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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志做红色的接班人
今年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将军和儿子》，向读者介绍了解方将军怎样教育子女、怎样为革命培养接班人的动人事迹。通讯发表以后，我们陆续收到许多青年人的来信，叙述了他们如何从这篇通讯里受到了教育，懂得了应该继承革命前辈的事业，立志做红色的接班人。也有不少家长来信，表示一定要学习解方同志那样严肃地负起教育革命后代的责任，严格地要求子女。今天我们选择了三封青年人的来信，在这里发表。
——编 者
无情与有情
一九六○年，我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新建的技工学校工作。当时想到大企业里搞技术，钻研几年之后，可以升到助理工程师。当教师，十几年也不过添个“老”字罢了！所以表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分配。后来，在父亲和学校领导上的帮助下，才勉强地进了技工学校。
一九六二年，我要求调到父亲所在的省地质局去工作。心想，坐在办公室里也不错！我怕父亲不同意，就极力说明这样做对我一生的利害关系。我以为父亲是地质局的领导干部，一定可以办到。哪里想到，父亲却严肃地说：“不行！你要听从你们学校的分配。要记住，党需要你到哪里，你就应当在哪里好好地工作……。”当时，按照党的加强商业战线的精神，把我调到商店去了。我真没有想到，连作教师的机会也失掉了。从此，我又滋长了埋怨情绪，怪父亲无情。由于工作不安心，经常出错。同志们热情地帮助我，我反而笑他们幼稚。
《将军和儿子》这篇通讯解决了我的思想问题。我明白了：我满脑子装的什么前途呀，大材小用呀，英雄无用武之地呀，等等，实际上是个人主义。而父亲的“无情”正是老一辈的革命者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培养下一代。因为他们知道无原则地迁就下一代，对革命事业是没有好处的。“病”因找到了，前进的动力也自然产生了。今后我将努力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成绩。
辽宁本溪市手工业产品经销部
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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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和延风一样
和延风一样，我也生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里，也在北京市第四中学学习，教过延风的老师也同样教导着我；然而，我们俩走过的道路却不大相同。就在他被全校誉为“三好”学生的同时，我却是以“调皮捣乱”闻名于同学中间。
延风一直自觉地接受父母的教育，在父亲的帮助下，他明白：家庭出身好，并不等于生长在红色的保险箱里。于是，他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而我呢？从初中的时候就一直背着“家庭出身好”、“自来红”的包袱。我总觉得：家庭环境这么好，我又在出名的好学校读书，我会有坏思想？父亲是老革命，儿子自然会成为“小革命”，别看我现在还有不少缺点，那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节，“树大自然直”。因此，我一直不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干部子弟应该怎样对待学习，对待工作？延风在这一点上成为革命干部子弟的榜样。将军的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革命干部子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在解方将军的教导中，延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决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高级干部的孩子！想到这一点，我深感惭愧。其实，我连什么是干部都认识不清楚，可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干部是“管人的”，无意识地就把人民的干部和资产阶级的官等同起来。我甚至认为：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人是可尊敬的。因此，我特别热中于“革命干部子弟”这个“称号”，总希望别人能一眼就看出我“与众不同”。我错误地认为干部子弟应有的风度：一是“大方”，花钱用东西满不在乎，对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毫不爱惜；二是“直爽”，自以为是，对事情一不满意，不论时间、地点、对象，随意批评、议论；三是对任何人都不能“低头”，对正确的意见也要固执己见。我这样做了，结果和集体越来越远。后来，在老师和家长的教导下，我才慢慢地懂得我原来的认识是错误的。
读过关于解方将军教诲子女的文章，我怀着十分尊敬和感激的心情想到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也像解方将军和章帆阿姨一样，为了使我更快地成长，曾严厉地教育我，而当我稍稍有了一点进步的时候，他们又勉励我继续前进。现在，我深深地体会到革命的老一辈对接班人的殷切期望。我的父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一直走在斗争的最前列，现在，在和平建设时期，我就应该继承父母的革命传统，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革命干部子弟应该在政治上成熟得更早，思想觉悟提高得更快，担子挑得更重。北京第四中学学生 宋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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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子弟“红”的标准要更高
解方将军对他的儿子说：“你是干部的儿子，应该把红的标准订得更高些。”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我也是在革命家庭中哺乳成长起来的，我的父亲也经常不断地教诲我。从家庭、学校到人民空军部队，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党的教育，领导上的关怀，同志们的帮助和父亲的教诲；可是自己的进步却很微小。这些，不由得使我深思。我发现在我的思想深处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家庭出身好，从小跟着父亲到处奔跑，到过战场，这样政治上就不会发生多大问题了。我对领导上和同志们的帮助，往往计较对方的态度，没有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我对什么是真正的“红”，不太明确，总以为能完成工作任务就行了。正是这些想法成了我前进中的绊脚石。
现在，我深深地感到思想改造的重要。一个人思想上的进步，主要依靠自己主观的努力，靠自己刻苦学习、锻炼和实践，不能单靠客观环境的影响，更不能把父母是“老革命”当作包袱。《将军和儿子》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越是革命干部的子女，越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红”的标准，越应该经常想到如何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样，才能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
解放军某部飞行员 王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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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山红梅
——记在农民群众中扎根的汉中歌剧团
刘野
陕西省汉中歌剧团，带着他们自己创作的歌剧《红梅岭》，到北京来演出了。
陕南山区的群众，都亲切地称呼汉中歌剧团是“我们红星家”。原来这个歌剧团就是一九四九年随解放军西进至陕南汉中地区的“红星文工团”。
当地农民谁不喜爱这支和自己共同生活、共同斗争的队伍呢？解放初期，“红星家”肩负着宣传队和工作队的双重任务。他们背着背包，扛着武器，翻山越岭，走乡串镇，在陕南山区和平川，敲起了胜利腰鼓，扭起了解放秧歌，把革命的新文艺第一次带给了陕南山区的人民。一九五三年，红星文工团改为汉中歌剧团。他们的名字变了，红心却一直未变。
歌剧团人员不算多，设备很简陋，他们只有一套破旧的幕布和一些不齐全的乐器，既没有什么排练场，也没有什么绘景室，一间饭厅作各种用途。十四年，他们踏遍了汉中地区的大小山川，全区十一个县（市）的二百七十多个公社，哪里没有留下“红星家”的足迹，哪里没有响起过“红星家”的歌声呢？十四年，他们演出了二百多个剧目，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反映革命斗争的现代剧和健康的民间小戏。
汉中地区，山川纵横，交通很不方便。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歌剧团的同志们，为了满足山区群众对革命文化的迫切要求，常常背着行李，扛着道具，爬山涉水，送戏上门。他们曾经一连六天横跨“二十四道脚不干”的峡谷，翻上矗立云霄的土地岭；也曾经攀登悬崖绝壁，你搀我扶，一步一跛地走进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白天行军，晚上演戏，自己搭台，自己装卸，不辞辛苦地为山区群众演出。汽灯、油灯、松明、火把各种照明，他们都用过；山坡、阁楼、河堤、土坝各种“舞台”，他们都演过。
为农民兄弟服务嘛，他们从不叫苦，不喊累，不讲任何条件。冬天，手脚被冻僵了，他们冒着严寒演出；夏天，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他们顶着太阳演出。下雨了，观众不散，他们淋着倾盆大雨继续演。在西乡马鞍堰上，他们专门为两个坚持工作的民工唱过歌；在沔［miǎn免］县高潮公社的敬老院里，他们也专为老人们演过戏。
剧团的许多同志上台是演员、舞台工作人员，下台又是服务员、管理员和炊事员。行李道具，自己带；锅碗瓢勺，也自己带。每到一处，他们就帮助群众担水、扫院、砍柴，水缸不满不走，院落不净不走，借的东西不还清不走。到黑木林演出，因为天晚了，他们宁愿露宿，也不去惊动群众；可是当有些农民看完戏遇雨回不去的时候，他们却把床铺让给群众睡，自己裹幕布，睡舞台。
汉中歌剧团这种老八路传统，这种革命作风，怎能不深受陕南人民的爱戴呢？陕南的群众说：“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好戏，也看到了你们的好心。”
汉中歌剧团是怎样在山区扎根的？答案只有一条：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武装了他们，火热的斗争生活锻炼了他们。
十四年来，汉中歌剧团给自己规定了一条行动准则，就是“四个不脱离”：不脱离党的文艺方向，不脱离现实生活，不脱离革命斗争，不脱离人民群众。”这“四个不脱离”，使他们始终走着一条健康的大道。
剧团一成立，就从人民解放军那里学来了一套严格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他们在中共汉中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始终把抓政治、抓思想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有多少次，他们反复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多少次，地委的负责同志到剧团来拉家常，帮助大家认识怎样做一名革命的文艺战士。剧团的同志有人不安心在山区落户，闹过情绪；有人受不了上山下乡演出的艰苦，哭过鼻子；也有个别人说：“在农村是浪费青春，到大城市去看广告，也比在山里进步快些！”但是，“我们究竟为什么演戏？为谁演戏？难道不是为了革命吗？”经过一次又一次地学习，一场又一场的讨论，他们终于用革命的文艺思想击败了种种错误观念，在陕南山区扎根落户了。
但是，要使剧团人员真正变成革命的文艺战士，仅靠剧团内的思想工作是不够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于是，他们保持着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十四年从不放弃任何一次参加农村政治运动的机会。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时期，他们在洋县两个区和农民一道胜利地完成了建立二十个初级社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他们到略阳、沔县和群众一起投身大跃进的行列。一九六○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侵袭着陕南农村，他们没有留在城市里，而是来到西乡雒家坝山区的老革命根据地，和群众同甘共苦，战胜灾害，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去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他们又来到南郑县访贫问苦，编写“三史”，和群众一起领受深刻的社会主义阶级教育。
就在这种实际斗争的锻炼中，他们的思想感情渐渐地和劳动人民接近了，一致了，融为一体了。一种全新的风气已经在汉中歌剧团形成。为长期深入生活、深入斗争，永远保持和农民群众的联系，他们在沔县、宁强、镇巴、南郑等地，建立了五个固定的生活根据地，分期分批，或长或短地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在石泉的社员家里，和群众一起救过火；在安康的汉江水中，和群众一起防过洪；半夜里，群众起来防霜，他们也去防霜；一清早，群众上山干活，他们也去干活。剧团的许多同志在农村都有了“亲戚”，每次下乡演出，不是他们去院坝里请“婶子兄弟们”来看戏，就是“大娘叔叔们”到剧团里拉他们去吃饭喝茶。高潮、中所、油坊等公社的社员们，一到汉中，总要去剧团里“走人户”。陕南的群众说：“一根蔓上结不出两样瓜，你们和我们简直是一家人。”
歌剧团的同志们，多么迫切希望提高新歌剧的艺术水平，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啊！但是，到底怎样才能提高呢？他们从历年的实践中体会到：“高标准不在天上，而在地下，在全区二百万劳动人民之中。新歌剧要用新思想去教育群众，必须有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因此，他们采取了“向巴山学习，在唢呐行里找提高”的作法，创造具有陕南地方特色的新歌剧。
这样的认识和作法，也不是轻易得来的。一九五三年，红星文工团改为汉中歌剧团以后，许多人曾经认为新歌剧在山区没有发展前途。有人说：
“给农民演歌剧，等于把洋楼修到山区小镇了！”有人说：“陕南的土壤，开不出新歌剧这朵鲜花。”但是，等他们演出歌剧《白毛女》以后，群众非常欢迎。于是，有些人又不顾群众的爱好和需要，不顾剧团的实际条件，一味地追求“大”，崇拜“洋”。他们演出过接近西洋形式的歌剧，群众说：“你们唱的这是哪路货，我们山里人听不惯这些洋歌！”他们演出过自以为音乐优美的歌剧，群众又说：“天上一声，地下一声，半天云里打圈圈，把人听得云里雾里的了！”他们演出几部重唱，群众说是唱乱了；他们演出几部合奏，群众又说是拉乱了。
事实教育了他们，给那些一心搞“洋化”的人一声棒喝。为什么自己满以为不错的歌剧，农民却总是不喜欢呢？他们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猛然发现自己的艺术趣味和农民群众是格格不入的。艺术趣味的不同，根本上还是表现了思想感情上的距离。于是，他们决心回到党所指出的文艺方向上来，从现实出发，从生活出发，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向民间的艺术遗产学习，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歌剧。
为了把陕南山区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遗产学到手，他们常年不断地派人爬山越岭，到深山老林里去采风。许多同志是外地人，要学山歌，他们就先学汉中地方语言，他们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亲耳听，亲口学。为学一支山歌，他们翻上几座大山，都心甘情愿。有时候，他们把民间老艺人和“歌牌子”请到剧团来，一句一句教，一声一声学。就这样，十四年，他们搜集了陕南民歌、山歌八千多首，“端公”、“花鼓”等民间小戏一百二十多出，掌握了“汉中曲子”的绝大部分曲调，学会了“汉调二黄”的基本唱腔。同时，对于陕南地区的“道情”、“碗碗腔”，以及其他地区民间音乐的精华，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这一切优美丰富的民间音乐遗产，成了他们创造新歌剧的重要借鉴。那些原来盲目崇拜西洋的同志从此纠正了崇洋思想，从内心里感到“山中有宝”。
汉中歌剧团的同志们，一面虚心地向民族、民间遗产学习，不断地运用和提高；一面从现实生活出发，不断地创造新的乐曲和剧本。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扎扎实实，一步一步迈出创造社会主义民族新歌剧的步子。开始，他们运用陕南民间舞蹈“采莲船”的形式，创作了反映农民群众支援抗美援朝的《韩太公劳军》，由于唱的是“花鼓调”，耍的是“采莲船”，又及时反映了新内容，受到群众的喜爱。接着，他们又运用“端公”、“八岔”等民间曲调，进行加工创造，编写了《打麦场》、《吹鼓手娶亲》等歌剧，这些戏由于反映了山区农民的生活，表现了巴山地区农民豪爽、浑厚、幽默的性格，说的是山里话，唱的是山里歌，演的是地方戏，引起农民群众极大的兴趣。这一来，他们创造新歌剧的信心更大了。于是，进一步运用民间歌舞艺术形式，加工整理，去芜存菁，大胆创新，在剧本创作上大力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创造了深受陕南群众喜爱的大型歌剧《白石崖》、《红梅岭》等。就这样，十四年他们除了改编、移植外地的优秀剧目以外，自己创作了十八部新歌剧，写出了三十多部歌剧音乐。
现在，汉中歌剧团编演的新歌剧，已经在陕南山区的农民群众中扎根了。《吹鼓手娶亲》、《红梅岭》等许多歌剧的曲调，在深山老林、山寨江岸、村边地头到处流传着。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便奔走相告：“汉水戏，巴山歌来了！”剧团一演出，远远近近的群众连夜赶来看戏，几十里火把通明。有时，在这一处还未演完，那一处就来接戏了。社员们还常常拦住剧团的去路，不演出不放行。
陕南山区的群众赞扬他们的新歌剧说：“红星家的戏，巴山上长，汉江水浇，茅草坡上喊山歌，地道的汉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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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务农（木刻） 林之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