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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工作要为生产服务
中共石景山钢铁公司委员会书记 萧平
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里，在一切生产活动中，千千万万的事物，天天都在发生和变化着。在这些大量的事物中，常常是既包含着经济工作问题，也包含着政治工作问题，两者并存于事物的统一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种辩证的关系。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在处理每一件事物的时候，都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从事物的内在关系出发，用辩证的方法，正确地解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企业里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的。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政治工作是为经济工作、为生产工作服务的；而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生产工作来说，它又是统帅，是灵魂，任何经济工作、生产工作如果离开了政治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就会遭到失败。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企业里，一切生产技术问题，一切经济管理问题，都要通过人去解决，而每个人的行动又受着一定的思想所支配，人们是以革命的主人翁态度，还是以被动的、雇佣的态度去工作；遇到了困难是迎着困难前进，还是知难而退；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同群众一起商量办事，还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有这些根本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作风，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人们的精神面貌不一样，政治觉悟程度不一样，他们所从事的经济工作、生产工作也就不一样。在一切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坚持“四个第一”，把政治工作做好了，把人的革命化的工作做好了，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了，一切经济工作才有胜利的保证。
在关于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上，目前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单纯业务、技术观点，见物不见人，忽视政治工作，忽视做人的工作。近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由于不断地参加革命实践，这种倾向已有所克服和纠正。另一种倾向是有些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对于生产技术问题，对于经济管理问题不研究，不学习，甘居外行，长此下去，就会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成空头政治家。
要想把企业的队伍带成一支像解放军那样吃大苦，耐大劳，经得起各种斗争考验的产业大军，把企业的生产建设事业，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就必须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把生产和生活结合起来。
一九六三年，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时在学习雷锋和“一厘钱”精神的激励下，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形成，广大职工一致要求修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项生产定额。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办？当时就有两种思想，两种态度和两种不同的方法。一部分同志认为搞定额工作是一种专门业务工作，只能靠专业人员关上门细细地搞，写出本本来，再往群众里灌输，不主张发动群众去做。结果有的单位集中大批专业人员，关门搞了好多天，也搞不出名堂来，而且已经搞出来的，有的也不切合实际，影响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但是，大多数同志认为，修改定额的工作不能只当成一件专门业务工作来看待，而应当把它看成是关系到企业的生产，关系到企业整个经济活动，关系到全体职工的一件重大工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政治工作同经济专业工作相结合的办法，把企业执行定额的情况向群众交底，什么执行得好，什么执行得不好，什么定额过时了，什么定额需要修改等等，发动群众提出意见，然后专业部门根据群众的意见集中整理，加以审定，经领导批准公布执行。采取这种群众路线的方法的结果，是问题解决得又快又好。生产技术定额范围扩大了，由原来的一万多个扩大到几万个，而且在定额修订过程中群众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总结了许多操作、管理上的经验，使新的定额比原有的定额，在材料消耗上都有所降低，劳动效率上有所提高，而且有百分之六十的新定额的材料消耗量还低于当时的实际消耗量。经过实践，从一九六三年执行的结果看来，不仅新定额绝大部分都实现了，而且有百分之六十的定额又被突破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无数事实证明，当我们正确地解决了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各项工作就赢得胜利，生产建设就得到飞跃发展。当我们把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或把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分割开来的时候，生产建设工作就一筹莫展，企业就办得没有声色。应当怎样处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促进生产的发展呢？我们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政治工作要为生产服务，政治工作人员要面向生产，面向基层。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政治工作人员要树立政治为生产服务的思想。从生产出发，深入到生产实践的广阔场所中去开展工作。人们思想上的先进与落后，企业管理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柢是要反映到生产上来的。政治工作如果离开了经济工作本身存在的状况，就找不到产生思想问题的客观依据，政治工作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软弱无力，就不能以高标准、高水平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我们深深感到，思想工作只有扎根到基层，做到每个车间、每个小组、每个人身上，克服形式主义、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要做到这一点，一般说来，政治工作人员应当经常有人在基层蹲点、跑面，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性资料，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二）认真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是企业革命化的根本途径。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四个第一”，树立“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一整套丰富经验，就其精神和原则来说，完全适用于我们工矿企业。这些经验只要真正学到手，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
（三）坚决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党领导企业经济工作的根本制度。几年来，我们坚持了这个制度，正确地处理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关系，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党委怎样具体领导经济工作，怎样使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呢？根据我们的体会，党委领导企业的经济工作，应当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抓企业中的重大问题，提任务，指方向，例如生产计划安排是否正确，攻克关键问题的措施是否落实，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否饱满等等；抓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决议的贯彻执行；企业的生产、技术、劳动工资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党委讨论；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检查和督促各级行政领导人员对国家计划、上级指示的执行情况；抓企业的经营思想，企业内部的民主生活，干部的思想作风，等等。以上各项工作，都应当抓狠，抓准，一抓到底，以保证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
（四）政治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政治工作不仅要依靠政治工作干部去做，还要依靠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全体干部、老工人和先进分子去做，造成一种人人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局面，这样，就能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透，做得及时。
依靠职工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要着重依靠受苦深，社会主义的革命觉悟高，立场坚定，技术熟练的老工人和先进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先进作用，用他们的先进思想，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去团结教育青年一代。在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中，依靠他们忆苦思甜，对比今昔，向广大青年职工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人人思想革命化。
在自我教育中，干部既要率先革命化，又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只有把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技术业务工作的完成才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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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融工作中的若干矛盾问题
王静然
在社会主义金融工作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以货币工作来说，有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矛盾；以国家银行的信用资金来说，有来源与运用的矛盾；以贷款工作来说，有发放与收回的矛盾；以存款工作来说，有吸收与兑付的矛盾；以银行与工商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之间的关系来说，有服务与监督的矛盾，等等。
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矛盾
大家知道，货币关系是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货币是商品流通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商品的运动决定货币的运动，或者说，货币流通依存于商品流通；反过来，由于货币具有流通手段等等职能，货币流通对于商品流通也要发生一定的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货币流通对商品流通的作用，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在这样正、反两个方面：当市场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的规模基本上相适应的时候，就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市场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的规模不相适应的时候，就会阻碍商品的顺利流转，甚至产生破坏作用，影响金融物价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市场货币流通量和商品物资调拨经常进行综合平衡；每年的大宗货币投放和回笼，都是紧密结合商品物资的吞吐，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的。因此，从总的情况来看，市场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基本上是适应的；货币流通管理工作也一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由于经济基础条件不同，商品经济比重大小不同，或者是主观工作情况不同等等原因，往往也会出现市场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不相适应的情况。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和斗争。解决的办法，就要针对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原因，做好货币回笼或投放的调济工作，使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货币流通调济工作上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做好农村的货币流通工作，这是做好全面货币流通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历史规律，国家对农村投放货币，主要是通过农产品采购；回笼货币主要是通过工业品销售。那么，要做好农村的货币流通调济工作，就要重点抓住这两条渠道。
一般的说，在每年下半年农产品上市的旺季，是货币投放的主要时期，通过货币投放，使国家掌握必要的农产品。每年上半年农产品上市的淡季是货币回笼的主要时期，通过工业品推销，适当回笼货币，以保持金融物价的稳定。在投放货币时，要保证掌握到相应的物资，在回笼货币时，要销售出相应的物资。就是说，要作到“钱出去，货进来”，“货出去，钱进来”，才能够经常保持金融物价的稳定，才能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
信用资金来源与运用的矛盾
国家银行信用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信贷基金拨款，一是吸收存款。这两者都要以国民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银行的资金运用，主要是发放工、农、商业各种贷款，它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银行信用资金的运用，受银行信用资金来源所制约，信用资金的运用依存于信用资金来源，如果没有信用资金来源，也就谈不到信贷资金的运用。反过来，信贷资金如果运用得恰当，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会增加信用资金的来源。信用资金的来源和运用，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
国家银行信用资金的运用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起两方面的作用：如果贷款运用得当，帮助工商企业和农村社队解决了周转性流动资金、生产费用的不足，就有助于增加生产、扩大商品流转，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贷款使用不当，则会浪费国家的有用资金，打乱国家的经济计划、甚至造成种种不良后果，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国家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是有计划进行的。综合信贷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在建国十四年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综合信贷计划一向都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计划而制订的。同时，它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也是相适应的。但是，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着信用资金来源与运用的矛盾，也就存在着综合信贷计划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当信用资金来源大于运用的时候，表现在综合信贷计划上就是收大于支；这时，在货币流通上就要回笼大于投放。反过来，当信用资金运用大于来源的时候，表现在综合信贷计划上，就是支大于收；这时，在货币流通上就要投放大于回笼。
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建设的规模和商品流通的范围年年都在不断扩大，表现在综合信贷计划上，一定程度的支大于收，也就是说，市场上每年适当增加一部分货币流通量，是需要的，也是正常的现象。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综合信贷计划是收大于支，或者是支大于收；也不在于货币流通上多投放了一些货币，或者是多回笼了一些货币，而在于综合信贷收支的差额，也就是货币投放、回笼的差额，是不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而产生的。如果是这样，并且保证作到国家银行贷款不被挪用于基本建设和定额流动资金及其他财政性支出的话，就不至于发生什么问题；否则，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信用工作，是以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物质财富为基础的。货币的投放、回笼计划、综合信贷收支计划与国家的财政收支计划和物资调拨计划是紧密结合、全面进行统一平衡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既然允许国家银行的综合信贷计划和货币投放、回笼计划发生一定的差额，就意味着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后备，就具备着全面平衡的物质力量。因此，也就有能力控制金融物价市场，不至于影响金融物价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家银行运用信贷资金，如同财政部门运用财政资金一样，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因为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资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大量的，但是，资金的可能来源则是有一定限度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主要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切实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深入社队，帮助他们精打细算，安排财务收支，安排资金运用，充分挖掘物资和资金潜力；同时分别轻重缓急，使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
贷款的发放与收回的矛盾
在贷款工作中，发放是前提，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没有发放，便谈不到收回。可是，国家银行的贷款是周转性的，信用资金，发放出去后到一定时期是要收回的。如果只放不收，就不成其为周转性的信用资金；而且当客观上需要再贷款时，就没有可用的资金来发放了。因此，收回已贷出的部分，正是以后再贷的基础和前提。这样看来，发放又依存于收回。既有发放，又有收回，使两者求得统一，才能使贷款工作经常处于正常状态，才能达到不断扶持企业和农村社队等经济单位生产经营的目的。
要作到发放与收回的统一，即使贷款经常保持合理周转，需要掌握两个重要环节：第一，各项贷款的使用，要按计划指标掌握，不经批准不得随便突破。同时，在发放时要有相应的物资作基础，要保证按既定用途使用，不应当用于计划外的开支。信贷政策和制度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国家银行必须“守计划，把口子”。所谓“守计划”，就是要守信贷计划；所谓“把口子”，就是要使信贷资金只能满足正常的生产周转资金需要，除特许者外，不得用于财政性开支，作到“桥归桥、路归路”。经验证明，这种“分口管理”资金的办法是必要的、合理的、正确的。第二，贷款到期，除因特殊原因（如农业生产遭灾减产等等）可以办理转期外，一般都应当如期收回。如果存在“重放轻收”思想，认为只有发放可以体现生产观点，收回不能体现生产观点，发放时兴高采烈，收回时推推拖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观点，既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
存款的吸收与兑付的矛盾
在存款工作中，吸收是前提，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没有吸收，也谈不到兑付。可见，兑付依存于吸收。可是，存款毕竟是属于存款者所有，不是属于国家银行或农村信用社所有，存款者所以进行存款，是因为资金有节余，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暂时闲置不用，因而存入金融机构，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时期以后，存款者感到实际需要时，是要提取出去的。这时，金融机构就应当尽量方便兑付，有了这个基础，更多的存款就会源源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兑付，又是吸收的前提，吸收又依存于兑付。既有吸收，又有兑付，才能保证存款工作的正常进行，才能组织到更多的社会闲置资金，以便有计划地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由此，不难看出，如果存在着“喜存厌取”思想，对于存款者在提取存款时，采取种种留难的态度，是片面的，也是有害的和错误的。
服务与监督的矛盾
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国营企业与农村人民公社社、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又服务、又监督的关系。首先要服务，服务是前提，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通过良好的服务，可以帮助企业和农村社队基本核算单位搞好生产，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在服务的过程中，又可以掌握必要的情况和资料，以作为监督资金使用的参考依据。可以看出，监督是依存于服务的。但是，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其更好地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了革命事业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并且，是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针，以国家的计划和有关制度为准则来进行的。假如对方离开了这些指针和准则，就达不到服务的目的，甚至变成错误。因此，在强调服务的同时，还必须强调监督。通过监督可以辨别服务的方向，可以丰富服务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监督又是服务的前提，服务又是依存于监督的。可见服务与监督，两者不可偏废，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就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
还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金融战线上，阶级斗争同样也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的金融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枢纽环节；同时，也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担负着货币管理和信用资金管理的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巩固地占领城乡社会主义货币、信用阵地，而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破坏的矛头常常就指向这一方面。这就形成了金融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对抗性矛盾。
金融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内都是长期存在的。金融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遇事要从维护无产阶级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到能够辨别政治方向。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善于掌握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例如，在掌握运用资金时，应当支持什么，限制什么；在处理工作问题时，应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在处理生活问题时，应当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都需要有明确的认识，以便正确决定自己的行动。金融工作者的努力目标应当是：既要注意防止资产阶级对自己思想的侵蚀，又要积极与内外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既要与农村的高利贷进行坚决的斗争，又要与城市的资产阶级投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既要从组织上力求纯洁自己的队伍，又要从思想上力求纯洁自己的队伍。只有如此，才能使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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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资料介绍
战后英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
项冲
工业生产和资本的集中
战后，随着英帝国主义剥削范围的日益缩小和市场问题的不断尖锐化，英国垄断资本为了在剧烈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打垮竞争的对手，为了企图消除日益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便加速进行工业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以及推动大规模的兼并运动。大体说来，战后英国国内工业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承袭了三十年代英国工业的“合理化”运动和战时的集中浪潮，从战争结束到五十年代初期为止。在这一个阶段内，比较显著集中的部门，有炼焦业、炼油业、钟表业、砖瓦业、剃刀业、金属制罐业、钢铁管业、面包和面粉加工业、制糖业等。这些行业大规模集中的原因，有的行业如砖瓦业，在原料十分匮乏的条件下，由政府给以支持后进行扩张和合并；更多的行业如面粉加工业等，则由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而不得不加速集中。
但是，战后集中和兼并的浪潮还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即进入五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在这一个阶段内，开始几年即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左右，兼并之风只及于制鞋业、家具制造业、衣饰业、百货公司等行业，而当时导致兼并的具体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货膨胀和股票的市价低于实际价值所引起的①。一九五五年以后，由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由于西欧及日本等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特别是一九五八年西欧共同市场的成立，国外市场争夺战更加激烈，英国的垄断资本便拚命加速集中和兼并，来维护自己的竞争能力。因此，到了六十年代初期，英国工业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空前增长，大规模集中的范围也遍及于各行各业。根据英国商务部所发表的一九五七年净资产在五十万英镑以上的一千八百八十二家大公司加以统计，从一九五七年四月到一九六二年四月，被吞并的公司有二百七十四家，约占公司总数的百分之十四，而这二百七十四家的净资产达九亿五千五百九十二万英镑，约占全部资产百分之九点三。如以雇佣工人人数作为工业生产集中的指标，则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六一年，英国工业企业家数共增加百分之十二点八，但其中雇佣工人在二十五人以下的厂家却减少了三千九百多家，而雇佣人数在一千人以上的厂家却增加了六百七十三家。前者在一九六一年占全部工厂总数百分之二十二点三，而雇佣工人人数只占全部雇佣工人总数百分之二点七；后者在一九六一年只占全部工厂总数百分之二点一，而雇佣工人人数却占全部雇佣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
随着工业生产集中程度的提高，资本集中的程度也大大提高了。目前，英国二百家最大的公司约占全部私营企业净资产的三分之一。前面所说的净资产在五十万英镑以上的一千八百八十二家大公司中，净资产在二千万英镑以上的七十家，即占一千八百八十二家净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八。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年，在化学工业中，最大的公司（为该部门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的净资产，在该部门净资产中的比重，从百分之八十九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一；在机车工业中，最大的公司（为该部门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的净资产，在该部门净资产中的比重，从百分之七十六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六；在金属工业中最大的公司（为该部门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的净资产，在该部门净资产中的比重，从百分之七十六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五；在纺织工业中，最大的公司（为该部门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的净资产，在该部门净资产中的比重，从百分之七十二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二。其他如饮料、工程及电气、衣着、砖瓦、水泥、皮革、采木等工业，在一九六○年，占该部门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司，也各占该部门净资产比重百分之七十以上。
英国工业既然集中到这样程度，自然进一步引起更大规模的垄断。目前，英国各工业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以及与军事化有关的部门，由于新技术的采用以及政府军事定货的支持，差不多都为少数垄断组织所控制。例如，在冶金工业中，九家巨型垄断组织的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四分之三，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产量三分之二。电气工业基本上由三家垄断组织所操纵。在汽车工业中，两家汽车公司即英国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销售量，占国内汽车市场销售量百分之七十。在飞机制造工业中，五家垄断组织差不多控制飞机生产的大部分，其中豪克·西德利集团在吞并了布莱克本、德哈维利和福兰特三家飞机公司以后，已成为最强大的一个飞机制造集团，它的大部分产品都是供应政府军事定货。化学工业是战后英国工业生产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其中大约四十种最重要的化学产品都由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垄断。该公司的资产约二十七亿美元，它占英国各大公司的第四位，占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家最大公司的第三十位。一九六二年的销售总额达十六亿美元，分支机构遍及四十七个国家，并拥有控制英国人造丝生产百分之八十五的考陶尔德公司的股票百分之三十九点四。此外，早在二十年代就赫赫有名的维克斯工业康采恩，目前在军火、钢铁、造船、科学仪器、飞机制造、拖拉机及各种机械制造方面仍据有巨大的比重。
由于英帝国主义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帝国，从事采掘工业以及种植园经营、农产品加工和运销的殖民地垄断组织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到现在为止，位列英国各大公司第一、第二、第三名，同时又位列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家最大公司第四、第六、第二十名的还是属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尤尼莱佛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三家殖民地垄断组织。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开采石油的重点地区是在拉丁美洲、北美、远东一带，一九六二年资产总额达九十九亿美元，销售额达六十六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开采石油的重点地区是在中近东、非洲一带，一九六二年资产总额达二十九亿美元，销售额达二十亿美元；至于尤尼莱佛公司，则为制造肥皂、植物油、人造黄油、化妆用品以及经营种植园、农产品的采购和运销、零售贸易等等的一个巨大垄断组织，一九六二年资产总额虽不过二十五亿美元，而营业额则达五十三亿美元之巨，分支机构及子公司遍及五十多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帝国主义旧殖民制度日趋瓦解的条件下，这些巨型殖民地垄断组织已逐步转向国内经营大规模的企业，或者转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上的渗透。如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在国内已建立了巨型的炼油企业，目前英国全年炼油能力设备五千万吨，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四为这两家石油公司连同一家美国艾索石油公司所有。尤尼莱佛公司经营业务的对象，也从非洲、亚洲一带而转向西欧和本国。一九六二年，该公司在西欧的投资已占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二，百分之六十八的资本和百分之七十二的利润，也都集中在西欧的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范围以内。
英国各工业部门除了有垄断性企业以外，还广泛地成立部门卡特尔、即制造商协会的形式来规定垄断价格和分配营业范围。目前，这种协会约有一千三百多个，其中代表七千五百家大公司的三百个协会还成立了“英国工业联合会”。这些全国性的卡特尔组织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经济委员会，他们在表面上虽只起谘询作用，实际上直接干预和制订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从而使政府的经济措施服务于大垄断资本家的利益。
银行资本的集中
在战后英国工业生产和资本大规模集中的基础上，银行业也进一步集中。本来，这个殖民帝国早就拥有“网罗了全世界”的金融剥削网，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已达到很高的程度，除英格兰银行外，五大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密德兰银行、劳合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和国民地方银行）一向就是银行垄断的中心。战后，这五家银行的资本积累迅速扩大，目前，这五家银行的资产约占全国银行资产的三分之二以上和分支机构百分之七十左右。占五大银行第一位的巴克莱银行，一九六二年底存款总额达五十三亿美元，国内分支机构二千三百多家，并在国外设有许多附属银行，其中领地、殖民地及海外的分支机构即遍及四十一国。第二位密德兰银行在同期存款总额达四十九亿美元，分支机构二千四百多处，与荷、比、澳、加等国银行垄断组织都有密切的相互参与。第三位劳合银行拥有存款总额四十亿美元，分支机构一千九百处，在瑞士、法、印、巴、西非、南美各处设有大量的分支机构及附属机构。第四位国民地方银行拥有存款总额二十八亿美元，分支机构一千六百多处，并在一九六二年与位居第七位的地方银行合并。第五位威斯敏斯特银行拥有存款三十亿美元，分支机构一千二百多处。除上述五大银行外，其他几家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在五十年代里，也发生了一些合并运动，例如，苏格兰银行于一九五二年全部收购了苏格兰联合银行的股份，于一九五八年并吞了西北证券公司；渣打银行于一九五七年吞并了东方银行；苏格兰商业银行与苏格兰国民银行也合并成立为苏格兰国民商业银行。
战后，英国的商业银行不但在内部进行兼并，而且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消费信用日益扩展，又大规模地把国内原有的消费信用机构加以吞并，使商业银行业务侵入耐久消费品放款和个人消费性放款的范围。上面所说的五大银行，每家都控制了一二家消费信用机构，例如，巴克莱银行购入了英国最大一家消费信用机构即联合自治领信托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本，密德兰银行拥有前进信托公司全部资本，国民地方银行购入了北中机车金融公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股本。
英国银行制度中的其他环节，如私人银行家、保险公司、投资托拉斯等，战后也进一步进行了集中和兼并。首先，在英国国内外金融领域内占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私人银行家，近几年来已有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十家，从家族统治形式转向对外公开招股，成为公开发行股本的公司，并且把业务范围扩大到金融领域各方面。因此，在它们内部之间，也需要集中和兼并来参加金融市场内争夺势力的斗争，如飞利浦·希尔行号与爱尔兰奇斯合并成为希尔·希金生与爱尔兰奇斯，施罗德有限公司吞并了韦格行号，有名的拉萨尔集团于一九六○年吞并了斯坦因行号，从事有价证券发行的韦尔堡行号也与塞列格曼兄弟行号合并。其次，拥有巨额有价证券投资的保险公司，从一九五九年起连续发生了九次大合并，一九六一年皇家保险公司吞并了伦敦·兰开夏保险公司以后，成为英国最大的一个保险公司集团，并控制英国在美国的保险公司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如以上市的保险公司股票为保险业资本集中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底，上市股票共六十二种，股票行市价值共为五亿四千余万英镑，到了一九六一年，上市股票种类减少到四十二种，股票行市价值却激增至十五亿八千余万英镑。最后，在其他各种信用机构中，资本集中的情况也不能例外，如贴现行号业中基本上由参加伦敦贴现市场联合会十一家大行号所控制，投资托拉斯中的单位托拉斯②在一九三九年共有一百个左右，到了一九五九年，只剩下五十个左右，而这五十个又由不足一打的企业所控制。
①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本家们往往愿意投资于股票，借以作为保存币值的手段之一。战后初期，英国政府对于公司未分配利润征收较低的税率，而对于已分配利润则课以较高的税率，借以加速公司内部资金的积累，因此，股东分配到的红利较少，从而使股票在市场上的行市低于其实际价值，进一步促使大资本家们拼命收购股票。
②单位托拉斯是投资托拉斯的一种。它购入许多种类的有价证券以后，即以购入的有价证券为担保，向市场上销售本身发行的单位信托证券，然后再以获得资金购入第二批有价证券。这样，它可以利用社会的闲置资金作为自己控制其他公司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