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让千万个周明山更好地成长起来
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 李雪峰
《敢教日月换新天》（见今年第八、九期《中国青年》）一文介绍的山西绛县南柳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明山同志，是一个今年才二十八岁的农村青年党员，又是个劳动模范。他家里三代当雇工，自己依靠集体的帮助读完了高小，就在本村参加了农业劳动。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斗争中，他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成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分子，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去年十一月，在中共晋南地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周明山同志。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还有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徐鸿昌、王德合等。我们听了周明山同志关于南柳大队如何由穷变富的详细汇报。他讲了南柳的历史和变化过程，讲了变化过程中每个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和他不断摸索、找寻和解决主要矛盾的办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讲得生动具体，有情况，有分析，有典型人物，有群众的活动，而且老老实实，怎样做的就怎样讲。一直讲了一整天，大家听得很有兴趣，一点不感到疲倦。到会的同志对于他的成绩，一致表示称赞。可是，他却对在座的劳动模范一口称一个老师，衷心地请他们指教，向他们学习。讲到南柳大队的成绩时，周明山同志把它归功于：第一是党和政府的领导；第二是国家和工人的支援；第三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第四是各位老师的帮助；第五是全体社员的努力。至于他自己，他一再表示：“工作没有搞成样子，今后还要多向各位老师学习。”当他提出明年要到李顺达那里学习参观时，李顺达同志也谦虚地说：“现在我变成徒弟了！”
周明山究竟有些什么特殊的东西呢？说来也很平凡。他只不过具备了毛泽东思想教导下的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青年应有的革命思想和品德，而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青年都应该具备，并且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周明山在七泉农业社当副主任兼生产股长。七泉社是南柳等九个村子组成的联村社，实行联社统一分配，是试验性质的。试办了一年多，南柳村生产时要从别村牵牲口，分配时又要从别村拉粮食。在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外村有人提出要分社，南柳村却有人不愿分。主张分社的人说南柳村是“死狗缠住肉架子，摔倒不丢木碗子”。南柳村不愿分的人则说，要分社的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承情也承共产党的情，不承你们的情”。别村的人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周明山站起来讲话了。他说：“这两年，南柳确实沾了大家的光，要承大家的情。大家要分社，我们也同意。我们有信心自力更生，好好劳动，由穷变富。分了以后，还要请你们帮助，当然不是再拉你们的牲口，要你们的粮食，是要请你们在工作上，生产上多指导，帮我们一步。”周明山的话，有分寸，有见地，这才说得大家心平气和，口服心服，说“这还像个话。”因而分了社却没有伤感情，并且使以后这些村组成公社时，保持了团结的气氛。而且，南柳村在生产发展以后，主动地用财力物力和技术、经验支援了别的村子。周明山处理分社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能够正确了解和体现党的方针和政策，既注意团结互助，又坚持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而妥善地处理了集体经济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家有三件事，先抓主要的。”这是周明山的一条重要经验。一九五七年秋，周明山当选支部书记时才二十一岁。当时这个大队领导核心不团结，生产不好，群众生活困难，他上任的第二天，就有十五户社员找他解决吃粮问题。真是千头万绪，从何入手？
周明山开始就抓领导核心不团结的问题。前任支书（当时是大队长）王长修和副支书郭金太互相闹意见，他以为生产既是党组织领导的，这当是全村的主要矛盾，应当先从这一环突破。因而他分别和他们作了几次个别谈话，勉强“说通”了，但一到支部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谁也不肯认错，仍然绷得紧紧的，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领导核心不团结呢？他思索，莫非主要矛盾没有找对？那末村里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呢？他又进一步动脑子分析问题，并且虚心访问了年老的贫下中农。老贫农李占奎对他说，你问啥为主？以我看，靠自己搞好生产为主。生产搞不好，群众没劲头，干部憋着气互相埋怨，就难以团结；只要把生产搞起来，就好了。这样，他才终于抓住了搞好生产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主要关键。此时，南柳群众在分社后，也都想争一口气，决心搞好生产，同别村站得一般高。但是，怎样搞生产，群众中却意见纷纭。有人主张治坡整地，有人说要养羊，有人要种瓜，还有人提出要做买卖。周明山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反复讨论，认定地是刮金板，治坡地是第一。于是，在农历正月初三，天下着雪，地冻着冰，周明山亲自率领党团员带头，出动整地。由于进行了土地加工，实行了水土保持，使当年粮食亩产提高了七十六斤，总产由二十万四千斤增加到三十三万斤，仅仅一年就做到了不吃国家供应粮，被公社评为先进单位。这就旗开得胜，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因而大大地鼓舞了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明山在领导南柳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总是当走第一步的时候，就想着如何为第二步做准备。那末，整修了土地以后，生产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他又反复思索，访问群众，然后紧接着就抓了畜力不足的这个问题。南柳村共有二千八百多亩耕地，却只有五十多头老牛，而且瘦弱不堪。多数队在牲口饲养管理方面，没有制度，没有专职的饲养员，有些队长也不大管养牲口的事，只依赖向国家贷款买牲口。但是四队有个饲养员王岐山，喂养的牲口却膘好、病少，繁殖快。王岐山原是个老雇工，今年六十七岁了，一辈子没有结婚，脾气很倔，从来不跟人说笑话，本村唱大戏，他也不去听；可就是爱牲口，日夜住在饲养房里精心照管，而且自己拿钱给牲口买盐，贴麸子，割青草喂牲口也从来不要队里记工分。他常说，在旧社会当长工，人家看不起，半辈子没人叫一声大号，现在翻了身，开会请咱去，大家称模范，队里的牲口是半份家业，交给我管，就要管好。于是，周明山找到这末一把钥匙，就下决心住到饲养房去，虚心学习和总结王岐山养牲口的经验。他去了，首先热情地问王岐山有什么好经验，王岐山绷着脸子说：“这是扎花哩，描画呢？有什么经验说？只要操心就行嘛。”两句话就打发了。周明山碰了个硬钉子，并不难为情，等到牲口使役回来，又急忙拉到槽上，添上草，可是又挨了王岐山的批评。王岐山很不高兴他插手，只怕把牲口喂坏了，说你不看牲口刚做完活，累了不爱吃？要让它休息透才能喂。周明山笑嘻嘻帮着铡草，小心地照样子去铡，又吃一顿骂：“你不看是什么草，哪能都是那末长？”加草的时候要把里边掺的杂质拣净，这点周明山是知道的，可是就不知道每一次加草要加少一点。王岐山又告诉他说：“你不看一次加多了，牲口见草很多，就不急着吃，你拱来他拱去，沾上了气味，哪头牲口也不爱吃了？”对于王岐山诸如此类的批评，周明山都是以晚辈谦恭的态度，虚心听取，一一改正。周明山就这样在饲养房里住了半个月，总结了王岐山饲养牲口的经验，然后用表扬王岐山的办法，在全大队推广了这些经验，建立了制度，促进了牲畜的繁殖和发展。几年内，牲口由五十七头发展到一百九十三头，还不包括支援外村的六十四头。模范饲养员王岐山也入了党。因为长期操劳，他的胳膊有了毛病，不能再喂牲口了；去年当他六十六岁时，大队评他为办社功臣，让他退休，退休后工分照记，并且全部发给细粮。但是王岐山现在并没有休息下来，他还经常关心集体的事情，跑来跑去指导饲养员的工作。
周明山学习饲养经验的这一过程，为农村知识青年学习生产技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提供了有效的门径。周明山那种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向老农求教，不怕碰钉子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绝不是办不到的。
对于解决党内、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周明山既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又采取了耐心、细致的方法。特别是对于比他年纪大、资格老的干部，包括那些看不起他，甚至有时故意跟他为难的人，他都是首先看他的长处，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也恰当地估计他们的缺点，热情、诚恳地帮助他们。这些老同志，因此对他更加信任和拥护了。这样，经过了若干努力，就保持了党内和干部之间的原则性的团结。
一九五七年秋，周明山当选支部书记时，全大队有二十三个干部，十八个党员。周明山知道，要领导好这个班子，需要一个坚强的核心。五个支部委员，除了他自己以外，都是土改时入党的。本来条件算很好，可是偏偏王长修和郭金太两个主要领导干部不团结。对于这两个人，周明山作了大量的说服、劝解、疏通的工作。他一方面以晚辈自居，诚心诚意尊重他们；同时也没有忘记支部书记的责任，耐心教育和帮助他们。比如对郭金太，周明山采取的办法是：第一是尊重他；第二是关心他，有病替他请医生，替他买药；第三是教育他，批评他偏重个人利益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第四是有了进步就表扬，特别是让王长修注意向公社汇报郭金太的好的表现。这使郭金太很受感动，因而逐步转变了。
生产发展了，工作进步了，上级表扬、群众满意，干部的关系也就逐渐改善，王长修和郭金太又重新团结起来。后来王长修患病，郭金太还专门买了点心来看他。郭金太变得积极负责，埋头苦干，被评为模范干部。王长修一九六一年因病逝世，全大队为他开追悼会。还追认他为办社功臣。
在六年中，南柳村曾遭到两次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周明山和党支部领导全村群众，用坚忍不拔的气概，顶住了困难，战胜了灾害，创造了大灾之年大丰收的奇迹，也更加锻炼了周明山和全村的干部、群众，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一九六○年，二百五十七天不下雨，经过周明山带领群众抗旱，秋后亩产比上年还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五。第二次大灾是一九六三年六月，正在开镰割麦的时候，一场风、雹，全部麦子被按倒，埋在冰雹里；一尺多高的棉苗，被打得光秃秃的。看到这种景象，全村人哭成一片，连干部也跟着哭。周明山虽然也两眼含着泪，可是他想，哭有什么用呢，要学硬汉子，挺起腰来，战胜灾害。他先开支部会，后开群众会。并且通过一些积极分子，向大家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抗美援朝上甘岭战斗的故事，讲《红岩》中江姐与许云峰的故事，鼓舞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在支部会上，党员们提出保证每人增收百斤粮、十元钱，带动群众生产救灾。群众动员起来了，上自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岁的小孩一起下地，全村二百八十九个劳动力，投入救灾的却有四百一十三人。麦子倒了用刀割，麦穗断了拾起来，麦粒脱了用条帚一把一把地扫。对于打毁的棉花，“像儿女一样看待”，实行单株管理，用茶壶浇水、喂肥，用手捉虫。缺苗的就移栽补苗。这样大战了十六天，终于变大灾为丰产，四百亩棉花，亩产皮棉一百斤；一千二百亩麦子，亩产二百斤，其中仅由人们用手拾的麦子就有九万九千斤，每亩合八十多斤；全年粮食总产五十三万多斤，亩产三百二十斤，是历史上最高的纪录。
艰苦奋斗六年，南柳村完全变了样。周明山这个高小毕业的青年人，也就在和群众一起斗争中，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逐步成长起来。正像支部委员、老贫农梁振海鼓励周明山说的话一样：“今日碰钉子，明日碰钉子，钉子碰了三百三，肉头碰成了铁蛋蛋。”从周明山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出，他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信心，一个是虚心。信心，就是他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意志。他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党的总路线，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此，他能够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前进。有人对改变南柳贫穷落后的面貌没信心，说什么“要想穷变富，除非太阳从西出”。周明山的回答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都变了，南柳也一定能够变。穷要有志，靠自己双手劳动，一定可以由穷变富。”正是这种革命的信心，鼓舞着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老狼窝”的山坡地治好了，七倒八跌的牲口养肥了，二百五十七天的恶旱战胜了，落后、贫穷、缺粮、贷款四顶帽子彻底摘掉了。周明山的虚心，不是表面的谦虚，而是出自内心的真诚，这是一种高度政治觉悟的表现。他自己常说：“支部书记是农村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大家都瞅着你，向你看齐，所以你必须向一切人学习，把一切人的优点都学过来。”周明山真正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随时随地学习一切人的优点。当了支部书记，工作中连续取得显著成绩，经常受到表扬，他并没有把这些当作骄傲自满的资本，却变成了他鞭策自己更加虚心的动力。凡是生产队的事情，他都要和群众商量，生产问老农，工作问支委和队干部，特别是对入党早的老一辈人，请教得更勤。为了搞好生产，周明山专门聘请九个老农成立了顾问团。为了使工作受到群众监督，他们每年秋后发动群众，专门给干部提意见。周明山常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对外地的先进经验，他一向注意学习。晋南地区许多知名的劳动模范，他都亲自去访问。拜师学艺；也经常请一些劳动模范到他村里去指导。在小麦生产、管理上，学习曲沃杨谈大队王德合和翼城庄里大队徐鸿昌等的经验；在植棉方面，学习吴春安、吴吉昌、常修文等晋南叫作“植棉八仙”的经验；在饲养牲畜方面，学习万荣、稷山的经验；在艰苦奋斗、改造土地方面，学习陈永贵、李顺达的经验。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虚心向一切人学习的精神，所以他能够汲取一切人的先进经验和优点，使自己不断发展和进步。
归根到底，指导周明山的思想和行动的，是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指示。周明山在日常工作中随时注意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并且把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指示，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本村的实际斗争中去，变成了指引群众行动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已经出现了、今后还会更多地出现千千万万个像周明山这样新型的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发现、帮助和培养他们，使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以便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
第5版()
专栏：
延安作风在小兴安岭
——记带岭林业实验局党委书记张子良
新华社记者 李继承
张子良把延安作风带到东北小兴安岭林区，十七个年头了。
小兴安岭林区有的老职工还记得，当年他是背着延安带来的一条被子，披着旧军用大衣来到林区的，他大部分时间和林业工人一起住在工棚里，一起吃高粱米饭，一起研究生产中的问题。不知道底细的人，很难在工人中认出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就是东北森林工业总局的副局长。现在，张子良已经六十岁了，但还是和过去一样，在林场风尘仆仆地跑来跑去。身上披的还是一件旧大衣，床上还是延安带来的那床被子。他那种埋头苦干、艰苦朴素的作风，那种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的风格，多少年来一直在小兴安岭林区放射着光芒，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张子良过去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的时候，是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模范。东北解放后，党派他到小兴安岭林区工作，担任东北森林工业总局的副局长兼伊春森林工业管理局的局长。多年来，他一直是全国和东北的先进工作者。一九五四年调到林业部担任部长助理后，也经常深入林区，和工人生活在一起。一九五八年春，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他几次要求到基层工作，最后被批准回到小兴安岭林区，担任带岭林业实验局的党委书记。当时他到带岭时，下火车的第二天就同林业局的干部一起进山，深入林场参加劳动。近几年，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每年还是坚持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基层，一边参加劳动一边领导生产。
带岭的人都知道张子良有个脾气：他经常天蒙蒙亮就起来，拿着一把锹、一个筐，像拣粪的老人一样到处蹓跶。路上发现一节铁丝、一个道钉、一块小木板，都要拣起来放在筐里。有一次，苗圃工人王琍和她的小组的工人往山上移树苗，装车时丢了一棵小苗，他看到后马上拣起来送到苗圃里。有的工人说：
“这么大的苗圃，一年要出几千万株树苗，哪有不丢几棵的。”张子良说，“现在丢一棵小苗，将来就少一棵大树。”有一次在山上伐木场里，他看到一棵幼树被风吹倒，便立即扶起来培上土。工人们都说他对待幼树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亲。
在每年造林的紧张日子里，张子良总是在山上和工人一道栽树。去年春季，他一连十几天不下山，白天和工人一起栽树，夜晚和工人研究提高造林质量的办法，累了就和工人住在一起。造林季节过后就是小兴安岭的雨季，有时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突然乌云四起，下起倾盆大雨。他常常顶着雨和工人上山检查造林质量。有时一天要在山上走几十里路，累了就坐在山坡上歇歇，渴了就捧口泉水喝。带岭所有的造林地，都有过他的足迹。
带岭有的人对张子良这么大年纪，还对摆弄几棵小树这样有兴趣，有点奇怪。张子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谈到了他的抱负。他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不把森林培植起来，下一代就会没有树砍。旧社会给我们这辈子留下的荒山，我们不能再给下一代留下。今天在荒山秃岭上辛勤植树，正是为了祖国更美好的明天。”
他感到最大的愉快，是同群众生活在一起。他和工人在一起编组劳动，和工人在一起吃饭。工人十分亲热地叫他是“我们的老书记”。
张子良在工作中遇到重大问题，总是先和工人反复商量。为了把山上的小径木运出来，去年他曾经七下林场访问工人，结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使这个林业局多生产了二千多立方米的小径木。
张子良有一儿一女。过去两个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每月除了伙食费和其他最必要的费用外，从来不让孩子乱花钱。有次儿子想买双皮鞋，他把自己的旧皮鞋修理一下，送给了儿子。他认为，如何把儿女教育成对革命最有用的人，这才是对儿女最大的爱。现在他的儿子是一个工人，女儿是小学教师。他还常常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我干革命，什么财产也没有给你们继承的，你们只有一心一意把革命工作干好。”张子良同工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谈起延安时代艰苦奋斗的故事。有一次他讲起一九三六年他在中央党校工作时，四百多名师生，过年时一共只领到三袋面粉，还要吃两天。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那些老革命者还是那样乐观、愉快。他说：“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今天放松了艰苦奋斗，就不会有未来更大的幸福。”
张子良的这种优良作风，在小兴安岭林区职工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青年人把张子良作为榜样来鞭策自己。拖拉机手宫本贤过去在运木材时不大重视节约小径木，看到张子良碰到胳膊粗的小径木都拣起来，使他很感动。现在，他集运木材的伐木场，小径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连别人丢下的小径木也拣到自己的车上。伐木工人刘汉田在山上伐木时，经常和小组工人讲张子良节约木材的故事，他自己伐木时，尽量使大树的伐根降低，国家规定十厘米高，他已经做到最多不超过五厘米。并且把树梢都充分利用起来，刮成小商品材，每个月都要为国家多生产出七八立方米的木材。林区的干部更把张子良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许多干部经常和工人一起劳动，并且处处注意勤俭节约。在工人和干部们的努力下，带岭地区的工作也搞得很出色。这几年，这里在全国森林工业区中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生产成本最低的单位，并且营造了近十万亩幼林，还总结出林业生产中许多重要的经验。
第5版()
专栏：
河北遵化县建明公社党委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扬民主，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是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赵涌兴（右二）在地头休息时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生产。 刘绍庭摄
第5版()
专栏：
他为什么紧皱眉头
有几天，长沙三一一工厂的拉料工李泽民拖了一板车料回来，便坐在一旁，什么话也不说，紧皱着眉头。车间党支部副书记许定发觉察了这个变化，感到奇怪。老李平日拉料回来，不是帮助组里洗胶，就是帮助大伙干一些辅助活，现在，他为什么坐在一旁发愁呢？
第二天上班，许定发就和李泽民一起去拉料。利用拉料的时间，两人边走边谈，慢慢谈到了工作上。许定发问：“老李，最近工作有什么困难吗？”
“我不想干这个活了。”
“为什么？”
“尽受他们的气。”
事情是这样的：李泽民到一车间配料组拉料时，过去都是把空桶空盒往地下一扔，现在配料组为了提高质量，整顿生产秩序，要他一个个摆得整整齐齐。李泽民认为“麻烦”，没有按照这个要求做，配料组就批评他，他不服，双方顶起嘴来，一个小伙子冲了他几句。他受不了，心想：“我干了十多年，还受你们的气，故意找我的别扭，好吧，我另外换个工作。”
休息的时候，许定发又到配料组去了解，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天收工后，许定发和李泽民闲谈，问：“老李，你天天拉料，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搞好生产，建设社会主义。”
“配料组整顿生产秩序，又是为了什么？”
“当然，也是为了搞好生产，建设社会主义。”
“对呀。”许定发说，他们整顿生产秩序，走在车间前面，我们应该支持人家，向人家学习。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有缺点就要互相批评，并不是谁受谁的气，也不是故意找你的别扭呀！一席话，说得李泽民心明眼亮。没有几天，许定发看到，李泽民拉料回来，又是有说有笑，忙着帮助组里同志洗胶、干辅助活了。 （昌沙）
第5版()
专栏：
依靠群众 智慧无穷
太原塑料厂聚氯乙烯车间炼塑三组陈良玉，去年担任组长后，感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必须多吃苦，管好组内各种工作。于是，生产他要负责，学习他也要领导，文娱体育卫生工作他还要揽。一天到晚，顾了这头，丢了那头，出了大气力，工作还是个一般化。后来，他看见第一组人人有事干，件件工作有着落，发挥了每个人的作用，大家劲头很大，因此成为全车间的先进小组。此后，他就和工会组长、团小组长商量，除进一步明确了质量员、安全员、工具员、核算员、生活福利员的职责外，并选出了学习组长，文娱体育卫生等工作也确定了专人负责。这样，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力量，生产任务完成得好，组内的政治空气也很活跃，今年第一季度他们小组被评为全车间第一名。
共产党员要带头干，但是，共产党员更应该懂得，革命是千百万人的事情，只有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有无穷的智慧。陈良玉小组由“一般”到“先进”，不正是发挥了大家智慧的结果吗？
（洪彦 天仁）
第5版()
专栏：
以理服人 理顺心通
最近在陕西农村，碰到社员在防治虫害中发生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生产队的麦苗生了虫，队长发动社员治虫，可一些老年人有顾虑，不愿治。年轻的队长就急了，没头没脑地给大家一顿批评，并且亲自带领一班年轻人下田。治了两天，人少力单，成绩并不大。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开完治虫会议回队后，立即组织社员开了个地头会，详细地讲解治虫保证增产的重要意义，又把农业技术站发的治虫图表展出来向社员介绍，然后引着社员深入地里察看虫情。社员们听了，看了，懂得了道理，也知道了虫的危害，信服了。男女老少就一齐出动。一天时间，就把全队所有发生虫害的麦苗全部撒上了药粉，扑灭了虫害。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队长和支部书记的目的都是为了灭虫保增产，可方法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大不一样。支部书记以理服人，理顺心通，社员治虫行动快；年轻队长以命令服人，工作简单急躁，社员思想没闹通，治虫工作就推不开，行动慢。这一快一慢的差距，就出在是以理服人还是以命令服人上头。
（廖世勤）
第5版()
专栏：
甘大娘无儿无女
十姐妹侍奉如亲人
在辽宁省义县七里河子公社团山子大队，提起第八生产队十名女青年侍奉甘大娘的事来，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贫、下中农社员竖起大拇指夸奖说：“这十个孩子没有忘记咱的苦根子，有出息。”
甘大娘，今年七十五岁。她在旧社会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一九四六年，她因为生活贫困，就带着儿子到外地逃荒去了。
解放以后，甘大娘又搬回团山子来了。她家分到了房子、土地。为了保卫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甘大娘送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儿子参军后不久病死。从此，年老体衰的甘大娘就无依无靠了，当时她吃穿住就由政府照管。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对甘大娘的生活，也给以全面照顾。可是，老人家一年比一年老了，手脚不便，日常生活也需要有人侍候。
去年秋后，各家各户都在拆洗被褥。大队妇女队长、共产党员张桂芝马上想到了甘大娘，就约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张平侠、组织委员牛桂芝两个女伴，前去替甘大娘把衣服、被褥都拆洗做好。第八生产队的女青年们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都说：“甘大娘在咱生产队里，咱们更该关心、照顾老人。”后来在团支部的领导下，第八生产队的青年们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他们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这时，大家又联系到甘大娘问题，都说：“我们一定要把大娘照顾好，让她老人家晚年生活过得更幸福。”于是，全队十名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女青年：张淑洁、赵桂芝、毕家芹、佟福兰、甘晓君、康淑珍、于占侠、佟福云、姜桂英和杜少缓，组成了青年服务小组，每两人一班，轮流给老人做饭、烧炕、打扫卫生。老人衣服脏了她们洗，老人的鞋还没有穿坏，新鞋早已经做好了。
为了对老人照顾更方便，赵桂芝和毕家芹还搬到甘大娘家里来住。搬来的头一天晚上，正赶上老人拉肚子，可是她俩不嫌脏，一次又一次端屎盆。第二天，又去请医生、买药。
赵桂芝和毕家芹，搬到甘大娘家已经住了一个多月，老人家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常常对她们讲述旧社会的痛苦生活，叫她们不要忘记过去。赵桂芝、毕家芹也常常给老人讲国内外新闻、生产队的好人好事。
姑娘们和甘老大娘在共同的生活中产生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她们就像亲母女一样。甘老大娘逢人便讲：“现在，我可越活越快活啦！”
辽宁义县 才宝富 薛玉荣
第5版()
专栏：
二十四颗慈母心
晋城县南村公社浪井大队人和寨生产队的现役军人秦坤富的母亲，有一天忽然得了重病，经过医生诊断，必须立即送医院治疗。可是，秦大婶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她去住院最大的问题，是留下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婴儿，没有人照管，没有人喂奶。
在当天晚上的社员大会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秦广银向大家讲了这件事后，七十三岁的老贫农秦达良激动地站起来说：“过去地主逼我们卖儿卖女，那时是有钱人的天下，如今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把孩子交给我儿媳妇养着。”
党支部书记的爱人郭美珍，在旧社会曾经被逼卖了三个弟妹，她一想起这些心酸的往事，就伤心落泪。她向大家要求说：“这孩子应该交给我喂养。”
会上，全村二十四个有奶的妇女，都争着要求为秦大婶的孩子喂奶。
最后，这些妇女就自动组织了八个小组，每天一组轮流喂奶。
从此以后，秦大婶的孩子小富坤就成了二十四个“奶母”共同关心的孩子。她们不论白天黑夜，不论刮风下雨，都要按时去给孩子喂奶。
党员李桂英，奶水不大多，自己的孩子又只比富坤大五天，可是每逢轮到她喂奶的时候，总是先跑去喂小富坤。自己的孩子有时奶不够，就给他做点面糊糊吃。
团员王凤英每次去给孩子喂奶，她总是喂了又喂，直到孩子含着奶头甜甜地睡去，才慢慢地放到炕上，盖上被子，轻轻地走开。
秦大婶住院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小富坤就这样从这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这个人的怀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怀里，在这二十四个“慈母”的抚育下，小富坤比以前更胖了，圆圆的小脸蛋，见了人就咧着小嘴笑。这个不满一周岁的婴儿，就这样，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日渐成长。
山西 郭建章 杨富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