成联盟，同搞分裂的右翼叛徒头目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来揭露和孤立他们；
丙、在争取同社会党人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必须认清这不是两个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而应当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非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而进行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和严格照着列宁不只一次地强调说明的指示办事，这就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在一定的问题上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和其他的运动结成联盟和达成协议时，必须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情况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并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同其他各阶级和政党严格划清界线，以便永远不忘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为实现自己最后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一旦背离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其结果就必然是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的道路，而使之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工人运动统一问题的立场。
但是对这个问题，现代修正主义者是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不但放弃同工人运动的分裂分子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子进行斗争，而且宣称要不惜任何“代价”同这些分裂分子和叛徒统一起来。修正主义者甚至还攻击那些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子进行斗争和揭露其叛卖行径的人，说进行这种斗争是采取“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说这是“咒骂”、“侮辱”和“有害的攻击”等等。
然而，下述事实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尼·赫鲁晓夫及其门徒与之进行“亲切会谈”并一心要“不惜任何代价”与之团结一致的斯巴克、居伊·摩勒等等社会民主党的头子，只是资产阶级的奴仆和代理人，这些人过去或者现在甚至还是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头面人物，因此，同这些叛徒的团结一致根本不是工人运动的统一，而只是企图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统一，使工人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同所谓“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团结合作。
过去当他们的叛徒嘴脸还没有完全暴露的时候，现代修正主义者声称自己反对这些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头子，无法同他们打什么交道，等等，也还说了几句反对他们的话。尼·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工人阶级的统一问题，是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走狗，如社会民主党的反共头子居伊·摩勒和斯巴克之流不相容的。我们可以一一举出这些反共头子的名字，谈到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问题上，我们对他们无所指望。”现在也是这个尼·赫鲁晓夫“同他们进行亲切的会谈”，并且恰恰是请求居伊·摩勒、斯巴克、威尔逊等等他过去所说的反共头子同他合作，来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
要么是居伊·摩勒、斯巴克之流不再是反共分子，要么是尼·赫鲁晓夫本人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人，并且同这些反共头子、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走狗勾结在一起了。二者必居其一。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实前一种说法，而所有的事实都证明第二种说法是对的。
不管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欺骗群众，提出怎样的笼络人心的口号，事实上他们不仅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包括他们的叛徒头目在内——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团结一致”，而且走得更远，还主张“在不管什么样的基础上”同他们团结合作。例如苏共《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说：“如果他们真正致力于争取实现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有利的不管什么样的改良，即使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同改良主义者、甚至同那些老牌改良主义者一致行动始终是可能的。”法共领导，根据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中央全会关于同社会党和其他政党合作问题的决议，宣称：“至于我们，我们准备在不管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见《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三期，九十五页）
由此可见，在“团结一致”的口号下进行投机的修正主义者牺牲了原则，抹掉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的区别，践踏和牺牲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这是一种虚假的团结一致，是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阴谋机构的团结一致，使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影响，取消革命精神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这是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背叛。
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要实现建立在工人运动的坚实基础上的真正的团结一致，就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右翼头目、而且也要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反对他们使工人运动完全从属于社会民主党及其右翼叛徒头目的有毒的和反革命的影响的危险图谋。
取消共产党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目标
种种事实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工人运动的“统一”问题上的大肆叫嚣，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是偷天换日的欺骗伎俩。他们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共产党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式的政党，“不惜任何代价”和“在不管什么样的基础上”同社会民主党联合，并且最终取消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彻底同流合污。
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不会不看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些意图和目的，于是他们就据此制定了对待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态度和策略。像美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对修正主义者奉行两手策略：
一方面，他们吹捧修正主义者的修正主义方针，作为同盟军保证支持和鼓励修正主义者在背叛的道路上走下去，鼓动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切始终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为了迎合修正主义者和诱骗群众，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头目，特别是在最近，开始说同修正主义者一样的话，声称拥护和平、和平共处和裁军，他们甚至改变了对苏联和对他们自己国内的共产党人的态度，等等。当然，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立场有了真正的改变，而是由于上述原因，改变了他们对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恰恰是这种“改变”，修正主义者竭尽欺骗的能事把它说成是社会民主党“向左开门”，来为他们自己向右转辩解，为他们自己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和合作的路线辩解。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对修正主义者在接近和联合方面的奴颜婢膝的要求和恳求，则采取“严厉”和“傲慢”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压力，并要求他们做越来越大的新的让步。社会民主党要求些什么呢？
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要求修正主义者不仅在本质上、而且还要在形式上最终地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
在政治方面，他们重新坚决要求“民主保证”、允许多党存在——当然是资产阶级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这些党之间分配权力、修改选举制度，从而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列入候选人名单中去等。总之，他们要求社会主义制度“自由化”并改变成为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经济方面，他们坚决要求放弃农村的合作制度、经济组织和领导的“旧形式”，以便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接近和“广泛和多方面的合作”的道路上前进等。
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们要求为了“维护和平”向帝国主义做出更大的新的让步，放弃对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甚至以牺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恢复欧洲和平的前提。
这样一些要求是由斯巴克、居伊·摩勒之流和其他社会党头目提出来的。这类要求比起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通过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肯尼迪、约翰逊等向修正主义者提出的要求来，简直是一模一样。
社会民主党的头目确信，修正主义者将在作出新的让步的道路上走下去，这是修正主义者奉行叛变路线的必然结果。种种事实日益清楚地证明，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事实上，修正主义者在使他们所领导的共产党深深地走上了社会民主党的堕落蜕化道路以后，现在正企图再迈出一步，那就是同社会民主党彻底同流合污。
带头作这种尝试的就是修正主义的“三驾马车”，即，尼·赫鲁晓夫集团、铁托集团和以帕·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修正主义领导。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的例子最清楚地说明是怎样在叛变道路上走下去的。帕·陶里亚蒂以及其他修正主义领导人把彻头彻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路线强加给意大利共产党，这条路线明目张胆地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学说和原理；用所谓“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用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超阶级的”国家以及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实行“结构改革”的借口来代替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如此，帕·陶里亚蒂以及意共其他修正主义领导人在这条反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长期以来借口根据他们党面临的各项重大政治问题，借口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根据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等等，大肆鼓吹他们党必须改变“性质、作用和组织结构”。
朝着什么方向来进行这些改变？其目的何在？发表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团结报》上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组织会议的文件”对此作了清楚的说明。这个文件指出：
“主要是必需寻求和建立一种使拥护一项政策和社会主义前途的一切力量之间有新的接触和联系的体系”，以求“从组织上消除存在于工人阶级各个组织之间的分隔，奠定一个单一组织的基础”。这个文件还指出：“根据反对国内垄断资本的发展和争取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演变”道路的斗争，也应该研究同天主教政治民主运动的关系和谈判问题，因为它是另一支巨大的力量，要在意大利建设一个新社会，它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这些论点是帕·陶里亚蒂早就表达的机会主义观点的继续和进一步具体化。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陶里亚蒂就说：“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共产党不仅没有参加政权，而且有时不是一支巨大的力量的那些国家里，也有一种向往社会主义的趋势，一个走向实行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改革和改造的或多或少明显的方向。……今天出现的这种情况，在不久以前才摆脱了殖民主义的世界各地区特别具有意义。但是，在非常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能发生如下的情况：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同时，这些国家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一些非共产主义的政党，也可能表达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甚至在有强大的共产党存在的国家里，也可能存在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的其他一些政党。甚至一些自己认为不是社会主义的团体和运动，也可能有朝着总的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争取实现根本的经济变革的趋势。”
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关于党的组织会议的文件中的新东西是：从所谓的理论出发，人们现在力图把它付诸实施，来创建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单一组织”，换句话说，就是要取消作为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先锋队的共产党。
过去我们也指出过，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些观点毫不新奇，同铁托叛徒集团在南共联盟纲领中载明的观点一模一样，这些观点已经作为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受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谴责。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恰恰指出：“那种认为各国共产党在任何意义上都垄断向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只由共产党来表达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际上是极其有害的”。这个纲领还指出：“……南共认为，宣称共产党绝对垄断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的、永恒的原则，就是一种教条。”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同铁托集团领导机构不仅在这些问题上观点一致，而且他们的整个路线也都是一致的。这种修正主义的一致，明显地表现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的铁托一陶里亚蒂联合公报中，也表现在陶里亚蒂在访问南斯拉夫后为《再生》周刊写的社论中。
在陶里亚蒂访问南斯拉夫时，他和铁托毫不讳言，他们讨论了如何配合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特别是在欧洲推行“新的积极方针”并使之获胜，以及消除障碍而使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一方针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问题。在会谈过程中，再一次显示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西欧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自封的“特殊角色”。（他们提出过“多中心主义”的理论，不言而喻，在这方面，以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无疑是起吸引作用的主要领导中心之一。）
为了达到使“新方针”获胜、也就是使各国共产党蜕化变质的目的，以尼·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必须把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这两个西欧最大的党搞垮和完全扼杀，使之走上堕落蜕化的道路。陶里亚蒂为把意共引上这条道路，是不遗余力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由尼·赫鲁晓夫集团、铁托集团及意大利修正主义领导机构组成的“特洛伊木马三驾马车”，对法国共产党从多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法国共产党彻底放弃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在这方面，以居伊·摩勒为首的右翼社会党头目以及法共内部的如雷蒙·居约之流的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分子，也同时不断对法共施加压力。
法国共产党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党，过去，在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的斗争中曾经作出过贡献，曾经批判过右翼社会党人列昂·布鲁姆、居伊·摩勒及铁托叛徒集团。现在大家注意到，由于听从“指挥棒”、由于受到修正主义分子的压力，这种批判被遏制了。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要把法共拖到屈从于人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蜕化变质的不光彩道路上去，拖到法共过去曾经反对的道路上去。
我们不妨看看法共领导机构最近的一个文件、即将于五月间举行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其中提到，为了同社会党团结合作，法共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准备进一步做出努力，来消除合作道路上的“障碍”，并且说：“它已经放弃了认为一个唯一的党的存在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一主张，斯大林所捍卫的这一主张，是根据发生十月革命的特殊情况所作的过分的概括。以后的经验证明，代表城乡劳动阶层的各党派的共同目标，正在引向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日益深入的统一。”
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对社会民主党作出的一个新的重大的原则性让步。由于采取了这一极为严重的步骤，法国修正主义者已经使法共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他们在一步一步走向使党消亡和同居伊·摩勒的社会党彻底同流合污的道路。这就再一次清楚地证明，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把共产党引向哪里去。资产阶级的大报《世界报》对这番话表示欢迎，这并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写道：“（法国）共产党坚决摈弃了关于‘单一党’的理论。”不管他们如何竭力为这种作法辩解，不管他们如何对斯大林进行诬蔑，法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要想掩饰自己的叛徒面目、要想掩盖他们为使法国共产党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而推行的阴谋，是绝对办不到的。
约·斯大林，像所有坚定不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从来没有否认过为了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同其他政党合作的可能性。他从来没有把决定在苏联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政党的特殊的历史情况绝对化。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恰恰是在斯大林时代，在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中，还是在取得政权以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共产党第一次成功地同其他政党进行合作。但是，很明显，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文件中，在法国共产党的文件中，问题不是共产党能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同其他政党合作。而是这些文件以这种合作为名，抹煞了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之间的区别，在事实上否认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要性。
而约·斯大林正是正确地保卫了共产党起领导作用的思想，这不仅是斯大林的思想，而且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个基本教导，其根源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宣言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普遍规律。
以前，法共领导机构曾经激烈地批评意共领导机构，恰恰是由于意共领导机构把共产党同其他所谓“工人”政党相提并论，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许多政党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必要性。在当时同帕·陶里亚蒂及其同伙的这种观点进行论战时，法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手册》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上刊载的现任法共政治局委员罗·加罗迪所写的一篇题为：《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文章指出，否认共产党同其他那些被别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了的、因此不能完全代表工人阶级现在和将来的真正利益的所谓“工人”政党之间的区别，事实上意味着把共产党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相提并论，意味着否认“只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明确地规定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规定了使工人阶级得以完成其使命的策略和战略”，和意味着“接受走向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并把后者同革命的道路等同起来”。《共产主义手册》当时还强调指出，这意味着滑到了爱·卡德尔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的立场上去，这些南斯拉夫领导人宣称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的形式之一，从而抹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区别，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鼓吹和解、阶级合作、和平的一体化，总之是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抛弃关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的学说，把共产党同其他什么“工人”和“社会主义”政党相提并论，就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那就是切断同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切联系，意味着放弃共产党的原则和纲领，并且意味着同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基础上一鼻孔出气、同流合污。而这正是修正主义者所干的事。
从前，法共不同意以帕·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共领导机构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背叛路线。但是现在，法共同意共修正主义领导人还有什么分歧吗？如果有，那么为什么它保持缄默呢？为什么法共贸然胆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而对意大利修正主义者保持缄默呢？如果没有分歧，那么它为什么不表示自己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承认以前错了呢？或许是在“指挥棒”的命令下才这样的吧？
对修正主义者的背信弃义的路线和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采取这样的立场不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也是危险的。这种立场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意大利共产党——它应该得到帮助，以便认识到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把它引向什么地方去了——而且也损害了法国共产党本身，损害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威胁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灾祸感到严重的不安。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在一个叛徒集团力图把像苏共、意共或法共等共产党投进深渊的时候一声不响，而是应该大喝一声，来帮助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些党的党员认清危险，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懂得他们目前的修正主义领导在往哪里走。
以前，在图尔和里窝那的代表大会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曾经作为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创立起来，离弃了当时背叛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利益的社会党，割断了同叛变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一切联系，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条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现在，我们看到朝着相反的方向的一个过程。图尔和里窝那代表大会划下的界线被抹煞。现代修正主义者日益明显地企图同他们过去与之脱离关系的人、同叛变了的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同流合污，一再向他们作出让步，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
因此，受到修正主义危险的威胁的意大利和法国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共产党人，必须投入反对这些叛徒的战斗。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以尼·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的三驾马车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动的进攻，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背信弃义的行径极其相似。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必须继承过去的革命传统，来保卫党、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革命。
在召开第十七大之前的法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处在十字路口上：难道它就这样盲目地服从指挥棒，让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牵着鼻子从此引上叛变的道路吗？抑或粉碎指挥棒，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勇的和革命的道路上来呢？
法共的好几个领导人卑鄙地辱骂和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我们没有忘记这些。今天或是明天，这样的时刻将要到来，那时，整个事物都将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还它个本来面目。我们相信，干了上述那些事的人明天会羞得脸红。我们没有对不起法共的地方，相反，法共对不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然而，我们真诚地呼吁法共，为了法国人民、法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它的位置是在这条道路上。凡是改正错误的人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共产党人及世界上所有进步群众的支持，而叛徒们则受到人人的痛恨、受到蔑视和毫不留情的鞭打，就像现代修正主义者集团赫鲁晓夫、铁托、陶里亚蒂和他们的忠实的合谋者所经受的那样。
堵塞修正主义者进行背信弃义活动的道路，保卫各国共产党
以叛徒尼·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通过其政治方针及其全部实际活动，已经在许多共产党内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局势。他们破坏了各党内部和整个运动的团结，他们正在以急速的步伐走向使各国共产党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力图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引上机会主义和叛变的道路。这使我们想起了过去那个时期，那时第二国际的各国党，由于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叛变，离开了革命的道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终于滑进了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泥坑，堕落蜕化成为“工人阶级的贵族政党”。
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叛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中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当这些党公开滚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去的时候，遭到了而且也不可能不遭到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坚决抗击。在许多年中，尽管这些革命的共产党人处于少数的地位，但是，他们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根本利益，为揭露第二国际的叛变了的领导人、揭露这个国际的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建立工人阶级的新的革命政党，进行了有原则的艰巨斗争。弗·伊·列宁当时写道，“如果不同机会主义坚决断绝关系，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必然要破产，就不可能完成当前的社会主义使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各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的团结。”约·斯大林在谈到列宁的这一斗争时写道，“每个布尔什维克，只要他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都知道，远在战前，大约在一九○三——一九○四年，当时俄国组成了布尔什维克小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首次出现了左派，列宁所执行的路线是同在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在第二国际内，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分手和破裂。”（斯大林全集阿文版第十三卷八十三页）
列宁及其他革命的共产党人为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彻底击溃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叛变而进行的坚决的原则性斗争，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新的和伟大的胜利，相继带来了俄国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许多新型的、革命的政党的建立、第二国际破产之后第三共产国际随之诞生这些战果。
今天也是如此。彻底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和革命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变，已经遭到也不能不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坚决抵抗和原则性的斗争。这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关系到革命运动和世界解放的命运的斗争。这是一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秩序，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保卫革命的共产党，反对蜕化成为社会民主党、保卫各国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反对分裂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斗争。
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的那样，唯一的办法是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回击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对修正主义叛徒展开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如果遵循一种中间的、动摇不定的路线，如果只想维护一种虚假的纯属形式的团结，就无法对付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修正主义的打击和压力。唉声叹气挽救不了一个党，也决不能借口维护某人的“威信”而牺牲党，因为此时有人无耻地在利用这种“威信”来埋葬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尼·赫鲁晓夫集团把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推上了绝路。它唆使他们否定苏共以及他们自己党的革命的历史，它对斯大林的造谣诽谤使得有着杰出经历的老一辈革命领导人处境为难。他们当中好些人受了赫鲁晓夫的和平与共处路线的欺骗，现在已经一清二楚，这条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同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敌人帝国主义者靠拢和联合的路线。他们当中有些人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们看出尼·赫鲁晓夫集团的路线，是千错万错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缺乏悬崖勒马的马克思主义的气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以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有的态度行事。他们力图把党维系在对党致命的修正主义道路上。他们或多或少地设法为这条路线作没有说服力的辩解，尽管他们对这条路线有怀疑、并不完全同意、甚至有时在小范围之内窃窃私议同尼·赫鲁晓夫的分歧。但是他们原地踏步、裹足不前，他们没有勇气在自己的党内提出这些问题，没有勇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探讨这些问题。他们同意在自己的党内讨论尼·赫鲁晓夫送交他们的文件，但是他们不敢在党内也讨论另外一些党的文件和材料。他们是有剧烈的思想斗争的。但是尼·赫鲁晓夫集团也在做工作，它在许多党的领导机构里扶植了自己的人，这些人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迫使这些党听从指挥棒。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紧紧跟在尼·赫鲁晓夫屁股后面，他们的政治立场使自己陷入绝境。同威胁世界和平的西德军国主义和波恩—巴黎帝国主义轴心作斗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以此为借口而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那就完全是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正如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同“个人专权”及其后果进行斗争，这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盲目追随尼·赫鲁晓夫的亲美政策而不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加深的矛盾，那是绝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理解为什么采取这种立场。肯定是“乐队指挥”下的命令。但是如果明天这个指挥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冒险主义的目的而表示赞成“个人专权”，那么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或者这个指挥准备另一班乐师来为新的冒险开辟道路，那又怎么办呢？
修正主义阵营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们的船有了裂缝，漏水，搁浅了。尼·赫鲁晓夫集团在千方百计避免正在威胁着他们的最坏的处境。为了免遭进一步的揭露，这个集团叫嚷停止论战，而这场论战是由他们自己开始的，当时他们认为论战是完全正确、必要和列宁主义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来说，停止论战就意味着附和叛徒，使他们得以腐蚀和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尼·赫鲁晓夫为了骗人而发誓要团结。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和坚定的共产党人是不会受那些冒险家、骗子和分裂主义者所欺骗的。革命的共产党人忠实地遵循伟大列宁的教导。列宁说：“团结是一个大问题和一个伟大口号。但是，为了工人的事业，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歪曲者的团结。”（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卷第二百一十一页）已经显而易见，尼·赫鲁晓夫及其集团在当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歪曲者的代表。另一方面，尼·赫鲁晓夫集团通过种种方式在继续进行分裂和敌对活动，如举行区域性会议或者双边会谈，发出新的命令和规定新的任务，企图陷害其他党及其领导人，把他们更深地推上修正主义和背叛的道路。现在是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一番，不要听从“指挥棒”，起来反击这些叛徒，以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保卫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事业的时候了。
所有的共产党人的职责所在，是竭尽全力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作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反帝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和同盟军，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洛伊木马”。今天，伟大列宁的话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有现实意义：如果不是始终如一地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成功地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如果不揭露和粉碎修正主义，就不可能保卫和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坚信，今天一如既往，反对以尼·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必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革命运动取得新的胜利。修正主义者不可能使革命的历史进程倒退。我们已经看到，不论是在各个国家里，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者已经日益声名狼籍、受到揭露，节节失败，而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革命的共产党人的队伍日益壮大和加强，他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日益声势浩大。修正主义的彻底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