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的体会
廖初江
提高了阶级觉悟,破除了迷信思想   
一九五七年,当我第一次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时候,一下就看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看一段,想一想,觉得毛主席写的书开门见山,读起来顺口,想起来意思很深。看到毛主席对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析,联想起自己和家庭受地主压迫剥削的情况,周围穷人的处境,和毛主席说的丝毫不差。我看完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白了很多过去没有想通的道理。过去我常常想:地主也是人,他对穷人为什么那样狠?国民党和它的反动军队为什么也喝穷人的血汗?一直没有找出答案。看了这篇文章,我才懂得,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地主以及依靠他们升官发财的坏蛋,它们反动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这些家伙就是我们的敌人,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是我们的救星。我深深感到:毛主席的书就是为我们穷人写的,句句都说到了我的心窝里。接着我又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写的都是我的家乡湖南农村的事情,看起来就好像听邻居老爷爷讲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一样。特别是看到“十四件大事”的第七件中,“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这节时,我的心被毛主席的话紧紧地吸住了。毛主席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这段话我反复看了十多遍,越想越觉得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我在幼年时期,思想上就留下了“菩萨”、“命运”的痕迹。解放后,我虽然不相信这一套了,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真实、生动的解答。看到毛主席的教导,回忆自己的切身经历,想到土改时庵堂、庙宇的城隍、土地、菩萨一道扫地出门的事实,我更加明白了世界上是真正没有“命运”和“菩萨”的,彻底破除了“命运”“神鬼”观点,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迷信观念是适应剥削制度的需要,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一条绳索。从这以后,我对“神鬼”、“命运”从思想深处不信不怕了。可是,我又想,这些“神鬼”、“命运”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在学习中懂得了所谓“神鬼”就是无数的现实矛盾在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幻想。通过对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的学习,我进一步懂得了,世界上根本没有“神鬼”和“命运”。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唯物主义观点,反之就是唯心主义。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是同胞胎,是剥削阶级愚弄麻醉人民的毒剂,马克思称它为麻醉“人民的鸦片”。毛主席的教导使我懂得,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和封建迷信、唯心主义划清界限,进行斗争。
懂得了为谁当兵,为什么当兵,决心永远干革命
来到部队,一方面有保卫祖国的热情,一方面还揣着个人主义的算盘:服役三年,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回家找个好工作。我曾经一心想当驾驶员,好回家开拖拉机,然而当了一名普通步兵,全身凉了半截。听课时精神不振,上操课没有干劲。虽然经过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有些进步,但是学技术、找“出路”的个人主义念头,时隐时现。这时连首长启发我学习《纪念白求恩》。想想白求恩,比比自己,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不远万里来帮助中国抗日;我是个共青团员,为了保卫祖国建设幸福生活服兵役。白求恩同志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诚诚恳恳,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对工作挑肥拣瘦,患得患失,还不安心。白求恩同志想的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我想的尽是个人
“出路”、“前途”。毛主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而我呢?一个解放军战士,共青团员,总是计较个人得失,这又是什么精神?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在毛主席著作的教育下,我认识到自己思想的丑恶,决心按毛主席的教导,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做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决心当好普通一兵。由于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心情也特别舒畅。很快就是三年。我原来想干三年就回家,当时我家也来信说有困难,还说我年龄不小了该成“家”了,要我按时回去;可是部队还需要留一批老战士作骨干。这时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我想自己虽不是共产党员,也应该响应党的号召,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同时,还记起毛主席说的另一段话:“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这使我明白了:过去我们所以受压迫、受剥削,就是因为枪杆子掌握在敌人手里;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无数革命战士流血牺牲,用枪杆子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得了“印把子”的结果。现在党和人民把枪杆子交给了我,不好好掌握它,用什么保卫祖国?用什么“改造”整个世界?用什么来保卫世界和平?想到这里,自己就下定决心,申请超期服役;我要干一辈子革命,当一辈子兵。
掌握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武器
我服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有了很大的克服,但有时还会冒出来。我想当三年兵,争取立功、受奖、入党、在文化理论上得到提高,回家后,不能开汽车、拖拉机,也能当个干部。这样,我虽然也在争取荣誉、进步,但荣誉、进步却总是和我无缘。一起入伍的同志,有的立了功,晋了上等兵,入了党。我心想:我也和大家一样出操上课,一样担任公差勤务,为什么别人的成绩就是比自己好,进步比自己快。想来想去,找不到进步的“门”。有时甚至认为,别人进步快,是条件好,领导看得起,同志们帮助多;自己进步慢,是文化低,首长不关心,同志们帮助少。后来我学习了《矛盾论》,看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我这才认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一个人的进步,固然离不开党的培养、首长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但是还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党的培养、首长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只有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起作用。从此以后,我就在训练中虚心学习,刻苦锻炼,工作中积极主动。因而训练成绩比过去逐渐好起来。进步的“门”是找到了。但是一九五七年冬,我又碰了一次壁。当时我和几个同志从团集训队回来,其他同志都当了正副班长,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志仍当战士,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又抬头了,甚至在背后发牢骚。一天晚上,指导员在点名时讲:“有个别同志名利思想严重,应该好好想一想,究竟是为了什么当兵,可千万不能忘本,我劝这些同志好好看看《为人民服务》。”听到这里,我全明白是说谁了,心在扑通扑通地跳,脸上像火烧一样。晚上我找到《为人民服务》看了一遍又一遍。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问自己: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还是为个人利益工作?想想张思德,比比自己,看看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越想越后悔,流下了惭愧的眼泪,下决心听党的话,克服个人主义。通过这次学习,进一步体会到,要想不断进步,不但要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树立共产主义的前进心,同时还必须有革命的人生观,要不断和患得患失、名利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作斗争。
我在超期服役的一九五七年里,经常考虑的是入党问题。当时我想:到超期服役期满时,尽管我再次要求,也许不能连续超期服役了。如果这一年不能入党,复员回家,至少得考验一两年,这对自己的前途有影响。说来说去,还是没有跳出个人主义的圈子。由于入党动机不纯,虽然也能“积极”工作,但是不敢大胆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甚至掩饰自己。我入党以后,想到雷锋同志对我讲的,一个人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敢暴露就等于毁坏自己。又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以后,我就比较敢于暴露自己的缺点,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我被提拔当副指导员以后,连里有一个比我入伍早六年的排长,他说要“看看”我的“本事”。我觉得他太落后,就产生了反感,开会时,总爱针对他的思想发表刺耳的意见。有一次,他提醒我不要骄傲。当时我还想不通。以后看到毛主席的教导:“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自己没有半点可以骄傲的权利,只有虚心学习干好工作的义务。过去我认为他落后就不接近他,实际上是自己骄傲。我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我深感自己采取的态度,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于是,我给自己规定了四条原则:忠实积极,对党负责;不计小事,坚持原则;虚心学习,决不骄傲;关心同志,以身作则。之后,我立即行动。那位排长对有些问题认识不清楚,我就找他谈心,用我过去受的苦启发他。晚上干部查铺查哨,有时我就替他多查两个小时。他生活上有了困难,我也积极帮助他解决。这样不仅搞好了关系,而且工作也好做了。我深深感到,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断改造自己,增强修养锻炼。
增强了改造自己的决心和长期改造的恒心
在实践中,我越来越体会到,工作多了,担子重了,更要抓紧学习,加强改造才行。特别是学习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后,懂得了共产党员决不能有个人主义的私心,而应该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为了人民,力求前进,这是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每当我产生懒惰情绪或遇到困难的时候,想一想无数革命前辈为了追求真理,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在监狱里偷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为今天有这样好的条件不抓紧时间学习和改造自己感到羞愧。在学习中,我也常常为毛主席的伟大榜样所感动。毛主席为了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为了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里,写出了这么多光辉的著作。作为一个革命接班人,应该有学习好的勇气和信心。我深深感到,时间紧,文化低,资历浅,等等,这些都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难,最根本的是要有当好革命接班人的雄心壮志,要有为革命事业而学习和改造自己的责任心,归根结底,要有共产主义的前进心。
一个战士武器再好,技术再高,在战斗中没有勇敢和牺牲的精神,还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学习理论,学的再多,讲的再好,没有改造自己的愿望和敢于改造自己的勇气与决心,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过去我总不愿听改造两个字,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知识分子,虽然出生在旧社会,但是生长在红旗下,不需要改造。毛主席就批判过这种错误思想,他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说:“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懂得改造的重要和必要性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有改造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我第一次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看到十四件大事中的第七件,感到句句都说到了心窝里,但我连在这节上划重点作记号的勇气都没有,怕别人知道我有封建迷信观念。以后,经过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才懂得了有缺点不敢进行自我批评,就是个人主义作怪,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作祟。在改造自己的过程中,最要紧的是坚决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作斗争。
思想改造是一辈子的事情,稍微放松,思想就要出毛病,甚至给党造成损失。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会产生。特别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对每个人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要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第6版()
专栏:

语言和文字应该并举吗?
——与吕叔湘同志商榷
刘征
吕叔湘同志在《关于语文教学问题》(今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一文里,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些意见。有些意见,如指出在课堂上教师不要旁征博引、不厌其详地讲解,要让学生多活动,的确十分中肯。但是,有些意见值得商榷。这里,只就语言(口语)和文字(书面语)并举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意见,谈得不对的地方,请吕叔湘同志和读者们指正。
吕叔湘同志提出一个论点:“语文教学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字为主导,就是说,文字的教学应该从语言出发,又反过来影响语言,提高语言。”语言和文字究竟应不应该并举,这是语文教学的一个大问题,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对改进语文教学是有益的。一
为了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先让我们重温一下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①毛主席的话是对革命干部说的,但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由此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语文教学是中小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教育是上层建筑,必须积极地为经济基础服务。这就是说,考虑语文教学应该教什么,着重教什么,要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
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我们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读和写是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打开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要想真正学好革命理论、掌握科学知识和做好革命工作是不可能的。不难看出,培养青年一代具有读写能力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三、光会说话不会读写,不能使一个人突破直接见闻的狭小范围,在政治上、文化上打开眼界。这样的人通称文盲,因之,培养说话能力不应该跟培养读写能力等量齐观。加以目前能读会写的人还不够多,就更见出培养读写能力的特别重要。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是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出发点,我们就来看看实际吧。二
吕叔湘同志说:“在实际生活中,用语言的时间比用文字的时间多得多。职业上或者职务上经常要跟文字打交道的人不算,一般人一年里边除了写上几封信,开上几张便条,有时候记个笔记之外,拿笔的时候就不多了。可是三百六十五天没一天能不说话,有时候还得说很多话,不光是说一些零零碎碎的话,还得说整段整篇的话。……口头表达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好像不用多说大家也会承认的。”“口头表达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是吕叔湘同志主张“并举”的一个依据。
吕叔湘同志所说的“职业上或者职务上经常要跟文字打交道的人”以外的“一般人”,是些什么人呢?不外是工人、农民以及大多数基层干部。他们果真如吕叔湘同志所说,“一年里边除了写上几封信,开上几张便条,有时候记个笔记之外,拿笔的时候就不多了”吗?他们是否还需要读点什么东西呢?实际情况跟吕叔湘同志的说法是不大相同的。
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经过长期努力,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力地推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要求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具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试就农业建设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的农村早已不是旧时代的农村,而是打垮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要求广大农民以及农村的基层干部有更高的政治觉悟以及管理集体经济的能力。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以及各项农业科学实验的逐步发展,要求广大农民以及农村基层干部有越来越深广的科学知识。而要想达到上述两方面的要求,必须以能读会写为前提。例如,在江苏省的一个县里,有关单位向社员、干部、教师、学生以及电灌站、化肥厂、加工厂等单位的职工征求意见,他们都认为随着农业四化和技术改革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技术人员和劳动者,并且一致认为要让中小学学生学好语文。大家对有些毕业生“四不会”(不会记账,不会写应用文,不会写毛笔字,不会打珠算)很不满意,要求加强这四方面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方面中倒有三方面是与读写能力有关的。至于提高说话能力的问题,极少有人谈起。
一个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到底需要读些什么、写些什么呢?据我们了解,大致有如下一些:需要读毛主席的著作,读党的决议、指示,读条例、通知、规定、布告,读报纸以及各种农业科学技术读物;需要记账,写毛笔字,写条据、书信、合同、黑板报、大字报等各种农村应用文,还需要写请示报告、生产总结、情况汇报,等等。关于农村需要哪些应用文,曾征询过一位公社干部的意见,他拣重要的就开列了近二十种。至于各种技术人员在读写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这里就不多说了。
由此可见,在我们的国家里,读和写的确是越来越重要了。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具备读写能力的不仅有专事文字工作的人,而且有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工农群众一年只写几封信开几张条子的旧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语文教育要适应这种实际需要,积极地为它服务,就应该把培养读写能力放在首要地位。三
吕叔湘同志批评目前的语文教学“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良于行’”,指出人们在说话方面存在着磕磕巴巴、支离破碎等许多毛病。但是,吕叔湘同志没有把群众的说话能力跟他们的读写能力作一番比较。而作这种比较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什么是群众的迫切需要。
不错,有些人说话是存在着如吕叔湘同志指出的那些毛病的。但是,人们接受说话的训练不限于在学校里,也不限于在语文课的课堂上,而是有一个领域广阔、时间长久、教师众多的社会学校。因此,所有人都具备有一定的说话能力。人们借此得以普遍地互相交际。开会发言,作报告,教学生,带徒弟,接洽事务,办交涉,讨论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样样都在进行。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也同样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间进行。工农群众的说话能力比起知识分子来还往往要高明得多。
读和写的情况就不同了。读写的训练,开始的时候要借助于教师和教材,一般是在学校里特别是在语文课里进行的。解放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广大工农群众中能读会写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群众写读能力的提高,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一个农民如果不识字,看布告,看工分账,写书信,写对联,样样都要求人。且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曾访问了几十位农民学生家长,大家都认为让孩子上学的目的是读书识字,如一位学生家长(贫农)说:“现在男女都要识字。就是种田,也要有文化才行。识字的人到了生产队里,不论什么都能看懂。不识字呀,只好呆呆地坐在旁边。接到一张条子,都得请人:‘?,代我看看!’”留乡毕业生中许多人经常写应用文。他们反映,往往因为不会写毛笔字,不会写“庄稼字”,不懂某些应用文的写法,难以满足工作的需要。这是群众的呼声,在这呼声中是找不到“并举论”的痕迹的。
如果把说话能力和读写能力比作两条腿,那么,广大工农群众正是说话之腿长,读写之腿短的。他们深切地感到这样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良于行”,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应该怎样考虑呢?工作,尤其是文化教育工作,必须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办事。群众最缺乏的,就是我们要首先供应的;群众最感困难的,就是我们要着重解决的。这样考虑问题,“并举”就显得很不合适了。四
吕叔湘同志也许要说,“并举”并不会削弱培养读写能力。因为,说话训练对于读写训练“不但没有妨害,而且大有帮助”,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那种认为会“顾此失彼”的想法“是错误的”。
情况是不是这样呢?现在再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说话训练和读写训练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这种说法,一般地说是正确的。但由此得出两者应该并举的结论却未必妥当。说话和读写毕竟是两回事。字硬是要一个一个地去识。话说得再好,不努力识字还是不识字,不努力学写文章还是不会写文章。古今中外都有话说得好而文章写不好、或者文章写得好而话说不好的人,正是这个缘故。由此可见,说话训练和读写训练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说,在语文教学中,两者的关系摆得恰当,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摆得不恰当,则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并举”是不是一种恰当的摆法呢?
从小学低年级谈起。儿童入学的时候,说话能力已经相当具备,字却识得很少或者一个不识。不识字,在学习的道路上寸步难行,这就大大妨害他们学习各种知识。这种情况说明,识字,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关键,必须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搞“并举”呢?能不能如吕叔湘同志所说,另编一套拼音课本,使“汉语的学习和汉字的学习暂时分两条线进行”呢?按照吕叔湘同志的意见来做,就要分出大量的教学时间来教拼音课本。教拼音课本,实际上是另搞一套拼音文字的读写训练。搞这种训练问题很多,这里只谈一点,即这种训练进行得再好,也不能代替学生识字,字还是要一个个地教。这样做不是集中力量,而是分散力量,对解决识字问题如果有些促进作用,那末其促进作用也远不如其消极影响来得大。
到了小学高年级和中学能不能“并举”呢?也不行。
前面已经谈过,摆在小学高年级以及中学语文教学面前的重大任务是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要学读,就得多动口去读;要学写,就得多动手去写。曾有人问苏辙“学文如何”,苏辙回答说:“前辈但看多做多而已”②。鲁迅先生也曾说:“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③这话跟古人的说法真是若合一契。可见“看多做多”是古今学文的共同经验。我们的语文教学的实践也证明这一点。过去在语文教学中对读写训练有所放松,学生的读写能力老是难以提高。自从提出加强基本训练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以河北省某中学初中二年级的一个试验班为例。学生才入学的时候语文水平很低,作文大部分好像书面答题,往往不分段,不标点,语句不通,错别字较多。到了二年级上学期有了较大的进步,作文大部分能围绕题目来选择材料,并能适当分段,使用标点基本正确,错别字也减少了。拿初一第一次作文与初二第三次作文比较,错别字率已由百分之一点七降到百分之○点八。这样看来,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语文教学要切实解决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问题,就必须集中力量抓读写训练,“并举”也是靠不住的。
当然,在中小学语文教学里适当注意说话训练是必要的。就是单从提高说话能力来考虑,也要把读写训练放在首位。因为学生说话能力的提高,要有个凭借,要有个样板。最好的凭借和样板是用现代语写的好文章。好文章在语言的运用上具有准确、鲜明、生动的特色,让学生读这样的文章,并且借助于一定的训练,就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说话能力。认字、写字、读书和作文为主,说话训练为辅,只有这样,才能收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效果。
怎样“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字为主导”?怎样“从语言出发,又反过来影响语言,提高语言”?吕叔湘同志没有提出具体意见,使人想不清楚。按照通常的理解,现在语文教学里经常进行的朗读、复述、答问等等是属于说话训练的。可是吕叔湘同志却说,现在的语文教学在说话训练方面“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呢?没有”。什么才算是说话训练的措施?也使人想不清楚。这些问题只好存疑。
①《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二○○页。
②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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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青年的好读物——《学科学》
高士其
《学科学》杂志(月刊),是全国科协于去年十月份起创办的,现在已经出了七期。这是给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村干部和农村知识青年看的一种科学普及刊物。
这个杂志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活教科书,也是改善农村生活的好顾问。它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和日常生活密切有关的理工医各方面知识。
翻一翻已经出版的这几期,我们就可以看到农业科学知识几乎每期都占有一半篇幅。内容丰富多采,科学道理也讲得明白。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农药和害虫知识,肥料和育种知识,用电知识,生理卫生知识等,都是广大农村读者所迫切需要的。
四月份出版的一期,围绕着田间管理,刊登了《施用磷肥的故事》、《庄稼与水》等文章,对于农业生产起了及时的指导作用。有关生活方面的许多文章,也都产生了有益的效果。例如,许多农村妇女看了《生孩子太密有什么不好》一文,就对于学习避孕大感兴趣。有的读者看了《洗衣粉》一文,就喜欢用洗衣粉洗衣。此外,《学科学》自创刊以来,启发和鼓舞了许多青年读者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愿望和热情。
在这个杂志上还出现不少短小精悍的小专栏,如:“庄稼话”、“小实验”、“为什么”、“黑板报”、“卫生院”、“科学信箱”、“生活小常识”和“俱乐部”等,都能或多或少地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
《学科学》在文章形式上,一般也做到了通俗化和多样化。这里面有故事、漫谈、诗歌、独幕剧、相声、对话和问答等,都是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用比较浅显简练的语言来介绍科学道理,深入浅出,使读者不感到枯燥无味,这是《学科学》作者和编者共同努力的成绩。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读者群众来办好杂志,这是正确的编辑方针。在《新年告读者》一文中,编者强调指出希望读者们从生产、工作、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提出意见和要求。凡是读者提出来的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技术问题,都将在《学科学》上得到解答,这对于读者是一个喜讯。
就以往的几期看来,《学科学》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作为全国性刊物,它应该照顾全面,但目前在内容安排和语气上似乎偏重北方,使南方读者读了不够亲切。
目前农村还存在着迷信思想,如对风雨雷电缺乏科学的认识等,需要更经常地刊登一些破除迷信的文章。
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来装备农业,是我们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战斗任务。农业的现代化是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总方向,是目前各项农业科学研究的共同目标,也是农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遵循的途径。必须把研究和推广、普及和提高密切结合起来,让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掌握在有经验的农民手里,这样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从而改变生产面貌,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这是《学科学》的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希望,在编者、作者和读者共同努力下,《学科学》能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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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铃薯退化问题的研究
马铃薯的退化问题,是学术界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许如涵、关其功和陈鸿佑在《中国农业科学》今年第五期上,撰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
作者认为,马铃薯的退化现象非但可以防止,对于严重退化的薯种,采用适当的措施,还可使它在短期内恢复其原来的种性。马铃薯种性退化现象是可逆的。事实证明,外界条件是影响退化的主要原因,但人们的活动是防止退化、维持种性的先决条件。
根据作者的研究,严格选种,调整播、收时期,以及结合优良的栽培措施,已经使严重退化的安徽界首红皮马铃薯恢复其原来的优良种性。这些措施必须结合应用。
保持马铃薯品种原来的优良种性,或者从已经退化的薯种中恢复其原来的种性,需要采用一套比较细致复杂的选种和栽培技术。因此作者建议,在马铃薯生产地区需要设立原种场繁殖原种,供群众在发生薯种退化时作更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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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科学研究成果和群众经验的鉴定
最近,四川省农业、科技领导部门,召开了一次有领导干部、农业专家和劳动模范参加的农业科学技术鉴定会议,确定了四十七项科研成果和群众经验可以推广。这些先进技术经验,有的是群众获得初步成效再经科研机关帮助总结提高的,有的是科研机关经试验示范又为群众生产验证确实有效的。
四川岳池县农民群众选育的水稻良种“岳农一号”,经科研机关组织的品种对比和区域适应性试验,证明确有耐肥抗倒伏、穗大粒多和高产稳定的优点,一般亩产六百斤。在省委机关试验田丰产栽培条件下,大面积亩产达到八百多斤。到会专家还论证了水稻发秋主要是秋苗生理失调,并肯定了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总结的施用过磷酸钙防止水稻发秋的经验。此外,会议还肯定了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的棉花良种“五七——五○”,认为它确有抗枯萎病的作用,以及审查鉴定了农业厅畜牧兽医研究院提出的中药“砒雷散”,证明它对耕牛血吸虫病确有很高的疗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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