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学习《共产党宣言》笔记
马仲扬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各国共产党人第一个伟大的革命纲领。它判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宣告了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诞生,并且论证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这就第一次使全世界的无产者认识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提供了指路明灯。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即共产党。《共产党宣言》不但给这个党制定了革命的纲领,而且对这个党的性质、作用和斗争策略,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什么是《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呢?
第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依附于任何其他阶级的独立的政党,不是各个阶级的杂烩党;第二,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政党,不是叛卖无产阶级、向敌人妥协或投降的政党;第三,共产党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政党,不是半途而废,鼠目寸光,迁就眼前事变,临时应付的党。党的一切斗争策略,都必须服从这个最高原则。
一切事物都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这个基本的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披荆斩棘斗争的结果。这个思想奠定之后,资产阶级和它在工人运动内部的走狗——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也无时不在诋毁和篡改这个思想。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时时刻刻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在斗争中显示了这个思想的生命力。它成为检验一个政党的基本标志,检验一个政党是修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志。因此,捍卫这个基本思想,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职责。现在,当一些挂着“共产党人”招牌的修正主义者肆意糟踏共产党这个光辉的称号的时候,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的建党的基本思想,是很有好处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建立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支配和摆布的独立的政党,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还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这场斗争就开始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这样一个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弊病百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出来给这个不治之症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当时,不但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且有资产阶级甚至封建贵族的“社会主义”。恩格斯曾经描述了一八四五年在德国巴门的几次“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在当地最豪华的饭店里,从金钱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出席了,只有无产者不曾到会。“最愚蠢、最懒惰、最庸俗的人们,对于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现在开始要蜂拥到共产主义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十八页)可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简直成了一种时髦的装饰品,一些有产者和他们的文人墨客,把它当作开展社交活动的招牌。在他们当中,有一种人专门以抹煞共产主义学说的阶级性当作自己的职业。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
克利盖企图把共产主义学说归结为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以爱为基础,要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用一些“全人类”、“人道”、“为了人类的幸福”之类的虚幻词句,来招摇惑众。并且说什么:他们的政党,就是“要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教会人类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使早就预言的乐园终于来临”。他们大喊大叫:“万岁!共性万岁!平等万岁!爱万岁!”
一八四六年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以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向“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的这帮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说:“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页)
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德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流派,其他的国家也有它的信奉者。他们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变为抽象的超阶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宣扬自己不属于任何阶级,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并且胡说什么“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九六、四九七页)。其实,他们维护的利益,“在一切方面都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六页)。因此,它是“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真正的敌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页)。恩格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代表谁,因而不由己地就投入了德国各邦政府的怀抱;他们自以为‘使人们变得现实’,其实他们除了把德国的市侩的庸俗气奉为神圣而外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我们共产主义者同这帮在理论上胡说八道、摇摆不定的狡猾家伙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八、四九页)。
其实,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恰恰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真正奴仆。当时的资产阶级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一方面大肆攻击共产主义者太“极端”,太“粗暴”,太可怕,太不人道;一方面极力传播“非阶级”、“超阶级”的神话,高唱“社会人道化”,说他们的党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人们的党”。马克思、恩格斯极其痛恨这种谎言,把它称为“纯系任意捏造的美化世界的庸俗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五○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参加的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同样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成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彻底地改变了这个组织的性质,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旧口号。《共产党宣言》就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起草的纲领。这个纲领是经过激烈斗争之后产生的,它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是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胜利的成果。
同标榜超阶级、非阶级的派别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宣布:共产党不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更不是什么“人们的党”,它只是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原则。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九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组织这样的政党,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参加了这个革命运动,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不受资产阶级利用,不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必须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一八五○年三月,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写道:“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九三页)他们特别告诫德国工人:“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九九页)
一八六四年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列宁称之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二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作的斗争当中的一个巨大成就。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中写道:“无产阶级在它进行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自己已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以与一切由有产阶级建立的旧政党相对立时,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三六五页)要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就要有自己的独立的政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思想,当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存有幻想而受其影响的时候,恩格斯指出:“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二八三至二八四页)以后他又说:“为了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表现得充分有力从而能够取得胜利,必须使它组成一个与其他一切党派分开的,与他们相对立的独立的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起就坚持这个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八卷,第一九○页,俄文版)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倡导和影响下,德国新型的工人政党于一八六九年产生了。新党的组织者是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就是著名的爱森纳赫派,它“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列宁全集》第一九卷,第二九三页)。
当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没有建立的时候,资产阶级极力向无产阶级施加影响,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和破坏,当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后,资产阶级又力图从内部进行破坏。它们千方百计使无产阶级政党改变性质,使它蜕化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为党的建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之后,又为保卫党展开了斗争。
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同样反映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无产阶级政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在党内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资产阶级的情绪,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总是想使党变得“温驯”、“和善”一点,使它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后,出现了一个“苏黎支三人团”,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前辈。当时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三人,身为党的领导成员,却大肆攻击工人政党是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不是阶级的党,特别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党,而应当是“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党。他们把这种党叫做理想的“全面的党”!
马克思、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这种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企图。他们指出:“这是种绝对不相容的事情”,这种人“应该退出党,或者至少要辞去他们所占的职位。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末也就是承认打算利用自己的正式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党要是把他们留在正式职位上,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这样,照这些先生的意见,社会民主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放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具有慈善精神的资产者的指导下‘养成良好趣味’与‘学会良好风度’。那时一些领袖的‘无礼风度’就会让位于教养很好的‘资产阶级风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四八○页)
这不是唯一的一次斗争。马克思主义者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道路前进,机会主义者也承袭了他们老一代的衣钵。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斗争仍然继续着,保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任落到了列宁的肩上。
在关于党的性质的问题上,列宁同机会主义者同样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主张,凡是帮助、接近党的人,党就不应当把他们“抛弃到门外”,每个罢工者都有权宣布自己为党员。列宁坚决反对这种降低党的水平的观点。他说:“把身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是阶级的党”就应当领导整个阶级行动,不能陷入尾巴主义(《列宁文选》第一卷,第四○一至四○二页)。
一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公然背弃党的机会主义派别——取消派。他们认为,不能要党的“招牌”,应当“扩大党的概念”,以不定形的组织来代替党。为了达到“合法”的目的,他们在一切工会、合作社组织里,公开地反对党,取消党。
列宁对取消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说:“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生命,不坚决反对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弃它的人,那它就会不能生存。”(《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一三七页)斗争的结果,取消派终于在一九一二年被清除出党了。
可是,取消派的阴魂不散,他们的观点经常借尸还魂,凡是想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总是从取消主义那里汲取精神力量。
叛徒白劳德在取消美国共产党代之以“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时候说:“美国共产主义者将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放弃为促进作为单独一个集团的本身党派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这样,“我们的政治行动将溶合在这种更大的运动之中。因此,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独立政党的存在再不适合实际的目的了,反而会成为达到更大团结的阻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美国作出“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它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叛徒铁托在一九五二年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时候,公然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合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说:“共产主义者的基本职责和作用是对群众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工作”,要把党改变成“思想教育”组织。
这些叛徒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共同的“时髦”思想:取消无产阶级政党,摆脱“教条主义”束缚!
同这种声音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语言。列宁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三页)。党总是阶级的党,一切政党都具有阶级性,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不是这个阶级的党,就是哪个阶级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就是资产阶级的党。所谓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全民的党,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完全骗人的。
共产党之所以公开标明无产阶级的性质,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它同无产阶级有不可分割的、根深蒂固的密切联系。它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也受无产阶级的监督。它没有脱离无产阶级意志的自由,更没有背弃无产阶级的权利。如果一个共产党宣布自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党,那就等于宣布自己是一个背叛无产阶级的党,是出卖无产阶级事业的党。
但是,事物总是在对立斗争中发展的。有人卖身投靠资产阶级,也总有人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一小撮叛徒可以出卖自己,使自己挤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但是广大的无产者总是要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老爷们要发财,就必须剥削和压迫别人。有剥削和压迫,就有反抗和革命;有革命的阶级,就需要革命的政党。所以,历史事实就是这样:自有无产阶级政党以来,就有人要取消它,并且也确实有不少无产阶级政党都被取消或“溶化”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可是,即使取消派一时得逞,新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又必然会在他们的对面站立起来,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党。这是不以叛徒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普通的一部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它和其他自称为工人政党的党有根本的不同。《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最先进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九页)
共产党之所以最坚决、最先进,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就集中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和要求。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七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除了革命之外,别无出路。无产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压迫越大,反抗越大,所以它是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三一三页)
共产党是怎样产生的?它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产生的。它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由于它集合了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并且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全部作用,就是领导革命斗争,直到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建立起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共产党生来就是一个革命的党,而不是普通的党。它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战斗的党,它是在打翻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斗争中最坚决的革命党。
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建立的就是这样的革命党,他们要求共产党人都要作这样的革命家。他们自己首先就在这一点上给一切真心革命的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最光辉的榜样。
作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本份,他们的一生是充满斗争的一生。当他们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寥寥无几,而“欧洲所有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都为驱除共产主义而联合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六五页)。面临这样强大的敌人,在庸夫俗子看来,“保命高于一切”。可是,在革命家看来,革命高于一切!马克思、恩格斯以无畏的冲天勇气,敢于代表共产主义者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资产阶级必亡,无产阶级必胜。“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四页)
同马克思恩格斯式的革命家相反,机会主义者所害的不治之症,就是害怕斗争,害怕革命。他们厌弃阶级斗争,抹煞共产党的革命锋芒,极力把它变成一个庸人的俱乐部。恩格斯指出:“害怕革命,这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恨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都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五○五页)。厌弃阶级斗争,必然厌弃革命,因为“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三三四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保卫共产党的革命性,同贪生怕死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尖锐的、激烈的斗争。
当“议会迷”在西欧流行的时候,有些人放弃了阶级斗争,把资产阶级议会捧到天上,他们幻想无产阶级的未来,甚至整个世界的未来,不是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都要由他们在议会中争取议员的席位和票数来支配和决定。这种不值一驳的幻想,使那些一心向往议员和部长肥缺的机会主义分子着了迷,甚至发了狂。恩格斯说:“议会迷”是一种“不治之症”。马克思说:“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九四、一八七页)
到底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一个根本分界线。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始终认为:“我们的立足点不是合法性的立足点,而是革命的立足点。”(《恩格斯传》第六九至七○页)马克思说,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九八页)。列宁指出,《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里阐明的暴力革命,“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八八页)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有这样认识暴力革命,才不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发生动摇。
马克思主义这种鲜明的革命原则,惹起机会主义分子的极端仇视。“苏黎支三人团”大肆喧嚷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应当进行阶级斗争,而应当亲密合作,应当“毫无限制地进行和解,从事妥协和博爱事业”。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不应招致资产阶级方面的憎恶或其他任何人方面的憎恶”。他们宣布:“党表明,它不想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相反,它已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这样,才不会去用鸡蛋碰石头,才不会去以一对十地进行“流血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地斥责了这种无耻的投降主义,严厉地指出:“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异己分子”。“要清楚地知道,跟他们发生分裂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容忍了他们,“甚至党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也落到这些人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受到了阉割,再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毅力了”。马克思、恩格斯郑重表示:“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在差不多四十年间,我们一直是最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最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强有力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去和力求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起行走。”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四八五页)
列宁也是这样做的。他说:“我们坚决反对削弱或抹杀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的一切企图,社会民主党是实行社会革命的政党,它无情地敌视维护现代社会制度的一切阶级。”(《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二九○页)
如果机会主义分子居然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使它从革命党变成妥协党、投降党,那就必然会断送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就是这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存在着革命形势,而且有些国家已经爆发了革命。但是由于机会主义分子掌握了党的领导,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没有成长壮大,以致大好的革命形势白白放过去了。当时爆发的德国革命和一度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革命很快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机会主义分子的叛卖。所以列宁愤怒的指出:“欧洲的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之流、列诺得尔之流、韩德逊之流、韦伯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它现在还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九六页)在这种形势下,叛徒党、奴才党必然遭到群众的唾弃,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必需要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列宁主义问题》第一○三页)来代替。
无数的斗争经验,表明了这样的真理: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有摆脱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的自由,要有摆脱他们的影响,摆脱他们的偏见、弱点和动摇的自由”(《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三五七页)。这就是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它不能长期地和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投降主义者和平共居在一个组织里,它必须坚决地及时地把投降主义者清洗出去,同他们一刀两断。
斯大林在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时指出,和机会主义者决裂,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基本经验之一,“党是靠清除自身中间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主义问题》第一一四页)。这完全是积数十年的经验所得出的宝贵结论。

共产党的名称表明,它是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政党。实现共产主义,需要许多斗争的积累和坚持不断的革命。共产党重视当前的革命斗争,注意革命的阶段和步骤,它反对不管当前的斗争而只喊口号的空谈家。共产党也重视自己的最终目的,坚持不断革命,它坚决反对丢掉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使革命半途而废。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二页)。这里提出的原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最近的目的”。
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最近的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九页)。夺取政权并不是革命的完结,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马克思、恩格斯告诉共产党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重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八九页)。
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条件,并不是随时都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当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时,共产党人坚决支持,参预,并且积极领导一切革命运动,尽管这些革命不是以共产主义作为直接的目的,但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它就在客观上成为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步骤,因为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四七页)。所以《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旨在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四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革命活动中,正是按照这个观点实践的,例如他们在一八四八年支持了波兰的“土地革命党”(发动一八四六年克拉柯夫起义的党)。他们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亲自参加了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列宁也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有责任支持反对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二九○页)
对民主革命是这样,对民族解放运动更是这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无论民主革命或民族革命,目的都是打击、动摇和推翻反动的统治者,这些反动的统治者都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因此,共产党人把民主、民族革命,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运动的未来”。
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是共产党人所坚持的“运动的未来”。这是共产主义的科学结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为它奋斗到底。革命的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任何时候也不能卷起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否则,那就变成尾巴主义和投降主义。
同《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完全相反,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既没有《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最近的目的”,也没有《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运动的未来”。
他们没有想到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他们反对用“不文明”的办法去“吓唬”资产阶级。他们对统治阶级安排的一切秩序,没有仇恨,对民主、民族革命,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厌弃“落后”民族,甚至主张社会主义也要“殖民制度”,以“传播文明”。他们把“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变成了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隔离的口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支持革命的政策,变成了取消革命的政策。他们根本不是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人“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而是些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
他们也有“最近的目的”,那是钻营自己的禄位,如何使自己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们对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生活方式垂涎三尺,因此,他们的“运动的未来”就是同有钱的富豪们比吃喝,比穿戴,比享受,把追求资产阶级的地位,当作他们毕生奋斗的目标。他们所谓走向“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学习资产阶级的大亨们,骑在别人背上,靠剥削别人而走向资本主义!
这些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是革命者,更不是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他们是既害怕敌人也害怕群众的胆小鬼。他们从根本上敌视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根本上厌恶《共产党宣言》。在他们那里,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党人的革命策略,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他们有的是,资产阶级政客玩弄的政治手腕和政治阴谋,有的是两面派搞的口是心非的“共产主义”,尽管他们把“共产主义”喊得声嘶力竭,揭开盖子看,不是十足的骗局,就是超等废话。
《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史,是百多年来共产主义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也是《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思想变为伟大物质力量的过程。今后的历史,将是这个伟大的精神宝藏,继续变为伟大物质力量的历史。共产主义的敌人们,尽管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但是他们是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等待他们的,只是可耻的失败。《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无往而不胜的,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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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东北六市召开稻瘟病学术讨论会
哈尔滨、佳木斯、长春、吉林、延吉等六市稻瘟病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沈阳召开,会上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
一、流行规律及预测预报问题。关于一九六三年东北区稻瘟病严重发生流行原因,大家认为在病害发生期间,特别是穗部发生期间的连续阴雨、低温、寡照,是严重发病的重要条件;品种不抗病和严重混杂退化,又是大面积受害地区的主要特点。因此,加强预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测报内容和方法上,多数人认为对叶瘟和穗颈瘟均应预测,也有人认为只要预测穗瘟即可。在穗瘟的预测方法方面,一部分人认为,主要的依据应为大面积叶瘟的发生程度和秀穗期间的气候条件。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由于在大面积上叶瘟发生很轻,穗瘟仍能严重为害,所以叶瘟发生程度不能作为预测的可靠依据。由于目前稻瘟病流行有关规律还没有摸清,预测方法还不成熟,会上着重对目前急需采用的方法作了讨论。
二、防治技术问题。在防治策略方面,大家认为必须采取综合防治。关于各项措施的侧重点,一部分人认为应以抗病品种为主。但鉴于目前抗病品种不足,多数地区品种抗病性弱,其中有人认为应特别重视栽培技术,也有人认为应把药剂防治放在重要地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必须因地制宜,不应一概强调以某一防治措施为主。至于防治的具体措施,大家认为在种子工作方面,要有计划地利用新的抗病品种;对大面积的旧有较优的抗病品种,则应大力开展群众性选种工作;加强良种繁育工作,建立留种田,防止抗病品种迅速退化;强调实行泥水或盐水选种。在栽培防病措施方面,必须因地制宜,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栽培防病经验。在药剂防治方面,多数人强调防治叶瘟的重要性,但也有人认为在叶瘟发生较重的情况下,只进行穗瘟防治也能收到良好效果。在施药技术上,多数认为药剂防治贵在及时,特别是对穗瘟必须在抽穗始期进行施药。
三、关于品种抗病性退化及抗病育种有关问题。很多人认为,抗病性减退的首要原因是品种严重混杂,并且品种退化变劣是与抗病性减退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应首先抓种子纯化工作。并且必须重视品种的更新和替换,加强栽培管理,延长抗病品种使用年限。会上还讨论了抗病育种目标、抗病育种途径和品种抗病性鉴定方法等问题。
(王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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