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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和提高
(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座谈会纪要)
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经过四个多月在农村的工作,最近已经从河北、河南、辽宁、山东、安徽、陕西、云南等省陆续回到北京。几个月来,他们在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将社会主义的文化送到农村,并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参加了农业战线上的火热斗争,在这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大熔炉里,经受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邀请了文化工作队的古元、李之华、李焕之、桑夫、朱星南、刘淑芳、司徒华城、冯子存、欧阳敬如、方掬芬、史美明等同志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他们在会上畅谈了这次到农村的收获和感受。并一致认为,农村文化工作队是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有效形式之一,同时也是普及与提高,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好方式之一,他们热烈希望今后能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到农村去,更多更好地为农民服务。现将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整理发表如下。             ——编 者
农民迫切需要革命的文化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刚刚从农村回来,他们带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畅谈了当前我国农村的一片大好形势。他们在农村,看到了许多新人新事新风尚,这些新事物激动着他们,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但是在座谈会上谈得最热烈的,是农村当前的文化生活状况。他们说,从当前农民对于革命文化的渴望来看,我们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地应该尽快把革命文化送到农村,牢牢地树立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刘淑芳同志说:“农民对文化生活如饥如渴的强烈要求是我以前不曾想到的,这次到农村,使我了解到,新中国的农民不仅用辛勤的劳动在改善着自己的经济状况,而且也正在努力争取改变自己的文化状况,他们需要文化,他们也正在逐步掌握文化。就拿唱歌来说吧,辽宁盖平县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很喜欢唱歌,特别喜欢唱革命歌曲。像《社会主义好》、《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等歌曲,许多人都会唱。因为我是搞音乐工作的,所以每到一处,他们都要我唱歌,有时候唱了一两个钟头还不让我走,声音小了叫我大声点,坐着唱不行,要我站起来唱,站起来不行,还要我带着表情唱。不仅要我唱,还要教他们唱,教一两个歌不行,要教一大批,他们才满足。农民不仅喜欢唱歌,而且也喜欢戏剧,我们在那里演《箭杆河边》,他们就非常欢迎,觉得这个戏很有教育意义。从农民对文化的强烈渴望来看,我们的工作确是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过去老是呆在城市,不了解农民的愿望与要求。这次在农村辅导农民的文化活动,使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新文艺工作者,不能只呆在城市,而且要面向农村,要把农村作为我们服务的重要对象。”
方掬芬同志也谈到为农村服务的问题,她说:“过去,我只看到城市的大舞台,认为只要城市观众承认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地位就行了。我在感情与趣味上过去也是喜欢洋东西。虽然后来我已想到,作为一个中国的儿童剧演员,老演外国戏,不能演好中国的少年儿童,很不像话,于是,才把兴趣转到中国的儿童剧上来。不过,也还只是演城市少年儿童,至于农村的少年儿童,我是很不了解的。这次下到农村,我有意识地去接近农民的孩子,和他们一起唱歌,一起玩,讲故事给他们听。原来,他们是那样渴求知识,非常喜欢听故事,尤其爱看戏。每一场演出,观众中来得最早、来得最多的是少年儿童。有一次,我们在屋子里排戏,他们爬到窗台上,探进脑袋来看。孩子们这种心情,确实使我非常惭愧,我有什么理由不更多地到农村去,演一些戏给他们看呢?我有什么理由不去表现我国农村的少年儿童形象呢?今后我一定要多演反映农村少年儿童生活的戏,希望剧作家们也多写些这样的作品,以实际行动来为农民服务。”
农民不仅喜欢音乐、戏剧,而且也很喜欢电影。桑夫同志谈到了农民对电影的反应。他说:
“以前,我们对群众的兴趣和爱好都不太了解。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影片,不喜欢什么样的影片,我们心中没有底,所以究竟送什么样的片子下农村更适当,没有把握。这次下农村,摸到了许多情况,对电影的创作和发行都有好处。农民特别喜爱表现他们斗争生活的电影,比如,我们在农村放映了《暴风骤雨》,反应就很强烈,他们说‘真好,真够意思’。有的说,很有教育意义,特别是对解放后生长的孩子们,使他们懂得了过去的苦,了解了贫苦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对立情形,希望今后多放这样的电影。农民对电影也看得很细致,比如,有人提出,演《暴风骤雨》中一个贫农的女演员镶有金牙,说这不好,贫农哪有钱镶金牙呢?像这样细致的尖锐的意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所以经常接近农民,和农民打成一片,不仅使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要求,便于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从中也可以听到许多有益的批评,对促进我们的创作、提高创作水平也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坐在城市的大楼里学究式地研究矛盾、冲突、纠葛、情节,往往离开生活实际,不如进行实地考察,从生活中得出结论更确切。我看过一个县剧团排演《小二黑结婚》,他们比许多大剧院还演得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熟悉生活,了解实际,有了生活,才能谈到技巧,因此,从提高技巧这点来说,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去农村。”
农民也喜欢画。古元同志说:“河南渑池这个地方由于解放前破坏得太厉害,所以直到现在生活仍然比较艰苦。生活虽然艰苦,但农民却没有减低对文化的热情。这次我们送画下乡,在渑池开了个画展,展出了年画、连环画、照片、劳模画像等,内容比较好,农民说,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展览会。在县城展出时,参观的人次超过县城的人口。到农村巡回展出,参观的人更是多。当时天气很冷,有的人天天来看,有一个农村妇女一连来看过八次。在展览会结束以后,把画收起来了,但还有人要求打开给他们看。这使我感到,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必须树立为农民服务的责任感,必须经常下去,多画一些表现农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同时也要把表现其他斗争生活的画送到农村去,扩大农民的眼界,满足广大农民多方面的要求。”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还谈到,这次下农村不仅对农民渴望文化的心情有了一些了解,而且也解除了一些思想顾虑。司徒华城同志说:“我是搞交响乐的,下农村之前我有许多思想顾虑,比如,究竟拿什么东西去给农民呢?城市里的人能接受的东西,农民也能接受吗?外国乐器农民爱不爱听呢?这次我带了小提琴下去,有许多农民虽然没有见过这种乐器,但是,我用它演奏《步步高》、
《喜相逢》、《洪湖水,浪打浪》等乐曲,他们还是很愿意听的;他们还说,听懂了,很受感动。”欧阳敬如同志也说:“我是学西洋唱法的,下去以前非常担心自己所学的东西没有用。但是,下去以后,我抛弃了个人的杂念和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大胆地唱。我发现,只要内容好的歌曲,农民都喜欢听。下到农村,我才了解革命歌曲有那么大的威力,是那样直接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例如,有的村子,大唱《三八作风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革命歌曲以后,青年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我深深感到,放下架子,树立‘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到群众中去,我们就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
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
文化工作队的同志,到农村以后,参加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文化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了许多教育。与会者都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说明了几个月的农村生活给他们的巨大教育。
首先是阶级教育。许多同志说,到农村以前,他们对农村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了解得很不具体,很肤浅。这次到农村,参加了农民的忆苦思甜大会。在会上,听到农民回忆苦难的过去,畅述美好的今天,使他们对当前农村阶级斗争形势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刘淑芳同志说:“我在一个忆苦思甜大会上,听到农民诉苦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流了泪。在那儿,我还看到了农民今天的生活状况。农民的生活自然还是比较苦的,但比起过去来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一个过去把热水瓶当作‘定时炸弹’的落后山区,今天家家户户都有了热水瓶,还有了收音机。农民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每当我和他们唱《毛主席是咱社里人》这支歌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说了他们的心里话。农民这种强烈的阶级感情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
农民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也深深地感动着他们。史美明同志说:“我和农民一起劳动,看到农民同志不仅一早就上地干活,干得很卖劲,而且在劳动中表现了高尚品质。周桥有个老积肥员,为了积肥,有一次弄得满身是粪,但他不嫌脏,不怕臭,说没有肥料,就没有谷子。这种感情确实是很宝贵的,也是特别使人感动的。”
大家还看到农民集体主义思想在日益增长,社员与社员之间团结互助也搞得很好,一人有困难,大家来支援,农民中也出现了许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式的人物。拾金不昧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农民纯朴、真挚的感情也使大家非常感动。方掬芬同志说:“在周桥,我住在一个六十多岁老大娘家里,她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大娘像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待我们,把热炕让给我们睡,做了一点好吃的,就一定要留我们在她家吃饭。还经常问寒问暖。我们离开那里时,她送到村口,一直等到汽车看不见时才走,听说,她回到家以后,一直哭了半宿。一个和我无亲无故的老大娘,为什么有那样深的感情呢?这是因为她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把我们看做是党和毛主席派去的人。这种感情怎么不感动人呢!”
李之华同志在谈到他重返延安的感受时说:
“我们工作队到了延安,参观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饭厅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旧址,还重新回到当年演过戏的边区礼堂,会见了当年一些老红军、老八路、老乡亲,他们待我们特别热情,和我们一起回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使我们又一次想到了当年的延安作风。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今天绝对不能忘记那些日子,一定要更好地发扬过去的光荣革命传统。”
在这次座谈会上,无论是当年“鲁艺”的文化战士,或者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新兵,他们都说,这次到农村是他们一生中难忘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得到了在书本上,在城市生活中所得不到的许多东西。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这次到农村,不仅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教育,而且通过实际斗争生活和艺术创作实践,使大家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所指出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一真理。李焕之同志说:“这次我到了安徽省的巢县,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解放以后农民生活的改善,群众生产的积极性,都使我非常感动。在生活中所看到,所听到的许多东西都激动着我,激发着自己创作的热情,这样一来,创作的速度非常快,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把自己的感受写了出来。如果说,音乐创作需要灵感的话,我看,和群众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就是一种灵感。有些作品,呆在城市里不仅创作不出来,而且根本不会想到去表现这方面的内容。比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活动,群众要求我们作支歌配合一下,我们写出以后,群众很喜欢。这样,斗争生活直接推动了创作,而艺术创作又推动了斗争生活。在巢县,我看到了电气化给农民带来的许多好处。比如电犁,农民对它就有着特别的感情。如果你和他们谈起电犁,他们不仅会兴致勃勃地谈到电犁的威力,而且自然而然地引起他们许多回忆:解放前没有电犁,也没有牛,农民就要用人力去拉犁。有的妇女刚刚生过孩子,因为拉犁把奶水拉干了,孩子活活地饿死在家里。新旧对比,他们对国家、对集体与工业化就怀着特别的感情,对人民公社也就有一种出自内心的热爱。在与农民的接触中,我观察、体会农民这种感情,于是创作了《电到水乡人欢畅》这部大型表演唱。农民的实际生活,不仅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例如,各地都有民歌,还有农民所喜欢的民间乐曲,有许多都是娓娓动听的,其中有许多群众的音乐语言就很值得我们吸收。因此,深入实际不仅能得到生活,而且能学到技巧。”
司徒华城同志说:“我是搞演奏的,没有搞过创作,但下到农村以后,生活实在使我太激动了,于是也开始搞创作。有一次新兵入伍,骑大马戴红花,锣鼓喧天,这个热烈的场面使我很激动,于是写出了一个表现这种场面的秧歌,演出后,群众反映说还不错。过去创作有许多洋框框、洋教条,因此缩手缩脚。到了农村,了解了群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创作的路子也就宽广了。我看要解决民族化与群众化,也必须从深入生活入手。”
冯子存同志说:“我虽然是农民出身,解放前也在农村工作,但解放以后,进了城,再没有到农村去了,对于新中国的农民不了解,不熟悉了,因此,要我反映今天的农民生活也就困难了。这次下农村,我是怀着做小学生的心情,虚心向农民学习。参加农村中的实际斗争,看到了农民的觉悟,看到了农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的高昂情绪。目前我虽然还没有写出什么作品,但是这一段生活,对我搞创作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朱星南同志说:“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就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首先对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有所了解,这次我到山东省文登县,认识了著名的劳动模范张富贵,虽然对他的情况还不是那么熟悉,但对于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体会要具体得多了。这对于我们搞戏剧的人来说,无论是写剧本,排戏,甚至搞戏剧教学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深入生活的好处。”
必须经常到农村去
文化工作队是坚持文艺和工农兵结合,特别是和农民结合的一种很好的形式,许多同志都谈到,参加文化工作队到农村去,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学习机会。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应该争取和珍视这个机会。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仅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非常重要,就是对参加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同志来说,同样也是重要的。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有些是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他们在革命圣地延安住过窑洞,在边区礼堂演过戏,和边区的老百姓一起闹过大生产,可以说对农民是有过一些了解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他们下到农村,甚至回到以前生活过的农村,印象和过去就大大不同了。李之华同志、古元同志都谈到自己的感受。李之华同志说:“我回到陕北,重游延安,虽然一草一木都觉得很熟悉,但是又觉得非常新鲜,我看到,在当年生活过的农村,增加了许多青年,他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民,如果我不重新到那里去,在我的印象里就没有这年青一代的活生生的形象,如果要搞创作,就写不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因此,深入生活、下农村要成为经常的事了。”桑夫同志也谈到,他这次去的河南渑池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经过的地方,但二十几年后重回渑池的印象也不同了。他说:“我在抗日战争中路过渑池,正是灾难沉重的年代,那里的农民生活特别艰苦,今天看到的渑池,却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古元同志还谈到:“渑池虽然也还不够富裕,但毕竟比过去好多了。过去没有中学,现在却有了四所中学,仅这一点,就是个大变化。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们艰苦创业的雄心,看到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蓬蓬勃勃的朝气,对我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这说明经常到农村去是非常必要的。”有许多年青同志谈到,组织上让我们参加文化工作队到农村去锻炼,是党对我们的培养,希望今后经常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
最后,到会的同志们都谈到,到农村,到实际生活中去,必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密切结合起来,要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


第7版()
专栏:

永远做一个小学生
史大千
我是电影战线上的新兵,在党的教导下,第一次较长时间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第一次与我的伙伴——年轻的摄影师、年轻的演员……共同完成了《青年鲁班》。这部影片上映以后,有些建筑工人看了说:“这是我们的影片,看了身上有劲,往后你们多拍这样的片子吧!”有些青年干部和学生来信说他们看了以后很兴奋,李三辈是个值得学习的好青年。有些学生还为了影片中的一个问题争论起来——“为什么李三辈有了大学程度的文化还要当木匠?”——他们讨论得很热烈,很有意思。听了这些反映,心里很激动,……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不是影片拍得好,而是我们按毛主席的话去办了一点事。毛主席说过:“必须到群众中去”“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回忆一下创作影片的过程,就是我们领会毛主席思想的过程,也是向工人阶级学习的过程。
那还是在一九六○年,北影拍了一部纪录片《红旗飘扬》,我担任副导演,编辑样片时在银幕上看到一个木工突击队长的事迹很突出,他以科学的计算方法代替了千年以来的老常规“放大样”。一个普通的工人能把复杂的科学知识运用到生产上来,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于是我要求去采访,准备编一个小剧本。
放下架子做一个小学生
到了工地以后,工人同志们都忙于生产劳动,我却在那里东看看西看看,工人们觉得我是一个“外人”。等他们休息时我又拿着个本子问这问那,他们又把我看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耍笔杆的人”,我很苦恼,不禁想起了临行时北影厂党委书记对我说过的话:“去了要踏踏实实的当个小学生。”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翻开了毛主席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书上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本书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但这一次看来好像格外亲切,我当时扪心自问:“我代表群众了吗?做群众的小学生了吗?”
“没有,肯定没有……”我决定从第二天起,先放下本子,好好劳动,先从当学徒开始。
有一天,我在一个陌生的工段劳动,忽听得一声喊叫“小伙子!”我抬头一看,脚手板上站着一位老师傅,他向我身边指着:“把那根木料扛过来!”我看地上好几根料,扛起一根粗的走过去,没想到他生气了:“真笨!你跟谁学的手艺?如今的年轻人呵……”他嘟囔着,四周的人回头看着我,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赶紧换了另一根给他。下班后我又惭愧又高兴,愧的是自己太无知,喜的是“界限”消失了。回宿舍我正在洗脸,没想到老师傅进来了:“呵呀同志,我不知道你是耍笔杆的,还当你是个学徒呢!”我握住了他那长满茧子的手:“老师傅,我就是来当学徒的。”从此以后,他对我特别亲切,讲了很多工地的实际情况……有的年轻人如何如何还不懂得用功;有的工人却很好,像那个突击队长吧!真是能文能武,他夸奖地说:“那小伙子真聪明,一眨眼就是一个主意。”
感情开始变化
不久我回到青年突击队,想认真地看一看这位“一眨眼就是一个主意”的突击队长,同时决心好好向他们学习。
这个突击队是个常胜的队伍,他们有一套自己制造的小型电锯、电刨,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细备、速装”。他们生产搞得很好,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着国家主人翁的赤胆忠心,他们千方百计的动脑筋找窍门,想的是一条——“多、快、好、省”。
有一次工地要把一批短得不能用的碎木料运走当废料卖掉。突击队长和大家一研究,就要求把废料留下来。工地领导劝他们:“用整料既省事,又保证质量。”工人们却说:“我们情愿多费点工,把碎木料联起来,顶整料使,同样保证质量!”后来照这样试了,钉成了很好的
“模板”(灌水泥的盒子板)。他们就是这样情愿多费工、少领奖金来对待国家财产的。
又有一次“比武”的前夕,队长和几个“尖兵”把侦察阵地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了,大家商量要用“细备、速装”的办法去攻坚,就是要在上高楼以前,先把需要做的模板,按尺寸一块一块锯好、钉好,然后抬上去装配。有人反问:“木头热胀冷缩,抬上去不合适怎么办?”我也在想:“哪能合得这样严呢?有点裂缝,水泥一灌不就漏了吗?”
突击队长一眨眼笑着说:“我们已经摸着了它的规律,上下差不了四五公分,我们可以先做几块三公分的,和一两公分的,上去以后多了抽、少了补!”大家都说“行!”我心里暗想:他们可真聪明呵!……第二天,我也参加劳动,兴奋地看到突击队打了一个漂亮仗。在那样热气腾腾的环境里,我的情感开始变化了,我握着他们的手觉得粗而有劲,他们的手举起来好似一根钢铁的柱子,我感到他们是高尚的人,是充满了智慧的人,我爱他们、尊敬他们,真想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于是我也动起来了,我买了一张世界大地图贴在墙上,休息时为他们读报、讲时事,在夜晚我帮他们整理总结、抄总结,……渐渐地,他们不把我当外人看待了,他们有知心话也愿意同我谈了。在多少个夜晚我含着泪听工人讲辛酸的过去,但是,一讲到现在,讲到解放后的幸福,他们都说:“到了新社会,就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使不完的劲。”
使我深深难忘的是,当我写剧本时,他们把这项工作也当作他们自己的工作一样,他们让我念剧本给他们听。夜深了,我说:“念个大概吧,明天你们还要上班呢!”他们说:“不行,得整个的念完,这样好提意见。”我都数不清了,从他们那里学了多少句有趣的语言,共同改了多少场戏。
一九六一年春天,由于国家连续遭受了几年灾害,粮食比较紧张,有时候我开夜车写了剧本,第二天清早有的工人发现了,就硬要送粮票给我,说是给我加加油,我推也推不掉,当时我就想:这不是给我的粮票而是阶级兄弟的情谊。
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个突击队有个好习惯,每天早晨挤出半小时来学政治,更多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智慧的宝库、前进的指南”。突击队长李瑞环,是个学习的标兵,有时已经很晚了他还在读书,我问他:“你不困吗?”他说:
“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毛主席的书不能不读!”记得还有一次,我见他兜里装着一本折旧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要过来翻了一下,封页卷曲着,书里很多地方都用红笔勾划过,还写了一些密密的小字,他指着书说:“看了真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问。他说:“隔行不隔理呵!打仗要讲规律,指挥生产也得讲规律,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用在生产上同样见效!”
我回想了一下,可不是吗?他每一次布置生产任务,总是想按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去办事。他总是把生产的“活儿”比作敌人,常说:“要摸透敌人的脾气!”在那一次“比武”中,他想出来的用三公分以内的活板,不就是摸透了“敌人的脾气”以后设计出来的作战方案吗?他常说:“要周密侦察,掌握规律,扩大预制,利用机器,根据形势,运用兵力……”他就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他常能把毛主席书上的话成段成段地背下来,我问他:“怎能这样熟?”他说:
“用的次数多了,就能记下来。”不但李瑞环一人如此,许多工人们都常说:“珍珠玛瑙我不要,毛主席著作要一套!”这些话既朴实又含着多么深厚的情感。
说老实话:我比较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到:再不学习,就要远远落在他们后边了;同他们在一起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突击队长不仅在政治学习上是带头人,在业务学习上也从不放松。每星期有两个晚上他要去上业余大学,从香山附近的工地骑自行车到城里有好几十里地,经常因为时间太紧,饭也顾不得吃就走了,深夜回工地再啃两个凉馒头……我还亲眼见他在天不亮就起来,站在路灯下背诵数学公式。为什么这样苦学?是为了个人前途吗?不是的,他诚恳地对我说:“过去我们工人会拿斧子不会拿笔;会干活不懂道理。解放后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科学面前还是奴隶,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做科学的主人!”他们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我感到:我只有加倍努力地学,努力地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些工人同志;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对我们年青一代的关怀!
学习无止境
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我在工地生活中渐渐理解到这句话的含义,我感到好像在挖一口井,时间越长就挖得越深,见到的水就越多。在工地生活了七八个月以后,我开始构思动笔,初来时只想写一个短小的剧本,现在却想要写一个长本子。我希望写出这个突击队长的成长过程,还要把另一些先进工人的特点综合到他身上去。但在当时我还不大懂得剧本结构的规律,更缺乏写作的经验,心里很胆怯。工人同志鼓舞我说:“认识来源于实践,你就在干中学,学中干吧!”
于是我提起了笔来,初稿写得很松散,有些朋友看了直摇头,工人又鼓励我说:“头三脚难踢,哪有一锹就挖出个井来的?继续改吧!”在领导和工人帮助下,又写了五六次,终于写成个剧本。一九六三年秋开始拍片,在拍摄中又遇到很多难题,其中有一个难题是:“如何用新的艺术手法表现先进人物受挫折后的情绪变化?”
影片中的李三辈革新没成功,又出了事故,在会上受到打击,回家以后……第一次是这样拍摄的——他凝视着手中的屋架模型,稍停片刻失望地把它扔在桌上,他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时回想起了会上老韩讽刺他“忘本”的话来。他难过极了,坐起来拿出一把二胡拉起了悲怆的曲调……音乐把他带到了过去的年月——这样处理,在艺术上的意图是想先表现出他情绪消沉,然后经过回忆和书记谈话再振奋起来。领导上审查了样片以后,觉得有问题,建议我们再请工人看看。熟悉剧本的工人看了样片说:“听剧本时,问题不太明显。一演出来就觉着不对劲了,像李三辈这样的先进工人这时不会这样泄气的!”我们问:“应该是怎样的呢?”一位工人笑着说:“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有的工人就有那么一股子打不倒的干劲,他们有了问题请教毛主席,请教领导……不会这样的发愁拉二胡!”
我们冷静地总结了一下,这首先是由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够健康,以为任何人在受了打击后都会这样消沉的。其次,我们被一些常用的表现手法束住了手脚,以为非要有这时的“情绪败退”,才能衬出后面的“情绪高涨”来。总结以后,我们决定改成现在影片这样:三辈在回家的路上不解地思索着:为什么受到打击?为什么遭到这次失败?应该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回家后,他拿出了毛主席著作,翻看着《实践论》……师娘心疼他伤刚好不久,让他休息,夺过了书,他笑着走到床边,等大娘走后又掀起被子,露出了铺板,铺板上画着革新所用的图样……这样的基调是一个“打不倒的干劲”,是积极向上的。影片完成后,工人与观众看了,认为还是真实可信的。有些工人同志看过影片后,还提出了影片的一些缺点和他们感到不足的地方,例如三辈在看《毛泽东选集》时,当时他是怎样想的?影片应该表现出来……他们认为:关于这一先进人物“主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交代得不够清楚。他们希望:先进人物的思想活动要细致而又生动地展现出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的、严重的课题,这既是一个艺术技巧问题,更是一个思想修养的问题。只有在我们不断地向工人同志学习、真正体会了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后,才有可能较完美地体现出来。
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我们深深感到:过去向他们学习的时间还太短,学习的态度还不够认真。为了彻底改造自己,做好今后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按照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去做——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我愿永远做毛主席的小学生,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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