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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报告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苏共领导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反华报告和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同时还发表了《真理报》社论。赫鲁晓夫本人，从四月三日到十八日的十六天内，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接连发表了十二篇公开反华的讲话和声明。
苏共领导一直耍两面派手法。半年多以来，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并且大吵大嚷，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什么“最坚决的回击”，采取什么“集体措施”，还要“公布材料，阐明观点”，摆出一付吓人的架子，好像手里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宝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骗不了的，也是吓不倒的。我们早就请他们把所有的法宝统统拿出来。尽管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领教到什么“最坚决的回击”，什么“集体措施”，但是，苏共领导总算开始抛出一点东西来了。这是值得欢迎的。
苏共领导的文件和讲话，彻底地暴露了他们大叫停止公开论战之时，正是他们加紧部署反华运动之日。
我们早就料到，以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货色来的。果然如此。苏共领导公布的文件，充满着陈词?调，根本说不出为什么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对方是错误的，活像是泼妇骂街，实在不够论战的水平。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的妙处是，除了说谎还是说谎，除了诡辩还是诡辩，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通篇用谎言、诡辩和谩骂，拼凑成一个六万多字的文件，也算是有一点本领。
文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造谣说谎的地方，据我们粗略的统计，就有一百四、五十处之多。
这些谎言，有许多早已被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八篇文章中，批驳得体无完肤了。可是，苏共领导却置若罔闻，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一味地重复那些破了产的谎言。看来他们十分迷信“说谎哲学”，以为谎言重复多次，就会有人相信。其实，谎话的腿总是很短的。靠说谎生活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也差不多，除了更加粗野之外，只不过增加了拍桌，跺脚，挥舞拳头，咬牙切齿等等表演而已。
这些文件和讲话在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或斩头，或去尾，断章取义，文不对题，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和实质。
文件和讲话是个大杂烩，七拼八凑，杂乱无章。这正好反映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特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杂货摊子。但是，它贯串着一根线，就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点就是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更加证明了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所做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确确实实是当代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文件和讲话暴露了赫鲁晓夫等人下定决心，要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裂，而只同修正主义者讲团结；要同一切革命者分裂，而只同反对革命的人讲团结；要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人民大众分裂，而只同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讲团结。这更加证明了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所做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确确实实是当代的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件和讲话使用一切恶毒的语言，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破口大骂。给中国共产党扣的帽子不胜枚举。除了旧帽子之外，又加上什么“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等等。这正好反映了赫鲁晓夫等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阶级斗争，对于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苏共领导特别集中地攻击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也只能进一步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修正主义面目。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已经证明了的，是任何人也不可能抹煞的。毛泽东思想受到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的欢迎，他们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从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获得了革命的武器。这是很好的事情，只有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高兴。苏共领导妄想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苏共领导大做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诽谤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新托洛茨基主义”。其实，他们搬起这块石头只会打自己的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很清楚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实质。究竟谁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是很容易鉴别的。我们愿意提醒一下：过去拥护过托洛茨基的反动主张，因为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而作过检讨的，是确有其人的。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同托洛茨基唱一个调子，发动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处于绝境中的各国托洛茨基分子大为嚣张起来的，是确有其人的。现在到处勾结和收买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破坏革命的卑鄙勾当的，也是确有其人的。我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有关的材料。
苏共领导攻击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更没有什么新鲜。这些论调，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同我们国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论调，一模一样。可惜的是，在事实面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这种宣传早就破产了，而苏共领导又敲起这套锣鼓，并不能为这场反华丑剧增添什么舞台效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战胜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也战胜了由于苏共领导背信弃义的行为给我们造成的经济困难。我们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而且一年比一年好。对于苏共领导的“关怀”，我们已经领教得够多了。我们奉劝苏共领导，你们不必为中国人民“操心”吧，你们的错误政策把伟大的苏联人民折磨得够苦的了，你们还是多照管一下自己家里的事情吧。
苏共领导四月三日发布的三个反华文件，本报今天不惜篇幅，予以全文发表，并且把其中重要的地方，用黑体字标出，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赫鲁晓夫各次讲话中的反华部分，也将全文发表。同时，全国所有省、市和自治区的地方报纸，也都刊载这些文件和讲话的摘要。我们除了在国内广播之外，还用各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我们再一次劝告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再一次劝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决不要因为苏共领导的文件和讲话又臭又长，就不耐心地读它。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材来认识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而不要轻易把它丢掉。
我们再一次向苏共领导提出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我们全文发表了你们的反华文件和讲话，我们还将继续发表你们的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你们敢不敢发表我们答复你们公开信的八篇评论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斗争的时候，就敢于公布托洛茨基的言论。因为真理在斯大林手里。我们敢于公布你们的材料。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你们不敢公布被你们称之为“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材料，因为你们害怕真理，害怕阳光，害怕人民群众识破你们的原形。
我们声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本报讯 据塔斯社消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全文如下：
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了对我们国家、对苏联人民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发展农业的根本问题。全会是在中央委员会、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举行的。全会的决议将为苏联的经济开辟广阔的前景，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为发展我们祖国的生产力、为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和最充分地满足苏联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提供巨大的可能性。
我们党在不倦地关怀发展国家经济的同时，执行着自己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的经济成就越大，苏联人民的生活越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也就越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就越有吸引力。苏联人民以不倦的劳动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所有国家人民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和支持。
席卷地球各大洲的革命进程继续发展和深化。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中取得了新的成就。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正在加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在扩大。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力量的优势日益清楚地显露出来。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联合努力，国际紧张局势得到了某些缓和，在巩固和平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重要步骤，挫败了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挑起热核战争的企图。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性，完全证实了我们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结论和论点以及苏共列宁主义纲领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各国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没有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的严重困难，我们的成就会更大。
关于中共领导人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已经不止一次通知过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但是，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重新在全会上提出这一问题，因为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的派别行动中走得更远了，造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直接威胁。
如果分析一下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来中共领导的观点和行动的演变过程，那就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这些年来不是使已经产生的分歧消除，而是使之加剧。他们从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策略性的规定开始，一步一步地加深自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当代最重要问题上的分歧，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特殊方针来对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他们在自己的特殊方针中从大国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的立场来修改宣言和声明的基本原理。
各兄弟党在结合现时代的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努力而作出的新的评价和结论——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关于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必要性、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的新评价和结论，这一切都遭到中国领导的歪曲，实际上被它抛弃。
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抛弃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集体制定的宣言和声明后，向兄弟党提出了他们那臭名远扬的“二十五点”。这二十五点的真正涵义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否定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发展进程日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轻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对立起来；对外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保持“冷战”局面；在革命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和盲动主义；保卫和维护受到共产主义运动谴责的个人迷信的方法和制度；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斗争辩解。
这样一来，中国的首领们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不同弄到了这样的程度：这种意见不同实际上发展成了在一切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全会的参加者都知道，苏共中央曾不止一次表现出主动精神，致力于创造消除已产生的分歧、使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党的关系正常化的条件。
我们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曾不止一次建议中共领导停止公开论战。例如，在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和十一月七日的讲话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苏共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封信，信中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分歧、加强苏中两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具体措施。苏共中央在这封信中再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同志们，你们知道，苏联报刊，根据这个建议，最近几个月来没有再发表任何论战材料。
中国领导人是怎样对待这些步骤的呢？被民族主义的傲慢情绪弄得盲目的中国领导没有听取兄弟党的意见和呼吁。它拒绝了我们的倡议，并走上了同集体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方针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的道路。
中国的报刊不间断地发表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最粗暴的攻击的材料。仅从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后，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二百多篇这类材料。中国的机构在全世界散发诽谤性的文章并且通过电台用外语加以播发，而且许多反苏文章播发几十次。给中国居民灌输敌视苏联和苏共的情绪，看来现在已几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活动中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真是奇怪之至。庞大的宣传机构现在主要是从事于编造诋毁苏共和苏联的材料。
中国的宣传，就其总的方向和对苏共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攻击的放肆程度而论，越来越同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反苏反共报刊站在一个行列了。
就拿《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公开信的一系列所谓“答复”中的二月四日一篇文章为例。这篇文章从《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这一标题起，通篇都是对苏共中央及其领导的肮脏的反苏攻击和诽谤。它同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起码准则毫无共同之处，是对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侮辱。文章中有这样的呓语：说什么我们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如果说，中国的宣传不久前主要是攻击苏共的对外政策方针，那末，现在也公开攻击我们的国内政策了。中共领导千方百计在一切问题上诋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宣称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作斗争是一个错误，并诬蔑苏共纲领。
中国首领们重新使用托洛茨基分子曾经使用过的方式方法，企图使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同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对立起来。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中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号召苏联人反对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
这是怎么回事？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吗？不，这是完完全全抛弃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起码准则，抛弃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转向公开的反苏主义的立场。
中共领导人已经不限于在意识形态范围内行动。他们把意识形态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中，引伸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实际政策领域中。中共领导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一致，玩弄了各种花招和伎俩，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把不和带到它们在国际舞台的活动中。最近时期，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颠复活动大大加强了。现在已经没有疑问，北京采取了分裂各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
同志们，由于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中国活动家为了掩盖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背离，最近拼命地耍花招，掩饰自己的目的和阴谋，令人厌恶地反复强调自己的“革命性”、“勇敢”、“坚定”等等。但是，事态愈向前发展，中国宣传的调子愈歇斯底里，就愈加清楚地看出，中国领导的真正计划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现在，中共领导在极端革命的词句和口号的掩盖下，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成果进行疯狂的攻击，集中主要火力不是来反对帝国主义，而主要是反对苏共、反对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
诚然，中国领导人现在也大谈他们希望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一致。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和这些话完全背道而驰。
他们大谈团结，但是，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在追求另一个目的：瓦解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破坏使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团结和联合起来的思想基础、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他们企图把“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方面的冒险主义方针以及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强加给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领导人喋喋不休地说自己希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清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中共领导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用各种政治变节者——共产主义的叛徒、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等等，来分裂共产党人的统一阵线，拼凑亲华的派别和小集团来对抗共产主义运动，使各共产党服从于自己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宣扬，他们才是民族解放运动最可靠的和久经考验的朋友。但是，谁要是相信这一点，谁就要受大骗。中共领导的图谋，在于把自己的冒险主义主张和方法强加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按照种族的特征使各国人民彼此对立起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同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盟，这实际上只能瓦解和削弱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领导人最近一再断言，他们是和平的真诚维护者，是一贯为争取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而斗争的战士。但是，有谁相信这点呢？中共领导，由于在加勒比海危机日子里采取挑衅立场、拒绝在关于禁止在三个领域试验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约上签字、一向力图诬蔑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从而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们不愿意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而力图保持“冷战”的局面，作为实行冒险主义政策的合适的背景。
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此沉湎的所谓世界革命利益、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切议论，其目的实际上是不让舆论和共产党人知道中国领导的主要战略方针，即不顾一切地使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服从于它的大国主义的、狭隘利己主义的利益。正是为了这种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被粗暴地践踏。为了这种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被篡改和歪曲。为了这种目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最坏的传统、最无耻的蛊惑和诽谤都被拿来当作武器。
鉴于中共领导人采取的分裂主义立场和他们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日益加紧的企图，就迫切需要更深刻地剖析一下：中国理论家已经疯颠到何等地步，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活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一、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用的问题的两种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发生的根本变化，首先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是当代一切革命力量的主要堡垒，是世界和平事业的巩固支柱。世界社会主义同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核心。
中国领导人曾经一度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最重要的论点。但是，近来，中共领导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把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反帝斗争中的主要力量，并破坏当代革命力量的团结。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中公然断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人民日报》和《红旗》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编辑部文章谈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
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学说显然遭到修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被贬低。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国理论家赋予它的只是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的作用。不用说，这种立场只能既危害社会主义体系，也危害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事业。
根据中国理论家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仅不能对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日益起决定性的影响，而且甚至在群众反帝的革命斗争中也不能起独立的作用。
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意义的这种解释，不符合世界上力量的实际对比，并且直接违背一九六○年兄弟党声明中所作的结论。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基础的思想，是出自弗·伊·列宁的。他曾写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全世界国家体系内的特点，就是少数帝国主义民族集团反对苏维埃运动，反对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只关系到世界上某个最偏僻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二百一十页）
这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写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存在着的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它对“各国人民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国家体系”的影响，归根结蒂，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有了极大的增长。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有重大意义，同时认为，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正是在这个基地上，集中了最有组织的阶级力量，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的——基本群众，而这个阶级，正如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在世界革命过程中起首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作用首先表现在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建立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而人民正是为了这些去搞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就是在社会活动的决定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不断给帝国主义以打击。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在发扬民主和吸引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方面取得成就的时候，他们就在实际上相信，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根本需要。这一切就使群众革命化，促使他们积极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直接对抗帝国主义反革命侵略阴谋的力量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威力束缚着国际反动派和侵略势力的基本力量的条件下，各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和人民就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最有利的条件。每一个注视战后国际事态发展的人都不能不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革命斗争的成就、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威力的增长之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
只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工人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共同努力，才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其中每一种力量都为反帝斗争作出贡献。但是，不能不看到，世界政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点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使新的社会制度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伟大事业中所起的和应当起的首要的和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使命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决定的，即社会主义已经取得胜利的那些国家，今天实际上不仅为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力量之首，而且为世界一切进步力量之首。这些国家不仅是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上的灯塔，而且是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是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内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并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
一切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方面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不妨提一下，一九六二年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量同一九三七年在它们的领土上的生产量相比，大约增加七倍，而资本主义国家仅仅增加一点六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的经济竞赛中，现在达到了新界标。一九五○年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约为五分之一，而现在占三分之一以上。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好好地和顺利地建设新社会，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力量，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力争社会主义思想在实际实现的过程中对全体劳动人民一天比一天更具有吸引力。在我们的时代里对社会主义的优点不仅是根据理论著作，而且首先是根据实践，根据共产党人如何实际解决建设新社会任务的情况来判断。如果我们把这一任务解决得好，那就是对其他国家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巨大支持。如果解决得不好，那就是对这一斗争的打击。
对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要通过自己的经济成就给世界革命的发展以主要影响的结论，中共领导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中共领导是否主张和平经济竞赛呢？
中共领导歪曲事情的本质，企图证明，经济竞赛意味着，“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会这样断言：和平经济竞赛“能代替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将使各国人民没有必要进行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由北京散布的这种臆造，纯粹是为了诋毁两种体系经济竞赛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是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的革命化意义在于，它们能推动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使他们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自觉的战士。和平经济竞赛不仅不会使群众陷入消极等待，而且相反，会唤起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帝国主义者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并且竭力阻挠它们前进。
同志们，正如你们看到的，和平经济竞赛问题，就其实质来说，远不只是经济问题。它本身具有深刻的政治涵义：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这就意味着大大便利一切革命力量的反帝斗争。而这已经是政治问题了。
我们党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苏联、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增强它对整个革命进程的影响。我们今后仍将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奉行旨在实现苏共关于在我国建设最公正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纲领的路线。建设共产主义，就是对履行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大贡献。这条道路是伟大的列宁预先确定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使我们离开列宁的这条道路。
为了赢得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很好地利用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也要很好地利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实际上，这意味着广泛发展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以及互利的经济联系，也意味着巩固他们之间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活动过去和现在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着。
与此相反，中国领导最近几年来表明它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不感兴趣。中国不仅不再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它国家配合行动，而且现在公开反对一致同意的社会主义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路线。中国领导公开采取了动摇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基础的方针，走上了缩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同经济互助委员会各国的经济联系，首先是同苏联的经济联系的道路。一九六二年，中国同经互会各国的贸易额与一九五九年相比，减少为二点八分之一，而一九六三年又减少了几乎百分之二十。
中国领导人在宣传中不加掩饰地企图败坏参加经互会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声誉，看来这是符合他们的分裂目的的。中国领导人为了使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发生争吵，甚至不惜利用帝国主义宣传的谎言和诽谤。只要资产阶级报刊上一出现任何关于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捏造，中国宣传就立刻加以附和。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就为在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清理了土壤。大家清楚地知道，加强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也是发展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自愿的和巩固的国家联盟。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被各兄弟党认为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方针而加以接受。
然而，中国领导人却不喜欢这一方针。从各种情况可以看出，他们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好像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中一样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硬规定一些条件，他们可以按照这些条件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党和人民或者列入社会主义，或者“革除”出社会主义。
只要看看中共领导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就够了。还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中国领导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一九五七年秋，《人民日报》在谈中南友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两国人民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这家报纸又说：“……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只不过五、六年以前，中国就曾经这样估计南斯拉夫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现在，他们关于南斯拉夫的言论就完全不同了。同是这家《人民日报》现在却硬说，在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南斯拉夫是“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人们要问，在南斯拉夫到底发生什么事？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究竟有什么事实、有什么现实过程，使中国理论家有权如此急剧地改变自己的评价？这样的事实，这样的过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如果不是从主观主义观点出发、而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出发，就不可能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事实上，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成份在工业中为百分之百，在农业中为百分之六，在商业中为百分之九十七，而现在，在中国报刊赞扬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成份在南斯拉夫工业中依旧是百分之百，在农业中不是百分之六，而已经是百分之十五，在商业中不是百分之九十七，而是十足的百分之百。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南斯拉夫经济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发展的。
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而是客观地看待事物，那就不能不看到，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南斯拉夫在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全面彻底裁军、禁止核武器，争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其他问题方面，也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行动的。
中国领导人为什么闭眼不看这一切现象呢？为什么他们现在侮辱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把他们的国家说成法西斯国家呢？我们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从来未能从他们那里听到多少能令人信服的解释。
中国领导人的借口是，一九六○年兄弟党的声明中说，由于南共联盟的错误，南斯拉夫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但是，从声明中可以看出，第一，声明并没有否认，反而肯定了南斯拉夫存在着革命成果，社会主义成果；第二，此后几年表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阵地大大加强了，对此自然不能不表示欢迎。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力求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并且坚信，这符合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但同时也绝不掩盖共产主义运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关于这一点，我们曾坦率地对南斯拉夫的同志们讲过。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存在分歧无论如何不是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的根据。不能随心所欲地根据主观动机、甚至通过伪造事实和歪曲事实的办法来准许或禁止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而中国领导人正是企图这样作的。
从南斯拉夫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中国领导人侈望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充当“最高仲裁人”，赋予自己权力来判定哪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他们不考虑事实，把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革除”。明天，中共领导也会灵机一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难道这种主观主义和专横行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只有那些完全不珍惜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利益的人，才会这样行事。
或者我们就以所谓阿尔巴尼亚问题为例来说吧。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中央委员们和我们全党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了。大家知道，从一九六○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不是由于我们方面的任何理由，就急剧地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方针，走上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采取敌视行动的道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上破坏了同苏联和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合作。
起初，很难理解，霍查和谢胡的反苏行动是出于何种动机。但是，越到后来就越明显，阿尔巴尼亚的首领们在跟着别人唱，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北京所写的和所说的东西。
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对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采取敌对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在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卫个人迷信，是同他们多年来自己在培植个人迷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活动中采取恶劣方法有联系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员要求消除窒息人的个人迷信气氛，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部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员的这种压力下，不得不在一九五六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个人迷信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内有了“突出的表现”。但是，这种“承认”和要结束个人迷信的诺言，只不过是一种花招而已。实际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并不想放弃他们的恶劣做法。正当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作“自我批评”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当局把在地拉那市党代会上批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破坏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专横和迫害正直共产党员的地拉那党组织的党员抛入监牢和流放。
霍查和谢胡反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处境担忧，是因为如果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确立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就意味着他们的专横行为的结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走上反苏道路之后，就使自己的人民处于困难的境地，在阿尔巴尼亚造成了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常合作的情况下不可设想的那种困难。
苏联人相信，尽管目前在苏阿关系中存在着由阿尔巴尼亚领导上层的政策造成的困难，但是我们两国人民将一起走向共同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至于谈到苏共，那么，我们将一如既往，准备在这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
苏共认为，为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为在完全平等和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关系、为加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以便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为普遍和平、为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而共同斗争，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
同志们！
我们的伟大事业的命运、各国人民的命运，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主义运动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方面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方针。考虑这些问题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在现时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单独的国家的革命斗争的成功，还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地同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同世界革命过程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仅把坚持不渝的争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履行自己对全人类的历史使命——防止各国人民在热核战争的战火中遭到毁灭，而且把这一斗争看作是顺利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展开革命斗争和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展开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条件。
对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的全面分析，使共产党和工人党得出了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完全胜利以前就有可能防止世界战争的极重要的结论，并且再次强调指出，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大家都知道，这些论点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中肯定了下来。最近几年的经验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完全证实了和平共处政策是迫切需要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执行这一得到全世界亿万人拥护的政策，才得以粉碎了帝国主义反动派旨在反对和平的阴谋。今天人类享受着和平的幸福，这不是上帝的恩赐。这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坚持不懈地反对发动热核战争的企图的实际结果，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威力增长以及高举为和平而斗争的旗帜并且把全体进步人类联合在这面旗帜下的那些共产党的正确政策的结果。
中共领导人走上了论战的道路，后来又走上了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道路后，他们特别卖力地攻击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论，攻击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的论点。他们以为，正是在这里可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因此他们便猛烈攻击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指责它“丧失革命前途”，“在帝国主义面前投降”。
中国理论家为了给这种卑鄙的指责蒙上一点点真实的幌子，采取了拙劣的、并不新鲜的手法：把统一的社会过程的两种现象人为地彼此割裂开来；他们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革命运动对立起来，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这些极重要的任务是相互排斥的。按照中国理论家们的公式，结果就会是：谁为和平和防止世界战争而斗争，谁就是反对革命、阻碍革命斗争。
不必具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可以明白，觊觎扮演辩证法大师角色的中共领导人，实际上简直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用列宁的形象说法来说——“活的灵魂”。共产党高举为和平而斗争的旗帜，日益有力地开展着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阶级斗争以及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共领导人进行着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方针的斗争，并且用靠战争来“推动”革命的道路同这一方针对立起来，他们竟然说战争是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矛盾的可以接受的、甚至实际上是唯一的手段。他们无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把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绝对化，企图把它奉为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确定不移的真理。中国的宣传机构，不管是不是适合，到处援引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即中国国内战争时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所说过的话。
例如，广泛流传着毛泽东的这样的言论：“人类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从这些言论发表时起，过了几乎三十年了。世界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和发展成了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具有了大规模的性质，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正如共产党的文件中指出的，爱好和平的力量的联盟现在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力量，不让它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由于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武器，并且其贮存量已经积聚到能够给各国人民造成无法估计的灾难的程度，防止战争的任务变得特别迫切了。
所有这一切，中国领导人却不愿意考虑。他们显然是显示他们的狂妄，硬要人们相信：核弹是“纸老虎”，核弹并没有给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法带来任何新东西。按照这种违反起码理性的逻辑，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企图证明，由于世界热核战争的结果，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甚至可能得到好处。他说：“是否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战争爆发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即不过九亿人……我和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他比我悲观。我对他说，如果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但是，帝国主义将要被完全消灭，全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而过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人口又会增加甚至超过一半。”
这种观点在经中共中央赞同并加以宣传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中表达得更为明显。这本书中说：“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高千百倍的美好的将来。”这是玩弄超级革命空谈、政治上完全不负责任的典型。这种政治上不负责任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这种不负责任是由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执政的人们表现出来的。
大家知道，列宁还在一九一八年就指出过，巨大的技术成就被那么起劲地用来大规模屠杀千百万人生命的世界战争不仅是极大的罪行，而且也会“摧毁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中文版三九六页）在我们时代，随着火箭—核武器的制造和发展，这种危险性进一步增长了。人们，尤其是拥护共产主义学说的人，怎么能够无视这个事实呢？
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都不需要世界战争，因为它无助于社会主义胜利的事业。专家们对于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后果作出了完全明确的结论。例如，美国进步学者莱纳斯·保林援引计算材料说，核战争爆发后六十天，一亿九千万美国人中将有一亿七千万人死亡，一千五百万人受到严重伤害，只有五百万人相对来说未受伤害。这种局面显然也会在那些被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范围的其他地区产生。此外，还必须考虑到由于重要工业中心被破坏、交通和电讯工具被破坏而引起的社会瘫痪以及放射性毒素的增加这样一些核战争的慢性后果。可以坦率地说，如果爆发世界热核冲突，这对人类将是最大的悲剧，不言而喻，这会给共产主义事业造成惨重的损失。
任何一个真正珍视人民利益的政党，都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防止新世界战争中的责任。可是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甚至夸耀说，他们“为了革命”准备同意消灭人类的一半。而且他们对下述情况丝毫也不感到不安：人口十分稠密、处于军事行动中心的国家将遭到极大的损失，整个整个的民族都将根本不再有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因为它们已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这里提一提某些事实是适宜的。一位捷克斯洛伐克新闻工作者在同中共中央委员陶铸谈话中提醒说，捷克斯洛伐克有一千四百万人口，在发生热核战争时整个民族会遭到毁灭，而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发生毁灭性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小国必须使自己的利益服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位负责官员在同苏联代表们谈话时硬说，当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同志对自己人民的命运感到担忧，说在发生热核战争时全意大利都将毁灭的时候，陶里亚蒂是不正确的。这位官员说，“因为别国人民还将保存下来，而帝国主义将被消灭。”
为了推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防止战争可能性的结论，北京硬要人们相信，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奉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把一切希望放在“帝国主义者爱好和平和人道”上面，向他们“乞求和哀求”和平。而只有中国领导人去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揭露其侵略本质。
然而，用这种粗劣的伪造和歪曲，欺骗不了任何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描绘成和平主义者，这简直可笑。一九五七年宣言写道，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然而，共产党并没有从此得出世界战争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他们指出，尽管帝国主义的本性、它的掠夺本质依然未变，但是，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同了，它影响事件进程的可能性正在缩小。这些都在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和平共处。
因此，问题不在于帝国主义者变得“爱好和平”和更“通情达理”，而在于他们不能不考虑社会主义已经增长的力量。帝国主义者懂得，苏联、社会主义各国掌握着厉害的武器，能够给任何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考虑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力量，不能不考虑各国人民的规模巨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我们的阶级敌人的阵营里愈来愈清楚地了解一个真理，即：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世界战争，那么资本主义将被清除和埋葬。
防止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的可能性当然不会自行变为现实。它要求爱好和平的力量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表现出最大的毅力，对和平敌人的阴谋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它们的防御力量，取决于坚定实行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坚决站在兄弟党宣言和声明立场上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正是这种政策。
但是，中国领导人宣布反对的，正是这个唯一明智的政策。他们从自己的特殊目的出发，企图诋毁和平共处的原则，要各国人民相信自己维护和平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中国首领们却宣布这样的观点是乐观的，这是多么奇怪。
在《列宁主义万岁！》这本小册子里硬说：“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当然，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会议（一九六○年六月）上说：“强调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只会使帝国主义高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也正是这位刘宁一更加肯定地表示：“那些认为可以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能够保证和平共处的人只不过是麻醉自己”。不难发现，在所有这些声明中重复着同一个纠缠不已的阴暗的调子——“战争是不可能防止的”。
中国领导人在裁军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国家举行国际谈判问题上的立场，同他们反对和平共处政策有着紧密联系。他们把裁军看成是只能迷惑各国人民的“幻想、不能实现的口号”。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刘长胜一九六○年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上说：“有人认为，裁军建议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才能出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
从这些声明中不难看出，中国领导人力图歪曲苏共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鲜明立场，同时力图破坏裁军政策，这一政策是为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的重要条件。
硬说什么我们党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政策、对它们进行全面彻底裁军的意愿抱有某些幻想，这种断言是荒诞的。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反动势力就将抓住武器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最后手段，如果他们得以发动战争的话，还将在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这一切都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共产党人应当放弃争取裁军的斗争，承认军备竞赛、新的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呢？不，这种消极的立场是违背我们学说的整个革命精神、违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我们坚信，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民主的普遍高涨、社会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威力、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坚决行动，能够而且应当迫使帝国主义者违背他们的愿望来考虑各国人民对裁军的要求。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相信人民群众的巨大可能性。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还在七十年前就号召共产党人为裁军而斗争，这不是偶然的，而且这是在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占独霸统治地位的时候提出的。
恩格斯在《欧洲是否能裁军？》一文中写道：“整个欧洲进行空前规模的武装已经二十五年了。每一个大国都竭力在军事威力和备战方面超过别的国家。德国、法国、俄国都鼓起全力要超过对方。”他问道：“在这种情况下谈裁军不是愚蠢吗？”他回答说：“我断言，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二卷第三八七页）。
恩格斯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在当时就看到了那些起来反对战争的极其广泛的社会力量。可是现在，当整个进步人类主张裁军、当和平力量有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强大支柱的时候，怎么能说裁军是“不可实现的幻想”呢？
“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口号，是各国共产党团结和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反对狂暴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集团的有力手段。这个口号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不论他的政治信仰如何。裁军意味着停止军备竞赛，从而减轻赋税的负担。裁军符合最广大的居民阶层的根本利益。不仅共产党人，而且其他许多社会力量都在积极地支持和宣传这一口号。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倒要拒绝这一口号呢？拒绝这一口号，只会削弱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这只会有利于反动势力，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莫非中国活动家如此幼稚，以致不懂得他们的奇怪逻辑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要为自己的孕育着最严重后果的轻率方针承担多么大的责任？
中国首领们不仅自己对诸如裁军、停止热核武器试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样一些极其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采取否定立场，而且还企图使正在为反对世界战争威胁而斗争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陷于瘫痪。
事实表明，中国政府不止一次地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瓦解反战共同战线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每当世界上出现尖锐的形势，特别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致行动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就开始活跃起来。但是反对谁呢？反对力求缓和紧张局势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可以看到，每当局势正常化和一场武装冲突得以避免的时候，北京总是掩盖不住自己的恼怒和懊丧。例如，加勒比海危机时期就是这样。在为尽力防止世界范围的武装冲突和给革命古巴以有效援助方面，中共领导什么都没有做。它丝毫没有支持华沙条约缔约国为防备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防御措施；它一个字都没有说，一旦美国侵略古巴，中国将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一切情况说明，当苏联准备全力捍卫古巴革命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竭力想从加勒比海地区出现的危机中捞一把。
事实是：正当加勒比海地区危机达到顶点时，中国政府却在扩大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不管中国领导人事后如何竭力为自己当时的行径辩护，他们也不能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实际上帮助了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加剧了本来就很复杂和危险的世界局势。
中印冲突是由于喜马拉雅山地区边界领土的归属问题发生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印两国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发生过任何冲突。但是，既然这个问题发生了，就要尽一切努力，通过和平途径，通过谈判来解决它。苏联政府一再主张的也正是这样来解决这一边界争端。但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这一冲突的致命后果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这一冲突给帝国主义势力帮了大忙，给民族解放运动、给印度进步人士、给整个反帝斗争阵线带来了严重损害。帝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了中印冲突，力图破坏年轻的民族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把印度拖入军事集团，加强这个国家的极端反动派的地位。
中国领导急剧恶化了同印度的关系，而印度，正如大家所知，不是军事集团的参加国。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却同巴基斯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两个威胁着亚洲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军事联盟的成员国，实际上结成了集团。事实是：中国领导人抛弃了自己的一切“革命词藻”，实际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对帝国主义集团的原则性立场很难协调的路线。
不用说，中国领导人选择朋友和同盟者的办法是相当古怪的。试问，怎么能够一方面诬蔑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共产党，同时却当着全世界的面对巴基斯坦反动政权百般奉承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难道有人会相信，同巴基斯坦的接近是出于发展亚洲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的革命斗争（关于这种革命斗争，中国活动家叫嚷得很多）的利益吗？
中共领导人企图强加于各兄弟党的自己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危险的冒险主义观点与方针，遭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广大的进步公众的坚决反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社会主义与和平的一切朋友都不安地看到，来自北京的“好战”宣传接近于为世界战争进行直接辩护，甚至颂扬它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
中国领导人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对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进行了歇斯底里的攻击，从而同帝国主义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结成了一伙，他们越来越暴露了自己是争取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反对者，敌人为此高兴，而朋友不能不对此提出谴责。
中国领导人感觉到他们过分冒进了，为了摆脱这种处境，便开始使自己的宣传来了个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最近，突然从北京涌出一批“爱好和平的”声明来，而中国政府的代表急急忙忙在谈论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忠于和平共处政策的文件上签字。周恩来在访问非洲和亚洲国家期间发表的许多言论就带有这种性质。
昨天，北京毫不含糊地说：“世界战争是不可能防止的”。今天，那里却断言，提出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恰恰是中共领导人的功劳。昨天，他们痛骂和平共处，今天，却把自己说成仿佛是和平共处的唯一的和最热心的捍卫者。昨天，他们要人相信，裁军是对各国人民的欺骗，今天，却在承担为裁军而斗争的义务的公报上签字。
如果有迹象表明中共领导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站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这种转变只能予以欢迎。令人遗憾的是，一切都说明，中国领导人的目的和意图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爱好和平”充其量只不过是用来掩饰遭到世界舆论反击和谴责的真正观点的幌子而已。不能不看到，北京现在侈谈的“爱好和平”，同中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政策，有着惊人的矛盾。
中共领导明显的冒险主义立场在它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上暴露出来。大家知道，中国领导人曾执拗地要苏联给他们原子弹。他们对我国没有给他们原子武器样品深深怀恨。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们认为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是不适宜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帝国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西德和日本就会进行原子武装。它们作为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无疑能比中国制造出更多的原子弹，更快地建立起核潜力。要知道，这些国家的复仇主义要求特别强烈。正是这些国家过去曾经是战争威胁和军国主义的最大中心。
苏联所拥有的原子武器不仅可靠地保障着我国的国防，而且可靠地保障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防。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是很清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无论如何都要把核武器弄到手。在这方面颇有代表性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陈毅一九六三年十月对日本记者发表的谈话。据日本报纸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陈毅在谈到中国无论如何要制造出核武器时说，为此，中国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而要开始大规模生产原子弹，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他说，中国将生产最完善的核武器，哪怕是穿不上裤子也要生产。
而过了几天，《人民日报》所发表的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中说，“即使中国人民一百年造不出原子弹……”，中国也将遵循这一方针。
这样看来，拥有中国领导人称之为“纸老虎”的原子武器，就是他们热望的目的。
中共领导人在恼怒之下甚至说，发动原子战争的威胁不是来自帝国主义，而是来自“现代修正主义者”，明显地影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在平壤的讲话中说：“帝国主义并没有也不敢到处任意使用核武器”。随后，他提出了一种古怪的论调，硬说苏联“同帝国主义者结成一伙”“垄断核武器”，并且“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进行“核讹诈”。他激昂地说，如果“现代修正主义者”“竟然首先使用核武器挑起一场世界核战争，那就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最严厉的谴责”。
刘少奇是如何令人感动地关心使任何人也不要怀疑帝国主义者有发动核战争的意图。可是在这之后，中共领导关于“坚持阶级立场”、“分清敌友”、反对和平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伪善号召，还能有什么价值呢。在这里怎么能使人不想起帕麦斯顿所表达的资产阶级外交的阴险惯例呢。帕麦斯顿说：“我们没有永恒的同盟者和永恒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永恒的只是我们的利益”。从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于自己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关于他们对阶级敌人毫不调和的言论，是多么不重视啊。
还不能不指出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脱节的这样一个例子。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有两套标准：一套用来评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另一套用来评价中国的对外政策。大家知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使同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同美国的经济关系和其他关系正常化并加以改善而作的努力，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多么激烈的否定的反应。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两个核大国——苏联和美国（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这两国）的关系正常化，引起中国政府这样的反对呢？中国领导人顽强地（这种顽强精神本来应该更好地用在别的地方）竭力阻挠改善苏美关系，把这描绘为“同帝国主义者的勾结”。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狂热地努力调整同英国、法国、日本、西德和意大利的关系。从一切方面可以看出，他们也不会拒绝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认为暂时还没有这样做的适当条件。
到北京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政治家和国家活动家还从来没有这样多过。中国代表同他们进行谈判，签订关于贸易、贷款、科学技术援助方面的协定、甚至政治问题的协定。
我们要责难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活动吗？当然，不会。这是正常的事情，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有机成份。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都要同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打交道，并且不仅要同朋友、而且同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打交道。但是，全部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自己开展这种活动，那就是真正 “革命者”的政策，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这样做，那就是“修正主义”和“背叛行为”。
但是，想诬蔑我们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的企图是必然要破产的。而我们党今后仍将继续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巩固和平而奋斗，坚定地实行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弗·伊·列宁说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是赞同我们的和平政策的。和平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事业。一切国家、一切大洲的劳动人民都渴望和平。苏联共产党博得了和平旗手的应得荣誉，它将永远忠于这一旗帜。
生活本身证明，莫斯科会议制订的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是把工人阶级争取最近目标的斗争和最终目标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保证世界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的纲领。
而中共领导人的理论纲领、主要是他们的实践活动，不仅不能促进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反而给渴望和平和社会进步的各国人民的宿愿的实现增加困难。
把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这是荒谬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抉择：要么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要么进行革命斗争。这两种斗争是相互联系的，归根到底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它所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中的侵略行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等的最重要的斗争形式之一。难道这种斗争不反映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吗？
我们知道，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忠实盟友。和平共处的局面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起着有利的影响。
近几年来，工人运动有了特别大的规模。经验表明，在许多国家，工人阶级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斗争同争取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甚至使工人阶级的经济发动也具有政治色彩。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为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威胁所作的努力，有助于对各国人民进行国际团结的教育，因为保卫和平的斗争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具有国际性质。
例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样的国家进行保卫和平的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说，积极反对酝酿着复仇思想的大垄断组织，反对它们侵犯劳动人民的生活权利和政治自由。革命的工人阶级参加这种斗争，不仅不会像中国领导人所断言的那样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中“溶化掉”，而且会受到革命组织和革命纪律的锻炼，团结自己的队伍，加强自己对群众的影响。
当然，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一般民主运动，它没有，也不可能给自己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而中共领导人恰恰完全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企图给保卫和平运动硬加上本来不属于这一运动的任务。但是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因为它反对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
中共领导人否认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极其密切的联系，这实际上暴露了他们非常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他们在阶级斗争中进行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中共领导现在在革命问题上的主张的实质，就在于：背弃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
这种方针的特别危害在于，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作、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难道这种行动方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吗，难道这不是宣传早已被驳倒的布朗基的主张和托洛茨基的主张吗？
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竭力证明相反的东西，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激烈展开的论战中，最尖锐点之一并不是“革命或不革命”的抉择，而是“通过什么途径革命”的问题。如果共产党把一切希望仅仅寄托在武装斗争上，不考虑人民群众是否总是愿意支持这种斗争，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只能导致惨痛的失败。
换言之，中国领导人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极其重要的原理之一：革命不能加速或根据定单来进行，革命不能从外部来推动。弗·伊·列宁就曾说过：“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中文版第四四九页）。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事情。十分明显，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消极地等待有利的形势形成。苏共的经验表明，一个经过锻炼的、得到无产者和先进农民支持的党，即使人数较少，也能领导革命，率领人民。但是，正如列宁不断强调指出的，为此需要在国内形成革命形势，即“上层”不能再统治下去，而“下层”不愿再照旧生活下去。各兄弟党现实地估计了当前的形势，认为既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也有可能通过非和平的方式，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然而，无论以什么形式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不同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过渡才有可能实现。在每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的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始终不变地遵循着弗·伊·列宁的指示：工人阶级应当掌握革命斗争的一切形式和手段，应当准备最迅速地和出乎意料地以一些斗争形式代替另一些斗争形式，并从具体情况出发利用这些形式。中国领导人则反对对待兄弟党的策略问题的这种创造性态度，企图从北京发出指示，它们应当怎样和在什么时候在自己国家里实行革命。这种“指示”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致反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党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任何诽谤、任何卑鄙的捏造都不能抹黑我们视为神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我们党今后仍将坚持不懈地加强自己同正在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而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团结。这条道路是列宁嘱咐我们的，而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 三、中共领导人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阶级的方针
中国领导人把特殊的打算同利用民族解放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联系起来。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任务和前途——这是全人类的社会进步的根本问题之一。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企图阻挠民族解放革命的发展，把获得解放的国家推入新殖民主义的陷阱。进步的民主力量正在为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争取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斗争。亿万人的历史命运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
世界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国际会议上总结了反帝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旨在进一步发展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彻底解放的斗争的明确的行动纲领。
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特殊方针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相对立，企图把那种会使民族解放运动走上危险道路，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有丧失危险的方针强加于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领导人的特点首先是，完全无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所处的条件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大家知道，这些国家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一类国家已经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一类国家争得了政治独立，已经着手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有一类国家是由总的说来站在反帝立场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政的国家。有的国家虽然形式上也获得了政治独立，但由于傀儡政权当政或参加帝国主义集团，实际上不是自主的。最后，有的国家还保存着殖民制度，人民正在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每一类国家的人民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是很清楚的。中国领导人则企图把单一的、死板的斗争公式和方法强加于各共产党、所有的进步力量。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们拿来冒充为现阶段民族解放运动主要任务的那些东西。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对结束了帝国主义者的政治统治的前殖民地——而它们占绝大多数——来说，主要的任务是，巩固已经获得的独立，在本国经济中清除殖民主义老根，迅速地发展民族经济，争取达到经济上的独立，沿着社会经济进步的道路前进。排挤外国垄断集团，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首先通过建立国营经济成份的途径来发展民族工业，使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这些全民性的问题被提到第一位。许多国家在解决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已经为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前提。
中国代表在同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中，别的什么也不谈，只谈在这些国家里必须开展武装斗争。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硬说，“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被压迫民族达到彻底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过去和现在一向支持反对殖民主义者、反对暴政的武装起义，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战争。但是，他们一向反对不考虑具体条件而教条主义地硬搬某种斗争形式的刻板策略。在当前形势下，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掌握政权的是实行反帝政策的民族政府的时候，这种策略就更加有害。在这种形势下，把武装斗争的口号当作万能的口号提出来，这就意味着带来双重的危害，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迷失方向，使它们离开反帝斗争。
要知道，谈论阿尔及利亚、加纳、马里和某些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面临着武装起义的任务，那是荒谬的。这种方针实际上等于号召人民支持那些极力要推翻这些政府的反动分子。而企图在例如印度尼西亚、锡兰这样一些国家实行这种方针，除了害处以外，还能带来什么呢？
中国领导人要求到处进行武装斗争的“左倾”方针，不过是企图把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家中的共产主义力量和一切民主力量推上冒险道路而已。经验证明，那些盲目遵循这种方针、不考虑实际条件的人，都使自己陷于孤立，蒙受无谓的牺牲，不仅没有促进本国的社会进步，而且开始阻碍这种进步。
在关于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历史发展前景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一些极重要的论点，如列宁关于获得解放的国家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点。
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莫斯科的双边会谈（一九六三年七月）中直截了当地说，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论点，是“空话”，虽然每个共产党人都知道，这个论点是弗·伊·列宁提出的，并且为一系列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的经验所证实。
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中日益广泛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对一系列国家的人民说来，它已经成为实际行动的口号。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胜利！资本主义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而社会主义思想在获得解放的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致许多国家的进步力量、民族领袖都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方面采取实际的措施，并公正地指望得到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支持。
除了关于武装斗争的“左的”词藻以外，至于沿着怎样的道路去争取美好的未来，中国活动家对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是无可奉告的。实际上，他们没有什么积极的主张，可以帮助前殖民地的进步力量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中国领导人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他们特别接近和了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利益，似乎他们最关怀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事实坚决地驳斥了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越来越明显的是，他们实际上是出于另外的动机。中共领导显然竭力要把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把这种力量变成实现自己的争夺领导权计划的工具。 《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一篇文章的论断在这方面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报纸竭力证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是在北京，报纸毫不含糊地暗示，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指靠的正是他们。中国领导人号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一切方面跟着北京走。文章清楚地表示了中共领导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的野心，表示了他们想使民族解放运动服从于他们的特殊目的的企图。
而这也许最能说明中国领导人所采取的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国际工人阶级的方针的真正目的。
正是为了这些目的，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卑鄙的捏造，说什么苏共“低估”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说苏联借口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而“拒绝支援”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没有必要驳斥这种恶意的诽谤。中国领导人无论对苏共使用什么样的“恶言恶语”，他们都无法举出一个事实来证实他们的谰言。
但是，中共领导不仅进行诽谤。他们在国家方面以及在各种国际民主组织里采取的行动，都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加强反帝力量的团结上面，而是集中在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上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就是这样搞的。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同我们的代表们交谈时说：“东欧国家不应该干涉亚洲和非洲的事务……我们遗憾的是你们终于来到这里了，这里要你们来干吗，这是对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的侮辱……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们将反对你们。”中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向亚非国家代表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俄国人、捷克人、波兰人是白种人，因而“不能指望他们”，他们“总是同美国人——白种人勾结”，亚非人民有特殊的利益，应该建立自己独特的联合组织。
最近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实际着手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单独的组织（工会的、新闻工作者的、作家的、学生的、体育运动的，等等），他们打算让这些组织同世界工会联合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对立。
从中国领导人近年来的实际行动来看，他们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这个口号的真正的政治涵义就特别明显了。还在一九六○年的会议上，这一口号就遭到了坚决的批评，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口号，是用地理的、甚至种族的见解来偷换阶级的见解。其中显然表现出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对西欧和美洲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轻视。
中国理论家想用东方各国人民在民族主义的、甚至是种族的基础上独树一帜的号召来代替体现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口号里的联合各国和各大洲的反帝力量的列宁主义思想。他们关于东风具有某种魔术般的力量的口号显然是指望在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中间煽动起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是种族情绪。
由于帝国主义者对被压迫民族的多年奴役和剥削，由于他们对被压迫民族的荣誉和民族尊严的嘲弄，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一部分居民中产生了并且现在仍然滋生着对白种人的不信任。中国领导人正是企图煽动这种感情，指望唆使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各国人民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并以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的唯一保护者自居。而如果揭穿了中国口号的隐秘打算，如果揭示了中共领导人的深远目标，那么，这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是东方最大的国家，它体现着东方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风”，它应该“压倒”“西方”的风。
可见，这个口号不是别的，而是中国领导的领导权欲望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表现。
很明显，在酝酿这种计划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看成是实现自己的意图的最严重的障碍。于是，中共领导人就采取了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分离、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分离的方针。不用说，这种方针根本违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正如事实所表明的，它受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抗。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共领导人旨在破坏获得解放的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的路线，首先会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实际上，这种路线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闭塞、孤立、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使他们同革命运动和建设新社会的国际经验隔绝，从而便于帝国主义者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
当代民族解放运动取得巨大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这一运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同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苏联共产党、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最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这个力量对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正作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贡献。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历史上第一次向所有被压迫民族指出了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它为那个现在以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而告终的伟大革命过程开了个头。
民族解放革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胜利的。第一，出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不断发展和巩固，正在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第二，由于帝国主义的突击力量——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粉碎，世界反动派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第三，宗主国的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加强了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斗争。
这一切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形势，使它能够席卷帝国主义在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我们高度评价民族解放运动以自己的斗争给予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革命力量的援助。
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它们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保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根本民族利益，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利益，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吻合的。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的日益团结的客观基础就在这里。
当我们国家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列宁就曾写道，“东部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目前只有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才能有所成就”。（《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九页）。现在，当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列宁的话听起来特别响亮。
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今天具体说意味着什么呢？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制止帝国主义者要想在获得解放的国家恢复殖民主义制度和阻碍已经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人民实现民族愿望的企图。在一切这种场合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直接义务就是给予这些国家以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支持，而在必要时，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全部威力，约束帝国主义侵略者。
我们旨在给予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人民以援助的政策，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崇高原则、伟大的列宁的遗训的基础上的。
我们党、我们的政府曾经多次详尽明确地阐述过自己对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观点。在不久前发表的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对一些亚非报纸编辑部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中，极其明确地说：“每一个曾经同殖民主义者战斗的民族，都曾感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支持。今天，我们再一次大声宣布，正在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今后仍可以坚定地指望这种支持。”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清楚地知道，苏联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正义战争。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全力援助——经济的、政治的援助，必要时给予军事的援助，尽一切可能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局部战争，阻止他们用武力输出反革命。
只要举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英国、法国、以色列侵略者在苏伊士运河进行冒险的日子里对埃及的支持，在印度尼西亚为巩固独立、争取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对它的援助以及其他许多事实。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向我们请求支持而没有得到支持的。阿尔及利亚英勇的民族解放军战士、印度尼西亚、也门和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清楚地知道，是谁的武器曾帮助他们进行反对殖民主义者、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单是最近，苏联政府就曾几次坚决挺身保护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苏联政府支持了巴拿马和塞浦路斯人民的反帝斗争，声援了越南人民对美国侵略的英勇反击，警告了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不许干涉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的内政，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在东非的阴谋。
现在，当争取经济自主、沿着社会进步道路前进已经成为获得解放的国家反帝斗争主要方向的时候，扩大社会主义国家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向这些国家提供兄弟般的经济援助具有特殊的意义。
苏联坚定地履行这一义务。苏联向获得解放的国家提供的优惠贷款超过三十亿卢布。苏联帮助几十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建设大约五百个工业项目和其他项目。苏联无私地帮助获得解放的国家建立国家工业——它们经济独立的支柱。比莱钢铁联合企业和阿斯旺水坝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摆脱了殖民主义锁链的国家的兄弟合作的象征永远留在各国人民的记忆中。
来自年轻的主权国家的几千名学生，正在我国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联系的增长，使帝国主义国家再不能在提供设备和贷款方面实行垄断了。这些大国往往不得不在提供贷款的条件方面、在贸易等等方面向不发达国家让步。从帝国主义手中打掉了像经济封锁这种过去无不应验的武器。
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知道，他们依靠社会主义的经济威力，
将能够在反对国际垄断组织霸道的斗争中获得胜利。他们同社
会主义国家经济潜力的增长，有着切身利害的关系。社会主义
国家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中取得的成就、它们同年轻主
权国家经济联系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在现代条件下有效地支持
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最重要形式之一。
而中国首领们却企图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灌输一种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经济竞赛的方针违背他们的利益，并且百般诋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企图使人们怀疑这种援助的目的。但是，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积累了不少政治经验，他们能够辨别：中国活动家的意图何在，他们实际上想要什么。这些国家的人民摒弃要他们服从中国领导人的利己主义计划的政策。
苏联人相信，清楚了解苏联援助的真实情况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自己会作出关于中国领导人的诽谤有多少价值的结论。他们可以把苏联的实际行动同中国领导人最近几年的行动作一番比较，这样就更容易得出结论了。
我们深信，在我们的时代里成了当代最伟大的进步力量之一的民族解放运动，不顾一切困难，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一切反帝力量结成紧密联盟，将沿着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势力的道路前进，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摆脱世世代代的落后状态，引导他们走向民族和社会的繁荣。
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主张消灭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压迫，并认为同挣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枷锁的人民结成兄弟联盟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
苏联共产党过去一向帮助、今后仍将全力帮助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任何诽谤，任何捏造都妨碍不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摆脱了殖民地从属地位的各国人民的日益巩固的友谊。
四、关于苏中关系
同志们！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和合作。我们党对待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名符其实无私的、国际主义的。
在许多年的时间内，我们曾经一直支持中国劳动人民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争取独立、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我们曾经认为兄弟般地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保卫它的社会主义成果，是自己的义务。
我们党、苏联人民是了解苏联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的规模和性质的。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的期间内建立了两百多个拥有最新设备的大型工业企业、车间和其他项目。在苏联帮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完整的工业部门：航空工业、汽车拖拉机制造业、动力机器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仪器制造业、无线电工程部门和各种化学工业部门。
在苏联帮助下建成和改建的企业使中国能够每年生产八百七十万吨生铁、八百四十万吨钢、三千二百二十万吨煤和油页岩。在锡的生产中，在我国援助下建成的企业的产量，占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在合成橡胶的生产中占百分之百，在电力生产中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在载重汽车和拖拉机的生产中占百分之八十。在苏联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国防企业是中国建立国防工业的基础。
在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期间，先后向中国派遣了一万多名工作期限不同的苏联专家。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大约有一万名中国工程师、技术员和熟练工人以及大约一千名科学家在苏联进行了学习、进修和实习。在这个期间，有一万一千多名大学生和研究生从苏联高等学校毕业。
一九五三年以后，根据苏共中央和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倡议，消除了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表现之一，苏中合作得到了最大的发展。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曾经说过，“在中国问题上，消除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和芥蒂的功绩归于尼·谢·赫鲁晓夫。”
一九五九年苏中经济联系的规模，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了将近一倍，而这个时期对建设工程的供货量则增长了七倍。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三年期间，苏联供给中国两万四千多套科学技术文件，包括一千四百个大型企业的设计图。这些文件体现了苏联人民及其科学技术知识界的广博经验。全部科学技术文件实际上是无偿交给中国的。
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总数为十八亿一千六百万卢布的长期优惠贷款。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牢固地占有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而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不断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我们经常把苏联一切最重要的对外政策行动通知中国的领导，竭力协调我们两国的对外政策。
应当指出，苏共中央在援助人民中国的同时，对中国方面给予的支持也给以高度的评价。我们指的不仅是中国向苏联提供了许多贵重的出口商品，介绍了中国科学界积累的经验，而且也指为巩固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的共同斗争。
一九五○年苏联和中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项条约不仅成了我们两国各方面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巩固远东和平的重要因素。
苏联神圣地履行了根据这项条约自己应当承担的全部义务。每当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苏联总是表示愿意彻底履行自己的盟国义务。例如，一九五八年秋，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曾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宣布：“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一九六二年七月又坚决重申了这个声明。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对巩固苏中友谊采取了多么严肃的态度。
但是，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采取各种破坏苏中友谊的措施，并且以自己的未经协商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不仅给苏联、而且也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困难。
在中共领导人从个别的不友好行动转向急剧地缩减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之后，苏中关系特别恶化了。早在一九六○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前夕，中国政府就要求苏联修改以前缔结的关于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全部协定和议定书，拒绝了相当大一部分计划提供的苏联装备，把苏中贸易额缩减到最低限度。
苏联政府虽然也了解到，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方针有害于苏中两国的友谊和合作，但是，别无其他办法，只好同意这样做。结果，苏中两国一九六二年的经济合作总额（包括贸易和技术协助）降低到一九五九年水平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而成套设备和材料的提供减少为四十分之一。一九六三年，经济合作和贸易额继续下降。
当然，我们对苏中合作急剧缩减不能漠不关心。苏共中央曾不止一次呼吁中共中央防止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这方面曾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但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响应。他们为了自己特殊的目的，一步进一步地恶化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开始把意识形态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方面。
中共领导人在采取了缩减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方针后，最初是这样解释的：
“第一，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已建成了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初步基础，因此，在今后的建设和设计方面，大多数项目将自力进行，我们希望减轻苏联在帮助中国方面的负担。但是，对于那些我们靠自己力量不能设计、建设和装备的项目，我们今后仍需请求苏联帮助。
第二，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把力量集中于重要项目的建设，缩减基本建设项目总数和非迫切的项目，以便更好地实现‘多快好省’这个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今后国内建设的规模也将是大的，速度是高的。
第三，由于最近两年农业遭到自然灾害，在支付平衡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希望在缩减苏联帮助建设的项目后，为我们两国的更好的合作创造条件。（摘自中国政府代表团领导人顾卓新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苏中谈判时的发言）。
现在，大家都看到，中国政府“忘记了”自己过去的解释，硬说什么苏中联系是由于苏联的主动才减少的，似乎中国国民经济最近几年遭到的困难处境的原因也正在这里。
现在，中国宣传家在拼命证明似乎苏联根本不曾援助过中国，只是有过普通的贸易活动。中国有人为了努力使人民忘记苏联的援助，竟至取下苏联机床和机器上的工厂商标，诽谤说，苏联给中国提供的是过时了的装备。这不仅同中国人自己、而且也同外国报刊过去所说的相反，他们过去说，在苏联援助下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些企业，如长春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电机厂、洛阳拖拉机厂和其他许多工厂，都是现代工业出色的榜样。
这种行动同起码的正派概念很少有共同之处。这种行动让中国领导去扪心自问吧，而同时不能不注意他们对苏联的指责有明显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指责苏联，说苏联削减了援助，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又散布谣言，说苏联援助是没有效益的、意义不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援助是“没有效益和意义不大的”，那么停止援助又怎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损害呢？
这里，引用一句中国领导人爱用的说法，究竟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谎言呢？事实表明，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谎言。
尽管中共领导采取公开敌对行动，我国仍然真诚地履行早先承担的义务，现在继续协助中国建设八十个工业企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大学生仍旧在苏联进行生产实习和学习。苏联对于中国在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发生的经济困难作了兄弟般的反应。在中国粮食特别严重不足的时期，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曾向中共领导建议借给中国一百万吨谷物和五十万吨食糖。当时苏联还向中国提出，把贸易结算中欠下的总数二亿八千八百万卢布的债款分五年偿还。
如果苏联像中国领导所断言的那样，力图削减自己同中国的经济联系，那么为什么还要采取所有这些步骤，继续援助建设工业企业，一再提出扩大互利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建议呢？对这一问题中共领导没有作出回答，也无法作出回答，因为，使我们两国之间合作减少的正是中国领导。
中共领导人为了替中国经济发展中因“大跃进”政策而遭到的失败作些辩解，就特别经常地提出苏联专家的问题。虽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中已经不止一次地作了说明，但还得再一次谈谈这个问题。
苏联政府派专家去中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促进没有足够数量的相应干部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需要专家的。这绝不是商业交易，而是给予中国人民兄弟援助的真正表现。
考虑到对外国专家的需要带有暂时性质，考虑到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熟练干部在迅速成长，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随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召回自己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当时也向在那些年里仍有苏联专家在工作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由于对专家的需要已经消失，这个建议被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所接受，而中国政府请求苏联专家再呆一个时期；
中国当局一面坚持挽留苏联专家，一面蓄意恶化了对他们的态度，给他们造成了不堪忍受的工作条件。
我国专家在中国的最后几年，正是实行“大跃进”政策的时候。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比例、放弃了一切技术规范。苏联人不能不看到这一政策的危险后果。他们向中国的组织提出警告，不可违反技术要求。可是，他们的忠告没有人理睬。由于无视苏联专家的建议和中国工作人员粗暴违背技术规范的结果，曾发生过有时有人命伤亡的重大事故。例如新安江水电站工地的事件就是这样，那里由于忽视技术条件，结果数以千吨计的岩石崩塌，工程耽搁了很长时期。在新丰江水电站，由于同样的原因，围堰冲毁，基坑淹没。这两起事故都有人命伤亡。可以理解，苏联工程技术人员不能对这一切漠不关心。他们提出了抗议，但因为人们不听他们的话，所以我们的专家便要求让他们回国。
此外，自一九六○年春开始，中国当局开始“开导”苏联专家，唆使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这引起了我们的人的合理的愤慨。
苏联政府一再提请中国当局注意所有这些令人愤慨的事实，坚决要求他们为苏联专家的工作创造正常条件。但是，中国当局对这一点的回答，只是更不友好、更侮辱人地对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当作“保守分子”加以鄙视，开始百般辱骂苏联经验和技术。对苏联人的监视加强了，搜查他们的私人物品等等事件增多了。在这种条件下，召回我们的专家是摆脱当时处境的唯一出路。
现在，当得知许多新的事实时，有一切理由认为，在一九五九年中国领导使自己同苏联的关系尖锐起来以后，他们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专家本身，倒不如说是可以在反对苏共的斗争中加以利用的专家问题。
在召回专家以后，苏联政府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以利于加强苏中友谊。一九六○年十一月，阿·伊·米高扬同志受苏共中央委托，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同中国领导人正式会谈时对他们说，如果中国真的需要苏联专家，如果将为他们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我们就准备把他们派往中国。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同周恩来以及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的交谈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在苏共和中共代表团双边会谈（一九六三年七月）和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国领导的信中都再次正式声明，如果中国领导需要我们专家的技术援助，苏联政府愿意讨论把他们派往中国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根本没有回答所有这些建议，同时继续利用苏联专家问题来达到自己不体面的目的。他们甚至企图利用我们专家的召回来解释经济计划的修改和基本建设规模的缩小，以及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发生的困难。
但是，第一，大家知道，还在苏联专家撤退以前，由于“大跃进”的危险试验，中国就已经发生了经济困难。第二，最大的困难恰恰是发生在苏联专家完全没有或者寥寥无几的那些部门。
一九六○年在煤炭工业部门工作的只有两名苏联专家，在农垦部工作的只有三名，在农业部和林业部系统中工作的各有一名专家，既然这样，苏联专家的撤退怎么会，例如，影响到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林业、轻工业和其他工农业部门的工作呢？然而，最大的失败恰恰是发生在这些工业部门，特别是在农业中。
中国领导人是不是到了停止迷惑自己的党、本国人民和世界公众，把使中国人民陷于困难处境的真正原因照实讲出来的时候了。
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共领导人在经济政策方面无视客观规律。
最近，由于中共领导的使劲，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逐年缩减，文化交流和社会团体的联系也逐年减少，与此同时，对苏联人民的诋毁和诽谤却不断增加，这一事实用什么来解释呢？只能用一点来解释：中国领导人竭力把本国人民同苏联隔开，生怕他们的人民知道苏联关于发展苏中两国关系的无私的兄弟建议的真相，从而会使他们企图丑化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全部卑鄙的诽谤破产。中共领导担心，同我国的合作，会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思想的那股消除了由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而形成的不能容忍的局面的涤垢之风，也吹到中国去。
我们还认为有必要向全会谈一下由于中国方面的过错而使苏中边界屡遭破坏的情况。在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文件中已经谈到了这点。在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对苏联边界的破坏成了经常现象，有时是采取粗暴挑衅的形式。
苏联政府曾倡议进行协商来核定苏中边界某些地段的边界线。在这方面，我们的出发点是，苏联和中国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苏中边界是历史地形成的，只可以说在必要的地方对边界作个别的核定。
中共领导人在破坏苏中友谊的基础的同时，还在国内外进行猖狂的反苏宣传。中国报纸充斥着诽谤性的文章，文章中辱骂苏联的现实，并且对苏联人民进行龌龊的诽谤。苏联的对外政策的特点在中国政府的一项声明中被描绘为“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论调彻头彻尾地是诽谤性的呓语，这不仅对我们的朋友来说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即便对我们的敌人来说也是十分清楚的。苏联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愤怒地摒弃这种厚颜无耻的谎言。诽谤者尽可干自己的肮脏勾当。但是，苏联将仍然沿着列宁指引的方向前进。 五、中共领导人对苏共纲领的攻击
同志们！最近中共领导人把他们的论战扩大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发展问题上来了。
他们选择了苏共纲领作为攻击的中心。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纲领是当代最卓越的文献之一，它极为深刻有力地反映了苏联和兄弟国家在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的实践。中国的宣传在攻击苏共纲领时一反常理，竟提出了这样的荒诞而骇人听闻的诽谤性论调：说什么我们党的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进行革命的”，说什么它“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而且甚至“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的文章）
中国领导人在反对苏共纲领时，竭力诋毁经过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反科学的流派的长期斗争之后，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共领导人——不管他们承认或者不承认这一点——正在恢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念，并且从这种立场出发企图批判建设新社会的国际经验。
中国活动家攻击苏共执行提高人民福利的路线。他们把苏联人生活的改善叫做“资产阶级化”，在他们看来，物质刺激的原则，似乎“引导人们单纯追求个人利益，助长个人贪财谋利的欲望，鼓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损害以至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应为二十七日——译者）
在这种叫喊的后面所隐藏的，难道不是对人的切身需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和理想的极端忽视吗？
大家知道，弗·伊·列宁多么重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多么重视使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社会生产的发展的原则。他教导说，建设新社会不应当直接依靠热情，而是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
中国领导人对苏共纲领中有关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问题的结论进行猛烈攻击。他们硬说，苏共纲领关于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论点，仿佛是用资产阶级理论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是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
中国领导人甚至不试图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进程，而是玩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随意摘录下来并胡乱加以解释的引语。他们企图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进行伪理论辩论的道路。
这些问题之中的一个，就是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主义论断。中国领导人顽固地硬说，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保持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这里他们援引卡·马克思的这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文版第三十一页）
他们从马克思的全部论述中摘出这段话来，企图用它来作为“批判”苏共纲领的理论基础。
但是，中国领导人是对马克思的思想断章取义，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也不援引马克思的同一著作中关于哥达纲领的下面两行话：“但是，这个纲领既没有谈到后者（即无产阶级专政——苏斯洛夫），也没有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如果按照中国理论家们的逻辑，那么，由于这种思想，马克思就应当被宣布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中国的理论家们仿佛是依据马克思的思想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可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问题正是在于，马克思在谈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时，所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
中国的活动家当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屡次发表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见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它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见解。弗·伊·列宁在指出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长期顽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时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三五一页）
北京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强调指出的论点竭力保持缄默。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三四四页），而恢复资本主义关系的危险的消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七十六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生活完全证实列宁的论点的正确性。如果中国领导人真的对真理感兴趣，那么他们就会注意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就会看一看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任务是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众所周知，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早就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友爱阶级和人民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集团组成的。共同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共产主义的同一目标把他们融合在一起。
中国理论家们建议实行专政，究竟是要对付谁呢？他们要把事情引向何方，怎样理解他们要苏共在国内实行“阶级斗争政策”的要求呢？
我们知道，斯大林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导致了什么结果。大家知道，这个理论曾用来替最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辩解。苏共制止了这种情况，而且决不允许再出现类似的事情。苏共过去执行、今后仍要执行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把全体劳动人民联合在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统一集体中的政策。
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思想并不是在办公室中思索的结果，而是由生活产生的，它反映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达到的那种高度成熟性。由于在苏联早已消灭了剥削阶级，苏维埃国家便失去了镇压被推翻了的剥削者的机构的性质，它如今表达的是全民的利益和意志，而工人阶级的党则成了全民的党。
工人阶级在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之后，已经不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了。工人阶级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也仍然是社会的最先进的阶级。它的先进作用是由它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是由它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有着直接的联系，以及具有数十年的阶级斗争的最大锻炼和革命经验这些因素所决定的。
苏共纲领的这一切论点绝非仅具有理论意义。这一切论点反映我们党的实际路线，反映它的旨在吸引全体人民管理社会事务、提高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策。然而，中国领导人却无视弗·伊·列宁的遗训：“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七十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和中国领导的其他言论中甚至都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民主和随着向共产主义的前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
中共领导人把在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整个道路上使用暴力方法和镇压方法理想化，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提法，难道有何共同之处吗？
弗·伊·列宁指出，不对地主和资本家使用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同时他写道：“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当然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革命深刻得多的经常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六十八页）
中国理论家说：“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全民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资产阶级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
不用说，这是有力的论据！按照这一逻辑，共产党人就得放弃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这些口号，而其理由仅仅是因为这些口号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而后来又被执政的资产阶级歪曲和庸俗化了。我们却认为，恰恰相反，必须恢复这些口号的真正意义，实现这些口号，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才能作到这一点。
全民国家的概念，情况也是这样。当拉萨尔过去谈到或者当帝国主义思想家现在谈到这种国家时，马克思主义者都正确地声明，他们的理论是欺骗人民。因为这里指的是阶级社会条件下的全民国家，而在分裂为敌对阶级的社会里，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的。可是，从完成了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起来的国家，那却是另一回事了。这种国家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代表全民利益和意志的机构。
保持着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苏联全民国家，继续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创始的事业。它对国际工人阶级、对世界各国人民神圣地履行着国际主义义务。全民国家始终不渝地进行着反帝斗争，可靠地保障着国防，并对捍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社会主义各国发展兄弟的合作。
中国领导人在论战中所使用的手段的特点还有：他们把苏共纲领关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全民国家的结论，捏造成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理论家竟然说，苏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完全抛到九霄之外”。
这是卑鄙的、无耻的谎言！在苏共纲领中，白纸黑字地写着：“苏联的经验证明：各国人民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领导人没有劳神去从实质上研究问题，他们还企图诋毁苏共纲领关于在我国变工人阶级共产党为全民党的结论。这个结论被认定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武装”，甚至是“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也许，中国活动家曾试图怎样来论证一下自己对一个领导建设共产主义的政党的骇人听闻的指责吧？一点儿也没有！中国理论家干脆毫无逻辑和毫无论据地把这个问题套到国家问题上去。他们说，既然在共产主义彻底胜利之前，国家不可能成为全民的国家，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全民的党。这就是全部论据！
没有工人阶级政党，就不可能实现阶级专政，这个政党不论就其形式说来或实质说来，都保持着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一直到社会主义获得彻底胜利为止。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但是，党作为政治组织，本身反映着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发生的变化，这也是无可争辩的。苏共在自己的纲领中强调指出，在共产主义彻底胜利以前，工人阶级仍然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就是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党仍然是共产主义理想、工人阶级的目标及其根本利益的表达者。同时，它变成全民的党。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由于某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目标和理想已经成为建成了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目标和理想。
中国的理论家攻击苏共纲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关于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在苏联的性质的结论，无视社会生活的新现象。他们顽固地不愿意看到：苏共纲领的新结论和新论点不是随意作出的，而是表达了已经进入生活的东西。他们在攻击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时，竟然怀疑我们党、我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
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向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过渡，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客观上必需的过程。对于苏联人民来说，这是生活本身提出的业已成熟的任务。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我们已经具备了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一切必要前提来实际解决这一任务。妨碍这个过程，就意味着企图阻止社会进步。生活不止一次地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阶段和企图阻止、妨碍社会发展，是同样站不住脚的和有害的。
显然，北京被派别斗争弄得盲目了，以致在狂热中没有觉察到已经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要知道，只不过几年以前，中共中央在宣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针时曾断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决议）。可见，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在自己国内向共产主义建设过渡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在中国刚刚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他们却怀疑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最终的胜利。
建成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是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当代所有革命力量的利益的，怎么能够不看到这一点呢？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在很大的程度上增加着社会主义范例的吸引力，提高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威力和防御威力，在实际上创造日益有利的可能性来扩大对正在为建立社会主义、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给予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实际的援助和支持，这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怎么能否认第一个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正在促进和加速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向共产主义的迈进，因为这个国家的各族人民在为全人类开拓着前人未走过的道路，用亲身经验检验这些道路的正确性，发现困难，找寻克服困难的手段，选择共产主义建设更好的形式和方法。正是这条道路，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只有走这条道路、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威力，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才能给予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最有效的支持。
中国领导人攻击我们党制订了具有科学根据的建立共产主义的计划，把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任务摆在全体苏联人民创造活动的中心，经常关心提高苏联所有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真是离奇古怪。大家看到，中国领导人的那种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他们那种建设新社会的实践，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相去十万八千里。无论是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列宁那里，我们都找不到哪怕是这样的暗示，即：用“跃进”和骑兵冲锋陷阵的办法，不考虑向前发展的社会经济前提和精神的前提的成熟程度，忽视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的任务，而可以使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得到解决。
如果中国领导人硬要把自己的实践作为“普遍真理”强加给我们，如果他们想把暴力被理想化、民主受限制、个人迷信盛行和对劳动人民的关心遭到忽视的那种社会当作“榜样”向我们推荐的话，那么我们将直率地说：这种“普遍真理”和这种“榜样”对苏联人民不合适，并且我们相信，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不合适。
给各国人民带来各国人民的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我们遵循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指出的道路前进。
中国领导人走上了破坏苏中友谊的危险道路，我们当然严正地谴责他们的不正确的行为。中国领导人目前所采取的立场，正在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不良的影响。他们也给中国本身带来巨大的损失。
至于苏共和苏联，我们仍然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将始终不渝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已经采取并且还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使苏中关系正常化，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
苏联共产党今后仍将争取局势正常化，加强苏共同中国共产党的友谊。我们党深信，这种友谊将继续存在下去，并将得到发展和加强。
六、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最近，中国领导人旨在挑起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分裂的破坏活动变本加厉了。这一分裂活动已经公开并正在广泛展开，其手段特别精巧，而且是史无前例的。中共领导人已把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挑起的论战变为直接向兄弟党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
看来，中国领导人决定把他们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团结的破坏活动进行到底。最近几天他们公然宣布，分裂仿佛是“不可避免”的了。换句话说，他们现在已把他们多年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怀着的真正目的暴露无遗了。
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派别斗争中竟然同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断绝关系，随心所欲地宣布那些党“不存在”，而宣布由他们纠集起来的分裂主义者的集团为“政党”。他们大声疾呼地宣布支持分裂主义者的派别集团，而这些集团就是由他们自己在一系列国家中组织起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斗争的。这一来，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地对这些集团的卑鄙活动以及他们反对兄弟党的斗争承担了责任。
中共领导显然在设法拼凑一个受他们保护的类似特殊的国际集团的东西，把它作为加紧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斗争的工具来同后者对抗。
中国代表在国际民主联合组织里大力加紧分裂活动，公开采取建立单独的组织、破坏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进步和民主力量之间的联系的方针。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领导人有时还用团结一致的词句来作掩饰，事实上，他们全部实际行动的目的却在于动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使之分裂。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
对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今年二月四日刊登反对苏共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派别性的文章，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这篇文章是一个分裂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纲领。
中国领导人在文章中硬说，共产主义运动是按照“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发展的。而且他们还引用辩证法的规律。但是，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清楚，这种所谓的“辩证法”，只不过是想用伪理论的论断掩盖自己分裂政策的新企图罢了。
谁今天会说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那些自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决裂的人才会这样说。与此相反，一切珍视国际工人阶级伟大事业利益的人都看不出有任何客观原因使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有着久经斗争考验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给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其辉煌的胜利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
在目前条件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会导致什么结果？显然，它只能使世界反帝阵线的基本力量——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人民群众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团结遭到破坏。而这只会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有利，有助于他们向世界解放运动的阵地进攻。显然，谁把事态引向分裂，谁就要承担巨大的、无可比拟的历史责任。
自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全世界的反动派就一直疯狂地在这个运动的队伍中引起分裂。现在中国领导人想要实现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未能得逞的事情。
从中国领导人目前的分裂活动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为什么中共代表在一九六○年的会议上那样卖力地设法不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不允许进行派别活动这一点写到声明中去。当时，各兄弟党一致拒绝了中国代表团的这种强求。一九六○年会议在声明中写道，不允许能够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任何行动，是共产党人在争取达到他们目的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领导人便违背了他们同所有兄弟党一起承担的这项义务。特别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他们甚至企图给自己拒绝履行共同决议的行动找出“理论”根据。中共领导人提出了某种“多数和少数”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少数似乎有权利不遵守共同通过的决议，有权利反对已通过的共同路线。这不是别的，而是对列宁主义的基本组织原则的修正，因为弗·伊·列宁曾经教导说，“能成为工人运动的原则的只有少数服从多数。”（《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三八三页）
北京领导人所反对的多数，是包括那些领导了本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并保证着社会主义获得全世界历史胜利的共产党在内的多数，是无例外地包括各大洲走在革命斗争的先锋队里的一切共产党在内的多数。
中国领导人被派别活动弄得瞎了眼睛，竟不惜把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多不少地叫做“虚假”的多数。
这远不是新的手法。分裂主义者就曾经用这种手法来反对列宁，他们当时夸口说，大多数人总会跟着他们走的，到那时他们将承认大多数人的意志。列宁就这些人写道，他们“不承认现在的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而是要到将来，到工人赞同他们，赞同取消派，赞同普列汉诺夫，赞同托洛茨基的将来，他们才承认工人的意志！！”（《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四八八页）
可见，在各个时代，分裂主义者在反对大多数人的意志时，都是采用同样的诡计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经遇到过的各种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中间，中共领导最近第一个在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斗争中提出了在同一个国家内存在几个共产党的“规律”的论点。而从他们的论调来看，这些党与其说应当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不如说应当自相斗争。在这里，无需详细地驳斥这种坏透了的概念，因为每个有觉悟的工人都明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志的统一，它的意识形态和它的阶级组织性都体现在一致的、磐石般团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但是，还必须再一次指出，现代分裂主义者为了给工人运动的队伍制造混乱，破坏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正在采取什么样的丑恶手法。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歪曲列宁的言论。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弗·伊·列宁在《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这篇名著中痛斥了托洛茨基的分裂行为，揭露了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诽谤和它宣传少数不服从大多数工人意志来瓦解工人运动的做法。弗·伊·列宁写道：“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哪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哪里就有党性和党……现在托洛茨基企图说服工人不要执行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所承认的那个‘整体’的决议，就是企图捣乱运动，引起分裂”。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行动“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三三三页和三三五页）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文章的作者援引弗·伊·列宁的文章时歪曲了列宁的立场。列宁一向强调必须有无产阶级的共同纪律，并要求少数服从大多数工人的意志。中国分裂主义者为了要涣散各个共产党，公然进行捏造。
中国领导人接着还把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必须有肯定的国际纪律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搞乱。他们硬说根本谈不上这样的纪律，因为现在没有共产国际类型的集中组织。
但是看来中共领导人自己也没有发现，这种论断使他们露出了马脚。他们不明白，在现代条件下，共产党人的国际纪律，不是执行某人从上面发下来的什么命令，而是各国共产党在高度理解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基础上，志愿地承担它们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互相之间的一定的义务，并且始终不渝地在实践中履行这些义务。各兄弟党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中承担责任恪守下列原则：像保护眼珠一样维护党的团结；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价和结论；不允许能够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任何行动；互相支持，尊重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独立性和平等。
始终不渝地遵守集体表达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志，这是每个党的马克思主义成熟性及其国际主义的标志，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不可分割的。
看来，在中国领导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中表现出了他们对纪律的总的观点，他们不把纪律看作思想一致的共产党人伟大联盟的一切队伍对自己的职责的自觉执行，而看作强制服从和发号施令。显然，这里表现出了非常能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己用的方法的那种实际做法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精神是多么格格不入啊！弗·伊·列宁在谈到俄国布尔什维克时写道：“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正在解决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问题。我们遵守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纪律，考虑到各国工人的经验，估计到他们的认识和愿望，从而真正（不像伦纳·弗里茨·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之流只是在口头上）实现了工人在争取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中的统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二百三十六页）
而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现在他们特别自豪的正就是对共产党人的国际纪律的完全蔑视，在论战中和对待兄弟党的态度方面的真正无政府主义的行径。
现在，不仅中国领导人为了替自己的分裂活动辩护所散布的“理论”已经真相大白，而且正在实际展开的这种活动所遵循的基本方针以及活动的手段和方法也完全清楚了。
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主要打击集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坚强的、最有威望的队伍——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身上，集中在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身上。他们的目的是要不惜任何代价破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受到应有尊敬的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威信。
中共中央对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斗争的共产党采取的立场令人特别气愤。中国领导人现在给这些本来就已处于复杂条件下的党造成不少新的困难。他们百般丑化这些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竭力破坏他们的威信。向工人阶级的久经考验的活动家扔出“胆小如鼠”、“鹦鹉学舌”、“两面派”等等侮辱字眼。
这里讲的是这样一些党领导人：这些党过去树立了英勇反对法西斯的榜样，而现在站在反垄断集团斗争的先锋队里，是最大的民族力量。这里还指那些在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遭到迫害的、令人尊敬的战斗同志。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智利共产党人的立场“是符合美帝国主义维持其在拉丁美洲的统治的目的”，印度共产党领导不过是“集团”而已等等，说这种话除了令人感到气愤，还能有什么。
至于北京是怎样理解无产阶级的团结，从中共中央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民族主义分子迫害萨拉姆·阿德勒等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一事采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中国首领们在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对伊拉克同志遭到野蛮杀害竟公然表示幸灾乐祸。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举行政变之后，他们就立刻设法同凶手进行接触。现在弄清楚了，中国在伊拉克的代表，企图利用伊拉克共产党无人领导的状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分裂主义集团。
中国的整个宣传机器——新华通讯社、各新闻中心、各种新闻稿和广播电台，现在都转过来反对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对各兄弟党开辟了新的思想战线。在这方面，他们竟然不惜使用直接从反共主义的武库中借来的手段。比如，中国的宣传瞎说什么各共产党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时而“转向”这边、时而“转向”那边，这种臆造值几文钱呢？这种臆造对于坚定地捍卫自己人民的民族利益的兄弟党，以及对于同任何干涉其他党内政的行为格格不入的苏共来说，都同样地是一种侮辱。这不是别的，正是帝国主义宣传发明的“莫斯科之手”的旧神话的新版。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还在反对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斗争中，就使用过这种神话。现在北京用它来当作武器了。
在许多兄弟党队伍中为自己招募拥护者，把他们组成派别集团，这已成为最近以来中国领导人分裂活动的顶峰。中共领导还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中就威胁兄弟党说，如果兄弟党拒绝北京的方针，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新的人就会来取代他们。最近时期的事实表明，中国首领们正在实际贯彻这种威胁，企图把各式各样的叛徒、蜕化分子和冒险主义分子安插到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的为首地位上。中共领导人企图把由这些叛徒拼凑起来的分裂主义小集团变成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主要工具。
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锡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都建立了反党的分裂主义叛徒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人数，有的地方是几个人，有的地方是几十人。但是，这并不使中国首领们感到难为情，因为在北京的指挥下，他们齐声高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大肆造谣污蔑。这些小集团的头目手中突然出现了大笔钱。他们创办报纸、杂志、开始出版竭尽诽谤之能事的著作，常常开办售卖中国宣传品的商店。
这些小集团的参加者的政治面目又一次说明了中国领导的十足无原则性。这通常都是一些因为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派别活动或者犯有不道德的行为而被开除出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不坚定分子。这也是一些沽名钓誉的野心家，政治上“看风使舵的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某些国家中反党小集团的参加者表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在奥地利、智利和美国的分裂主义者集团的队伍中进行活动的是一些历史肮脏的人和冒险主义者。
很显然，兄弟党不能容忍派别集团，于是把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而北京每次都接着就对兄弟党发出“严厉的”呵斥，恰恰是责备那些兄弟党“采取了非法手段”。被开除的分裂主义分子们被中国领导人宣布为“真正的革命者”，“英勇的战士”，尽管他们的全部“斗争”不过归结为写作反对共产党的大吹大擂的“宣言”。那些人经常到北京去旅行，那里则以盛大的仪式接待他们，发表他们冗长的诽谤文章。
北京围绕派别集团所掀起的叫嚣的用意最近几个月来完全清楚了。中国领导人自己暴露了这点。不久前他们替比利时那伙叛徒的集会作了广泛的宣传，这次集会公然称自己就是“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令人发笑的决议，要“重建（！）比利时共产党”和“谴责比利时共产党前（！）中央委员会的反党行为”。而中国领导人根据这些虚构的东西把经代表大会选出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称为“前”中央委员会，似乎是北京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缔造自己的共产党。中共领导人还用这种手法“封闭”了其他一些党的中央委员会，如锡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
必须径直指出，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想到过去宣布从其他国家共产党开除出去的可怜的分裂分子集团是真正的“党”，而把真实的共产党宣布为“前”共产党。大肆叫嚷各个党平等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却妄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充当某种“最高法官”的角色，替各共产党解决它们内部生活中的问题。
北京拼凑的分裂主义小集团，无论在工人运动中，无论在人民群众的一般民主斗争中，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扎下什么根。这些集团置身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之外，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绝不会愿意同它们打任何交道。它们的产生和存在都完全是人为的，它们是由北京的分裂行动产生的。不能不指出，它们的出现备受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的赞赏，这些统治集团正确地把这些集团视为工人运动中的义务“第五纵队”。
现在，中共中央领导正在把事态引到更远的地方——它公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拼凑一个有特殊纲领、有集团纪律、以北京为中心的、由同它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还在一九六二年年底，穆罕默德·谢胡就泄露了这些计划。他宣称，目前正在形成以中国党为首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集团。
为什么要拼凑这样的集团呢？每个人都清楚，不是为了争取达到工人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因为集团的主张本身内部就包含着分裂的种子，因而也包含着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的种子。不，这个集团的成立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达到中共中央领导的特殊目的。
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被中国领导人引伸到了国际民主力量阵线的队伍中来。若干年来，和平战士的、妇女的、青年的和其他方面的国际性联合组织的大会和会议，都被中国代表用来进行分裂性的袭击。亚非团结组织的几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的妇女代表大会、在华沙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和其他一些国际性的集会的情况都是这样。中国活动家们一方面玩弄“革命的词句”，同时还把不合乎这些组织的性质的任务和职能强加给所有这些组织，企图丑化这些民主运动在诞生时就当作旗帜的那些基本的口号和要求，并且宣布这些口号和要求不必要了。显然，中国代表们采取的宗派主义的立场，是要使具有不同信念的广大阶层的居民离开这些运动，缩小一般民主斗争的群众基础。
同志们！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变成了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远远地向前迈进了，大大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后时期，出现了数以十计的新的共产党，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向群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的共产党人。最近十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生活中特别有意义的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克服了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使自己的创造性思想和实践活动大大活跃了起来，使他们同生活的需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就可以特别清楚地不仅看到中国领导人分裂活动的害处，而且看到他们使世界共产主义离开其列宁主义道路、服从自己的意图的企图是完全没有前途的。
但是，对中共中央的派别活动的危险性估计不足，那是不对的。中国领导人把赌注放在一切不成熟的和不坚定的分子身上，放在这样一些人的身上：他们没有接触过近十年来共产主义运动充溢着的新精神，他们死死抱住个人迷信的制度和迷恋于在个人迷信时代培植起来的教条主义和学究主义的死板公式。
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变节者也沿用中国领导的派别手法，他们准备打着任何旗子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
同时，中国领导人显然想滥用群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反人民的反动政策的真正不满。在我们的时代，当数以亿计的人，其中包括在政治上不成熟、没有足够经验的人，投入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用以掩藏自己冒险主义主张的“极左的”革命词藻，可能得到一定的反响。这对于那些没有工业无产阶级或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很大，而革命干部理论成熟的水平还不总是足够的高的国家，尤其是如此。
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列宁主义路线和分裂活动，中国领导人打起了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旗帜。他们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贴上“修正主义者”的标签，而把自己封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指望，这样就可以迷惑那些不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真正历史的人，迷惑那些倾向于只是掌握革命斗争的浮浅公式而不去掌握我们伟大学说的实质的人。
从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曾屡次不负责任地指责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为修正主义。例如，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荷兰“左派”共产党人戈尔特在一九二○年秋为回答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而写给列宁的公开信就写道：“现在，您和第三国际的行动就同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根据工人运动的发展来看，西欧存在着两派：急进派和机会主义派。而您，列宁同志，却支持机会主义派……您正在从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变成机会主义的领袖”。
现在是否还有许多人记得对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进行的这些卑鄙攻击呢？
中国分裂主义者的手法欺骗不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公开谴责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冒险主义的方针。许多文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们的言论和党的报刊都对中国领导人的恶劣方针、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所有这一切表明，整个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坚持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
列宁教育出来的我们党，同其他兄弟党一起，今后仍将始终不渝地反对形形色色的来自右面的和来自“左”面的机会主义的行为，为所有兄弟党队伍的团结、为世界革命运动所有队伍的一致、为无往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而斗争。 七、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的危险性
苏联共产党人以及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只限于批判和从政治上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正确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不免会产生一个问题：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不少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建设新社会经验的党的领导人怎么会走上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斗争的道路呢？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中共领导人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列宁主义已经不止一次地同类似中国领导现在所发挥的观点和方针发生冲突。当然，现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在简单地重弹其前辈的老调。他们使旧的思想适应于当前条件，适应于自己的需要。
大家知道，弗·伊·列宁曾经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主要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了锻炼。他写道：“这自然就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同时，列宁强调指出了布尔什维主义经验的另一方面的意义。他指出，关于这一方面，国外知道得还很不够。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像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剽窃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十三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一方面不看是否适合总是喜欢援引过去发生的思想分歧的例子，进行历史对比，一方面又完全抹煞布尔什维主义经验的这一方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列宁针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代表人物、或者像他所讥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的代表人物所说的每句话，都正打中了中共领导目前的政治思想概念和方针。
弗·伊·列宁的许多著作、我们党的决议、共产国际的文件都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了全面的评述。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根源是小私有者、小业主的特殊地位，他们很容易转向“极端革命性”，却没有能力表现出克制、组织性、纪律性、坚韧性，喜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例如，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主义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的斗争，而社会革命党，如列宁所指出，是一个“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最突出的”政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十五页）现在，不能不回忆起，社会革命党人曾经否认工人阶级的主导作用，并企图证明，农民运动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有时，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里也会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列宁曾不止一次指出，无产阶级不能保险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偏见不会钻到自己队伍里来。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中间的优秀人物加入无产阶级政党以后，进行改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另外一些人却跟不上，或者是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什么都没能学到，“除了会熟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鲜明的’口号……”。（《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五十页）
取得政权以后，在苏维埃国家建设的最初年代，我们的党曾不得不同“左倾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作最多的斗争。大家都知道，列宁同当时还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共产党人”、“工人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以及“极左分子”进行了怎样的不调和的斗争。
我想提一提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同“左派共产党人”的斗争，这些人当时企图强迫采取冒险主义的、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有毁灭性后果的“革命战争”策略。列宁认为，尽管他们说着响亮的革命词句，可是作为“左派共产党人”观点的基础的却是极端悲观的情绪，是完全绝望的心理。（《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中文版第五十九页）至于“左派共产党人”当时所起的客观作用，列宁直率地对他们说过：“就你们的客观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而你们的主观‘心理’就是狂暴的小资产者的心理，这种小资产者尽管自充好汉，虚张声势，但深深地感觉到：无产者是正确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中文版第三○四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前情况下，特别需要谈谈我们党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过的尖锐斗争。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表现得很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它打着比布尔什维主义更“左”、更“革命”的虚伪旗帜。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把自己说成是为世界革命奋斗的“真正”战士，实际上是在反对列宁主义。同时，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否定布尔什维克党性、否定党的队伍的团结的体现。派别活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灵魂”。托洛茨基分子不仅同共产国际内的派别集团勾结在一起，而且同从来都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的组织、集团和个人，以及被共产党开除的敌人和叛徒勾结在一起。
追溯所有这些事实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同志们，这是为了考虑过去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的教训。
中国理论家们今天的概念难道不使我们联想到早已被列宁主义粉碎的种种小资产阶级流派的许多思想吗？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极端”革命家才会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否定”革命。只有他才欢迎这样一种论点：“革命战争”是消除两个社会体系的矛盾的
“最后的、有决定意义的”手段。只有小资产阶级“超级”革命家才会要求“立即”和“到处”“开始”革命，而不必考虑当时的具体条件和力量对比。只有他才会反对利用革命的和平道路，因为对他说来，“革命性”的唯一标准就是采用武装暴力，而不管客观情况是否要求这样做。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在走上了这条道路之后，现在就合乎规律地堕落到了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行囊中借用许多思想和概念的地步，就像他们从托洛茨基主义那里继承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斗争的派别性的、分裂主义的方法一样。
是的，同志们，必须公开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全部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重弹早已为国际革命运动所唾弃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老调。
中国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外乎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既不和，也不战”的托洛茨基口号。
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共中央领导反对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的积极活动。这一问题是新提出的吗？不，这只是重复托洛茨基拒绝和平经济建设转而采取“革命战争”、手执武器“推动”世界革命的策略的老方针。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真正涵义就在于此。同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曾经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命运，曾经有赖于这一斗争的结局。如果我们党当时接受了这一方针，结果将会如何呢？党就会在世界帝国主义面前处于无以自卫的境地，一旦遭到武装进攻，就会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垂手可得的猎获物。
现在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强要别人争论同样一个问题——是走“革命的”冒险道路，还是充分考虑列宁关于革命是每个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这一指示，坚持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威力、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列宁主义方针。
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有“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的论点同托洛茨基主义的血缘关系也是同样很明显的。对这种捏造，我们可以回答说，这不是新货色，这个我们党已经听过了。这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托洛茨基关于苏联“蜕化”为“热月”国家的诽谤。
难道我们看不出中国的夸大暴力和强制手段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概念具有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吗？
你们也可以把中共领导人的观点同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
“主张”作一番比较。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国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的理论是新颖的创作吧？不，这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在所谓的第四（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的决议中可以读到：“……由于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三年和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八年两大革命浪潮以及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七年较弱的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地失败了，世界革命的主要中心暂时移到了殖民地世界”。
你们看，这就是中国领导的政治智慧的来源！
在现今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在中国报纸上几乎是逐字逐句转载的、冒充为所谓“革命原则”的其他“极端”革命词藻。托洛茨基主义空谈家们预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对各国工人阶级是有害的”，因为这种和平共处会导致“加强资本主义阵地，而削弱社会主义阵地”。他们夸口说，“只能把那些无恐惧地准备迎接资本主义所策划的原子战争的后果的人”看作是真正的革命者，等等。
既然如此，下列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今的托洛茨基主义头目向中共领导人说（一名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头目波萨达斯去年七月这样说的）：“中国同志，你们不能断言，你们作为革命结论提出的所有问题仅仅是你们的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结果。这是第四国际的结论。”
托洛茨基分子公开把对活跃自己那早已瘫痪的运动的希望同中国领导目前的政治方针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在所谓“宣言”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指出了开辟托洛茨基主义过去从未有过的活动场所的巨大可能性”。
中国领导人装出一付没有觉察到这一切的样子。他们显然是这样想的：“现今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派别，可以利用它的思想，并给予这些思想以‘中国化’的外貌”。但是口袋里藏不住锥子！无论中国领导怎样想避而不谈它的思想的真正来源，它却无法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同老的和现代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相吻合的。
中国领导人同托洛茨基分子一样，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派别和集团的自由，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在这一运动中进行破坏活动。在中国宣传对苏共领导人、对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恶毒的人身攻击中，我们难道认不出托洛茨基分子的那个熟悉的“笔迹”吗？这些托洛茨基分子连做梦都想：对有声望的工人阶级领袖要诋毁得更加猛烈些才好。
现今的托洛茨基分子并不掩饰他们对中共领导人的这种行动的高兴心情。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联合书记处去年七月底在巴黎发表的声明中，向中国领导人保证，在反对苏共以及印度、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斗争中，它“将给他们以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九六三年夏天举行的会议在一项特别决议中赞同“同中国人联合在一起，并为建立第四共产国际和中国同志之间的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历史任务”。
这些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反对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的逻辑，使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同托洛茨基主义结成一伙。
必须指出，中国领导人自己就看到过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压力的危险。例如，毛泽东说过：“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小资产
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
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九一和
九九二页）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说过，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共内
部的表现是“时左时右，喜欢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关门主义
和冒险主义”。
中国领导人曾经一度是写得正确的！但是，他们现在不再
讲小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了。这是不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思想
在他们自己的观点、政治路线和活动方法中占了上风？
然而，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也同沙皇俄国一样，居民
中的非无产阶级阶层占巨大的优势，共产党人本来应当对小资
产阶级的观点和传统向工人阶级队伍的渗透保持特别的警惕。
我们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担当起了这一任务，它一开始就是同大
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受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良好锻炼的战
斗工人阶级的政党。在这方面具有原则性的意义的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依靠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坚定地遵循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理想。
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不
能坚决地抵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和捍卫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的路线。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他
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这个事实。
我们本来不想涉及中共领导的对内政策问题。但是，由于
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冒险主义方针同他们在对内政策中
的错误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得不也谈谈这一点。
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的结果，各国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现在都知道了。不能不认为，这个政策是想要“跳过”
社会发展必要阶段的“左倾”尝试。
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实行的民主改造和社
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一向给予应有评价。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
年，中国共产党执行了现实主义的方针，采用了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的经验并依靠了它们的支持，从而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人曾对这些成就衷心地感到高兴。
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这一方针突然改变了，而代之以所
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针。在一
九五六年还认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的任
务，中国领导人决定在几年之内完成。当时决定在五年（一九
五八——一九六二年）之内把工业总产值增加为六点五倍（每
年平均的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四十五！），而农业总产值增加为二
点五倍（每年平均的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十！）。
这些计划的制定既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根据，也没有考虑到
国家的实际可能。当时在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要在三、四年或
者五、六年里就保证“跃进到共产主义”。
这些试验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中国经济被弄得倒退几年。
“三面红旗”的方针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和工业化的速
度急剧放慢，并影响了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我们谈这个，当然不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遭到的挫败幸灾乐
祸。同他们一样，我们对兄弟中国人民遇到的困难而感到痛心。
我们谈这些事实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背离经过考验的建
设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原则会导致什么结果。
在分析中国领导现今立场的根源时，不能不看到这种根源
还在于越来越严重的、露骨地民族主义的、大国主义的意向，这
种意向特别严重地表现在中共首领们的对外政策活动中。历史
上不只一次出现过空喊的“革命主义”同最狂妄的民族主义携
手前进的情况。列宁不只一次地指出，产生小私有者那种社会
经济条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
民族狭隘性”之一特别顽固有力。（《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
中文版第一三○页）
事实说明，民族主义在中国领导的整个政策中越来越占上风，正在成为他们行动的动力弹簧。这一点在“大跃进”时期
已经表现出来了。想出这个“大跃进”，显然是企图“用一个
跳跃”超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占控制
地位。
以后，这些倾向日益加强了。这反映在中国政府这样一些行动上，例如围绕边界问题人为地煽动民族主义狂热，中共领导人在加勒比危机时期的行为，中国政府对核问题的立场。
这些和其他一些事实暴露出中国领导人言行完全脱节。日益明显的是，“左”的词句和药方多半是用于“出口”，用于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而中国领导人自己，在问题牵涉到国际舞台上的实际步骤时，则宁愿绝对不从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采取行动。为什么目前中国宣传把同帝国主义进行的全部斗争只归结于同美国斗争，而回避其盟国——日本、西德、法国的帝国主义者，这一事实也使人们感到极其莫解。他们是不是要在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中寻找同所谓“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伙伴？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所谓“中间地带”理论，令人大为疑惑，这一理论把西德、英国、法国和日本看做遭受美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从而美化英国、法国、日本、特别是西德的帝国主义者，掩盖他们的侵略本质和他们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对普遍和平的危险性。在一九六○年声明中着重指出了来自西德帝国主义的对和平事业的特殊威胁，并且向共产党提出了加强反对西德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斗争的任务。苏联人民根据自身经验知道，这个帝国主义强盗多么危险。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帝国主义已经远不是美帝国主义的简单附庸了。西德帝国主义依靠大大超过整个希特勒德国的潜力的雄厚的经济潜力，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多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定调子。
英国、法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也具有不小的危险性。即使从不久前在塞浦路斯、东非、加蓬和东南亚发生的事件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用武装力量镇压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的出发点是，所有反帝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宪兵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还应当把反对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势力，当作自己的任务。中国的“中间地带”理论则在客观上为英、法、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抹粉，有利于他们。
应当说，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咬开”了中国政策的秘密。他们懂得，中国领导人的“革命词句”决不是指向帝国主义。这些词句实际上是用来掩盖反对苏共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剧烈斗争，而对帝国主义者没有任何威胁。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政策目前出现了转变。
我们并不隐讳：看到中国领导的所有这些手腕，我们同世界上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对中国领导人将把他们伟大的国家拖到怎样危险的道路上这点感到理所当然的忧虑。中国领导人沿着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不正确的道路走去，怎么会不同帝国主义的反动好战分子实际上结成一伙呢，由于中国政府拒绝在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上签字而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方针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族利益毫无共同之处。能够作中国人民的真诚盟友的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中国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在于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于同一切反帝力量结成牢固的同盟。人民中国迅速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保证就在于此。
不分析一下由于培植个人迷信而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及国内形成的局面，就无法理解中共中央现在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立场。不能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越来越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
中国的宣传多年以来就坚持不懈地要使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相信，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体现”，而我们的时代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宣传硬说总结当代历史任务的工作已经完全落在毛泽东一人的肩上，并且把事情说成是这样：似乎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中共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的一个领导人，像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般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是中国领导人产生领导权意图的原因。
但是，历史不会重演。而一度成为悲剧的事情，第二次只能表现为滑稽戏。中共领导人本应当知道，共产主义运动永远也不会容许重演它过去曾经为之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制度。共产主义运动同个人迷信是不相容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永远结束了我们党内这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创造了使个人迷信时期曾经存在的那种制度永远不再重演的一切条件。
党完全恢复了列宁的党内生活原则和国家生活原则，恢复并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完全支持。因此，可以理解，指摘反对个人迷信思想的斗争，就意味违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同意的路线，就意味着有意把这个运动推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格格不入的错误道路。
而中国领导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公然出来扮演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卫护者的角色，说什么反对个人迷信就是“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丑化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正是个人迷信使作为民主的最高形式——劳动人民的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重要方面遭到歪曲。列宁在世时，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原则以及社会主义法制得到了最严格的遵守。列宁依靠党员群众，以党的方法对反党的集团和派别进行了斗争。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占优势的是另一种方法——对那些被斯大林怀疑为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党的活动家采取了肉体消灭的办法，而且，对党和国家的经过考验的和忠诚的干部特别猛烈地实行镇压和专横的时期，恰恰就是在同反对派的斗争已成过去、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剑是用来打击敌人的，而斯大林却用它来对付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
但是，可以看到，正是斯大林活动的这个方面被中国领导人看中了，因此他们把斯大林的错误的领导方法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尽管在个人迷信时期斯大林滥用职权的很多事实已尽人皆知，尽管斯大林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背离了列宁遗训，中国领导人却仍把斯大林奉若神明，把他描绘成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关于在个人迷信时期的大规模镇压，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是：那只不过是一些不大的“过火行为”而已。
中国领导人的这条路线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这条路线所表现出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的思想和道德，而是那些把赌注放在暴力和镇压手段上的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让中国领导人来问问遭到过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的苏联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问他们如何对待想给斯大林的歪风和错误恢复名誉的企图和想恢复个人迷信制度的企图。中国领导人只会得到一个回答：不容许这样！
我们党粉碎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反党集团。这个集团之所以反对消除个人迷信，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集团中的某些成员对在他们同斯大林一起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时期中无辜的人们遭到的大规模镇压，也有责任。
斯大林和后来被揭露的反党集团成员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进行镇压的事实，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不仅如此，据查明，莫洛托夫曾同斯大林一起批准：按照所谓“人民敌人之妻第四号名单”对这些活动家的妻子也处以极刑，列入这个名单的有维·阿·德宾科—谢佳基娜、叶·斯·科西奥尔、阿·伊·丘巴尔、叶·叶·艾赫—鲁勃佐娃等人。在许多情况下，莫洛托夫竭力像俗话所说的那样，要做一个“比教皇还大的大天主教徒”。在一份批准判处一大批被镇压的工作人员的妻子以长期徒刑的文件上，莫洛托夫在名单中的一个名字下面批了“极刑”二字。
中国领导人是不是一心要恢复这种不人道的制度呢？他们是不是因此对那些被逐出我党队伍的人表示同情呢？
中国领导人在个人迷信问题上不仅拒绝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结论和方针，而且拒绝了他们自己早先的言论。
大家知道，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言论中，在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几篇文章里，对苏共在消除个人迷信后果方面的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说：“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中国活动家当时公正地说，只有“全世界的反动派”才会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
现在，中国领导人出于自己的政治打算，起来卫护个人迷信。他们之所以卫护斯大林的歪风和错误，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正在培植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从中共领导人目前的政治方针的例子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再一次看到：个人迷信的做法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多么恶劣，它在给各国人民的利益，给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伟大事业带来多大的害处。如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个人迷信的思想，那就会把这个运动引进死胡同，就会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因此，对中共领导目前的反列宁主义的分裂主义方针的根源的探讨，促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用“左的”词句掩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现实危险。由于同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个拥有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影响手段的执政党的领导人，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在不断加大。
很明显，苏共像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不能不采取措施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活动可能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危害。八、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同志们！我们党可以完全有权利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尽我们所能来克服分歧、恢复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合作，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友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尽管中共领导人采取了不能容许的论战方法，尽管他们公开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我们党仍然表现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最大限度的责任感和对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最大限度的关怀。
近几年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根据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倡议，采取了不少的实际步骤，来达到我们两党的团结，保持和扩大同中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方面的合作。如果说，这些步骤没有取得成果，那完全是中国领导人的过错。
在中国领导人开始公开攻击我们党以后，苏共中央曾屡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两党抛开现有的分歧，仍然像从前一样，在一切原则性问题上奉行一致商定的路线。我们曾建议停止就我们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进行不必要的争论，不要发表只会导致分歧加深的公开言论。信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规定协调对外政策方面的行动，加强对外政策情报的交流，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一致行动等等。
一九六二年十月，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同即将回国的中国驻苏联大使的谈话中，请他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我们建议“抛开一切争论和分歧，不去分辨谁对谁错，不要翻旧账，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我们的关系。”
在中国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粗暴攻击的文章以后，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仍然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同中国新任大使的谈话中说：“我们希望重新回到我们过去的兄弟关系上来，并准备为此尽一切努力。”
但是，对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所表现的善意，中共领导人每一次的回答是：有意地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进一步尖锐化，对苏共、对苏联政府、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进行层出不穷的攻击。
在反对苏共及其列宁主义方针的斗争中，中国领导人把火力首先集中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身上。当然，他们不能不看到，正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领导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我们党内和国家中发生的、保证苏联人顺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卓越进程。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达到颠复的目的，想把赫鲁晓夫同志同中央委员会分开，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同党和苏联人民对立起来。
但是，这一肮脏的阴谋是冒险的和无望的，它注定要遭到完全的和可耻的失败。
中国的首领们，而且还不仅仅是他们，应当牢牢记住：以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为首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比任何时候都要一致和坚如磐石般的团结。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热情和原则性，他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公认的领导人。他表达了苏联人的憧憬和夙愿。我们党所执行的列宁主义路线是同中央委员会，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分不开的。这条路线把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提高了我国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我国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支持这条列宁主义路线。
我们党历来不怕、而且现在也不怕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我们党的出发点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应当在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求得解决，论战的发展应当服从工人运动的利益。
苏共中央清楚地看到下面情况的危险性：中国领导人竭力把公开论战从澄清有争论的问题的手段变成进行大量的荒谬的诽谤性指责的借口，变成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
我们党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为停止由中共领导人强加的公开论战，作了不少努力。众所周知，苏共中央不止一次提出过这种倡议，其中包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一九六三年一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个倡议得到了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支持。然而，中国领导拒绝讨论这个建议，并且扩大了争论问题的范围，加剧和煽动了论战。
去年春天，就苏共和中共代表双边会谈达成了协议。我们去参加会谈时，希望中国代表表现出愿望：不把努力集中在使我们分离的东西上面，而是集中在把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联合起来的东西上面。苏共代表团建议认真地、仔细地讨论一切争论问题，并且为关系的正常化、为加强我们两党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扫清道路。我方还提出了发展苏中两国关系的具体计划。
然而，中共代表团利用会谈进一步加剧分歧，粗暴地、无根据地攻击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代表们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其中完全忽视了我们的论据和建议）之后，就宣布双边会谈中止。
苏共中央的一切步骤，都是出自对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致、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真诚关怀。我们的职责就是不受斗争狂热的影响，彻底利用现有可能性，以扑灭分歧，防止分裂。
看来，中国领导对我方的这些措施作了另外的估价。现在已经清楚，它把我们的克制、我们对团结的愿望，看作是软弱的表现。最近以来，它开始谈，除非我方“无条件投降”，否则就不改善同苏共的关系。中国领导人到底想要怎样呢？
实质上是要共产主义运动在现时代所提出的一切根本问题上放弃自己的立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迫切需要的是利用当前形势来更紧密地团结当代一切革命力量和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进程。
与此相反，中国领导人却在把事情引向拆散当代的基本革命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这样只会阻碍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出发点是，各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来保卫和平，拯救人类免遭核灾难。他们认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的总原则。
中国领导人却无视这一任务。他们实际上是在推动核军备竞赛，鼓吹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这一竞赛，奉行一种能够导致原子战争的路线，认为保卫和平的斗争是次要任务，把这个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全力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一致和团结，把社会主义各国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在经济建设的任务上，以使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的和平经济竞赛中取得胜利。
中国领导人的行动破坏着和动摇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越来越使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隔绝。中共中央轻视经济建设，无视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中的任务。这样的方针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削弱，使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困难起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展开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捍卫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为非和平的道路，为武装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作好准备。
与此不同的是，中共领导人千方百计丑化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为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和平和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拒绝建立广泛的反垄断资本联盟的路线，否认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鼓吹不问具体情况、手拿武器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
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国人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反帝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建立和加强民族阵线、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为争取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斗争。
中国领导人避而不谈民族解放革命现阶段的实质，看不到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给各国人民开一样的药方——武装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这种方针将会导致民族阵线的破裂、殖民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的地位的加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力求加强每一个共产党以及整个世界共产党人大军在宣言和声明的原则上的一致和团结。
中共领导人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组织的团结，建立派别组织，竭力分裂我们的运动及其在各国的队伍。
这样，中共领导人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上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他们的方针是一条融合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民族主义以及大国主义野心的方针。
在今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刊载的从头至尾都是反苏诽谤的恶毒文章中，中国领导人大吵大嚷地说，他们将加强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活动。他们以民族主义的自负态度大放厥词说，将继续攻击苏共，以搞乱伟大的列宁缔造的党的活动。
经受过多次严峻考验的苏联共产党人——十月革命的儿女、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开拓者，听到这些威胁时只觉得可笑。
当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对我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猖狂进攻时，苏联共产党人将不会保持沉默。我们不得不大声阐明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的实质。
现在十分尖锐地提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受中国领导人歪曲的任务。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纯洁性的利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最后是中国人民本身的利益，都要求我们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行动。
我们主张加强同中国人民的友谊，愿意同中国发展各方面的合作。苏联共产党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着真诚的好感，深深地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我们相信，任何人、任何时候都破坏不了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的基础，现今中共领导的立场并不反映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族利益。我们将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使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回到符合我们两国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道路上。
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首领们现在的立场多么危险。事实表明，面临着一场争取加强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争取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严重的、从一切迹象来看也是长期的斗争。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今后还打算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还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展开派别活动。我们党将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保卫所有主张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一致。
我们党主张再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来讨论当代的根本问题，主张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广泛地交换意见，以便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中共领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党集体努力来确定为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所必需的途径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会议正应当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一点对苏共是十分明确的。
苏共中央相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不论多么严重，它一定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把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今后仍将奉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基础上同一切兄弟党团结的路线。
我们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所走的道路，是列宁主义的道路，因而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通过了新纲领，在这个纲领中确定了自己今后二十年发展的道路。我们党、全体苏联人民把实现这个纲领、把顽强地和目标坚定地向共产主义高峰前进，看作是自己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党一如既往，光荣地履行了并且还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联共产党今后仍将在伟大列宁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下坚定地、始终不渝地奉行旨在实现苏共关于在我国建设最公正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纲领的路线。